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克文：疫情如何影响中美关系及世界秩序，我们需要避免坠入历史的深渊

　　今年一二月份，美国外交政策机构的某些部门听到了他们以为可以欢欣鼓舞的消息。长期以来，一些观察人士坚持认为，这个时代巨大的地缘政治泡沫会破灭，而它终于到来了。他们的看法是，中国执政党的领导层会由于其固有的信息瞒报、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最初的应对失误，以及全国各地正在发生的经济萧条而分崩离析。

　　然后，随着中国开始复苏，病毒在三四月份传播到西方，非理性的欢呼变成了非理性的绝望。评论人士对这次疫情实际上可能有利于中国在与美国的地缘政治竞争中获胜感到愤慨。这种担忧来自中国在明面上看似巧妙地改变了关于病毒起源的说法，中国威权管制模式在遏制病毒方面残酷的高效，以及中国政府在全球大流行后的对外援助行动。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评论家欢欣鼓舞，他们对美国陷入困境感到高兴，并注意到中国的慷慨和美国的冷漠之间的形成了所谓“鲜明的对比”：抗击新冠肺炎的“人民战争”已经取得胜利，中国政治模式的优势得到了证明。

　　尽管北京和华盛顿的意识形态斗士都尽其所能，但令人不安的事实是，中美两国的国际影响力都可能会被这场危机显著削弱。无论是新的“中国主导”，还是新的“美国领导”，都不会在国际旧秩序的废墟上出现。相反，可能的结果是，从国际安全到贸易，再到大流行管控的各个领域继续缓慢而稳定地走向国际失序状态。由于没有主导者，各种形式猖獗的民族主义正在取代秩序与合作。因此，各国应对大流行采取各种混乱举措的背后，是未来的世界可能出现波及范围更大事件的警示。

　　实力与对其变化的感知

　　与其他历史转折点一样，三个因素将决定全球秩序的未来:大国相对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变化，如何看待这些变化，以及采取何种战略。基于这三个因素，中美有理由担心它们在大流行后的全球影响力。

　　与通常的说法相反，中国的国力在这场危机中受到了多重打击。疫情的爆发在中国执政党内部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分歧，甚至引发了对中国领导人执政风格几乎不加掩饰的批评。许多半官方评论都反映了这一点，这些评论在四月份别有意味地进入了公共领域。中国领导人主导的为期几个月的严厉封锁措施，在抑制病毒方面获得了广泛赞誉,但让经济停摆的做法也为其带来了负面影响。关于死亡和感染人数的确切数字;随着国家慢慢重新开放，二次疫情发生的风险;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未来方向，这些问题在内部引起激烈的争论。

　　经济损失是巨大的。尽管中国公布了复工率，但2020年下半年再多的国内刺激措施也无法弥补第一、第二季度经济活动的损失。主要贸易伙伴的大幅经济紧缩将进一步阻碍中国经济复苏计划，在这次危机前，外贸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8%。

　　总体而言，202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可能为零——这是自50年前文化大革命以来最糟糕的表现。中国的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已经达到310%左右，这拖累了中国其他优先支出项目，包括教育、科技、国防和对外援助。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典前夕，那是中国领导层承诺的10年内将国内生产总值(GDP)提高一倍的时间节点，现在的大流行使这不可能兑现。

　　至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混乱的管理给全世界留下了无法消除的印象，那就是这个国家无法处理自己的危机，更不用说帮助其他国家应对危机了。更重要的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美国似乎将变得更加分裂而非团结，通常大规模的国家危机是会促进团结的，而美国政治体制的这种持续分裂，进一步制约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力。

　　与此同时，据保守估计，美国经济在2020年会萎缩6%-14%，这是自二战结束，军人复员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萎缩。华盛顿旨在遏制经济下滑的财政干预已经占到GDP的10%，将美国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推高至100%——接近战时106%的记录。

　　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使政府能够继续出售美国国债以弥补赤字。尽管如此，大规模债务迟早会限制复苏后的支出，包括军事支出。尽管美联储(Federal Reserve)、其他G20国家的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迄今已经设法减轻了这一风险，但当前的经济危机也有可能演变成更大范围的金融危机。

