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守军：中拉关系发展转型中的问题与挑战

     　(本文是8月9日“共识国际讲坛”崔守军教授讲座的文字整理稿。崔教授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拉美研究中心主任。)

崔守军教授

　　今天主要谈中拉关系的发展以及面临的问题。结论就是中拉关系处在发展转折期，我定义为从自发反应型到自主建构型的发展转变，现在为一个节点;现在指的这段时间可能是两三年时间，或者以现在为一个起点，往前回溯一两年，往后展望一两年，处在一个过渡期。首先谈谈，中拉关系的发展从顺势而为转向主动筹划，如果说之前是被形势推着走的话，我觉得现在更多的是中国的决策和中国的理念在引导中拉关系的发展。在这一对双边关系当中，中国更多地起到主动作用，拉丁美洲更多地是起到跟随式的作用，所以，用家庭里一对夫妻关系比喻的话，我觉得中国在这一双边关系当中是比较强势的。

　　第二部分我想讲中拉关系发展面临的挑战，挑战来自几部分。第一部分是美国的压力，因为2017年12月份，美国出台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中国定义为“竞争对手”，所以在美国战略压力下，中拉关系面临很多挑战，这是外部的。第二部分挑战，内部的，主要是拉美地区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左翼势力的式微、右翼势力的得势，还有地区政治生态的变化给中拉关系的发展带来一些挑战。第三个挑战来源于新冠疫情，新冠疫情中的拉美成为风暴中心。美国新冠疫情感染人数最多，巴西是第二多。巴西的感染人数，今天(指8月9日——编者注)的最新数据已经有300多万，其中死亡超过10万;从死亡人数来讲，巴西是很高的。疫情的发展也对中拉关系带来了一些挑战。

　　最后我想讲中拉关系发展的一些对策。

　　中拉关系的转型

　　拉美地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是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经济体最为集中的地区。我觉得它和非洲有所不同，非洲54个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而拉丁美洲地区有一些OECD(指经合组织——编者注)成员国，比如智利、墨西哥，还有经济实力比较强的巴西。这些新兴经济体都是拉丁美洲的有机组成部分，从GDP和发展水平来讲，比非洲高出一大截。这是一些不同。

　　中国是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拉丁美洲总体来讲由33个国家和12个未独立的地区组成，人口大概有6.4亿，面积超过2000万平方公里，占世界陆地面积的14%，耕地占全球耕地面积的1/3，森林覆盖也占到全球森林的23%。大家经常提到巴西的亚马逊雨林，亚马逊雨林一共450万平方公里，有约60%在巴西境内，超过巴西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所以，虽然中国领土960万平方公里，巴西850万平方公里，但是巴西的资源禀赋和自然条件比中国好得多。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现代化工业发展所必需的20多种矿物资源、绝大部分的油气资源在拉美都找得到，所以拉美的地域空间、自然禀赋和文化开放性，为中拉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战略支撑。

　　中拉关系的快速发展，我们认为是在2001年中国加WTO以后，中国以一往无前的态势参与全球化进程，所以也推动了中拉关系快速发展。与此同时，拉丁美洲又受到大宗商品超级繁荣周期的刺激，特别是2003-2013年十年期间，大宗商品价格突飞猛涨，对拉丁美洲的主要出口原材料和一些初级产品，中国进口量又很大，所以中拉关系的发展又进入了快车道。

　　稍微反思一下，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拉关系没有取得这种发展呢?我觉得有几个原因：

　　第一，拉丁美洲一体化相对比较落后。它有很多次区域性的组织和机构，但是缺乏总体性统筹这个地区的地区性组织，没有一个依托平台。

　　第二，美国的影响。美国一直视拉丁美洲为地缘政治的后院，所以在美国影响下，中拉关系也受到制约。2001年美国发动了中东战争，主要是在伊拉克、阿富汗，对中东地区的极端势力进行反恐打击，所以，相对来讲，拉丁美洲在美国的视野中不占有那么重要的地位;中国利用这个时机，开始快速发展跟拉丁美洲的关系。与此同时，2001年拉美国家“联合自强”，推动了拉共体，也就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的诞生;这是西半球最大的一个地区一体化组织，这个组织有比较强的政治性，主要表现就是美国和加拿大都被排斥在这个地区组织之外，所以它既有地区代表性，又有政治独立性，为中国和拉丁美洲开展合作提供了一个政治平台。

　　2000年，中国和非洲建立了中非论坛机制，从此以后，中非关系也是进入快车道发展;其中，中国的对象组织就是非盟。对于拉丁美洲来说，拉共体也成为我们合作的对象组织。习主席在过去6年多时间四次访问拉美，这在中国外交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所以中拉关系取得了较快发展。

　　2015年是中拉关系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主要表现就是：2015年中拉论坛机制的产生。所以我说，中拉论坛机制标志着中拉合作进入战略转型期，是从顺势而为到主动筹划的一个转变。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拉丁美洲太平洋意识的提升，使双方相向而行，通过凝聚共识、发展共识和思想共识，中拉双方顶层规划和实施相互支撑。我总结为几点：一是发展目标的一致;二是发展路径的夯实;三是合作理念和发展动能的有机衔接，最终形成了发展成果的共享。这部分不是主要内容，我给大家简单提及一下。

　　第一，提出了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主要是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上提出了构建命运共同体的讲话，第一次提出来拉丁美洲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自然延伸。

　　第二，战略路径是双边和多边合作并行互促。中拉合作，我觉得分成三个层次：一是区域层次，就是和拉共体;二是次区域层次，如中国和太平洋联盟，等等，这些都是次区域合作;三是双边合作。三个方面有条不紊地开展，如安第斯共同体、加勒比共同体、南美洲国家联盟，这些都是合作对象。此外，和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智利、秘鲁等这些国家都开展了非常好的合作。

　　第三，合作理念。我归纳为互利共赢，不针对第三方，这也是中国一贯的原则。中拉合作实际是南南合作的推进。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新兴国家在世界经济发展当中所做的贡献越来越大，中国和金砖国家一起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50%，超过了G7国家，这是前所未有的。南南合作多是指地处南半球的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通过共享共识、技能、专长和资源，实现发展目标。因为全球化发展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贫国和富国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拉大，富国实际上并不愿意向穷国进行技术转移，所以第三世界国家相互合作，提升相互之间的往来，成为它们迈出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途径。

　　第四，发展动能，主要是贸易、投资、金融和产能合作，比如我们提出了一些具体举措，像十年之内贸易规模达到5000亿美元，投资存量达到2500亿美元，这些都是一些合作目标。具体的我就不阐述了。

　　中拉关系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中拉关系取得这么好的发展，但是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

　　第一，主要是中美之间战略竞争加剧对中拉关系的负面影响加大。特朗普政府以零和竞争和冷战思维来开展中美关系，认为中国在拉美的崛起会动摇美国在西半球的秩序;比如说早在2018年2月，当时的国务卿蒂勒森在出访拉美五国的时候就指出“中国利用其经济影响力，把拉美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抨击中国“在拉美地区寻求的是地缘政治扩张的新帝国强权”，这是非常恶毒的指控。2018年兰德公司发布了一个重量级报告，报告内容叫做《“一带一路”的黎明：中国与发展中世界》，这个研究报告认为，中国在拉美的这种接触，在“一带一路”竞争当中达到了顶峰，中国在拉美崛起，地缘政治优势已制衡跟美国之间的竞争。这都是中拉关系的一些体现。

　　第二，拉美国家政治变迁的“左退右进”格局对中拉关系发展的挑战。2017、2018年是拉美国家的大选年，先后有13个国家举行大选。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等国，传统老党和左翼政党纷纷败选，右翼政党和反建制政党登上了政坛。于是，拉美从政治生态上来讲，分割为两个阵营：一个是古巴、委内瑞拉为代表的左翼，一个是巴西、秘鲁、智利、哥伦比亚为代表的右翼。2003-2013年中拉关系快速发展是在左翼阵营执政的政治氛围下;可以说，随着左右之间的转换、右翼势力的上台，一些国家从它们的发展理念、意识形态来讲跟美国靠得更近一点，这成为中拉关系发展面临的一个挑战。

　　第三，新冠疫情的影响。这里有一些数据，拉美新冠病例已经超过400万，仅次于北美，成为全球新冠病例排名第二的地区。拉美这些国家城市化率比较高，很多国家达到70%、80%，大城市人口非常稠密，非正规就业比例高，国家控制能力薄弱，为新冠病毒传播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美国以疫情防控为由，加大了对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非法移民的遣返力度，使拉美疫情雪上加霜。巴西疫情为什么这么严重?博索纳罗政府对疫情的漠视以及采取的措施不力、管控疏漏，是疫情在巴西扩散的主要原因。3月12日，巴西才发现第一个疫情病例，很快就开始在全国传播开来。巴西卫生部长主张进行隔离，但是博索纳罗的理念就不太一样——博索纳罗认为，对民众进行隔离会限制经济发展。巴西卫生部长后来就辞职了，卫生部长的职位空缺了50多天，这是在5月份。现在巴西卫生部长由一位军人出身的将军来担任，他并非医疗出身，对公共卫生事件也缺乏管理经验。有巴西卫生部的官员说，新冠疫情感染人数，巴西已经超过了1000万，这种史无前例的公共卫生危机，引发了经济衰退，可能会催生新一轮社会动荡。这都是一些新的挑战。

博索纳罗

　　新冠疫情对整个拉美地区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世界银行统计认为，是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影响。对该地区的打击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出口减少。整个拉丁美洲地区，如果你看它的出口结构的话，现在出口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和三四百年之前没有重大区别——跟很多拉美学者交流，他们也认同这个观点。当需求开始减少的时候，供应就会被迫进行削减，所以它的出口就减少。

　　第二，原材料价格下跌。因为需求减少，必然带来价格下跌。最近大家看到铜的价格有所反弹，主要是因为作为世界铜矿生产中心的秘鲁和智利，铜矿受到新冠疫情影响被迫关闭，带来了铜价格的反弹。但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铜的价格是下降的。

　　第三，旅游业和客运业的崩溃。拉美是一个旅游胜地，特别是北美、欧洲很多游客都去拉美旅行。新冠疫情下，旅游业和客运业都没有办法正常开展。

　　第四，汇款流入大幅减少。拉美经济发展的一大动力——特别是在中美洲和墨西哥等国家——主要是侨汇：在美国打工的这些拉美移民，他们把挣的钱积累下来，汇给自己在母国或者祖国生活的家人，这是拉美一个重要收入来源。因为美国经济也受到重大打击，所以侨汇也大幅缩减。

　　拉美国家不像中国这样有比较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整空间，它基本不具备政府逆周期调节能力，主要体现在它的财政空间和货币政策空间这两方面。从财政角度来讲，拉美国家政府税收能力普遍比较弱，税收占到GDP的16%-18%，明显弱于发达国家30%-35%的水平，税收能力很弱。货币政策方面，因为拉美国家的货币跟美元汇率直接相关，所以美元的波动也会带来它的货币政策调整空间被压缩。这些国家一直以来又不断举债，不断降息，所以再降息的空间非常小。美联储通过了无限量化宽松政策，其实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讲，就是印钞票无底线，通过放水的方式刺激经济。美国股市虽然四次熔断，但是你看纳斯达克现在已经创新高了，说到底就是钱变得越来越多了。但是拉美国家利息已经变得很低了，进一步降息的空间非常小，同时它的外债也比较高;比如阿根廷，最近通过了700亿美元的债务重组计划，债务已经占到阿根廷GDP的超过50%。债务危机的解决，第一种就是延迟还债，第二种是取消利息或者部分取消债务，实际上就是赖着不还，债权人没有办法，只能被迫同意——你不同意，阿根廷说“我就不还了”。这是一个死循环，通过了债务重组计划之后，只是缓解阿根廷债务危机。阿根廷债务危机，在历史上已经出现过九次，新世纪以来这是出现的第三次，去年阿根廷通货膨胀导致它的货币贬值超过70%。根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统计，2020年拉美地区有超过1200万人失业，拉美地区的贫困人口将从1.18亿增长到1.3亿，极端贫困人口将从6000多万增长到9000多万。这些都是重大挑战。

　　中国和拉美的合作也受到拉美经济变化的影响。比如美国特别关注，6月24日，美国国会召开了一次规模非常庞大的听证会，邀请美国一些专家到国会上发表他们的观点，其中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艾利斯(Ellis)博士就去听证会上发言，他发言的所有内容在网上的文本中都能找得到，我详细进行了研读。他的一个主要观点是：美国政府应该加强对拉美盟国的支援，防范中国利用医疗外交在拉丁美洲拓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同时美国应该坚决阻击中国在拉丁美洲进行技术扩张，就是说美国不应该“默认”或者“纵容”中国利用它的一些医疗技术在拉丁美洲寻求自己影响力的扩大，同时中国的5G通信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在拉丁美洲的扩张，都会威胁到美国在拉丁美洲地区利益的存在以及美国的安全。他提出了很多举措，后面有时间再说这个内容。

　　对新形势下中拉关系发展的评估和思路建议

　　面对一些新的困难和挑战，在当前历史节点上，需要对中拉关系进行一些解释和评估。之前跟张森根老师交流，张老师也提出了一些比较好的观点，我也吸纳到这个讲座里来，那就是：中拉关系的发展已经从高速成长期，进入稳健成长期;中拉关系的发展，从数量型、外延型发展，转向质量型、内涵式发展;中拉关系发展，之前太快了，超出中方和拉方的预计，我们认为，现在中拉关系发展，应该是稳步发展，高效、稳健、有序推进，不宜大踏步、奔跑式发展;特别是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和拉美政治格局以及新冠疫情三重影响的大背景下，应该对中拉关系做一些调整。

　　具体说来，主要有几点：

　　第一，要重新评估美国因素在中拉关系中的影响。中美关系是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领域，中美关系最重要、最敏感、最复杂。最近中美关系发生了很多大的变化，但是我们往往忽视了一条，从拉丁美洲国家角度来看，拉丁美洲和美国的关系对拉丁美洲国家来讲也是最重要的。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利益存在，政治、经济发展也好，都没有超过美国，这里有些数字，我给大家列举一下：在经贸领域，美国仍然是拉丁美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在拉美地区的投资也遥遥领先于中国，从2017年的数据来看，美拉贸易额超过7600亿美元，是中拉贸易额的近三倍。2019年，中拉贸易额大概是2700、2800亿美元，美国对拉美贸易额总体来讲，如果按照数据进行推论的话——美国的数据现在还查不到——要将近8000亿美金。从投资角度来讲，美国2017年对拉直接投资是450亿美元，是中国对拉投资的近两倍。所以，无论是贸易额还是投资额来讲，美国比中国都要大得多。得益于中国经济增速优势和中拉结构性互补，中国对拉美经贸投资的加速度高于美国，所以中国在拉丁美洲是增量优势，但是美国在拉丁美洲是存量优势。

　　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比如特朗普从来没有访问过拉美，但是并不意味着美国对拉美不关注;恰恰相反，如果看过去两三年美国智库、研究机构、大学发布的关于中拉关系的报告，我觉得比以往任何时间都要多。美国这些意见领袖、学者专家都是特别关注拉美的。美国国会每年都召开数次关于中国和拉美关系的听证会，不光邀请美国专家去听证会上做发言，而且还邀请墨西哥、巴西等国一些学者去。可见，美国对中拉关系发展还是非常重视的。为什么美国从政府层面不像对中国和中东、中国和东南亚、南海问题那样，对拉美没有那么多立场的表述、方针宣传呢?我觉得就是因为美国对拉美有相当大的自信：拉美离美国那么近，不需要那么特别地去关注。我觉得国内媒体这两年宣传也比较多，说中国在拉美影响力日益提高，软实力不断提升，但是从存量角度来讲，中国在拉美的影响远逊于美国。和拉美学者、朋友进行交流的时候，他们也是这个观点。比如在巴西，你问巴西朋友：你们是怎么看待中美关系、巴美关系和巴中关系的?他们认为：美国是巴西发展的样板，巴西跟美国之间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更接近，而中国是巴西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从经济上来讲，巴西的发展要寻求和中国建立更好的伙伴关系，但是从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来讲，美国一直是巴西发展的模板。有这种认知的不匹配。

　　所以中拉关系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中美关系的发展。从拉美角度，拉中关系的发展也受制于美拉关系的发展;对拉美而言，保持美拉关系的稳定，就是拉丁美洲和美国关系的稳定，是拉丁美洲各国的核心利益。中拉之间应该相互尊重，中国要理解到这一点。这是非常重要的。

