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保罗：中国的核威慑——中国部署潜射核武器的起源、手段和后效（上）

　　并非“纸老虎”：中国核武器发展历程简述

　　与莫斯科不同，北京并没有将自己与华盛顿的关系看成是在核战略方面平起平坐的对手。这不仅是因为中、苏完全不同的安全形势，而且也因为北京奉行另一套“核哲学”[11]。满怀着对“百年屈辱史”(1839-1949年)的回忆，中国总想掌握最新的武器技术，以免再度陷入落后的状态(和因此而招致新屈辱的危险)之中。但由于实力上的差距，若要追求与美、苏两国对等，则会造成财政上的巨大负担——这势必以国内的社会安定为代价，乃至威胁到政权的稳定[12]。因此，对中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而言，核武器既十分重要，但同时又意义有限。

　　对北京来说，重要的不是可用核武器的数量。它采取精简而高效的原则。

　　毛泽东常被引用的一句话是：原子弹只是“纸老虎”，因为在战场上，一场战争并不会单单由武器来决定胜负[13]。不过，该国的共产党领导人从未低估核武器的意义。他们是从辩证法的意义上既把这种武器看作纸老虎，又把它当成真正的猛老虎：如果根本不怕它，那它就是纸老虎;但如果手里还没有它，那它也将会成为真老虎。若是没有核武器，中国在面对美国和苏联时就会处于不利的状态。外国列强将能够用核武器来操纵中国，这是北京绝对不能接受的——这其中又掺杂着对“百年屈辱史”的回忆。毛泽东意识到，拥有核武器是一件决定中国命运的大事[14]。并不一定非要拥有大量核武器，根据上文提到的原则，少而精就足够了。

中国首次原子弹试爆后卫星拍摄的试验地点及附近的情况照片

　　中国对自己独立制造核武器的过程充满自豪，这种独立制造也让中国摆脱了对苏联的依赖。就在苏联通过1960年8月从中国撤走专家来撤回对中国拥核进程的支持之后，毛泽东即下令自己发展核武器。中国在1964年10月16日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继而又在1967年6月17日试爆了一颗氢弹。在运载系统方面，中国于1966年10月27日成功地试射了一枚携带核弹头的中程导弹。这证明中国已经拥有了将之用于实战的能力。对于这一进步，毛泽东曾自豪地评论：“谁说我们中国人就造不出原子弹?”[15]

　　毛泽东定下的核武器要少而精的方针，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中国核威慑政策的官方路线，至今未改。北京的这种拥有“精简而有效”(lean and effective)的核武库的策略，在彭光谦少将2004年的发言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就算美国能把中国摧毁一百次，只要中国能摧毁美国一次，中国也胜利了[16]。

　　核武器的威慑效果是绝对的，是其他武器所无法取代的，这是2012年12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他作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对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的军官首次讲话时提到的[17]。陆上军队“二炮”自1966年7月1日成立以来也承担着管理核武库的职责。2015年12月31日它升格成独立的军种，由此也可以看出火箭部队的重要性在上升。那么战略核潜艇上的导弹究竟是由火箭军还是由海军负责呢?由于高度保密，专家们之间存在争议[18]。在2015年的国防白皮书中，核打击力量被称为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基石”[19]。

　　中国核战略的原则

　　中国对于自身核战略的防卫属性的那种同义反复的讲法——“一种防御性质的自卫核战略”(a self-defensive nuclear strategy that is defensive in nature)[20]，——是其政府在公告其军事战略时的一贯套路。而且，中国也没有像美国那样将其核战略(Nukleardoktrin)明白写出来。美国的每一届新政府，都会将本届政府因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在行动准则方面的相应改变在《核态势评估》(Nuclear Posture Review，简称NPR)上发表出来。核战略所规定的内容是：当冲突发生时，将在何种条件下，以何种方式动用所拥有的核武器，并且还会以宣言的形式将此内容向潜在的敌人公示。虽然中国对国家安全事务高度保密，其核战略上所持的基本原则还是可以确定的。中国官方声明的模棱两可和遮遮掩掩是故意为之，这是因为在核武库的规模远远不及美国的情况下，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威慑效果的一个要素——即便是美国的相对而言要详细不少的核战略，也不会把与动用核武器相关的所有策略和行动情况都讲清楚。同时，国家宣传新型武器系统实验成果的报道，也是为了强调威慑能力的可信度。而动用此装备时的条件和技术特性等信息，则往往秘而不宣。因此，一旦讨论到这些具体的方面(比如说什么是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具体条件)，专家们常常就没有把握了[21]。

　　数十年来，中国核战略的一般原则一直很简单且保持不变[22]。由此可以推断，与美国的核战略不同(其原则主要由五角大楼内的军事和文职专家提出)，中国的原则完全根据党的领导人所制定和监督的政治战略来确定[23]。因此，直到毛泽东于1976年去世之后，相关的武器动用计划才被提出，以便使中国的战略有具体实施的可能。同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所说过的话也依然是有约束力的。

　　毛泽东已认识到，核武器会对中国产生政治影响。而有所争议的是，这个要自己拥有核武器的决定，是否与朝鲜战争中美国人所施加的威胁直接相关[24]。不过，掌握核武器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关系到中国是否能拥有主权的事情，所以绝对不能放弃。但跟美国不同的是，据称中国的原子弹原则上只用于威慑，而且不可能用于发动一场核战争[25]。

