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协平：从“悲伤之墙”到重建教堂，俄罗斯走在正常国家的路上

　　基督救世主大教堂

　　俄罗斯民族多信天主东正教。

　　走过欧美不少国家，见过太多基督教堂，原本对参观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没有多少兴趣。听导游介绍完它的前世今生，我第一个走近它，最后一个离开。

　　莫斯科享有千顶之城的美誉，一座座教堂上洋葱头般的金色圆弧顶，在太阳的照耀下闪闪发光，但没有几座能像这座教堂一样，几乎浓缩了俄罗斯三百多年历史。

　　基督救世主大教堂是俄罗斯最大的天主教教堂，紧靠克里姆林宫西南侧，下临莫斯科河，是为纪念1812年在俄法战争中取得对拿破仑的胜利建造的，历时17年完成，高103米，可容纳一万人进行宗教活动。在俄罗斯民族感情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

　　1931年，随着大清洗的狂风暴雨的降临，基督救世主大教堂遭遇了灭顶之灾：斯大林下令炸毁，并决定在原址上打造一座200米高的苏维埃宫，还要在宫顶上面安置一座40米高的列宁塑像。

　　也许是天意，在挖掘地基时地下水不断大量涌出，加上莫斯科居民夜里使坏，弄得施工方焦头烂额，束手无策，主宰者心烦意乱，无计可施，只好把这里临时建成了一个露天游泳池。

　　能炸毁教堂，无法炸毁宗教;能从肉体上消灭僧侣，无法摧毁俄罗斯人深植于心中的信仰。

　　历史终于走到苏联解体的一天。三年后，正好迎来莫斯科建市850周年，应广大市民的强烈要求，市政府出资5亿美元，加上社会捐款，用短短3年时间，基督救世主大教堂在原址浴火重生。一如原先的样式和规模，普京总统也经常来这里出席宗教仪式活动。

　　同基督救世主大教堂遭遇一样，自有宗教以来，从西方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十字军被迫东征，到天朝“三武一宗灭佛”的政策和运动、及至史无前例的那场浩劫，宗教信仰自由受到种种挑战和威胁，教堂、寺庙之被摧毁，教民之被迫害，史不绝书。

　　我对宗教的认识，最早来自马克思那个显然持否定态度的结论：精神鸦片。

　　后来发现，也是马克思，在其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则明确主张：“信仰自由”!他还乐见“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宗教需要，就像实现自身的肉体需要一样，不受警察干涉。”

　　甚至列宁，在《给农村贫民》文中也指出，“每个人不仅应该有相信随便哪种宗教的完全自由，而且应该有传布随便哪种宗教和改信宗教的完全自由。哪一个当官的都管不着谁信的是什么教：这是个人信仰问题，谁也管不着。”(《列宁全集》第6卷第364—365页)

　　即使斯大林也表示：“党赞成宗教信仰自由，赞成人们有信奉任何宗教的权利。”(《在走向民族主义的道路上》)

　　说法前后不一，讲的和做的常常打架。这使我常常困惑。

　　更大的困惑是，如果宗教是精神鸦片、是迷信，为什么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从牛顿到爱因斯坦，几乎都是忠实的宗教信仰者?还有一系列为什么，不便于说，就此打住。

　　易中天先生下面这段话，帮助我释惑：人类之所以要有宗教，是因为要有信仰;之所以要有信仰，是因为要有核心价值。信仰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地相信，是人的生命本能，是为了寻找灵魂的源头与归宿，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宗教是以信仰为中心的一整套价值和观念体系、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一个人有信仰，就有底线，有境界;一个民族有信仰，就有凝聚力、创造力和持续性。(《易中天中华史——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

　　是故，伏尔泰断言：“没有上帝，也要创造一个上帝。”

　　也因此，法国大革命期间，虽然高烧到了沸点的罗伯斯皮尔，在无情地摧毁旧制度的同时，也给了基督教重重的一击。一觉醒来，他还是无奈地穿上教衣，重设祭坛，建立最高主宰节，请来主祭，主持了宗教仪式。

　　想到康德那句名言：“有两样东西，我思索的回数愈多，时间愈久，它们充溢我以愈见刻刻常新、刻刻常增的惊异和严肃之感，那便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我理解，这里的星空就是信仰吧。

