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在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令人煎熬的四年任期里,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遭受了持续的重创,现在终于回到正轨。中国成为美欧关系重新回暖的重要刺激因素。然而,不要期待美国和欧盟在中国问题上的看法会完全一致。随着局势变化,跨大西洋的对话将凸显美国和欧盟在对待北京上的共同点和分歧。尽管对乔·拜登总统与盟友合作的兴趣充满热情,欧盟领导人对基于对抗的零和游戏、开启另一场灾难性冷战的中国政策不感兴趣,也不希望围绕以安全为核心展开讨论,并引申到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主导地位。
拜登是3月25日举行的欧盟领导人虚拟峰会的线上“荣誉来宾”。而在峰会召开前夕,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约瑟普·博雷尔重新启动了美欧关于中国问题的对话。此前,在与前国务卿蓬佩奥对话时,博雷尔有些犹豫,也有些不情愿。现在,他承诺与美国在高级官员和专家层面进行定期磋商,讨论中国带来的“各种挑战和机遇”。
在安克雷奇与中国外交领导人激烈交锋之后,布林肯向欧盟以及后来向北约盟国传达的信息不出所料地直白:欧洲和美国必须携起手来抵御中国的“胁迫行为”和破坏国际体系规则的企图。
欧中关系再创新低
在某种程度上,布林肯犹如是在向皈依者布道。大多数欧洲国家对中国的态度日趋强硬。欧盟制裁中国官员的决定引发针锋相对的反制裁,导致欧盟与中国的关系降至新低。中国对几名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成员以及一些欧洲学者和政策机构施加类似限制的决定,被许多欧盟政策制定者认为是不可接受的、不成熟的、不对等的。这些学者和政策机构被北京认为传播“恶性谣言和虚假信息”。这让人们不禁猜测,去年12月达成的欧盟-中国投资协议将无法获得议会批准。
30多家欧洲智库发表联合声明,对中国针对欧洲独立研究人员的行为表示深切担忧,称其“破坏了那些为政策辩论做出积极贡献的人的实际和建设性接触”,并损害欧中关系。
欧洲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已处于糟糕的状态。正是与北京方面的紧张关系,推动了欧盟对拜登政府的热情拥抱,并且重新燃起跨大西洋关系希望。事实上,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紧随欧盟提出了对华相应的制裁,这证明27国集团在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就共同对待中国的方式进行过认真的磋商。
欧洲的对华战略自主权将继续存在
然而,传统的跨大西洋谈判的形式——美国主导谈判,欧盟领导人保持倾听和热心追随——已经无可避免地过时了。欧盟和美国不会在与中国以及更广泛地与亚洲的复杂多层次关系的所有方面都达成一致。欧盟政策制定者同意美国对中国日益增强的国际自信所带来的战略挑战的看法。然而,他们并不完全赞同美国所提出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方法。
原因很简单,尽管对许多美国政策制定者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在特朗普那令人煎熬的四年里,欧洲领导人已经摆脱了对美国的过度依赖,开始在国内外表现出更多的自信,他们现实地担忧,未来的美国选举可能会产生更无能和混乱的特朗普式政府。欧洲领导人不会坐等拜登和他的团队的指令,也不会对美国领导力的可持续性抱有信心。
因此,拜登“美国回来了”的论调,对于一个正在内部问题、贸易、技术、外交和安全政策上寻求“战略自主权”的大陆来说,听起来很空洞。它也不符合欧盟对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的理解,在这个世界里,其他国家不再等待或依赖美国的领导。拜登关于未来几年与中国的“极端竞争”的警告也不是欧盟所想的,因为大多数欧洲人不像美国人那样关注中国或聚焦中国问题,也不把中国视为生死存亡的威胁。
此外,尽管跨大西洋关系出现了新的回暖,但美国与欧盟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以合作与竞争为基调。布鲁塞尔和华盛顿在钢铁和铝关税、数字税和公共采购方面仍处于冲突状态。由于计划通过北溪2号管道进口俄罗斯天然气,德国对可能面临美国制裁的提议感到不满。