　　在此背景下，美国人所奉行的威慑原则被认为是一种暴力威胁战略[26]，根据中国人的想法，阻止此威胁正是自己要拥有核武器的原因。所以，跟从前一样，中国继续奉行的是发展核武器同时又仅维持报复行动所需最低水平的原则，这其中也继续包含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

　　从1964年10月16日第一次核试验开始，中国就一直宣称在任何情况下都永远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No First Use，简称NFU)[27]。这个决定也有可能是当时出于战术考量的结果[28]。但作为毛泽东主义的一份遗产，无论是此后的所声明的政策，还是武器制造上的政策[29]，都受到了自己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这一承诺的影响。最近，它已再一次在2015年的国防白皮书中得到官方确认。但尚不清楚，究竟在哪些情况下会使用这些武器。

　　一般而言，所有的拥核国家都必须在一次企图解除己方武装的首次核打击下保护好自己的核武器，但同时这些国家也不能在面对感觉上的或事实上的首次核打击威胁时就提前动用核武器。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理论上的解决方案[30]。要应对先发制人的核打击，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收到卫星发出的警告之后即发射核武器(Launch on Warning);另一种是等到这场攻击被爆炸证实之后再发射(Launch under Attack)。如果敌方导弹发射自潜艇，那么理论上就必须在5到15分钟之内决定是否发射己方导弹。晚一点发出命令，能为承担压力的决策者们留出尽可能多的时间，以减小不确定性并避免犯下致命错误[31]。不过，决策的压力并不会因此而减轻多少，因为鉴于发射核武器的装置本身易受攻击，在某些情形下等到发射的命令下来已经太迟了。因此，美国和俄罗斯的战略核武器都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使之能在几分钟内被发射出去[32]。所以即便是没有人发动攻击，一次危机之中的错误警报也能使一场核战争因“疏忽”而开启。然而，若是在使用核武器前一拖再拖，那就有丧失它们并使威慑失效的危险。

　　今天，中国的决策者们也陷入了相似的两难处境之中。一方面，根据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核武器只会在一场长期的军事冲突之后才会被使用，但本国的核打击力量可能会在这样一场冲突中被完全摧毁，国家和党的领导机关也有可能陷于崩溃[33]。另一方面，亦可以设想在常规武器(Conventional Prompt Global Strike，简称CPGS)的配合下来自网络的攻击力量进行“还击”而破坏了中国的核心指挥系统和导弹武器库。在那之后，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可以在该地区盟友的支持之下，拦截剩余的中国导弹，从而消灭中国的二次打击能力。当然，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要准备好冒很高的风险。然而中国必须确保在任何极端条件下保卫本国安全。在上述两方面情形下，敌方都没有发射核武器——那么这时可以首先动用核武器吗?

　　在新世纪开始之后，中国人已经在讨论本国是否应该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并仿效其他拥核国家的政策。持有这一立场的专家在中国属少数派，其基本设想各有不同：一部分技术专家认为，当中国在一场常规战争中处于劣势，并且核心利益——例如国家的生存或统一(指台湾问题)——受到威胁时，中国只能被迫首先使用核武器。另一些人认为，中国在一场战争爆发之前应该降低动用核武器的门槛，以威慑常规攻击。他们并非赞成先发制人，但觉得可以发出这样的威胁。还有一些人的观点是：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能让中国与俄罗斯一样，强化其在战略上的威慑力。他们还认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既没有让美国放弃遏制中国的努力，也没能为中国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相反，本国的安全态势还由于核武器及其运载技术的扩散(以及其他一些原因)而恶化了。这些专家由此得出结论：中国应该向其他国家学习，考虑以首先动用核武器实现威慑的目的，这样才能面对美国而自卫，捍卫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34]。

　　中国领导人有可能会因此而得出结论：应该改变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并且降低使用核武器的门槛。[时任]火箭军司令员魏凤和将军已经提出了这样的想法，并于2012年12月习主席视察导弹部队一周之后公之于众。晚些时候，实施这一战略所需的预警卫星系统的相关计划也得以公布[35]。为此，2015年的中国国防白皮书提出了“完善”核力量体系的要求。这指的提高战略预警、指挥控制(C3)、导弹突防、快速反应等能力[36]。这些表述让中国以外的世界更加担忧，根据新的标准，中国在未来的某些特定情况下有可能发起“迅速的报复性核打击”[37]。

　　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信号表明中国会改变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和长期提高警备级别[38]。恰恰相反，目前现代化升级武器装备的决定也可能意味着：即使在更加艰难的条件下，中国也将保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39]，并为提升反应速度和将来在有必要时改变这一政策打好基础。在此期间，美国将被看作参考对象。毕竟，只有美国和俄罗斯这两个拥核国家在理论上拥有通过首次核打击解除敌方武装的能力，而且也只有这两国可能会在某一天因不断激化的大国竞争而有此意图。

