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厄姆·艾利森：在台湾问题上，美中两国需要克制战争冲动

　　最可能导致中美发成惨烈战争的就是台湾问题。如果在当前由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合时宜的访问和中国强有力的军事反应所引发的危机中，中美海军舰艇或飞机发生碰撞，即使是小“事故”也可能引发一场大规模冲突。1914年6月，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被建议不要去萨拉热窝，正如佩洛西议长在访问前从五角大楼听到的意见一样。但没有人想到，在斐迪南大公访问期间，他会被暗杀，从而引发了一场毁灭性的冲突，以至于历史学家不得不创造一个全新的描述：世界大战。

8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海军继续在台岛周边海域展开实战化训练。这是某舰官兵在瞭望观察

　　幸运的是，美国和中国政府都知道，发生热战对双方来说都是一场灾难。两国政府中没有任何一个理性的人想要战争。不幸的是，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那些不希望与对手发生战争的领导人，发现自己不得不做出决定性的选择：一方面接受他们认为不可接受的损失，另一方面采取行动增加战争的风险。典型的例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一名与塞尔维亚政府有不正当联系的恐怖分子暗杀了他的继任者之后，奥匈帝国皇帝认为他必须对塞尔维亚进行强有力的惩罚。而作为其唯一的盟友，德国觉得别无选择，只能全力支持奥匈帝国。俄国觉得有义务支持东正教兄弟塞尔维亚。行动与反应的恶性循环使整个欧洲在五周内陷入战争。

　　在更大的历史范围内，当一个快速崛起的大国发出严重威胁要取代一个主要的统治大国时，竞争通常以战争告终。在过去的500年里，这种修昔底德式的对抗已经发生了16 次，有12次导致了战争。在每一种情况下，战争的直接原因包括事故、非受迫性错误，以及不可避免的选择的意外后果，其中一方接受了增加对抗的风险，希望另一方会让步。但在这些因素的背后，是修昔底德在解释古希腊的两个主要城邦如何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相互毁灭时所强调的潜在结构性驱动力。正如他所写的：“正是雅典的崛起，以及斯巴达由此产生的恐惧，使得战争不可避免。”

　　今天，美国和中国正在进行领头羊之争——有史以来最激烈的竞争。在这场斗争中，围绕台湾问题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吗?历史记录表明，战争极有可能发生。但从过去50年的情况来看，情况未必如此。50年前的1972年，当尼克松和基辛格开启与中国的关系时，美国和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肯定是不可调和的。但政治家们的做法证明，不可调和并不意味着无法管理。他们创建了一个战略模糊性的框架，在这50年里，海峡两岸的公民在收入、健康和福祉方面的增长超过了其漫长历史中任何一个同等时期。

　　当前，关于中国和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对峙，有三个残酷事实。

　　首先，不仅中国领导人，整个中国领导层和民族都明确致力于阻止台湾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如果被迫在接受一个独立的台湾和一场摧毁台湾及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战争之间做出选择，中国领导层可能会选择战争。

　　其次，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所说的国内政治“致命潮流”如今在美国和中国都很盛行。美国政治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禁止在国家安全问题上让一个有严重威胁的竞争对手追赶自己。因此，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客们急于展示谁对中国更强硬。美国总统候选人蓬佩奥呼吁美国承认台湾独立，考虑到共和党内部的动态，这可能会成为共和党2024年总统竞选的一个共同纲领。在台北，佩洛西宣布美国“庄严誓言……支持保卫台湾”。本周，外交关系委员会(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民主党主席、参议员鲍勃·梅南德斯(Bob Menendez)和共和党国防事务领袖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提出了《台湾政策法案》(Taiwan Policy Act)，该法案将台湾列为“主要的非北约盟友”，并承诺提供4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与此同时，当中国领导人正致力于国内政治史，他面对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立场强硬的压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

