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特雷斯曼：面对战事失利的现实，普京掌权的前景如何?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如果输掉乌克兰战争是否还能继续掌权?随着乌克兰猛烈的反攻逆转了俄罗斯在战场上的强势地位，这个问题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讨论的焦点是发生政权更迭的可能性，无论是心怀不满的俄罗斯将军可能发动的武装叛乱，或是在克里姆林宫内部出现哗变，虽然这两种情况目前都不太可能发生。事实上，另一种危险更有可能发生:俄罗斯政权的全面垮台，因为多重挑战使其反应能力不堪重负，而功能失调又耗尽了人们对普京领导力的信心。

2022年6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

　　无从政变

　　发动一场会输掉的战争，对掌权者来说，是很不明智的行为。历史上到处都是这样的独裁者:他们本以为发动的攻势会是短暂的、速胜的，结果却在军队陷入困境时被赶下台。例如法国的拿破仑三世，他在1870年轻率地挑战奥托·冯·俾斯麦的普鲁士，以及阿根廷的利奥波多·加尔蒂耶里将军，他在1982年的福克兰群岛问题上挑战“铁娘子”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

　　尽管如此，前线的失败并不总能决定独裁者的命运。政治学家贾科莫·基奥扎和海因·戈曼斯分析了从1919年到2003年的所有战争，发现尽管军事失败增加了独裁者被迫下台的几率，但在稍高于五成情况下，独裁者在战争结束后至少存活了一年，而那些活了下来的人又变得相当安全。1991年，萨达姆·侯赛因的军队在科威特被击败后，又对伊拉克实行了长达12年的暴政。在与以色列的战争中失败的阿拉伯领导人很少立即被替代。

　　普京尚未输掉战争，俄罗斯军队仍然可能攫取部分领土收益。但这场战争已经使普京与其小圈子人员的关系变得紧张。为了挽回颜面，他将其灾难性入侵的责任转移到军事领导人和联邦安全局(FSB)官员身上，后者负责渗透乌克兰并评估当地舆论。自2月以来，8名将军被“解雇、重新分配或以其他方式被停职”，据报道，其中一人被监禁。

　　与此同时，车臣领导人拉姆赞·卡德罗夫和叶夫根尼·普里戈辛(他控制着一个强大的雇佣军组织)等鹰派人士对军队的失败感到愤怒，他们为此指责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今年秋天，当乌克兰进行反击时，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评论人士在互联网上激烈抨击，据称是在向普京施压，迫使其升级冲突。一些人表示，强硬的军队和安保人士可能即将发动政变。

　　然而，这种政变有着巨大的障碍。普京用无数的操控网络来掌握这个系统，以防止出现这种情况。从联邦安全局和军事情报局(GRU)到联邦警卫队(FSO)和国民警卫队，多个机构相互监督。联邦安全局的军事反情报部门是该军种中最大的部门，在每个陆军单位、海军基地和空军基地都有特工。在联邦安全局内部，自身安全部门频繁起诉腐败或叛国罪，造成了一种互相猜疑的氛围。

　　无论是出于偶然还是故意，掌控武装人员的高级领导彼此之间或与其他克里姆林宫内部人士之间几乎没有非正式联系。三位学者最近对100名最有影响力的俄罗斯人中与商业、休闲活动、慈善事业和家庭关系有关的联系进行了分类。他们发现，联邦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博尔特尼科夫仅与普京本人有非正式联系。内务部长弗拉基米尔·科洛科夫采夫的人际关系网络更单一，仅与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有直接联系。安全理事会秘书尼古拉·帕特鲁舍夫和国民警卫队局长维克托·佐洛托夫都有着相对单一的人际关系网络。这些掌控武装人员的领导之间缺乏时下串联的互信，任何这样做的企图都难以隐藏。

　　至于卡德罗夫和普里戈辛，认为他们可以向普京施压，甚至发动一场针对普京的政变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这两人普遍不受欢迎，而且完全依赖普京来维持他们在克里姆林宫的地位。两人在高层都没有多少朋友，却有很多敌人。对任何一方来说，试图驱逐普京都无异于自杀。