　　与印太地区其他拥核国家之间的关系

　　由于身在亚洲的中心位置，中国所处之环境乃是全世界最为严峻的地缘政治环境之一。中国有着22000公里长的陆上边境，分别与14个围绕着自己的邻国接壤，其中有四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和不可理喻的朝鲜独裁政权。中国超过18000公里的海上边界又给自己带来6个邻国，在这里中国要碰上军事实力超群的美国——美国为了将自己的核威慑延伸至日本和韩国而维持了在此地的军事存在。中国身处于这种环境中，却只在军备发展中给予核武器相对较低的分量，不由让人略有些吃惊。其原因是，中国不但对于动用这类武器的收益有很不同的评估，而且也从冷战时期苏、美之间耗费巨资的军备竞赛中汲取了教训，不愿加入一场追求装备对等的竞争。

　　中国的核武器立足于防备来自其他国家的核打击，或者说立足于对这样的核打击实施反击的能力。围绕着台湾的冲突，仍然最有可能引发中、美之间或许会不断升级的碰撞[40]。而另一种可以设想的情况是，某一地区性的冲突牵涉到了中美关系，并导致双方陷入直接的军事冲突之中。比如已迁延日久的朝鲜问题，或是东海和南海上的争端——这两处紧张海域都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同时也关系到美国的安全利益，所以很有可能导致矛盾激化。

　　美国想要从明年开始让整个核武库全面实现现代化升级。五角大楼预计中国将继续成功地发展其导弹(包括尚未列装在中国潜艇上的导弹，比如巨浪-3型导弹)，认为这证明了美国在过去的数十年里未能重视发展本国核武器的潜在战力——因为中国已经缩小了与美国之间的差距[41]。然而，特朗普政府在核文件(《核态势评估》)中的相应表述更多的是关于连续性而非一种根本性的变化。除了其他一些举措外，有14艘俄亥俄级核潜艇(弹道导弹核潜艇，简称SSBN)将被一种新型弹道导弹核潜艇取代。第一艘新型哥伦比亚级潜艇将于2027年试航，并于2031年形成战斗力，同级潜艇将建造十艘[42]。而陆基、空射、海基平台的核三位一体(Triade)导弹的更新换代，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已经列入计划;在《核态势评估》中阐述了一个想法——有一小部分三叉戟(Trident)潜射弹道导弹(submarine-launched ballistic missile，简称SLBM)的弹头将被更换——这也不是什么新消息;早在五年前已经透露出，该操作将减小三叉戟导弹弹头的爆炸力，可能为的是威慑俄罗斯不要实施有限核打击[43]。这种对潜射弹道导弹弹头的现代化升级和对次战略巡航导弹[即潜射巡航导弹、Sea-Launched Cruise Missiles，简称SLCM——译者注][44]的类似操作使以下行动在理论上成为可能(如果国会授权并执行了的话)：响应“量身定制”的有限核攻击使命，并且对掩藏类目标也能实施高精度打击。潜射弹道导弹使对敌方武器系统发动攻击(核武器还击)成为可能，同时由于其高精确度和较小的爆炸当量仅会带来较小的附带伤害，也让人首次觉得使用它们变得可以接受[45]。从核威慑的逻辑来看，可以说，如果报复性威胁本身要保持可信，动用核武器时就需要有这种有差异性的选择。鉴于美国人特别看重这种想法，中国无论如何都会想办法加大力度使其核设施和海基核武器现代化。

　　俄罗斯也在跟随海基核武器的潮流[46]，而该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仍是云遮雾绕。在历史上，苏联一开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老大哥，后来又成了如泰山压顶般的死敌。如今，双方在大西洋和太平洋进行的联合海军演习标志着一个新的合作时期。尽管俄罗斯与中国没有结成同盟，却成为有共同目标的伙伴，一起对抗美国的霸权主张。俄罗斯为了抗衡美国而在网络战、太空战乃至导弹防御系统等领域进行的努力，都是俄罗斯重新恢复力量的例证，对中国而言都提升了对美国的战略压力。然而，核武器对俄罗斯安全政策不断增加的重要意义，对中国却意味着完全相反的东西——中国将此视为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令人头疼的还有永久部署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战术核武器，以及部署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可用于实施核攻击的苏-27、苏-35战机。除此之外，随着《中导条约》的废除，美、俄中程导弹对中国的威胁可能会大为增加。不过这种威胁的可能性反倒会继续拉近中、俄之间的距离，并使两国计划于2018年9月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首次包括了模拟核打击的内容[47]。

　　谈到中印关系，可以说这两个亚洲大陆上的强国与美国之间构成了一种不稳定的三角关系。如果印度为了抗衡中国在印度洋日益增强的影响力，而参与到对付中国的集团之中，那么当中国谋划安全政策时，印度的地位就将发生变化。长期以来，中、印之间的关系都被人视为一种“单方面竞争关系”[48]。印度将中国视为政治、经济上的竞争对手和安全上的威胁(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巴轴心”[49])。相反，中国对印度则相对不那么关注，而且即使在1998年印度核试验之后也未将之视为自身安全的威胁。现在，情况正在起变化[50]，特别是正在形成一种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之间的四边关系，而且印度正在升级其装备：印度海军应该能在2020年底之前拥有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51]，2017年服役的第二艘歼敌者级(Arihant-Klasse)核潜艇也增强了印度的核三位一体运载系统(Triade nuklearer Trägersysteme)——该潜艇可携带多达6枚弹道导弹[52]。此外，2018年1月试射的一枚烈火-5型导弹(Agni-5-Rakete)显示印度未来将成为能发射远程导弹的少数国家之一。烈火-5型导弹可以威胁到中国全境的目标[53]。

