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琏瑰：一位滞留中国的朝鲜王子悲剧人生

 　　公元1645年4月23日，刚刚从北京回到汉城2个月的朝鲜国王仁祖的长子李(已册立为世子，死后谥昭显)被人下毒陷入昏迷，3天后即4月26日宣告不治。这位年仅34岁的王子最后的卧榻之所被安置在昌庆宫欢庆堂，这似乎是向世人宣告，他的死亡对某些人来说是件值得欢庆的事 。

　　17世纪初，中国上空的政治云图正在发生急剧变化，享国二百余年的明帝国已无可挽回地衰落了，而强悍的女真人在东北旷野通过血与火的兼并厮杀，已凝聚成一股铁马金戈的洪流，为问鼎中原作好了准备。一场导致王朝兴替的风暴来临了。

　　楚国亡猿，祸延林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以中国北部为中心舞台的这场风云激荡，把处于我们近邻的朝鲜也卷了进去，使那里也随之发生了政潮变幻，在最高统治集团中引出了一系列的政争、政变、猜忌和谋杀。昭显世子李便是那个动荡年代的一个典型的悲剧人物。

昭显世子

　　李作为李朝第十六代王仁祖的长子，生于1612年。他降生时，朝鲜国王是光海君(被贬黜的国王称君)。这位光海君有点象咱们中国的元武宗，是个以凶残荒淫而著称的暴君。不同的是，他生活荒唐，但政治清醒，他对当时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事情却有着惊人的洞察。在当时的朝鲜王廷，从感情上讲，明为朝鲜之宗主，不久前壬辰倭乱时明派兵援朝靖难，因此，尊明思想根深蒂固，尊王攘夷似乎是必然的选择。但光海君聪明地看到，明朝完全是一个处于末路的衰败大国，而兴起于关外的女真人，不管你用 “胡、鞑、贼、虏”一类什么词去诅咒它，他们却是一股蓬勃兴起的力量。这股力量的冲击，大明阻挡不住，朝鲜更是阻挡不住。因此，在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大事上，还是不要感情用事，稳重些好。于是，他对明与后金的战争，采取了一种谨慎的中立态度，既使是明朝令他出兵助战，他也秘密指令出征将领消极作战，甚至投降于后金。光海君的这一现实主义政策，遭到他身边那些从小便受到朱子学教育的勋贵重臣的激烈反对，因而被其政敌所利用。1623年，他们借口光海君背弃“事大慕华”的天理结交夷蛮，丧失“礼仪之邦”的体面，发动了政变，废黜了光海君，迎立他的侄子李倧，是为仁祖。这件事在朝鲜历史上称作“仁祖反正。”

　　仁祖上台以后，即册封长子李为世子，以正统系。仁祖在对外政策上，当然推行一边倒的亲明政策，这必然招怨于后金。后金对朝鲜施加压力，朝鲜企望明朝仍象壬辰之役那样派遣援军，但此非彼时，明朝已经自身难保，无力顾及。因此，当1627年后金3万大军征朝鲜时，朝鲜无力抵抗，不过半月大半河山沦陷。仁祖逃到江华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签订城下之盟，规定朝鲜断绝同明的一切关系，同后金结为兄弟之国，后金为兄，朝鲜为弟。在这一动乱中，昭显世子逃到全州，在那里做了一些军事组织工作。动乱结束后，他来到江华岛，伴随父王还都汉阳。屈辱的城下之盟，为朝鲜王室换来了近9年的平静生活。

　　该年年底，16岁的昭显世子纳参议姜硕期的女儿为妻，称姜嫔，组成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庭。此后数年间，可以说是昭显世子一生中阳光最为明媚的日子。他住在华丽的宫苑里，日夜相伴的有娇媚温厚的妻子，出入相随的有李元翼、张维、李植等一代学者名儒。他以宾师之礼对待这些谈吐不凡的人，从他们那里学得不少治世经国的学问。最使他心情振奋，并激起他美好幻想的是，1631年遣明使郑斗源从中国带来他从未见过的西洋火炮、千里镜、自鸣钟、天文机器等新奇物件，使这个充满好奇而又好学的青年王子对遥远的西洋文明产生了一种朦胧的向往。

