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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基武器系统的脆弱性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陆基核武库的高度脆弱性已经广为人知。那时，人们已经认为即使在反击敌方武器系统方面(核武器还击)，无疑也是美国更为优越。理论上，假使发生冲突，美国可以先发制人地对中国的战略系统进行打击，并解除中国的核武装。中国实施反击的可能性是如此之小，以至于其威慑力已接近于零。
由于美国自身核力量过于领先，反而破坏了自己与其他拥核大国之间稳定的平衡[68]，迄今为止美国政府一直都在努力消除这种不稳定的影响，以形成稳定平衡态势。为实现此目标，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即小布什——译者注]总统决定卸下和平卫士洲际弹道导弹(MX/Peacekeeper-ICBM)上的10个弹头，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则决定卸下所有现存洲际弹道导弹上的多弹头(deMIRVing)[69]。然而，这些措施只能暂时缓和这一领域的局势。比如，北京因其战略核武库的脆弱性和数量上的不足，依旧不能像俄罗斯那样拥有稳固的、对等的报复能力[70]。
由于技术手段(传感器、分辨率、信息采集技术和信息传输技术)的快速发展，今天可变轨机动的陆基导弹已经比以前更容易被发现[71]。而且，过去只有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才具有摧毁对方反击能力的打击能力，因为它能一直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且精确度很高。但这些年来，三叉戟潜射弹道导弹(Trident-SLBM)对掩藏类目标的命中率甚至更高[72]。这又会增添数百个弹头用于核还击[73]，而美国潜在对手的威慑力量的关键部分——不是全部——被削弱。
提升中国核武器生存能力的举措
一般而言，单一措施都难以保证对武器系统的防护，这是因为几乎每一种措施都会以牺牲防护的其他方面为代价：比如说那些核武器储藏点如果经过人工加固，或者显示有大规模的重新修建隧道的活动，就隐藏不住了。中国决策者的出发点会是：其地下武器储藏地点早已被侦察到了[74]，而且这也会威胁到那些机动的导弹发射平台在战时预备发射的空间范围。
想要提升核武器的生存能力并以此增加威慑的可信度，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最简单的方法是对导弹发射井、飞机库和潜艇基地进行人工加固，或利用天然防护。比如，中国的洲际弹道导弹就位于山区的隧道之中。另外两种办法是制造大量弹头和使各类运载系统都处于战备状态以保持冗余度。就中国而言，其广袤的国土及海洋的广度和深度都提供了便捷的天然保护[75]。对中国而言，在潜艇上部署导弹最能符合在遭遇打击时提升生存能力的两条原则——冗余度和多样性。在未来，这种手段也将赋予该国更为可靠的二次打击能力。而提升警戒级别[即反击的敏感度——译者注]这一操作上的解决方案可能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相矛盾。
从理论上讲，双边或多边的军备控制措施能够弥补乃至替代上述单边行动，因为这类措施也能保持战略平衡从而保证共同利益。然而，为了节省成本和遏制军备竞赛而在条约和可验证的条件下放弃武器系统，这类控制军备的措施在目前的情况下还是不现实的。比如，特朗普政府就认为现阶段在军备控制方面采取“进一步行动”是“难以想象的”[76]。即便是奥巴马总统所宣告的在世界消除核武器的长期计划“全球零核倡议”(Global Zero)也难以为继[77]。相反，最新一期的《核态势评估》宣称：美国的核武器不但与中国、俄罗斯相比，甚至与朝鲜相比都居于劣势[78]。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致力于推进武器系统的现代化升级，并且批评之前军备控制条约(《中导条约》)所设下的限制，其理由是这些限制出于不同的原因仅对中国和俄罗斯有利。而且美国的专家们也在怀疑之前的那些对战略武器的限制和削减(《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究竟是否明智[79]。
通常，中国在裁军和军备控制问题上总是先拉出那两个核武器大国，其论点是：这两个核大国必须先裁军，然后中国才会采取相应步骤。因此，为了弥补自身的脆弱性并为能保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中国必须通过相应的军备决定，或者说通过能应对所受威胁的部署方式，来极大地增强自己的二次打击能力。通过把列装在不同机动式运载系统上的核武器部署在广大的空间范围之内，中国满足了这一要求。然而对中国的“党军”(Parteiarmee)而言，部署了导弹的潜艇的技术和操作难度都远高于陆基系统。而且，这还带来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变化。
海基系统的特性和后效
对可靠的二次打击能力(并由此而确保核威慑)而言，海基核武器系统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为了能让大海保护本国的战略武器系统，美国(以及俄罗斯)也为此而投入了比例超大的资金[80]。此外，潜艇更为基本的优势在于执行任务时的灵活性能力，这可以使导弹的发射地点千变万化。
中国海基系统的发展状况
1958年6月，即在其试爆第一颗核武器之前六年，中国就已经决定建造用作核武器运载系统的潜艇。作为光辉的榜样，美国和苏联在几年前才刚刚让自己的核动力潜艇下水——即鹦鹉螺号(USS Nautilus)和列宁共青团员号(Leninsky Komsomol)。当苏联不再为中国的共产党领导层提供技术支持之后，该项目成为事关国家荣誉的工程。毛泽东已经发话，中国要建造核潜艇，哪怕造一万年也要造出来[81]。严峻的经济形势、生产基础设施的匮乏以及政治运动，都导致该工程一再中断。直到1981年中国才有了一艘合适的潜艇，并用之成功试射了一枚巨浪型潜射弹道导弹。这种导弹成为现在处于部署之中的巨浪-2型(CSS-NX 14)潜射弹道导弹的先驱，巨浪-2的射程可达7200公里[82]。
2002年以来，中国已经建造了各种类别的核动力潜艇：除了攻击型潜艇外，还有四艘装备潜射弹道导弹的晋级(094型)潜艇(弹道导弹核潜艇)，每艘可载12枚巨浪-2导弹。这些潜艇驻扎在海南的榆林海军基地。中国还计划建造更多潜艇。据称，094B型潜艇将装备射程达11200公里的巨浪-2A型潜射弹道导弹，因此可以在不脱离南海海军基地保护的情况下打到美国。到21世纪20年代初，中国将装备配有巨浪-3型潜射弹道导弹(同样拥有洲际弹道导弹的射程)的第三代战略核潜艇(096型)[83]。
地图一：中国的“岛链”
(图中外文对应的中文意思是：Chinesisches Flottenkommando——中国的舰队司令部;Chinesische Marineflieger——中国的海军航空兵;US-Marinebasis——美国海军基地;Nordflotte——北海舰队;Ostflotte——东海舰队;Südflotte——南海舰队;Erste Inselkette——第一岛链;Japan Oknawa——日本冲绳;Philippinen——菲律宾;Südchinesisches Meer——南海;Malaysia——马来西亚;Zweite Inselkette——第二岛链;Saipan——塞班;Guam——关岛;Indonesien——印度尼西亚。——译者注)
这样一来，美国所受威胁的情况就发生了很多改变。原先，有约20枚中国的洲际弹道导弹可以打到美国，现在又将加上48枚潜射弹道导弹。而等到全部六艘潜艇加入现役之后，这个数字还会上升，可达到72枚携带核弹头的导弹(而且，这里仅仅计算的是每枚导弹只携带一个弹头的情况，而没有考虑多弹头——多弹头可达8个，这对美国和俄罗斯的潜艇舰队而言是常事)。
根据五角大楼的评价，四艘晋级潜艇代表了“中国首次拥有了可信的海基核威慑”[84]。但若是中国的领导人想让这样的海中威慑变得真正可靠，还面临着一堆混杂在一起的难题。
中国潜艇推进系统的噪音大，这导致敌方容易锁定其位置并猎杀之(反潜作战，Anti-Submarine Warfare，简称ASW)。从中国的第一艘潜艇下水到现在已经50多年了，但中国潜艇的噪音还是跟20世纪70年代的苏联潜艇一样大。所以中国必须进一步发展更为安静的推进器[85]。此外，在反潜能力的竞争方面，与美国的反潜能力相比，中国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什么进步：尤其是中国海军缺乏在“第一岛链”之外协调己方反潜力量的能力[86]。不过，这可能与人为选择的限制线有关，线内是基于地缘战略而形成的第一岛链之内的区域。这一区域包括以朝鲜半岛和日本为限的黄海、包括台湾在内的东海西部以及南海(见地图一)。
中国的战略核潜艇如果想在发生核战争的情况下保持二次打击能力，就必须一直在太平洋或印度洋保持武装巡航状态，但又不能在相对透明的太平洋边缘海域成为敌方海军航空兵容易发现的目标。如果北京选择这个方案，中央军委将不得不把使用核武器的责任授权给舰上的海军军官(估计还包括政治委员)，同时还要在相距遥远的情况下保证通信无碍[87]。由于这类潜艇(美国人叫它们“隆隆”(Boomer))巨大且复杂的推进和武器系统，单单其导航工作就需要经过良好训练的人员持续不断的练习。此外，中国海军对真正战备状态下的长期巡航还没有经验。据估计，中国到目前为止最长的一次潜艇不间断巡航，是在并没有装配战备导弹情况下出航了95天[88]。所以，094型潜艇出航的首要目的是在未来的战略核潜艇承担任务之前检验人员和装备——在未来，战略核潜艇将担负起保证中国在公海(估计会在北极地区和印太作战区域内)拥有可信的海基核威慑的任务。
[编者按]本文作者迈克尔•保罗博士(Dr. Michael Paul)是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SWP)-德国国际政策和安全研究所国际安全研究室的高级研究员。本文原为德语报告，系德国国际政策和安全研究所研究报告2018年第17期(SWP-Studien 2018/S 17)，于2018年9月首刊于该所网站(网址为https://www.swp-berlin.org/publikation/chinas-nukleare-abschreckung/)，经作者和该研究所许可，本刊予以翻译发表，翻译的准确性文责由本刊编辑部承担。
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德国国际政策和安全研究所是一家科学机构，主要为德国联邦议院、联邦政府以及诸如欧盟、北约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提供关于外交和安全政策问题的建议;它是一家独立的非政府组织，独立决定其研究课题和研究成果开发，不接受研究合同。
东风-26导弹
中国的核力量
关于中国的核武库，没有任何官方说明。中国所拥有的核武器相对较少，因而也不愿对外透露具体规模。西方研究机构估计，其战备状态下的核武器在175到190件之间。另外还有总数约为270件左右的库存核武器。因此，从数量上看，中国在五个已被正式认可了的拥核国家(美、俄、法、中、英)之中排名第四(见图一)[54]。另有估计认为，中国在地下隧道体系中拥有超过3000件核武器——这属于猜测[55]。
图一：世界范围内的核武器存量
资料来源：Shannon N. Kile/Hans M. Kristensen, Trends in World Nuclear Forces, 2017, Stockholm: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July 2017 (SIPRI Fact Sheet), p. 1.