　　本文刊于《新视角》杂志总第85期

　　[编者按]本文作者迈克尔•保罗博士(Dr. Michael Paul)是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SWP)-德国国际政策和安全研究所国际安全研究室的高级研究员。本文原为德语报告，系德国国际政策和安全研究所研究报告2018年第17期(SWP-Studien 2018/S 17)，于2018年9月首刊于该所网站(网址为https://www.swp-berlin.org/publikation/chinas-nukleare-abschreckung/)，经作者和该研究所许可，本刊予以翻译发表，翻译的准确性文责由本刊编辑部承担。

　　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德国国际政策和安全研究所是一家科学机构，主要为德国联邦议院、联邦政府以及诸如欧盟、北约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提供关于外交和安全政策问题的建议;它是一家独立的非政府组织，独立决定其研究课题和研究成果开发，不接受研究合同。

中国原子弹的第一次试爆

　　问题的提出与结论

　　与美国、俄罗斯这两个核大国相比，无论从为核武器的花费上看，还从核武库的规模上看，中国的核威慑能力都远为逊色。中国并不追求进行核战争的能力，而是试图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以确保二次核打击能力[以下简称“二次打击能力”——译者注]来吓阻入侵。和其快速更新的常规武器装备不同的是，在过去一些年里，中国在核武器系统的现代化方面步子很小，进展缓慢。由此可以推测，中国原则上并不追求在核武器力量上与美、俄并驾齐驱，而且也希望避免一场追求对等军力的军备竞赛。

　　然而，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领导人正在寻求一种越来越雄心勃勃的非对称核武装。这其中不但包括机动型陆基远程弹道导弹、机动式多弹头导弹的装配，以及新发展出的高超音速武器系统，而且同时还部署了可发射战略核武器的潜艇。即便是这些导弹要从南海发射，在一定条件下，它们也可以从这里打到美国。

　　在潜艇上部署核武器，是一项投入巨大，面临各种复杂挑战，而且成本高昂的工程。为什么中国决定选择这个方案，这将会是中国核战略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吗?首先，有必要说明部署海基核武器有哪些理由。中国是如何理解战略威慑的?由此而对战略核武器系统有哪些要求?特别是，中国在易受攻击的战略环境下，如何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由于将远程弹道导弹潜艇这种战略性的装备部署在南海，让围绕着中国对南海地区主张的国际争议增添了额外的政治不确定性——这片太平洋的边缘海域规模是地中海的近两倍[原文如此——译者注]。这会导致怎样的后效：因为部署海基核武器，中国能继续保持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吗?或者说，这将引起政策的改变?

　　近年来，战略武器系统在打击目标上越来越精确，这使得司令部、导弹基地和机场等陆上设施变得越来越脆弱。这迫使所有的核大国都需要更好地保护其威慑力量。否则，它们将不能维持可信的核威慑。符合要求的武器系统必须有在一次攻击下生存下去的能力(所用的方法要么是藏在地下，要么可以在陆上或海中移动)，同时还能够突破敌方的防御。在现有技术水平下，海基武器系统是满足这两方面要求的最佳方案。所以不仅美国和俄罗斯(以及英国、法国)都在对其战略核潜艇*部队进行现代化改造，中国和印度也倚重潜艇作为其弹道导弹的运载系统。这是因为部署在潜艇上的导弹因藏在水下而难于被发现，并且还因其预警时间短而便于突破防御。然而，潜艇也并非无懈可击。将一部分核力量部署在海中，尽管在战略上确保了相互威慑的稳定性，但由于技术迭代的速度很快，也同陆上的机动导弹一样面临风险。最后，技术的进步首次让使用核武器来对付敌方武器系统(核武器还击，英文是counterforce)的做法变得可想象，且更加合理了。与以往一样，海洋由此成为地缘政治竞争的角力场;因为中国为了让其潜艇获得保护区域而声索南海，势力范围的思维也正成为现实。那些被核武器武装起来的大国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也对海域安全和地区安全产生了特殊影响。

　　从前的那些限制大国之间军备竞争的措施，现在已经不大管用了。特朗普政府几乎完全不支持裁军和控制军备等政治目标。在华盛顿，以前的军备控制协议(如1987年签署的《中导条约》)的局限性越来越受到批评。迄今为止，那份商定裁减射程在500到5500公里的陆基弹道导弹和中程核力量(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Forces，简称INF)的《中导条约》一直被视为重大成就。不过中国并不受它约束，只有美国和苏联的继承国们长久地放弃了这样一种武器类别。此外，美国的专家们越来越怀疑，2010年美国与俄罗斯达成的削减核武库的协定(New START，即《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否是明智之举。在这段时间里，中国拥有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武库。因此，美国和俄罗斯都觉得协议所规定的界限是发展自身武器系统的一个障碍。