　　然而，就在他幻想的小船刚要在大海上扬帆起航的时候，一片乌云已悄悄地向他头上聚来。当时，朝鲜同后金的关系日趋紧张。仁祖以亲明为号召而上台，亲明政策便成了他的立国之本，因此丁卯年与后金签订的城下之盟一条也未实行。仁祖坚持以明为君、以金为兄的原则，对明朝贡仍然继续，遣明使仍然不断，在后金同明的战争中，仍然悄悄地站在明朝一边。1636年，后金国主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压朝鲜称臣，朝鲜上下大哗。仁祖不再考虑强弱胜败，决定公开反清，拒见清使，动员全国备战。这年底，清兵进攻朝鲜，一路势如破竹，仁祖从汉城逃至南汉山城，清兵围困，仁祖智穷力竭，只好出城投降。清太宗皇太极提出纳降条件十三条，内有同明断绝一切关系，奉大清正朔，将长子李送沈阳为质等。仁祖条条照办。这样，清同朝鲜便确立了君臣关系。

皇太极

　　朝鲜群臣得知世子作为人质将被带往沈阳时，都表现出事后的激昂壮烈。这些以“斥和派”自居的人们主张，宁可“玉碎”也不能入质沈阳。但昭显世子却平静地说：

　　“事已至此，还谈什么‘玉碎’!只要能为国家减少一点危难，我即便死于彼手，也是大幸。”

　　1637年农历正月三十，仁祖率文武百官到三田浦，向清太宗行降。二月八日，昭显世子以俘虏之身随撤退的清军北上。仁祖满怀悲愤亲自到汉阳郊外送行。在清军开拔的号角声中，仁祖握着世子的手，含着泪水给他讲了苏武牧羊的故事。世子幼年在宫中读《汉书》时，就对那位抑留匈奴十九年而始终不屈的汉朝忠臣充满敬意。万万想不到，如今他也陷入了苏武当年一样的处境。他明白此时此刻父王对他提起苏武的用心所在。因此，当他频频点头时，他感到从面颊淌向嘴边的泪水是苦涩而冰冷的。

　　在奔赴沈阳的路上，昭显世子并未感到深入“胡境”的孤单。因为他的随行者不仅有他的弟弟凤林大君(即后来的孝宗国王)，还有世子侍讲院的师长官员和以判书南以雄为首的其他随员，总数达300余人。到了沈阳以后，清廷为他们准备了一所宽敞的独门宅院，称作“沈阳馆所”，其建筑布局和气魄完全象一个相当级别的官宪衙门。事实上，清廷并没有把他们真地当作被俘的囚徒看待。因为清要问鼎中原，明朝是其主要敌人，朝鲜只要在道义上、物质上支持清的对明战争，清政府也就满足了。因此，清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把沈阳馆所看作是朝鲜驻沈阳的“使馆”，凡有关与朝鲜的交涉事宜，均通过昭显世子进行。朝鲜政府也通过昭显世子结交清室贵族和高官将领，以便缓和两国关系，尽量减轻清廷对朝鲜的物质要求。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昭显世子的作用便越来越显得重要。于是，便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当昭显世子在国内的时候，只不过是一个未来的王位继承人，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力量，但一入质沈阳，却成了朝鲜外交事务的全权代表，在有力量决定朝鲜国王去留的清廷眼里占有了一定的位置，这使仁祖产生了某种不祥的感觉。

　　沈阳馆所的日常业务之一是遣返潜逃者。如被清兵掳去的朝鲜人或其他汉人有的乘清兵不备逃到朝鲜，沈阳馆所则有揭发、遣返之责。这本来就是一件违心而又不得不办的事情，但更使昭显世子和仁祖苦不堪言的，则是清太宗令朝鲜为清兵伐明提供助军和军粮，直接参与对明战争。这种明文载入“三田浦条约”中的“义务”，与朝鲜王室“尊王攘夷”的传统信念完全颠倒，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悲苦。

　　1640年农历四月，朝鲜政府不得不派出大将林庆业率舟师六千人助清伐明。但朝鲜水师行动迟缓，有意拖延，与明接仗，甚至一炮不发，部分水军竟直接投降了明军。这使清廷大为光火，于同年十月派大将龙骨大来到新义州，追究朝鲜政府“反清通明”的“罪责”，将朝鲜领议政、吏曹判书等当权高官和著名的反清论者金尚宪等人抓起来进行审问。

　　除去上述政治任务外，昭显世子的沈阳馆所的另一项任务是维持两国的贸易关系。清政府长年征战，所有青壮年全部编入部队，能够从事生产的人员很少。这样，它所需要的很大一部分军事和生活物资要靠同朝鲜不平等的贸易来解决。除上述“公贸易”外，清廷皇族和权高位重的官吏所需的一些药材、水果及其他高档生活用品也需要朝鲜提供。有时因限期紧迫，沈阳馆所来不及通过朝鲜政府而直接给平安道监使、新义府尹等地方官吏下达指令索取。这样，昭显世子和沈阳馆所整日公务繁忙，馆门如市，这又引起仁祖的警觉。