　　中国领导人对美国实力的认识基于一种简单的列宁主义观点，它基于两个基本因素：美国军队和美元(包括支撑它的美国金融市场的深度和流动性)，其他的方面都是细枝末节。所有国家都清楚列宁主义者所称的“客观力量”，以及大国运用这种力量的意愿。但对实力的认知同样重要。中国现在夜以继日地工作，以修复其全球地位受到的巨大损害。这种损害是由病毒的地理来源和北京未能在关键的最初几个月遏制疫情造成的。

　　无论中国新一代的“战狼”外交官向北京汇报什么，现实是中国的地位已经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战狼”正在扩大这种伤害，而不是进行弥补)。病毒的传播往往带有种族色彩，在印度、印度尼西亚和伊朗等不同国家，人们都看到了针对病毒传播的排华效应，中国的软实力有被粉碎的风险。

　　出于不同的原因，美国并没有更好地走出危机。全世界都惊恐地看到，一位美国总统的行为不是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而是作为一个庸医，推荐未经证实的“疗法”。世界已经看到了“美国优先”在实践中的含义:在真正的全球危机中不要指望美国的帮助，因为它甚至不能照顾好自己。曾经有过美国在柏林空运的壮举，现在出现的则是罗斯福号航空母舰被病毒击溃的画面，以及有关联邦政府试图独家控制德国正在开发的疫苗的报道，还有政府试图阻止向加拿大出售个人防护装备的商业行为。世界已经完全颠倒了。

　　“接触”的后续

　　这场危机似乎也摧毁了美中关系中剩下的大部分内容。在华盛顿，任何重回2017年前与北京进行“战略接触”的做法，在政治上都不再站得住脚。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将意味着更大层面的脱钩，及尽可能多的遏制，这是由特朗普的选民基础以及全国对病毒起源的普遍愤怒所驱动的，尽管这一战略有时会因总统的个人干预而变得不连贯。如果拜登当选，在其执政期间，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以及某些领域的脱钩)将继续下去，并且可能会在更系统化的基础上执行，并在特定领域(如气候、流行病和全球金融稳定)留下一些合作空间。

　　总的来说，北京宁愿面对特朗普的连任，而不是其他选择，因为它认为，特朗普打破传统联盟、退出多边领导、偶尔破坏美国对华战略的倾向是对其有利的。无论如何，美国与北京的关系将变得更具对抗性。

　　在北京，中国采取对美国日益强硬的姿态备受争议。这一过程始于2018年，也就是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的头一年。由于大流行及其国际后果，这样的争议有所加剧。这种争议是北京内部一场更广泛辩论的一部分，这场辩论的主题是，在中国经济和军事发展的这个阶段，中国的国家战略近年来在国内的改革力度是否足够，在国外是否过于自信。

　　在现任中国领导人之前，中国的战略是等到经济和军事力量的相关性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转变之后，才寻求对地区和国际秩序进行重大调整——包括台湾、南海和美国在亚洲的存在这些议题。而现在,北京已经变得更加自信,正如南海填海造岛和“一带一路”倡议所表明的那样，中国已经计算过风险，并成功地实现了部分战略目标。

　　美国对这一做法的反应被认为是可控的，但在一场贸易战，一场疫情之后的世界上，这种考量可能会发生变化。中国领导人可以寻求改善与美国的紧张关系,直到大流行去掉被附加的政治印记;或者面对国内的挑战，他可以在国外采取更具民族主义的态度。在中国的内部政策审议程序结束之前，这两种趋势都有可能出现在中国的政策行为中，而这种审议可能要到2022年中共召开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才会结束。但如果领导人的风格可以作为一种预示，那面对异议，可能会加倍强硬。这意味着中国对美国的态度将会强硬，包括在台湾等问题上，这是两国关系中最不稳定的因素。北京可能会强化其缩小台湾国际空间的战略，尽管美国正加紧努力确保台湾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鉴于这是在美国最近努力提升华盛顿和台北之间的官方接触之后发生的，这将瓦解1979年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基础——“一个中国”原则。如果这样的共识不复存在，在台湾问题上出现某种形式的军事对抗的前景，甚至是危机管理失败的的意外后果，就会突然从抽象变为现实。

　　新的冷战?

