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卢努瓦：重建美国在亚洲的威慑，以避免中国误判导致战争发生

　　随着疫情的爆发，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将比冠状病毒爆发前更加紧张。美国与中国竞争的加剧给政策制定者带来了一系列挑战——涉及贸易和经济、技术、全球影响力等等——但其中最重要的是降低战争风险。不幸的是，由于当前中国的自信和军事力量不断增强，而美国的威慑正在减弱，这种风险达到了几十年来的最高，而且还在不断增加。

　　华盛顿和北京都不寻求与对方发生军事冲突。中国领导人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无疑都明白，战争将是灾难性的。然而，由于中国对美国在争议地区应对挑衅行为意愿或能力的误判，美中两国很容易陷入冲突，比如在南中国海、台湾问题或美国在这一区域的其他安全伙伴的合作方面。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人民解放军(PLA)在规模、能力和信心方面一直在增加。在许多最终将决定军事优势的技术领域中，中国也正成为重要的竞争者。与此同时，美国威慑的可信度一直在下降。对北京来说，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引发了一种美国衰落而中国优势持久的说法，这种说法因看到美国退出世界秩序而得到强化，而最近，中国又认为美国在应对疫情和系统性种族主义引发的社会动荡方面表现糟糕。

　　更重要的是，华盛顿没有兑现其“转向”亚洲的承诺。美国在该地区的驻军水平与10年前差不多。现任政府放弃了前任煞费苦心谈判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美国在该地区的高级外交职位仍然空缺，在区域主要外交论坛上的代表人数经常不足，或者完全缺席。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力正在亚洲乃至更远的地方扩展，而美国一直没有回应。对于中国在“灰色地带”(低于冲突水平)的活动——比如建造军事化的“岛屿”，以及在南中国海采取强制措施来实施有争议的主权主张——美国除了偶尔的外交手段或自由航行行动，基本上没有回应。

　　所有这些都降低了美国的威慑力。中国领导人对自己的能力越有信心，越发质疑美国解决问题的能力，产生误判的可能性就越大——威慑的崩溃可能会导致两个核大国之间的直接冲突。随着紧张局势继续加剧，中国在这一区域的自信不断增强，这需要共同努力，以重建美国可信的威慑，以减少发生战争的风险，那是双方都不希望看到的。

　　威慑下降导致误判风险增加

　　自1991年海湾战争以来，解放军就研习了美国的战争方式，并发展了一系列不断扩大的非对称方法，利用美国的弱点以削弱美国的军事实力。最令人担忧的是北京在发展“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上的大量投入。从对美国后勤、部队和基地的持续精确打击，到对美国作战管理网络内部数字连接和系统的网络攻击，发展这些能力是为了阻止美国为捍卫自己的利益或盟友将军事力量投射到东亚。因此，一旦发生冲突，美国就不能再指望迅速取得空中、太空或海上优势;面对不断破坏和削弱其作战管理网络的做法，美军需要通过战斗来获得优势，然后保持优势。

　　由于中国大规模盗窃西方技术，国家对其领先技术公司的支持以及“民军融合”的做法(要求任何具有军事意义的商业或理论、技术进步都要与解放军共享)，中国军方在网络和人工智能方面也取得了飞速发展。

　　技术投资伴随着理论创新而来。中国的军事理论认为，在任何冲突中，能够最迅速地做出和执行战场决策的一方将获得决定性的优势。中国的胜利理论越来越依赖于“系统破坏战”，通过部署复杂的电子战、空间反制和网络攻击破坏所谓C4ISR网络(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侦察)，在冲突开始时就使对手陷入瘫痪，从而阻碍其力量投射并破坏其决心。除了这些，这还意味美国不能再认为它的卫星——在导航、通信、预警、定位等方面至关重要——能够在冲突中免受攻击。鉴于中国有能力干扰、躲过、破坏或摧毁美国卫星，华盛顿不能再理所当然地把太空视为战争期间的无竞争领域。

　　事态发展的结果是，美国遏制中国各种举动的能力出现的不足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会引起中国领导人的冒险。由于战略或战术上的错误估计，威慑可能会失效。战略误判可能包括中国领导人基于美国已经衰落的判定，选择在短期或中期对台湾进行封锁或攻击，他们认为美国正遭受内部政治分裂，不会再重视这一区域的外交，缺乏对“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的有效应对，使其保卫台湾的承诺面临不确定性。所以他们的结论是，中国应该早日对台湾采取行动，造成既成事实，而一个削弱和涣散的美国将不得不接受这种结果。

