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赫什伯格：入侵乌克兰，普京正在重蹈苏联暴力干涉他国的覆辙

　　弗拉基米尔·普京是冷战的产物。这位俄罗斯总统的职业生涯始于前苏联的情报机构——克格勃(KGB)，他对回到超级大国的竞争和核对峙局面抱有执念，至少在某些方面是这样的：2000年上台后，他曾把苏联解体称为20世纪“真正的悲剧”和“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然而，在当前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下，普京是否认真研究过冷战的历史，或者是否领会了冷战的教训，这一点远未可知。

2022年2月，多伦多乌克兰领事馆外的抗议者

　　在冷战的关键时刻，克林姆林宫的领导人错误地做出了判断，发出威胁，采取侵略行动，而这些行动最终被证明反而损害了苏联的利益。从1956年向匈牙利派遣坦克，到20世纪80年代初向波兰共产党政府施压，以扼杀团结工会运动。苏联以迫使各国屈服的做法，提醒了西方领导人当初为什么要联合起来反对莫斯科。

　　今天，普京似乎在重复他的苏联前任们所犯的错误。他对乌克兰的入侵促使乌克兰反对俄罗斯影响的立场更加坚决，并为西方联盟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团结起来。

　　苏联激进主义冒险史

　　从冷战开始，苏联领导人就错误地倾向于施加最大压力，以巩固其在东欧的影响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对伊朗、土耳其以及希腊施加的压力和威胁激发了美国“遏制”理论的兴起，以抵制苏联在已经实行共产主义统治的国家之外的扩张。1948 年，斯大林试图通过切断西柏林西部(苏联占领了东德)与美国和英国之间的陆地通道，迫使与苏联一起击败纳粹德国的前盟友美国和英国被隔离在距西柏林100英里之外。

　　但此举却事与愿违：大规模的英美空运挫败了苏联的封锁，促使西方领导人建立军事联盟以对抗苏联的威胁，最终促使北约于1949年4月成立。此外，西柏林人不顾莫斯科的威胁顽强地在寒冷的冬天跋涉的形象，改变了美国主流文化中对立双方的形象：在二战中，美国人对苏联英勇抵抗纳粹德国的猛烈攻击深为钦佩，而就在战争结束几年之后，变成了“善良的德国人”开始反抗苏联“没有信仰的共产主义者”和他们的专制独裁者(“红军”)。

　　在徒劳的封锁一年后，斯大林又犯了一个错误：1950年6月，他同意金日成的请求，让朝鲜入侵韩国，并将整个朝鲜半岛置于共产主义阴影之下。金日成向斯大林保证，三八线以南的韩国人民热切地等待着他的到来，并将加快他的胜利;斯大林本人可能被杜鲁门政府的暗示所误导，即美国不愿进行军事干预以保卫韩国——他错误地认为华盛顿不会向韩国提供援助。苏联在前一个夏天引爆了他们的第一颗原子弹，这一事实让斯大林错误的假设更加大胆。当然，平壤没能吞并韩国，三年后战争结束，朝鲜半岛仍处于分裂状态。从苏联的角度来看，更糟糕的是，朝鲜的入侵刺激了西方，甚至的法国，允许西德武装自己。

　　1955年，西德加入北约(在其承诺在可预见的未来放弃核武器的前提下)，但一年后的1956年秋天，北约似乎就处于崩溃的边缘。10月底，北约的两个欧洲支柱——英国和法国袭击了埃及，以重新控制苏伊士运河。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几个月前已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英法与以色列合谋(以色列入侵西奈半岛，使得伦敦和巴黎声称他们在保护运河)，并在美国背后密谋行动，而美国则支持与纳赛尔谈判。欧洲人在埃及重新确立殖民统治地位的努力激怒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他迫使英国、法国和以色列撤军。西方联盟看起来应该会一片混乱，但几天后，也就是11月初，苏联入侵匈牙利。这一举动是由华沙条约组织卫星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引发的：在苏联总理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演讲抨击斯大林的残酷统治后，匈牙利人选择了一个改革派(但仍是共产主义)政权。而莫斯科却反过来残酷地镇压了匈牙利起义。

