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鲍诺夫：针对俄罗斯高层的个人制裁如何危及普京的统治

　　今年3月，当国际刑事法院(ICC)宣布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发出逮捕令时，许多观察人士认为，这是西方为惩罚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是，尽管这种针对普京的行动是新的，但针对俄罗斯统治精英阶层个体的行动却由来已久。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西方对俄罗斯的某些领导人就实施了制裁，同时对俄罗斯经济实施了全面的制裁。事实上，这是美国及其盟友多年来对俄罗斯精英阶层采取的策略的延伸。

　　例如，2014年，在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并吞并克里米亚半岛之后，西方政府公布了将受到制裁的俄罗斯人的初步名单。就像在当前的战争中一样，其目的是通过迫使那些害怕制裁的人促使普京重新考虑他的政治，来分化俄罗斯精英。但俄罗斯的反应并不符合西方的预期。2014年，俄罗斯精英阶层的许多成员并没有试图逃避这些惩罚性的经济措施，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地位的象征。被制裁很快成为对普京忠诚的象征。2022年，尽管西方对俄罗斯当权派实施了更广泛的制裁，但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当然，在这两种情况下，单独的制裁都没有成功地分裂俄罗斯领导层，也没有阻止对乌克兰的进一步侵略。这些措施未能削弱普京。相反，普京的盟友团结在他的周围，这个政权变得更加孤立，更加反西方，更加注重个人关系而不是长远政策。

2023年4月，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会议

　　在西方寻求向俄罗斯施压的新方式之际，了解针对俄罗斯精英的个人制裁在实践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以及这些制裁如何影响普京政权的凝聚力是至关重要的。西方近十年的制裁使俄罗斯领导层预期与西方的紧张关系是常态。此外，这些制裁还加剧了俄罗斯国内对任何试图逃避制裁的精英人士的怀疑。那么，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战争罪的逮捕令能否改变这种局面。当然，它开创了一个先例，可能会牵连到其他俄罗斯精英，政府内部的许多人都在紧张地关注着后续的变化。

　　是留下还是离开?

　　在过去的十年里，针对个人的制裁在几个方面影响了俄罗斯的统治阶级。2014年，许多反对普京侵略的人选择等待，希望他的扩张主义政策不会持续下去。受到制裁的俄罗斯人——最初的名单只包括少数高级官员和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失去了他们在西方拥有的所有资产和利益。前往美国和欧洲也变得困难，任何与他们有关的公司都被西方金融市场拒之门外。那些被制裁的人，包括俄罗斯情报局局长谢尔盖·纳雷什金和国家杜马主席维亚切斯拉夫·沃洛金——或者认为他们可能很快就会被制裁——试图在糟糕的情况获得最好的结果，并将自己被制裁作为一种荣誉勋章。他们宣称，被针对是他们对俄罗斯及其领导人忠诚的最终证明，他们愿意为此做出牺牲。当时，普京最直言不讳的支持者甚至试图暗示，不在名单上的俄罗斯知名人士在某种程度上是可疑的。反过来，普京对那些成为制裁目标的人表示同情。毕竟，他们被制裁是因为执行和支持了他的决定，原则上，他愿意奖励那些忠诚的人，让他们获得更快的升职和更多的关注。

　　一些较低级别的俄罗斯政府官员也希望被列入制裁名单。这样，就没有人会怀疑他们的忠诚，上级也会给他们带来很多好处。不幸的是，那段“幸运”的时期已经成为过去了。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了如此广泛的制裁——现在包括1000多名个人和企业——以至于在名单上已经司空见惯，任何不在名单上的精英成员都是可疑的。例如，今年3月，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一个受欢迎的脱口秀节目中，一位嘉宾批评俄罗斯科学院欧洲研究所(Institute of Europe)成员不在制裁名单上。言下之意是，他们可能与欧洲和西方有危险的接触。