　　举个例子，新冠疫情在拉美开始爆发以后，中国利用自己的一些医疗设备优势，想尽其所能，帮助拉美国家缓解疫情带来的影响。一个案例是，3月中旬的时候巴拿马疫情呈现上升势头，这时中国一个国企中集集团响应号召，承诺在巴拿马的一个会展中心建立方舱模组医院，帮助感染新冠肺炎患者尽快进行隔离，中国只是收一点成本费，基本上是援助赠送的方式，但是巴拿马总统科尔蒂索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中集集团的这一建议，最后他们自己花钱，花了1200万美元，修建了100个病床，26个重症病室，而没有使用中国的援助。4月16日，科尔蒂索主持该医院的接收仪式，他宣布这完全是他来决定的。大家知道，巴拿马前任总统巴雷拉在任的时候，巴雷拉对中国进行访问，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也到巴拿马访问过，当时巴雷拉就说“一带一路”扩展延伸的标杆工程就是巴拿马运河大桥的扩展工程，另外一个就是巴拿马到哥斯达黎加的价值40亿美元的铁路，这些都体现为巴拿马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拉丁美洲延伸的标杆工程。但是新总统上台之后，并没有沿袭前总统的外交理念，所以这可以反映出美国的影响仍然是很大的。

　　另一个案例是巴西。巴西是中国在拉丁美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09年以来，巴西就是第一大贸易伙伴，也是金砖合作机制的重要国家。博索纳罗儿子访问美国之后，就发twitter谴责中国隐瞒新冠疫情，还说中国是“独裁政府”，等等，所以就引发了一场外交危机。与此同时，巴西又向中国寻求援助，希望中国提供测试的试剂盒和呼吸机，要14000多台呼吸机、500万套试剂盒。这时候中国认为超出了巴西的需要，就给拒绝了，后来在巴西当时卫生部长的努力下，最终中国向巴西提供了2.28亿美元的医疗物资，使巴西缓解了医疗物资极度短缺的局面，后来又有2吨的医院用品抵达巴西，等等。中间有一些小的波折，虽然中国和巴西的关系没有受到巴西总统儿子的立场表述的影响，但是从波折的过程来讲，还能够看出来中巴关系发展，在疫情影响下不是那么顺利。巴西当地报纸《圣保罗页报》说巴西政府刻意将中国口罩外交的影响最小化，同时将美国的援助最大化，“避免成为中国对外宣传的一个牺牲品”。接受中国的援助多，接受美国的援助小，但是对美国的援助大肆进行宣传，对中国的援助基本上避免提及，这体现了价值倾向的变化。

　　这是第一点，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对外关系的定位中是第一重要。中拉关系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和拉美关系的发展。

　　第二，中国发展和拉美的关系，要重视第三方力量。在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背景下，积极借助第三方力量推动中拉关系发展，打造新的合作模式，有助于减少中方的风险，有助于营造多方合作互赢的格局。中国一直以来在外交政策当中都提出来合作共赢或者叫“双赢”，对“双赢”美国有不同的解读。美国司法部长解读为，“双赢”就是中国赢两次;也有舆论解读为，“双赢”就是中国先赢，中国始终把它的利益放到第一位。在拉美媒体的宣传妖魔化的形势下，有一些负面的舆论，比如说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在竞选期间就举出来中国正在买下巴西，他的话语引发社会各界的担忧。因为中国企业在巴西的投资，2016、2017、2018年前后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特别是并购。拉丁美洲国家矿产资源比较多，中国能源、基建项目也比较多，所以中国在拉投资的对象很多是矿产能源类企业，这是中国投资的重要部门。事实上，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中国企业并购的对象多是欧美企业在拉的资产。以国家电网为例，它在巴西收购了一些电力公司，这些电力公司很多是葡萄牙或者西班牙、美国企业，或者这些国家控股或者作为大股东的企业，被中国并购了。严格意义上来讲，中国并不是从巴西手里把这个资产买过来，而是从欧美手里把这个资产买过来，但是在欧美国家控股这些资产的时候，巴西并没有那么强烈的舆论担忧，反而在中国购买的时候引发了舆论担忧。比如中国企业隆平高科和中信农业基金收购美国陶氏化学(世界上非常大的一家化工业公司，中国有一家叫万华化学，陶氏化学应该是万华化学的前辈)在巴西的种子业务，收购的其实就是美国公司，中国企业这种大笔收购引发了当地舆论的担忧。比如现在拉美很多国家都面临公共卫生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甚至债务危机，所以很多国家可能有些资产经营不下去了，就会以比较便宜的对价出让，美国和欧洲企业受到疫情影响比较大，恢复得比中国慢，可能他们不太愿意购买这个资产。我们建议，在经营策略上来讲，中国企业收购这些能源资源类企业股权的时候，可以和欧美国家及日本、韩国等其他亚洲国家企业合作，这样可以降低巴西、智利、秘鲁这些国家的舆论对我们的担忧，既可以弱化中国色彩又可以实现利益均沾，树立包容、开放的合作形象。之前有机会和国家电网一些朋友交流，也提到这个问题。国家电网是说，他们其实是愿意这么做的，中国愿意和欧美企业合作收购在拉美的一些资产，但是有要求，只有国家电网他们控股的企业，海外营收才能并入他们的财务系统里，因为国资委要对他们进行考核，所以他们说起来也挺无奈。国资委或者发改委这些管理机构，他们对国有企业走出去在海外发展，所采用的利润测评方式、考评方式应该做一些变化。

　　在融资方式上，中国企业还应该加强和世界银行、泛美开发银行、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之间的合作，这些多边金融机构的投资经验非常丰富。比如说泛美开发银行已经成立六十多年了，是世界上第一个地区性开发银行，在拉丁美洲资助了超过2万个基础设施项目，所以它的经验非常丰富。中国当然也成立了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多边投资机构，但是跟泛美开发银行、世界银行比起来，中国这些金融机构的跨国投资和融资经验，相对来说还比较欠缺。很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建设周期非常长，对投资规模要求比较大，风险比较高;通过跟这些多边机构合作，可以降低风险。

　　这部分总结一下，就是加强和第三方的合作，这个第三方大家可以做广义理解，可以是第三方的国家，可以是第三方国家的企业，也可以是一个国际机构，总之不要采取单打独斗的方式。

　　第三，找准中拉合作的对象国和重点国。贸易、投资、金融合作三大领域，中国应该分别精准找对象国和重点国。拉美地区非常广袤，有33个国家和12个未独立的地区，在整体合作框架下，中国应该以点带面、因地制宜，而不应该平均用力。在投资领域上，应该着重在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领域搞深搞透，同时考虑东道国的外债水平和外债偿还能力。债务偿还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参数。过去几年，印度学者指责中国搞债务陷阱外交，从南亚的汉班托塔港开始，他说中国故意让斯里兰卡陷入了债务危机，然后斯里兰卡就拿汉班托塔港来抵中国的债务，所以中国企业享受99年的经营权。这是对中国非常恶毒的指责。实际上，从中国发展的实践来看，不是那样的;当然也有人指责中国在委内瑞拉搞债务陷阱外交。美国有学者文章分析这一点，说中国是不可能在委内瑞拉搞债务陷阱外交的，中国如果这样搞，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委内瑞拉如果陷入债务危机的话，就意味着委内瑞拉没有办法偿还中国的借款，这样对中国不利，对委内瑞拉更不利，所以是不符合逻辑的。

　　中国在委内瑞拉的投资无疑有一些提升空间，也就是说存在着一些失误。比如在选择合作伙伴的时候，智利是非常好的合作伙伴，中国和智利合作，比中国和委内瑞拉合作，能产生更好的示范效应。当时考虑到委内瑞拉查韦斯是一个左翼政府，意识形态跟中国靠得比较近，实际上，虽然智利是一个右翼政府执政的国家，但是中国和智利关系发展异常顺利，比如智利在对华关系上曾经创造过多个“第一”：智利是南美第一个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同中方签署协议的国家，第一个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第一个同中国签订FTA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所以，从投资回报率和投资安全角度来讲，智利是比委内瑞拉更成熟、稳妥的一个合作国家。同时，因为委内瑞拉跟美国关系比较差，所以美国将委内瑞拉视为眼中钉;在这种情况下，委内瑞拉领导人又不尊重市场经济规律，政府治理能力又低下，导致比较严重的国家危机、经济危机，也就威胁到投资利益安全。

　　综合来讲，在南美地区，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哥伦比亚这五个国家应该是中国下一步开展双边合作的重点对象。从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发布的投资报告来讲，它做了一个统计，2007-2017年，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哥伦比亚是整个拉美地区投资回报率最高的国家。我们在甄别合作伙伴对象国的时候，应该考虑到投资回报率。最近拉美疫情发展，中国和巴西关系虽然受到博索纳罗家族言论的影响，但是最近合作还是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比如中国进入三期临床试验的疫苗，已经跟巴西的一个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这个疫苗已经在900多个医务人员身上开始进行测试，也就是说，900多个巴西医务工作者愿意打这个疫苗，现在进入三期临床即最后一个临床试验阶段;同时，这个机构也承诺，疫苗测试合格以后，会在巴西生产1.2亿剂疫苗用于对新冠疫情的免疫和防范，而且未来可能会扩大到超过2亿剂。这都是中巴关系发展非常好的案例。疫情给中拉关系的发展带来挑战，但是同时也带来了机会。虽然特朗普一直批评中国，虽然博索纳罗被喻为“热带特朗普”，他在twitter上经常公开宣示说美国市场是样板，特朗普是他的偶像，但是在真正的抗击疫情扩散、对疫情进行防范的选择上，中国还是比较靠谱的一个合作伙伴，从这个实践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是第三点，就是刚才所说的精准找准合作的对象国和重点国，对原来的合作、从意识形态角度着手的这种倾向进行校准和调试，更多考虑投资安全性和回报率。

　　第四，中国对拉军售和军事合作应该谨慎开展。进入21世纪以来，中拉军事交流和合作日益密切，合作领域日趋广泛。总体上来讲，中国对拉军售装备合作还是比较谨慎的，以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为宗旨。美国国防部一些研究机构出了很多关于中拉军事合作的报告，中国方面的研究比较少，所以我找到了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按照这个数据的测算，说2012年到2016年期间，拉丁美洲占中国军火出口总额的5.1%，中国是拉丁美洲武器进口的第六大来源国;俄罗斯、美国都是拉美主要的武器来源国，中国相对来讲不是那么突出，整个拉美在中国军火出口格局当中份额比较小。装备类型上，中国对拉美主要是轮式装甲车、反坦克导弹、教练机等普通技术装备，没有弹道导弹、轰炸机等关键设备，说明中国还是比较稳妥。中国在拉美的军火出售不会影响到地区军事力量格局变化，这是第一点。第二，从国别分布上来讲，中国对拉美军售高度集中于“美洲玻利瓦尔联盟”成员国(包括原成员国)，这体现在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这些左翼国家。这些国家通常高举反帝国主义和反自由主义的旗帜，在意识形态方面和中国更为接近。对这些国家军售也不是没有风险，怎么讲呢?在过去一年多，到两年时间里，委内瑞拉一直有一些骚乱，反对派瓜伊多是美国和拉丁美洲很多右翼国家扶持的。委内瑞拉执政党和反对势力之间矛盾冲突不断，也有一些小规模抗议，委内瑞拉政府也对这些抗议进行打压。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说，今年5月有一个小分队对他个人进行刺杀或者对委内瑞拉政局进行破坏。特朗普也一直对委内瑞拉比较强硬，今年6月份对委内瑞拉的原油出口进行禁运，不允许任何国家的油轮到委内瑞拉运油，也不允许委内瑞拉石油和化工产品向外销售。这时候伊朗就派了五艘油轮，把它的原油和一些石油化工产品运到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和伊朗、古巴、俄罗斯的关系非常好，伊朗虽然远在中东，但是给委内瑞拉提供了一些能源方面的支持。古巴和俄罗斯从意识形态上，从情报网络、武器供应上，都给委内瑞拉政府提供一些支持。委内瑞拉和美国之间的对抗形势一直会进行下去。委内瑞拉是一个地缘政治潜在的引爆点，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委内瑞拉什么时候会发生一些大的动荡，但是如果发生一些大的动荡的时候，中国对委内瑞拉所提供的这些武器，虽然是低端装备、防御性武器，就会成为两派之间斗争的工具，可能不利于中国的形象和中国在拉丁美洲发挥的作用。一旦发生这样事情的话，特别是美国和一些右翼政党，可能会拿这个出来做文章。

　　美国有学者认为，中国和拉美左翼国家的军事交流增加，为拉丁美洲国家在安全方面提供了更多选项，但是会削弱美国在该地区的行动和自由。鉴于中国对拉军售的敏感性较高，一方面，中国在军售和军事交流合作方面应当逐渐拓展新的交流对象，不应该过多地集中于左翼国家，右翼国家也应该成为我们合作的伙伴;另一方面，中国也需要在对拉军事交流中充分考虑自身国力和国际环境约束，避免过多参与到拉美事务。俄罗斯跟委内瑞拉关系一直比较近，美国对此深表忧虑。1962年的时候曾经有过古巴导弹危机，所以中国应该吸取经验，避免过多地牵扯到拉美的军事事务当中，以至于消耗国力、增加卷入危机的可能。

　　第五，优化贸易和投资结构，更好地满足拉美在产业链和价值链上的发展需求。随着中国对拉商业扩张的加大和拉美国家寻求对外合作伙伴的增强，在经济互补和强劲供需的驱动下，中拉之间的贸易合作速度要大于拉美和任何域外大国之间的贸易互动，但是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拉美学者特别是巴西学者提出来，中国和拉美的经贸合作会导致两种负面影响：第一种是“去工业化”，就是拉美国家本来已经开始成长的相对来讲比较幼稚的产业链和制造业的布局，由于中国商品大量向拉美出口，引发了中国商品对拉美比较幼稚的制造业的冲击，从而使他们丧失竞争优势，中国获得过多竞争优势，就会引起拉美“去工业化”。另外一个是再初级产品化，简单来讲，就是拉美本来要实现产业链升级，从出口原材料升级为出口工业制成品，但是因为中国大量购买它的原材料，所以拉美国家原材料有利可图，不得不再大量发展采掘业和农业，从而导致它的产业链结构升级、产业链上行的诉求受到压制。这是中拉贸易结构当中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从中国和拉美关系的贸易结构和投资结构上来讲，要尊重它产业链上行的需求。比如说习主席在前年参加金砖国家峰会、中非峰会的时候提出了“数字鸿沟”。有一次开会的时候，拉美的一个学者也提出来，说：你看世界所有头部互联网企业，拉美没有一个，基本上就是中国和美国的，部分是欧洲的，拉丁美洲、巴西都没有一个。所以，中国要帮助拉美建立起一些新的产业链。这次受到疫情影响，巴西的外卖产业也在快速发展，在线教育、在线视频交流、在线点播也在快速发展，我觉得，这些都是中国和巴西进行产业对接非常重要的着眼点。在以前，产业对接过多地投入到资源和能源行业，而对这些新兴产业链重视不足。所以，加强拉美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科技水平，使拉美国家生产和出口更多适合自己的高科技产品，能够打消拉美国家“去工业化”的担忧;同时又能实现投资结构的多元化，在信息、服务、电子商务、金融等方面进行拓展，有利于构建更加均衡的中国和拉丁美洲经贸关系。

　　第六，尊重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及差异。拉美文化是非常复杂的多元文化，既受到欧洲文化的影响，又融合了印第安文化和非洲黑人文化，所以具有混合性、复杂性的特征。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行为习俗方面跟中华文化的差异很大。拉美朋友很少准时到，约好了开会或者见面，可能都要晚一点。他们非常多才多艺，但是在信守承诺、约定方面，观念淡漠一些，这些都是中国和拉美的差异。中拉相隔非常遥远，彼此联络又比较薄弱。我们理解拉美问题往往从一般性出发，对国家之间的差异性、特殊性、不平衡性重视不够。比如，智利更像发达国家，欧洲人特性更多一点;墨西哥从人种上来讲很多人是印第安人后代，所以感觉完全不一样;阿根廷基本上都是白人，跟西班牙、葡萄牙差别不大;巴西很多是混血人，黑人比较多，黑人约占巴西人口的1/3。这些都对他们的处事方式、价值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所以，和拉美发展关系，不能把拉丁美洲看成铁板一块。我们对很多国家的研究和理解，都非常不到位。很多时候，中国不应该过多强调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而应该柔性地处理中拉之间的价值观念差异。比如，有的时候，拉美对中国国企、央企和政府部门在拉美做的一些宣传工作比较反感，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加强城市外交。这次中国疫情当中，拉美国家也提供了一些援助，比如对武汉，巴西的一些城市也向武汉提供援助;另外，中国的企业比如华为、滴滴也向拉美受疫情影响的国家和地区提供援助。中拉关系发展的途径是非常多元化的，不一定非得是官方的，私营企业、非政府机构、地方政府都可以提供一些交流或者援助，这个从文明互鉴和文化交流角度可以增强中国和拉美的关系。