　　一个人没有宗教信仰也能活着，但也仅仅是活着，而不是生活。

　　一个民族和国家，没有宗教信仰，也能生存和发展，但生存和生存不同，发展与发展迥异，孰优孰劣，不证自明。

　　还是那句话：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楚河汉界，谁都不能逾越，也不能打包。否则就是一地鸡毛：价值彻底扭曲，道德全面堕落，恐惧和欺骗调情，无知与无耻合欢。理性、良知，正义，所有人类的宝贵价值，都只能靠边站了。

　　历史打了个盹，基督救世主大教堂被毁了，历史醒过来，俄罗斯天地翻覆。

 　　爱因斯坦说，“教育就是把在学校学习的东西忘光了之后还剩下的东西。”把这句话套在旅游上，似乎也一样适用。

　　从俄罗斯回国转眼就要俩月了。六天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之行，心心念念的，不是冬宫藏品之丰、夏宫建筑之美，也不是圣.彼得堡涅瓦大街的商业繁华、莫斯科阿尔巴特步行街的文化古韵，而是由普京总统下令、在莫斯科建造的“悲伤之墙”，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被摧毁、本世纪开年在原址上重建的基督救世主大教堂，以及那座不设防的外交部大楼。

　　不错，就这三个地方。

　　“悲伤之墙”

　　“悲伤之墙”不在我们这次俄罗斯行程安排中，经我与旅行社沟通，得愿以偿。不知道别人怎样想，在我，去莫斯科而没有走近这面墙，大约相当于一个外国人去北京旅游却没到八达岭长城吧。

　　“悲伤之墙”正式名称是俄罗斯政治受难者纪念碑，坐落在莫斯科市中心萨哈罗夫街与斯帕斯基花园街交叉口、保险公司大楼前的广场上。2017年10月30日落成，距离十月革命正好100周年。

　　当晚，普京总统和全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及众多莫斯科政要出席了揭幕仪式。

　　这座青铜材质的纪念碑的建设资金来自政府拨款和公民捐助，是俄罗斯第一座国家级的纪念碑。它整体呈弧形，由许多参差不齐、面目不清的人形雕塑构成，形似一把巨大的镰刀，象征一个压迫性的国家机器像割草一样剥夺了无辜者的生命。

　　“悲伤之墙”由六部分组成：不规则的大理石地面、钉满铁钉的九个方石柱、“记忆墙”和“人体墙”、带有棱角的钉满铁钉的石山，以及石山下面俄罗斯各共和国、边疆区、州和自治州名称。

　　“记忆墙”上面写满了俄语、英语、法语、阿拉伯语、汉语等各种不同的文字，用汉字铸刻的“记住”、“铭记在心”不难辨认。

　　“人体墙”是“悲伤之墙”的主体部分，高6米，长36米，由五层青铜人形叠压而成。墙面上的男女老少，姿态各异，他们身形严重扭曲，互相挤压，破碎的头颅，扁平的身躯，残缺的肢体，惊恐、哀伤、悲愤的面孔……给人一种巨大的视觉冲击。

　　当年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被集体枪决并销毁尸骨的残忍，斯大林大清洗时期的恐怖，西伯利亚冰天雪地的苦寒，“古拉格群岛”啪啪飞舞的皮鞭，开凿128公里“首都运河”时近20万犯人的呻吟和其中近23000人的亡魂，卡廷森林中被秘密杀害的2万多名军官的幽灵……全部浓缩在这里。

　　一种巨大的压迫感迎面袭来。

　　历史常常如此乖戾：为了让人们进天堂，不惜让一部分人下地狱，还真不是宗教故事里想象的情节，而是历史上已经和正在发生的事实。在追求美好生活的路上，要警惕，千万不要被古希腊神话中海妖塞壬的歌声所迷惑。

　　普京在“悲伤之墙”落成揭幕式上发表了讲话。

　　他揭露、控诉了苏俄曾经制造的巨大人道灾难，告诫世人并郑重宣示：“这段可怕的过去，不能从民族的记忆中抹去，尤其是不能以任何方式、以任何最高的所谓人民的利益为名而正当化。”他强调：“我们的义务是——不忘记。记忆本身、评价这些黑暗的历史事件所持立场的清晰和明确将是避免历史重演的强大的警示。”

