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理泰谈俄乌剧变：中国抗战中“拖字诀”的领导智慧，泽连斯基能运用吗？

　　其五，谈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此情此景，类似于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悍然进攻沈阳北大营，继而鲸吞东北三省的重大事变。今日，俄军刻正围攻乌克兰诸战略要地，鏖战在即;当年日军少壮派磨刀霍霍，席卷方张，则中国恐有亡国之痛。

　　再说当年国民政府对日本施行“拖字诀”的原委、经纬及成效。其成效是显而易见的，即自1931年秋至1937年夏确保完成了国内实质上的政治统一和经济发展的荣景。

　　自1927年至1937年，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史称“黄金十年”，类似于今日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情况。至于“拖字诀”的原委和经纬则复杂多了

　　当中国锐意发展经济之际，东邻日本少壮派军人却在旁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对中国蚕食鲸吞。日本少壮派领军人物是石原莞尔，此人曾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他与板垣征四郎携手策动了九一八事变(此人与其他少壮派也有分歧。他认为占领东北后应见好即收，因而反对全面侵华)。

　　事变后，国府获悉，日本政坛重臣、政界大老甚至军部掌权将领仍不同意少壮派的冒险主张，不想贸然扩大事端，而是强调走一步看一步。至于事后对“九一八事变”的评价，日本内阁和军部认为并不是针对中国而获得一块跳板，而是为今后与苏联作战准备一个前出和后勤保障的基地。

　　顺便说一下，二战结束后，战胜国在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该法庭审阅日本机密文件并传讯关键证人，证实当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内阁和军部确是如此评价该事变的作用的。

　　1931年春夏，即“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日、中两国关系业已急剧恶化，矛盾空前尖锐，导火线乃是东北万宝山事件(朝、中农民为争夺水源而爆发大规模械斗，死伤颇多)及中村大尉事件(中村诸人行进在在偏僻山区，东北军某驻屯团怀疑其刺探军情将一行人等截获并杀死)。政学系首席智囊杨永泰及张群等人向蒋介石献策，如何妥善并有效地处理棘手的中日关系。此策的核心内容就是一个“拖”字：

　　要旨是凡遇中日事端爆发，则戒急用忍。当下小不忍则乱大谋。理由是急于启衅利在日本少壮派，以拖待变则利在中国，这是因为时间站在中国一边。

　　杨永泰强调，及至1931年，中国国内依然一盘散沙。蒋介石真正控制的只有苏、浙、皖、赣、闽华东五省，即使在这五省内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力量也很强大，牵制了大量中央军。至于其他省份则都在各地军阀控制下。尤其是后来成为抗战大后方的四川省，地方军阀频繁混战，却一致顽强抗拒中央或外省势力进入。

　　此时中国根本没有战略纵深，况且国府尚未启动举国抗战的准备工作，亦未与欧美强国取得对相关事态的共识。一旦日本同中国开战，各地军事势力必然趁势崛起，内外勾连，局面大乱，如此则中国必亡。

　　蒋介石在摸清了日本各界的动态和中国国内外的状况以后，採纳了杨永泰的政策建议，决心对日本採取“拖字诀”，要旨乃是一边必须“忍”，不让日军有藉口大打出手，一边秣马厉兵，培植国力。当然，“拖字诀”说来轻巧，贯彻起来，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这项施政的重点还是在国内。早在1930年中原大战中，蒋介石在东北军张学良支持下击败了主要对手阎锡山、冯玉祥和李宗仁、白崇禧之后，控制了大局。其后，他又在包括“福建事变”、“两广事变”的战乱中，各个击破了占据福建的十九路军以及占据广东、广西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的部队。接下来，他又对冯玉祥西北军旧部、张学良东北军、阎锡山晋军旧部、西北“五马”回族军阀也均给予无害化处理。

　　在三十年代前半期，四川军阀经常进行混战。中央政府根本插不进手。蒋介石为了巩固抗战大后方，派张群前往疏通四川各军阀，安排布桩，又派遣参军团去四川，以整顿吏治为名，培植了一批向心于中央的官员，整顿了军政界。同时，还对以辛亥革命元老张澜为代表的四川一众开明士绅及社会贤达给予礼遇，号召他们发声支持全面抗战的举国体制。嘲讽川军只会打内战，川军要爱国就应该出川抗日。