　　在本次危机之前，战后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已经开始瓦解。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这一秩序所依赖的地缘政治支点——正受到中国的挑战，先是在区域层面，最近则是在全球层面。特朗普政府通过削弱美国的同盟结构(按照传统的战略逻辑，其对维持同北京的力量平衡至关重要)和系统地质疑多边机构的合法性(有效地为中国制造了政治和外交真空)，加剧了世界秩序的混乱。

　　当前的危机可能会加剧这种趋势。现在，战略竞争将定义美中关系的整个范围，包括军事，经济，金融，技术，意识形态，并日益影响着北京和华盛顿与第三国的关系。在本次危机之前，认为世界已进入新冷战或冷战2.0的想法似乎还为时过早：两国的金融体系紧密相连，不太可能实现真正的脱钩，第三国爆发地缘政治或意识形态代理人战争的可能性似乎也不大，而那是美苏竞争的特征。

　　但随着此次疫情加剧相关紧张局势，双方都在制造新的威胁，这可能会改变这一切。如果华盛顿决定终止美国养老基金在中国的投资，限制中国未来持有美国国债，或者发起一场新的货币战争(中国最近推出新的数字货币，加剧了这场战争)，将迅速消除把两个经济体维系在一起的金融粘合剂;北京方面做出越来越多的“一带一路”军事化的决定，将增加代理人战争的风险。此外,随着美中对抗的加剧，多边体系及其基础的规范和制度开始动摇。许多机构本身正成为竞争的舞台。在美国和中国受损的情况下，用约瑟夫·奈的话来说，没有“系统管理员”来维持国际体系的正常运转。尽管可能还不是冷战2.0，但已经开始看起来像冷战1.5了。

　　对于这种情况，还有更好的选择。但是，它们取决于华盛顿的重大政治和政策变化;北京的改革和对外政策调整;美国和中国之间缓和关系的新架构的发展(借鉴美苏经验，为避免军事灾难而在竞争中加入明确的参数);以及其他国家集中政治和财政资源的努力，以维护现有制度的基本多边机构(作为一种机构分类的形式)直到恢复地缘政治稳定为止。

　　历史并非写好的剧本。世界的未来取决于多国政治领袖们的决定，如果方向错了，本世纪20年代会像上世纪30年代那样重蹈覆辙，而如果决策正确，我们能够避免再度坠入历史的深渊。

　　作者系澳大利亚前总理，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所长。本文译自《外交事务》官网;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05-06/coming-post-covid-anarchy

　　今年一二月份，美国外交政策机构的某些部门听到了他们以为可以欢欣鼓舞的消息。长期以来，一些观察人士坚持认为，这个时代巨大的地缘政治泡沫会破灭，而它终于到来了。他们的看法是，中国执政党的领导层会由于其固有的信息瞒报、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最初的应对失误，以及全国各地正在发生的经济萧条而分崩离析。

　　然后，随着中国开始复苏，病毒在三四月份传播到西方，非理性的欢呼变成了非理性的绝望。评论人士对这次疫情实际上可能有利于中国在与美国的地缘政治竞争中获胜感到愤慨。这种担忧来自中国在明面上看似巧妙地改变了关于病毒起源的说法，中国威权管制模式在遏制病毒方面残酷的高效，以及中国政府在全球大流行后的对外援助行动。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评论家欢欣鼓舞，他们对美国陷入困境感到高兴，并注意到中国的慷慨和美国的冷漠之间的形成了所谓“鲜明的对比”：抗击新冠肺炎的“人民战争”已经取得胜利，中国政治模式的优势得到了证明。

　　尽管北京和华盛顿的意识形态斗士都尽其所能，但令人不安的事实是，中美两国的国际影响力都可能会被这场危机显著削弱。无论是新的“中国主导”，还是新的“美国领导”，都不会在国际旧秩序的废墟上出现。相反，可能的结果是，从国际安全到贸易，再到大流行管控的各个领域继续缓慢而稳定地走向国际失序状态。由于没有主导者，各种形式猖獗的民族主义正在取代秩序与合作。因此，各国应对大流行采取各种混乱举措的背后，是未来的世界可能出现波及范围更大事件的警示。

　　实力与对其变化的感知

　　与其他历史转折点一样，三个因素将决定全球秩序的未来:大国相对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变化，如何看待这些变化，以及采取何种战略。基于这三个因素，中美有理由担心它们在大流行后的全球影响力。