　　清廷对朝鲜的压迫，使本来就有亲明思想的朝鲜文武大臣反清情绪更为强烈。他们向明派去密使，将朝鲜受胁迫的处境一一陈奏。另一些人则企图铤而走险，密谋政变，推翻在他们看来反清意志还不够坚决的仁祖。对于居住在沈阳的昭显世子，他们更是满腔怨恨，把他看成是清廷的代言人。

　　处此国难频仍之秋，仁祖已心力交瘁，日见衰弱。每到春秋季节，他整日不敢离开火炉。他这一病，给他引来一喜一忧。喜的是可以以此为借口拒不接见清廷使节，省却不少纠缠与烦恼;忧的是，长此下去，万一清廷以不能视事为由强迫他下台，传位于世子，那怎么办?想到这里，更加忧心忡忡，同时对昭显世子又增加了几分猜疑和戒备。

　　居于沈阳的昭显世子近年来确实有不少变化。他生来性情随和，开朗爽直，在与清国贵族显宦的交往中，他发现这些人并不如同传说的那样是蛮荒之乡的化外野人。相反，他们的队伍中有不少是雄才大略、有胆有识的人，在他们身上有着一种摧人奋发的感召力量，完全不象明朝官吏那样老朽迂腐。这样，渐渐地他对本国朝野所坚持的“尊明大义”产生了疑问，开始考虑这种为朝鲜召来兵火之灾的政策是否明智和有意义。1642年，当清政府在沈阳第二次审理朝鲜官吏崔鸣吉“通明”案件时，他并没有利用自己同清廷当权者的友好关系去影响对案犯的判决。他的这种作法进一步加深了仁祖对他的怀疑。

　　昭显世子在办理朝鲜同清的贸易中获得一些利润，这件事传到仁祖那里以后，仁祖立即警觉起来，把它看作是世子正在筹集政治资金。由于昭显世子在沈阳的作用和他同清廷的密切关系，清廷对他日益看重，待遇也有所改善，这也被仁祖看作是他在有意广泛结交，为上台做准备。于是，仁祖采取行动了，他派了许多官吏到沈阳馆所，秘密监视世子的一举一动。这些负有特殊任务的人更注重的是钱财问题，因而很快把注意力集中在昭显世子的妻子姜嫔身上。因为在同清的贸易中，姜嫔为了赢利，经常动脑筋出主意。这为姜嫔日后的不妙结局埋下了伏线。

　　1644年农历正月，昭显世子第二次回国。因半年前姜嫔的父亲亡故，姜嫔随行。在异域客居8年、父亲病危亦未能谋面的姜嫔多么渴望回到娘家向父亲的灵牌拜上一拜，哭上一场啊。但仁祖却一反常态，斥退说情的群臣，坚持不许姜嫔出宫，即使是违背祖制也在所不惜。由此可见当时仁祖对昭显世子成见之深。

　　同年四月，清廷实际执政者九王多尔衮率诸王、昭显世子和数十万清兵向明发动总攻击。明将吴三桂投降，清军入关，很快击溃李自成，于五月二日进入北京。昭显世子随军到达北京20多天后，受命摧拨军粮返回沈阳。同年九月，他又“随龙入关”，同顺治帝一起到达北京。

　　在北京，昭显世子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人。他本来对历法感兴趣，于是就跑到原明朝官办天文台，同那里的主事西洋人汤若望结下了深交。汤若望对这位聪明好学的朝鲜王子十分敬重，对他对西洋文明和宗教所持的宽容态度也很感激。因此，他送给这位朝鲜王子一部汉译《天文历算书》、一个地球仪和一张天主像。昭显世子为此写了一封热情的回信，对汤表示感谢。信上说：读了几卷所赠历书后，从中发现了道德修养和实践完美统一的理论，回国以后，一定刊行此书，这必有助于朝鲜学子了解西洋科学。他说，我们各自的国家相隔万里，而我们却在异邦相遇，结下兄弟情谊，这大概是上天使然吧。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昭显世子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开明人物。

　　清兵迅猛的进击，使任何反清复明的企图都化为泡影，清朝定鼎中原已成定局。朝鲜政府中尽管仍有人坚持反清立场，但这已不可能给清朝造成两面受敌的局面了，清政府已没有必要抑留昭显世子，便于这年十一月放他回国。此时，显昭世子客居沈阳长达九载，在清朝新都北京逗留七十余日。