　　辛亥革命前，清廷在盛宣怀鼓动下，决定将四川省民营铁路收归国有，对广东、湖南民营铁路则不收归国有，这是因为广东在海外华侨走遍天下，而湖南湘系大佬则遍布全国之故。张澜在成都以“其谁欺，欺天乎?”为结尾的一篇煽动性极强的演讲迅即传遍全省，民情顿时沸腾。此后，张澜的表态在某种程度上即代表了全省的民意。四川开明士绅及社会贤达大声嘲讽川军将领多年只会打内战，如今川军将领真要爱国，就应该率军出川抗日，云云。久之，四川省主席刘湘迫于内外压力，只能率部出川，终于为稍后国府迁川及中央军入川腾出了地方。

　　总之，国府一边整合国内政治，使军阀不足为害，一边又锐意发展经济。至1937年，中国经济实力紧追日本了。

　　蒋介石又安排国府趁希特勒对中国有好感(希特勒困居维也纳时，捉襟见肘，经常蒙受一对华侨夫妇的金钱接济，感受颇深)，从德国进口了大批军械，首批组建了四个“德械师”(36师、87师、88师和教导师)。国府又从德国购入大批军用器材如无缝钢管，用于生产炮管。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借剿共之名，行抗战之实”。如今这段日记已经公诸于众了。

　　至于这层“拖字诀”的道理，古哲早有明示。《周易.繫辞下》：“尺蠖之屈，以求信(音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

　　当时谁最积极抨击国府消极抗日呢?一是地方军阀，因为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强调统一军令，而中、日开战了，天下势必大乱，中央政府就无暇控制杂牌军了;二是一度只剩下八千人的中央红军，其侷处陝北一隅之地，岌岌可危。假如中、日开战，则国军围剿必定松弛，中共发展壮大的机会迅即到来;三是是非感黑白分明，又不曾精读古今中外兴亡史的部分知识分子。

　　自1932年至1937年，各系杂牌军主官频频指责国府对日本委曲求全。抗战进入了持久战阶段，中国军队有嫡系、杂牌之分，则国府在拨付军饷、补充兵力时，不免厚此薄彼。不少人索性来个“曲线救国”。降日高阶军人中，以西北军将领居多。有些抗日名将后来降日，如孙殿英在长城抗战中立有战功，张维玺是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主要组织者，庞炳勋在台儿庄会战中死守临沂，后来却先后率部降日。

　　至于中央军各部队主官受到蒋介石的约束，并不大声指责国府对日军一退再退。抗战期间，他们却没有成建制地投奔敌伪政权的事例。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12月上旬，以北平大学生为主，数千学生齐集南京展开请愿活动。

　　12日，蒋介石接见请愿团，这是事变以来他第十八次与学生对谈。照片中，他身穿长袍，面对学生领袖的犀利言辞，他垂头沉思，面容冷凝，可见他也在戒急用忍呀。

　　15日，两千多学生直奔国民党中央党部，遇见教育部长蔡元培，交谈数语，学生即把蔡拖下殴打，北平艺术学院女生薛迅最先动手打蔡耳光。后来她撰文透露：“九一八事变之后，我们党的分析是：日本占领东北后必然要进攻苏联。党的方针是展开抗日运动，更重要的是要保卫苏联。”

　　直到二战结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讯完成，西方国家才明白，日本内阁和军部对九一八事变的评判不是获得进攻中国内地的跳板而是将来进攻苏联的前出及后勤保障的基地。而苏联在事变后不久即获悉日本内阁和军部的真实意图，可见其情报获取和评判能力之出众。

　　接着谈“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之演变。

　　1932年淞沪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期十九路军撑不住了。2月14日，蒋介石成立第五军，由87师、88师和教导总队这三支德械精锐部队组成，张治中任军长，驰援上海，终于把日本挡住了。5月5日，中、日两国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日本战略家也有真知灼见。他们认为中国是在实施战略欺骗，这样下去，上蒋介石的当了。日本少壮派说首相犬养毅是日奸，每次日军要攻打中国，他都出面以各种理由拖后腿。《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十天后，日本海军少壮派即于5月15日杀死了犬养毅。天皇出面，事态才平息。