　　所以，要重视研究拉丁美洲各国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以大国为抓手的同时还要做好中小国家的工作。有一部分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还跟台湾地区保持“邦交”，所以中国要压缩台湾地区的“外交空间”，还要注意到这些国家的情绪。像巴拿马这样的国家，在上任总统巴雷拉时期，跟中国保持合作关系，巴拿马也很快跟中国建交;继巴拿马之后，多米尼加和萨尔瓦多相继和中国建交，所以台湾地区在过去三年丧失了三个比较重要的“邦交国”，特别是巴拿马。这些都是我们外交工作做到前面，加强跟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往来带来的一些红利。所以，跟这些国家合作的时候，也要充分考虑到他们的诉求，比如说这些国家希望中国帮它援建一些什么项目、开发哪些领域，中国可以听听它们商务部、大使馆的想法，双方可以一起坐下来聊，比如这个国家希望中国投资一些什么样的产业和行业，哪些是它们重点发展的。投资和援建一定要做民心工程，不能光盯着政府。中国有些企业是比较短视的，有的时候只知道走上层路线，而没有更多地关注基层，也就是很多社区;一些大的基建项目都涉及征地，涉及当地的环评，涉及居民重新安置，在这些方面要做得更加具体、更加人性化、更加具有包容性，才能够赢得拉美的民心。

　　大体就是这几个角度，加强中国和拉美的关系。讲得比较散，归纳一下：

　　第一，重视美国因素在中拉关系中的作用。

　　第二，加强与第三方的合作，第三方包括第三国、第三国的公司，也包括一些多边机构。

　　第三，精准地找准中拉合作对象国和重点国，不能以意识形态划线。

　　第四，对拉军售和军事合作应该谨慎开展。

　　第五，投资和贸易结构应该不断优化，满足拉美国家价值链上行的要求。

　　第六，尊重文化和意识形态多样性，考虑中拉之间的观念差异。

　　这是中拉关系发展的一些新思路。

　　问答

　　提问：智利作为南美发达国家，贫富差距和社会阶层的矛盾如何?

　　崔守军：智利是拉丁美洲一直以来经济发展的样板，廉洁程度、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治理能力都是在整个拉丁美洲首屈一指的。

　　一般来讲，拉美各国都是受到大宗商品周期的影响。大宗商品通常来讲七八年一个周期，一个上升周期后就会有一个下跌周期，紧接着一个上升周期，再一个是下跌周期，所以你看拉美经济政治的发展，左翼和右翼的上台和下台，和大宗商品不是完全同步的，但是有一定关联关系。我也读过很多文献，很多经济学家也在试图寻找规律——左翼和右翼之间的上台和下台与大宗商品有没有一定关系?一般认为，左翼上台的时候，都是奉行民粹主义立场和政策，像马杜罗，强调的是短期利益，而不看重长期利益。民粹主义就是讨好中下阶层的，所以当大宗商品繁荣周期来的时候，政府的财政收入就会大幅增加，出口也会呈现出发展的态势，这时候就把政府财政的大部分用来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修医院、盖房子、改善基础设施，一定程度上提高大家的工资和福利，但是却没有调整它的经济结构。当大宗商品下降周期来临的时候，出口繁荣带来的红利不再像之前那么明显，逐步衰退和衰弱。这个时候政府就比较难办，这时候右翼政党就会在选举当中占优势;一般4-5年刚好是一个选举周期，这时候左翼和右翼就出现了立场的差别，老百姓投票的时候可能也意识到左翼的不足，右翼就上台了，直到下一次循环，所以是有一定因果关系的。

　　智利整体来讲，虽然出口很多农产品，有很多原材料，但是能够利用政府比较好的调节能力熨平了周期之间的波动，所以总体来讲，智利发展还是非常不错的。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从2019年智利爆发的示威游行来看也是比较严重的。一方面，智利比较高的城市化发展，导致大量人口居住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圣地亚哥人口密集程度非常高。另一方面，智利这些上层精英人士的收入总体来讲越来越高，而对中下阶层来说，虽然智利年人均收入超过15000、16000美元，但是中产和中下层的收入还是比较低的，所以它的贫富差距比较大。所以去年政府要提高地铁车票售价的时候，就引发了青年人的抗议，进而引发了骚乱。在新冠疫情影响下，这个矛盾会进一步激化，因为穷人可能在防护措施上没有那么好的条件，比如在一些比较贫困的地方，大家看巴西、智利的一些照片，很多人都是自己做的口罩：把塑料袋制作一下做一些改变套到嘴上，或者用纱巾把嘴和鼻子蒙住。因此，疫情会带来一些贫富差距的加大。智利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都是非正式就业，比如街头的小贩，还有一些餐饮服务人员、酒店服务人员，等等，这些人在新冠疫情打击下受到的冲击非常大。新冠疫情扩散背景下，服务业受到巨大冲击，非正规就业人群也受到比较大冲击，所以智利的社会矛盾肯定会进一步加剧。

智利首都圣地亚哥

　　提问：在对拉投资中，民资占比多大?

　　崔守军：民资所占的比重不太大。有兴趣的话，我可以把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发给大家。中国对拉美的金融合作方面，经过我们的统计，发现中国对拉合作的大部分贷款，来源都是中国两个政策性银行，一个是国家开发银行，另外一个是中国进出口银行，其中国家开发银行所占的比重最大。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在选择合作对象的时候，基本是中国大的央企和国企，所以民营企业所占的比例其实是比较小的。但是也有另外的案例，比如说百度在巴西建立了葡语的百度搜索。再比如说滴滴打车这几年在墨西哥、哥伦比亚和中美洲国家扩展都比较快，而且新冠疫情加速了滴滴打车这种新的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其实还提供了一个契机。美国加州拉美问题专家或者叫做中拉问题专家，提出来说，美国应该把中国的technology push back(技术推回去)，其中就提到：“中国利用新冠疫情的契机，在拉丁美洲加强技术扩张”。中国一些疫情防控手段，比如手机定位、摄像头或者监控体系，按照他们的说法，说这些都能帮助中国在拉丁美洲收集个人隐私和情报。当然这都是对中国的抨击。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如果加强跟其他国家之间的合作——跟美国的合作可能稍微困难一点，但是跟日本和韩国、欧洲一些企业合作还是非常有可能的——就可能规避一些指责。

　　提问：委内瑞拉对中国的负债，偿还情况怎么样?

　　崔守军：媒体经常谈论中国在委内瑞拉的贷款，关于中国给委内瑞拉的借款总量，我在几年前写过一篇文章，按照我自己的测算，总量应该超过600亿美元，其中，委内瑞拉未能偿还的中方贷款大概在200亿美元左右，1/3的贷款未能偿还。中国借给委内瑞拉的钱是滚动的，大概三四年一个周期，虽然从1990年代末开始借钱，2000年之后快速发展，但是委内瑞拉应该偿还的600亿贷款不全是违约贷款，400亿贷款已经偿还了;但是由于2015、2016年以来原油价格大幅下跌，导致委内瑞拉石油开采能力也下降，当然这种下降是被动下降，不是说委内瑞拉不愿意开采，而是开采以后不太好往外卖，世界经济在2015、2016、2017年的消费能力比较弱，复苏比较缓慢，所以这时候委内瑞拉不愿意足额偿还中国的贷款，因为原来一桶油100美元的时候，委内瑞拉要还中国100块钱，还一桶油就可以，当油价是50美元/桶时，意味着委内瑞拉还中国100块钱就要还两桶油，石油价格30美元/桶的时候，它要还三桶多油，这无异于加速消耗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同时，还特定金额的石油资源，当石油价格越低的时候还的石油数量越高，当它的开发量是一定的时候，用于出口的资源就会减少，这是一个矛盾。所以委内瑞拉就不愿意偿还，这时候就产生了违约。

　　提问：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说“双赢”是中国赢两次，这种论断有何影响?

　　崔守军：我觉得可能有不同的考虑。从中国对外宣传来讲，我们要注意到美国其实也有很多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对中国问题的认知，一定程度上也是比较准确的，体现在对中国芯片产业的打击，对华为、5G产业链的打击，我觉得都是做过认真调研;从打击效果来讲，肯定不是美国拍脑袋做出来的，证明美国还是有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知道中国产业链发展、中国制造2025计划开展的节奏。中国对内宣传和对外宣传，口径上要有所区别，一方面我们要提高民族士气，但是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国外对国内舆论动向、学者观点的反应。这是我简短的回应。对内对外口径应该有所区别。当然，对于美国来讲，它也会故意吸纳一些观点，论证美国政策的合法性，论证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的合法性。

　　提问：拉美各国对华态度差别大吗?

　　崔守军：差别还是比较大的。简单来讲，古巴、委内瑞拉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态度相对来讲是非常友好的，巴西、智利这些国家，相对右翼的国家，特别是巴西，它的社会精英和民众对中国的理解又是有差异的。巴西的社会精英，一部分认可中国在中巴关系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拉动性的角色和作用，但是另一部分是非常坚定的亲美主义者，这是非常鲜明的阵营。我到巴西访问的时候跟很多学者聊过，大多数学者对中国的态度还是比较温和的，但是很多学者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很少，巴西也是拉美大国，巴西的好学校、在全球排名五百名之内的高校也有一些，但是很少有学者到中国来。所以我的感觉是，学者之间的交流实在太少了，我们非常注重和美国、欧洲学者的交流，但是对于巴西等拉美很多国家的了解和互动实在太少。对于中美洲很多国家来讲，亲美上还是比较坚定的，因为中美洲离美国很近。即便特朗普不断给墨西哥造成一些困难，重新签订美墨加贸易协定，在美墨之间修隔离墙，但是墨西哥仍然对美国抱有非常大的幻想。中国学者建议说既然美国对墨西哥这么不友好，墨西哥应该加强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墨西哥希望等到特朗普下台以后，跟美国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墨西哥说远水解不了近渴。意识形态上的想法是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的，这个就是他们的思维定式。

　　提问：国资对拉投资是基于政策性导向还是基于效益的市场化主导?迄今为止，投资效益如何?像对委内瑞拉那样的泛意识形态化投资，会在对拉投资中继续扩张吗?

　　崔守军：中国在拉丁美洲的经营，以国有企业为主，特别是大的央企。事实上，一些大的国企或者央企的经营还是很成功的，比如国家电网。国家电网修建了巴西美丽山一期和二期工程，美丽山在巴西西北部的热带雨林，在巴西的地理位置相当于新疆在中国，巴西的工业生产重心主要在巴西东南部，大概是中国的江浙一带。大家知道亚马逊雨林有很多水资源，巴西水力发电占巴西电力来源的将近一半，水电非常重要，但是巴西圣保罗、里约热内卢这些工业生产中心在东南部，所以电力供应不足。这时候就需要把西北部的电力传输到巴西东南部，但是巴西没有这个技术，中国国家电网有特高压输电技术，这是一个杀手锏、独门绝技，可以帮助巴西把美丽山水电站当中的水电输送到东南部，跨越大概七八个州，两千多公里，非常成功，所以国家电网利用了这个就进入了巴西公用事业领域。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同时又收购了巴西的一个电网，不叫巴西国家电网，叫做CPFL，大家可以简单理解成为巴西电网。国家电网收购这个企业之后，博索纳罗上台了，他说中国在买下巴西。大家知道电力投资、能源投资都是重资产，这时候国家电网就想了一个非常好的招：收购这个企业之后，经营比较成功，几年以后，就说把这个企业一部分资产拿到二级市场上进行增股融资，就是说这个企业太好了，这个企业发展又需要新的资本投入，资本市场是一个融资渠道，这时候引入新的投资人，就拿出一部分股份在二级市场上销售，于是有欧洲、美国、日本、韩国投资人在二级市场认购这个股票，实际上就是增资扩股。这是非常好的方式，既淡化了国家电网控制巴西最大电力供应企业的印象，同时又得到了资产溢价，对巴西电网投一块钱可以收回一块五，从资产投资角度是非常划算的，还引进了美国和欧洲的战略投资者。我认为非常成功。这与中石油早年经营苏丹那些项目相比，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变化。到国家电网调研，我也了解到，国家电网在海外投资取得的营收已经超过国家电网江苏公司营收总额，江苏公司是营收最大的一个省公司，海外营收已经超过国内最大的江苏公司。在拉美投资其实还取得了很多效益，拉美投资回报率，在经济上行周期是很大的;这个还取决于美元周期。发达国家市场和新兴国家市场存在一个翘翘板效应，当新兴市场处于上行周期的时候，发达国家的资本就会向新兴国家转移，投资回报率相对来讲也会比较高;相反，当发达国家进入衰退周期，比如现在，很多投资资本就会从新兴国家撤离，而中国有逆周期调节优势，这时候中国资本就可以逆势而行，进入拉美国家，拿下一些比较优质、廉价的资产。

　　对委内瑞拉的意识形态化投资，我觉得学界、政策界都在反思这个问题，这种投资不会扩张，过去几年实际上已经停滞，中国没有进一步给委内瑞拉追加更多投资，这说明我们已经开始止损了。对外投资当中，最大的一种风险就是政治风险，政治风险源于政权更迭所带来的风险等。对外投资当中最大的风险不是商业风险，也不是法律风险，而是政治风险，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利比亚事件：2011年中国在利比亚的投资合同总额达到200亿美元，因为利比亚发生了战争，美国、法国、意大利对卡扎菲政权进行打击，利比亚就变天了，中国在利比亚的投资也就打了水漂，是这样一个关系。

　　提问：对拉美投资问题不少，但是坚持这样做有什么更大的考虑呢?中国利益何在?

　　崔守军：中国到拉美去或者中国对拉丁美洲进行接触，中国在拉丁美洲加强政治、经济、外交存在，我觉得有几大战略诉求：

　　第一，利用两个市场获取两种资源，简单来讲就是“走出去”。两种资源就是国内和国外资源，其中的国外资源，我们石油进口依赖率已经超过70%，进口的一半来自海湾地区。委内瑞拉现在已经是世界最大石油储量国，早就超过沙特了;委内瑞拉石油非常丰沛，当然委内瑞拉是重油，开采成本比较高，但是是可以被开采的。中国有比较好的重油开采技术，中国又有比较丰沛的资本，中国的工程师们相对来讲人力成本又比较低，同时中国又有资源上的诉求。能源只是其中一部分，另外就是矿产，比如铜矿：世界上超过一半的铜矿在秘鲁和智利，它们是主要的铜矿来源国，发展5G等要大量使用铜，所以最近铜价格升高反弹，一方面是因为秘鲁和智利关闭了一部分铜矿开采企业，另一方面是中国等亚太经济体经济率先复苏，所以对铜的使用量增加。

　　第二个就是增强中国软实力。拉美是非常重要的区域，世界上一共204个国家和地区，拉美就有33个，在联合国阵营里是非常重要的一极。这些国家在联合国重要的关于人权事务，比如新疆、西藏、台湾等地区事务上都是有投票权的，所以，中国加强在拉美的政治、经济、外交存在，无疑可以提升中国在联合国投票当中获得的支持度。美国有一个学者专门研究这个，即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往来、投资和贸易存量，对改变这些国家在联合国投票倾向上有什么样的影响，结论是：中国的影响还不够大，跟中国的经济存量不成正比。

　　第三个就是制衡台湾，拉美还有几个国家跟台湾保持着“外交关系”。这次疫情当中，台湾也加强了对中美洲几个为数不多的“邦交国”的援助，其实也是增大台湾的话语权。

　　上述这些都是中国在拉美的利益诉求。比较起来，在中东、非洲和在拉美，我觉得中国这几大利益诉求是比较相似的。

　　提问：在中美矛盾当中，拉美国家是不是也有选边站队问题?绝大多数国家会和美国站在一边吗?