　　普京最后说：“我想请求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夫娜•索尔仁尼琴娜允许我引用她的话‘了解，记住，审判，这之后才可能原谅’，我完全赞同这句话。是的，我们及我们的后代应该记住大清洗的悲剧，记住它的根源。”(讲话全文在百度上能看到)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也没有闲着，他批准了永恒纪念政治迫害遇难者的国家政策准则。在这份文件中提出，应该创造条件，让人们自由查阅同政治迫害有关的档案，保护好相关的纪念性建筑，在新闻媒体和学校的教科书中更多地介绍同政治迫害有关的历史。

　　据俄媒体介绍，苏联解体之后，俄全国各地建立了很多悼念受政治迫害遇难者的纪念碑。比如，我们路经的前克格勃总部大楼，曾是大清洗导演者“契卡”(秘密警察)的总部。大楼前广场上曾竖有“契卡”的祖师爷捷尔任斯基的塑像。如今，取而代之的是从“古拉格群岛”(苏联劳改集中营)中索洛维茨基劳改营运来一方巨石，以纪念被“契卡”迫害的政治受难者。

　　在这些纪念碑前，真相一个个裸露，谎言一波波退潮，一度蒙羞的价值恢复了应有的尊严，被撕裂的族群感情逐渐弥合。

　　贾樟柯说，真话是最大的“正能量”。了解、记住真实的历史，也是最大的“正能量”。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照亮未来。

　　没人否认普京的“霸座”等行为给他带来的差评。但冲着他不为旧制度背书这一点，值得点赞。

　　行笔到此，不能不讲个题外话。在我们这次俄罗斯行中，无论是在彼得堡，还是在莫斯科，各个旅游景点，游人如织，且绝大多数是中国人。唯有在“悲伤之墙”这里，就我们几位同好。赴俄前，回国后，我仔细核对了国内旅行社频繁推介的俄罗斯旅游景点，著名的，没听过，都不厌其详，就是没有关于“悲伤之墙”的片纸只字。这座苏联教科书般的纪念碑，在这些旅行社眼里，仿佛不存在。

　　这让我十分不解。

　　要离开了，把一个问号留在“悲伤之墙”前，在这个世界上，应该建立的类似纪念馆、纪念碑还有吗?

　　基督救世主大教堂

　　俄罗斯民族多信天主东正教。

　　走过欧美不少国家，见过太多基督教堂，原本对参观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没有多少兴趣。听导游介绍完它的前世今生，我第一个走近它，最后一个离开。

　　莫斯科享有千顶之城的美誉，一座座教堂上洋葱头般的金色圆弧顶，在太阳的照耀下闪闪发光，但没有几座能像这座教堂一样，几乎浓缩了俄罗斯三百多年历史。

　　基督救世主大教堂是俄罗斯最大的天主教教堂，紧靠克里姆林宫西南侧，下临莫斯科河，是为纪念1812年在俄法战争中取得对拿破仑的胜利建造的，历时17年完成，高103米，可容纳一万人进行宗教活动。在俄罗斯民族感情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

　　1931年，随着大清洗的狂风暴雨的降临，基督救世主大教堂遭遇了灭顶之灾：斯大林下令炸毁，并决定在原址上打造一座200米高的苏维埃宫，还要在宫顶上面安置一座40米高的列宁塑像。

　　也许是天意，在挖掘地基时地下水不断大量涌出，加上莫斯科居民夜里使坏，弄得施工方焦头烂额，束手无策，主宰者心烦意乱，无计可施，只好把这里临时建成了一个露天游泳池。

　　能炸毁教堂，无法炸毁宗教;能从肉体上消灭僧侣，无法摧毁俄罗斯人深植于心中的信仰。

　　历史终于走到苏联解体的一天。三年后，正好迎来莫斯科建市850周年，应广大市民的强烈要求，市政府出资5亿美元，加上社会捐款，用短短3年时间，基督救世主大教堂在原址浴火重生。一如原先的样式和规模，普京总统也经常来这里出席宗教仪式活动。