欧洲的重要领导人支持这种自主权。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称,不要指望欧盟会与美国联手对抗中国,他说,这种对抗性的选择将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德国总理默克尔也持相同看法。法德两国领导人都认为,欧盟必须在与中国的关系中追求自身利益,并保持对欧中投资协议的坚定支持,尽管欧洲议员和人权组织对此提出了批评。
区分领域是合作与竞争相结合的关键
布林肯似乎已经准备好“打太极”了——至少在布鲁塞尔的时候是这样。布林肯和博雷尔在布鲁塞尔发起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对话声明中,没有提及与中国"敌对"这一美国经常使用的术语。相反,与欧盟使用的话语相呼应,与中国的关系被描述为“多方面的,包括合作、竞争和系统性竞争的要素”。布林肯还谨慎地坚称,美国不会排除与北京在一些问题上的合作,并补充称说,我们将依赖创新,而不是最后通牒。
拜登邀请中国领导人出席4月22日举行的虚拟气候变化峰会,另外,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弗朗斯•蒂默曼最近与中国环境部长黄润秋在线上进行的讨论,都表明竞争/合作模式具有可操作性,环境问题没有被牵扯到更广泛的地缘政治中争论。此外,欧盟政策制定者知道,他们需要与中国合作,确保大流行后的经济复苏,寻找应对未来任何流行病的方法,并应对朝鲜和伊朗构成的核挑战。
在经济增长和就业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的情况下,保持对华贸易和投资的活跃性仍是欧盟的当务之急。正因为如此,他们顶住了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的压力,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亚投行)、参与“一带一路”(Belt and Road)倡议、没有对华为实施全面制裁,欧盟各国政府在与北京方面的关系上可能会继续走自己的道路(尽管可能会有波折)。
让美国和中国的许多人都感到懊恼的是,这意味着欧盟不会屈服于要求它在两国日益恶化的竞争中做出“二选一”的选择。欧盟各国政府将努力打造更紧密的跨大西洋关系,并将继续通过在经济、气候、数字政策以及研究和创新方面的高层对话与中国接触。
令那些要求在贸易和人权问题“挂钩”的人非常愤怒的是,这还意味着继续“部分”升级与中国经济关系。同时通过所谓的“自主”或“单方面”规定,欧盟强化对涉及外来投资、全球供应链、国有企业行为、外国补贴的管理,以控制在欧洲经营的企业的影响,以及对人权的影响。
布鲁塞尔的一些人认为,这些有针对性的规定,尤其是欧版“马格尼茨基人权法案”,应该会让那些要求欧盟在人权问题上采取更强硬行动的人放心。而加强中欧经济关系的互惠性,可能有助于在明年年初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投票批准该投资协议。
北京和华盛顿都必须调整与欧洲的关系
展望未来,华盛顿将不得不以平等伙伴的身份与欧洲谈判,而中国也要意识到欧盟在努力与其建立更密切的经济联系和避免对抗性竞争的同时,将准备大力强调有关人权和基本自由的问题。
就中国而言,这一现实要求北京在回应欧盟对中国政策的批评时表现出更多的克制、礼貌和分寸,无论是在双边还是多边形式上。这意味着北京必须控制其言辞更为尖锐的“战狼”外交官,同时倾听那些倡导对话的人,并在理解拥有多样化权力中心和27个国家的欧盟如何能够、而且确实能够在与中国有关的困难问题上达成妥协方面提出更成熟的思路。
华盛顿则需要为未来任何跨大西洋对话制定一个更新的脚本。为了在中国问题上与欧洲有效接触,美国应该表现出更愿意倾听欧洲的观点,而不仅仅是说教。华盛顿必须避免使用“最后通牒”式的话语和迫使其在“我们和他们”之间选边站。坚持对中国采取敌对态度或指责欧洲与北京合作只会使美国与欧洲的关系更加紧张。
相反,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外联问题上,华盛顿应该借鉴欧洲的做法,将重点从核心议题从安全问题转向经济、贸易、监管标准和互联互通方面。例如,欧盟已经认识到,随着区域合作经济伙伴关系(RCEP)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深入亚洲国家(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真正的竞争将是如何制定共同标准,规则和条例,尤其在全球贸易、互联互通和数据交换上。在欧洲,很少有人希望在这些领域变得碎片化和相互隔离。