　　崔守军：我觉得是的。从实践来看，拉美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选择、民族理念上跟美国是走得更近的，但是美国是口惠而实不至，整天吆喝着中国在拉美搞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等等，用很多词攻击中国，但是并没有加强与拉美之间的政治、经济合作，特别是经济合作。所以，拉美国家，比如巴西，发展经济、加强经贸合作还是靠中国。给大家说个数据，今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巴西的出口下降了6%，但是巴西对中国的出口却在逆势增长，这就反映了中国经济的进口需求事实上在拉动巴西经济增长。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经济学家也有一个数据，说中国经济每增长1%，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是0.5%，也就是说中国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而中国和拉丁美洲的关系是，中国GDP每多增长一个百分点，拉美就多增加一个百分点，是1：1的关系，可见中国对拉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因为在经济结构上来讲，拉美主要出口原材料、工业半成品，对中国来讲，我们大量进口原材料，所以拉动关系非常明显。如果从联合国投票来看，拉美国家和美国靠得更近。哈佛大学一个学者专门研究这个，得出一个结论，那个文章是前年(指2018年——编者注)写的;因为这个统计非常麻烦，我也带领学生做过一组统计，数据还没有全部统计完，但是已经做的数据跟美国的研究更加类似。

　　提问：巴西、墨西哥等国对我国投资不友好或者警惕，除了意识形态沟通问题，有没有其他问题?中国如何看待“新殖民主义”这样的说法?

　　崔守军：我觉得中国首先不是新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是说一国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影响东道国的经济政策，巧取豪夺，攫取它的经济和战略资源。我觉得中国肯定是没有这样做的。中国和拉美国家的合作是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

　　在拉美、非洲这些地区，传统大国如美国、西班牙、葡萄牙、欧洲其他国家的影响是很大的。比如在智利、秘鲁、阿根廷，很多人都拿有欧盟身份，都是双重国籍，欧美的大学也有不少来自拉美的学生，硕士、博士都有。在阿根廷、智利、秘鲁，很多人是西班牙公民，因为拉美这些国家大多数承认双重或者多重国籍。他们对欧洲，从心理上还是感觉比较亲的。

　　欧美企业如果做到80分的话，中国要做到100分，欧美企业如果做到100分，中国企业要做到120分，才能在拉美国家拿到一些大的项目或者资源，招投标中才能够胜出，这个逻辑在这儿。如果中国进行新殖民主义的话，完全没有空间。

　　第二，除了这些西方大国，还有日本。日本的日立、东芝在拉美国家的经济存在非常根深蒂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拉美国家都圈了自己的利益范围。在巴西有很多日裔移民，他们早在几十年前就买了很多地，现在巴西很多耕地都是日本人的。日本人知道自己国内耕地稀缺，所以在拉美地区大量并购耕地。欧美国家和日本、韩国，都是中国的竞争对手，所以我说，更多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的，不强买强卖，拉美国家在选择它们的合作伙伴，中国也在选择合作伙伴;中国在拉美拿下的一些商业项目，更多的是和西方传统大国以及新兴大国竞争的情况下获取的。

　　提问：美国口惠而实不至，中国对拉美帮助大，为什么很多拉美国家还站在美国一边?

　　崔守军：我觉得他们的思维定式不是一天两天能够改变过来的，也不是一年两年能够改变过来的。这种现象也比较常见，比如今年5月份，我认识一个阿拉伯的朋友——他是人民大学的校友，我们学院毕业的，岁数跟我相仿——他说，在整个阿拉伯，现在提起中国来，很多是负面的，因为老百姓并不关注中国事实上怎么样，而且西方舆论在阿拉伯世界有很多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大家想想，在阿拉伯世界、中东区域都是那样，而在拉美，西方舆论影响更加严重。拉美学生提起中国来，都是说“亚太”，问他：“你去过中国吗?”他说：“我曾经去过亚太。”亚太就包括日本、韩国、东南亚、东亚的很多国家。他们对中国的理解是非常泛化的。我到拉美出差，有的时候同事问我说“你去哪儿了”，我也会说“去拉美了”。实际上，拉美是那么大一个地区，2000多万平方公里。中国和拉美在理解上的差异是比较大的。从心理、情感、地缘、认知上来讲，拉美和中国都是彼此非常遥远的一片大陆，影响比较有限，相隔又比较遥远，所以认知相对不足。从中国去巴西，飞行时间要二三十个小时，我最长的一次坐了四十多个小时飞机，加上转机，所以相互的理解非常有限。我觉得，这种差异可能会导致拉美民众在认知中国的时候，获取的信息非常有限。而美国离它那么近，很多拉美精英在美国都上过学，也都去过美国——除了古巴之外，美国对古巴进行封锁——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对美国的认知、好感度可能要远好于对中国。

　　提问：拉美中产阶级收入水平如何?

　　崔守军：这个要分国家，比如在巴西，大学教授收入跟我们比，大体上相仿，可能略低一点。巴拿马的中产收入就远高于中国，巴拿马的经济比较发达，靠的是船运、旅游、金融行业，它的经济是比较好的。拉美这些国家差异比较大。墨西哥的墨西哥城，是它的首都，像我们的二三线城市;里约热内卢等发达地方，跟北京、上海也差不多，也是它们的金融中心，但是旁边就有贫民窟，差异比较大。而智利，我到圣地亚哥的时候就跟到欧洲一样，没有大的差别，比葡萄牙、西班牙都不差。中产阶级收入水平跟国家有比较大的关联性。

　　提问：中国专家学者的观点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上层决策?

　　崔守军：一定程度上我们也写内参、文章，给中央报送。他们看了、吸收了多少，这个就不清楚了。人民大学有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我也是人民大学国发院的研究员，也可以往中央或者相关部门递内参，每年也递几篇。中国智库的意见，我觉得所起的影响越来越大。新一届领导人特别注重智库在国家决策过程中的作用，特别是建了很多新型智库，有中国第一批十大国家级智库，北大、人大、复旦的，等等。但是我觉得学者跟智库研究员的定位还是不一样的，学者主要是学术研究、教书育人，智库更多的是为国家大政方针决策提供支撑，让学者完全转型为智库研究人员，我觉得是不现实的。这是定位的差别。在美国比较清楚，智库就是智库，学者就是学者，大学里也有教授和研究员，研究员更多的是承担智库的功能，我们国家也要做一些调整。

　　提问：古巴医疗条件很好，但是古巴并不是一个发达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这样吗?

　　崔守军：古巴非常恨美国。古巴的发展从1990年代开始，大概分成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古巴原来是社会主义，苏联解体以后，古巴丧失了一个样板，和中国有点像，开始寻求自己自力更生的道路，所以古巴第一次从公有制向多种所有制发展方向转变，这是重大的变化，原来只有公有制。1993年古巴实行改革开放，1994年开始通过外资法，所以古巴有点像中国——中国1992年小平南巡，也是说加强市场经济发展;但古巴当时提出的类似于说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这是古巴发展开放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从2006年开始，菲德尔·卡斯特罗身体逐渐变差，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就开始代理政权;2011年在劳尔·卡斯特罗主持大局的情况下，古巴共产党召开了六大，又采取了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这是第二个阶段。在劳尔·卡斯特罗领导下，古巴把改革开放进一步推进，同时和美国缓和了关系，奥巴马也第一次访问古巴。再就是现在这个阶段，2019年2月，新宪法开始生效。古巴革命后制定过两部宪法，第一部宪法是1976年宪法，然后就是现在的宪法。新宪法承认了私有财产权，承认了市场经济的地位，也承认了外资的作用，做了很多变化。特朗普上台以后，对奥巴马的怀柔政策、和解政策做了重大逆转，所以古巴跟美国关系现在也变得特别差。

　　古巴的医疗条件真地很好。我有一个古巴籍博士，他跟我说了很多有意思的情况。当时查韦斯得了癌症，专门去古巴治疗的。巴西现任总统博索纳罗当选之前，古巴还向巴西每年派出多名医生，帮巴西提高它的医疗水准和医疗水平。中国每年有学生到古巴去学医学专业。

　　古巴是不是一个发达国家?肯定不是，古巴现在月人均收入，大概200块钱人民币。国家实行了社会主义福利制度，上学免费、看病免费，但是老百姓收入还是很低的，所以它非但不是一个发达国家，而且是一个低收入国家。古巴对美国也是非常反感，因为之前奥巴马时代已经开始和解了，但是特朗普时代又急转直下。美国现在又对古巴进行进一步封锁，疫情扩展的情况下，古巴要求美国取消对古巴的制裁，但是美国也没有取消，所以这就引起美国和古巴关系的紧张。

　　提问：为什么不能搞国外风土人情的培训课程呢?

　　崔守军：事实上是有的。在人民大学，我们学院有一些关于文化、礼仪方面的课程，但是没有那么具体，可能学西语的同学会学;但是在一般学院里，不是学语言的，可能没有多少那样的课程。我觉得这方面要加强。

　　另一方面非常重要的，是中国对外的文化推广问题。孔子学院当然重要，但是孔子学院的效果存疑;花同样多的钱，可以让外国人到中国来学习。因为我在大学教书，我知道可以把外国人请到中国来，让他们拿一个学位。比如，人民大学在读的拉美学生，每年本硕博加起来，大概五十个人左右;今年有毕业，明年有进来，但是每年比较均衡，全学校四五十人，我也会把他们组织起来，大家多交流，有一些学术活动。这些学生在中国学习四年本科，再学两年硕士，还有的在中国读到博士学完十年，我感觉，他们完成在中国的学业之后，对中国社会的理解是非常立体化的，总体来讲是比较全面和均衡的;而一个人可以影响很多人，他们可以影响他们的朋友;他们回国之后会谋得一个不错的工作，这时候他们就会发挥他们成为中拉文化沟通桥梁的作用。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中国应该有更多的人去拉美留学。大家留学的首选对象都是美国，但是现在留学美国比较困难了，拉美也有一些不错的学校，比如墨西哥和巴西、智利的学校，在整个拉美是比较领先的，但是中国学生非常少。像在巴西排名第一的圣保罗大学举办中拉问题研讨会，到场的中国学生大概有三四个，其中还有一两个是台湾过去的，真正大陆的学生也就是一两个。所以，我觉得中拉之间的沟通交流，和中美关系、中欧关系比起来还有很大不足。因为相隔比较遥远，到拉丁美洲的中国学生非常少，拉丁美洲到中国来学习的学生也很少。比如智利，去年我有一个智利学生毕业，这位学生告诉我，全智利在中国学习的学生只有三个人，可见，他们对中国的了解还是比较少。这些年有了改观，比如大家吃的车厘子主要来自于智利，牛油果来自墨西哥，秘鲁和智利也有一些。这些经贸联系都在加强。最近厄瓜多尔的虾，由于疫情原因，现在大家都不敢吃了。中国和拉美国家之间都有一些日常商品往来。经贸领域的交往会增加双方之间的了解。拉美的红酒也很多，比如智利红酒空运到郑州，从郑州再分到中国各地，天猫、淘宝都有卖，因为中国和智利有FTA协定，所以双方之间商贸发展就很快。

　　提问：随着美国禁止中国高科技互联网企业，拉美会不会跟进?

　　崔守军：我觉得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相对来讲概率比较小，为什么这么讲?美国可以裹挟英国和欧洲一些盟友禁止华为在其国家建设基础设施，而拉美国家的科技，大多数国家很难用高科技来形容——如果科技非得分高低的话，拉美可能是中低科技——所以它们迫切需要外部力量填补它们的科技鸿沟。美国最近国会听证会当中提出，美国应该把中国在拉美的科技扩张态势推回去，我觉得这是很难的：推回去的前提是美国自己愿意向拉美投入一些科学技术，帮拉美填补它的科技空白或者叫数字空白，但是美国自己又不愿意这么做——美国现在老是讲美国第一，以邻为壑。对拉美国家来讲，可能有些政客会出于选举需要，去拉拢选票，出于吸引民众关注的需要，可能会持有要限制中国高科技企业在当地发展这种论调。实际上，互联网企业，比如滴滴还有网上售卖的企业，现在都是进入拉美比较好的契机。

　　提问：拉美国家教育水平比较高的原因是什么?它的学者自由研究范围大吗?

　　崔守军：教育水平高的原因，一方面是拉美国家独立时间很早，拉美很多国家独立的时间都是比美国要长，两百多年、三百多年都有;另一方面，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又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很多人又到美国、欧洲学习，跟美国、欧洲有这种纽带存在，所以它的学校研究氛围还是不错的。我觉得巴西、智利，特别是巴西学者水平是很高的，甚至巴西学者很多方面的研究水平跟美国不相上下——美国高校里，最顶尖的高校和很多智库，我也去过。在美国开有关拉美的会，他们也会邀请拉美各国学者，其中巴西学者基本上是必不可少的;这些拉美学者很多是在美国拿的博士学位，英文也很好，研究水平也很高。

　　拉美学者的自由研究范围，我觉得很大，比中国大，他们可以批评政府，等等。交流的时候，我们说：你们国家的知识分子都知道政府是怎么回事，你们为什么在选举的时候不对这些力量进行制约呢?有的拉美学者回答说：我们的国会议员大部分都是国家的既得利益者，两三百个议员，有三分之二都是既得利益者，这些议员无论谁上台，他们的派系和政策是不会变的，所以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态是很难改变的。我就感觉，巴西这些学者都知道他们国家的问题在哪儿，但是他们苦恼的是没有改变现状的能力，他们国家的社会结构是一些超级大的利益集团已经把这个国家和社会绑定了，学者知道问题在哪儿，但是没有办法去把他们的政策建议、对策规划递到能够改变这个国家前途命运的那些人手里。

　　提问：美墨加协议对拉中关系影响如何?

　　崔守军：我觉得美墨加协议对墨西哥、加拿大影响更大，对中国来讲，影响有限，因为美国实际上是进一步压榨加拿大，特别是墨西哥。有的墨西哥人讲“我们连一辆自行车都造不出来”。有一年到墨西哥开会，墨西哥的一位学者讲墨西哥的产业链已经被美国肢解了，我说为什么会这样?他说，因为自从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之后，美国就把它的一些产业链挪到墨西哥，墨西哥原有产业链就不那么完整了，墨西哥成为美国一个大的产业链上的一部分，原有的产业结构排列组合就给打乱了，所以墨西哥现在如果离开美国就没有办法了。墨西哥的出口，80%以上的出口额是到美国的，如果美国不再进口墨西哥商品，意味着墨西哥这个国家就完了，所以它对美国是过度依赖。美国拿这个对墨西哥进行要挟的时候，它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个协议。

　　对中国来讲，墨西哥还是挺好的一个合作伙伴，墨西哥在北京建立了墨西哥商会，我也邀请它的商会主席到人大来做过讲座。也就是说，墨西哥在中国，除了大使馆之外，专门设立了一个商会，大概是十年前开始活跃的，现在非常活跃，希望进一步加强中墨之间的往来。

　　提问：目前国际环境下，中国对外投资有收缩、优化的趋势吗?

　　崔守军：我觉得有。

　　提问：中国对外的不均衡投入是否有必要?

　　崔守军：我觉得要有所甄别，对于一些优秀的标的、投资环境比较好的国家，我们应该加强投资。我有一个观点：疫情影响下，“一带一路”肯定会加快推进，因为美国和中国的态势，未来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都难以逆转，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越来越激烈，特朗普现在对中国发动新冷战，对中国进行全面围堵，所以中国要争取的是第三世界，中间地带。而拉美是第三世界中间地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应该加强与这些地区和国家之间的合作，但是要优化合作对象，进行理性甄别。

　　提问：国内经济发展不均衡，民生需要更多投入，能把这些对外投出的资源更多用于国内投资吗?

　　崔守军：我觉得国内投资和国外投资好比一个人的两条腿，不矛盾。一个国家振兴内需，要加强内循环，但是内部和外部循环是中国大循环的一部分。按照世界银行、IMF等机构的测评，2030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当然也有人说，这次疫情会把中国超过美国的时间表提前，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无论如何，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上的大国，全球化大国，第二大经济体，乃至未来第一大经济体，肯定是一个全球化的中国，全球化意味着它的政治、经济存在应该出现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所以我觉得对外投资也不能削弱，但是在不同时间点可以进行动态平衡和调整。

　　提问：墨西哥会造不起一辆自行车?