(图中外文对应的中文是：Vereinigtes Königreich——英国;Pakistan——巴基斯坦;Indien——印度;VR China——中华人民共和国;Israel——以色列;Frankreich——法国;Nordkorea——朝鲜;USA——美国;Russland——俄罗斯。——译者注)
中国的一切核武器系统都处于中央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央军委”——译者注]的指挥控制之下。该委员会协调国防政策，拟定官方军事方针;在爆发战争时，它是最高指挥机构。习近平不但是中国共产党2012年以后的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2013年后的国家主席，而且也是中央军委主席。与美国、俄罗斯不同的是，在和平时期，中国的核弹头并没有安装在作好发射准备的导弹上，而是与运载装置分开存放并处于中央军委的监控之下。按照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只有当中国在一场冲突中遭受核武器攻击之后，它们才会被发射(目前尚不清楚，是否会根据所受攻击的不同强度和影响，来决定反击的力度)[56]。
作为对美国最新版本核战略的回应，中国的军方报纸《解放军报》于2018年1月刊出评论文章，认为中国在未来需要更大规模的核武库，文中提到的数字是：应增加100件核武器[57]。这种半官方的表态是否将成为官方的政策，尚待观察。即便中国进行了这样的军备升级，虽说令人遗憾，却也并非异常之事。重要的是，美国专家估计在未来的15年内中国核武器系统将不会在数量上和种类上发生“重大变化”[58]。那种快速增加核武器以与美、俄两国的核武库等量齐观(sprint to parity)的情形，是不会出现的[59]。
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弹道导弹武库，这主要指的是常规近程导弹[60]。与部署于太平洋地区的美军相关的，是非常先进的东风-26(DF-26)中程导弹，它既可以装常规弹头，也可以装核弹头。这种导弹的射程可达4000公里，也就是说可以打到关岛的美军基地[61]。通常，中国有150枚陆基远程和洲际弹道导弹与48枚潜射弹道导弹作为战略运载工具，关于这些下文会有详细讨论。到目前为止，轰炸机在这方面仅扮演次要角色。不过，2017年中国宣布将建造战略轰炸机(据称将装备一枚弹道导弹)[62]。相对于美、俄两国而言，中国到现在为止(暂时)尚未拥有相对强大的陆海空核三位一体的战略威慑体系。这让中国的核三位一体最大的那一部分(即陆基系统)的脆弱性显得更为不容忽视。
重点发展的陆基弹道导弹
陆基弹道导弹得到优先发展，是因为它是技术上最简单且成本最低的核武器运载工具。它构成了中国威慑力量的主要部分。这类导弹藏于地下发射井中，成为敌方首轮打击容易摧毁的目标。因此，运载导弹最好是能够机动部署。通常，这包括用于道路和越野的运载车辆，有时包括轨道运输车辆(机动垂直发射车，transporter erector launcher，简称TEL)。
机动型陆基导弹具有以下特征：
•它的实际发射地点是无法预先判定的，但可以侦察其备战时所在区域。
•用于道路和越野的运载车辆(TELs)比导弹发射井的造价低(朝鲜用的就是改装之后的中国木材运输车辆)[63]。
•运载车辆的厢体不但可以抵御自然环境中的有害影响，还可以抵挡敌方对技术细节的侦察。
中国(以及朝鲜)已经采用了苏联时期的机动部署和发射方法。不过，作为威慑，当时的苏联即使在和平时期也用机动的载弹运输车辆拉着随时可以发射的弹头进行巡逻。与之相反，中国(以及朝鲜)将其运载车辆存放于受防护的地点和宽阔的隧道体系之中，其计划显然是：只有到了出现某个持续发展的冲突时，才部署到附近的发射地点，或是分散到国内其他地方。这种做法背后的理念是：最大限度地增大对手实施清除反击力量打击时失败的可能性(即“先发制人打击的失败率”)[64]。
东风-5甲（DF-5A）、巨浪-2（JL-2）等导弹的射程范围示意图
大约有20枚东风-5甲型(DF-5A)洲际弹道导弹部署在发射井内，用于威慑美国和俄罗斯;其中的10枚据说带有多弹头(MIRV)，它们能使敌方的导弹防御系统不堪重负，从而突破防御系统[65]。2006年引入的由六轴道路机动发射车运载的东风-31型(DF-31)导弹有两个版本：其中东风-31型的射程超过7000公里(CSS 10 Mod 1)，可针对印度、俄罗斯和关岛的目标，另一种东风-31甲型(DF-31A)导弹的射程为11200公里(CSS 10 Mod 2)。这两种导弹弹头的爆炸当量均可达到20万-30万吨[66]。
最新型的第四代洲际弹道导弹(东风-41)的射程达12000公里，可以打到美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中国声称，它可以携带6-10个可机动弹头(MaRV)。从2018年起，该导弹将装备于发射井和移动发射平台之上[67]。
陆基武器系统的脆弱性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陆基核武库的高度脆弱性已经广为人知。那时，人们已经认为即使在反击敌方武器系统方面(核武器还击)，无疑也是美国更为优越。理论上，假使发生冲突，美国可以先发制人地对中国的战略系统进行打击，并解除中国的核武装。中国实施反击的可能性是如此之小，以至于其威慑力已接近于零。
由于美国自身核力量过于领先，反而破坏了自己与其他拥核大国之间稳定的平衡[68]，迄今为止美国政府一直都在努力消除这种不稳定的影响，以形成稳定平衡态势。为实现此目标，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即小布什——译者注]总统决定卸下和平卫士洲际弹道导弹(MX/Peacekeeper-ICBM)上的10个弹头，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则决定卸下所有现存洲际弹道导弹上的多弹头(deMIRVing)[69]。然而，这些措施只能暂时缓和这一领域的局势。比如，北京因其战略核武库的脆弱性和数量上的不足，依旧不能像俄罗斯那样拥有稳固的、对等的报复能力[70]。
由于技术手段(传感器、分辨率、信息采集技术和信息传输技术)的快速发展，今天可变轨机动的陆基导弹已经比以前更容易被发现[71]。而且，过去只有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才具有摧毁对方反击能力的打击能力，因为它能一直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且精确度很高。但这些年来，三叉戟潜射弹道导弹(Trident-SLBM)对掩藏类目标的命中率甚至更高[72]。这又会增添数百个弹头用于核还击[73]，而美国潜在对手的威慑力量的关键部分——不是全部——被削弱。
提升中国核武器生存能力的举措
一般而言，单一措施都难以保证对武器系统的防护，这是因为几乎每一种措施都会以牺牲防护的其他方面为代价：比如说那些核武器储藏点如果经过人工加固，或者显示有大规模的重新修建隧道的活动，就隐藏不住了。中国决策者的出发点会是：其地下武器储藏地点早已被侦察到了[74]，而且这也会威胁到那些机动的导弹发射平台在战时预备发射的空间范围。
想要提升核武器的生存能力并以此增加威慑的可信度，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最简单的方法是对导弹发射井、飞机库和潜艇基地进行人工加固，或利用天然防护。比如，中国的洲际弹道导弹就位于山区的隧道之中。另外两种办法是制造大量弹头和使各类运载系统都处于战备状态以保持冗余度。就中国而言，其广袤的国土及海洋的广度和深度都提供了便捷的天然保护[75]。对中国而言，在潜艇上部署导弹最能符合在遭遇打击时提升生存能力的两条原则——冗余度和多样性。在未来，这种手段也将赋予该国更为可靠的二次打击能力。而提升警戒级别[即反击的敏感度——译者注]这一操作上的解决方案可能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相矛盾。
从理论上讲，双边或多边的军备控制措施能够弥补乃至替代上述单边行动，因为这类措施也能保持战略平衡从而保证共同利益。然而，为了节省成本和遏制军备竞赛而在条约和可验证的条件下放弃武器系统，这类控制军备的措施在目前的情况下还是不现实的。比如，特朗普政府就认为现阶段在军备控制方面采取“进一步行动”是“难以想象的”[76]。即便是奥巴马总统所宣告的在世界消除核武器的长期计划“全球零核倡议”(Global Zero)也难以为继[77]。相反，最新一期的《核态势评估》宣称：美国的核武器不但与中国、俄罗斯相比，甚至与朝鲜相比都居于劣势[78]。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致力于推进武器系统的现代化升级，并且批评之前军备控制条约(《中导条约》)所设下的限制，其理由是这些限制出于不同的原因仅对中国和俄罗斯有利。而且美国的专家们也在怀疑之前的那些对战略武器的限制和削减(《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究竟是否明智[79]。