　　普京非但没有感受到来自这些民族主义者的压力，反而觉得他们很有用。他们呼吁破坏乌克兰的民用基础设施，这很可能符合他自己的意图——他们公开宣扬极端的选择，有助于他衡量公众的反应。通过提倡使用战术核武器，他们为普京的威胁增加了可信度。

　　与此同时，一向对雇佣军动机持怀疑态度的普京知道，普里戈辛对绍伊古的攻击源于个人关系和一段商业摩擦的历史;绍伊古取消了普里戈辛的公司所持有的价值不菲的国家合同。鹰派通过强化普京自己的直觉，有时还会左右议程来影响他。但其对普京构成的威胁很小。政权中相对温和的人发动政变的可能性也不大。那些仍在私下与记者交谈的人感到沮丧和怨恨。他们一边抱怨缺乏协商和规划，一边偷偷地把自己的家人安排在可能的方案之外。

　　终会结束

　　尽管在当前不太可能发生政变，但普京政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受到另一种威胁：随着危机不断累积，克里姆林宫的决策层不堪重负，政府将陷入瘫痪。这场战争使该系统的内部弱点暴露无遗，将其推向崩溃的方向。

　　普京在过去22年里建立的政治控制系统有两个重要缺陷。克里姆林宫的决策体系通常被称为“垂直权力”，它更像是一个金字塔，所有的权力都来自普京的办公室。这意味着每个重大问题最终都必须由高层来决断。当然，普京并不能自己决定一切。他经常把日常事务下放到精英派系之间，让他们彼此争议。俄罗斯观察人士称之为“自动驾驶”。但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或者当派系头头们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时——普京就会介入，重新实施“手动控制”，经常伴随着电视机的滚动播放，来展示他的果断领导。

　　一个权力过度集中的系统在没有大事的时候可以相当好地运行。清晰的指挥体系甚至有助于应对小危机。但当问题复杂且发展迅速时，需要普京亲自介入就成了一个严重缺陷。中枢很快就会不堪重负，这可能导致一连串的错误。在战时压力下，普京必须同时应对战场逆转、精英冲突、经济失败、预算收入减少、动员引发的动荡和劳工抗议。这个危机列表只会越来越长。随着负担的增加，对局面失去控制的危险也在增加。

　　第二个缺陷是普京需要不断展示实力。像大多数现代威权政权一样，他的政权依赖于一场精心设计的信任游戏：政权内部大多数执行者的动机是腐败，而不是信念，但他们的行动是出于对体制将延续下去的信念。当这种信念消失时，结果不是政变，而是拖延、不作为，最终是抛弃。2014年，乌克兰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下台，导致普京夺取克里米亚，关键时刻是亚努科维奇的安保部队完全消失了。随着对老板的信心蒸发，他的捍卫者也随之消失。

　　崩溃当然不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真的发生了，结果会如何呢?随着问题的加剧，各种情况交织，局面会恶化。进一步的战场损失将加剧克里姆林宫各派系之间的冲突，无论是在莫斯科办公室还是在互联网上。随着应征者在前线阵亡，对动员的抗议可能会迅速扩大，可能会与拖欠工资或裁员的示威活动联合起来。当本地爆发这些危机时，地方行政长官可能会随机应变，试图解决他们自己和他们所在地区的问题。企业和犯罪集团会试图利用执法人员分散注意力的机会。所有这些都会降低普京的支持率，10月底，普京的支持率为79%。克里姆林宫可能会禁止公布这样的数字，但如果是这样，人们会认为普京的支持率进一步下降。

　　单一和局部的抗议并不太难应对。但随着它们的扩散，问题变得更加棘手。暴力镇压会引发两种相互矛盾的反应：恐惧和愤怒。占主导地位的一方决定了抗议活动是扩大还是消失。这反过来又取决于运用暴力的程度和背景。在特定环境下使用过多武力可能会适得其反，引发压倒恐惧的愤怒。1985年，海地独裁者“小医生”让-克洛德·杜瓦利埃手下的警察射杀了三名手无寸铁的学生，这让他尝到了惨痛的教训。几个月后，爆发的怒潮迫使他辞职。但是，如果推断出本身的弱点，那么不压制也可能是有风险的。1944年，危地马拉圣卡洛斯大学(University of San Carlos)的一些学生要求罢免他们的院长。该国的独裁者豪尔赫•乌比科将军对此毫不在意，直到抗议活动发展成大罢工，迫使他下台。