　　至1936年，中国经济发展势头越来越强劲，综合国力与年俱增，日本少壮派军人认为再不动手，就没有机会了。1936年2月26日，少壮派发动“二二六”事变，杀死了日本内阁四个相(部长)，声称他们都是出卖国家的日奸。天皇大怒，处决了六名为首者，稳定了政局。

　　诚如蒋介石死对头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所写，日本之所以不能灭亡中国，有两个原因：

　　其一是上了蒋介石的当，中了缓兵之计。蒋介石用了“拖字诀”，一边“忍”，一边积极备战。此即说明，如果日本抢先在1931年、1932年动手，大举对华开战，中国就亡了;

　　其二是日本人小家子气，对华用兵采用“添油”的方式，每次只增兵一两个师团，中国政府和民众逐渐适应了严酷的战场压力和战时经济。假若日本一开始就倾巢来犯，出动绝大部分军力，战局可能发生变化。可是，这种情况根本没有可能发生，因为日本还必须同时应付苏联和欧美各国的压力。

　　蒋介石对“拖字诀”极度保密，连中国军队副总司令张学良都不告诉。1936年，张学良发动“双十二”事变，抓了蒋介石，搜到蒋的日记细看，发现从1928年“济南事变”(北伐军外交处长蔡公时奉命去济南同日军交涉，被日军残杀)时，蒋介石就在日记中写下务必要雪耻的语句。其后数年，他在日记中均记下积极备战的事项。张学良看了日记，颇为感动。

　　“西安事变”中，宋美龄赴西安斡旋，先同张学良见面交谈，然后再同蒋介石会面并说，“你早点把抗日的意向对部下讲了，不就没事了吗?“ 如果蒋介石早就把最高机密告诉张学良，张不久就会在大会上告诉部下众军官。这项最高机密必然被日本间谍获悉密报，势必刺激日本少壮派抢先全面侵华。如此，日本必定早就破解了“拖字诀”，李宗仁所说的日本不能灭亡中国的原因就不复存在了。

　　综上所述，可以这么理解，正是国府在全面抗战之前实施的“拖字诀”，最终挫败了日本以战争击垮乃至灭亡中国的图谋。杨永泰、张群等人构思出“拖字诀”这一系统工程，向国府中央献策，殊属碍难，而蒋介石能够虚怀接纳并力予贯彻，亦属不易。

　　当年若“拖字诀”早日面世，众口一词，杨永泰顿时成了卖国贼矣。一旦遇见激进青年，杨多半会一命呜呼。即使苟全性命于乱世，被冠以汉奸之名，亦百世莫解矣。

　　由此可见，“小国事大国以智”，知固不易，行则更难。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前文：薛理泰谈俄乌剧变：核战争不会爆发，俄乌两国不久就会达成和平协议

　　其四，普京悍然下令俄军入侵乌克兰，无论他为自己的行动如何辩解，也无济于事，难逃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的谴责甚至制裁，难逃天下民众的正义声讨。其实，对俄罗斯攻打乌克兰，也无须惊诧万分，因为俄罗斯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对外扩张的历史。

　　处于敏感的地缘政治地带的国家，应付源自远近不等的国际压力之大，自然非比寻常。否则，地缘政治这一概念也无从谈起了。

　　自古至今，无论中国史抑或世界史，大国战略博弈史证明，仅有利弊之分而无对错之别。古哲曰：大国事小国以仁，小国事大国以智，良有以也。

　　俄罗斯之于乌克兰，自然是大国无疑了。就乌克兰而言，若求俄罗斯待己以仁，当属不易，反求诸己，自须铭记“小国事大国以智“此则古训。然而，默察近年基辅衮衮诸公表现，不难发现，纯粹是反其道而行之。如此这般，欲求避祸自全，不亦难乎。

　　这一节又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从处在敏感地缘政治地带的国家的福祉着眼，国家对其领导人有着比较严格的要求;二是弱国并非没有外交，而是在客观上对其外交艺术设定了苛刻的标准。中国全面抗战前，国民政府对日本少壮派施行的“拖字诀“，就不失为一个成功的例子。下面分别说一下。