通常，中国在裁军和军备控制问题上总是先拉出那两个核武器大国，其论点是：这两个核大国必须先裁军，然后中国才会采取相应步骤。因此，为了弥补自身的脆弱性并为能保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中国必须通过相应的军备决定，或者说通过能应对所受威胁的部署方式，来极大地增强自己的二次打击能力。通过把列装在不同机动式运载系统上的核武器部署在广大的空间范围之内，中国满足了这一要求。然而对中国的“党军”(Parteiarmee)而言，部署了导弹的潜艇的技术和操作难度都远高于陆基系统。而且，这还带来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变化。
海基系统的特性和后效
对可靠的二次打击能力(并由此而确保核威慑)而言，海基核武器系统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为了能让大海保护本国的战略武器系统，美国(以及俄罗斯)也为此而投入了比例超大的资金[80]。此外，潜艇更为基本的优势在于执行任务时的灵活性能力，这可以使导弹的发射地点千变万化。
中国海基系统的发展状况
1958年6月，即在其试爆第一颗核武器之前六年，中国就已经决定建造用作核武器运载系统的潜艇。作为光辉的榜样，美国和苏联在几年前才刚刚让自己的核动力潜艇下水——即鹦鹉螺号(USS Nautilus)和列宁共青团员号(Leninsky Komsomol)。当苏联不再为中国的共产党领导层提供技术支持之后，该项目成为事关国家荣誉的工程。毛泽东已经发话，中国要建造核潜艇，哪怕造一万年也要造出来[81]。严峻的经济形势、生产基础设施的匮乏以及政治运动，都导致该工程一再中断。直到1981年中国才有了一艘合适的潜艇，并用之成功试射了一枚巨浪型潜射弹道导弹。这种导弹成为现在处于部署之中的巨浪-2型(CSS-NX 14)潜射弹道导弹的先驱，巨浪-2的射程可达7200公里[82]。
2002年以来，中国已经建造了各种类别的核动力潜艇：除了攻击型潜艇外，还有四艘装备潜射弹道导弹的晋级(094型)潜艇(弹道导弹核潜艇)，每艘可载12枚巨浪-2导弹。这些潜艇驻扎在海南的榆林海军基地。中国还计划建造更多潜艇。据称，094B型潜艇将装备射程达11200公里的巨浪-2A型潜射弹道导弹，因此可以在不脱离南海海军基地保护的情况下打到美国。到21世纪20年代初，中国将装备配有巨浪-3型潜射弹道导弹(同样拥有洲际弹道导弹的射程)的第三代战略核潜艇(096型)[83]。
地图一：中国的“岛链”
(图中外文对应的中文意思是：Chinesisches Flottenkommando——中国的舰队司令部;Chinesische Marineflieger——中国的海军航空兵;US-Marinebasis——美国海军基地;Nordflotte——北海舰队;Ostflotte——东海舰队;Südflotte——南海舰队;Erste Inselkette——第一岛链;Japan Oknawa——日本冲绳;Philippinen——菲律宾;Südchinesisches Meer——南海;Malaysia——马来西亚;Zweite Inselkette——第二岛链;Saipan——塞班;Guam——关岛;Indonesien——印度尼西亚。——译者注)
这样一来，美国所受威胁的情况就发生了很多改变。原先，有约20枚中国的洲际弹道导弹可以打到美国，现在又将加上48枚潜射弹道导弹。而等到全部六艘潜艇加入现役之后，这个数字还会上升，可达到72枚携带核弹头的导弹(而且，这里仅仅计算的是每枚导弹只携带一个弹头的情况，而没有考虑多弹头——多弹头可达8个，这对美国和俄罗斯的潜艇舰队而言是常事)。
根据五角大楼的评价，四艘晋级潜艇代表了“中国首次拥有了可信的海基核威慑”[84]。但若是中国的领导人想让这样的海中威慑变得真正可靠，还面临着一堆混杂在一起的难题。
中国潜艇推进系统的噪音大，这导致敌方容易锁定其位置并猎杀之(反潜作战，Anti-Submarine Warfare，简称ASW)。从中国的第一艘潜艇下水到现在已经50多年了，但中国潜艇的噪音还是跟20世纪70年代的苏联潜艇一样大。所以中国必须进一步发展更为安静的推进器[85]。此外，在反潜能力的竞争方面，与美国的反潜能力相比，中国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什么进步：尤其是中国海军缺乏在“第一岛链”之外协调己方反潜力量的能力[86]。不过，这可能与人为选择的限制线有关，线内是基于地缘战略而形成的第一岛链之内的区域。这一区域包括以朝鲜半岛和日本为限的黄海、包括台湾在内的东海西部以及南海(见地图一)。
中国的战略核潜艇如果想在发生核战争的情况下保持二次打击能力，就必须一直在太平洋或印度洋保持武装巡航状态，但又不能在相对透明的太平洋边缘海域成为敌方海军航空兵容易发现的目标。如果北京选择这个方案，中央军委将不得不把使用核武器的责任授权给舰上的海军军官(估计还包括政治委员)，同时还要在相距遥远的情况下保证通信无碍[87]。由于这类潜艇(美国人叫它们“隆隆”(Boomer))巨大且复杂的推进和武器系统，单单其导航工作就需要经过良好训练的人员持续不断的练习。此外，中国海军对真正战备状态下的长期巡航还没有经验。据估计，中国到目前为止最长的一次潜艇不间断巡航，是在并没有装配战备导弹情况下出航了95天[88]。所以，094型潜艇出航的首要目的是在未来的战略核潜艇承担任务之前检验人员和装备——在未来，战略核潜艇将担负起保证中国在公海(估计会在北极地区和印太作战区域内)拥有可信的海基核威慑的任务。
在面对导弹防御系统时有更大的成功率
中国(及俄罗斯)的领导人在过去的几年中不得不认识到，自身战略武器系统的脆弱性有所上升;美国通过建设弹道导弹防御系统(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简称BMD)，降低了在美国发动袭击时中国实施可信的报复的能力。虽然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并不是能完全抵御进攻性武器的“盾牌”(不但政治上无此意图，而且目前在技术上也办不到)[89]，但此防御系统还是能够在一定条件下显著减少敌方实现报复目的的核武器的数量。如果中国想要保证自己较小的核威慑潜能的可信度，一方面必须保护好自己的导弹武库，另一方面要让自己的导弹有能力突防;对这两个要求，潜艇上的导弹都能满足。
导弹的突防能力既取决于潜艇所处的位置，也取决于其自身的射程。潜艇不但能悄无声息地将武器带到发射地点，而且可以以此绕过美国部署在阿拉斯加的国土防卫系统。此外，潜艇指挥官可以为导弹选择不同的飞行轨迹，从而达到出乎敌方意料的效果，并且通过重新定位技术(retargeting)有效击中目标[90]。潜射弹道导弹的射程决定了相对于目标可供选择的距离范围，而且潜艇可以选择的距离越远，进行发射准备的空间就越大、越安全。若是抵近敌方海岸发射潜射弹道导弹，将有很大可能实现突防，因为留给被攻击一方的反应时间是如此之有限，以至于几乎不可能去锁定目标并让防御系统保持追踪。如果是这样，那么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也已无法再进行成功拦截。只是，潜艇要这样发射导弹，也会增加自身在发射导弹前就被发现和消灭的危险。
朝鲜导弹的威胁，尤其促成了美国在亚太地区反弹道导弹能力的上升。中国特别批评了在韩国部署的美国导弹防御系统。有人怀疑这样的部署并非只因为朝鲜的导弹。中国将这个理由看作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一个可疑的借口，认为该系统能够动摇中国自己的核威慑能力，并进而能威胁到中国的安全。因为，如果美国及其盟友的雷达能够锁定朝鲜导弹的飞行轨迹，那么它们同样能锁定中国从内陆发射的导弹[91]。中国一再对韩国、日本(还有澳大利亚)加入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提出警告[92]。一个一体化的防御系统建设不但会损害中国的核威慑力，而且违背了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因为这会深化美国同盟体系在亚洲的影响力[93]。中国部署在潜艇上的导弹为应对这一挑战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这是因为与从陆地上发射的导弹相比，它们突破防御系统的成功率要大得多。
巨浪-2潜射弹道导弹
脆弱性的下降抑或是“透明的”大洋?