　　同基督救世主大教堂遭遇一样，自有宗教以来，从西方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十字军被迫东征，到天朝“三武一宗灭佛”的政策和运动、及至史无前例的那场浩劫，宗教信仰自由受到种种挑战和威胁，教堂、寺庙之被摧毁，教民之被迫害，史不绝书。

　　我对宗教的认识，最早来自马克思那个显然持否定态度的结论：精神鸦片。

　　后来发现，也是马克思，在其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则明确主张：“信仰自由”!他还乐见“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宗教需要，就像实现自身的肉体需要一样，不受警察干涉。”

　　甚至列宁，在《给农村贫民》文中也指出，“每个人不仅应该有相信随便哪种宗教的完全自由，而且应该有传布随便哪种宗教和改信宗教的完全自由。哪一个当官的都管不着谁信的是什么教：这是个人信仰问题，谁也管不着。”(《列宁全集》第6卷第364—365页)

　　即使斯大林也表示：“党赞成宗教信仰自由，赞成人们有信奉任何宗教的权利。”(《在走向民族主义的道路上》)

　　说法前后不一，讲的和做的常常打架。这使我常常困惑。

　　更大的困惑是，如果宗教是精神鸦片、是迷信，为什么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从牛顿到爱因斯坦，几乎都是忠实的宗教信仰者?还有一系列为什么，不便于说，就此打住。

　　易中天先生下面这段话，帮助我释惑：人类之所以要有宗教，是因为要有信仰;之所以要有信仰，是因为要有核心价值。信仰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地相信，是人的生命本能，是为了寻找灵魂的源头与归宿，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宗教是以信仰为中心的一整套价值和观念体系、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一个人有信仰，就有底线，有境界;一个民族有信仰，就有凝聚力、创造力和持续性。(《易中天中华史——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

　　是故，伏尔泰断言：“没有上帝，也要创造一个上帝。”

　　也因此，法国大革命期间，虽然高烧到了沸点的罗伯斯皮尔，在无情地摧毁旧制度的同时，也给了基督教重重的一击。一觉醒来，他还是无奈地穿上教衣，重设祭坛，建立最高主宰节，请来主祭，主持了宗教仪式。

　　想到康德那句名言：“有两样东西，我思索的回数愈多，时间愈久，它们充溢我以愈见刻刻常新、刻刻常增的惊异和严肃之感，那便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我理解，这里的星空就是信仰吧。

　　一个人没有宗教信仰也能活着，但也仅仅是活着，而不是生活。

　　一个民族和国家，没有宗教信仰，也能生存和发展，但生存和生存不同，发展与发展迥异，孰优孰劣，不证自明。

　　还是那句话：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楚河汉界，谁都不能逾越，也不能打包。否则就是一地鸡毛：价值彻底扭曲，道德全面堕落，恐惧和欺骗调情，无知与无耻合欢。理性、良知，正义，所有人类的宝贵价值，都只能靠边站了。

　　历史打了个盹，基督救世主大教堂被毁了，历史醒过来，俄罗斯天地翻覆。

　　俄罗斯外交部

　　按照规定的时间，我们从莫斯科著名的阿尔巴特步行街西面侧口出来，在路边等车。不经意间回头，一座兼具哥特式和巴洛克式风格的建筑就在眼前，高耸云天，雄伟壮丽，在目所及的建筑中鹤立群鸡。问导游，才知道是俄罗斯外交部。

　　在20世纪美苏两级称霸的历史舞台上，苏联外交部可不是跑龙套的角色。从这里传出的每一个声音，都能让对世界的关心者把耳朵竖起来。

　　这座172米高、27层的大楼，是按斯大林的指示，为苏联外交部建造的，是当时莫斯科著名的“七姊妹”——地标性建筑之一。

　　苏联解体后，这座大楼为俄罗斯外交部继承。

　　没有高墙，没有栅栏，楼前停满小车。不见保安、便衣巡视，不见警察、武警把守，一如一座普通饭店或办公楼，只是少有人进出。与前面马路相隔离的是几方水泥砌成的小花池。花池边上有人懒懒地坐着，漫不经心。