　　先说敏感地缘政治地带的国家对其领导人的严格要求。对于此等国家的领导人而言，基于本国的安全利益和发展需要，在国际上妥善应付远近压力，确实必需具有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决策水平，而且需要懂得如何能够迅即腾挪移位，以免不幸沦为国际矛盾的聚焦点。这是因为即便是一个区域性强国，一旦沦为国际矛盾的聚焦点，轻则举国伤筋动骨，重则政权更迭，元首及其左右下狱甚至殒身。

　　于是乎，此等国家的兴衰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领导人的个人修为。身为合格的国家领导人，上策是作为促成东西方沟通的中介或桥梁，并始终保证这一地位维持不变，如是，上焉者左右逢源，得其所哉，下焉者抱残守缺，却始终能独善其身;下策则是不幸沦为大国博弈的最前沿，最后沦为国际矛盾的聚焦点，后果堪虞，乌克兰的遭遇就是最近的实例。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3月3日在基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乌克兰现任总统泽连斯基原来是个喜剧演员。在平民家庭出身者中，他可算个命运骄子，在一路攀升的个人生涯中，成了层级最高的赢家。

　　2012年，泽连斯基遇见命中的贵人，即乌克兰顶级富豪科洛莫伊斯基，旋即与他麾下的乌克兰网络1+1电视台合作，多方面资源旋即潮涌而至。他最出名的角色是在《人民公仆》电视连续剧中扮演一名老师，在一段视频中，他猛烈抨击政治腐败。

　　2015年，这部电视连续剧公映，社会反响极大。这说明当时乌克兰政坛十分腐败，以致民众只能从影视剧中寻找慰藉。从此他迅即窜红，人气剧增。

　　泽连斯基人长得帅，谈吐时颇有亲和力。从此他迅即窜红，人气高涨，在全国各界声望剧增。

　　2018年，他在影视圈聚集的人气高涨，又有了既定的“总统人设“，广受选民好感，于是大批粉丝支持他成立人民公仆党。他承诺不惜一切代价惩治寡头和腐败，提高教师和医生的薪酬，并建立完善的退休保障体系。民众希冀他在《人民公仆》剧中扮演的总统能够变成现实。次年，在全民众筹的支持下，他以73%的压倒优势赢得总统大选。

　　在历史上，演艺界杰出人士的阅历和智商，不论男女，超越学术界领军人物的事例所在多有。他们一跃而成为杰出的军政领导人，古今中外，代不乏人。远的姑且不谈，举个众所周知的现代人物，如美国总统里根原来是电影演员，后来改行从政，终于成为总统，身后且被公众评为美国最佳总统之一。

　　这样的演艺界人士至少有两个特点：首先是本人少有大志，对周边事物的理解上堪称经天纬地，不輸于学者;其次是懂得破格擢拔人才，擅于识人、用人和容人，简言之，具有高超的凝聚力。

　　然则，泽连斯基并不具备这样的品质及能力。他上台后，迅即搭建了一个以他的喜剧团队和娱乐业律师组成的核心决策圈：

　　喜剧制片人任总统府办公厅主任，娱乐业律师任总统行政部负责人，喜剧编剧任总统首席政策顾问，喜剧片公司老板任乌克兰最高情报总局副局长，喜剧演员任乌克兰国防委员会高级顾问，等等。喜剧从业者居然成了乌克兰决策圈核心成员。此等事在全球诸国得未曾有。

　　乌克兰政府在其他人事安排上，往往也思考不周。譬如格鲁吉亚前总统萨卡什维利在内战中战败倒台，远赴乌克兰，摇身一变，居然也成了乌克兰敖德萨州州长。这就无谓刺激了邻国的情绪。

　　乌克兰一时民粹盛行，战略思维销声匿迹，政治精英逐渐边缘化了。在喜剧性的决策团队的引导下，全民不免趋于戏如人生、人生如戏的生活和处事的形态。

　　乌克兰有如此一个决策核心团队，面对一个爆炸性的快速升级的危机局面，岂能构思出一个有益且有效的对策系列呢?

　　实际上，在俄、乌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之际，泽连斯基及其决策层理应反躬自问三个问题;

　　一、以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为前车之鉴，强势如俄罗斯，会容忍近在肘腋的乌克兰加入敌对性的北约吗?

　　二、当下俄、乌两国关系势成水火，莫斯科会容忍乌克兰拥有核武器吗?