　　另外，战术上的误判可能会带来战略上的后果。例如，中国计划武力统一台湾，设想对美国关键军事基地周围的电网进行网络攻击，以防止美军向该地区部署。但这些电网也涵盖周围平民的生活所需，包括支持医院、急救服务和其他对公共安全至关重要的事项。任何此类袭击都有导致美国公民死亡的高风险。因此，设想中的网络攻击非但不能阻止美国的行动，反而会增加美国作出回应的决心。

　　重塑威慑力

　　为了重建对中国的可信威慑，美国必须具备阻止北京任何军事激进行为取得成功的能力，要么通过降低解放军实现其目标的能力，要么通过强加巨大的成本，使中国领导人最终决定这样做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中国领导人和智囊们必须相信，美国不仅有能力，而且有决心对其所造成的任何威胁进行反威胁。

　　考虑到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网络，以及在自家后院部署比美国更大规模军力的能力，美国决策者需要一开始就更具创造性思维，来塑造北京的谋划。例如，如果美军有能力在72小时内击沉中国南海所有的军舰、潜艇和商船，中国领导人在封锁或入侵台湾之前可能会三思;他们将不得不考虑是否值得将整个舰队置于危险之中。

　　随着疫情的爆发，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将比冠状病毒爆发前更加紧张。美国与中国竞争的加剧给政策制定者带来了一系列挑战——涉及贸易和经济、技术、全球影响力等等——但其中最重要的是降低战争风险。不幸的是，由于当前中国的自信和军事力量不断增强，而美国的威慑正在减弱，这种风险达到了几十年来的最高，而且还在不断增加。

　　华盛顿和北京都不寻求与对方发生军事冲突。中国领导人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无疑都明白，战争将是灾难性的。然而，由于中国对美国在争议地区应对挑衅行为意愿或能力的误判，美中两国很容易陷入冲突，比如在南中国海、台湾问题或美国在这一区域的其他安全伙伴的合作方面。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人民解放军(PLA)在规模、能力和信心方面一直在增加。在许多最终将决定军事优势的技术领域中，中国也正成为重要的竞争者。与此同时，美国威慑的可信度一直在下降。对北京来说，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引发了一种美国衰落而中国优势持久的说法，这种说法因看到美国退出世界秩序而得到强化，而最近，中国又认为美国在应对疫情和系统性种族主义引发的社会动荡方面表现糟糕。

　　更重要的是，华盛顿没有兑现其“转向”亚洲的承诺。美国在该地区的驻军水平与10年前差不多。现任政府放弃了前任煞费苦心谈判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美国在该地区的高级外交职位仍然空缺，在区域主要外交论坛上的代表人数经常不足，或者完全缺席。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力正在亚洲乃至更远的地方扩展，而美国一直没有回应。对于中国在“灰色地带”(低于冲突水平)的活动——比如建造军事化的“岛屿”，以及在南中国海采取强制措施来实施有争议的主权主张——美国除了偶尔的外交手段或自由航行行动，基本上没有回应。

　　所有这些都降低了美国的威慑力。中国领导人对自己的能力越有信心，越发质疑美国解决问题的能力，产生误判的可能性就越大——威慑的崩溃可能会导致两个核大国之间的直接冲突。随着紧张局势继续加剧，中国在这一区域的自信不断增强，这需要共同努力，以重建美国可信的威慑，以减少发生战争的风险，那是双方都不希望看到的。

　　威慑下降导致误判风险增加

　　自1991年海湾战争以来，解放军就研习了美国的战争方式，并发展了一系列不断扩大的非对称方法，利用美国的弱点以削弱美国的军事实力。最令人担忧的是北京在发展“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上的大量投入。从对美国后勤、部队和基地的持续精确打击，到对美国作战管理网络内部数字连接和系统的网络攻击，发展这些能力是为了阻止美国为捍卫自己的利益或盟友将军事力量投射到东亚。因此，一旦发生冲突，美国就不能再指望迅速取得空中、太空或海上优势;面对不断破坏和削弱其作战管理网络的做法，美军需要通过战斗来获得优势，然后保持优势。

　　由于中国大规模盗窃西方技术，国家对其领先技术公司的支持以及“民军融合”的做法(要求任何具有军事意义的商业或理论、技术进步都要与解放军共享)，中国军方在网络和人工智能方面也取得了飞速发展。

　　技术投资伴随着理论创新而来。中国的军事理论认为，在任何冲突中，能够最迅速地做出和执行战场决策的一方将获得决定性的优势。中国的胜利理论越来越依赖于“系统破坏战”，通过部署复杂的电子战、空间反制和网络攻击破坏所谓C4ISR网络(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侦察)，在冲突开始时就使对手陷入瘫痪，从而阻碍其力量投射并破坏其决心。除了这些，这还意味美国不能再认为它的卫星——在导航、通信、预警、定位等方面至关重要——能够在冲突中免受攻击。鉴于中国有能力干扰、躲过、破坏或摧毁美国卫星，华盛顿不能再理所当然地把太空视为战争期间的无竞争领域。