部署在潜艇上的弹道导弹相对于陆基导弹来说有巨大的优势，但也有自己的一些劣势：
——与车载导弹一样，最终的发射地点的确无法预先探知，但只要潜艇已经出航并潜航，那么预备发射的大致区域还是可以侦察到的(只是要更难一些)。
——海中的潜艇远比陆上的车载导弹装备昂贵和复杂。潜艇除了要携带导弹之外，还要在狭小的空间内容纳发射控制系统，以及核动力潜艇(弹道导弹核潜艇)所需的一切支持和辅助设备。
——此外，单单一艘潜艇即可携带多达24枚潜射弹道导弹，这使得战略核潜艇成为具有极高价值的目标，并因此而引来敌方的各种主动和被动的探测手段(探测器、声纳)。
近年来，海洋传感器已经发展得如此之成熟，以至于只要潜艇穿过那些著名的战略性海峡，就很有可能被发现，然后就可以由攻击型潜艇或飞机来进行跟踪。在冷战期间，“GIUK缺口”(GIUK-Lücke，英语：GIUK gap)就是这样一个扮演了关键角色的海峡。它指的是格陵兰岛、冰岛和英国北端之间想象出的一条线。俄国北方舰队的潜艇若想从挪威海域进入大西洋，必须从这里穿过。声纳系统[94]，比如海洋声学波导遥感(Ocean Acoustic Waveguide Remote Sensing，简称OAWRS)系统，虽然不能让大西洋变得透明，但多个这样的自动或遥感系统所建立起的一条覆盖800公里GIUK缺口的链条却可以定位正在通过那里的潜艇[95]。
从中国海岸到第一岛链之间的海域情况也与之类似，对于从那里出发巡航的中国潜艇而言，太平洋内空间和出行线路会被美国、日本(乃至菲律宾)的声纳系统覆盖。从海南出发的潜艇要进入公海，必须要躲过印度-太平洋路线上的探测器，在反潜战中还会撞上力量占优势的美国和日本军队。实际上，中国海军处于声音的和电子的侦察设备全频谱式不间断监视之下[96]。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出现关于“透明的”海洋的讨论，而且20世纪80年代初的美国已经有人担心，新科技将有可能发现战略核潜艇，并且使海基威慑的力量受到威胁(这两者都已被证明不实)[97]。然而，透明这个概念也可能会引起误解，世界上并不存在完全可以透视或完全不可透视的海洋，实际情况是：特定的区域和深度对不同的光波和声波而言有不同的可透视度。一艘潜航的潜艇把自己藏在大海温度、密度和盐度各不相同的水层之中，就仿佛躺在被子下面，而且它潜得越深(但不能超过极限深度)，所获得的保护空间就越大。此外，美国在冷战时期能长期跟踪苏联潜艇而不被发觉，并非全靠技术装备，美军在水下的长期优势同样也是创新性海军行动与战术技巧(和相应训练)的成果。当然，也不能排除探测和跟踪核动力潜艇的技术出现惊人突破的可能性[98]。不过这类情形至今仅在科幻小说中毁灭过美国的潜艇部队[99]。
未来，战略核潜艇还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自动的或遥控的无人潜航器(Underwater Unmanned Vehicles，简称UUV)的威胁。到目前为止，无人潜水机器人已被用于收集重要的海洋学数据，如盐度、水温和声学特征，这些数据在军事上可用于反潜作战。现在的商业水下滑翔机(Unterwassergleiter，UUV的一种)可以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长距离巡航并收集数据。事实上，传感器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对水面上和水面下的探查能力都得到了很大提升。但这并不意味着潜艇已经无处可藏[100]。核动力潜艇的速度和机动性，及其几乎无远弗届的航行范围，使得想要对它实施攻击的无人潜航器同样要具备这些能力。反过来，无人潜航器也不光是侦察和消灭潜艇的工具，这种科技手段同样可以作为扩展的保护潜艇的武器平台。毕竟，可供潜艇隐藏的水域是如此之广，即使用一艘反潜潜艇或单个无人潜航器群也难将之定位[101]。而且无人潜航器还必须与指挥部门保持联系，这是因为人们不大可能把消灭潜艇这种事情设置为系统的自动反应。最后，如果指挥系统因网络攻击或恶意软件而遭到破坏，那么在陆上建造或是在船坞大修的潜艇也会遭遇危险[102]。
从中国潜艇部队的角度看，战时的沟通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如何才能让中央军委里党的领导人的命令可靠地传达到舰上军官的手中，同时又不因此而暴露潜艇?中国的核武器系统，从建造到作战计划，自始至终都处在党的最高层领导的控制和监督之下。这种直接决策的机制曾一度保证了核力量的“稳定发展”。今天，中国的核武库依然处于中央军委的严格控制之下[103]。不过，目前这套为导弹部队设想的和为陆基系统设计的武库，现在在海军的需求之下应该如何实现兼容和协调?而且，现在显然还没有为海南的战略核潜艇列装作战弹头的核武库。而且中国军队也显然(暂时)尚未像美国的程序那样建立以下机制：能在潜艇出航后发给潜艇指挥官相应的命令，并能使他在双钥匙系统(即“允许启动装置”，Permissive Action Link，简称PAL)许可的情况下发射导弹。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发射的决定性命令究竟应该如何发出?为此而进行的通信必须安全可靠，而且这绝不是可以忽略的小事——人们应该想到：美国在冷战时期曾经准备模拟苏军核部队的通信，并在战时实施干预。目前，中国尚未拥有量子加密和防止(黑客)入侵的可靠通信系统来在战时传输发射命令[104]。
中国于2017年1月在南海测试了可以在多远的距离上实现实时水下数据传输，并且据说正在开发一个远至印度洋的水下监测系统[105]。理论上，可以建立一个通信网络，用以在特定水域中操作无人潜航器，并协调其在反潜作战中的行动。而空中无人机所能做的完全且实时的数据传输，对处于水下的无人潜航器而言，现在(恐怕在将来也)不可能在同等程度上和远距离航程中做到。尽管未来电池续航能力的进步将进一步拓展无人潜航器的使用，但物理上的限制依然不会改变。电磁波在水中的低穿透力和声波传输数据的有限性，在目前都阻止了遥控的水下滑翔机在争分夺秒的战斗中成为像战略核潜艇一样的高价值目标或是被用来转递启用核武器的命令。一次针对敌方潜艇的作战行动究竟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或是一次行动命令的执行情况，这样的信息如果含混不清的话，可能会带来致命的后果。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海军都不愿让自己在作战期间遭遇到这样的不确定性。
在潜艇与反潜的角逐之中，只要潜艇依然能利用海洋的宽度和深度，那么还是潜艇占有优势。不过，在现在的条件下，中国潜艇尚不能利用这一优势。因此，只有等到将来，中国才能像美国和俄罗斯一样，拥有可靠的海基核威慑。而作为过渡时期的解决方案，中国采用苏联的堡垒战略。
在南海为中国潜艇建一座“堡垒”
根据日本安全专家的说法，中国将位于两国之间且有争议的钓鱼岛(日方称“尖阁诸岛”)视作为其战略核潜艇所建“堡垒”的北方门户[106]。据说，本是包围中国的象征的第一岛链，要被中国打造成自身潜艇的庇护空间。如上文所述，中国潜艇的噪音很大。在现在的局面下，它们很可能会在战争中成为敌方反潜力量容易得手的猎物。而只要中国潜艇指挥官还想进入太平洋，他们就必须穿过那些被美国海军及其盟军监视的路径[107]。这也就是为什么，一旦开战，公海不可能提供保护，而且北方舰队也不可能在黄海提供防护空间。任务区域覆盖南海、总部设在湛江的南海舰队则恰好相反，负责防护[108]。此外，与南海不同，黄海相对较浅——平均深度只有46米，在潜艇的驾驶者看来这只不过是一片被水淹没的草原[109]。
堡垒战术，与苏联海军在冷战中的行为方式相似。由于他们的推进器噪音很大，红海军同样要尽力对抗美国及其盟友的反潜力量，它们所用的方法是去往鄂霍次克海中由己方空军所控制的保护区(在东北方的堪察加半岛和西南方的库页岛之间[110])。鄂霍次克海的平均深度为971米，是潜艇活动的理想环境。若是苏联潜艇想要离开太平洋边缘海域，它们与今天的中国潜艇一样会受到更大的威胁，因为千岛群岛区域是美国和日本反潜力量的猎场[111]。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也出现了关于“透明的海洋”和关于建立可以隐蔽潜艇的保护区域的讨论。这样的庇护所要么在公海，要么位于美国领海和海岸带，要么通过第三国建立。不过，早在当时，建立这样的专属海域就已经引起了法律上的疑虑(同时也因军备控制政策而难以实施)[112]。
对中国而言，南海提供了有效的保护。作为西太平洋的一部分，这个世界上最大且最深的边缘海域北面和西面是亚洲大陆边缘(中国和越南)，南面被马来半岛和婆罗洲围住。东面的菲律宾岛链将南海与太平洋分隔开。尽管占其全部面积一半左右的大陆架部分的深度还不到200米，但其海底中央平原的平均深度却有4100米，而且位于其南部马尼拉海沟(Manila-Graben)的最深处深度在5000米以上。位于台湾岛与吕宋岛之间宽380公里、深2600米的吕宋海峡连接着南海与太平洋。
在位于海南岛三亚市东南的榆林海军基地潜艇掩体中，已经部署了第一艘094型晋级战略核潜艇。在未来，入驻的晋级潜艇将共达4艘[113]。可装备巨浪-3型潜射弹道导弹的下一代潜艇应该会在本世纪20年代初下水，也首先会到这里来寻求保护。巨浪-2A型潜射弹道导弹更大的射程，能够让094B型潜艇即使在此区域内也可以攻击美国的目标。正因为如此，中国才对靠近中国所称前哨地带和此区域中航道进行勘察航行的美国船只做出了格外紧张的反应。比如，2016年12月，中国海军就在黄岩岛(Scarborough-Riff)附近扣押了美国海军船鲍迪奇号(Bowditch)的一个用来收集海洋学数据的无人潜航器。总之，中国就是想确保该区域之中的海基核威慑[114]。
根据中国自己的说法，它们在2017年1月已经建成了一个位于西太平洋的水下通信网络，该网络的传感器能在水下超过400米深通过太阳能驱动的浮标将数据传输至卫星[115]。此外，据称将来其卫星会对这片海域及其船只往来情况进行“全面且不间断的监控”，目的是为“中国管理和控制南海”提供“有效的信息”[116]。由此即可使中国前哨的能力更加完备，使之能利用传感器和效应器影响敌方飞机和舰船，并使巡航之中的潜艇得到保护。
地图二：中国在南海的主张区域
来源：Can&Able。
(图中外文的中文意思是：Ausschließliche Wirtschaftszonen der Anrainerstaaten nach internationalem Seerecht——邻国根据国际海洋法拥有的专属经济区;"Neun-Striche-Linie" der VR China——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九段线”;Maßstab——比例尺;Millionen——百万;Kilometer——公里;Hanoi——河内;Haiphong——海防;Golf von Tonking——北部湾;Pratas-Inseln——东沙群岛;Luzon-Straße——吕宋海峡;Paracel-Inseln——西沙群岛;Scarborough-Riff——黄岩岛;Luzon——吕宋;Philippinen——菲律宾;Manila——马尼拉;Thailand——泰国;Laos——老挝;Kambodscha——柬埔寨;Phnom Penh——金边;Südchinesisches Meer——南海;Vietnam——越南;Con Son——昆山岛;Spratly-Inseln——南沙群岛;Sulu-See——苏禄海;Malaysia——马来西亚;Kudat——古达;Bandar Seri Begawan——斯里巴加湾市;Brunei——文莱;Singapur——新加坡;Indonesien——印度尼西亚;Kuching——古晋。——译者注)
如果中国将菲律宾近前的黄岩岛也转化为中国的前哨，那么未来中国对这片太平洋近海的控制力就会更强。这片中国根据其“九段线”而主张的海域距离菲律宾的主岛吕宋岛约250公里(位于海南岛东南方850公里处，见地图二)。此外，中国还主张对86%的南海拥有主权——这与国际法以及海牙仲裁庭的裁决相反[117]。同时，中国近期对南沙群岛(Spratly-Inseln)的经营，已使之达到了足以被称为“岛屿要塞”的程度[118]。作为中国对南海宣示主权的一个特别明显的标志，军事基础设施工程会持续推进。最后，习主席把原先的这些礁石、沙洲改建上的进展看作是自己第一任期内的一项重要成就[119]。有人据此预测，在下一个十年里，中国将实现对西太平洋航空、航海线路的全面控制[120]。
然而，将战略核潜艇部署于南海仅是过渡性措施，因为目前中国潜艇的噪音还太大，以至于不能通过在公海中获得自主保护来体现出可信的核威慑。仅从民族尊严和继承毛泽东遗志的角度考虑，未来的中国也追求像美国和俄罗斯一样派战略核潜艇去公海中巡航。鉴于近些年中取得的显著进步，实现它只是时间问题。
海基核威慑的后果