　　当初乌克兰为何听信俄罗斯、美国、英国的劝告，轻易放弃第三核大国的地位，以致自蹈险地呢?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三、一旦俄军入侵，欧美国家会甘冒核大战的风险，从井救人，派大军进入乌克兰与俄军鏖战一场吗?

　　四、假如俄军倾巢来犯，与乌军大战，本国元气斲丧，难道不是一桩大祸吗?

　　泽连斯基及其左右若非丧失理智，对前述四个问题给出的答案应该都是否定的。如此，如果在和战问题上，依然反其道而行之，则是愚不可及了。

　　据析，乌克兰决策层似乎没有系统地考量过这四个问题，至少没有寻求过理性的答案。如此，“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岂能避开一场泼天大祸呢?

　　战争爆发后，泽连斯基紧急向北约27个国家求援，最后说：他们都很害怕，没有回应。又说，我们被抛弃了。乌克兰民众必然迟早会问：作为国家领导人，得出这一认识，是否为时太迟了呢?

　　总而言之，泽连斯基确是一位品格很好的人士，却不是一个合格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处在敏感的地缘政治地带的国家，出现这样一位领导人，实在不是国家、民众之福。究其原因，一言以蔽之，正是他把国家推至大国对抗的最前沿，民族大灾难随之降临。

　　战争爆发后，泽连斯基及其团队临危不惧，顽强不屈，坚持抗战，确实可圈可点。然而，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不少师、团长在日寇刺刀尖对着自己胸膛时，仍然坦然殉国。泽连斯基毕竟是在重重保护下在基辅发表电视讲话，人生安全还是无虞的。

　　可否认为，只要镇静地面对危局，这些殉国的师、团长都有资格成为中国元首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其五，谈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此情此景，类似于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悍然进攻沈阳北大营，继而鲸吞东北三省的重大事变。今日，俄军刻正围攻乌克兰诸战略要地，鏖战在即;当年日军少壮派磨刀霍霍，席卷方张，则中国恐有亡国之痛。

　　再说当年国民政府对日本施行“拖字诀”的原委、经纬及成效。其成效是显而易见的，即自1931年秋至1937年夏确保完成了国内实质上的政治统一和经济发展的荣景。

　　自1927年至1937年，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史称“黄金十年”，类似于今日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情况。至于“拖字诀”的原委和经纬则复杂多了

　　当中国锐意发展经济之际，东邻日本少壮派军人却在旁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对中国蚕食鲸吞。日本少壮派领军人物是石原莞尔，此人曾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他与板垣征四郎携手策动了九一八事变(此人与其他少壮派也有分歧。他认为占领东北后应见好即收，因而反对全面侵华)。

　　事变后，国府获悉，日本政坛重臣、政界大老甚至军部掌权将领仍不同意少壮派的冒险主张，不想贸然扩大事端，而是强调走一步看一步。至于事后对“九一八事变”的评价，日本内阁和军部认为并不是针对中国而获得一块跳板，而是为今后与苏联作战准备一个前出和后勤保障的基地。

　　顺便说一下，二战结束后，战胜国在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该法庭审阅日本机密文件并传讯关键证人，证实当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内阁和军部确是如此评价该事变的作用的。

　　1931年春夏，即“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日、中两国关系业已急剧恶化，矛盾空前尖锐，导火线乃是东北万宝山事件(朝、中农民为争夺水源而爆发大规模械斗，死伤颇多)及中村大尉事件(中村诸人行进在在偏僻山区，东北军某驻屯团怀疑其刺探军情将一行人等截获并杀死)。政学系首席智囊杨永泰及张群等人向蒋介石献策，如何妥善并有效地处理棘手的中日关系。此策的核心内容就是一个“拖”字：

　　要旨是凡遇中日事端爆发，则戒急用忍。当下小不忍则乱大谋。理由是急于启衅利在日本少壮派，以拖待变则利在中国，这是因为时间站在中国一边。

　　杨永泰强调，及至1931年，中国国内依然一盘散沙。蒋介石真正控制的只有苏、浙、皖、赣、闽华东五省，即使在这五省内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力量也很强大，牵制了大量中央军。至于其他省份则都在各地军阀控制下。尤其是后来成为抗战大后方的四川省，地方军阀频繁混战，却一致顽强抗拒中央或外省势力进入。