　　事态发展的结果是，美国遏制中国各种举动的能力出现的不足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会引起中国领导人的冒险。由于战略或战术上的错误估计，威慑可能会失效。战略误判可能包括中国领导人基于美国已经衰落的判定，选择在短期或中期对台湾进行封锁或攻击，他们认为美国正遭受内部政治分裂，不会再重视这一区域的外交，缺乏对“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的有效应对，使其保卫台湾的承诺面临不确定性。所以他们的结论是，中国应该早日对台湾采取行动，造成既成事实，而一个削弱和涣散的美国将不得不接受这种结果。

　　另外，战术上的误判可能会带来战略上的后果。例如，中国计划武力统一台湾，设想对美国关键军事基地周围的电网进行网络攻击，以防止美军向该地区部署。但这些电网也涵盖周围平民的生活所需，包括支持医院、急救服务和其他对公共安全至关重要的事项。任何此类袭击都有导致美国公民死亡的高风险。因此，设想中的网络攻击非但不能阻止美国的行动，反而会增加美国作出回应的决心。

　　重塑威慑力

　　为了重建对中国的可信威慑，美国必须具备阻止北京任何军事激进行为取得成功的能力，要么通过降低解放军实现其目标的能力，要么通过强加巨大的成本，使中国领导人最终决定这样做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中国领导人和智囊们必须相信，美国不仅有能力，而且有决心对其所造成的任何威胁进行反威胁。

　　考虑到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网络，以及在自家后院部署比美国更大规模军力的能力，美国决策者需要一开始就更具创造性思维，来塑造北京的谋划。例如，如果美军有能力在72小时内击沉中国南海所有的军舰、潜艇和商船，中国领导人在封锁或入侵台湾之前可能会三思;他们将不得不考虑是否值得将整个舰队置于危险之中。

　　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可以通过新的方式利用现有能力来开发这种威慑手段。然而，新的能力也将是必要的，尽管发展出一些是有希望的，但五角大楼目前的努力不够，国防部继续在传统平台和武器系统上过度投入，而在新兴技术上投入不足，这些技术将决定谁在未来拥有优势。尽管国防创新部、特种作战司令部和各种军事服务组织在寻找新的、变革性的技术方面做得很好，但在展示原型与大规模生产、交付部署之间存在着鸿沟。而且五角大楼仍然缺乏所需的技术人才——无论是民用的还是军用的——也没有给它的采办人员以正确的激励来迅速大规模地采用尖端技术，比如人工智能和无人系统。

　　国防部可以采取几个步骤来加速威慑能力提升的创新。在大流行之后，随着其他优先事项争夺资金，国防开支将面临巨大的下降压力。国防预算持平或下降将需要在遗留项目之间进行艰难的权衡,去掉那些不足以保持美军的优势单一项目，而新能力将最终决定军事的成功，如弹性战场网络、支持更快决策的人工智能、无人系统舰队、超高音速和远程精确导弹。若在这些新兴能力发展上继续缺乏投入，最终将给美国的威慑带来可怕的代价。对于每一个现有的重大项目，国防部官员和国会都需要考虑，为了购买一个额外的设备或平台而放弃对新技术和能力的投入是否值得，而这些技术和能力是使美军在更具对抗和致命的环境中发挥效力的关键。国防部长应敦促每一位后勤负责人做出艰难的选择，而国会应该在五角大楼做出这些选择时给予支持。

　　美军还需要在加强盟友和合作伙伴能力的同时，调整自身以适应海外态势。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将在冲突一开始就试图破坏美国在所有领域——空中、海上、海底、太空和网络空间——先头部队的能力。因此，部队、基地、后勤网络和C4ISR网络必须更具生存能力和弹性。这将需要对更强大的网络和导弹防御进行投入;需要更多地理分散的基地和部队;增加无人系统以增强载人平台;以及在受到攻击时仍能继续发挥作用的弹性网络。

　　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功能可以被认为是有不同的威胁强度,通常第一岛链(东亚的海岸线往东向太平洋岛屿北起日本群岛、琉球群岛，中接台湾，南至菲律宾、大巽他群岛的链形岛屿带之间)和第二岛链(以关岛为中心，由日本的小笠原群岛、硫黄列岛和美国的马利亚纳群岛等岛屿组成)内环内的任何目标都极易受到中国的攻击，而外环就不那么容易了。在外环，美国可能会需要维持防御威胁的军事基地，用于补给和后勤保障。但总体运作原则应该基于“地点而非基地”：在内环，军队应该越来越依赖更小，更灵活的部队，如潜艇和无人水下航行器，远征空军部队，以及能够在简单的临时基地之间移动的高度机动的海军或陆军部队，以使中国的计划复杂化。同样重要的是，在安全合作方面采取更具战略性的方式，评估美国的每个盟友和伙伴对威慑的贡献，并为各自制定延续多年的安全合作计划。