　　判断使用强力是否合适需要高超的技巧和对实际情况的掌握，而判断结果有时变化很快。恐吓的有效性还取决于它是否与让步相结合。但是让步也会招致更多的要求——或者，如果被认为是不充分的，会进一步加剧局势。让步和压制一样，会有是否来得太晚的问题。

　　抗议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它们可能引发革命潮流。有纪律严明的警察部队和充足的资源的现代国家很少会因这种潮流而动摇。它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可以影响精英阶层和安全部门内部的意见，改变人们的期望，削弱士气。

　　在人们对普京普遍失去信心的情况下，甚至可能不需要政变或革命来推翻他。他可能会认为自己最安全的选择是在2024 年总统大选中指派一位更体面的候选人——甚至在那之前开始分享权力。当然，这样的举动可能无法挽救当前的小圈子。为了选出克里姆林宫最喜欢的候选人，在选票上作假的程度可能会让动员起来的公众难以接受。而且，政权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竞争可能会破坏行动。如果没有人证明自己有足够的实力来主导选举结果，选举竞赛可能会结束——如果是不公平的——至少是相当不可预测的。

　　与股市崩盘一样，威权体制崩溃的时机是不可能准确预测的。这样的政权可能多年来看起来很强大，但在大量的叛逃活动中突然消亡。战争带来的危机和紧张局势不断加剧，这增加了几率，但最终的结局可能由具有随机性质的错误引发。随着信心的下降在精英阶层中蔓延，事态往往在崩溃前加速发展。正如斯多葛派哲学家塞内加在另一种情况下所说:“发展是渐进发展的结果，但走向毁灭的进程是加速的。”当那一天真的到来时，即使是近距离的观察者也会感到惊讶。

　　作者简介：丹尼尔·特雷斯曼(Daniel Treisman)，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政治学家。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如果输掉乌克兰战争是否还能继续掌权?随着乌克兰猛烈的反攻逆转了俄罗斯在战场上的强势地位，这个问题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讨论的焦点是发生政权更迭的可能性，无论是心怀不满的俄罗斯将军可能发动的武装叛乱，或是在克里姆林宫内部出现哗变，虽然这两种情况目前都不太可能发生。事实上，另一种危险更有可能发生:俄罗斯政权的全面垮台，因为多重挑战使其反应能力不堪重负，而功能失调又耗尽了人们对普京领导力的信心。

2022年6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

　　无从政变

　　发动一场会输掉的战争，对掌权者来说，是很不明智的行为。历史上到处都是这样的独裁者:他们本以为发动的攻势会是短暂的、速胜的，结果却在军队陷入困境时被赶下台。例如法国的拿破仑三世，他在1870年轻率地挑战奥托·冯·俾斯麦的普鲁士，以及阿根廷的利奥波多·加尔蒂耶里将军，他在1982年的福克兰群岛问题上挑战“铁娘子”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

　　尽管如此，前线的失败并不总能决定独裁者的命运。政治学家贾科莫·基奥扎和海因·戈曼斯分析了从1919年到2003年的所有战争，发现尽管军事失败增加了独裁者被迫下台的几率，但在稍高于五成情况下，独裁者在战争结束后至少存活了一年，而那些活了下来的人又变得相当安全。1991年，萨达姆·侯赛因的军队在科威特被击败后，又对伊拉克实行了长达12年的暴政。在与以色列的战争中失败的阿拉伯领导人很少立即被替代。

　　普京尚未输掉战争，俄罗斯军队仍然可能攫取部分领土收益。但这场战争已经使普京与其小圈子人员的关系变得紧张。为了挽回颜面，他将其灾难性入侵的责任转移到军事领导人和联邦安全局(FSB)官员身上，后者负责渗透乌克兰并评估当地舆论。自2月以来，8名将军被“解雇、重新分配或以其他方式被停职”，据报道，其中一人被监禁。