　　与通常的说法相反，中国的国力在这场危机中受到了多重打击。疫情的爆发在中国执政党内部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分歧，甚至引发了对中国领导人执政风格几乎不加掩饰的批评。许多半官方评论都反映了这一点，这些评论在四月份别有意味地进入了公共领域。中国领导人主导的为期几个月的严厉封锁措施，在抑制病毒方面获得了广泛赞誉,但让经济停摆的做法也为其带来了负面影响。关于死亡和感染人数的确切数字;随着国家慢慢重新开放，二次疫情发生的风险;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未来方向，这些问题在内部引起激烈的争论。

　　经济损失是巨大的。尽管中国公布了复工率，但2020年下半年再多的国内刺激措施也无法弥补第一、第二季度经济活动的损失。主要贸易伙伴的大幅经济紧缩将进一步阻碍中国经济复苏计划，在这次危机前，外贸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8%。

　　总体而言，202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可能为零——这是自50年前文化大革命以来最糟糕的表现。中国的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已经达到310%左右，这拖累了中国其他优先支出项目，包括教育、科技、国防和对外援助。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典前夕，那是中国领导层承诺的10年内将国内生产总值(GDP)提高一倍的时间节点，现在的大流行使这不可能兑现。

　　至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混乱的管理给全世界留下了无法消除的印象，那就是这个国家无法处理自己的危机，更不用说帮助其他国家应对危机了。更重要的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美国似乎将变得更加分裂而非团结，通常大规模的国家危机是会促进团结的，而美国政治体制的这种持续分裂，进一步制约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力。

　　与此同时，据保守估计，美国经济在2020年会萎缩6%-14%，这是自二战结束，军人复员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萎缩。华盛顿旨在遏制经济下滑的财政干预已经占到GDP的10%，将美国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推高至100%——接近战时106%的记录。

　　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使政府能够继续出售美国国债以弥补赤字。尽管如此，大规模债务迟早会限制复苏后的支出，包括军事支出。尽管美联储(Federal Reserve)、其他G20国家的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迄今已经设法减轻了这一风险，但当前的经济危机也有可能演变成更大范围的金融危机。

　　中国领导人对美国实力的认识基于一种简单的列宁主义观点，它基于两个基本因素：美国军队和美元(包括支撑它的美国金融市场的深度和流动性)，其他的方面都是细枝末节。所有国家都清楚列宁主义者所称的“客观力量”，以及大国运用这种力量的意愿。但对实力的认知同样重要。中国现在夜以继日地工作，以修复其全球地位受到的巨大损害。这种损害是由病毒的地理来源和北京未能在关键的最初几个月遏制疫情造成的。

　　无论中国新一代的“战狼”外交官向北京汇报什么，现实是中国的地位已经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战狼”正在扩大这种伤害，而不是进行弥补)。病毒的传播往往带有种族色彩，在印度、印度尼西亚和伊朗等不同国家，人们都看到了针对病毒传播的排华效应，中国的软实力有被粉碎的风险。

　　出于不同的原因，美国并没有更好地走出危机。全世界都惊恐地看到，一位美国总统的行为不是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而是作为一个庸医，推荐未经证实的“疗法”。世界已经看到了“美国优先”在实践中的含义:在真正的全球危机中不要指望美国的帮助，因为它甚至不能照顾好自己。曾经有过美国在柏林空运的壮举，现在出现的则是罗斯福号航空母舰被病毒击溃的画面，以及有关联邦政府试图独家控制德国正在开发的疫苗的报道，还有政府试图阻止向加拿大出售个人防护装备的商业行为。世界已经完全颠倒了。

　　“接触”的后续

　　这场危机似乎也摧毁了美中关系中剩下的大部分内容。在华盛顿，任何重回2017年前与北京进行“战略接触”的做法，在政治上都不再站得住脚。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将意味着更大层面的脱钩，及尽可能多的遏制，这是由特朗普的选民基础以及全国对病毒起源的普遍愤怒所驱动的，尽管这一战略有时会因总统的个人干预而变得不连贯。如果拜登当选，在其执政期间，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以及某些领域的脱钩)将继续下去，并且可能会在更系统化的基础上执行，并在特定领域(如气候、流行病和全球金融稳定)留下一些合作空间。

　　总的来说，北京宁愿面对特朗普的连任，而不是其他选择，因为它认为，特朗普打破传统联盟、退出多边领导、偶尔破坏美国对华战略的倾向是对其有利的。无论如何，美国与北京的关系将变得更具对抗性。