　　莫斯科的袭击提醒了北约它存在的意义。尽管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北约内部反复出现紧张局势，但这一联盟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苏联周期性的示威——克林姆林宫对西柏林的重新设计(第二次柏林危机，从1958年到1961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和阿富汗(1979年)，威胁入侵波兰(1980年到1981年)——加强了北约的凝聚力。

　　有时，苏联并没有立即为这些侵略行动付出代价。但可以肯定的是，苏联倾向于炫耀军事实力的行动削弱了国际社会对其的认可，尽管美国的制裁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半心半意的。然而，在每一个事件中，苏联都制造了敌人，并巩固了反对他们的力量。例如，袭入捷克斯洛伐克，加速了“欧洲共产主义”的崛起——即在西欧，例如意大利，更加民族主义的共产党，对苏联共产党不那么顺从——这削弱了莫斯科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在阿富汗，莫斯科计划并希望在几个月内入侵和撤出，以成功地给阿富汗扶植一位共产党领导人(并杀死了需要取代的那个领导人)，但发现自身陷入了与华盛顿支持的叛乱的长期艰苦斗争中，最终迫使它在十年后才撤退。在苏联走向衰落之际，入侵阿富汗明显削弱了它。

　　恐俄症：适得其反的后果

　　尤其应该关注的就是普京造成的这种局面。尽管美国和北约都无意进行军事干预，将乌克兰从俄罗斯的入侵中拯救出来，但他们不会反对帮助可能的乌克兰游击队对抗敌对占领军的斗争——历史表明，这可能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正如阿道夫·希特勒的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面临的那样。与 1968 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人相比，乌克兰人似乎更能够战斗，也更愿意战斗。

　　当然，普京显然觉得自己有权占领(或者，在他的苏联帝国视角下，是重新征服)乌克兰，因为与匈牙利和波兰不同，乌克兰是前苏联的一个共和国，在历史上、种族上和语言上都与俄罗斯紧密相连。然而，世界其他国家(甚至俄罗斯自己，在1994年的一项协议中)已经承认乌克兰在苏联解体后是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许多乌克兰人会愤怒地回忆起，在乌克兰被并入苏联时，莫斯科是如何严重虐待他们的国家的;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统治时期造成数百万乌克兰人死亡的人为大饥荒，在这个国家的公众意识中显得尤为突出。这样的历史记忆可以支持乌克兰人对俄罗斯占领的英勇抵抗。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还可能会加速他最不希望看到的结果出现：北约变得更加强大。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混乱的任期之后，北约加强了同盟，以阻止普京对乌克兰发动进攻。那些在俄罗斯周边或靠近俄罗斯的国家，虽然重视自己的独立，但还未加入北约，现在可能会认真考虑加入或努力争取加入北约。潜在的新成员可以扩展到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之外，包括在冷战期间保持中立的国家，无论是自愿的(如瑞典)还是由于苏联的胁迫(如奥地利和芬兰)。一些芬兰人已经在公开考虑非“芬兰化”，放弃他们与北约通常保持的距离。

　　普京并没有忘记这些冷战的先例，莫斯科的入侵最终事与愿违，但他显然并不在乎。上台后不久，他就出版了《第一人称：俄罗斯总统惊人坦诚的自我描述》一书，在这本书中，他承认苏联对东德、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起义的暴力镇压是“重大错误”。他补充说:“我们今天在东欧看到的恐俄症就是那些错误的后果。”“错误”一词表明，他认为这些行为是出于误判，而不是道德上的错误或不合理。无论如何，在权衡选择时，普京肯定知道，入侵乌克兰将极大地招致并增加周边国家的恐俄情绪，其后果可能是他不喜欢的。他是真的想重建苏联帝国(没有全球意识形态的基础，因为他只支持独裁，想要恢复俄罗斯的全球权力)，如果必要的话，他会使用武力，正是这种执念导致了俄罗斯陷入战争。