　　昭显世子回国消息传来，朝鲜文武百官是当作好消息来听的，但仁祖却是另一番心情。他满腹狐疑地再三追问臣下，清廷放还世子时是否还说了些什么话?是否附有某种条件或有什么意图?尽管臣下均说没有，他还是放心不下。因此，世子到达京城时，他是用满脸的冰霜迎接的，甚至当群臣进贺时，他也粗暴地喝退了。

　　去国多年的世子返回祖国，心情当然欢愉异常，但当他突然发现他同父王之间隔着一道冰墙时，他的心骤然冷了。也许就是因为这种不可解的心病，或者还有常言所说“宫闱事秘，莫知其详”的原因，世子回国不过两个月，竟突然卧床不起，消息传出不过3天，昭显世子便以34岁的英年而宾天了。

　　这一突然事件令人震惊。朝野上下议论的中心集中在为世子看病的侍医李馨益身上。李3个月前方特叙为王室医官，他原系昭显之妻姜嫔的冤家对头赵昭容(仁祖宠妃)娘家的医生，来历便有点蹊跷。按惯例，治死世子的医官是要受一定处分的，但仁祖却反常地为李开脱，更无意追究世子死因。而且，在严格限制参与范围的情况下，草草办理了葬事。这不禁引起人们对公开宣布的世子因疟疾病亡的说法产生更大的怀疑。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谁又肯冒着杀头的风险对这事去刨根问底呢?不过后来，还是从参加世子小殓的宗室珍原君的妻子那里传出了世子死后的一些情况，后来她的介绍被记入了《仁祖实录》：世子死后，“尸身尽黑，七穴出血，似中毒而亡”。

　　果若如此，人们就从仁祖的庙号“仁”字里，看出点什么东西来了。

　　昭显世子死后所发生的事情更令人唏嘘不已。

　　依祖制，昭显世子死，王位继承人便是昭显世子的长子。但仁祖却执意立其另一个儿子凤林大君。这一“宗统失序”的作法引起大臣们的反对，仁祖大怒，益固己见。最后，凤林大君终于被立为世子，这便是后来的孝宗。

　　姜嫔失去了丈夫，她的儿子被剥夺了元孙的资格，这使她欲哭无泪。但这并不是她不幸的全部。在封建社会里，有资格获得王位者的存在，就是对已获王位者的莫大威胁。故他们母子是不容立足于世的，定要追杀根绝，尽管与当今国王有血亲关系。

　　不久以后，姜嫔身边的两名宫女被抓了起来，其中一个便是元孙的乳母。罪名是据说曾进行“巫蛊”，就是《红楼梦》中赵姨娘所搞的那种勾当。经过酷刑拷问，没能牵扯到姜嫔母子，二宫女遂被打死。过些日子，姜嫔身边又有两个宫女被捕，罪名相同，经刑讯，依然没能抓到任何不利于姜嫔母子的线索，最后二人也被杀害。姜嫔已知自己来日不多了，便大胆地跑到仁祖居室附近痛哭，但这并没有引出仁祖的恻悯之心。

　　1646年农历正月，据传御膳房发生投毒事件，嫌疑对象被认定为姜嫔。她立即被拘禁，她的全部宫女遭刑讯。实际上，姜嫔早就被严密监视，即使是她真有此心，也是无从下手的。但这并不妨碍对她进行迫害。宫女们早巳明白无论如何是难逃一死的，因此反而无所畏惧地维护姜嫔。结果，全部宫女被杖杀，最后姜嫔也被赐死。接着，姜嫔的兄弟、年迈的母亲也遭到杀害。昭显世子和姜嫔共有3个儿子，他们以童稚之年被流放到济州岛，不久以后，其中2人突然原因不明地死去，只有最年幼的三弟被开了善心，但仍是终身监禁。

　　仁祖死后，孝宗继位。时黄海监司金弘郁不平于姜嫔冤案，奏请平反，并请求释放昭显世子第三子。孝宗认为这是对自己宗统的非难，非但不准，而且将金杖杀。直至70余年以后的肃宗年间，因事已遥远，政治上已无嫌涉，才为姜嫔恢复名誉，金弘郁也得到平反。

　　世界上的事情有时真是复杂微妙得很。努尔哈赤的崛起，竟波及朝鲜，国王父子对明清交替时中国形势的不同看法，引起政见的对立和骨肉参商，接着便牵涉到王位猜忌，于是便引出了这样一段血腥的故事来。三百多年前的朝鲜宫廷惨剧，在今天我们读来，仍是令人感到惊心动魄，这真是够我们掩卷深思的了。