像美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在开发其核武器潜能时，一直都注意要在己方处于不利条件的情况下确保一部分作战手段具有很高的生存能力。甚至在一场不太可能发生但并非不可想象的旨在消灭反击能力的核突袭中，战略核潜艇被认为能确保可靠的实施报复的能力。相对于脆弱的陆基核系统而言，一种具有生存能力的海基二次打击能力，能让中国有更大的可能在面临美国或其他大国的军事干涉时成功地进行威慑。中国政府的这种考虑，首先与爆发一场新的台海冲突相关，甚至在某种情况下相关于和日本的冲突[121]。只要中国的潜艇和海军基础设施能继续发展并且适应实施军事行动的各种条件，同时中国领导人无意更改政策，那么一种可靠的海基核威慑就能让中国在未来继续保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一政策。
从中方视角看，在边缘海域构筑保护区域的设想有很多优点。这一过渡手段通过创建一个保护区域而能在不过分投入额外资源的情况下弥补中国潜艇目前在技术上的缺陷。不过，这又使得中国对南海大片海域的富有争议性的所有权主张变得更加具有刺激性。事实上，建设这样一个“堡垒”，就相当于建立一个排他性的势力范围[122]。如果中国军队所占据的各前哨在未来能被用来实施一种拒止战略(反介入/区域拒止，英文是Anti-Access/Area Denial，简称A2/AD)，那么合乎逻辑的后果只会是：中国政府将会在某区域内宣布进行更严格的空域监控。很难设想美国和其他亚洲邻国会容忍这种情况。但如果中国意欲拥有永久的二次打击能力，并没有什么其他选择。因此，亚太地区的紧张局面势必加剧。
但仅联系这两个事实(中国潜射弹道导弹的生存能力和突防能力有所提升)就去推断中国的战略核潜艇将会在未来为该国提供推行更冒险的外交政策的平台，或是甚至会使中国政府有发动核战争的能力——这种推断就实在是太草率了。理论上，强大的二次打击能力会使得中国领导人在政治危机中或是军事-民事之间的灰色领域里承担更高的风险(这种现象与所谓的“稳定-不稳定悖论”相对应，所指的是：一种更稳定的核结构会带来更大的不稳定性)[123]。但若是观察得更细致一些，就会发现这充其量只是一种很久以后才出现的理论上的可能性，之前还有许多实践中的困难需要解决(其中的一些，比如中国潜艇行驶中的高噪音问题或卫星通信的缺失，都不是小事情)。
与莫斯科不同，北京较少地从军事乃至核战略的角度去定义自己与华盛顿的关系，而是从政治权力最大化的标准去衡量。同时，中国并不像过去的苏联或今日弗拉基米尔•普京统治的俄罗斯那样关心取得与美国的对等地位。中国想要上升为世界一流强国。打比方来说的话，这需要的并不是“战术上的”优势，而是就中美之间相互依存关系而言的战略上的稳定性[124]。
朝鲜问题清楚地表明，美国和中国应该同样有兴趣制止地区性冲突。与美国一样，中国需要具备应对危机的指挥、控制和通信装备，以便在发生冲突时保持威慑并防止升级[125]。只有这样，中国政府才能一直保持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
在常规武器和核武器资源不断增长且变得多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核现代化正在给亚洲带来长期压力，此外也给美国在欧洲延伸其核威慑增添了压力。一旦中国拥有了强大且具有生存能力的海基二次打击能力，那么美国是否还能够且愿意，在一次地区性冲突中为了保卫其盟友而令人信服地发出使用核武器的威胁，就是一件成问题的事情了：美国政府真的会为了报复中国对台湾[地区——译者注]或东京的攻击，而拿西雅图或洛杉矶的安全去冒险吗?若要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美国的其他盟友必须自问，在网络和信息空间、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的多层面的变化之下，怎样才能在未来在与美国的同盟中保持一种可信的、以核武器为支撑的威慑。
注释
* 原文是“strategische Unterseeboote”(战略潜艇)，由于起战略威慑作用的潜艇几乎都是核潜艇，所以依照中文的习惯用法译作“战略核潜艇”(下同)——译者注。
[1] Henry A. Kissinger, Kernwaffen und Auswärtige Politik, München: Oldenbourg Verlag, 1974, S. 81.[S.表示页码，下同。——译者注]
[2] 参见：Robert Jervis, The Meaning of the Nuclear Revolution: Statecraft and the Prospect of Armagedd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Elbridge A. Colby, „Defining Strategic Stability: Reconciling Stability and Deterrence“, 载于Elbridge A. Colby/Michael S. Gerson, Strategic Stability: Contending Interpretations, Carlisle,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U.S. Army War College Press, February 2013, S. 47–83.
[3] 一种摆脱这种军备竞赛螺旋的出路，与“末日兵器”(Weltvernichtungsmaschine;英语：doomsday device)的想法相关，参见：Graham Allison, „Is Nuclear War Inevitable?“, 载于New York Times, 28.12.2017; Daniel Ellsberg, The Doomsday Machine. Confessions of a Nuclear War Planner, London/New York: Bloomsbury 2017.
[4] 跟美国、俄罗斯一样，中国也对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感兴趣，并已进行了多轮试验。
[5] 由于一方的核还击能力，核战争是否有可能被限制和可管理?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在20世纪80年代极为激烈。在当今的各项条件下对这一问题的新讨论，见Keir A. Lieber/Daryl G. Press, „The New Era of Counterforce.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the Future of Nuclear Deterrence“, 载于International Security, 41 (2017年春季号) 4, S. 9–49。
[6] 中国舰队拥有舰船和潜艇300余艘，在数量上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参见：Ronald O’Rourke, China Naval Modern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U.S. Navy Capabilities – 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CRS), 25.4.2018 (RL33153), S. 63–66.
[7] “China and Russia want to shape a world antithetical to U.S. values and interests. China seeks to displace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December 2017, S. 25; 参见：Timothy R. Heath, „China’s Endgame: The Path Toward Global Leadership“, Lawfare, 5.1.2018,
[8] 据称，“海空战斗理念”(Air-Sea Battle Concept)将会让美国保持全球霸权和在东亚的领先地位。关于危机的自我激化，参见：Michael Paul, Kriegsgefahr im Pazifik? Die maritime Bedeutung der sino-amerikanischen Rivalität, Baden-Baden: Nomos, 2017, S. 163–173.《核态势评估》对这一点说得很明确：„Direct military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have the potential for nuclear escalation“,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oD), Nuclear Posture Review,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February 2018, S. 32.
[9] “We must convince adversaries that we can and will defeat them – not just punish them if they attack the United States. We must ensure the ability to deter potential enemies by denial, convincing them that they cannot accomplish objectives through the use of force or other forms of aggression“,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见注释7], S. 28.
[10] 参见：Peter Rudolf, US-Geopolitik und nukleare Abschreckung in der Ära neuer Großmachtrivalitäten, Berlin: 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Mai 2018 (SWP-Studie 6/2018).
[11] Li Bin,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U.S. Nuclear Thinking and Their Origins“, 载于Li Bin/Zhao Tong (编著), Understanding Chinese Nuclear Thinking,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6, S. 3.
[12] 美国估计，未来30年用于核三位一体(Triade)系统现代化升级的费用将超过一万亿美元，参见：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CBO), Approaches for Managing the Costs of U.S. Nuclear Forces, 2017 to 2046, Washington, D.C.: CBO, October 2017. [在核武器领域内，三位一体指一个国家同时拥有陆上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战略轰炸机三种核武器打击方式的能力。当一个国家拥有三位一体的核武器打击能力的时候，等同于拥有全面性的核武器威慑能力。——译者注(转引自维基百科相关词条)]
[13] 根据列宁主义原则，就理想而言，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信仰宣示对于战争的结果至关重要。
[14] 参见：Sun Xiangli, „The Development of Nuclear Weapons in China“, 载于Li Bin/Zhao Tong (编著), Understanding Chinese Nuclear Thinking [见注释11], S. 79–82.
[15] Shu Guang Zhang, „Between ›Paper‹ and ›Real Tigers‹: Mao’s View of Nuclear Weapons“, 载于John Lewis Gaddis/ Philip H. Gordon/Ernest R. May/Jonathan Rosenberg, Cold War Statesmen Confront the Bomb. Nuclear Diplomacy since 194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S. 212.