　　普京的政权一直是安全部门、武装部队和各种技术官僚经济学家之间的联盟。最后面是由非常能干的人组成的，其中包括阿列克谢•库德林和俄罗斯央行行长埃尔维拉•纳比乌利娜。库德林曾在2006年被IMF旗下的《新兴市场》(Emerging Markets)报纸评为欧洲发展中国家最佳财政部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政权内部群体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在吞并克里米亚之前，技术官僚似乎与军方处于几乎平等的地位。然而，在入侵之后，情况变了。那些把俄罗斯视为全球和西方经济一部分的技术官僚意识到，他们在其领导人眼中实际上成为“异议者”。

　　在2022年入侵乌克兰之后，政府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留下来为政府工作，尽管那些为了抗议而离开的人包括被认为是俄罗斯私有化之父的阿纳托利·丘拜斯，他曾就可持续发展问题向普京提出建议。丘拜斯的大多数同事都选择留下来。

　　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这样做是出于恐惧。尽管俄罗斯商界的大部分人，甚至政府官僚都反对战争，但他们不敢逃离。官员们知道，普京的势力范围远远超出了俄罗斯的边界。他们还记得前俄罗斯间谍谢尔盖·斯克里帕尔遭遇的事情。2018年，普京的情报机构在英国索尔兹伯里这个看似不太可能展开行动的地方毒死了他。2022年，一系列俄罗斯国有企业经理离奇死亡。

　　一种恐惧的氛围已经被创造出来：生活拮据，抛弃家庭，被监禁。即使面对这样的威胁，如果不阻止他们离开俄罗斯，许多人也愿意冒险一试。一些能接触到国家机密的高级官员的护照被上级没收，只有在官方批准旅行之前才能拿到。其他仍然持有旅行证件的人知道他们可能会在边境被拦下，因为他们在需要特别许可才能旅行的人的名单上。所有人都知道，如果他们离开的尝试失败，他们将被关在俄罗斯，任由普京和他的安全部队摆布。那些想辞职但又留在俄罗斯的人被阻止了:他们的辞职需要普京的签字。辞职现在在俄罗斯被视为叛国，许多人意识到西方对俄罗斯民族及其领导人的敌意之深，不相信他们能在其他地方找到一个受温馨的家。考虑到潜在的后果，许多人认为，也许留下来更好。

　　针对俄罗斯的个体制裁也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尽管制裁未能分裂俄罗斯当权派，但却使流亡在外的俄罗斯反对派四分五裂。例如，一些流亡的俄罗斯人，包括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的副手列昂尼德·沃尔科夫，联名致信欧盟，要求解除对金融服务公司阿尔法集团(Alfa Group)所有者的制裁。这一事件，以及随后试图掩盖它，导致沃尔科夫辞去了他在反腐败基金会的职务。到2023年初，在经历了一年多的战争之后，西方制裁的主要影响基本上已经消失。但是，国际刑事法院宣布对普京发出逮捕令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针对普京的逮捕令的外交后果

　　当国际刑事法院于2023年3月发出对普京的逮捕令时，它试图在俄罗斯政府内部播下异议的种子并鼓励反对派。国际法庭的赌博可能会很成功：俄罗斯的精英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偏执和猜疑的世界。针对普京的逮捕令是在邀请精英们团结起来反对总统，而不是团结在他身边。与此同时，未来任何针对俄罗斯政府其他成员的逮捕令都可能无意中导致制裁情况的重演:一些人会采取措施保护自己，而另一些人则会寻求成为目标，希望被国际刑事法院起诉能提高他们在俄罗斯政权中的地位。

　　制裁名单和新的国际刑事法院逮捕令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制裁名单通常是由下而上制定的，目的是惩罚俄罗斯精英，但保持与普京的沟通畅通。相比之下，以国际刑事法院为代表的国际刑事司法的目标是最高层。普京不太可能是唯一的目标:在3月份的声明中，国际刑事法院还发布了对俄罗斯联邦总统办公室儿童权利专员玛丽亚·阿列克谢耶夫娜·利沃娃-贝洛娃的逮捕令，她因在非法将乌克兰儿童驱逐到俄罗斯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被指控犯有战争罪。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卡里姆·艾哈迈德·汗表示，随后将发布其他逮捕令。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自上而下的方法可能会更好地将普京与其政府中的重要人物划清界限。