　　作者简介：詹姆斯·赫什伯格(James Hershberg)是乔治·华盛顿大学埃利奥特国际事务学院的历史与国际事务教授。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塔夫茨大学。赫什伯格是冷战历史的著名学者，曾担任华盛顿特区伍德罗·威尔逊中心的冷战国际史项目主任。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弗拉基米尔·普京是冷战的产物。这位俄罗斯总统的职业生涯始于前苏联的情报机构——克格勃(KGB)，他对回到超级大国的竞争和核对峙局面抱有执念，至少在某些方面是这样的：2000年上台后，他曾把苏联解体称为20世纪“真正的悲剧”和“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然而，在当前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下，普京是否认真研究过冷战的历史，或者是否领会了冷战的教训，这一点远未可知。

2022年2月，多伦多乌克兰领事馆外的抗议者

　　在冷战的关键时刻，克林姆林宫的领导人错误地做出了判断，发出威胁，采取侵略行动，而这些行动最终被证明反而损害了苏联的利益。从1956年向匈牙利派遣坦克，到20世纪80年代初向波兰共产党政府施压，以扼杀团结工会运动。苏联以迫使各国屈服的做法，提醒了西方领导人当初为什么要联合起来反对莫斯科。

　　今天，普京似乎在重复他的苏联前任们所犯的错误。他对乌克兰的入侵促使乌克兰反对俄罗斯影响的立场更加坚决，并为西方联盟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团结起来。

　　苏联激进主义冒险史

　　从冷战开始，苏联领导人就错误地倾向于施加最大压力，以巩固其在东欧的影响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对伊朗、土耳其以及希腊施加的压力和威胁激发了美国“遏制”理论的兴起，以抵制苏联在已经实行共产主义统治的国家之外的扩张。1948 年，斯大林试图通过切断西柏林西部(苏联占领了东德)与美国和英国之间的陆地通道，迫使与苏联一起击败纳粹德国的前盟友美国和英国被隔离在距西柏林100英里之外。

　　但此举却事与愿违：大规模的英美空运挫败了苏联的封锁，促使西方领导人建立军事联盟以对抗苏联的威胁，最终促使北约于1949年4月成立。此外，西柏林人不顾莫斯科的威胁顽强地在寒冷的冬天跋涉的形象，改变了美国主流文化中对立双方的形象：在二战中，美国人对苏联英勇抵抗纳粹德国的猛烈攻击深为钦佩，而就在战争结束几年之后，变成了“善良的德国人”开始反抗苏联“没有信仰的共产主义者”和他们的专制独裁者(“红军”)。

　　在徒劳的封锁一年后，斯大林又犯了一个错误：1950年6月，他同意金日成的请求，让朝鲜入侵韩国，并将整个朝鲜半岛置于共产主义阴影之下。金日成向斯大林保证，三八线以南的韩国人民热切地等待着他的到来，并将加快他的胜利;斯大林本人可能被杜鲁门政府的暗示所误导，即美国不愿进行军事干预以保卫韩国——他错误地认为华盛顿不会向韩国提供援助。苏联在前一个夏天引爆了他们的第一颗原子弹，这一事实让斯大林错误的假设更加大胆。当然，平壤没能吞并韩国，三年后战争结束，朝鲜半岛仍处于分裂状态。从苏联的角度来看，更糟糕的是，朝鲜的入侵刺激了西方，甚至的法国，允许西德武装自己。

　　1955年，西德加入北约(在其承诺在可预见的未来放弃核武器的前提下)，但一年后的1956年秋天，北约似乎就处于崩溃的边缘。10月底，北约的两个欧洲支柱——英国和法国袭击了埃及，以重新控制苏伊士运河。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几个月前已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英法与以色列合谋(以色列入侵西奈半岛，使得伦敦和巴黎声称他们在保护运河)，并在美国背后密谋行动，而美国则支持与纳赛尔谈判。欧洲人在埃及重新确立殖民统治地位的努力激怒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他迫使英国、法国和以色列撤军。西方联盟看起来应该会一片混乱，但几天后，也就是11月初，苏联入侵匈牙利。这一举动是由华沙条约组织卫星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引发的：在苏联总理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演讲抨击斯大林的残酷统治后，匈牙利人选择了一个改革派(但仍是共产主义)政权。而莫斯科却反过来残酷地镇压了匈牙利起义。