　　这样显著的局势变化会对欧洲及德国的安全形势产生重大影响。德国的依靠，是北约这个集体防御上的盟友，这是应对外部威胁的首要威慑。为此，这个同盟必须维持相互协调的从常规武器到核武器的战略备战序列。这不但需要德国以及其他欧洲的北约成员国提供相应的防御力量，而且特别倚重美国的战略核力量。最终，靠的是在与入侵者发生冲突的时候，美国在欧洲延伸其有效威慑的决心和能力。在大国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而且中国核武装的现代化产生了越来越大影响的时候，从长期看，美国在欧洲和亚洲延伸核威慑的能力将承受压力。假若中国的战略雄心和战力继续膨胀，那么局势就会更加紧张。当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需求越来越大时，北约的战略备战序列——从反潜力量到维持可信的核威慑——也会受到压力。这样一来，德国的安全也会因亚洲局势的发展而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

中国的战略核潜艇

　　核威慑及其对中国的意义

　　威慑，是“一种通过制造令敌方感觉将会得不偿失的危险性，来阻止敌人采取某一特定行动的尝试”[1]。由此可知，必须让敌人感受到这种威胁(来自对方的反击行动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其行动的代价要高于其所期望得到的利益。理论上，核武器使朝鲜这样的较小国家也能让攻击者受到与利得不成比例的伤害。那些要达成此目的的武器系统必须让人觉得随时可以使用，这样它们才能永远不被使用。根据这样一种矛盾的逻辑，只要自己的运载系统——比如被藏在地堡或水下而得到保护——拥有可靠的二次打击能力，拥核国家就不必害怕其他国家的军事威胁。因为，理性来看，在这种情况下，要赢得一场“胜利”是根本不可能的[2]。

　　借由对核冲突的畏惧所形成的威慑，拥核国家之间实质上形成了一种恐怖的稳定状态。战略稳定性被视为一种平衡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没有任何一方会使用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为另一方总是有能力对首先攻击的一方施以一种在规模上不可接受的毁灭式报复(即报复威慑，deterrence by retaliation)。无论对于那些经由《核不扩散条约》(Nichtverbreitungsvertrag，缩写为NVV，英文简称NPT)得到正式承认的传统拥核国家(美国、俄罗斯、中国、法国和英国)而言，还是对印度和巴基斯坦这样的新拥核国家而言，该原则都是适用的。即便是像朝鲜这样尚未拥有成熟核力量的国家，实质上也在追求对美国建立这样的威慑关系。

　　然而，即使是中国和俄罗斯这样拥有成熟核力量的国家，其运载系统(特别是陆基运载系统)在涌现出的(传感器、分辨率、数据采集和精度方面的)新技术面前也变得越来越脆弱，以至于其威慑的可靠性也在部署之后下降了，这是因为这些本来受到良好保护的武器系统不再万无一失了[3]。相反的，若要保证核武器的可靠性，必须要让这些武器一直适应不断发展的形势。这种适应，要么通过单独强化自身装备来实现，要么通过多边裁军或军备控制来实现。这样某些特定的武器系统的数量或性能或者升级，或者裁掉——更准确地说是受限。因此，为了维持在相互确保毁灭(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简称MAD)意义上的报复行动所形成的威慑，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禁止反弹道导弹(Anti-Ballistic Missile，简称ABM)的武器。美国于2002年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的举动，使它不再单单依赖报复战略，而是拥有了一种阻止敌方行动的防御战略——拒止威慑(deterrence by denial)。这是因为高效的反导防御系统降低了敌方动手的可能性，而且给决策者提供了更多的反应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迄今为止已受到军控束缚的防御系统的地位，将让位于一批未受控制的进攻型武器，其目的是把它们发展到能击穿美国反导防御系统的程度;这其中就包括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Hypersonic Glide Vehicle，简称HGV)[4]。此外，武器系统越来越向精确化方面发展，还将使得人们重新开始讨论关于动用核武器来对付敌方武器系统(counterforce)，以及与此相关的核威慑手段的脆弱性问题——尽管是在已经改变了的政治、战略和技术条件之下[5]。

　　在此背景下，印太地区日益受到关注，因为在这里美国向全球投送力量的能力正在经受巨大的考验。凭借其海军，中国已上升为东亚最大的海上力量[6]，并拥有了动摇美国在该地区霸权地位的实力。在美国的新国家安全战略中，中国和俄罗斯被明确地称为修正主义强国(revisionistische Mächte)，而且被视为美国价值观和利益的“对立面”。有人指责中国要将美国挤出印太地区并企图夺取全球领导地位[7]。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新一轮大国竞争首先在外交、经济以及网络和信息领域展开，但也终将会在军事(包括核武器)领域变得激烈起来[8]。在中国、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存在着太多有激化可能的危机和冲突，以至于不可能完全排除最终导致一场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最后，特朗普政府已经明确表示，无论如何都要保住美国的军事优势，这不仅指的是报复性威慑战略上的优势，同时也指拒止威慑上的优势[9]。

　　几十年来，美国人都为核武器的角色争论不休;现在这场争论已经有了新的大国竞争的背景[10]。不过人们常常忽视的是，中国与美国不一样，一直以来都对核武器的意义有不同且更为复杂的理解。