　　第三，尽管大多数美国政客尚未认识到这一点，但自上次台海危机以来的二十六年里，海峡两岸的军事平衡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军事力量取得了长足增长。正如我在去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可能会会输掉一场针对台湾的战争。的确，正如前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公开宣称的那样，在五角大楼最真实的模拟和感知战争的演习中，在仅限于台湾的冲突中，比分是18比0，而得到18分的不是美国一方。

　　如果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打一场局部战争，美国总统可能会面临一个决定性的选择，要么失败，要么升级为一场更广泛的战争，以便美国能在持续的战争中取得上风。尽管中国在军事能力上取得了巨大的飞跃，但美国仍然主宰着中国进口能源和出口产品所依赖的蓝色海域。当然，一场更广泛的战争仍可能进一步升级。而这个升级阶梯的上层包括核武器的使用。

　　在核领域，毫无疑问，美国是可以将中国从地球上抹去，但中国的核报复也会导致大多数美国人丧命。正因为如此，美国不会进行核战争。中国现在拥有强大的核武库，形成了冷战时期被称为“MAD”的状态：确保相互毁灭。在核战争中，美国和中国都不可能在保全自己的情况下毁灭对方。

　　在那样的世界里，正如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教导我们的那样，“核战争没有赢家，因此永远不能打。”但是，虽然没有哪个理性的领导人会选择打一场核战争，但在冷战的历史中，有许多领导人选择冒更大的战争风险，而不是接受苏联占领柏林或在古巴部署核弹头导弹。

　　如果当前的美国和中国政府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延续此前的战略——就像我们上周看到的那样——那么我们应该是处于历史的延长线上。可悲的是，历史的延长线意味着未来可能有一场可能导致双方灾难性后果的战争。

　　作者简介：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 是哈佛大学道格拉斯·狄龙(Douglas Dillon) 政治学教授，在哈佛大学任教五十年。艾利森博士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分析师，特别关注领域包括核武器、俄罗斯、中国和决策问题。他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创始院长”，并且在2017年以前，一直担任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著有《注定一战：美国和中国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2017年)一书。

　　最可能导致中美发成惨烈战争的就是台湾问题。如果在当前由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合时宜的访问和中国强有力的军事反应所引发的危机中，中美海军舰艇或飞机发生碰撞，即使是小“事故”也可能引发一场大规模冲突。1914年6月，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被建议不要去萨拉热窝，正如佩洛西议长在访问前从五角大楼听到的意见一样。但没有人想到，在斐迪南大公访问期间，他会被暗杀，从而引发了一场毁灭性的冲突，以至于历史学家不得不创造一个全新的描述：世界大战。

8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海军继续在台岛周边海域展开实战化训练。这是某舰官兵在瞭望观察

　　幸运的是，美国和中国政府都知道，发生热战对双方来说都是一场灾难。两国政府中没有任何一个理性的人想要战争。不幸的是，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那些不希望与对手发生战争的领导人，发现自己不得不做出决定性的选择：一方面接受他们认为不可接受的损失，另一方面采取行动增加战争的风险。典型的例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一名与塞尔维亚政府有不正当联系的恐怖分子暗杀了他的继任者之后，奥匈帝国皇帝认为他必须对塞尔维亚进行强有力的惩罚。而作为其唯一的盟友，德国觉得别无选择，只能全力支持奥匈帝国。俄国觉得有义务支持东正教兄弟塞尔维亚。行动与反应的恶性循环使整个欧洲在五周内陷入战争。

　　在更大的历史范围内，当一个快速崛起的大国发出严重威胁要取代一个主要的统治大国时，竞争通常以战争告终。在过去的500年里，这种修昔底德式的对抗已经发生了16 次，有12次导致了战争。在每一种情况下，战争的直接原因包括事故、非受迫性错误，以及不可避免的选择的意外后果，其中一方接受了增加对抗的风险，希望另一方会让步。但在这些因素的背后，是修昔底德在解释古希腊的两个主要城邦如何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相互毁灭时所强调的潜在结构性驱动力。正如他所写的：“正是雅典的崛起，以及斯巴达由此产生的恐惧，使得战争不可避免。”