　　当然，普京只有在被捕后才会在国际刑事法庭受审。但俄罗斯不承认法院的管辖权，这意味着普京不能被逮捕，除非他前往一个承认法院管辖权的国家。即使他要访问一个非西方国家，比如塔吉克斯坦或亚美尼亚(俄罗斯的正式盟友)，他也一定会确保自己不被逮捕。

　　尽管普京可能超出了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范围，但至少只要他还在掌权，他的同伙可能就不那么安全了。如果法院决定对他们中的更多人签发逮捕令，他们被拘留的风险就会高得多。西方的制裁已经大大削弱了俄罗斯当权派前往西方的能力。有了国际刑事法庭对他们的逮捕令，旅行——即使是去非西方国家——也会变得更加危险。去年之前，尚未受到制裁的普京一直在观察他的随行人员受到制裁的后果。现在，他的随从们都在关注他的一举一动。

　　国际刑事法院决定追捕普京的外交后果是严重的。被西方孤立的莫斯科正试图与全球南方建立联系。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将使普京成为一个被排斥的人。逮捕令已经促成了俄罗斯与其盟友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尽管中国以及克里姆林宫的其他最大的非西方对话者印度和土耳其不承认国际刑事法院，但几乎整个非洲和拉丁美洲都承认，而且正是在那里，俄罗斯试图将自己标榜为反对西方新殖民主义斗争的领导者。大国可能对国际刑事法院充满敌意或漠不关心，但小国大多将其视为在受到冤枉时伸张正义的工具。因此，俄罗斯攻击国际刑事法院的行为，可能会破坏其为更公正的世界秩序而战的主张，在这种秩序下，弱者将得到更好的保护，免受强国的过度侵害。

　　专制政权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来自国外。独裁者历来喜欢国际访问、四处巡游和获得荣誉，这并非巧合。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为普京在世界舞台上的任何退路关上了大门。在俄罗斯，破坏的迹象已经显现。今年4月，在克里姆林宫为新任驻俄大使(多数为非西方大使)举行的证书颁发仪式上，普京的演讲没有得到掌声，这显然出乎他的意料，或许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对他来说，这是不祥之兆。

　　作者简介：亚历山大·鲍诺夫(Alexander Baunov)，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高级研究员，欧洲大学研究所访问学者。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今年3月，当国际刑事法院(ICC)宣布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发出逮捕令时，许多观察人士认为，这是西方为惩罚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是，尽管这种针对普京的行动是新的，但针对俄罗斯统治精英阶层个体的行动却由来已久。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西方对俄罗斯的某些领导人就实施了制裁，同时对俄罗斯经济实施了全面的制裁。事实上，这是美国及其盟友多年来对俄罗斯精英阶层采取的策略的延伸。

　　例如，2014年，在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并吞并克里米亚半岛之后，西方政府公布了将受到制裁的俄罗斯人的初步名单。就像在当前的战争中一样，其目的是通过迫使那些害怕制裁的人促使普京重新考虑他的政治，来分化俄罗斯精英。但俄罗斯的反应并不符合西方的预期。2014年，俄罗斯精英阶层的许多成员并没有试图逃避这些惩罚性的经济措施，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地位的象征。被制裁很快成为对普京忠诚的象征。2022年，尽管西方对俄罗斯当权派实施了更广泛的制裁，但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当然，在这两种情况下，单独的制裁都没有成功地分裂俄罗斯领导层，也没有阻止对乌克兰的进一步侵略。这些措施未能削弱普京。相反，普京的盟友团结在他的周围，这个政权变得更加孤立，更加反西方，更加注重个人关系而不是长远政策。

2023年4月，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会议

　　在西方寻求向俄罗斯施压的新方式之际，了解针对俄罗斯精英的个人制裁在实践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以及这些制裁如何影响普京政权的凝聚力是至关重要的。西方近十年的制裁使俄罗斯领导层预期与西方的紧张关系是常态。此外，这些制裁还加剧了俄罗斯国内对任何试图逃避制裁的精英人士的怀疑。那么，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战争罪的逮捕令能否改变这种局面。当然，它开创了一个先例，可能会牵连到其他俄罗斯精英，政府内部的许多人都在紧张地关注着后续的变化。

　　是留下还是离开?

