哈尔·布兰兹：“美国优先”的世界——特朗普回归对全球秩序意味着什么

　　当美国成为“强权国家”

　　由于更多主流顾问的阻挠、国会共和党国际主义者的反对以及特朗普本人不守纪律，“美国优先”的理念在特朗普此前的任期内并未完全成为现实。然而，如果特朗普重新入主白宫，前两个因素可能就不那么突出了，因为他在共和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而且这一次他会小心翼翼地让自己周围有一群追随者。不管特朗普能否在11月的大选中获胜，他的观点都日益成为美国辩论的核心。因此，我们有必要想象一下实施“美国优先”的过程和后果。

　　这一战略的一个要素是去全球化的防御。美国可能会保持无可匹敌的军事实力。它可能会在导弹防御、网络能力和其他保护国土的工具上投入更多资金。当敌人攻击其公民或挑战其主权时，它可能会猛烈回击。然而，华盛顿不会继续保护那些对美国安全没有明显关键意义的遥远国家，也不会继续提供主要由其他国家消费的公共产品。为什么美国要冒险为了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与俄罗斯开战，或者为了南海的半水下礁石与中国冲突?为什么五角大楼必须保护中国与欧洲的贸易不受胡塞武装的袭击?一个普通的国家不会这么做。

　　一个更普通的美国也会是一个更加沉默的盟友。大国并不总是把联盟视为神圣的;联盟政治的历史充满了失望和背叛。那么，至少华盛顿不会将其联盟视为战略上的血誓，而会将其视为随时可以重新谈判的交易。为了换取持续的保护，它可能会要求欧洲增加国防开支，或者要求沙特增加石油产量。或者，华盛顿可能会简单地退出联盟，把欧亚大陆留给欧亚人，并指望美国的地理孤立、控制海上通道的能力和核武库将侵略者拒之门外。

　　大陆主义可能因此取代全球主义。即使是一个更加克制的美国也会努力主宰西半球。随着华盛顿放弃管理欧亚安全事务的能力，这一点将变得更加重要。因此，“美国优先”将以重新焕发活力的门罗主义为特色:美国从旧世界前哨的收缩将预示着将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来维护美国在新世界的影响力，并防止竞争对手在那里获得立足点。

　　在经济上，“美国优先”战略将以保护主义和掠夺为特征。美国将继续参与全球经济。但它将寻求大幅平衡这种参与的负担和利益。再也不能容忍贸易伙伴，甚至是民主盟友的不对称歧视。相反，华盛顿将运用其无与伦比的权力，从关键关系中榨取更大的利益。就像特朗普用关税打击中国和欧盟一样，美国对盟友和对手也会变得更加强硬。这种想法认为，当美国占全球产量的一半时，它有能力退缩，但一个更具经济竞争力的世界将需要一个赤裸裸的回应。

　　尤其重要的是，美国将退出自由秩序中的自由主义方面。如果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有任何指导意义的话，美国将减少在遥远的、看似荒凉的地方促进民主和人权的投入。它将更有可能与不民主的政权达成明确的交易性协议。在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中，美国甚至可能成为不自由行为的典范，因为海外有野心的铁腕人物会模仿白宫铁腕人物的策略。华盛顿也可以减少对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重视，以期放松有时对美国权力施加的自由秩序的法律或制度上的限制。

　　这一切对美国与竞争对手的关系意味着什么?“美国优先”战略可能会导致与中国的持续摩擦，尤其是在贸易方面。在威权国家直接影响到美国安全和繁荣的地方，局势可能会非常严峻。然而，降低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美国政策将使不自由的领导人放心，华盛顿将不那么倾向于与北京、莫斯科或德黑兰就违反国际准则或对距离美国海岸数千英里的小国进行胁迫进行对抗。在某种程度上迁就威权者，自然符合这种外交政策。任何遗留下来的冲突都将更多地是传统的大国对抗——雄心勃勃的大国为财富和影响力而发生冲突——而不是美国捍卫濒危的自由秩序的产物。

　　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仍将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即使华盛顿只专注于维持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它也将拥有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大的势力范围。在某些领域，美国将不像以前那样羞于寻求单方面的优势。一个普通的美国可能会减少存在感而更具掠夺性——这可能会重塑更广阔的世界。