　　并非“纸老虎”：中国核武器发展历程简述

　　与莫斯科不同，北京并没有将自己与华盛顿的关系看成是在核战略方面平起平坐的对手。这不仅是因为中、苏完全不同的安全形势，而且也因为北京奉行另一套“核哲学”[11]。满怀着对“百年屈辱史”(1839-1949年)的回忆，中国总想掌握最新的武器技术，以免再度陷入落后的状态(和因此而招致新屈辱的危险)之中。但由于实力上的差距，若要追求与美、苏两国对等，则会造成财政上的巨大负担——这势必以国内的社会安定为代价，乃至威胁到政权的稳定[12]。因此，对中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而言，核武器既十分重要，但同时又意义有限。

　　对北京来说，重要的不是可用核武器的数量。它采取精简而高效的原则。

　　毛泽东常被引用的一句话是：原子弹只是“纸老虎”，因为在战场上，一场战争并不会单单由武器来决定胜负[13]。不过，该国的共产党领导人从未低估核武器的意义。他们是从辩证法的意义上既把这种武器看作纸老虎，又把它当成真正的猛老虎：如果根本不怕它，那它就是纸老虎;但如果手里还没有它，那它也将会成为真老虎。若是没有核武器，中国在面对美国和苏联时就会处于不利的状态。外国列强将能够用核武器来操纵中国，这是北京绝对不能接受的——这其中又掺杂着对“百年屈辱史”的回忆。毛泽东意识到，拥有核武器是一件决定中国命运的大事[14]。并不一定非要拥有大量核武器，根据上文提到的原则，少而精就足够了。

中国首次原子弹试爆后卫星拍摄的试验地点及附近的情况照片

　　中国对自己独立制造核武器的过程充满自豪，这种独立制造也让中国摆脱了对苏联的依赖。就在苏联通过1960年8月从中国撤走专家来撤回对中国拥核进程的支持之后，毛泽东即下令自己发展核武器。中国在1964年10月16日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继而又在1967年6月17日试爆了一颗氢弹。在运载系统方面，中国于1966年10月27日成功地试射了一枚携带核弹头的中程导弹。这证明中国已经拥有了将之用于实战的能力。对于这一进步，毛泽东曾自豪地评论：“谁说我们中国人就造不出原子弹?”[15]

　　毛泽东定下的核武器要少而精的方针，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中国核威慑政策的官方路线，至今未改。北京的这种拥有“精简而有效”(lean and effective)的核武库的策略，在彭光谦少将2004年的发言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就算美国能把中国摧毁一百次，只要中国能摧毁美国一次，中国也胜利了[16]。

　　核武器的威慑效果是绝对的，是其他武器所无法取代的，这是2012年12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他作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对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的军官首次讲话时提到的[17]。陆上军队“二炮”自1966年7月1日成立以来也承担着管理核武库的职责。2015年12月31日它升格成独立的军种，由此也可以看出火箭部队的重要性在上升。那么战略核潜艇上的导弹究竟是由火箭军还是由海军负责呢?由于高度保密，专家们之间存在争议[18]。在2015年的国防白皮书中，核打击力量被称为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基石”[19]。

　　中国核战略的原则

　　中国对于自身核战略的防卫属性的那种同义反复的讲法——“一种防御性质的自卫核战略”(a self-defensive nuclear strategy that is defensive in nature)[20]，——是其政府在公告其军事战略时的一贯套路。而且，中国也没有像美国那样将其核战略(Nukleardoktrin)明白写出来。美国的每一届新政府，都会将本届政府因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在行动准则方面的相应改变在《核态势评估》(Nuclear Posture Review，简称NPR)上发表出来。核战略所规定的内容是：当冲突发生时，将在何种条件下，以何种方式动用所拥有的核武器，并且还会以宣言的形式将此内容向潜在的敌人公示。虽然中国对国家安全事务高度保密，其核战略上所持的基本原则还是可以确定的。中国官方声明的模棱两可和遮遮掩掩是故意为之，这是因为在核武库的规模远远不及美国的情况下，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威慑效果的一个要素——即便是美国的相对而言要详细不少的核战略，也不会把与动用核武器相关的所有策略和行动情况都讲清楚。同时，国家宣传新型武器系统实验成果的报道，也是为了强调威慑能力的可信度。而动用此装备时的条件和技术特性等信息，则往往秘而不宣。因此，一旦讨论到这些具体的方面(比如说什么是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具体条件)，专家们常常就没有把握了[21]。

　　数十年来，中国核战略的一般原则一直很简单且保持不变[22]。由此可以推断，与美国的核战略不同(其原则主要由五角大楼内的军事和文职专家提出)，中国的原则完全根据党的领导人所制定和监督的政治战略来确定[23]。因此，直到毛泽东于1976年去世之后，相关的武器动用计划才被提出，以便使中国的战略有具体实施的可能。同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所说过的话也依然是有约束力的。

　　毛泽东已认识到，核武器会对中国产生政治影响。而有所争议的是，这个要自己拥有核武器的决定，是否与朝鲜战争中美国人所施加的威胁直接相关[24]。不过，掌握核武器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关系到中国是否能拥有主权的事情，所以绝对不能放弃。但跟美国不同的是，据称中国的原子弹原则上只用于威慑，而且不可能用于发动一场核战争[25]。