[16] Zhang, „Between ›Paper‹ and ›Real Tigers‹“[见注释15], S. 212f. 参见：Eric Heginbotham et al., China’s Evolving Nuclear Deterrent: Major Drivers and Issu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Santa Monica: RAND, 2017, S. 19–21; You Ji, „China’s Nuclear Doctrine, Its Strategic Naval Power and Anti-Missile Defence Initiatives“, 载于Lawrence W. Prabhakar/Joshua H. Ho/Sam Bateman (编著), The Evolving Maritim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Asia-Pacific. Maritime Doctrines and Nuclear Weapons at Sea, Singapore 2006, S. 168.
[17] Richard D. Fisher,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on Nuclear Weapons, Missiles and Space Warfare, Alexandria, VA: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and Strategy Center, 3.11.2014.
[18] 参见：Hans M. Kristensen/Robert S. Norris, „Chinese Nuclear Forces, 2016“, 载于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72 (2016) 4, S. 205; Heginbotham et al., China’s Evolving Nuclear Deterrent [见注释16], S. 107.
[19]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ull Text: China’s Military Strategy“, 载于Xinhua, 26.5.2015,
[20] 同上，并参见：Committee on the U.S.-Chinese Glossary of Nuclear Security Terms, English–Chinese, Chinese–English Nuclear Security Glossary, Washington, D.C., 2008, S. 64f.
[21] 参见：Nan Li, „China’s Evolving Nuclear Strategy: Will China Drop ›No First Use‹?“, 载于China Brief, 18 (12.1.2018) 1, S. 8; Liping Xia, „China’s Nuclear Doctrine: Debates and Evolution“, 载于Regional Insight,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30.6.2017.
[22] 参见：Sun, „The Development of Nuclear Weapons in China“ [见注释14], S. 95–99.
[23] “Nuclear strategy has remained constant because it is the one area of China’s defense policy that the CCP has never delegated to top military officers“, M. Taylor Fravel, „Shifts in Warfare and Party Unity: Explaining China’s Changes in Military Strategy“, 载于International Security, 42 (Winter 2017/ 2018) 3, S. 39.
[24] 1953年5月艾森豪威尔政府决定：如果在朝鲜的停战谈判破裂，将考虑使用核武器。但没有证据表明，中方曾被告知这一决定。还有一些人论证说，美国的官方代表曾经进行过暗示，但却没有明白地讲出来，参见：Jeffrey Lewis, Paper Tigers. China’s Nuclear Posture,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IISS), 2014, S. 38; Heginbotham et al., China’s Evolving Nuclear Deterrent [见注释16], S. 16.
[25] 原先人们假设全面战争表现出的是一种“绝望的行动”，人只有在国家存亡关头才会下此决心;而基辛格已经相信，“发动一场全面战争以保护美国免遭突然袭击的能力”是有效的，见Kissinger, Kernwaffen und AuswärtigePolitik [见注释1], S. 107.
[26] 参见：Xu Weidi, „China’s Security Environment and the Role of Nuclear Weapons“, 载于Li Bin/Zhao Tong (编著), Understanding Chinese Nuclear Thinking [见注释11], S. 40f.
[27]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声明(„never at any time or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be the first to use nuclear weapons“)自当天起就生效;参见：Pan Zhenqiang, „China’s No First Use of Nuclear Weapons“, 载于Li Bin/Zhao Tong (编著), Understanding Chinese Nuclear Thinking [见注释11], S. 51–77.
[28] 最初，决定性的原因是中国想努力减轻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这种压力源自1963年生效的关于禁止在大气层中进行核试验的莫斯科条约。如果真的依照此条约行事，自己进行这些核试验是根本不可能的，参见：Lewis, Paper Tigers, [见注释24], S. 20–23.
[29] 这体现在放弃发展可能会在核战争中“使用”的中子弹一事的决定上，参见：Sun, „The Development of Nuclear Weapons in China“ [见注释14], S. 84.
[30] “If both sides have weapons that need not go first to avoid their own destruction, so that neither side can gain great advantage in jumping the gun and each is aware that the other cannot, it will be a good deal harder to get a war started. Both sides can afford the rule: When in doubt, wait“, Thomas C. Sc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S. 246.
[31] 参见：Ashton B. Carter, „Sources of Error and Uncertainty“, 载于Ashton B. Carter/John D. Steinbruner/Charles A. Zraket (编著), Managing Nuclear Operation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1987, S. 618, 以及Peter Hayes, Nuclear Command-and-Control in the Millennials Era, Berkeley, CA: Nautilus Institute, 17.2.2015 (NAPSNet Special Reports).
[32] 美国和俄罗斯各有约900件核武器出于高等级战备状态;其准确数字属于机密，参见：Hans M. Kristensen/Matthew McKinzie, Reducing Alert Rates of Nuclear Weapons, Genf: United Nations Institute for Disarmament Research, 2012.
[33] 参见：David C. Gompert/Astrid Cevallos/Cristina L. Garafola, War with China: Thinking through the Unthinkable,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16, S. 29f.
[34] 参见：Pan, „China’s No First Use of Nuclear Weapons“ [见注释27], S. 70f; Li, „China’s Evolving Nuclear Strategy“ [见注释21], S. 10.
[35] Gregory Kulacki, China’s Military Calls for Putting Its Nuclear Forces on Alert, Cambridge, MA: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January 2016, S. 4.
[36]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PRC), „ China’s Military Strategy „ [见注释19].
[37] Kulacki, China’s Military Calls for Putting Its Nuclear Forces on Alert [见注释35]; 参见：Tong Zhao, „Strategic Warning and China’s Nuclear Posture“, 载于The Diplomat, 28.5.2017.
[38] 参见：DoD,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7 [后文称为China 2017],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OSD), 2017, S. 60; Kristensen/Norris, „Chinese Nuclear Forces, 2016“ [见注释18], S. 205.
[39] 参见Fan Jishe, China’s Nuclear Policy: Change and Continuity, Seoul: Asia-Pacific Leadership Network, 22.11.2016 (Policy Brief 23);另见DoD,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8, Washington, D.C.: OSD, 2018, S. 77.
[40] 特意身着军服的习主席在2017年10月的一次演讲中说：“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他的这番话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引自KeithBradsher, „As China Puts Pressure on Taiwan, Signs of a U.S. Pushback“, 载于New York Times, 22.2.2018.
[41] DoD, Nuclear Posture Review [见注释8], S. 8.
[42] Ronald O’Rourke, Navy Columbia (SSBN-826) Class Ballistic Missile Submarine Program: 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Washington, D.C.: CRS, 13.3.2018, S. 7. 参见：Wolfgang Richter, Erneuerung der nuklearen Abschreckung. Die USA wollen nukleare Einsatzoptionen und globale Eskalationsdominanz stärken, Berlin: 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März 2018 (SWP-Aktuell 15/2018).
[43] Colby, „Defining Strategic Stability“ [见注释2], S. 63f. 参见：DoD, Nuclear Posture Review [见注释8], S. 53f; Frank Miller, „Addressing Fears About the Nuclear Posture Review and Limited Nuclear Use“, War on the Rocks (online), 28.2.2018,
[44] 次战略巡航导弹同样也能产生战略影响，因为亚洲或欧洲沿海地区的陆上战略目标都在其射程之内。潜射巡航导弹不但增大了核攻击行动的灵活性，而且扩展了核攻击与常规武器攻击之间的灰色地带，参见：Richter, Erneuerung der nuklearen Abschreckung [见注释42], S. 3.
[45] “The accuracy revolution has rendered low-casualty counterforce attacks plausible for the first time“, Lieber/ Press, „The New Era of Counterforce“ [见注释5], S. 27和S. 30, 以及DoD, Nuclear Posture Review [见注释8], S. 23, 和Amy F. Woolf, „New Nuclear Warheads: Legislative Provisions“, 载于CRS Insights, 5.2.2018.
[46] 像美国一样，俄罗斯的核三位一体体系中的海基平台在未来将由14艘潜艇组成，其中有六艘德尔塔4级(Delta IV)核潜艇和八艘北风之神级(Borei-Klasse)核潜艇。这些潜艇将由北方舰队和太平洋舰队均分。它们会有12艘保持值班状态，另外两艘大修或进行现代化升级，参见：Dmitry Gorenburg, Russia’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Plans: 2018–2027, Washington, D.C.: Program on New Approaches to Research and Security in Eurasia (PONARS Eurasia), November 2017 (PONARS Eurasia Policy Memo No. 495), S. 2.
[47] 参见：Bill Gertz, „Chinese Military Joining Russians for Nuclear War Games“, Washington Free Beacon, (online), 24.8.2018,
[48] Susan Shirk, „One-Sided Rivalry: China’s Perceptions and Policies toward India“, 载于Francine Frankel/Harry Harding (编著), The India China Relationship: What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Know, Princeton, NJ: Woodrow Wilson Center, 2004, S. 75–100; 参见：Ananya Chatterjee, „India-China-United States: The Post-Cold War Evolution of a Strategic Triangle“, 载于Political Perspectives, 5 (2011) 3, S. 74–95; Gaurav Kampani/Bharath Gopalaswamy, Asia in the „Second Nuclear Age“, Washington, D.C.: Atlantic Council, November 2017, S. 5.
[49] Andrew Small, The China-Pakistan Axis. Asia’s New Geopolitics, London: Hurst, 2015.
[50] “China is committed to deepening its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of coordination with Russia and establishing a closer partnership with India“, The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s Policies on Asia-Pacific Security Cooperatio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January 2017, S. 4.