 　　公元1645年4月23日，刚刚从北京回到汉城2个月的朝鲜国王仁祖的长子李(已册立为世子，死后谥昭显)被人下毒陷入昏迷，3天后即4月26日宣告不治。这位年仅34岁的王子最后的卧榻之所被安置在昌庆宫欢庆堂，这似乎是向世人宣告，他的死亡对某些人来说是件值得欢庆的事 。

　　17世纪初，中国上空的政治云图正在发生急剧变化，享国二百余年的明帝国已无可挽回地衰落了，而强悍的女真人在东北旷野通过血与火的兼并厮杀，已凝聚成一股铁马金戈的洪流，为问鼎中原作好了准备。一场导致王朝兴替的风暴来临了。

　　楚国亡猿，祸延林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以中国北部为中心舞台的这场风云激荡，把处于我们近邻的朝鲜也卷了进去，使那里也随之发生了政潮变幻，在最高统治集团中引出了一系列的政争、政变、猜忌和谋杀。昭显世子李便是那个动荡年代的一个典型的悲剧人物。

昭显世子

　　李作为李朝第十六代王仁祖的长子，生于1612年。他降生时，朝鲜国王是光海君(被贬黜的国王称君)。这位光海君有点象咱们中国的元武宗，是个以凶残荒淫而著称的暴君。不同的是，他生活荒唐，但政治清醒，他对当时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事情却有着惊人的洞察。在当时的朝鲜王廷，从感情上讲，明为朝鲜之宗主，不久前壬辰倭乱时明派兵援朝靖难，因此，尊明思想根深蒂固，尊王攘夷似乎是必然的选择。但光海君聪明地看到，明朝完全是一个处于末路的衰败大国，而兴起于关外的女真人，不管你用 “胡、鞑、贼、虏”一类什么词去诅咒它，他们却是一股蓬勃兴起的力量。这股力量的冲击，大明阻挡不住，朝鲜更是阻挡不住。因此，在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大事上，还是不要感情用事，稳重些好。于是，他对明与后金的战争，采取了一种谨慎的中立态度，既使是明朝令他出兵助战，他也秘密指令出征将领消极作战，甚至投降于后金。光海君的这一现实主义政策，遭到他身边那些从小便受到朱子学教育的勋贵重臣的激烈反对，因而被其政敌所利用。1623年，他们借口光海君背弃“事大慕华”的天理结交夷蛮，丧失“礼仪之邦”的体面，发动了政变，废黜了光海君，迎立他的侄子李倧，是为仁祖。这件事在朝鲜历史上称作“仁祖反正。”

　　仁祖上台以后，即册封长子李为世子，以正统系。仁祖在对外政策上，当然推行一边倒的亲明政策，这必然招怨于后金。后金对朝鲜施加压力，朝鲜企望明朝仍象壬辰之役那样派遣援军，但此非彼时，明朝已经自身难保，无力顾及。因此，当1627年后金3万大军征朝鲜时，朝鲜无力抵抗，不过半月大半河山沦陷。仁祖逃到江华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签订城下之盟，规定朝鲜断绝同明的一切关系，同后金结为兄弟之国，后金为兄，朝鲜为弟。在这一动乱中，昭显世子逃到全州，在那里做了一些军事组织工作。动乱结束后，他来到江华岛，伴随父王还都汉阳。屈辱的城下之盟，为朝鲜王室换来了近9年的平静生活。

　　该年年底，16岁的昭显世子纳参议姜硕期的女儿为妻，称姜嫔，组成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庭。此后数年间，可以说是昭显世子一生中阳光最为明媚的日子。他住在华丽的宫苑里，日夜相伴的有娇媚温厚的妻子，出入相随的有李元翼、张维、李植等一代学者名儒。他以宾师之礼对待这些谈吐不凡的人，从他们那里学得不少治世经国的学问。最使他心情振奋，并激起他美好幻想的是，1631年遣明使郑斗源从中国带来他从未见过的西洋火炮、千里镜、自鸣钟、天文机器等新奇物件，使这个充满好奇而又好学的青年王子对遥远的西洋文明产生了一种朦胧的向往。