　　与此同时，车臣领导人拉姆赞·卡德罗夫和叶夫根尼·普里戈辛(他控制着一个强大的雇佣军组织)等鹰派人士对军队的失败感到愤怒，他们为此指责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今年秋天，当乌克兰进行反击时，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评论人士在互联网上激烈抨击，据称是在向普京施压，迫使其升级冲突。一些人表示，强硬的军队和安保人士可能即将发动政变。

　　然而，这种政变有着巨大的障碍。普京用无数的操控网络来掌握这个系统，以防止出现这种情况。从联邦安全局和军事情报局(GRU)到联邦警卫队(FSO)和国民警卫队，多个机构相互监督。联邦安全局的军事反情报部门是该军种中最大的部门，在每个陆军单位、海军基地和空军基地都有特工。在联邦安全局内部，自身安全部门频繁起诉腐败或叛国罪，造成了一种互相猜疑的氛围。

　　无论是出于偶然还是故意，掌控武装人员的高级领导彼此之间或与其他克里姆林宫内部人士之间几乎没有非正式联系。三位学者最近对100名最有影响力的俄罗斯人中与商业、休闲活动、慈善事业和家庭关系有关的联系进行了分类。他们发现，联邦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博尔特尼科夫仅与普京本人有非正式联系。内务部长弗拉基米尔·科洛科夫采夫的人际关系网络更单一，仅与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有直接联系。安全理事会秘书尼古拉·帕特鲁舍夫和国民警卫队局长维克托·佐洛托夫都有着相对单一的人际关系网络。这些掌控武装人员的领导之间缺乏时下串联的互信，任何这样做的企图都难以隐藏。

　　至于卡德罗夫和普里戈辛，认为他们可以向普京施压，甚至发动一场针对普京的政变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这两人普遍不受欢迎，而且完全依赖普京来维持他们在克里姆林宫的地位。两人在高层都没有多少朋友，却有很多敌人。对任何一方来说，试图驱逐普京都无异于自杀。

　　普京非但没有感受到来自这些民族主义者的压力，反而觉得他们很有用。他们呼吁破坏乌克兰的民用基础设施，这很可能符合他自己的意图——他们公开宣扬极端的选择，有助于他衡量公众的反应。通过提倡使用战术核武器，他们为普京的威胁增加了可信度。

　　与此同时，一向对雇佣军动机持怀疑态度的普京知道，普里戈辛对绍伊古的攻击源于个人关系和一段商业摩擦的历史;绍伊古取消了普里戈辛的公司所持有的价值不菲的国家合同。鹰派通过强化普京自己的直觉，有时还会左右议程来影响他。但其对普京构成的威胁很小。政权中相对温和的人发动政变的可能性也不大。那些仍在私下与记者交谈的人感到沮丧和怨恨。他们一边抱怨缺乏协商和规划，一边偷偷地把自己的家人安排在可能的方案之外。

　　终会结束

　　尽管在当前不太可能发生政变，但普京政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受到另一种威胁：随着危机不断累积，克里姆林宫的决策层不堪重负，政府将陷入瘫痪。这场战争使该系统的内部弱点暴露无遗，将其推向崩溃的方向。

　　普京在过去22年里建立的政治控制系统有两个重要缺陷。克里姆林宫的决策体系通常被称为“垂直权力”，它更像是一个金字塔，所有的权力都来自普京的办公室。这意味着每个重大问题最终都必须由高层来决断。当然，普京并不能自己决定一切。他经常把日常事务下放到精英派系之间，让他们彼此争议。俄罗斯观察人士称之为“自动驾驶”。但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或者当派系头头们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时——普京就会介入，重新实施“手动控制”，经常伴随着电视机的滚动播放，来展示他的果断领导。

　　一个权力过度集中的系统在没有大事的时候可以相当好地运行。清晰的指挥体系甚至有助于应对小危机。但当问题复杂且发展迅速时，需要普京亲自介入就成了一个严重缺陷。中枢很快就会不堪重负，这可能导致一连串的错误。在战时压力下，普京必须同时应对战场逆转、精英冲突、经济失败、预算收入减少、动员引发的动荡和劳工抗议。这个危机列表只会越来越长。随着负担的增加，对局面失去控制的危险也在增加。