　　此时中国根本没有战略纵深，况且国府尚未启动举国抗战的准备工作，亦未与欧美强国取得对相关事态的共识。一旦日本同中国开战，各地军事势力必然趁势崛起，内外勾连，局面大乱，如此则中国必亡。

　　蒋介石在摸清了日本各界的动态和中国国内外的状况以后，採纳了杨永泰的政策建议，决心对日本採取“拖字诀”，要旨乃是一边必须“忍”，不让日军有藉口大打出手，一边秣马厉兵，培植国力。当然，“拖字诀”说来轻巧，贯彻起来，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这项施政的重点还是在国内。早在1930年中原大战中，蒋介石在东北军张学良支持下击败了主要对手阎锡山、冯玉祥和李宗仁、白崇禧之后，控制了大局。其后，他又在包括“福建事变”、“两广事变”的战乱中，各个击破了占据福建的十九路军以及占据广东、广西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的部队。接下来，他又对冯玉祥西北军旧部、张学良东北军、阎锡山晋军旧部、西北“五马”回族军阀也均给予无害化处理。

　　在三十年代前半期，四川军阀经常进行混战。中央政府根本插不进手。蒋介石为了巩固抗战大后方，派张群前往疏通四川各军阀，安排布桩，又派遣参军团去四川，以整顿吏治为名，培植了一批向心于中央的官员，整顿了军政界。同时，还对以辛亥革命元老张澜为代表的四川一众开明士绅及社会贤达给予礼遇，号召他们发声支持全面抗战的举国体制。嘲讽川军只会打内战，川军要爱国就应该出川抗日。

　　辛亥革命前，清廷在盛宣怀鼓动下，决定将四川省民营铁路收归国有，对广东、湖南民营铁路则不收归国有，这是因为广东在海外华侨走遍天下，而湖南湘系大佬则遍布全国之故。张澜在成都以“其谁欺，欺天乎?”为结尾的一篇煽动性极强的演讲迅即传遍全省，民情顿时沸腾。此后，张澜的表态在某种程度上即代表了全省的民意。四川开明士绅及社会贤达大声嘲讽川军将领多年只会打内战，如今川军将领真要爱国，就应该率军出川抗日，云云。久之，四川省主席刘湘迫于内外压力，只能率部出川，终于为稍后国府迁川及中央军入川腾出了地方。

　　总之，国府一边整合国内政治，使军阀不足为害，一边又锐意发展经济。至1937年，中国经济实力紧追日本了。

　　蒋介石又安排国府趁希特勒对中国有好感(希特勒困居维也纳时，捉襟见肘，经常蒙受一对华侨夫妇的金钱接济，感受颇深)，从德国进口了大批军械，首批组建了四个“德械师”(36师、87师、88师和教导师)。国府又从德国购入大批军用器材如无缝钢管，用于生产炮管。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借剿共之名，行抗战之实”。如今这段日记已经公诸于众了。

　　至于这层“拖字诀”的道理，古哲早有明示。《周易.繫辞下》：“尺蠖之屈，以求信(音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

　　当时谁最积极抨击国府消极抗日呢?一是地方军阀，因为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强调统一军令，而中、日开战了，天下势必大乱，中央政府就无暇控制杂牌军了;二是一度只剩下八千人的中央红军，其侷处陝北一隅之地，岌岌可危。假如中、日开战，则国军围剿必定松弛，中共发展壮大的机会迅即到来;三是是非感黑白分明，又不曾精读古今中外兴亡史的部分知识分子。

　　自1932年至1937年，各系杂牌军主官频频指责国府对日本委曲求全。抗战进入了持久战阶段，中国军队有嫡系、杂牌之分，则国府在拨付军饷、补充兵力时，不免厚此薄彼。不少人索性来个“曲线救国”。降日高阶军人中，以西北军将领居多。有些抗日名将后来降日，如孙殿英在长城抗战中立有战功，张维玺是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主要组织者，庞炳勋在台儿庄会战中死守临沂，后来却先后率部降日。

　　至于中央军各部队主官受到蒋介石的约束，并不大声指责国府对日军一退再退。抗战期间，他们却没有成建制地投奔敌伪政权的事例。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12月上旬，以北平大学生为主，数千学生齐集南京展开请愿活动。