　　美国退缩造成的真空将由世界上最具侵略性的国家填补

　　“美国优先”的批评者警告称，这将破坏全球稳定，他们可能说得没错。1945 年之前的世界政治史并不让人抱有太多希望，事情会以某种方式“自然”解决。美国领导层遏制了过去困扰世界的因素——全球扩张计划、重要地区之间的自相残杀、造成贫困的保护主义、独裁统治的威胁。

　　如今，美国相对于其竞争对手的实力不如 1945 年或 1991 年。但美国力量仍然支撑着世界所享有的秩序。只要看看乌克兰就知道了，如果没有华盛顿提供的武器、情报和资金，乌克兰早就被俄罗斯击垮了。或者问问那些依靠北约保护自己免受俄罗斯威胁的欧洲国家。在亚洲，没有一个联盟可以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制衡中国的力量。在中东，最近发生的事件提醒我们，只有美国有能力保卫重要的海上航线并协调地区防御以抵御伊朗的袭击。

　　这种情况不会很快改变。主张克制的人可能希望美国的退缩将迫使志同道合的国家挺身而出。但如今更有可能的是，美国退缩造成的真空将由世界上最具侵略性的国家填补。

　　“美国优先”很可能给处于冲突前线的国家带来灾难——不只是乌克兰——这些国家将失去超级大国的支持，而正是这个超级大国曾支持它们对抗邻国的侵略者。这将导致东欧或南海等全球热点地区动荡加剧，在这些地区，专制大国与较弱的对手展开对抗。许多人眼中理所当然的秩序、规范——商业能够畅通无阻地穿越海洋，不允许的武力征服他国——可能会以惊人的速度消失。在美国的保护下能够合作的国家可能会再次开始更加怀疑地互相审视。随着混乱加剧，整个欧亚大陆的国家可能会武装到牙齿，包括核武器，以确保其生存。或者，随着美国的收缩降低了恶意行为的代价，掠夺行为可能会肆意横行。

　　与此同时，民主恶化的情况将加剧，尤其是在脆弱的民主国家应对附近强大威权政权施加的压力时。随着美国不再保障贸易全球化——甚至不再捍卫拜登政府所强调的相对合作的自由世界经济，重商主义和保护主义可能会激增。如果各国不再指望美国维持开放的经济和海洋秩序，它们可能会争相锁定资源和市场。

　　“美国优先”后的世界形势同样对美国不利

　　但对美国本身来说，情况可能没那么糟糕。1945 年后外交政策的最大讽刺在于，建立自由秩序的国家是最不需要自由秩序的国家。毕竟，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拥有无与伦比的地理优势和经济优势。在一个因其政策选择而变得更加无序的世界里，华盛顿可能在一段时间内还能保持平稳。

　　欧亚大陆边缘地区安全局势的恶化将使数十年的地缘政治进步化为泡影，但不会立即危及美国的实体安全。1930年代，大多数美国人都不愿为但泽而牺牲;到了2020 年代，有多少人会真正介意纳尔瓦沦陷?同样，对弱小的国家来说将是悲剧，但拥有核武器和海洋“护栏”的超级大国并不会有什么危险。

　　美国也能比大多数国家更好地应对国际经济的分裂。如果贸易环境变得残酷，美国无与伦比的实力将赋予它巨大的影响力——而其丰富的资源禀赋、巨大的国内市场和相对适中的贸易依赖性将使它相对适合保护主义的世界。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会真正繁荣：扰乱中东石油运输或台湾半导体运输的动荡可能会造成全球经济混乱，而美国人也不会毫发无损。但相反的是，这种混乱相对而言可能仍对美国有利 ，因为其他国家的情况会更糟。

　　欧洲和东亚国家将被迫在国防方面投入巨额资金，同时还要应对可能重新出现的竞争。中东海上航线安全的崩溃将主要影响最依赖这些贸易路线的欧洲和亚洲国家。如果自由秩序崩溃，即使是华盛顿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国也会遭受巨大损失，因为中国严重依赖外国投入和出口市场。

　　当然，最终美国将付出更大的代价。保护主义和混乱造成的国际经济摩擦将拖累美国的增长，从而加剧国内的社会和政治冲突。如果民主在海外退却，威权政权崛起，美国国内的威权声浪可能会得到加强——正如 1930 年代确实发生过的那样。

　　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但历史学家会立即意识到——美国最终会决定，全球秩序的重建确实需要它参与，但一旦欧亚大陆内部的局势失控，美国将从一个明显不利的位置上介入。然而，这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实现。当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撤退时，世界秩序花了一代人的时间才彻底瓦解，华盛顿感到不得不重新参与。直到灾难来袭，欧洲和亚洲的力量平衡同时崩溃，连锁混乱才使大多数美国人决定置身于全球事务之外，而不是重新参与。同样的特点使美国在短期内免受世界秩序恶化的影响，这意味着华盛顿可以等待很长时间，直到这种恶化变得无法容忍。