　　崔守军：不是造不起，是造不出来，它的产业链被肢解了。造一辆自行车需要轮胎、橡胶、铁、塑料车座，还需要其他的零部件。墨西哥作为美国产业链上的一部分，原有的产业链条被肢解了——1994年开始，墨西哥就融入美国的产业链条，可能墨西哥那时开始就是造自行车轱辘就行了，其他部分都不造，经年累月，十年二十年以后，其他零件组成部分的墨西哥生产企业已经都没有了。墨西哥绑到美国的制造业的大车上，自己之前比较完整的产业链就缺失了。

 

     　(本文是8月9日“共识国际讲坛”崔守军教授讲座的文字整理稿。崔教授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拉美研究中心主任。)

崔守军教授

　　今天主要谈中拉关系的发展以及面临的问题。结论就是中拉关系处在发展转折期，我定义为从自发反应型到自主建构型的发展转变，现在为一个节点;现在指的这段时间可能是两三年时间，或者以现在为一个起点，往前回溯一两年，往后展望一两年，处在一个过渡期。首先谈谈，中拉关系的发展从顺势而为转向主动筹划，如果说之前是被形势推着走的话，我觉得现在更多的是中国的决策和中国的理念在引导中拉关系的发展。在这一对双边关系当中，中国更多地起到主动作用，拉丁美洲更多地是起到跟随式的作用，所以，用家庭里一对夫妻关系比喻的话，我觉得中国在这一双边关系当中是比较强势的。

　　第二部分我想讲中拉关系发展面临的挑战，挑战来自几部分。第一部分是美国的压力，因为2017年12月份，美国出台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中国定义为“竞争对手”，所以在美国战略压力下，中拉关系面临很多挑战，这是外部的。第二部分挑战，内部的，主要是拉美地区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左翼势力的式微、右翼势力的得势，还有地区政治生态的变化给中拉关系的发展带来一些挑战。第三个挑战来源于新冠疫情，新冠疫情中的拉美成为风暴中心。美国新冠疫情感染人数最多，巴西是第二多。巴西的感染人数，今天(指8月9日——编者注)的最新数据已经有300多万，其中死亡超过10万;从死亡人数来讲，巴西是很高的。疫情的发展也对中拉关系带来了一些挑战。

　　最后我想讲中拉关系发展的一些对策。

　　中拉关系的转型

　　拉美地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是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经济体最为集中的地区。我觉得它和非洲有所不同，非洲54个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而拉丁美洲地区有一些OECD(指经合组织——编者注)成员国，比如智利、墨西哥，还有经济实力比较强的巴西。这些新兴经济体都是拉丁美洲的有机组成部分，从GDP和发展水平来讲，比非洲高出一大截。这是一些不同。

　　中国是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拉丁美洲总体来讲由33个国家和12个未独立的地区组成，人口大概有6.4亿，面积超过2000万平方公里，占世界陆地面积的14%，耕地占全球耕地面积的1/3，森林覆盖也占到全球森林的23%。大家经常提到巴西的亚马逊雨林，亚马逊雨林一共450万平方公里，有约60%在巴西境内，超过巴西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所以，虽然中国领土960万平方公里，巴西850万平方公里，但是巴西的资源禀赋和自然条件比中国好得多。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现代化工业发展所必需的20多种矿物资源、绝大部分的油气资源在拉美都找得到，所以拉美的地域空间、自然禀赋和文化开放性，为中拉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战略支撑。

　　中拉关系的快速发展，我们认为是在2001年中国加WTO以后，中国以一往无前的态势参与全球化进程，所以也推动了中拉关系快速发展。与此同时，拉丁美洲又受到大宗商品超级繁荣周期的刺激，特别是2003-2013年十年期间，大宗商品价格突飞猛涨，对拉丁美洲的主要出口原材料和一些初级产品，中国进口量又很大，所以中拉关系的发展又进入了快车道。

　　稍微反思一下，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拉关系没有取得这种发展呢?我觉得有几个原因：

　　第一，拉丁美洲一体化相对比较落后。它有很多次区域性的组织和机构，但是缺乏总体性统筹这个地区的地区性组织，没有一个依托平台。

　　第二，美国的影响。美国一直视拉丁美洲为地缘政治的后院，所以在美国影响下，中拉关系也受到制约。2001年美国发动了中东战争，主要是在伊拉克、阿富汗，对中东地区的极端势力进行反恐打击，所以，相对来讲，拉丁美洲在美国的视野中不占有那么重要的地位;中国利用这个时机，开始快速发展跟拉丁美洲的关系。与此同时，2001年拉美国家“联合自强”，推动了拉共体，也就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的诞生;这是西半球最大的一个地区一体化组织，这个组织有比较强的政治性，主要表现就是美国和加拿大都被排斥在这个地区组织之外，所以它既有地区代表性，又有政治独立性，为中国和拉丁美洲开展合作提供了一个政治平台。

　　2000年，中国和非洲建立了中非论坛机制，从此以后，中非关系也是进入快车道发展;其中，中国的对象组织就是非盟。对于拉丁美洲来说，拉共体也成为我们合作的对象组织。习主席在过去6年多时间四次访问拉美，这在中国外交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所以中拉关系取得了较快发展。

　　2015年是中拉关系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主要表现就是：2015年中拉论坛机制的产生。所以我说，中拉论坛机制标志着中拉合作进入战略转型期，是从顺势而为到主动筹划的一个转变。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拉丁美洲太平洋意识的提升，使双方相向而行，通过凝聚共识、发展共识和思想共识，中拉双方顶层规划和实施相互支撑。我总结为几点：一是发展目标的一致;二是发展路径的夯实;三是合作理念和发展动能的有机衔接，最终形成了发展成果的共享。这部分不是主要内容，我给大家简单提及一下。

　　第一，提出了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主要是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上提出了构建命运共同体的讲话，第一次提出来拉丁美洲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自然延伸。

　　第二，战略路径是双边和多边合作并行互促。中拉合作，我觉得分成三个层次：一是区域层次，就是和拉共体;二是次区域层次，如中国和太平洋联盟，等等，这些都是次区域合作;三是双边合作。三个方面有条不紊地开展，如安第斯共同体、加勒比共同体、南美洲国家联盟，这些都是合作对象。此外，和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智利、秘鲁等这些国家都开展了非常好的合作。

　　第三，合作理念。我归纳为互利共赢，不针对第三方，这也是中国一贯的原则。中拉合作实际是南南合作的推进。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新兴国家在世界经济发展当中所做的贡献越来越大，中国和金砖国家一起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50%，超过了G7国家，这是前所未有的。南南合作多是指地处南半球的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通过共享共识、技能、专长和资源，实现发展目标。因为全球化发展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贫国和富国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拉大，富国实际上并不愿意向穷国进行技术转移，所以第三世界国家相互合作，提升相互之间的往来，成为它们迈出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途径。

　　第四，发展动能，主要是贸易、投资、金融和产能合作，比如我们提出了一些具体举措，像十年之内贸易规模达到5000亿美元，投资存量达到2500亿美元，这些都是一些合作目标。具体的我就不阐述了。

　　中拉关系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中拉关系取得这么好的发展，但是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

　　第一，主要是中美之间战略竞争加剧对中拉关系的负面影响加大。特朗普政府以零和竞争和冷战思维来开展中美关系，认为中国在拉美的崛起会动摇美国在西半球的秩序;比如说早在2018年2月，当时的国务卿蒂勒森在出访拉美五国的时候就指出“中国利用其经济影响力，把拉美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抨击中国“在拉美地区寻求的是地缘政治扩张的新帝国强权”，这是非常恶毒的指控。2018年兰德公司发布了一个重量级报告，报告内容叫做《“一带一路”的黎明：中国与发展中世界》，这个研究报告认为，中国在拉美的这种接触，在“一带一路”竞争当中达到了顶峰，中国在拉美崛起，地缘政治优势已制衡跟美国之间的竞争。这都是中拉关系的一些体现。

　　第二，拉美国家政治变迁的“左退右进”格局对中拉关系发展的挑战。2017、2018年是拉美国家的大选年，先后有13个国家举行大选。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等国，传统老党和左翼政党纷纷败选，右翼政党和反建制政党登上了政坛。于是，拉美从政治生态上来讲，分割为两个阵营：一个是古巴、委内瑞拉为代表的左翼，一个是巴西、秘鲁、智利、哥伦比亚为代表的右翼。2003-2013年中拉关系快速发展是在左翼阵营执政的政治氛围下;可以说，随着左右之间的转换、右翼势力的上台，一些国家从它们的发展理念、意识形态来讲跟美国靠得更近一点，这成为中拉关系发展面临的一个挑战。

　　第三，新冠疫情的影响。这里有一些数据，拉美新冠病例已经超过400万，仅次于北美，成为全球新冠病例排名第二的地区。拉美这些国家城市化率比较高，很多国家达到70%、80%，大城市人口非常稠密，非正规就业比例高，国家控制能力薄弱，为新冠病毒传播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美国以疫情防控为由，加大了对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非法移民的遣返力度，使拉美疫情雪上加霜。巴西疫情为什么这么严重?博索纳罗政府对疫情的漠视以及采取的措施不力、管控疏漏，是疫情在巴西扩散的主要原因。3月12日，巴西才发现第一个疫情病例，很快就开始在全国传播开来。巴西卫生部长主张进行隔离，但是博索纳罗的理念就不太一样——博索纳罗认为，对民众进行隔离会限制经济发展。巴西卫生部长后来就辞职了，卫生部长的职位空缺了50多天，这是在5月份。现在巴西卫生部长由一位军人出身的将军来担任，他并非医疗出身，对公共卫生事件也缺乏管理经验。有巴西卫生部的官员说，新冠疫情感染人数，巴西已经超过了1000万，这种史无前例的公共卫生危机，引发了经济衰退，可能会催生新一轮社会动荡。这都是一些新的挑战。

博索纳罗

　　新冠疫情对整个拉美地区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世界银行统计认为，是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影响。对该地区的打击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出口减少。整个拉丁美洲地区，如果你看它的出口结构的话，现在出口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和三四百年之前没有重大区别——跟很多拉美学者交流，他们也认同这个观点。当需求开始减少的时候，供应就会被迫进行削减，所以它的出口就减少。

　　第二，原材料价格下跌。因为需求减少，必然带来价格下跌。最近大家看到铜的价格有所反弹，主要是因为作为世界铜矿生产中心的秘鲁和智利，铜矿受到新冠疫情影响被迫关闭，带来了铜价格的反弹。但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铜的价格是下降的。

　　第三，旅游业和客运业的崩溃。拉美是一个旅游胜地，特别是北美、欧洲很多游客都去拉美旅行。新冠疫情下，旅游业和客运业都没有办法正常开展。

　　第四，汇款流入大幅减少。拉美经济发展的一大动力——特别是在中美洲和墨西哥等国家——主要是侨汇：在美国打工的这些拉美移民，他们把挣的钱积累下来，汇给自己在母国或者祖国生活的家人，这是拉美一个重要收入来源。因为美国经济也受到重大打击，所以侨汇也大幅缩减。

　　拉美国家不像中国这样有比较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整空间，它基本不具备政府逆周期调节能力，主要体现在它的财政空间和货币政策空间这两方面。从财政角度来讲，拉美国家政府税收能力普遍比较弱，税收占到GDP的16%-18%，明显弱于发达国家30%-35%的水平，税收能力很弱。货币政策方面，因为拉美国家的货币跟美元汇率直接相关，所以美元的波动也会带来它的货币政策调整空间被压缩。这些国家一直以来又不断举债，不断降息，所以再降息的空间非常小。美联储通过了无限量化宽松政策，其实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讲，就是印钞票无底线，通过放水的方式刺激经济。美国股市虽然四次熔断，但是你看纳斯达克现在已经创新高了，说到底就是钱变得越来越多了。但是拉美国家利息已经变得很低了，进一步降息的空间非常小，同时它的外债也比较高;比如阿根廷，最近通过了700亿美元的债务重组计划，债务已经占到阿根廷GDP的超过50%。债务危机的解决，第一种就是延迟还债，第二种是取消利息或者部分取消债务，实际上就是赖着不还，债权人没有办法，只能被迫同意——你不同意，阿根廷说“我就不还了”。这是一个死循环，通过了债务重组计划之后，只是缓解阿根廷债务危机。阿根廷债务危机，在历史上已经出现过九次，新世纪以来这是出现的第三次，去年阿根廷通货膨胀导致它的货币贬值超过70%。根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统计，2020年拉美地区有超过1200万人失业，拉美地区的贫困人口将从1.18亿增长到1.3亿，极端贫困人口将从6000多万增长到9000多万。这些都是重大挑战。

　　中国和拉美的合作也受到拉美经济变化的影响。比如美国特别关注，6月24日，美国国会召开了一次规模非常庞大的听证会，邀请美国一些专家到国会上发表他们的观点，其中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艾利斯(Ellis)博士就去听证会上发言，他发言的所有内容在网上的文本中都能找得到，我详细进行了研读。他的一个主要观点是：美国政府应该加强对拉美盟国的支援，防范中国利用医疗外交在拉丁美洲拓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同时美国应该坚决阻击中国在拉丁美洲进行技术扩张，就是说美国不应该“默认”或者“纵容”中国利用它的一些医疗技术在拉丁美洲寻求自己影响力的扩大，同时中国的5G通信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在拉丁美洲的扩张，都会威胁到美国在拉丁美洲地区利益的存在以及美国的安全。他提出了很多举措，后面有时间再说这个内容。

　　对新形势下中拉关系发展的评估和思路建议

　　面对一些新的困难和挑战，在当前历史节点上，需要对中拉关系进行一些解释和评估。之前跟张森根老师交流，张老师也提出了一些比较好的观点，我也吸纳到这个讲座里来，那就是：中拉关系的发展已经从高速成长期，进入稳健成长期;中拉关系的发展，从数量型、外延型发展，转向质量型、内涵式发展;中拉关系发展，之前太快了，超出中方和拉方的预计，我们认为，现在中拉关系发展，应该是稳步发展，高效、稳健、有序推进，不宜大踏步、奔跑式发展;特别是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和拉美政治格局以及新冠疫情三重影响的大背景下，应该对中拉关系做一些调整。

　　具体说来，主要有几点：

　　第一，要重新评估美国因素在中拉关系中的影响。中美关系是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领域，中美关系最重要、最敏感、最复杂。最近中美关系发生了很多大的变化，但是我们往往忽视了一条，从拉丁美洲国家角度来看，拉丁美洲和美国的关系对拉丁美洲国家来讲也是最重要的。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利益存在，政治、经济发展也好，都没有超过美国，这里有些数字，我给大家列举一下：在经贸领域，美国仍然是拉丁美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在拉美地区的投资也遥遥领先于中国，从2017年的数据来看，美拉贸易额超过7600亿美元，是中拉贸易额的近三倍。2019年，中拉贸易额大概是2700、2800亿美元，美国对拉美贸易额总体来讲，如果按照数据进行推论的话——美国的数据现在还查不到——要将近8000亿美金。从投资角度来讲，美国2017年对拉直接投资是450亿美元，是中国对拉投资的近两倍。所以，无论是贸易额还是投资额来讲，美国比中国都要大得多。得益于中国经济增速优势和中拉结构性互补，中国对拉美经贸投资的加速度高于美国，所以中国在拉丁美洲是增量优势，但是美国在拉丁美洲是存量优势。

　　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比如特朗普从来没有访问过拉美，但是并不意味着美国对拉美不关注;恰恰相反，如果看过去两三年美国智库、研究机构、大学发布的关于中拉关系的报告，我觉得比以往任何时间都要多。美国这些意见领袖、学者专家都是特别关注拉美的。美国国会每年都召开数次关于中国和拉美关系的听证会，不光邀请美国专家去听证会上做发言，而且还邀请墨西哥、巴西等国一些学者去。可见，美国对中拉关系发展还是非常重视的。为什么美国从政府层面不像对中国和中东、中国和东南亚、南海问题那样，对拉美没有那么多立场的表述、方针宣传呢?我觉得就是因为美国对拉美有相当大的自信：拉美离美国那么近，不需要那么特别地去关注。我觉得国内媒体这两年宣传也比较多，说中国在拉美影响力日益提高，软实力不断提升，但是从存量角度来讲，中国在拉美的影响远逊于美国。和拉美学者、朋友进行交流的时候，他们也是这个观点。比如在巴西，你问巴西朋友：你们是怎么看待中美关系、巴美关系和巴中关系的?他们认为：美国是巴西发展的样板，巴西跟美国之间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更接近，而中国是巴西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从经济上来讲，巴西的发展要寻求和中国建立更好的伙伴关系，但是从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来讲，美国一直是巴西发展的模板。有这种认知的不匹配。

　　所以中拉关系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中美关系的发展。从拉美角度，拉中关系的发展也受制于美拉关系的发展;对拉美而言，保持美拉关系的稳定，就是拉丁美洲和美国关系的稳定，是拉丁美洲各国的核心利益。中拉之间应该相互尊重，中国要理解到这一点。这是非常重要的。