　　五角大楼还需要进行一系列采购、投入和人力发展改革。采购官员必须接受关于最便捷获取软件和新兴技术的实操培训。必须有更多的投入来将成功的原型转化为成功的项目。为了加强技术人员的力量，国防部应该与国会合作，扩大为广泛技术领域的学生提供奖学金或债务减免以换取服务政府的项目，并通过扩大私营部门技术人员的奖学金来招募中高级人才。需要为技术人才，包括所有级别的员工，创造技能发展的机会和可行的职业道路，允许晋升和持续的技术发展，包括通过在私营部门的轮岗。

　　最后，国防官员需要加快开发新的作战概念——军队作战的新方式——以明确哪些能力是至关重要的，甚至是改变游戏规则的能力，并加快这些能力的获取和交付到战场上的服役人员手中。目前正在努力开发和测试“联合”(即，适用于不同军种)作战概念，如多领域作战，以及特定军种的作战概念，这些概念旨在以各种方式削弱对手的优势。确定哪些技术对这些能力至关重要，将需要迭代的、持续的开发和实验，并需要国会的专项资金。

　　意愿是什么?

　　有效的威慑不仅仅取决于中国领导人相信美国有阻止任何激进行为的能力;还必须让他们相信，美国有这样做的意愿。如今，北京对这两个方面都持怀疑态度。因此，除了在军事能力上的投入，华盛顿还需要明确——并持续地展示——它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承诺，表明愿意保卫的对象和范围。它必须在该地区派遣更多的高级官员，部署更多的军事力量，以强调其持久的存在，加强关系，并平衡中国的影响力。它应该与该地区的盟友和伙伴进行更多的定期军事演习，以展示它已经具备的能力，并加速新能力的发展。

　　归根结底，与中国的竞争远不止是军事上的，中国的经济、技术、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也不容忽视。美国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提高其竞争力的驱动力方面不断投入——尤其是在美国刚刚走出当前危机的时候。现在是对STEM、高等教育、关键技术和21世纪基础设施(如5G)加大投入的时候了。现在也是恢复明智的移民政策的时候，欢迎不会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外国人才，鼓励他们留在美国并在美国建立创新企业。

　　美国还应利用其独特的优势，即在世界各地拥有无与伦比的盟友和合作伙伴网络。应对中国构成的挑战(无论是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还是精心策划的虚假信息宣传活动)的最佳方式，是尽可能与盟友和合作伙伴共同努力，以志同道合、致力于共同准则的国家联盟的形式，应对违反基于规则的秩序的行为。美国应与盟友和合作伙伴密切合作，对每个国家能为稳定该区域和遏制日益增长的激进行为做出何种贡献做出清晰的评估。这还需要他们得到保证，在与北京的争端中，他们可以依靠美国，并最终帮助他们抵御在灰色地带的胁迫或直接攻击。

　　华盛顿应该阐明，北京制定的国际规则和规范与该地区迄今为止所享有的规则和规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尤其是在涉及到诸如航行自由和和平解决争端等的长期规范时。在一个由威权主义、奉行修正主义的中国主导的亚洲，如今可以在海上自由航行的船只将容易受到可能的骚扰。现在的自主国家所做的决定可能越来越多地受到胁迫。如果不能抵制这些胁迫性措施，那么，美国及其盟国遏制侵略的集体能力就会受到限制，如果侵略发生，就无法被逆转。

　　然而，在加强威慑中国的能力的同时，华盛顿也必须与北京重新开始进行持续的高层战略对话。——这是自理查德·尼克松以来的历届政府一直采用的做法，直到现在。重新建立一个论坛，使中美两国能够定期讨论各自的利益和观点，确定潜在的合作领域(如防扩散和气候变化)，在不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管控彼此的分歧，这是至关重要的;仅仅就贸易问题进行策略上的讨论是不够的。毕竟，威慑依赖于利益和意图的明确及一致的沟通，以尽量减少误判的风险。考虑到北京认为美国正失去主导地位，处于衰落之中，中国领导人倾向于试探美国在台湾或南中国海等问题的底线，以及可能将中国军事理论中存在的错误设想付诸实践，这样的对话愈早进行愈好。

　　作者系新美国安全中心共同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前副部长;本文译自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06-18/how-prevent-war-as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