　　“美国优先”的诱惑和悲剧在于，超级大国的好运将暂时保护它免受自身错误决策的后果。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也会对“美国优先”后的世界形势变化感到后悔——但只有在许多其他国家首先承受不良后果之后。

　　作者简介：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事务教授。本文选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如果美国成为一个普通的大国，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这并不是问如果美国退回到彻底的孤立主义会发生什么。而是说，如果美国像历史上许多大国一样，以狭隘的利己主义和经常压榨他国的方式行事，如果它拒绝承认自己有特殊责任塑造一个有利于更广泛世界的自由秩序，会发生什么。这将是对美国80年战略的重大背离。但这不再是一个异想天开的前景。

　　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凭借“美国优先”的竞选纲领赢得了总统大选。他寻求一个强大但冷漠的美国，一个将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优势，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与外界纠缠的美国。事实上，特朗普世界观的决定性特征是，他相信美国没有义务追求狭隘意义上的自身利益之外的更大的东西。今天，特朗普再次竞选总统，因为他在共和党内部的外交政策追随者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对美国全球主义重要方面的厌倦已成为两党共同的事务。迟早，在特朗普或其他总统的领导下，世界可能会面对一个始终坚持“美国优先”的超级大国。

当地时间5月25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出席了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自由党全国代表大会，试图争取该党选民的支持。据“今日俄罗斯”报道，特朗普在大会上发表讲话称，如果赢得美国大选，他将致力于迅速结束俄乌冲突，阻止拜登政府“迈进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样的美国并非是一个在全球所有事务上的退缩者。在一些问题上，它可能比以前更加咄咄逼人。但它也不会那么在意捍卫全球准则、提供公共产品和保护遥远的盟友。它的外交政策将变得不那么有原则，更多的是零和博弈。更广泛地说，这样的美国将拥有超强的权力，却却缺乏超强的责任感——因此，它将拒绝承担不平等的负担，以追求自由秩序提供的切实但并不统一的利益。

　　结果不会很好。一个更加普通美国的外交政策将产生一个更加“自然”的世界——也就是说，更加邪恶和混乱。“美国优先”的世界对乌克兰和其他易受威权侵扰的国家来说可能是致命的。它将导致美国霸权长期抑制的混乱出现。

　　然而，美国本身可能不会那么糟糕——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在一个原始力量更为重要的世界里，因为自由秩序已经被破坏了。即使真的分崩离析，美国人也会是最后一个注意到的。“美国优先”之所以如此诱人，是因为它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美国是最后才会在一个更加无序的世界中遭受损失——但从现在到那时，其他所有国家将付出更大的代价。

　　不同以往的超级大国

　　所有国家都追求自己的利益，但各国对利益的定义不尽相同。传统上，国家利益的概念强调保护自己的领土、人口、财富和影响力。然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多数美国领导人和精英都拒绝接受这样的观念，即美国应该是一个以正常方式行事的普通国家。毕竟，这场战争已经证明了国际事务的“自然发展”是如何将人类，甚至是遥远的美国，拉进恐怖之中的。因此，它使最初的“美国优先”运动(由反对美国干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士组成)失去了信誉，并明确表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其对其利益所包含内容的看法。

　　由此产生的计划规模空前。它包括建立覆盖全球的联盟，保护数千英里之外的国家，重建遭受破坏的国家，创造繁荣的自由世界经济，以及在遥远的土地上培育民主。尤其重要的是，它意味着放弃其他大国普遍奉行的征服和赤裸裸的压榨政策，转而捍卫不侵犯、自决、公共自由等准则，这将为人类提供一条更加和平与合作的道路。1949年，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宣布，美国现在正在承担“上帝赋予的责任”，“为子孙后代谋取福祉”。

　　这种“责任”的说法很能说明问题。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从未怀疑过，他们的国家将受益于一个更良好的世界。但是，创造这样一个世界需要华盛顿以一种非常宽泛的方式来考虑自身利益的问题。以前对国家利益的定义没有要求世界上最安全、最坚不可摧的国家为了遥远大陆的领土而冒着核战争的风险，或将昔日的敌人重建为工业巨头和经济竞争对手。而且，先前对国家利益的定义也不要求对共同安全做出明显不均衡的贡献，这样盟国就可以有意减少自己的国防开支。