　　在此背景下，美国人所奉行的威慑原则被认为是一种暴力威胁战略[26]，根据中国人的想法，阻止此威胁正是自己要拥有核武器的原因。所以，跟从前一样，中国继续奉行的是发展核武器同时又仅维持报复行动所需最低水平的原则，这其中也继续包含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

　　从1964年10月16日第一次核试验开始，中国就一直宣称在任何情况下都永远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No First Use，简称NFU)[27]。这个决定也有可能是当时出于战术考量的结果[28]。但作为毛泽东主义的一份遗产，无论是此后的所声明的政策，还是武器制造上的政策[29]，都受到了自己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这一承诺的影响。最近，它已再一次在2015年的国防白皮书中得到官方确认。但尚不清楚，究竟在哪些情况下会使用这些武器。

　　一般而言，所有的拥核国家都必须在一次企图解除己方武装的首次核打击下保护好自己的核武器，但同时这些国家也不能在面对感觉上的或事实上的首次核打击威胁时就提前动用核武器。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理论上的解决方案[30]。要应对先发制人的核打击，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收到卫星发出的警告之后即发射核武器(Launch on Warning);另一种是等到这场攻击被爆炸证实之后再发射(Launch under Attack)。如果敌方导弹发射自潜艇，那么理论上就必须在5到15分钟之内决定是否发射己方导弹。晚一点发出命令，能为承担压力的决策者们留出尽可能多的时间，以减小不确定性并避免犯下致命错误[31]。不过，决策的压力并不会因此而减轻多少，因为鉴于发射核武器的装置本身易受攻击，在某些情形下等到发射的命令下来已经太迟了。因此，美国和俄罗斯的战略核武器都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使之能在几分钟内被发射出去[32]。所以即便是没有人发动攻击，一次危机之中的错误警报也能使一场核战争因“疏忽”而开启。然而，若是在使用核武器前一拖再拖，那就有丧失它们并使威慑失效的危险。

　　今天，中国的决策者们也陷入了相似的两难处境之中。一方面，根据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核武器只会在一场长期的军事冲突之后才会被使用，但本国的核打击力量可能会在这样一场冲突中被完全摧毁，国家和党的领导机关也有可能陷于崩溃[33]。另一方面，亦可以设想在常规武器(Conventional Prompt Global Strike，简称CPGS)的配合下来自网络的攻击力量进行“还击”而破坏了中国的核心指挥系统和导弹武器库。在那之后，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可以在该地区盟友的支持之下，拦截剩余的中国导弹，从而消灭中国的二次打击能力。当然，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要准备好冒很高的风险。然而中国必须确保在任何极端条件下保卫本国安全。在上述两方面情形下，敌方都没有发射核武器——那么这时可以首先动用核武器吗?

　　在新世纪开始之后，中国人已经在讨论本国是否应该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并仿效其他拥核国家的政策。持有这一立场的专家在中国属少数派，其基本设想各有不同：一部分技术专家认为，当中国在一场常规战争中处于劣势，并且核心利益——例如国家的生存或统一(指台湾问题)——受到威胁时，中国只能被迫首先使用核武器。另一些人认为，中国在一场战争爆发之前应该降低动用核武器的门槛，以威慑常规攻击。他们并非赞成先发制人，但觉得可以发出这样的威胁。还有一些人的观点是：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能让中国与俄罗斯一样，强化其在战略上的威慑力。他们还认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既没有让美国放弃遏制中国的努力，也没能为中国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相反，本国的安全态势还由于核武器及其运载技术的扩散(以及其他一些原因)而恶化了。这些专家由此得出结论：中国应该向其他国家学习，考虑以首先动用核武器实现威慑的目的，这样才能面对美国而自卫，捍卫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34]。

　　中国领导人有可能会因此而得出结论：应该改变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并且降低使用核武器的门槛。[时任]火箭军司令员魏凤和将军已经提出了这样的想法，并于2012年12月习主席视察导弹部队一周之后公之于众。晚些时候，实施这一战略所需的预警卫星系统的相关计划也得以公布[35]。为此，2015年的中国国防白皮书提出了“完善”核力量体系的要求。这指的提高战略预警、指挥控制(C3)、导弹突防、快速反应等能力[36]。这些表述让中国以外的世界更加担忧，根据新的标准，中国在未来的某些特定情况下有可能发起“迅速的报复性核打击”[37]。

　　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信号表明中国会改变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和长期提高警备级别[38]。恰恰相反，目前现代化升级武器装备的决定也可能意味着：即使在更加艰难的条件下，中国也将保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39]，并为提升反应速度和将来在有必要时改变这一政策打好基础。在此期间，美国将被看作参考对象。毕竟，只有美国和俄罗斯这两个拥核国家在理论上拥有通过首次核打击解除敌方武装的能力，而且也只有这两国可能会在某一天因不断激化的大国竞争而有此意图。

　　与印太地区其他拥核国家之间的关系

　　由于身在亚洲的中心位置，中国所处之环境乃是全世界最为严峻的地缘政治环境之一。中国有着22000公里长的陆上边境，分别与14个围绕着自己的邻国接壤，其中有四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和不可理喻的朝鲜独裁政权。中国超过18000公里的海上边界又给自己带来6个邻国，在这里中国要碰上军事实力超群的美国——美国为了将自己的核威慑延伸至日本和韩国而维持了在此地的军事存在。中国身处于这种环境中，却只在军备发展中给予核武器相对较低的分量，不由让人略有些吃惊。其原因是，中国不但对于动用这类武器的收益有很不同的评估，而且也从冷战时期苏、美之间耗费巨资的军备竞赛中汲取了教训，不愿加入一场追求装备对等的竞争。