　　莫斯科的袭击提醒了北约它存在的意义。尽管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北约内部反复出现紧张局势，但这一联盟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苏联周期性的示威——克林姆林宫对西柏林的重新设计(第二次柏林危机，从1958年到1961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和阿富汗(1979年)，威胁入侵波兰(1980年到1981年)——加强了北约的凝聚力。

　　有时，苏联并没有立即为这些侵略行动付出代价。但可以肯定的是，苏联倾向于炫耀军事实力的行动削弱了国际社会对其的认可，尽管美国的制裁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半心半意的。然而，在每一个事件中，苏联都制造了敌人，并巩固了反对他们的力量。例如，袭入捷克斯洛伐克，加速了“欧洲共产主义”的崛起——即在西欧，例如意大利，更加民族主义的共产党，对苏联共产党不那么顺从——这削弱了莫斯科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在阿富汗，莫斯科计划并希望在几个月内入侵和撤出，以成功地给阿富汗扶植一位共产党领导人(并杀死了需要取代的那个领导人)，但发现自身陷入了与华盛顿支持的叛乱的长期艰苦斗争中，最终迫使它在十年后才撤退。在苏联走向衰落之际，入侵阿富汗明显削弱了它。

　　恐俄症：适得其反的后果

　　尤其应该关注的就是普京造成的这种局面。尽管美国和北约都无意进行军事干预，将乌克兰从俄罗斯的入侵中拯救出来，但他们不会反对帮助可能的乌克兰游击队对抗敌对占领军的斗争——历史表明，这可能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正如阿道夫·希特勒的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面临的那样。与 1968 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人相比，乌克兰人似乎更能够战斗，也更愿意战斗。

　　当然，普京显然觉得自己有权占领(或者，在他的苏联帝国视角下，是重新征服)乌克兰，因为与匈牙利和波兰不同，乌克兰是前苏联的一个共和国，在历史上、种族上和语言上都与俄罗斯紧密相连。然而，世界其他国家(甚至俄罗斯自己，在1994年的一项协议中)已经承认乌克兰在苏联解体后是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许多乌克兰人会愤怒地回忆起，在乌克兰被并入苏联时，莫斯科是如何严重虐待他们的国家的;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统治时期造成数百万乌克兰人死亡的人为大饥荒，在这个国家的公众意识中显得尤为突出。这样的历史记忆可以支持乌克兰人对俄罗斯占领的英勇抵抗。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还可能会加速他最不希望看到的结果出现：北约变得更加强大。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混乱的任期之后，北约加强了同盟，以阻止普京对乌克兰发动进攻。那些在俄罗斯周边或靠近俄罗斯的国家，虽然重视自己的独立，但还未加入北约，现在可能会认真考虑加入或努力争取加入北约。潜在的新成员可以扩展到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之外，包括在冷战期间保持中立的国家，无论是自愿的(如瑞典)还是由于苏联的胁迫(如奥地利和芬兰)。一些芬兰人已经在公开考虑非“芬兰化”，放弃他们与北约通常保持的距离。

　　普京并没有忘记这些冷战的先例，莫斯科的入侵最终事与愿违，但他显然并不在乎。上台后不久，他就出版了《第一人称：俄罗斯总统惊人坦诚的自我描述》一书，在这本书中，他承认苏联对东德、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起义的暴力镇压是“重大错误”。他补充说:“我们今天在东欧看到的恐俄症就是那些错误的后果。”“错误”一词表明，他认为这些行为是出于误判，而不是道德上的错误或不合理。无论如何，在权衡选择时，普京肯定知道，入侵乌克兰将极大地招致并增加周边国家的恐俄情绪，其后果可能是他不喜欢的。他是真的想重建苏联帝国(没有全球意识形态的基础，因为他只支持独裁，想要恢复俄罗斯的全球权力)，如果必要的话，他会使用武力，正是这种执念导致了俄罗斯陷入战争。

　　作者简介：詹姆斯·赫什伯格(James Hershberg)是乔治·华盛顿大学埃利奥特国际事务学院的历史与国际事务教授。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塔夫茨大学。赫什伯格是冷战历史的著名学者，曾担任华盛顿特区伍德罗·威尔逊中心的冷战国际史项目主任。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