最重要的是,美国和欧盟必须专注于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提供国内政治和经济治理替代模式的愿景。欧洲正在讨论如何振兴脆弱的西方民主国家,并通过适当的经济、技术和贸易政策提高竞争力,以应对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拜登政府显然认可这种需要,但似乎也认为,要满足这种需要,就需要把中国描绘成一个存在的威胁。欧洲可以帮助美国找到一条不同的、少一些敌对的道路。
欧盟和美国需要对中国采取更具包容性和平衡性的态度
最后,关于如何处理西方对中国崛起的反应,一场明智和负责任的跨大西洋对话必须考虑到欧洲和美国的利益,并认识到双方的共同需求,即制定一个真正平衡的对华方针。最终,中国将需要参与到这样的对话来。
无论是跨大西洋联盟还是民主国家联盟,都不能成为当今世界稳定或变革的基石。它们可能是解决难题的一部分,但在应对21世纪最复杂的跨国挑战时,与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合作将是至关重要的。随着北京和莫斯科因对西方制裁的共同愤怒而走得更近,任何将世界进一步划分为“好国家和坏国家”的做法都会引发更多的全球冲突,这是不可取的。
对于华盛顿、布鲁塞尔和北京如何扮演负责任的全球角色,如何在合作与竞争的同时学会相处的问题,我们迫切需要一套成熟的“剧本”,没有这套“剧本”,全球和平与安全面临威胁。
作者简介:莎达·伊斯兰(Shada Islam),欧盟独立分析师,欧洲学院(纳托林校区)客座教授,欧洲政策中心高级顾问。史文(Michael D. Swaine)是昆西研究所东亚项目主任。雷切尔·艾斯普林·奥德尔(Rachel Esplin Odell)是昆西研究所东亚项目的研究员。本文译自《国家利益》网站,原文链接: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america-needs-new-transatlantic-script-deal-china-182559?page=0%2C1
在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令人煎熬的四年任期里,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遭受了持续的重创,现在终于回到正轨。中国成为美欧关系重新回暖的重要刺激因素。然而,不要期待美国和欧盟在中国问题上的看法会完全一致。随着局势变化,跨大西洋的对话将凸显美国和欧盟在对待北京上的共同点和分歧。尽管对乔·拜登总统与盟友合作的兴趣充满热情,欧盟领导人对基于对抗的零和游戏、开启另一场灾难性冷战的中国政策不感兴趣,也不希望围绕以安全为核心展开讨论,并引申到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主导地位。
拜登是3月25日举行的欧盟领导人虚拟峰会的线上“荣誉来宾”。而在峰会召开前夕,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约瑟普·博雷尔重新启动了美欧关于中国问题的对话。此前,在与前国务卿蓬佩奥对话时,博雷尔有些犹豫,也有些不情愿。现在,他承诺与美国在高级官员和专家层面进行定期磋商,讨论中国带来的“各种挑战和机遇”。
在安克雷奇与中国外交领导人激烈交锋之后,布林肯向欧盟以及后来向北约盟国传达的信息不出所料地直白:欧洲和美国必须携起手来抵御中国的“胁迫行为”和破坏国际体系规则的企图。
欧中关系再创新低
在某种程度上,布林肯犹如是在向皈依者布道。大多数欧洲国家对中国的态度日趋强硬。欧盟制裁中国官员的决定引发针锋相对的反制裁,导致欧盟与中国的关系降至新低。中国对几名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成员以及一些欧洲学者和政策机构施加类似限制的决定,被许多欧盟政策制定者认为是不可接受的、不成熟的、不对等的。这些学者和政策机构被北京认为传播“恶性谣言和虚假信息”。这让人们不禁猜测,去年12月达成的欧盟-中国投资协议将无法获得议会批准。
30多家欧洲智库发表联合声明,对中国针对欧洲独立研究人员的行为表示深切担忧,称其“破坏了那些为政策辩论做出积极贡献的人的实际和建设性接触”,并损害欧中关系。