　　立即冒出个念头：能不能走近点、走进去?被拦住，回头就是了。话是这样讲，内心还是不安，要是突然从楼内冲出安保或警察呢?据说俄国人凶得很呢。

　　忐忑间，来到大楼门口，壮了个胆子，一把推开大门。紧跟后面的文虎兄随即给我抢了个镜头，也跟了上来。

　　我们推开的仿佛是一座久已废弃的古刹大门。如果不是朋友招呼车来了——可惜没有如果了。

　　稍有遗憾，但这个意外之得，还是让我如含了橄榄片，咀嚼、回味了很久。

　　此前，我们去了斯莫尔尼宫。这座18世纪由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下令修建的贵族女子修道院，是十月“革命”期间苏维埃军事委员会所在地。1934年12月1日，圣.彼得堡市委书记基洛夫在这里遇刺身亡，引爆了后来的大清洗。如今，作为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彼得堡市政府机关所在地，游人在这里随便进出，只是不见有什么上访者——这是一句废话。上访在这里还是一个本地人听不懂的概念。

　　夕阳西下，斯莫尔尼宫闭馆。我们只好在宫外转了转。

　　这座结合了俄罗斯风格的巴洛克式建筑，从下到上，蓝白相间，富丽，典雅。当初的修道院宿舍，作为今天政府的办公地，就差强人意了。楼前路面，有几处破烂不堪，同行者连连感叹。出了大院，紧靠大门口，一辆小轿车停靠在那里，后备箱张开，里面堆满了巧克力，不少人在购买。不见有什么人前来干涉。

　　还是此前，我们也走进克里姆林宫参观。作为俄罗斯的心脏、最高权力机关所在地，一个经常引发全球政治地震、无数次导演了引起全世界关注的重大事件的舞台，一个全世界最敏感的地方之一，我们看到的超出自己的想象：没有岗哨林立、虎视鹰瞵，没有森严壁垒、如临大敌、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没有神秘和神圣，没有凭经验给自己预设的种种——搜身什么的。走过安检门，头也不用回，照直往前走就是了。

　　整个克里姆林宫院内，除了一路之隔的那栋浅黄色的五层办公楼——那里曾经是列宁、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办公的地方，如今的主人是普京——不能靠近，其它地方随便转。累了，南侧树林下有长条木沙发。不用提心吊胆，不用张皇四顾，你放心坐上去就是了。若想躺一躺，随便，没人来干涉你。

　　如此，自由进出外交部大楼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很多在国内积累的人生经验，在这里失效，用不上。

　　对于一个寻常人能进出的政府机关，我没有理由不降低对它的怀疑和隔膜感，也没有理由不抬高对它的信任和亲近感。

　　题外话：在去俄罗斯之前，看到网上有一个八卦，说是偌大一个俄罗斯的GDP，充其量就是广东省的总量云云，那种“厉害了我的锅”的情结，跃然纸上。

　　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人民的幸福指数，恐怕不能完全以某个干巴巴的数字来衡量吧。何况，这个数字的成色，在不同国家各是几成?尤其是，如果连一个小小的县衙门，都威严得让人倒吸一口凉气，谈这个数字，有多大意义?

　　……

　　三百年前的彼得大帝，一直想拥抱欧洲，把俄罗斯融入欧洲，带领俄罗斯走向现代，并为之做出了非凡的努力，被恩格斯称赞为“真正的伟人”(《彼得大帝传》尼.伊.甫连科著)

　　后来的事情都知道了：把数千枚核导弹悬在人类头上没有为苏联赢得尊敬，倒是彼得大帝身后的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文学巨匠，柴可夫斯基、列宾等世界级的艺术家，门捷列耶夫、罗蒙诺索夫等杰出的科学家，以及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等为苏联走出黑暗做出巨大贡献的思想先驱，他们有如璀璨的群星，至今仍然闪耀在人类文明的苍穹，并为俄罗斯民族赢得了全世界恒久的尊敬。

　　这样一个民族，在走到20世纪末尾时，戈氏、叶氏不站出来，也会有其他人站出来;这样一个民族，尽管也走过一段弯路，但不可能走得太远。一旦他们醒来，就立即改弦更张，毫不犹豫，毫不留恋。

　　如今的俄罗斯，内政外交，问题还不少，好在，这是一个已经接近正常的国家，他们上路了。

　　作者注：本文在文字上经同去俄罗斯的方熔先生推敲、修改，特别致谢。原题《普京有几件事干得不错——旅俄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