　　在过去的十年里，针对个人的制裁在几个方面影响了俄罗斯的统治阶级。2014年，许多反对普京侵略的人选择等待，希望他的扩张主义政策不会持续下去。受到制裁的俄罗斯人——最初的名单只包括少数高级官员和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失去了他们在西方拥有的所有资产和利益。前往美国和欧洲也变得困难，任何与他们有关的公司都被西方金融市场拒之门外。那些被制裁的人，包括俄罗斯情报局局长谢尔盖·纳雷什金和国家杜马主席维亚切斯拉夫·沃洛金——或者认为他们可能很快就会被制裁——试图在糟糕的情况获得最好的结果，并将自己被制裁作为一种荣誉勋章。他们宣称，被针对是他们对俄罗斯及其领导人忠诚的最终证明，他们愿意为此做出牺牲。当时，普京最直言不讳的支持者甚至试图暗示，不在名单上的俄罗斯知名人士在某种程度上是可疑的。反过来，普京对那些成为制裁目标的人表示同情。毕竟，他们被制裁是因为执行和支持了他的决定，原则上，他愿意奖励那些忠诚的人，让他们获得更快的升职和更多的关注。

　　一些较低级别的俄罗斯政府官员也希望被列入制裁名单。这样，就没有人会怀疑他们的忠诚，上级也会给他们带来很多好处。不幸的是，那段“幸运”的时期已经成为过去了。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了如此广泛的制裁——现在包括1000多名个人和企业——以至于在名单上已经司空见惯，任何不在名单上的精英成员都是可疑的。例如，今年3月，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一个受欢迎的脱口秀节目中，一位嘉宾批评俄罗斯科学院欧洲研究所(Institute of Europe)成员不在制裁名单上。言下之意是，他们可能与欧洲和西方有危险的接触。

　　普京的政权一直是安全部门、武装部队和各种技术官僚经济学家之间的联盟。最后面是由非常能干的人组成的，其中包括阿列克谢•库德林和俄罗斯央行行长埃尔维拉•纳比乌利娜。库德林曾在2006年被IMF旗下的《新兴市场》(Emerging Markets)报纸评为欧洲发展中国家最佳财政部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政权内部群体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在吞并克里米亚之前，技术官僚似乎与军方处于几乎平等的地位。然而，在入侵之后，情况变了。那些把俄罗斯视为全球和西方经济一部分的技术官僚意识到，他们在其领导人眼中实际上成为“异议者”。

　　在2022年入侵乌克兰之后，政府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留下来为政府工作，尽管那些为了抗议而离开的人包括被认为是俄罗斯私有化之父的阿纳托利·丘拜斯，他曾就可持续发展问题向普京提出建议。丘拜斯的大多数同事都选择留下来。

　　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这样做是出于恐惧。尽管俄罗斯商界的大部分人，甚至政府官僚都反对战争，但他们不敢逃离。官员们知道，普京的势力范围远远超出了俄罗斯的边界。他们还记得前俄罗斯间谍谢尔盖·斯克里帕尔遭遇的事情。2018年，普京的情报机构在英国索尔兹伯里这个看似不太可能展开行动的地方毒死了他。2022年，一系列俄罗斯国有企业经理离奇死亡。

　　一种恐惧的氛围已经被创造出来：生活拮据，抛弃家庭，被监禁。即使面对这样的威胁，如果不阻止他们离开俄罗斯，许多人也愿意冒险一试。一些能接触到国家机密的高级官员的护照被上级没收，只有在官方批准旅行之前才能拿到。其他仍然持有旅行证件的人知道他们可能会在边境被拦下，因为他们在需要特别许可才能旅行的人的名单上。所有人都知道，如果他们离开的尝试失败，他们将被关在俄罗斯，任由普京和他的安全部队摆布。那些想辞职但又留在俄罗斯的人被阻止了:他们的辞职需要普京的签字。辞职现在在俄罗斯被视为叛国，许多人意识到西方对俄罗斯民族及其领导人的敌意之深，不相信他们能在其他地方找到一个受温馨的家。考虑到潜在的后果，许多人认为，也许留下来更好。