　　第二个缺陷是普京需要不断展示实力。像大多数现代威权政权一样，他的政权依赖于一场精心设计的信任游戏：政权内部大多数执行者的动机是腐败，而不是信念，但他们的行动是出于对体制将延续下去的信念。当这种信念消失时，结果不是政变，而是拖延、不作为，最终是抛弃。2014年，乌克兰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下台，导致普京夺取克里米亚，关键时刻是亚努科维奇的安保部队完全消失了。随着对老板的信心蒸发，他的捍卫者也随之消失。

　　崩溃当然不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真的发生了，结果会如何呢?随着问题的加剧，各种情况交织，局面会恶化。进一步的战场损失将加剧克里姆林宫各派系之间的冲突，无论是在莫斯科办公室还是在互联网上。随着应征者在前线阵亡，对动员的抗议可能会迅速扩大，可能会与拖欠工资或裁员的示威活动联合起来。当本地爆发这些危机时，地方行政长官可能会随机应变，试图解决他们自己和他们所在地区的问题。企业和犯罪集团会试图利用执法人员分散注意力的机会。所有这些都会降低普京的支持率，10月底，普京的支持率为79%。克里姆林宫可能会禁止公布这样的数字，但如果是这样，人们会认为普京的支持率进一步下降。

　　单一和局部的抗议并不太难应对。但随着它们的扩散，问题变得更加棘手。暴力镇压会引发两种相互矛盾的反应：恐惧和愤怒。占主导地位的一方决定了抗议活动是扩大还是消失。这反过来又取决于运用暴力的程度和背景。在特定环境下使用过多武力可能会适得其反，引发压倒恐惧的愤怒。1985年，海地独裁者“小医生”让-克洛德·杜瓦利埃手下的警察射杀了三名手无寸铁的学生，这让他尝到了惨痛的教训。几个月后，爆发的怒潮迫使他辞职。但是，如果推断出本身的弱点，那么不压制也可能是有风险的。1944年，危地马拉圣卡洛斯大学(University of San Carlos)的一些学生要求罢免他们的院长。该国的独裁者豪尔赫•乌比科将军对此毫不在意，直到抗议活动发展成大罢工，迫使他下台。

　　判断使用强力是否合适需要高超的技巧和对实际情况的掌握，而判断结果有时变化很快。恐吓的有效性还取决于它是否与让步相结合。但是让步也会招致更多的要求——或者，如果被认为是不充分的，会进一步加剧局势。让步和压制一样，会有是否来得太晚的问题。

　　抗议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它们可能引发革命潮流。有纪律严明的警察部队和充足的资源的现代国家很少会因这种潮流而动摇。它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可以影响精英阶层和安全部门内部的意见，改变人们的期望，削弱士气。

　　在人们对普京普遍失去信心的情况下，甚至可能不需要政变或革命来推翻他。他可能会认为自己最安全的选择是在2024 年总统大选中指派一位更体面的候选人——甚至在那之前开始分享权力。当然，这样的举动可能无法挽救当前的小圈子。为了选出克里姆林宫最喜欢的候选人，在选票上作假的程度可能会让动员起来的公众难以接受。而且，政权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竞争可能会破坏行动。如果没有人证明自己有足够的实力来主导选举结果，选举竞赛可能会结束——如果是不公平的——至少是相当不可预测的。

　　与股市崩盘一样，威权体制崩溃的时机是不可能准确预测的。这样的政权可能多年来看起来很强大，但在大量的叛逃活动中突然消亡。战争带来的危机和紧张局势不断加剧，这增加了几率，但最终的结局可能由具有随机性质的错误引发。随着信心的下降在精英阶层中蔓延，事态往往在崩溃前加速发展。正如斯多葛派哲学家塞内加在另一种情况下所说:“发展是渐进发展的结果，但走向毁灭的进程是加速的。”当那一天真的到来时，即使是近距离的观察者也会感到惊讶。

　　作者简介：丹尼尔·特雷斯曼(Daniel Treisman)，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政治学家。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