　　然而，就在他幻想的小船刚要在大海上扬帆起航的时候，一片乌云已悄悄地向他头上聚来。当时，朝鲜同后金的关系日趋紧张。仁祖以亲明为号召而上台，亲明政策便成了他的立国之本，因此丁卯年与后金签订的城下之盟一条也未实行。仁祖坚持以明为君、以金为兄的原则，对明朝贡仍然继续，遣明使仍然不断，在后金同明的战争中，仍然悄悄地站在明朝一边。1636年，后金国主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压朝鲜称臣，朝鲜上下大哗。仁祖不再考虑强弱胜败，决定公开反清，拒见清使，动员全国备战。这年底，清兵进攻朝鲜，一路势如破竹，仁祖从汉城逃至南汉山城，清兵围困，仁祖智穷力竭，只好出城投降。清太宗皇太极提出纳降条件十三条，内有同明断绝一切关系，奉大清正朔，将长子李送沈阳为质等。仁祖条条照办。这样，清同朝鲜便确立了君臣关系。

皇太极

　　朝鲜群臣得知世子作为人质将被带往沈阳时，都表现出事后的激昂壮烈。这些以“斥和派”自居的人们主张，宁可“玉碎”也不能入质沈阳。但昭显世子却平静地说：

　　“事已至此，还谈什么‘玉碎’!只要能为国家减少一点危难，我即便死于彼手，也是大幸。”

　　1637年农历正月三十，仁祖率文武百官到三田浦，向清太宗行降。二月八日，昭显世子以俘虏之身随撤退的清军北上。仁祖满怀悲愤亲自到汉阳郊外送行。在清军开拔的号角声中，仁祖握着世子的手，含着泪水给他讲了苏武牧羊的故事。世子幼年在宫中读《汉书》时，就对那位抑留匈奴十九年而始终不屈的汉朝忠臣充满敬意。万万想不到，如今他也陷入了苏武当年一样的处境。他明白此时此刻父王对他提起苏武的用心所在。因此，当他频频点头时，他感到从面颊淌向嘴边的泪水是苦涩而冰冷的。

　　在奔赴沈阳的路上，昭显世子并未感到深入“胡境”的孤单。因为他的随行者不仅有他的弟弟凤林大君(即后来的孝宗国王)，还有世子侍讲院的师长官员和以判书南以雄为首的其他随员，总数达300余人。到了沈阳以后，清廷为他们准备了一所宽敞的独门宅院，称作“沈阳馆所”，其建筑布局和气魄完全象一个相当级别的官宪衙门。事实上，清廷并没有把他们真地当作被俘的囚徒看待。因为清要问鼎中原，明朝是其主要敌人，朝鲜只要在道义上、物质上支持清的对明战争，清政府也就满足了。因此，清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把沈阳馆所看作是朝鲜驻沈阳的“使馆”，凡有关与朝鲜的交涉事宜，均通过昭显世子进行。朝鲜政府也通过昭显世子结交清室贵族和高官将领，以便缓和两国关系，尽量减轻清廷对朝鲜的物质要求。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昭显世子的作用便越来越显得重要。于是，便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当昭显世子在国内的时候，只不过是一个未来的王位继承人，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力量，但一入质沈阳，却成了朝鲜外交事务的全权代表，在有力量决定朝鲜国王去留的清廷眼里占有了一定的位置，这使仁祖产生了某种不祥的感觉。

　　沈阳馆所的日常业务之一是遣返潜逃者。如被清兵掳去的朝鲜人或其他汉人有的乘清兵不备逃到朝鲜，沈阳馆所则有揭发、遣返之责。这本来就是一件违心而又不得不办的事情，但更使昭显世子和仁祖苦不堪言的，则是清太宗令朝鲜为清兵伐明提供助军和军粮，直接参与对明战争。这种明文载入“三田浦条约”中的“义务”，与朝鲜王室“尊王攘夷”的传统信念完全颠倒，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悲苦。

　　1640年农历四月，朝鲜政府不得不派出大将林庆业率舟师六千人助清伐明。但朝鲜水师行动迟缓，有意拖延，与明接仗，甚至一炮不发，部分水军竟直接投降了明军。这使清廷大为光火，于同年十月派大将龙骨大来到新义州，追究朝鲜政府“反清通明”的“罪责”，将朝鲜领议政、吏曹判书等当权高官和著名的反清论者金尚宪等人抓起来进行审问。

　　除去上述政治任务外，昭显世子的沈阳馆所的另一项任务是维持两国的贸易关系。清政府长年征战，所有青壮年全部编入部队，能够从事生产的人员很少。这样，它所需要的很大一部分军事和生活物资要靠同朝鲜不平等的贸易来解决。除上述“公贸易”外，清廷皇族和权高位重的官吏所需的一些药材、水果及其他高档生活用品也需要朝鲜提供。有时因限期紧迫，沈阳馆所来不及通过朝鲜政府而直接给平安道监使、新义府尹等地方官吏下达指令索取。这样，昭显世子和沈阳馆所整日公务繁忙，馆门如市，这又引起仁祖的警觉。