　　在北京，中国采取对美国日益强硬的姿态备受争议。这一过程始于2018年，也就是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的头一年。由于大流行及其国际后果，这样的争议有所加剧。这种争议是北京内部一场更广泛辩论的一部分，这场辩论的主题是，在中国经济和军事发展的这个阶段，中国的国家战略近年来在国内的改革力度是否足够，在国外是否过于自信。

　　在现任中国领导人之前，中国的战略是等到经济和军事力量的相关性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转变之后，才寻求对地区和国际秩序进行重大调整——包括台湾、南海和美国在亚洲的存在这些议题。而现在,北京已经变得更加自信,正如南海填海造岛和“一带一路”倡议所表明的那样，中国已经计算过风险，并成功地实现了部分战略目标。

　　美国对这一做法的反应被认为是可控的，但在一场贸易战，一场疫情之后的世界上，这种考量可能会发生变化。中国领导人可以寻求改善与美国的紧张关系,直到大流行去掉被附加的政治印记;或者面对国内的挑战，他可以在国外采取更具民族主义的态度。在中国的内部政策审议程序结束之前，这两种趋势都有可能出现在中国的政策行为中，而这种审议可能要到2022年中共召开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才会结束。但如果领导人的风格可以作为一种预示，那面对异议，可能会加倍强硬。这意味着中国对美国的态度将会强硬，包括在台湾等问题上，这是两国关系中最不稳定的因素。北京可能会强化其缩小台湾国际空间的战略，尽管美国正加紧努力确保台湾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鉴于这是在美国最近努力提升华盛顿和台北之间的官方接触之后发生的，这将瓦解1979年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基础——“一个中国”原则。如果这样的共识不复存在，在台湾问题上出现某种形式的军事对抗的前景，甚至是危机管理失败的的意外后果，就会突然从抽象变为现实。

　　新的冷战?

　　在本次危机之前，战后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已经开始瓦解。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这一秩序所依赖的地缘政治支点——正受到中国的挑战，先是在区域层面，最近则是在全球层面。特朗普政府通过削弱美国的同盟结构(按照传统的战略逻辑，其对维持同北京的力量平衡至关重要)和系统地质疑多边机构的合法性(有效地为中国制造了政治和外交真空)，加剧了世界秩序的混乱。

　　当前的危机可能会加剧这种趋势。现在，战略竞争将定义美中关系的整个范围，包括军事，经济，金融，技术，意识形态，并日益影响着北京和华盛顿与第三国的关系。在本次危机之前，认为世界已进入新冷战或冷战2.0的想法似乎还为时过早：两国的金融体系紧密相连，不太可能实现真正的脱钩，第三国爆发地缘政治或意识形态代理人战争的可能性似乎也不大，而那是美苏竞争的特征。

　　但随着此次疫情加剧相关紧张局势，双方都在制造新的威胁，这可能会改变这一切。如果华盛顿决定终止美国养老基金在中国的投资，限制中国未来持有美国国债，或者发起一场新的货币战争(中国最近推出新的数字货币，加剧了这场战争)，将迅速消除把两个经济体维系在一起的金融粘合剂;北京方面做出越来越多的“一带一路”军事化的决定，将增加代理人战争的风险。此外,随着美中对抗的加剧，多边体系及其基础的规范和制度开始动摇。许多机构本身正成为竞争的舞台。在美国和中国受损的情况下，用约瑟夫·奈的话来说，没有“系统管理员”来维持国际体系的正常运转。尽管可能还不是冷战2.0，但已经开始看起来像冷战1.5了。

　　对于这种情况，还有更好的选择。但是，它们取决于华盛顿的重大政治和政策变化;北京的改革和对外政策调整;美国和中国之间缓和关系的新架构的发展(借鉴美苏经验，为避免军事灾难而在竞争中加入明确的参数);以及其他国家集中政治和财政资源的努力，以维护现有制度的基本多边机构(作为一种机构分类的形式)直到恢复地缘政治稳定为止。

　　历史并非写好的剧本。世界的未来取决于多国政治领袖们的决定，如果方向错了，本世纪20年代会像上世纪30年代那样重蹈覆辙，而如果决策正确，我们能够避免再度坠入历史的深渊。

　　作者系澳大利亚前总理，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所长。本文译自《外交事务》官网;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05-06/coming-post-covid-anarc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