欧洲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已处于糟糕的状态。正是与北京方面的紧张关系,推动了欧盟对拜登政府的热情拥抱,并且重新燃起跨大西洋关系希望。事实上,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紧随欧盟提出了对华相应的制裁,这证明27国集团在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就共同对待中国的方式进行过认真的磋商。
欧洲的对华战略自主权将继续存在
然而,传统的跨大西洋谈判的形式——美国主导谈判,欧盟领导人保持倾听和热心追随——已经无可避免地过时了。欧盟和美国不会在与中国以及更广泛地与亚洲的复杂多层次关系的所有方面都达成一致。欧盟政策制定者同意美国对中国日益增强的国际自信所带来的战略挑战的看法。然而,他们并不完全赞同美国所提出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方法。
原因很简单,尽管对许多美国政策制定者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在特朗普那令人煎熬的四年里,欧洲领导人已经摆脱了对美国的过度依赖,开始在国内外表现出更多的自信,他们现实地担忧,未来的美国选举可能会产生更无能和混乱的特朗普式政府。欧洲领导人不会坐等拜登和他的团队的指令,也不会对美国领导力的可持续性抱有信心。
因此,拜登“美国回来了”的论调,对于一个正在内部问题、贸易、技术、外交和安全政策上寻求“战略自主权”的大陆来说,听起来很空洞。它也不符合欧盟对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的理解,在这个世界里,其他国家不再等待或依赖美国的领导。拜登关于未来几年与中国的“极端竞争”的警告也不是欧盟所想的,因为大多数欧洲人不像美国人那样关注中国或聚焦中国问题,也不把中国视为生死存亡的威胁。
此外,尽管跨大西洋关系出现了新的回暖,但美国与欧盟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以合作与竞争为基调。布鲁塞尔和华盛顿在钢铁和铝关税、数字税和公共采购方面仍处于冲突状态。由于计划通过北溪2号管道进口俄罗斯天然气,德国对可能面临美国制裁的提议感到不满。
欧洲的重要领导人支持这种自主权。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称,不要指望欧盟会与美国联手对抗中国,他说,这种对抗性的选择将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德国总理默克尔也持相同看法。法德两国领导人都认为,欧盟必须在与中国的关系中追求自身利益,并保持对欧中投资协议的坚定支持,尽管欧洲议员和人权组织对此提出了批评。
区分领域是合作与竞争相结合的关键
布林肯似乎已经准备好“打太极”了——至少在布鲁塞尔的时候是这样。布林肯和博雷尔在布鲁塞尔发起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对话声明中,没有提及与中国"敌对"这一美国经常使用的术语。相反,与欧盟使用的话语相呼应,与中国的关系被描述为“多方面的,包括合作、竞争和系统性竞争的要素”。布林肯还谨慎地坚称,美国不会排除与北京在一些问题上的合作,并补充称说,我们将依赖创新,而不是最后通牒。
拜登邀请中国领导人出席4月22日举行的虚拟气候变化峰会,另外,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弗朗斯•蒂默曼最近与中国环境部长黄润秋在线上进行的讨论,都表明竞争/合作模式具有可操作性,环境问题没有被牵扯到更广泛的地缘政治中争论。此外,欧盟政策制定者知道,他们需要与中国合作,确保大流行后的经济复苏,寻找应对未来任何流行病的方法,并应对朝鲜和伊朗构成的核挑战。
在经济增长和就业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的情况下,保持对华贸易和投资的活跃性仍是欧盟的当务之急。正因为如此,他们顶住了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的压力,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亚投行)、参与“一带一路”(Belt and Road)倡议、没有对华为实施全面制裁,欧盟各国政府在与北京方面的关系上可能会继续走自己的道路(尽管可能会有波折)。