[51] 此外，其海军在2018年1月还收到了已订购的六艘鲉鱼级攻击型潜艇(Scorpène-Angriffsunterseebooten)中的第三艘。
[52] 根据印度的长期规划，该国将建造多达五艘潜艇，参见：Brendan Thomas-Noone/Rory Medcalf, Nuclear-armed Submarines in Indo-Pacific Asia: Stabiliser or Menace?, Sidney: Lowy Institute, September 2015, S. 7.
[53] 参见：Heginbotham et al., China’s Evolving Nuclear Deterrent [见注释16], S. 78–86; Gaurav Kampani, China-India Nuclear Rivalry in the „Second Nuclear Age“, Oslo: Institutt for forsvarsstudier (IFS), 2014 (IFS Insights 3/2014), S. 12.
[54] Shannon N. Kile/Hans M. Kristensen, Trends in World Nuclear Forces, 2017, Stockholm: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July 2017 (SIPRI Fact Sheet), S. 5; Kristensen/Norris, „Chinese Nuclear Forces, 2016“ [见注释18], S. 205.
[55] 参见：Phillip A. Karber,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China’s Underground Great Wall, 26.9.2011,
[56] 参见：Heginbotham et al., China’s Evolving Nuclear Deterrent [见注释16], S. 103f: Paul, Kriegsgefahr im Pazifik [见注释8], S. 76–81.
[57] Minnie Chan, „China Needs More Nuclear Warheads to Deter US Threat, Military Says“, 载于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30.1.2018.
[58] Heginbotham et al., China’s Evolving Nuclear Deterrent [见注释16], S. 46.
[59] 参见：Hui Zhang, „China’s Nuclear Modernization: Assuring a Second-strike Capability“, 载于Nonproliferation Review, 24 (June–July 2017) 3–4, S. 215–218.
[60] 近程导弹的射程在1000公里以内，中程导弹(Medium-Range Ballistic Missiles，简称MRBM)的射程在1000到3000公里之间，远程弹道导弹(Intermediate-Range Ballistic Missiles，简称IRBM)的射程在3000到5500公里之间，洲际导弹(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简称ICBM)的射程在5500公里以上。
[61] “China Says Advanced DF-26 Missile Deployed But“, Associated Press, 26.4.2018.
[62] 参见：DoD, China 2017 [见注释38], S. 31; DoD, Nuclear Posture Review [见注释8], S. 11; Kristensen/Norris, „Chinese Nuclear Forces, 2016“ [见注释18], S. 206–210; Elsa B. Kania, „China’s Strategic Arsenals in a New Era“, 载于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20.4.2018.
[63] James Pearson/Jack Kim, „North Korea Appeared to Use China Truck in Its First Claimed ICBM Test“, Reuters, 4.7.2017.
[64] 参见：Wu Riqiang, „Certainty of Uncertainty: Nuclear Strate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载于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36 (2013) 4, S. 579–614 (586f); Sun, „The Development of Nuclear Weapons in China“ [见注释14], S. 88.
[65] 到目前为止，东风-5型导弹已经装备了三个重返大气层载具(“多目标重返大气层载具”，multiple independently targetable re-entry vehicle，简称MIRV)。而东风-5型导弹的另一个版本(DF-5C)在2017年完成了携带十个重返大气层载具的试验。参见：Bill Gertz, „China Tests Missile with 10 Warheads“, Washington Free Beacon (online), 31.1.2017,
[66] Hans M. Kristensen/Roger S. Norris, „Chinese Nuclear Forces, 2013“, 载于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69 (2013) 6, S. 79–82; „Parade’s End. The Real Purpose of a Rare Military Display Was to Show Who Is in Charge“, 载于The Economist, 5.9.2015.
[67] Sun Wenyu, „China’s Latest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Expected to Be Deployed Next Year“, People’s Daily Online, 28.11.2017,
[68] 正如Schelling 所言：„[t]he balance is stable only when neither, in striking first, can destroy the other’s ability to strike back“, Thomas C.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S. 232; 参见：Thomas C. Schelling/Morton H. Halperin, Strategy and Arms Control, Washington, D.C.: Pergamon-Brassey’s Classic, 1985, S. 50f.
[69] 参见：DoD, Nuclear Posture Review Report, Washington, D.C., April 2010, S. 23.
[70] 参见：Taylor Fravel/Evan Medeiros, „China’s Search for Assured Retaliation: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Nuclear Strategy and Force Structure“, 载于International Security, 35 (2010) 2, S. 48–87.
[71] 参见：Lieber/Press, „The New Era of Counterforce“ [见注释5], S. 32–35.
[72] 1985年，一枚民兵洲际导弹(Minuteman-ICBM)有54%的概率摧毁一个加固后的导弹发射井;2017年，这个概率上升到了74%。这段时间内，三叉戟潜射弹道导弹击毁发射井的成功率被从9%提升到了80%。Lieber/Press, „The New Era of Counterforce“ [见注释5], S. 21; 参见：Hans M. Kristensen/Matthew McKinzie/ Theodore A. Postol, „How US Nuclear Force Modernization Is Undermining Strategic Stability: The Burst-height Compensating Super-fuze“, 载于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1.3.2017.
[73] 一枚潜射弹道导弹携带多达八个多目标重返大气层载具的弹头，一艘俄亥俄级(Ohio-Klasse)三叉戟潜艇可携带多达24枚潜射弹道导弹(而根据美、俄之间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这种潜艇可带的潜射弹道导弹最多是20枚)。参见：Amy F. Woolf, U.S. Strategic Nuclear Forces: Background, Developments, and Issues, Washington, D.C.: CRS, 6.3.2018 (RL33640), S. 20–23.
[74] 参见：Li Bin, „Tracking Chinese Strategic Mobile Missiles“, 载于Science and Global Security, 15 (2007) 1, S. 5, 8; Lieber/Press, „The New Era of Counterforce“ [见注释5], S. 17.
[75] 第四个方法，是通过空防和导弹防御系统实现积极防护。
[76] DoD, Nuclear Posture Review [见注释8], S. 73.
[77] 同上，S. 16; 参见：Michael Paul, Atomare Abrüstung. Probleme, Prozesse und Perspektiven, Bonn: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2012.
[78] 同上，S. 8. 参见：Glenn Kessler, „A Pentagon Chart Misleadingly Suggests the U.S. Is Falling Behind in a Nuclear Arms Race“, 载于Washington Post, 12.2.2018. [鉴于这一说法过于耸人听闻，译者查看了美国政府2018年《核态势评估》第8页的原文。这一页上的主要内容是一幅图表，列出了自2010年以来俄罗斯、中国、朝鲜和美国四个国家正在研制和已经制成的陆基、海基和空射核武器。在这张表上，其他三国都有不少项目，而美国仅有一个F-35A项目。译者认为，以此数据说2010年后美国核武器的创新研发有些滞后或许可以(当然这也值得商榷，这显然是因为美国的核力量早已远远领先于潜在对手)，但据此推断美国的核武器全面落后则完全不能让人信服(《核态势评估》上也无此表示)，因为朝鲜的那些“新武器”无疑是不能跟美国的现有核武器相提并论的。——译者注]
[79] 参见：Paul McLeary, „PACOM Harris: U.S. Needs to Develop Hypersonic Weapons, Criticizes ›Self-Limiting‹ Missile Treaties“, 载于U.S. Naval Institute News, 14.2.2018; Lieber/Press, „The New Era of Counterforce“ [见注释5], S. 49.
[80] 迄今为止，在建造和维护方面，战略核潜艇是最昂贵的武器系统。例如，在2017-2046年期间美国计划用于战略核力量三位一体现代化升级的1.2万亿美元中，海基系统要花去3130亿美元，而花在洲际弹道导弹上的是1490亿美元，花在轰炸机上的是2660亿美元。此外，1840亿美元来为过时的指挥、控制和预警系统(NC3)进行现代化升级。CBO, Approaches for Managing the Costs of U.S. Nuclear Forces, 2017 to 2046 [见注释12], S. 2, 34.
[81] 参见：Tong Zhao, China’s Sea-Based Nuclear Deterrent, Beijing: Carnegie-Tsinghua Center for Global Policy, 30.6.2016 (Regional Insight).
[82] 参见：DoD, China 2017 [见注释38], S. 60; Sun, „The Development of Nuclear Weapons in China“ [见注释14], S. 86.
[83] 巨浪-2是一种以东风-31为基础的导弹。它还有一个衍生版本巨浪-2A，射程可达11200公里，参见：DoD, China 2017 [见注释38], S. 24; Jeffrey Lin/P. W. Singer, „China’s New Missile Submarine Could Change Its Prospects in Nuclear War“, 载于Popular Science, 10.1.2017; Thomas-Noone/Medcalf, Nuclear-armed Submarines in Indo-Pacific Asia [见注释52], S. 6; Wu Riqiang, „Survivability of China’s Sea-Based Nuclear Forces“, 载于Science & Global Security, 19 (2011) 2, S. 91–120 (105).
[84] DoD, China 2017 [见注释38], S. 24.
[85] 参见：Wu, „Survivability of China’s Sea-Based Nuclear Forces“ [见注释83], S. 96–98; Lieber/Press, „The New Era of Counterforce“ [见注释5], S. 47.
[86] “The PLA is making gradual progress in the undersea domain […] but continues to lack a robust deep-water ASW capability. It is unclear whether the PLA can collect accurate targeting information and pass it to launch platforms in time for successful strikes in sea areas beyond the first island chain“, DoD, China 2017 [见注释38], S. 50; 参见：Paul, Kriegsgefahr im Pazifik [见注释8], S. 64.
[87] 关于这些问题，下面这篇文章依然是一篇非常出色的说明：Ashton B. Carter,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and Vulnerabilities“, 载于Carter/ Steinbruner/Zraket (编著), Managing Nuclear Operations [见注释31], S. 217–281.