　　举个例子，新冠疫情在拉美开始爆发以后，中国利用自己的一些医疗设备优势，想尽其所能，帮助拉美国家缓解疫情带来的影响。一个案例是，3月中旬的时候巴拿马疫情呈现上升势头，这时中国一个国企中集集团响应号召，承诺在巴拿马的一个会展中心建立方舱模组医院，帮助感染新冠肺炎患者尽快进行隔离，中国只是收一点成本费，基本上是援助赠送的方式，但是巴拿马总统科尔蒂索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中集集团的这一建议，最后他们自己花钱，花了1200万美元，修建了100个病床，26个重症病室，而没有使用中国的援助。4月16日，科尔蒂索主持该医院的接收仪式，他宣布这完全是他来决定的。大家知道，巴拿马前任总统巴雷拉在任的时候，巴雷拉对中国进行访问，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也到巴拿马访问过，当时巴雷拉就说“一带一路”扩展延伸的标杆工程就是巴拿马运河大桥的扩展工程，另外一个就是巴拿马到哥斯达黎加的价值40亿美元的铁路，这些都体现为巴拿马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拉丁美洲延伸的标杆工程。但是新总统上台之后，并没有沿袭前总统的外交理念，所以这可以反映出美国的影响仍然是很大的。

　　另一个案例是巴西。巴西是中国在拉丁美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09年以来，巴西就是第一大贸易伙伴，也是金砖合作机制的重要国家。博索纳罗儿子访问美国之后，就发twitter谴责中国隐瞒新冠疫情，还说中国是“独裁政府”，等等，所以就引发了一场外交危机。与此同时，巴西又向中国寻求援助，希望中国提供测试的试剂盒和呼吸机，要14000多台呼吸机、500万套试剂盒。这时候中国认为超出了巴西的需要，就给拒绝了，后来在巴西当时卫生部长的努力下，最终中国向巴西提供了2.28亿美元的医疗物资，使巴西缓解了医疗物资极度短缺的局面，后来又有2吨的医院用品抵达巴西，等等。中间有一些小的波折，虽然中国和巴西的关系没有受到巴西总统儿子的立场表述的影响，但是从波折的过程来讲，还能够看出来中巴关系发展，在疫情影响下不是那么顺利。巴西当地报纸《圣保罗页报》说巴西政府刻意将中国口罩外交的影响最小化，同时将美国的援助最大化，“避免成为中国对外宣传的一个牺牲品”。接受中国的援助多，接受美国的援助小，但是对美国的援助大肆进行宣传，对中国的援助基本上避免提及，这体现了价值倾向的变化。

　　这是第一点，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对外关系的定位中是第一重要。中拉关系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和拉美关系的发展。

　　第二，中国发展和拉美的关系，要重视第三方力量。在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背景下，积极借助第三方力量推动中拉关系发展，打造新的合作模式，有助于减少中方的风险，有助于营造多方合作互赢的格局。中国一直以来在外交政策当中都提出来合作共赢或者叫“双赢”，对“双赢”美国有不同的解读。美国司法部长解读为，“双赢”就是中国赢两次;也有舆论解读为，“双赢”就是中国先赢，中国始终把它的利益放到第一位。在拉美媒体的宣传妖魔化的形势下，有一些负面的舆论，比如说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在竞选期间就举出来中国正在买下巴西，他的话语引发社会各界的担忧。因为中国企业在巴西的投资，2016、2017、2018年前后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特别是并购。拉丁美洲国家矿产资源比较多，中国能源、基建项目也比较多，所以中国在拉投资的对象很多是矿产能源类企业，这是中国投资的重要部门。事实上，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中国企业并购的对象多是欧美企业在拉的资产。以国家电网为例，它在巴西收购了一些电力公司，这些电力公司很多是葡萄牙或者西班牙、美国企业，或者这些国家控股或者作为大股东的企业，被中国并购了。严格意义上来讲，中国并不是从巴西手里把这个资产买过来，而是从欧美手里把这个资产买过来，但是在欧美国家控股这些资产的时候，巴西并没有那么强烈的舆论担忧，反而在中国购买的时候引发了舆论担忧。比如中国企业隆平高科和中信农业基金收购美国陶氏化学(世界上非常大的一家化工业公司，中国有一家叫万华化学，陶氏化学应该是万华化学的前辈)在巴西的种子业务，收购的其实就是美国公司，中国企业这种大笔收购引发了当地舆论的担忧。比如现在拉美很多国家都面临公共卫生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甚至债务危机，所以很多国家可能有些资产经营不下去了，就会以比较便宜的对价出让，美国和欧洲企业受到疫情影响比较大，恢复得比中国慢，可能他们不太愿意购买这个资产。我们建议，在经营策略上来讲，中国企业收购这些能源资源类企业股权的时候，可以和欧美国家及日本、韩国等其他亚洲国家企业合作，这样可以降低巴西、智利、秘鲁这些国家的舆论对我们的担忧，既可以弱化中国色彩又可以实现利益均沾，树立包容、开放的合作形象。之前有机会和国家电网一些朋友交流，也提到这个问题。国家电网是说，他们其实是愿意这么做的，中国愿意和欧美企业合作收购在拉美的一些资产，但是有要求，只有国家电网他们控股的企业，海外营收才能并入他们的财务系统里，因为国资委要对他们进行考核，所以他们说起来也挺无奈。国资委或者发改委这些管理机构，他们对国有企业走出去在海外发展，所采用的利润测评方式、考评方式应该做一些变化。

　　在融资方式上，中国企业还应该加强和世界银行、泛美开发银行、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之间的合作，这些多边金融机构的投资经验非常丰富。比如说泛美开发银行已经成立六十多年了，是世界上第一个地区性开发银行，在拉丁美洲资助了超过2万个基础设施项目，所以它的经验非常丰富。中国当然也成立了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多边投资机构，但是跟泛美开发银行、世界银行比起来，中国这些金融机构的跨国投资和融资经验，相对来说还比较欠缺。很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建设周期非常长，对投资规模要求比较大，风险比较高;通过跟这些多边机构合作，可以降低风险。

　　这部分总结一下，就是加强和第三方的合作，这个第三方大家可以做广义理解，可以是第三方的国家，可以是第三方国家的企业，也可以是一个国际机构，总之不要采取单打独斗的方式。

　　第三，找准中拉合作的对象国和重点国。贸易、投资、金融合作三大领域，中国应该分别精准找对象国和重点国。拉美地区非常广袤，有33个国家和12个未独立的地区，在整体合作框架下，中国应该以点带面、因地制宜，而不应该平均用力。在投资领域上，应该着重在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领域搞深搞透，同时考虑东道国的外债水平和外债偿还能力。债务偿还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参数。过去几年，印度学者指责中国搞债务陷阱外交，从南亚的汉班托塔港开始，他说中国故意让斯里兰卡陷入了债务危机，然后斯里兰卡就拿汉班托塔港来抵中国的债务，所以中国企业享受99年的经营权。这是对中国非常恶毒的指责。实际上，从中国发展的实践来看，不是那样的;当然也有人指责中国在委内瑞拉搞债务陷阱外交。美国有学者文章分析这一点，说中国是不可能在委内瑞拉搞债务陷阱外交的，中国如果这样搞，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委内瑞拉如果陷入债务危机的话，就意味着委内瑞拉没有办法偿还中国的借款，这样对中国不利，对委内瑞拉更不利，所以是不符合逻辑的。

　　中国在委内瑞拉的投资无疑有一些提升空间，也就是说存在着一些失误。比如在选择合作伙伴的时候，智利是非常好的合作伙伴，中国和智利合作，比中国和委内瑞拉合作，能产生更好的示范效应。当时考虑到委内瑞拉查韦斯是一个左翼政府，意识形态跟中国靠得比较近，实际上，虽然智利是一个右翼政府执政的国家，但是中国和智利关系发展异常顺利，比如智利在对华关系上曾经创造过多个“第一”：智利是南美第一个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同中方签署协议的国家，第一个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第一个同中国签订FTA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所以，从投资回报率和投资安全角度来讲，智利是比委内瑞拉更成熟、稳妥的一个合作国家。同时，因为委内瑞拉跟美国关系比较差，所以美国将委内瑞拉视为眼中钉;在这种情况下，委内瑞拉领导人又不尊重市场经济规律，政府治理能力又低下，导致比较严重的国家危机、经济危机，也就威胁到投资利益安全。

　　综合来讲，在南美地区，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哥伦比亚这五个国家应该是中国下一步开展双边合作的重点对象。从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发布的投资报告来讲，它做了一个统计，2007-2017年，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哥伦比亚是整个拉美地区投资回报率最高的国家。我们在甄别合作伙伴对象国的时候，应该考虑到投资回报率。最近拉美疫情发展，中国和巴西关系虽然受到博索纳罗家族言论的影响，但是最近合作还是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比如中国进入三期临床试验的疫苗，已经跟巴西的一个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这个疫苗已经在900多个医务人员身上开始进行测试，也就是说，900多个巴西医务工作者愿意打这个疫苗，现在进入三期临床即最后一个临床试验阶段;同时，这个机构也承诺，疫苗测试合格以后，会在巴西生产1.2亿剂疫苗用于对新冠疫情的免疫和防范，而且未来可能会扩大到超过2亿剂。这都是中巴关系发展非常好的案例。疫情给中拉关系的发展带来挑战，但是同时也带来了机会。虽然特朗普一直批评中国，虽然博索纳罗被喻为“热带特朗普”，他在twitter上经常公开宣示说美国市场是样板，特朗普是他的偶像，但是在真正的抗击疫情扩散、对疫情进行防范的选择上，中国还是比较靠谱的一个合作伙伴，从这个实践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是第三点，就是刚才所说的精准找准合作的对象国和重点国，对原来的合作、从意识形态角度着手的这种倾向进行校准和调试，更多考虑投资安全性和回报率。

　　第四，中国对拉军售和军事合作应该谨慎开展。进入21世纪以来，中拉军事交流和合作日益密切，合作领域日趋广泛。总体上来讲，中国对拉军售装备合作还是比较谨慎的，以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为宗旨。美国国防部一些研究机构出了很多关于中拉军事合作的报告，中国方面的研究比较少，所以我找到了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按照这个数据的测算，说2012年到2016年期间，拉丁美洲占中国军火出口总额的5.1%，中国是拉丁美洲武器进口的第六大来源国;俄罗斯、美国都是拉美主要的武器来源国，中国相对来讲不是那么突出，整个拉美在中国军火出口格局当中份额比较小。装备类型上，中国对拉美主要是轮式装甲车、反坦克导弹、教练机等普通技术装备，没有弹道导弹、轰炸机等关键设备，说明中国还是比较稳妥。中国在拉美的军火出售不会影响到地区军事力量格局变化，这是第一点。第二，从国别分布上来讲，中国对拉美军售高度集中于“美洲玻利瓦尔联盟”成员国(包括原成员国)，这体现在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这些左翼国家。这些国家通常高举反帝国主义和反自由主义的旗帜，在意识形态方面和中国更为接近。对这些国家军售也不是没有风险，怎么讲呢?在过去一年多，到两年时间里，委内瑞拉一直有一些骚乱，反对派瓜伊多是美国和拉丁美洲很多右翼国家扶持的。委内瑞拉执政党和反对势力之间矛盾冲突不断，也有一些小规模抗议，委内瑞拉政府也对这些抗议进行打压。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说，今年5月有一个小分队对他个人进行刺杀或者对委内瑞拉政局进行破坏。特朗普也一直对委内瑞拉比较强硬，今年6月份对委内瑞拉的原油出口进行禁运，不允许任何国家的油轮到委内瑞拉运油，也不允许委内瑞拉石油和化工产品向外销售。这时候伊朗就派了五艘油轮，把它的原油和一些石油化工产品运到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和伊朗、古巴、俄罗斯的关系非常好，伊朗虽然远在中东，但是给委内瑞拉提供了一些能源方面的支持。古巴和俄罗斯从意识形态上，从情报网络、武器供应上，都给委内瑞拉政府提供一些支持。委内瑞拉和美国之间的对抗形势一直会进行下去。委内瑞拉是一个地缘政治潜在的引爆点，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委内瑞拉什么时候会发生一些大的动荡，但是如果发生一些大的动荡的时候，中国对委内瑞拉所提供的这些武器，虽然是低端装备、防御性武器，就会成为两派之间斗争的工具，可能不利于中国的形象和中国在拉丁美洲发挥的作用。一旦发生这样事情的话，特别是美国和一些右翼政党，可能会拿这个出来做文章。

　　美国有学者认为，中国和拉美左翼国家的军事交流增加，为拉丁美洲国家在安全方面提供了更多选项，但是会削弱美国在该地区的行动和自由。鉴于中国对拉军售的敏感性较高，一方面，中国在军售和军事交流合作方面应当逐渐拓展新的交流对象，不应该过多地集中于左翼国家，右翼国家也应该成为我们合作的伙伴;另一方面，中国也需要在对拉军事交流中充分考虑自身国力和国际环境约束，避免过多参与到拉美事务。俄罗斯跟委内瑞拉关系一直比较近，美国对此深表忧虑。1962年的时候曾经有过古巴导弹危机，所以中国应该吸取经验，避免过多地牵扯到拉美的军事事务当中，以至于消耗国力、增加卷入危机的可能。

　　第五，优化贸易和投资结构，更好地满足拉美在产业链和价值链上的发展需求。随着中国对拉商业扩张的加大和拉美国家寻求对外合作伙伴的增强，在经济互补和强劲供需的驱动下，中拉之间的贸易合作速度要大于拉美和任何域外大国之间的贸易互动，但是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拉美学者特别是巴西学者提出来，中国和拉美的经贸合作会导致两种负面影响：第一种是“去工业化”，就是拉美国家本来已经开始成长的相对来讲比较幼稚的产业链和制造业的布局，由于中国商品大量向拉美出口，引发了中国商品对拉美比较幼稚的制造业的冲击，从而使他们丧失竞争优势，中国获得过多竞争优势，就会引起拉美“去工业化”。另外一个是再初级产品化，简单来讲，就是拉美本来要实现产业链升级，从出口原材料升级为出口工业制成品，但是因为中国大量购买它的原材料，所以拉美国家原材料有利可图，不得不再大量发展采掘业和农业，从而导致它的产业链结构升级、产业链上行的诉求受到压制。这是中拉贸易结构当中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从中国和拉美关系的贸易结构和投资结构上来讲，要尊重它产业链上行的需求。比如说习主席在前年参加金砖国家峰会、中非峰会的时候提出了“数字鸿沟”。有一次开会的时候，拉美的一个学者也提出来，说：你看世界所有头部互联网企业，拉美没有一个，基本上就是中国和美国的，部分是欧洲的，拉丁美洲、巴西都没有一个。所以，中国要帮助拉美建立起一些新的产业链。这次受到疫情影响，巴西的外卖产业也在快速发展，在线教育、在线视频交流、在线点播也在快速发展，我觉得，这些都是中国和巴西进行产业对接非常重要的着眼点。在以前，产业对接过多地投入到资源和能源行业，而对这些新兴产业链重视不足。所以，加强拉美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科技水平，使拉美国家生产和出口更多适合自己的高科技产品，能够打消拉美国家“去工业化”的担忧;同时又能实现投资结构的多元化，在信息、服务、电子商务、金融等方面进行拓展，有利于构建更加均衡的中国和拉丁美洲经贸关系。

　　第六，尊重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及差异。拉美文化是非常复杂的多元文化，既受到欧洲文化的影响，又融合了印第安文化和非洲黑人文化，所以具有混合性、复杂性的特征。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行为习俗方面跟中华文化的差异很大。拉美朋友很少准时到，约好了开会或者见面，可能都要晚一点。他们非常多才多艺，但是在信守承诺、约定方面，观念淡漠一些，这些都是中国和拉美的差异。中拉相隔非常遥远，彼此联络又比较薄弱。我们理解拉美问题往往从一般性出发，对国家之间的差异性、特殊性、不平衡性重视不够。比如，智利更像发达国家，欧洲人特性更多一点;墨西哥从人种上来讲很多人是印第安人后代，所以感觉完全不一样;阿根廷基本上都是白人，跟西班牙、葡萄牙差别不大;巴西很多是混血人，黑人比较多，黑人约占巴西人口的1/3。这些都对他们的处事方式、价值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所以，和拉美发展关系，不能把拉丁美洲看成铁板一块。我们对很多国家的研究和理解，都非常不到位。很多时候，中国不应该过多强调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而应该柔性地处理中拉之间的价值观念差异。比如，有的时候，拉美对中国国企、央企和政府部门在拉美做的一些宣传工作比较反感，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加强城市外交。这次中国疫情当中，拉美国家也提供了一些援助，比如对武汉，巴西的一些城市也向武汉提供援助;另外，中国的企业比如华为、滴滴也向拉美受疫情影响的国家和地区提供援助。中拉关系发展的途径是非常多元化的，不一定非得是官方的，私营企业、非政府机构、地方政府都可以提供一些交流或者援助，这个从文明互鉴和文化交流角度可以增强中国和拉美的关系。