　　中国的核武器立足于防备来自其他国家的核打击，或者说立足于对这样的核打击实施反击的能力。围绕着台湾的冲突，仍然最有可能引发中、美之间或许会不断升级的碰撞[40]。而另一种可以设想的情况是，某一地区性的冲突牵涉到了中美关系，并导致双方陷入直接的军事冲突之中。比如已迁延日久的朝鲜问题，或是东海和南海上的争端——这两处紧张海域都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同时也关系到美国的安全利益，所以很有可能导致矛盾激化。

　　美国想要从明年开始让整个核武库全面实现现代化升级。五角大楼预计中国将继续成功地发展其导弹(包括尚未列装在中国潜艇上的导弹，比如巨浪-3型导弹)，认为这证明了美国在过去的数十年里未能重视发展本国核武器的潜在战力——因为中国已经缩小了与美国之间的差距[41]。然而，特朗普政府在核文件(《核态势评估》)中的相应表述更多的是关于连续性而非一种根本性的变化。除了其他一些举措外，有14艘俄亥俄级核潜艇(弹道导弹核潜艇，简称SSBN)将被一种新型弹道导弹核潜艇取代。第一艘新型哥伦比亚级潜艇将于2027年试航，并于2031年形成战斗力，同级潜艇将建造十艘[42]。而陆基、空射、海基平台的核三位一体(Triade)导弹的更新换代，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已经列入计划;在《核态势评估》中阐述了一个想法——有一小部分三叉戟(Trident)潜射弹道导弹(submarine-launched ballistic missile，简称SLBM)的弹头将被更换——这也不是什么新消息;早在五年前已经透露出，该操作将减小三叉戟导弹弹头的爆炸力，可能为的是威慑俄罗斯不要实施有限核打击[43]。这种对潜射弹道导弹弹头的现代化升级和对次战略巡航导弹[即潜射巡航导弹、Sea-Launched Cruise Missiles，简称SLCM——译者注][44]的类似操作使以下行动在理论上成为可能(如果国会授权并执行了的话)：响应“量身定制”的有限核攻击使命，并且对掩藏类目标也能实施高精度打击。潜射弹道导弹使对敌方武器系统发动攻击(核武器还击)成为可能，同时由于其高精确度和较小的爆炸当量仅会带来较小的附带伤害，也让人首次觉得使用它们变得可以接受[45]。从核威慑的逻辑来看，可以说，如果报复性威胁本身要保持可信，动用核武器时就需要有这种有差异性的选择。鉴于美国人特别看重这种想法，中国无论如何都会想办法加大力度使其核设施和海基核武器现代化。

　　俄罗斯也在跟随海基核武器的潮流[46]，而该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仍是云遮雾绕。在历史上，苏联一开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老大哥，后来又成了如泰山压顶般的死敌。如今，双方在大西洋和太平洋进行的联合海军演习标志着一个新的合作时期。尽管俄罗斯与中国没有结成同盟，却成为有共同目标的伙伴，一起对抗美国的霸权主张。俄罗斯为了抗衡美国而在网络战、太空战乃至导弹防御系统等领域进行的努力，都是俄罗斯重新恢复力量的例证，对中国而言都提升了对美国的战略压力。然而，核武器对俄罗斯安全政策不断增加的重要意义，对中国却意味着完全相反的东西——中国将此视为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令人头疼的还有永久部署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战术核武器，以及部署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可用于实施核攻击的苏-27、苏-35战机。除此之外，随着《中导条约》的废除，美、俄中程导弹对中国的威胁可能会大为增加。不过这种威胁的可能性反倒会继续拉近中、俄之间的距离，并使两国计划于2018年9月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首次包括了模拟核打击的内容[47]。

　　谈到中印关系，可以说这两个亚洲大陆上的强国与美国之间构成了一种不稳定的三角关系。如果印度为了抗衡中国在印度洋日益增强的影响力，而参与到对付中国的集团之中，那么当中国谋划安全政策时，印度的地位就将发生变化。长期以来，中、印之间的关系都被人视为一种“单方面竞争关系”[48]。印度将中国视为政治、经济上的竞争对手和安全上的威胁(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巴轴心”[49])。相反，中国对印度则相对不那么关注，而且即使在1998年印度核试验之后也未将之视为自身安全的威胁。现在，情况正在起变化[50]，特别是正在形成一种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之间的四边关系，而且印度正在升级其装备：印度海军应该能在2020年底之前拥有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51]，2017年服役的第二艘歼敌者级(Arihant-Klasse)核潜艇也增强了印度的核三位一体运载系统(Triade nuklearer Trägersysteme)——该潜艇可携带多达6枚弹道导弹[52]。此外，2018年1月试射的一枚烈火-5型导弹(Agni-5-Rakete)显示印度未来将成为能发射远程导弹的少数国家之一。烈火-5型导弹可以威胁到中国全境的目标[53]。

　　本文刊于《新视角》杂志总第8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