　　针对俄罗斯的个体制裁也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尽管制裁未能分裂俄罗斯当权派，但却使流亡在外的俄罗斯反对派四分五裂。例如，一些流亡的俄罗斯人，包括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的副手列昂尼德·沃尔科夫，联名致信欧盟，要求解除对金融服务公司阿尔法集团(Alfa Group)所有者的制裁。这一事件，以及随后试图掩盖它，导致沃尔科夫辞去了他在反腐败基金会的职务。到2023年初，在经历了一年多的战争之后，西方制裁的主要影响基本上已经消失。但是，国际刑事法院宣布对普京发出逮捕令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针对普京的逮捕令的外交后果

　　当国际刑事法院于2023年3月发出对普京的逮捕令时，它试图在俄罗斯政府内部播下异议的种子并鼓励反对派。国际法庭的赌博可能会很成功：俄罗斯的精英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偏执和猜疑的世界。针对普京的逮捕令是在邀请精英们团结起来反对总统，而不是团结在他身边。与此同时，未来任何针对俄罗斯政府其他成员的逮捕令都可能无意中导致制裁情况的重演:一些人会采取措施保护自己，而另一些人则会寻求成为目标，希望被国际刑事法院起诉能提高他们在俄罗斯政权中的地位。

　　制裁名单和新的国际刑事法院逮捕令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制裁名单通常是由下而上制定的，目的是惩罚俄罗斯精英，但保持与普京的沟通畅通。相比之下，以国际刑事法院为代表的国际刑事司法的目标是最高层。普京不太可能是唯一的目标:在3月份的声明中，国际刑事法院还发布了对俄罗斯联邦总统办公室儿童权利专员玛丽亚·阿列克谢耶夫娜·利沃娃-贝洛娃的逮捕令，她因在非法将乌克兰儿童驱逐到俄罗斯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被指控犯有战争罪。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卡里姆·艾哈迈德·汗表示，随后将发布其他逮捕令。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自上而下的方法可能会更好地将普京与其政府中的重要人物划清界限。

　　当然，普京只有在被捕后才会在国际刑事法庭受审。但俄罗斯不承认法院的管辖权，这意味着普京不能被逮捕，除非他前往一个承认法院管辖权的国家。即使他要访问一个非西方国家，比如塔吉克斯坦或亚美尼亚(俄罗斯的正式盟友)，他也一定会确保自己不被逮捕。

　　尽管普京可能超出了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范围，但至少只要他还在掌权，他的同伙可能就不那么安全了。如果法院决定对他们中的更多人签发逮捕令，他们被拘留的风险就会高得多。西方的制裁已经大大削弱了俄罗斯当权派前往西方的能力。有了国际刑事法庭对他们的逮捕令，旅行——即使是去非西方国家——也会变得更加危险。去年之前，尚未受到制裁的普京一直在观察他的随行人员受到制裁的后果。现在，他的随从们都在关注他的一举一动。

　　国际刑事法院决定追捕普京的外交后果是严重的。被西方孤立的莫斯科正试图与全球南方建立联系。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将使普京成为一个被排斥的人。逮捕令已经促成了俄罗斯与其盟友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尽管中国以及克里姆林宫的其他最大的非西方对话者印度和土耳其不承认国际刑事法院，但几乎整个非洲和拉丁美洲都承认，而且正是在那里，俄罗斯试图将自己标榜为反对西方新殖民主义斗争的领导者。大国可能对国际刑事法院充满敌意或漠不关心，但小国大多将其视为在受到冤枉时伸张正义的工具。因此，俄罗斯攻击国际刑事法院的行为，可能会破坏其为更公正的世界秩序而战的主张，在这种秩序下，弱者将得到更好的保护，免受强国的过度侵害。

　　专制政权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来自国外。独裁者历来喜欢国际访问、四处巡游和获得荣誉，这并非巧合。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为普京在世界舞台上的任何退路关上了大门。在俄罗斯，破坏的迹象已经显现。今年4月，在克里姆林宫为新任驻俄大使(多数为非西方大使)举行的证书颁发仪式上，普京的演讲没有得到掌声，这显然出乎他的意料，或许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对他来说，这是不祥之兆。

　　作者简介：亚历山大·鲍诺夫(Alexander Baunov)，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高级研究员，欧洲大学研究所访问学者。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