　　所以，要重视研究拉丁美洲各国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以大国为抓手的同时还要做好中小国家的工作。有一部分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还跟台湾地区保持“邦交”，所以中国要压缩台湾地区的“外交空间”，还要注意到这些国家的情绪。像巴拿马这样的国家，在上任总统巴雷拉时期，跟中国保持合作关系，巴拿马也很快跟中国建交;继巴拿马之后，多米尼加和萨尔瓦多相继和中国建交，所以台湾地区在过去三年丧失了三个比较重要的“邦交国”，特别是巴拿马。这些都是我们外交工作做到前面，加强跟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往来带来的一些红利。所以，跟这些国家合作的时候，也要充分考虑到他们的诉求，比如说这些国家希望中国帮它援建一些什么项目、开发哪些领域，中国可以听听它们商务部、大使馆的想法，双方可以一起坐下来聊，比如这个国家希望中国投资一些什么样的产业和行业，哪些是它们重点发展的。投资和援建一定要做民心工程，不能光盯着政府。中国有些企业是比较短视的，有的时候只知道走上层路线，而没有更多地关注基层，也就是很多社区;一些大的基建项目都涉及征地，涉及当地的环评，涉及居民重新安置，在这些方面要做得更加具体、更加人性化、更加具有包容性，才能够赢得拉美的民心。

　　大体就是这几个角度，加强中国和拉美的关系。讲得比较散，归纳一下：

　　第一，重视美国因素在中拉关系中的作用。

　　第二，加强与第三方的合作，第三方包括第三国、第三国的公司，也包括一些多边机构。

　　第三，精准地找准中拉合作对象国和重点国，不能以意识形态划线。

　　第四，对拉军售和军事合作应该谨慎开展。

　　第五，投资和贸易结构应该不断优化，满足拉美国家价值链上行的要求。

　　第六，尊重文化和意识形态多样性，考虑中拉之间的观念差异。

　　这是中拉关系发展的一些新思路。

　　问答

　　提问：智利作为南美发达国家，贫富差距和社会阶层的矛盾如何?

　　崔守军：智利是拉丁美洲一直以来经济发展的样板，廉洁程度、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治理能力都是在整个拉丁美洲首屈一指的。

　　一般来讲，拉美各国都是受到大宗商品周期的影响。大宗商品通常来讲七八年一个周期，一个上升周期后就会有一个下跌周期，紧接着一个上升周期，再一个是下跌周期，所以你看拉美经济政治的发展，左翼和右翼的上台和下台，和大宗商品不是完全同步的，但是有一定关联关系。我也读过很多文献，很多经济学家也在试图寻找规律——左翼和右翼之间的上台和下台与大宗商品有没有一定关系?一般认为，左翼上台的时候，都是奉行民粹主义立场和政策，像马杜罗，强调的是短期利益，而不看重长期利益。民粹主义就是讨好中下阶层的，所以当大宗商品繁荣周期来的时候，政府的财政收入就会大幅增加，出口也会呈现出发展的态势，这时候就把政府财政的大部分用来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修医院、盖房子、改善基础设施，一定程度上提高大家的工资和福利，但是却没有调整它的经济结构。当大宗商品下降周期来临的时候，出口繁荣带来的红利不再像之前那么明显，逐步衰退和衰弱。这个时候政府就比较难办，这时候右翼政党就会在选举当中占优势;一般4-5年刚好是一个选举周期，这时候左翼和右翼就出现了立场的差别，老百姓投票的时候可能也意识到左翼的不足，右翼就上台了，直到下一次循环，所以是有一定因果关系的。

　　智利整体来讲，虽然出口很多农产品，有很多原材料，但是能够利用政府比较好的调节能力熨平了周期之间的波动，所以总体来讲，智利发展还是非常不错的。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从2019年智利爆发的示威游行来看也是比较严重的。一方面，智利比较高的城市化发展，导致大量人口居住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圣地亚哥人口密集程度非常高。另一方面，智利这些上层精英人士的收入总体来讲越来越高，而对中下阶层来说，虽然智利年人均收入超过15000、16000美元，但是中产和中下层的收入还是比较低的，所以它的贫富差距比较大。所以去年政府要提高地铁车票售价的时候，就引发了青年人的抗议，进而引发了骚乱。在新冠疫情影响下，这个矛盾会进一步激化，因为穷人可能在防护措施上没有那么好的条件，比如在一些比较贫困的地方，大家看巴西、智利的一些照片，很多人都是自己做的口罩：把塑料袋制作一下做一些改变套到嘴上，或者用纱巾把嘴和鼻子蒙住。因此，疫情会带来一些贫富差距的加大。智利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都是非正式就业，比如街头的小贩，还有一些餐饮服务人员、酒店服务人员，等等，这些人在新冠疫情打击下受到的冲击非常大。新冠疫情扩散背景下，服务业受到巨大冲击，非正规就业人群也受到比较大冲击，所以智利的社会矛盾肯定会进一步加剧。

智利首都圣地亚哥

　　提问：在对拉投资中，民资占比多大?

　　崔守军：民资所占的比重不太大。有兴趣的话，我可以把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发给大家。中国对拉美的金融合作方面，经过我们的统计，发现中国对拉合作的大部分贷款，来源都是中国两个政策性银行，一个是国家开发银行，另外一个是中国进出口银行，其中国家开发银行所占的比重最大。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在选择合作对象的时候，基本是中国大的央企和国企，所以民营企业所占的比例其实是比较小的。但是也有另外的案例，比如说百度在巴西建立了葡语的百度搜索。再比如说滴滴打车这几年在墨西哥、哥伦比亚和中美洲国家扩展都比较快，而且新冠疫情加速了滴滴打车这种新的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其实还提供了一个契机。美国加州拉美问题专家或者叫做中拉问题专家，提出来说，美国应该把中国的technology push back(技术推回去)，其中就提到：“中国利用新冠疫情的契机，在拉丁美洲加强技术扩张”。中国一些疫情防控手段，比如手机定位、摄像头或者监控体系，按照他们的说法，说这些都能帮助中国在拉丁美洲收集个人隐私和情报。当然这都是对中国的抨击。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如果加强跟其他国家之间的合作——跟美国的合作可能稍微困难一点，但是跟日本和韩国、欧洲一些企业合作还是非常有可能的——就可能规避一些指责。

　　提问：委内瑞拉对中国的负债，偿还情况怎么样?

　　崔守军：媒体经常谈论中国在委内瑞拉的贷款，关于中国给委内瑞拉的借款总量，我在几年前写过一篇文章，按照我自己的测算，总量应该超过600亿美元，其中，委内瑞拉未能偿还的中方贷款大概在200亿美元左右，1/3的贷款未能偿还。中国借给委内瑞拉的钱是滚动的，大概三四年一个周期，虽然从1990年代末开始借钱，2000年之后快速发展，但是委内瑞拉应该偿还的600亿贷款不全是违约贷款，400亿贷款已经偿还了;但是由于2015、2016年以来原油价格大幅下跌，导致委内瑞拉石油开采能力也下降，当然这种下降是被动下降，不是说委内瑞拉不愿意开采，而是开采以后不太好往外卖，世界经济在2015、2016、2017年的消费能力比较弱，复苏比较缓慢，所以这时候委内瑞拉不愿意足额偿还中国的贷款，因为原来一桶油100美元的时候，委内瑞拉要还中国100块钱，还一桶油就可以，当油价是50美元/桶时，意味着委内瑞拉还中国100块钱就要还两桶油，石油价格30美元/桶的时候，它要还三桶多油，这无异于加速消耗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同时，还特定金额的石油资源，当石油价格越低的时候还的石油数量越高，当它的开发量是一定的时候，用于出口的资源就会减少，这是一个矛盾。所以委内瑞拉就不愿意偿还，这时候就产生了违约。

　　提问：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说“双赢”是中国赢两次，这种论断有何影响?

　　崔守军：我觉得可能有不同的考虑。从中国对外宣传来讲，我们要注意到美国其实也有很多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对中国问题的认知，一定程度上也是比较准确的，体现在对中国芯片产业的打击，对华为、5G产业链的打击，我觉得都是做过认真调研;从打击效果来讲，肯定不是美国拍脑袋做出来的，证明美国还是有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知道中国产业链发展、中国制造2025计划开展的节奏。中国对内宣传和对外宣传，口径上要有所区别，一方面我们要提高民族士气，但是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国外对国内舆论动向、学者观点的反应。这是我简短的回应。对内对外口径应该有所区别。当然，对于美国来讲，它也会故意吸纳一些观点，论证美国政策的合法性，论证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的合法性。

　　提问：拉美各国对华态度差别大吗?

　　崔守军：差别还是比较大的。简单来讲，古巴、委内瑞拉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态度相对来讲是非常友好的，巴西、智利这些国家，相对右翼的国家，特别是巴西，它的社会精英和民众对中国的理解又是有差异的。巴西的社会精英，一部分认可中国在中巴关系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拉动性的角色和作用，但是另一部分是非常坚定的亲美主义者，这是非常鲜明的阵营。我到巴西访问的时候跟很多学者聊过，大多数学者对中国的态度还是比较温和的，但是很多学者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很少，巴西也是拉美大国，巴西的好学校、在全球排名五百名之内的高校也有一些，但是很少有学者到中国来。所以我的感觉是，学者之间的交流实在太少了，我们非常注重和美国、欧洲学者的交流，但是对于巴西等拉美很多国家的了解和互动实在太少。对于中美洲很多国家来讲，亲美上还是比较坚定的，因为中美洲离美国很近。即便特朗普不断给墨西哥造成一些困难，重新签订美墨加贸易协定，在美墨之间修隔离墙，但是墨西哥仍然对美国抱有非常大的幻想。中国学者建议说既然美国对墨西哥这么不友好，墨西哥应该加强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墨西哥希望等到特朗普下台以后，跟美国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墨西哥说远水解不了近渴。意识形态上的想法是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的，这个就是他们的思维定式。

　　提问：国资对拉投资是基于政策性导向还是基于效益的市场化主导?迄今为止，投资效益如何?像对委内瑞拉那样的泛意识形态化投资，会在对拉投资中继续扩张吗?

　　崔守军：中国在拉丁美洲的经营，以国有企业为主，特别是大的央企。事实上，一些大的国企或者央企的经营还是很成功的，比如国家电网。国家电网修建了巴西美丽山一期和二期工程，美丽山在巴西西北部的热带雨林，在巴西的地理位置相当于新疆在中国，巴西的工业生产重心主要在巴西东南部，大概是中国的江浙一带。大家知道亚马逊雨林有很多水资源，巴西水力发电占巴西电力来源的将近一半，水电非常重要，但是巴西圣保罗、里约热内卢这些工业生产中心在东南部，所以电力供应不足。这时候就需要把西北部的电力传输到巴西东南部，但是巴西没有这个技术，中国国家电网有特高压输电技术，这是一个杀手锏、独门绝技，可以帮助巴西把美丽山水电站当中的水电输送到东南部，跨越大概七八个州，两千多公里，非常成功，所以国家电网利用了这个就进入了巴西公用事业领域。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同时又收购了巴西的一个电网，不叫巴西国家电网，叫做CPFL，大家可以简单理解成为巴西电网。国家电网收购这个企业之后，博索纳罗上台了，他说中国在买下巴西。大家知道电力投资、能源投资都是重资产，这时候国家电网就想了一个非常好的招：收购这个企业之后，经营比较成功，几年以后，就说把这个企业一部分资产拿到二级市场上进行增股融资，就是说这个企业太好了，这个企业发展又需要新的资本投入，资本市场是一个融资渠道，这时候引入新的投资人，就拿出一部分股份在二级市场上销售，于是有欧洲、美国、日本、韩国投资人在二级市场认购这个股票，实际上就是增资扩股。这是非常好的方式，既淡化了国家电网控制巴西最大电力供应企业的印象，同时又得到了资产溢价，对巴西电网投一块钱可以收回一块五，从资产投资角度是非常划算的，还引进了美国和欧洲的战略投资者。我认为非常成功。这与中石油早年经营苏丹那些项目相比，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变化。到国家电网调研，我也了解到，国家电网在海外投资取得的营收已经超过国家电网江苏公司营收总额，江苏公司是营收最大的一个省公司，海外营收已经超过国内最大的江苏公司。在拉美投资其实还取得了很多效益，拉美投资回报率，在经济上行周期是很大的;这个还取决于美元周期。发达国家市场和新兴国家市场存在一个翘翘板效应，当新兴市场处于上行周期的时候，发达国家的资本就会向新兴国家转移，投资回报率相对来讲也会比较高;相反，当发达国家进入衰退周期，比如现在，很多投资资本就会从新兴国家撤离，而中国有逆周期调节优势，这时候中国资本就可以逆势而行，进入拉美国家，拿下一些比较优质、廉价的资产。

　　对委内瑞拉的意识形态化投资，我觉得学界、政策界都在反思这个问题，这种投资不会扩张，过去几年实际上已经停滞，中国没有进一步给委内瑞拉追加更多投资，这说明我们已经开始止损了。对外投资当中，最大的一种风险就是政治风险，政治风险源于政权更迭所带来的风险等。对外投资当中最大的风险不是商业风险，也不是法律风险，而是政治风险，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利比亚事件：2011年中国在利比亚的投资合同总额达到200亿美元，因为利比亚发生了战争，美国、法国、意大利对卡扎菲政权进行打击，利比亚就变天了，中国在利比亚的投资也就打了水漂，是这样一个关系。

　　提问：对拉美投资问题不少，但是坚持这样做有什么更大的考虑呢?中国利益何在?

　　崔守军：中国到拉美去或者中国对拉丁美洲进行接触，中国在拉丁美洲加强政治、经济、外交存在，我觉得有几大战略诉求：

　　第一，利用两个市场获取两种资源，简单来讲就是“走出去”。两种资源就是国内和国外资源，其中的国外资源，我们石油进口依赖率已经超过70%，进口的一半来自海湾地区。委内瑞拉现在已经是世界最大石油储量国，早就超过沙特了;委内瑞拉石油非常丰沛，当然委内瑞拉是重油，开采成本比较高，但是是可以被开采的。中国有比较好的重油开采技术，中国又有比较丰沛的资本，中国的工程师们相对来讲人力成本又比较低，同时中国又有资源上的诉求。能源只是其中一部分，另外就是矿产，比如铜矿：世界上超过一半的铜矿在秘鲁和智利，它们是主要的铜矿来源国，发展5G等要大量使用铜，所以最近铜价格升高反弹，一方面是因为秘鲁和智利关闭了一部分铜矿开采企业，另一方面是中国等亚太经济体经济率先复苏，所以对铜的使用量增加。

　　第二个就是增强中国软实力。拉美是非常重要的区域，世界上一共204个国家和地区，拉美就有33个，在联合国阵营里是非常重要的一极。这些国家在联合国重要的关于人权事务，比如新疆、西藏、台湾等地区事务上都是有投票权的，所以，中国加强在拉美的政治、经济、外交存在，无疑可以提升中国在联合国投票当中获得的支持度。美国有一个学者专门研究这个，即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往来、投资和贸易存量，对改变这些国家在联合国投票倾向上有什么样的影响，结论是：中国的影响还不够大，跟中国的经济存量不成正比。

　　第三个就是制衡台湾，拉美还有几个国家跟台湾保持着“外交关系”。这次疫情当中，台湾也加强了对中美洲几个为数不多的“邦交国”的援助，其实也是增大台湾的话语权。

　　上述这些都是中国在拉美的利益诉求。比较起来，在中东、非洲和在拉美，我觉得中国这几大利益诉求是比较相似的。

　　提问：在中美矛盾当中，拉美国家是不是也有选边站队问题?绝大多数国家会和美国站在一边吗?