　　清廷对朝鲜的压迫，使本来就有亲明思想的朝鲜文武大臣反清情绪更为强烈。他们向明派去密使，将朝鲜受胁迫的处境一一陈奏。另一些人则企图铤而走险，密谋政变，推翻在他们看来反清意志还不够坚决的仁祖。对于居住在沈阳的昭显世子，他们更是满腔怨恨，把他看成是清廷的代言人。

　　处此国难频仍之秋，仁祖已心力交瘁，日见衰弱。每到春秋季节，他整日不敢离开火炉。他这一病，给他引来一喜一忧。喜的是可以以此为借口拒不接见清廷使节，省却不少纠缠与烦恼;忧的是，长此下去，万一清廷以不能视事为由强迫他下台，传位于世子，那怎么办?想到这里，更加忧心忡忡，同时对昭显世子又增加了几分猜疑和戒备。

　　居于沈阳的昭显世子近年来确实有不少变化。他生来性情随和，开朗爽直，在与清国贵族显宦的交往中，他发现这些人并不如同传说的那样是蛮荒之乡的化外野人。相反，他们的队伍中有不少是雄才大略、有胆有识的人，在他们身上有着一种摧人奋发的感召力量，完全不象明朝官吏那样老朽迂腐。这样，渐渐地他对本国朝野所坚持的“尊明大义”产生了疑问，开始考虑这种为朝鲜召来兵火之灾的政策是否明智和有意义。1642年，当清政府在沈阳第二次审理朝鲜官吏崔鸣吉“通明”案件时，他并没有利用自己同清廷当权者的友好关系去影响对案犯的判决。他的这种作法进一步加深了仁祖对他的怀疑。

　　昭显世子在办理朝鲜同清的贸易中获得一些利润，这件事传到仁祖那里以后，仁祖立即警觉起来，把它看作是世子正在筹集政治资金。由于昭显世子在沈阳的作用和他同清廷的密切关系，清廷对他日益看重，待遇也有所改善，这也被仁祖看作是他在有意广泛结交，为上台做准备。于是，仁祖采取行动了，他派了许多官吏到沈阳馆所，秘密监视世子的一举一动。这些负有特殊任务的人更注重的是钱财问题，因而很快把注意力集中在昭显世子的妻子姜嫔身上。因为在同清的贸易中，姜嫔为了赢利，经常动脑筋出主意。这为姜嫔日后的不妙结局埋下了伏线。

　　1644年农历正月，昭显世子第二次回国。因半年前姜嫔的父亲亡故，姜嫔随行。在异域客居8年、父亲病危亦未能谋面的姜嫔多么渴望回到娘家向父亲的灵牌拜上一拜，哭上一场啊。但仁祖却一反常态，斥退说情的群臣，坚持不许姜嫔出宫，即使是违背祖制也在所不惜。由此可见当时仁祖对昭显世子成见之深。

　　同年四月，清廷实际执政者九王多尔衮率诸王、昭显世子和数十万清兵向明发动总攻击。明将吴三桂投降，清军入关，很快击溃李自成，于五月二日进入北京。昭显世子随军到达北京20多天后，受命摧拨军粮返回沈阳。同年九月，他又“随龙入关”，同顺治帝一起到达北京。

　　在北京，昭显世子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人。他本来对历法感兴趣，于是就跑到原明朝官办天文台，同那里的主事西洋人汤若望结下了深交。汤若望对这位聪明好学的朝鲜王子十分敬重，对他对西洋文明和宗教所持的宽容态度也很感激。因此，他送给这位朝鲜王子一部汉译《天文历算书》、一个地球仪和一张天主像。昭显世子为此写了一封热情的回信，对汤表示感谢。信上说：读了几卷所赠历书后，从中发现了道德修养和实践完美统一的理论，回国以后，一定刊行此书，这必有助于朝鲜学子了解西洋科学。他说，我们各自的国家相隔万里，而我们却在异邦相遇，结下兄弟情谊，这大概是上天使然吧。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昭显世子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开明人物。

　　清兵迅猛的进击，使任何反清复明的企图都化为泡影，清朝定鼎中原已成定局。朝鲜政府中尽管仍有人坚持反清立场，但这已不可能给清朝造成两面受敌的局面了，清政府已没有必要抑留昭显世子，便于这年十一月放他回国。此时，显昭世子客居沈阳长达九载，在清朝新都北京逗留七十余日。