让美国和中国的许多人都感到懊恼的是,这意味着欧盟不会屈服于要求它在两国日益恶化的竞争中做出“二选一”的选择。欧盟各国政府将努力打造更紧密的跨大西洋关系,并将继续通过在经济、气候、数字政策以及研究和创新方面的高层对话与中国接触。
令那些要求在贸易和人权问题“挂钩”的人非常愤怒的是,这还意味着继续“部分”升级与中国经济关系。同时通过所谓的“自主”或“单方面”规定,欧盟强化对涉及外来投资、全球供应链、国有企业行为、外国补贴的管理,以控制在欧洲经营的企业的影响,以及对人权的影响。
布鲁塞尔的一些人认为,这些有针对性的规定,尤其是欧版“马格尼茨基人权法案”,应该会让那些要求欧盟在人权问题上采取更强硬行动的人放心。而加强中欧经济关系的互惠性,可能有助于在明年年初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投票批准该投资协议。
北京和华盛顿都必须调整与欧洲的关系
展望未来,华盛顿将不得不以平等伙伴的身份与欧洲谈判,而中国也要意识到欧盟在努力与其建立更密切的经济联系和避免对抗性竞争的同时,将准备大力强调有关人权和基本自由的问题。
就中国而言,这一现实要求北京在回应欧盟对中国政策的批评时表现出更多的克制、礼貌和分寸,无论是在双边还是多边形式上。这意味着北京必须控制其言辞更为尖锐的“战狼”外交官,同时倾听那些倡导对话的人,并在理解拥有多样化权力中心和27个国家的欧盟如何能够、而且确实能够在与中国有关的困难问题上达成妥协方面提出更成熟的思路。
华盛顿则需要为未来任何跨大西洋对话制定一个更新的脚本。为了在中国问题上与欧洲有效接触,美国应该表现出更愿意倾听欧洲的观点,而不仅仅是说教。华盛顿必须避免使用“最后通牒”式的话语和迫使其在“我们和他们”之间选边站。坚持对中国采取敌对态度或指责欧洲与北京合作只会使美国与欧洲的关系更加紧张。
相反,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外联问题上,华盛顿应该借鉴欧洲的做法,将重点从核心议题从安全问题转向经济、贸易、监管标准和互联互通方面。例如,欧盟已经认识到,随着区域合作经济伙伴关系(RCEP)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深入亚洲国家(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真正的竞争将是如何制定共同标准,规则和条例,尤其在全球贸易、互联互通和数据交换上。在欧洲,很少有人希望在这些领域变得碎片化和相互隔离。
最重要的是,美国和欧盟必须专注于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提供国内政治和经济治理替代模式的愿景。欧洲正在讨论如何振兴脆弱的西方民主国家,并通过适当的经济、技术和贸易政策提高竞争力,以应对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拜登政府显然认可这种需要,但似乎也认为,要满足这种需要,就需要把中国描绘成一个存在的威胁。欧洲可以帮助美国找到一条不同的、少一些敌对的道路。
欧盟和美国需要对中国采取更具包容性和平衡性的态度
最后,关于如何处理西方对中国崛起的反应,一场明智和负责任的跨大西洋对话必须考虑到欧洲和美国的利益,并认识到双方的共同需求,即制定一个真正平衡的对华方针。最终,中国将需要参与到这样的对话来。
无论是跨大西洋联盟还是民主国家联盟,都不能成为当今世界稳定或变革的基石。它们可能是解决难题的一部分,但在应对21世纪最复杂的跨国挑战时,与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合作将是至关重要的。随着北京和莫斯科因对西方制裁的共同愤怒而走得更近,任何将世界进一步划分为“好国家和坏国家”的做法都会引发更多的全球冲突,这是不可取的。
对于华盛顿、布鲁塞尔和北京如何扮演负责任的全球角色,如何在合作与竞争的同时学会相处的问题,我们迫切需要一套成熟的“剧本”,没有这套“剧本”,全球和平与安全面临威胁。
作者简介:莎达·伊斯兰(Shada Islam),欧盟独立分析师,欧洲学院(纳托林校区)客座教授,欧洲政策中心高级顾问。史文(Michael D. Swaine)是昆西研究所东亚项目主任。雷切尔·艾斯普林·奥德尔(Rachel Esplin Odell)是昆西研究所东亚项目的研究员。本文译自《国家利益》网站,原文链接: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america-needs-new-transatlantic-script-deal-china-182559?page=0%2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