　　崔守军：我觉得是的。从实践来看，拉美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选择、民族理念上跟美国是走得更近的，但是美国是口惠而实不至，整天吆喝着中国在拉美搞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等等，用很多词攻击中国，但是并没有加强与拉美之间的政治、经济合作，特别是经济合作。所以，拉美国家，比如巴西，发展经济、加强经贸合作还是靠中国。给大家说个数据，今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巴西的出口下降了6%，但是巴西对中国的出口却在逆势增长，这就反映了中国经济的进口需求事实上在拉动巴西经济增长。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经济学家也有一个数据，说中国经济每增长1%，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是0.5%，也就是说中国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而中国和拉丁美洲的关系是，中国GDP每多增长一个百分点，拉美就多增加一个百分点，是1：1的关系，可见中国对拉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因为在经济结构上来讲，拉美主要出口原材料、工业半成品，对中国来讲，我们大量进口原材料，所以拉动关系非常明显。如果从联合国投票来看，拉美国家和美国靠得更近。哈佛大学一个学者专门研究这个，得出一个结论，那个文章是前年(指2018年——编者注)写的;因为这个统计非常麻烦，我也带领学生做过一组统计，数据还没有全部统计完，但是已经做的数据跟美国的研究更加类似。

　　提问：巴西、墨西哥等国对我国投资不友好或者警惕，除了意识形态沟通问题，有没有其他问题?中国如何看待“新殖民主义”这样的说法?

　　崔守军：我觉得中国首先不是新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是说一国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影响东道国的经济政策，巧取豪夺，攫取它的经济和战略资源。我觉得中国肯定是没有这样做的。中国和拉美国家的合作是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

　　在拉美、非洲这些地区，传统大国如美国、西班牙、葡萄牙、欧洲其他国家的影响是很大的。比如在智利、秘鲁、阿根廷，很多人都拿有欧盟身份，都是双重国籍，欧美的大学也有不少来自拉美的学生，硕士、博士都有。在阿根廷、智利、秘鲁，很多人是西班牙公民，因为拉美这些国家大多数承认双重或者多重国籍。他们对欧洲，从心理上还是感觉比较亲的。

　　欧美企业如果做到80分的话，中国要做到100分，欧美企业如果做到100分，中国企业要做到120分，才能在拉美国家拿到一些大的项目或者资源，招投标中才能够胜出，这个逻辑在这儿。如果中国进行新殖民主义的话，完全没有空间。

　　第二，除了这些西方大国，还有日本。日本的日立、东芝在拉美国家的经济存在非常根深蒂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拉美国家都圈了自己的利益范围。在巴西有很多日裔移民，他们早在几十年前就买了很多地，现在巴西很多耕地都是日本人的。日本人知道自己国内耕地稀缺，所以在拉美地区大量并购耕地。欧美国家和日本、韩国，都是中国的竞争对手，所以我说，更多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的，不强买强卖，拉美国家在选择它们的合作伙伴，中国也在选择合作伙伴;中国在拉美拿下的一些商业项目，更多的是和西方传统大国以及新兴大国竞争的情况下获取的。

　　提问：美国口惠而实不至，中国对拉美帮助大，为什么很多拉美国家还站在美国一边?

　　崔守军：我觉得他们的思维定式不是一天两天能够改变过来的，也不是一年两年能够改变过来的。这种现象也比较常见，比如今年5月份，我认识一个阿拉伯的朋友——他是人民大学的校友，我们学院毕业的，岁数跟我相仿——他说，在整个阿拉伯，现在提起中国来，很多是负面的，因为老百姓并不关注中国事实上怎么样，而且西方舆论在阿拉伯世界有很多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大家想想，在阿拉伯世界、中东区域都是那样，而在拉美，西方舆论影响更加严重。拉美学生提起中国来，都是说“亚太”，问他：“你去过中国吗?”他说：“我曾经去过亚太。”亚太就包括日本、韩国、东南亚、东亚的很多国家。他们对中国的理解是非常泛化的。我到拉美出差，有的时候同事问我说“你去哪儿了”，我也会说“去拉美了”。实际上，拉美是那么大一个地区，2000多万平方公里。中国和拉美在理解上的差异是比较大的。从心理、情感、地缘、认知上来讲，拉美和中国都是彼此非常遥远的一片大陆，影响比较有限，相隔又比较遥远，所以认知相对不足。从中国去巴西，飞行时间要二三十个小时，我最长的一次坐了四十多个小时飞机，加上转机，所以相互的理解非常有限。我觉得，这种差异可能会导致拉美民众在认知中国的时候，获取的信息非常有限。而美国离它那么近，很多拉美精英在美国都上过学，也都去过美国——除了古巴之外，美国对古巴进行封锁——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对美国的认知、好感度可能要远好于对中国。

　　提问：拉美中产阶级收入水平如何?

　　崔守军：这个要分国家，比如在巴西，大学教授收入跟我们比，大体上相仿，可能略低一点。巴拿马的中产收入就远高于中国，巴拿马的经济比较发达，靠的是船运、旅游、金融行业，它的经济是比较好的。拉美这些国家差异比较大。墨西哥的墨西哥城，是它的首都，像我们的二三线城市;里约热内卢等发达地方，跟北京、上海也差不多，也是它们的金融中心，但是旁边就有贫民窟，差异比较大。而智利，我到圣地亚哥的时候就跟到欧洲一样，没有大的差别，比葡萄牙、西班牙都不差。中产阶级收入水平跟国家有比较大的关联性。

　　提问：中国专家学者的观点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上层决策?

　　崔守军：一定程度上我们也写内参、文章，给中央报送。他们看了、吸收了多少，这个就不清楚了。人民大学有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我也是人民大学国发院的研究员，也可以往中央或者相关部门递内参，每年也递几篇。中国智库的意见，我觉得所起的影响越来越大。新一届领导人特别注重智库在国家决策过程中的作用，特别是建了很多新型智库，有中国第一批十大国家级智库，北大、人大、复旦的，等等。但是我觉得学者跟智库研究员的定位还是不一样的，学者主要是学术研究、教书育人，智库更多的是为国家大政方针决策提供支撑，让学者完全转型为智库研究人员，我觉得是不现实的。这是定位的差别。在美国比较清楚，智库就是智库，学者就是学者，大学里也有教授和研究员，研究员更多的是承担智库的功能，我们国家也要做一些调整。

　　提问：古巴医疗条件很好，但是古巴并不是一个发达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这样吗?

　　崔守军：古巴非常恨美国。古巴的发展从1990年代开始，大概分成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古巴原来是社会主义，苏联解体以后，古巴丧失了一个样板，和中国有点像，开始寻求自己自力更生的道路，所以古巴第一次从公有制向多种所有制发展方向转变，这是重大的变化，原来只有公有制。1993年古巴实行改革开放，1994年开始通过外资法，所以古巴有点像中国——中国1992年小平南巡，也是说加强市场经济发展;但古巴当时提出的类似于说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这是古巴发展开放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从2006年开始，菲德尔·卡斯特罗身体逐渐变差，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就开始代理政权;2011年在劳尔·卡斯特罗主持大局的情况下，古巴共产党召开了六大，又采取了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这是第二个阶段。在劳尔·卡斯特罗领导下，古巴把改革开放进一步推进，同时和美国缓和了关系，奥巴马也第一次访问古巴。再就是现在这个阶段，2019年2月，新宪法开始生效。古巴革命后制定过两部宪法，第一部宪法是1976年宪法，然后就是现在的宪法。新宪法承认了私有财产权，承认了市场经济的地位，也承认了外资的作用，做了很多变化。特朗普上台以后，对奥巴马的怀柔政策、和解政策做了重大逆转，所以古巴跟美国关系现在也变得特别差。

　　古巴的医疗条件真地很好。我有一个古巴籍博士，他跟我说了很多有意思的情况。当时查韦斯得了癌症，专门去古巴治疗的。巴西现任总统博索纳罗当选之前，古巴还向巴西每年派出多名医生，帮巴西提高它的医疗水准和医疗水平。中国每年有学生到古巴去学医学专业。

　　古巴是不是一个发达国家?肯定不是，古巴现在月人均收入，大概200块钱人民币。国家实行了社会主义福利制度，上学免费、看病免费，但是老百姓收入还是很低的，所以它非但不是一个发达国家，而且是一个低收入国家。古巴对美国也是非常反感，因为之前奥巴马时代已经开始和解了，但是特朗普时代又急转直下。美国现在又对古巴进行进一步封锁，疫情扩展的情况下，古巴要求美国取消对古巴的制裁，但是美国也没有取消，所以这就引起美国和古巴关系的紧张。

　　提问：为什么不能搞国外风土人情的培训课程呢?

　　崔守军：事实上是有的。在人民大学，我们学院有一些关于文化、礼仪方面的课程，但是没有那么具体，可能学西语的同学会学;但是在一般学院里，不是学语言的，可能没有多少那样的课程。我觉得这方面要加强。

　　另一方面非常重要的，是中国对外的文化推广问题。孔子学院当然重要，但是孔子学院的效果存疑;花同样多的钱，可以让外国人到中国来学习。因为我在大学教书，我知道可以把外国人请到中国来，让他们拿一个学位。比如，人民大学在读的拉美学生，每年本硕博加起来，大概五十个人左右;今年有毕业，明年有进来，但是每年比较均衡，全学校四五十人，我也会把他们组织起来，大家多交流，有一些学术活动。这些学生在中国学习四年本科，再学两年硕士，还有的在中国读到博士学完十年，我感觉，他们完成在中国的学业之后，对中国社会的理解是非常立体化的，总体来讲是比较全面和均衡的;而一个人可以影响很多人，他们可以影响他们的朋友;他们回国之后会谋得一个不错的工作，这时候他们就会发挥他们成为中拉文化沟通桥梁的作用。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中国应该有更多的人去拉美留学。大家留学的首选对象都是美国，但是现在留学美国比较困难了，拉美也有一些不错的学校，比如墨西哥和巴西、智利的学校，在整个拉美是比较领先的，但是中国学生非常少。像在巴西排名第一的圣保罗大学举办中拉问题研讨会，到场的中国学生大概有三四个，其中还有一两个是台湾过去的，真正大陆的学生也就是一两个。所以，我觉得中拉之间的沟通交流，和中美关系、中欧关系比起来还有很大不足。因为相隔比较遥远，到拉丁美洲的中国学生非常少，拉丁美洲到中国来学习的学生也很少。比如智利，去年我有一个智利学生毕业，这位学生告诉我，全智利在中国学习的学生只有三个人，可见，他们对中国的了解还是比较少。这些年有了改观，比如大家吃的车厘子主要来自于智利，牛油果来自墨西哥，秘鲁和智利也有一些。这些经贸联系都在加强。最近厄瓜多尔的虾，由于疫情原因，现在大家都不敢吃了。中国和拉美国家之间都有一些日常商品往来。经贸领域的交往会增加双方之间的了解。拉美的红酒也很多，比如智利红酒空运到郑州，从郑州再分到中国各地，天猫、淘宝都有卖，因为中国和智利有FTA协定，所以双方之间商贸发展就很快。

　　提问：随着美国禁止中国高科技互联网企业，拉美会不会跟进?

　　崔守军：我觉得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相对来讲概率比较小，为什么这么讲?美国可以裹挟英国和欧洲一些盟友禁止华为在其国家建设基础设施，而拉美国家的科技，大多数国家很难用高科技来形容——如果科技非得分高低的话，拉美可能是中低科技——所以它们迫切需要外部力量填补它们的科技鸿沟。美国最近国会听证会当中提出，美国应该把中国在拉美的科技扩张态势推回去，我觉得这是很难的：推回去的前提是美国自己愿意向拉美投入一些科学技术，帮拉美填补它的科技空白或者叫数字空白，但是美国自己又不愿意这么做——美国现在老是讲美国第一，以邻为壑。对拉美国家来讲，可能有些政客会出于选举需要，去拉拢选票，出于吸引民众关注的需要，可能会持有要限制中国高科技企业在当地发展这种论调。实际上，互联网企业，比如滴滴还有网上售卖的企业，现在都是进入拉美比较好的契机。

　　提问：拉美国家教育水平比较高的原因是什么?它的学者自由研究范围大吗?

　　崔守军：教育水平高的原因，一方面是拉美国家独立时间很早，拉美很多国家独立的时间都是比美国要长，两百多年、三百多年都有;另一方面，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又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很多人又到美国、欧洲学习，跟美国、欧洲有这种纽带存在，所以它的学校研究氛围还是不错的。我觉得巴西、智利，特别是巴西学者水平是很高的，甚至巴西学者很多方面的研究水平跟美国不相上下——美国高校里，最顶尖的高校和很多智库，我也去过。在美国开有关拉美的会，他们也会邀请拉美各国学者，其中巴西学者基本上是必不可少的;这些拉美学者很多是在美国拿的博士学位，英文也很好，研究水平也很高。

　　拉美学者的自由研究范围，我觉得很大，比中国大，他们可以批评政府，等等。交流的时候，我们说：你们国家的知识分子都知道政府是怎么回事，你们为什么在选举的时候不对这些力量进行制约呢?有的拉美学者回答说：我们的国会议员大部分都是国家的既得利益者，两三百个议员，有三分之二都是既得利益者，这些议员无论谁上台，他们的派系和政策是不会变的，所以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态是很难改变的。我就感觉，巴西这些学者都知道他们国家的问题在哪儿，但是他们苦恼的是没有改变现状的能力，他们国家的社会结构是一些超级大的利益集团已经把这个国家和社会绑定了，学者知道问题在哪儿，但是没有办法去把他们的政策建议、对策规划递到能够改变这个国家前途命运的那些人手里。

　　提问：美墨加协议对拉中关系影响如何?

　　崔守军：我觉得美墨加协议对墨西哥、加拿大影响更大，对中国来讲，影响有限，因为美国实际上是进一步压榨加拿大，特别是墨西哥。有的墨西哥人讲“我们连一辆自行车都造不出来”。有一年到墨西哥开会，墨西哥的一位学者讲墨西哥的产业链已经被美国肢解了，我说为什么会这样?他说，因为自从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之后，美国就把它的一些产业链挪到墨西哥，墨西哥原有产业链就不那么完整了，墨西哥成为美国一个大的产业链上的一部分，原有的产业结构排列组合就给打乱了，所以墨西哥现在如果离开美国就没有办法了。墨西哥的出口，80%以上的出口额是到美国的，如果美国不再进口墨西哥商品，意味着墨西哥这个国家就完了，所以它对美国是过度依赖。美国拿这个对墨西哥进行要挟的时候，它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个协议。

　　对中国来讲，墨西哥还是挺好的一个合作伙伴，墨西哥在北京建立了墨西哥商会，我也邀请它的商会主席到人大来做过讲座。也就是说，墨西哥在中国，除了大使馆之外，专门设立了一个商会，大概是十年前开始活跃的，现在非常活跃，希望进一步加强中墨之间的往来。

　　提问：目前国际环境下，中国对外投资有收缩、优化的趋势吗?

　　崔守军：我觉得有。

　　提问：中国对外的不均衡投入是否有必要?

　　崔守军：我觉得要有所甄别，对于一些优秀的标的、投资环境比较好的国家，我们应该加强投资。我有一个观点：疫情影响下，“一带一路”肯定会加快推进，因为美国和中国的态势，未来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都难以逆转，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越来越激烈，特朗普现在对中国发动新冷战，对中国进行全面围堵，所以中国要争取的是第三世界，中间地带。而拉美是第三世界中间地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应该加强与这些地区和国家之间的合作，但是要优化合作对象，进行理性甄别。

　　提问：国内经济发展不均衡，民生需要更多投入，能把这些对外投出的资源更多用于国内投资吗?

　　崔守军：我觉得国内投资和国外投资好比一个人的两条腿，不矛盾。一个国家振兴内需，要加强内循环，但是内部和外部循环是中国大循环的一部分。按照世界银行、IMF等机构的测评，2030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当然也有人说，这次疫情会把中国超过美国的时间表提前，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无论如何，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上的大国，全球化大国，第二大经济体，乃至未来第一大经济体，肯定是一个全球化的中国，全球化意味着它的政治、经济存在应该出现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所以我觉得对外投资也不能削弱，但是在不同时间点可以进行动态平衡和调整。

　　提问：墨西哥会造不起一辆自行车?

　　崔守军：不是造不起，是造不出来，它的产业链被肢解了。造一辆自行车需要轮胎、橡胶、铁、塑料车座，还需要其他的零部件。墨西哥作为美国产业链上的一部分，原有的产业链条被肢解了——1994年开始，墨西哥就融入美国的产业链条，可能墨西哥那时开始就是造自行车轱辘就行了，其他部分都不造，经年累月，十年二十年以后，其他零件组成部分的墨西哥生产企业已经都没有了。墨西哥绑到美国的制造业的大车上，自己之前比较完整的产业链就缺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