　　“我看到了对西方世界的好处，”约翰·肯尼迪总统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抱怨说，华盛顿在稳定和调节国际经济方面的作用。但对美国来说，“狭隘的国家优势是什么?”美国的政策只有在人们相信对国家狭隘利益的追求曾使世界陷入大屠杀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因此华盛顿必须创造一个更广阔的国际环境，通过惠及全球志同道合的人民来造福美国人。“领导的模式，”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1952年解释说，“是一种责任模式。”美国人必须“不要狭隘地看待我们的利益，而要……以一种广泛而理解的方式来看待它们。”

　　被“美国优先”侵蚀的美国全球责任

　　人们不必认为自1945年以来一切都很美好，就能认识到，一旦这种“责任模式”开始激活美国的治国方略，历史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美国领导下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氛围下，先是在西方，然后在全球，经济爆炸式增长，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战争仍在继续，但大国战争和彻底的领土征服成为了早期黑暗时代的产物。民主在西方蓬勃发展，并向外辐射。美国的安全保障使得西欧和东亚避免冲突，使曾经的敌人得以和解，并使这些地区成为相对繁荣与和平的绿洲。人类从未有过如此美好的时光，美国站在自由秩序的中心，这种秩序逐渐扩大到覆盖全球大部分地区。

　　然而，美国人从未完全相信他们应该无限期地维持这种秩序。冷战开始时，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怀疑美国人能否胜任领导全球的任务。随着冷战的结束，西方取得了惊人的胜利，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写道，美国现在可以成为“一个正常时期的普通国家”。

　　柯克帕特里克说得对，在美国历史的头150年里，这个国家自1945年以来所承担的承诺是史无前例的。这些超常的行为产生于极其不正常的环境。美国领导人曾认为，他们必须推行大胆的全球外交政策，因为一个听任自然发展的世界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刚刚遭受了两次灾难性的崩溃，而冷战的开始又可能带来第三次崩溃。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相当于其他所有大国的总和。这种力量与恐惧的结合改变了美国的政策。但没有任何地方写着，华盛顿必须永远坚持这一计划，因为产生它的条件逐渐成为过去。今天，有迹象表明华盛顿不会无限期地继续这样做。

　　过去三任美国总统都渴望逃离中东。随着军事威胁的增加，五角大楼正在努力同时维护欧亚大陆三个关键战区的稳定。保护主义正在兴起;两党都对华盛顿曾经用来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贸易协议不屑一顾。在2023年底和2024年初，经过了六个月拖延，国会才批准了对乌克兰的救命援助。这种新情绪在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愿景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这句话显然让人想起了上世纪30年代，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经常被称为孤立主义者。但他不是孤立主义者，也不是最初的“孤立主义者”。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优先主义者支持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并支持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中进行强有力的防御。他们反对的观点是，华盛顿应该负责维护更大的全球秩序，或者它应该与那些没有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国家——不管他们犯了什么罪——开战。

　　特朗普与早期的“美国优先”运动之间的关键联系在于，他希望把美国带回一种更传统的海外利益观。特朗普质疑美国为什么要冒着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来保护欧洲或亚洲的小国。他一直对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和保护台湾持怀疑态度。(与一些分析人士的观点相反，在特朗普版本的“美国优先”中，印太地区也不例外。)特朗普哀叹美国联盟的代价，并贬低其好处;他对华盛顿长期监管的全球经济的不对称感到愤怒。他对支持民主或保护重要但无形的准则(如互不侵犯)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

　　可以肯定的是，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绝不是一个被动的超级大国。随着他与中国的贸易战，与伊朗和朝鲜的紧张局势升级，以及与美国盟友之间的经济争端，特朗普确实认为华盛顿应该在其利益受到威胁时施加影响。他只是不相信这些利益包括美国长期维持的自由秩序。

　　当美国成为“强权国家”

　　由于更多主流顾问的阻挠、国会共和党国际主义者的反对以及特朗普本人不守纪律，“美国优先”的理念在特朗普此前的任期内并未完全成为现实。然而，如果特朗普重新入主白宫，前两个因素可能就不那么突出了，因为他在共和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而且这一次他会小心翼翼地让自己周围有一群追随者。不管特朗普能否在11月的大选中获胜，他的观点都日益成为美国辩论的核心。因此，我们有必要想象一下实施“美国优先”的过程和后果。