　　昭显世子回国消息传来，朝鲜文武百官是当作好消息来听的，但仁祖却是另一番心情。他满腹狐疑地再三追问臣下，清廷放还世子时是否还说了些什么话?是否附有某种条件或有什么意图?尽管臣下均说没有，他还是放心不下。因此，世子到达京城时，他是用满脸的冰霜迎接的，甚至当群臣进贺时，他也粗暴地喝退了。

　　去国多年的世子返回祖国，心情当然欢愉异常，但当他突然发现他同父王之间隔着一道冰墙时，他的心骤然冷了。也许就是因为这种不可解的心病，或者还有常言所说“宫闱事秘，莫知其详”的原因，世子回国不过两个月，竟突然卧床不起，消息传出不过3天，昭显世子便以34岁的英年而宾天了。

　　这一突然事件令人震惊。朝野上下议论的中心集中在为世子看病的侍医李馨益身上。李3个月前方特叙为王室医官，他原系昭显之妻姜嫔的冤家对头赵昭容(仁祖宠妃)娘家的医生，来历便有点蹊跷。按惯例，治死世子的医官是要受一定处分的，但仁祖却反常地为李开脱，更无意追究世子死因。而且，在严格限制参与范围的情况下，草草办理了葬事。这不禁引起人们对公开宣布的世子因疟疾病亡的说法产生更大的怀疑。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谁又肯冒着杀头的风险对这事去刨根问底呢?不过后来，还是从参加世子小殓的宗室珍原君的妻子那里传出了世子死后的一些情况，后来她的介绍被记入了《仁祖实录》：世子死后，“尸身尽黑，七穴出血，似中毒而亡”。

　　果若如此，人们就从仁祖的庙号“仁”字里，看出点什么东西来了。

　　昭显世子死后所发生的事情更令人唏嘘不已。

　　依祖制，昭显世子死，王位继承人便是昭显世子的长子。但仁祖却执意立其另一个儿子凤林大君。这一“宗统失序”的作法引起大臣们的反对，仁祖大怒，益固己见。最后，凤林大君终于被立为世子，这便是后来的孝宗。

　　姜嫔失去了丈夫，她的儿子被剥夺了元孙的资格，这使她欲哭无泪。但这并不是她不幸的全部。在封建社会里，有资格获得王位者的存在，就是对已获王位者的莫大威胁。故他们母子是不容立足于世的，定要追杀根绝，尽管与当今国王有血亲关系。

　　不久以后，姜嫔身边的两名宫女被抓了起来，其中一个便是元孙的乳母。罪名是据说曾进行“巫蛊”，就是《红楼梦》中赵姨娘所搞的那种勾当。经过酷刑拷问，没能牵扯到姜嫔母子，二宫女遂被打死。过些日子，姜嫔身边又有两个宫女被捕，罪名相同，经刑讯，依然没能抓到任何不利于姜嫔母子的线索，最后二人也被杀害。姜嫔已知自己来日不多了，便大胆地跑到仁祖居室附近痛哭，但这并没有引出仁祖的恻悯之心。

　　1646年农历正月，据传御膳房发生投毒事件，嫌疑对象被认定为姜嫔。她立即被拘禁，她的全部宫女遭刑讯。实际上，姜嫔早就被严密监视，即使是她真有此心，也是无从下手的。但这并不妨碍对她进行迫害。宫女们早巳明白无论如何是难逃一死的，因此反而无所畏惧地维护姜嫔。结果，全部宫女被杖杀，最后姜嫔也被赐死。接着，姜嫔的兄弟、年迈的母亲也遭到杀害。昭显世子和姜嫔共有3个儿子，他们以童稚之年被流放到济州岛，不久以后，其中2人突然原因不明地死去，只有最年幼的三弟被开了善心，但仍是终身监禁。

　　仁祖死后，孝宗继位。时黄海监司金弘郁不平于姜嫔冤案，奏请平反，并请求释放昭显世子第三子。孝宗认为这是对自己宗统的非难，非但不准，而且将金杖杀。直至70余年以后的肃宗年间，因事已遥远，政治上已无嫌涉，才为姜嫔恢复名誉，金弘郁也得到平反。

　　世界上的事情有时真是复杂微妙得很。努尔哈赤的崛起，竟波及朝鲜，国王父子对明清交替时中国形势的不同看法，引起政见的对立和骨肉参商，接着便牵涉到王位猜忌，于是便引出了这样一段血腥的故事来。三百多年前的朝鲜宫廷惨剧，在今天我们读来，仍是令人感到惊心动魄，这真是够我们掩卷深思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