　　12日，蒋介石接见请愿团，这是事变以来他第十八次与学生对谈。照片中，他身穿长袍，面对学生领袖的犀利言辞，他垂头沉思，面容冷凝，可见他也在戒急用忍呀。

　　15日，两千多学生直奔国民党中央党部，遇见教育部长蔡元培，交谈数语，学生即把蔡拖下殴打，北平艺术学院女生薛迅最先动手打蔡耳光。后来她撰文透露：“九一八事变之后，我们党的分析是：日本占领东北后必然要进攻苏联。党的方针是展开抗日运动，更重要的是要保卫苏联。”

　　直到二战结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讯完成，西方国家才明白，日本内阁和军部对九一八事变的评判不是获得进攻中国内地的跳板而是将来进攻苏联的前出及后勤保障的基地。而苏联在事变后不久即获悉日本内阁和军部的真实意图，可见其情报获取和评判能力之出众。

　　接着谈“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之演变。

　　1932年淞沪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期十九路军撑不住了。2月14日，蒋介石成立第五军，由87师、88师和教导总队这三支德械精锐部队组成，张治中任军长，驰援上海，终于把日本挡住了。5月5日，中、日两国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日本战略家也有真知灼见。他们认为中国是在实施战略欺骗，这样下去，上蒋介石的当了。日本少壮派说首相犬养毅是日奸，每次日军要攻打中国，他都出面以各种理由拖后腿。《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十天后，日本海军少壮派即于5月15日杀死了犬养毅。天皇出面，事态才平息。

　　至1936年，中国经济发展势头越来越强劲，综合国力与年俱增，日本少壮派军人认为再不动手，就没有机会了。1936年2月26日，少壮派发动“二二六”事变，杀死了日本内阁四个相(部长)，声称他们都是出卖国家的日奸。天皇大怒，处决了六名为首者，稳定了政局。

　　诚如蒋介石死对头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所写，日本之所以不能灭亡中国，有两个原因：

　　其一是上了蒋介石的当，中了缓兵之计。蒋介石用了“拖字诀”，一边“忍”，一边积极备战。此即说明，如果日本抢先在1931年、1932年动手，大举对华开战，中国就亡了;

　　其二是日本人小家子气，对华用兵采用“添油”的方式，每次只增兵一两个师团，中国政府和民众逐渐适应了严酷的战场压力和战时经济。假若日本一开始就倾巢来犯，出动绝大部分军力，战局可能发生变化。可是，这种情况根本没有可能发生，因为日本还必须同时应付苏联和欧美各国的压力。

　　蒋介石对“拖字诀”极度保密，连中国军队副总司令张学良都不告诉。1936年，张学良发动“双十二”事变，抓了蒋介石，搜到蒋的日记细看，发现从1928年“济南事变”(北伐军外交处长蔡公时奉命去济南同日军交涉，被日军残杀)时，蒋介石就在日记中写下务必要雪耻的语句。其后数年，他在日记中均记下积极备战的事项。张学良看了日记，颇为感动。

　　“西安事变”中，宋美龄赴西安斡旋，先同张学良见面交谈，然后再同蒋介石会面并说，“你早点把抗日的意向对部下讲了，不就没事了吗?“ 如果蒋介石早就把最高机密告诉张学良，张不久就会在大会上告诉部下众军官。这项最高机密必然被日本间谍获悉密报，势必刺激日本少壮派抢先全面侵华。如此，日本必定早就破解了“拖字诀”，李宗仁所说的日本不能灭亡中国的原因就不复存在了。

　　综上所述，可以这么理解，正是国府在全面抗战之前实施的“拖字诀”，最终挫败了日本以战争击垮乃至灭亡中国的图谋。杨永泰、张群等人构思出“拖字诀”这一系统工程，向国府中央献策，殊属碍难，而蒋介石能够虚怀接纳并力予贯彻，亦属不易。

　　当年若“拖字诀”早日面世，众口一词，杨永泰顿时成了卖国贼矣。一旦遇见激进青年，杨多半会一命呜呼。即使苟全性命于乱世，被冠以汉奸之名，亦百世莫解矣。

　　由此可见，“小国事大国以智”，知固不易，行则更难。古今中外，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