　　这一战略的一个要素是去全球化的防御。美国可能会保持无可匹敌的军事实力。它可能会在导弹防御、网络能力和其他保护国土的工具上投入更多资金。当敌人攻击其公民或挑战其主权时，它可能会猛烈回击。然而，华盛顿不会继续保护那些对美国安全没有明显关键意义的遥远国家，也不会继续提供主要由其他国家消费的公共产品。为什么美国要冒险为了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与俄罗斯开战，或者为了南海的半水下礁石与中国冲突?为什么五角大楼必须保护中国与欧洲的贸易不受胡塞武装的袭击?一个普通的国家不会这么做。

　　一个更普通的美国也会是一个更加沉默的盟友。大国并不总是把联盟视为神圣的;联盟政治的历史充满了失望和背叛。那么，至少华盛顿不会将其联盟视为战略上的血誓，而会将其视为随时可以重新谈判的交易。为了换取持续的保护，它可能会要求欧洲增加国防开支，或者要求沙特增加石油产量。或者，华盛顿可能会简单地退出联盟，把欧亚大陆留给欧亚人，并指望美国的地理孤立、控制海上通道的能力和核武库将侵略者拒之门外。

　　大陆主义可能因此取代全球主义。即使是一个更加克制的美国也会努力主宰西半球。随着华盛顿放弃管理欧亚安全事务的能力，这一点将变得更加重要。因此，“美国优先”将以重新焕发活力的门罗主义为特色:美国从旧世界前哨的收缩将预示着将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来维护美国在新世界的影响力，并防止竞争对手在那里获得立足点。

　　在经济上，“美国优先”战略将以保护主义和掠夺为特征。美国将继续参与全球经济。但它将寻求大幅平衡这种参与的负担和利益。再也不能容忍贸易伙伴，甚至是民主盟友的不对称歧视。相反，华盛顿将运用其无与伦比的权力，从关键关系中榨取更大的利益。就像特朗普用关税打击中国和欧盟一样，美国对盟友和对手也会变得更加强硬。这种想法认为，当美国占全球产量的一半时，它有能力退缩，但一个更具经济竞争力的世界将需要一个赤裸裸的回应。

　　尤其重要的是，美国将退出自由秩序中的自由主义方面。如果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有任何指导意义的话，美国将减少在遥远的、看似荒凉的地方促进民主和人权的投入。它将更有可能与不民主的政权达成明确的交易性协议。在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中，美国甚至可能成为不自由行为的典范，因为海外有野心的铁腕人物会模仿白宫铁腕人物的策略。华盛顿也可以减少对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重视，以期放松有时对美国权力施加的自由秩序的法律或制度上的限制。

　　这一切对美国与竞争对手的关系意味着什么?“美国优先”战略可能会导致与中国的持续摩擦，尤其是在贸易方面。在威权国家直接影响到美国安全和繁荣的地方，局势可能会非常严峻。然而，降低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美国政策将使不自由的领导人放心，华盛顿将不那么倾向于与北京、莫斯科或德黑兰就违反国际准则或对距离美国海岸数千英里的小国进行胁迫进行对抗。在某种程度上迁就威权者，自然符合这种外交政策。任何遗留下来的冲突都将更多地是传统的大国对抗——雄心勃勃的大国为财富和影响力而发生冲突——而不是美国捍卫濒危的自由秩序的产物。

　　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仍将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即使华盛顿只专注于维持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它也将拥有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大的势力范围。在某些领域，美国将不像以前那样羞于寻求单方面的优势。一个普通的美国可能会减少存在感而更具掠夺性——这可能会重塑更广阔的世界。

　　美国退缩造成的真空将由世界上最具侵略性的国家填补

　　“美国优先”的批评者警告称，这将破坏全球稳定，他们可能说得没错。1945 年之前的世界政治史并不让人抱有太多希望，事情会以某种方式“自然”解决。美国领导层遏制了过去困扰世界的因素——全球扩张计划、重要地区之间的自相残杀、造成贫困的保护主义、独裁统治的威胁。

　　如今，美国相对于其竞争对手的实力不如 1945 年或 1991 年。但美国力量仍然支撑着世界所享有的秩序。只要看看乌克兰就知道了，如果没有华盛顿提供的武器、情报和资金，乌克兰早就被俄罗斯击垮了。或者问问那些依靠北约保护自己免受俄罗斯威胁的欧洲国家。在亚洲，没有一个联盟可以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制衡中国的力量。在中东，最近发生的事件提醒我们，只有美国有能力保卫重要的海上航线并协调地区防御以抵御伊朗的袭击。