　　今天，美国和中国正在进行领头羊之争——有史以来最激烈的竞争。在这场斗争中，围绕台湾问题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吗?历史记录表明，战争极有可能发生。但从过去50年的情况来看，情况未必如此。50年前的1972年，当尼克松和基辛格开启与中国的关系时，美国和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肯定是不可调和的。但政治家们的做法证明，不可调和并不意味着无法管理。他们创建了一个战略模糊性的框架，在这50年里，海峡两岸的公民在收入、健康和福祉方面的增长超过了其漫长历史中任何一个同等时期。

　　当前，关于中国和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对峙，有三个残酷事实。

　　首先，不仅中国领导人，整个中国领导层和民族都明确致力于阻止台湾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如果被迫在接受一个独立的台湾和一场摧毁台湾及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战争之间做出选择，中国领导层可能会选择战争。

　　其次，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所说的国内政治“致命潮流”如今在美国和中国都很盛行。美国政治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禁止在国家安全问题上让一个有严重威胁的竞争对手追赶自己。因此，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客们急于展示谁对中国更强硬。美国总统候选人蓬佩奥呼吁美国承认台湾独立，考虑到共和党内部的动态，这可能会成为共和党2024年总统竞选的一个共同纲领。在台北，佩洛西宣布美国“庄严誓言……支持保卫台湾”。本周，外交关系委员会(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民主党主席、参议员鲍勃·梅南德斯(Bob Menendez)和共和党国防事务领袖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提出了《台湾政策法案》(Taiwan Policy Act)，该法案将台湾列为“主要的非北约盟友”，并承诺提供4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与此同时，当中国领导人正致力于国内政治史，他面对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立场强硬的压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

　　第三，尽管大多数美国政客尚未认识到这一点，但自上次台海危机以来的二十六年里，海峡两岸的军事平衡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军事力量取得了长足增长。正如我在去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可能会会输掉一场针对台湾的战争。的确，正如前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公开宣称的那样，在五角大楼最真实的模拟和感知战争的演习中，在仅限于台湾的冲突中，比分是18比0，而得到18分的不是美国一方。

　　如果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打一场局部战争，美国总统可能会面临一个决定性的选择，要么失败，要么升级为一场更广泛的战争，以便美国能在持续的战争中取得上风。尽管中国在军事能力上取得了巨大的飞跃，但美国仍然主宰着中国进口能源和出口产品所依赖的蓝色海域。当然，一场更广泛的战争仍可能进一步升级。而这个升级阶梯的上层包括核武器的使用。

　　在核领域，毫无疑问，美国是可以将中国从地球上抹去，但中国的核报复也会导致大多数美国人丧命。正因为如此，美国不会进行核战争。中国现在拥有强大的核武库，形成了冷战时期被称为“MAD”的状态：确保相互毁灭。在核战争中，美国和中国都不可能在保全自己的情况下毁灭对方。

　　在那样的世界里，正如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教导我们的那样，“核战争没有赢家，因此永远不能打。”但是，虽然没有哪个理性的领导人会选择打一场核战争，但在冷战的历史中，有许多领导人选择冒更大的战争风险，而不是接受苏联占领柏林或在古巴部署核弹头导弹。

　　如果当前的美国和中国政府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延续此前的战略——就像我们上周看到的那样——那么我们应该是处于历史的延长线上。可悲的是，历史的延长线意味着未来可能有一场可能导致双方灾难性后果的战争。

　　作者简介：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 是哈佛大学道格拉斯·狄龙(Douglas Dillon) 政治学教授，在哈佛大学任教五十年。艾利森博士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分析师，特别关注领域包括核武器、俄罗斯、中国和决策问题。他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创始院长”，并且在2017年以前，一直担任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著有《注定一战：美国和中国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2017年)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