[88] 参见：Bill Gertz, „Chinese Defense Ministry Confirms Rail-Mobile ICBM Test“, Washington Free Beacon (online), 31.12.2015,
[89] 美国的前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2010年在关于是否批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辩论中曾说过：„And so, in dealing with the major powers, China and Russia, we must be careful, I think, not to convey to them that we are threatening their retaliatory capability. [...] It’s not because we would not like to have an impenetrable defense, as President Reagan had hoped for. It’s just beyond our capability. They can always beat us with the offensive capabilities“, U.S. Senate, The New START Treaty: 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29.4.2010 (S. HRG. 111-738), S. 25.
[90] 参见：Lieber/Press, „The New Era of Counterforce“ [见注释5], S. 23f.
[91] “›S. 23f._Ref515008702 \h \* MERGEFORMAT sia e-defense-’re either blocking North Korea and China or you’re not blocking either of them and China or s/Julian E. Barnes, „U.S. Plans New Asia Missile Defenses“, 载于Wall Street Journal, 23.8.2012.
[92] 朝鲜可以继续用弹道导弹威胁其邻国(乃至美国)，日本特别需要为自己的安全担忧，参见：Damien Sharkov, „North Korea Attack Threat ›Has Not Changed‹, Says Japan as It Boosts Missile Defenses“, 载于Newsweek, 28.6.2018.
[93] 在有关萨德(THAAD)的争论中，韩国总统文在寅同意不再部署新的发射装备，并且不会加入有美国和日本参加的三方同盟，参见：Jane Perlez/Mark Landler/Choe Sang-Hun, „China Blinks on South Korea, Making Nice after a Year of Hostilities“, 载于New York Times, 1.11.2017.
[94] 声纳技术是一种通过发出的声波脉冲在空间和水下定位物体的方法。
[95] 参见：Sebastian Brixey-Williams, Will the Atlantic Become Transparent?, London: British Pugwash, November 2016, S. 3,
[96] 参见：Desmond Ball/Richard Tanter, The Tools of Owatatsumi: Japan’s Ocean Surveillance and Coastal Defence Capabilities, Canberra: ANU Press, 2015; Sarah Kirchberger, Assessing China’s Naval Powe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conomic Constraints, and Strategic Implications, Berlin/Heidelberg: Springer-Verlag, 2015, S. 46f.
[97] 参见：Kosta Tsipis/Anne H. Cahn/Bernard T. Feld (编著), The Future of the Sea-Based Deterrent, Boston: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73; Richard L. Garwin, „Will Strategic Submarines Be Vulnerable?“, 载于International Security, 8 (Herbst 1983) 2, S. 52–67.
[98] “Emerging technologies present a serious challenge in that they may empower development of potent rival undersea forces and erode the stealth of U.S. submarines. But they also provide the United States an opportunity to again be the ›first mover‹ (e.g., as with passive sonar) and establish a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next chapter of the undersea competition. America could leverage enduring advantages such as its geography, R&D base, military culture, and operational competence to exploit new ways and means of conducting undersea warfare more rapidly than its competitors“, Bryan Clark, The Emerging Era in Undersea Warfare,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CSBA), S. 18.
[99] Peter Warren Singer/August Cole, Ghost Fleet. A Novel of the Next World War, Boston/New York: Eamon Dolan Book, 2015.
[100] “The oceans are becoming a ›sensor rich‹ environment full of drones, with eyes and ears everywhere. This will leave no hiding place for submarines“, David Hambling, The Inescapable Net. Unmanned Systems in Anti-Submarine Warfare, London: Basic, March 2016 (Parliamentary Briefings on Trident Renewal Briefing No. 1), S. 1; 参见：Tim Gallaudet, „U.S. Navy Ocean Gliders: Unmanned Underwater Vehicles that Are Improv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s Oceans“, Navy Live, 19.12.2016,
[101] “The assumption that large numbers of ›lost-cost‹ autonomous vehicles will make the oceans transparent is misleading because it would take an immense number of vehicles to cover even a fraction of an SSBN’s operational areas“, Jonathan Gates, „Is the SSBN Deterrent Vulnerable to Autonomous Drones?“, 载于The RUSI Journal, 161 (2016) 6, S. 34; 参见：Charles Richard, „The Mirage of a Transparent Ocean“, Navy Live, 29.7.2016,
[102] 就如同海军上将Samuel J. Locklear所说的：„We have built cyber on a house of cards“;参见：Robert K. Ackerman, „Asia-Pacific Challenges Reshape US Military Needs“, Signal (online), 4.12.2013,
[103] 参见：Mark A. Stokes, China’s Nuclear Warhead Storage and Handling System, Arlington, VA: Project 2049 Institute, 12.3.2010; Sun, „The Development of Nuclear Weapons in China“ [见注释14], S. 90和S. 95.
[104] 参见：Heginbotham et al., China’s Evolving Nuclear Deterrent [见注释16], S. 117f; Thomas-Noone/Medcalf, Nuclear-armed Submarines in Indo-Pacific Asia [见注释52], S. 10; Raymond Wang, „Assessing a Chinese ›Nuclear Breakout‹: A Sober Analysis“, 载于Nonproliferation Review, 24 (June–July 2017) 3–4, S. 219–222; Zhao, China’s Sea-Based Nuclear Deterrent [见注释81].
[105] 参见：Stephen Chen, „Why Beijing Is Speeding up Underwater Drone Tes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载于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6.7.2017; „Peking greift nach dem Indischen Ozean“, 载于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0.1.2018.
[106] 日本海上自卫队前少将川村纯彦(Sumihiko Kawamura)就是这么说的;本文作者要感谢中将金田秀昭(Hideaki Kaneda)2017年10月在东京一次谈话中所给出的提示;参见：Reiji Yoshida, „Beijing’s Senkaku Goal: Sub ›Safe Haven‹ in South China Sea“, 载于The Japan Times, 7.11.2012; Wu, „Survivability of China’s Sea-Based Nuclear Forces“ [见注释83], S. 100f.
[107] “›[We can] sink Chinese submarines anytime we want if it comes to a showdown‹ in the Pacific Ocean, said Kawamura“, 引自Yoshida, „Beijing’s Senkaku Goal“ [见注释106].
[108] 很少有人认为这两个地方适合作为基地，可参见：Samuel Bell, The Impact of the Type 094 Ballistic Missile Submarine on China’s Nuclear Policy, Monterey, CA: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2009, S. 59.
[109] Wu, „Survivability of China’s Sea-Based Nuclear Forces“ [见注释83], S. 100; Zhao, China’s Sea-Based Nuclear Deterrent [见注释81].
[110] 日本首相也清楚地提到了这个类比：„[I]ncreasingly, the South China Sea seems set to become a ›Lake Beijing,‹ which analysts say will be to China what the Sea of Okhotsk was to Soviet Russia: a sea deep enough for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s navy to base their nuclear-powered attack submarines, capable of launching missiles with nuclear warheads“, Shinzo Abe, „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Project Syndicate (online), 27.12.2012,
[111] 参见：James R. Holmes, „Run Silent, Run ›Soviet‹?“, 载于The Diplomat, 8.11.2012.
[112] 参见：R. R. Baxter, „Legal Aspects of Arms Control Measures Concerning the Missile Carrying Submarines and Anti-Submarine Warfare“, 载于Tsipis/Cahn/Feld (编著), The Future of the Sea-Based Deterrent [见注释97], S. 209–232.
[113] 卫星照片显示，2017年秋，全部四艘晋级弹道导弹核潜艇已停泊在南海舰队的港口，参见：Henry Boyd/Tom Waldwyn, China’s Submarine Force: An Overview, London: IISS, 4.10.2017.
[114] Christopher P. Cavas, „China Grabs Underwater Drone Operated by US Navy in South China Sea“, 载于Defense News, 16.12.2016.
[115] Chen, „Why Beijing Is Speeding up Underwater Drone Tes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见注释105].
[116] 据称，用于此目的的卫星共十个，其中第一个将于2019年被送入轨道，参见：Andrew Tate, „Beijing Initiates Satellite Project for South China Sea“, 载于Jane’s Defence Weekly, 10.1.2018, S. 7.
[117] 2016年7月12日，海牙仲裁庭在“菲律宾诉中国”一案中判定，中国的主张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符，因而在法律上是无效的，参见：Paul, Kriegsgefahr im Pazifik [见注释8], S. 211–217.
[118] Frances Mangosing, „New Photos Show China Is Nearly Done with Its Militarization of South China Sea“, Inquirer.net, 5.2.2018,
[119] 参见：Tom Phillips, „Xi Jinping Heralds ›New Era‹ of Chinese Power at Communist Party Congress“, 载于The Guardian, 18.10.2017.
[120] “By next decade China’s military buildup will give it the ability to dominate the air and sea lines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obert Haddick, Fire on the Water. China, America, and the Future of the Pacific,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4, S. 2.
[121] 参见：Yoshida, „Beijing’s Senkaku Goal“ [见注释106].
[122] 这并非指的是一种政治上排他性的统治区域(例如苏联统治下的东欧)，而是指人们一旦进入这样一种区域总会首先考虑霸权者的政治意愿：„In brief, a Chinese sphere of influence – perhaps a sphere of deference would be a more accurate formulation – can be defined as one in which the first question asked in the various capitals regarding any given issue is ›what is Beijing’s view on this?‹“,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S. 166.
[123] 参见：Michael Krepon, The Stability-Instability Paradox, Misperception, and Escalation Control in South Asia, Washington, D.C.: Stimson Center, May 2003.
[124] 关于这一点，进一步的讨论见Lora Saalman, „Placing a Renminbi Sign on Strategic Stability and Nuclear Reductions“, 载于Colby/Gerson (编著), Strategic Stability [见注释2], S. 343–381.
[125] 参见：Paul, Kriegsgefahr im Pazifik [见注释8], S. 261–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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