　　这种情况不会很快改变。主张克制的人可能希望美国的退缩将迫使志同道合的国家挺身而出。但如今更有可能的是，美国退缩造成的真空将由世界上最具侵略性的国家填补。

　　“美国优先”很可能给处于冲突前线的国家带来灾难——不只是乌克兰——这些国家将失去超级大国的支持，而正是这个超级大国曾支持它们对抗邻国的侵略者。这将导致东欧或南海等全球热点地区动荡加剧，在这些地区，专制大国与较弱的对手展开对抗。许多人眼中理所当然的秩序、规范——商业能够畅通无阻地穿越海洋，不允许的武力征服他国——可能会以惊人的速度消失。在美国的保护下能够合作的国家可能会再次开始更加怀疑地互相审视。随着混乱加剧，整个欧亚大陆的国家可能会武装到牙齿，包括核武器，以确保其生存。或者，随着美国的收缩降低了恶意行为的代价，掠夺行为可能会肆意横行。

　　与此同时，民主恶化的情况将加剧，尤其是在脆弱的民主国家应对附近强大威权政权施加的压力时。随着美国不再保障贸易全球化——甚至不再捍卫拜登政府所强调的相对合作的自由世界经济，重商主义和保护主义可能会激增。如果各国不再指望美国维持开放的经济和海洋秩序，它们可能会争相锁定资源和市场。

　　“美国优先”后的世界形势同样对美国不利

　　但对美国本身来说，情况可能没那么糟糕。1945 年后外交政策的最大讽刺在于，建立自由秩序的国家是最不需要自由秩序的国家。毕竟，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拥有无与伦比的地理优势和经济优势。在一个因其政策选择而变得更加无序的世界里，华盛顿可能在一段时间内还能保持平稳。

　　欧亚大陆边缘地区安全局势的恶化将使数十年的地缘政治进步化为泡影，但不会立即危及美国的实体安全。1930年代，大多数美国人都不愿为但泽而牺牲;到了2020 年代，有多少人会真正介意纳尔瓦沦陷?同样，对弱小的国家来说将是悲剧，但拥有核武器和海洋“护栏”的超级大国并不会有什么危险。

　　美国也能比大多数国家更好地应对国际经济的分裂。如果贸易环境变得残酷，美国无与伦比的实力将赋予它巨大的影响力——而其丰富的资源禀赋、巨大的国内市场和相对适中的贸易依赖性将使它相对适合保护主义的世界。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会真正繁荣：扰乱中东石油运输或台湾半导体运输的动荡可能会造成全球经济混乱，而美国人也不会毫发无损。但相反的是，这种混乱相对而言可能仍对美国有利 ，因为其他国家的情况会更糟。

　　欧洲和东亚国家将被迫在国防方面投入巨额资金，同时还要应对可能重新出现的竞争。中东海上航线安全的崩溃将主要影响最依赖这些贸易路线的欧洲和亚洲国家。如果自由秩序崩溃，即使是华盛顿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国也会遭受巨大损失，因为中国严重依赖外国投入和出口市场。

　　当然，最终美国将付出更大的代价。保护主义和混乱造成的国际经济摩擦将拖累美国的增长，从而加剧国内的社会和政治冲突。如果民主在海外退却，威权政权崛起，美国国内的威权声浪可能会得到加强——正如 1930 年代确实发生过的那样。

　　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但历史学家会立即意识到——美国最终会决定，全球秩序的重建确实需要它参与，但一旦欧亚大陆内部的局势失控，美国将从一个明显不利的位置上介入。然而，这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实现。当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撤退时，世界秩序花了一代人的时间才彻底瓦解，华盛顿感到不得不重新参与。直到灾难来袭，欧洲和亚洲的力量平衡同时崩溃，连锁混乱才使大多数美国人决定置身于全球事务之外，而不是重新参与。同样的特点使美国在短期内免受世界秩序恶化的影响，这意味着华盛顿可以等待很长时间，直到这种恶化变得无法容忍。

　　“美国优先”的诱惑和悲剧在于，超级大国的好运将暂时保护它免受自身错误决策的后果。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也会对“美国优先”后的世界形势变化感到后悔——但只有在许多其他国家首先承受不良后果之后。

　　作者简介：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事务教授。本文选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