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伟、谢淑丽：这两年中美关系的下行比之前要更加深刻、更具系统性，也更危险

　　盘点2017至2019年：发生了哪些变化

　　特别工作组本年度的中美政策建议书对自从我们于2017年2月推出首份报告以来中国战略的变化进行了思考，随后就美国应如何做出回应提出了建议。我们专注于五个不同的问题领域：经济与贸易、地区安全、全球治理、人权，以及中国在海外寻求影响力以及进行干涉的行动。

　　当特别工作组于2017年2月推出首份报告时，中国领导人在亚洲的举动已经变得更加咄咄逼人了，采取愈发重商主义的贸易与投资政策，用更具强迫性的手段来促进其海洋声索，并在国内政策方面采取更具威权主义的态度。早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损害了西方民主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威望，并且激发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得意之情后，这些负面趋势便开始抬头。2012年中国领导人换届之后，中国在国内和国际变得更加咄咄逼人了，并激发了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愈发强烈的反弹。

　　北京采取咄咄逼人的手段，以巩固其长期以来对于南海地区一直持有的、界定含糊不清的、具有扩张性的主权声索，从而损害了邻国的正当利益并藐视了国际法，这引发了对于其和平意图的严肃质疑。与此同时，中国还对数十年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所催生的战略稳定局势构成了不对称的军事威胁，而中国本身也曾从这样的稳定局势中获益。中国共产党还加大了在全世界争取其所谓“话语权”的努力……

　　与此同时，中国愈发不公正的商业行为也引发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批评，批评尤其来自哪些传统上最为热情支持与中国进行接触的商界人士。他们最为严重的担忧之一在于，北京在国内外都加大了通过国家大力推动寻求在未来主导高科技领域的力度。这不仅包括正当的创新与投资，还包括通过网络盗窃、知识产权侵犯和强制技术转让等非正当的手段来获取外国技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停滞或逆转，以及中国国家在经济中角色的强化，越来越显而易见的是，中国不再趋向于公平的市场竞争这一全球规范，而是与其渐行渐远。

　　政治权力交接方面的变化，使得中国变成了一个更加难以预测和难以值得信赖的伙伴，并扩大了中美之间政治体制和价值观体系方面的鸿沟，使得两国更加难以寻找到共同立场……

　　在诸多领域，现行的政策都由于削弱了中国曾一度主张的在稳定的国际环境内实现“和平崛起”的前景，而使得引人注目的中国发展成就面临了风险。此外，中国领导层正试图掩盖是自己咄咄逼人的政策引发了国际社会日益激烈的反弹这一情况，将外国的回应描述为针对中国经济、技术及军事成就的反应。事实上，国际社会的反应针对的不是中国的成就和能力的增强，而是中国领导人试图利用中国的财富与权势的方式，这种方式是不利于促进了中国崛起的这一全球秩序的，也是不利于美国及其他许多国家利益的。

　　从北京向外发散的这种新的态势导致中美双边关系的长期前景遭到了深度质疑——即使对于我们这种将整个职业生涯都花在寻求具有建设性和稳定的中美关系上的人也是如此。我们认为，在过去四十年的中美关系中，当下这段时期是史无前例的。在过去，良好的感觉通常占据着上风，美国和中国的决策者与学者总是能够克服各种由意外事件触发的双边关系紧张局势。即使在1989年末的风波和1995至1996年的台海危机、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到轰炸和2001年的南海撞机事件之后，两国关系都复苏了。相较之下，如今两国关系的下行要更加深刻、更具系统性。此外，它还发生在中国和美国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变得更加接近之时，这使得两国爆发公开冲突的危险更大了。

　　特朗普政府通过低估美国最为重大的两项优势，夸大了这种危险。这两项优势是：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网络，以及我们所有人都依赖的全球多边机构。通过质疑这些联盟、贸易协定和多边机构的益处，乃至主动破坏这些联盟、贸易协定和多边机构——有时还会违背美国的国际承诺——特朗普政府漫不经心地降低了法治的价值，疏远了朋友，并在我们前所未有地需要声誉之时——鉴于中国的举动——破坏了美国的声誉。特朗普政府的行为还破坏了美国作为世界舞台上自由主义价值观灯塔的形象。这使得中国执政党变得更加大胆，令夹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国家感到担忧，令我们的盟友感到紧张，令那些希望实现政治变革的中国民众感到沮丧。

　　格外具有破坏力的一项错误在于特朗普政府放弃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一区域性贸易协定将把十多个志同道合的国家聚集起来，促使中国不得不遵循贸易关系领域更高水平的公正与互惠标准。特朗普政府还通过单方面向中国进口品施加惩罚性关税，扰乱了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尽管巨额关税能够引发北京的关注，但这样的做法不仅违背了美国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还令人担心特朗普政府的真正目标究竟是令深度交织的中美经济脱钩，还是迫使中国制定更加互惠和更加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与投资政策。如果特朗普政府的真正目标在于后者，那么它本可以通过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在内的其他手段实现这一目标。

　　然而这些失败并未消除这一现实：长期以来共和党和民主党共同遵循的从强有力的原则立场出发与中国进行接触这一战略，如今需要作出调整，才能反映北京愈发咄咄逼人和中美双边关系变得更具竞争性这一形势。从强有力的原则立场出发与中国进行接触这一战略总是兼具合作、威慑和施压的，其比重则向来是可以调整的。这一战略大体上是成功的，在数十年的时间里促进了地区稳定，促使中国在处理东海和南海的多起争议时避免使用武力，并鼓励中国推行经济市场化政策和睦邻政策。这一战略还使得中国和美国得以管控分歧，并在符合共同利益的诸多全球性问题上展开合作，例如促进贸易、应对气候变化，以及阻止核扩散。作为对过去十年间中国在军事和外交政策方面变得愈发咄咄逼人以及在经济政策方面变得愈发重商主义的回应，美国必须调整自己的路线，改变合作与施压的比重，更加强调施压与威慑。不过我们并不主张美国转而采取现代版本的遏制政策，或是放弃在能够展开合作的领域与中国进行合作。事实上，更加强硬地回击中国咄咄逼人和破坏稳定的政策，能够最大程度地促使中国回归此前那种更具合作性、不那么破坏稳定的政策。

　　“钝角网”按：2019年2月，由亚洲协会中国问题专家夏伟(Orville Schell)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知名教授谢淑丽(Susan L. Shirk)共同组织的一份关于中美关系的重量级报告发布。这份题为《改弦易辙：迈向更加有效和持久的中国政策》的报告建议美国的对华政策应该使用“聪明的竞争”，而不是目前特朗普政府一味打压和抵抗的态度。报告发布之后，两位学者在华盛顿向白宫和国务院的政治制定人士介绍了他们所提出的“聪明的竞争”的含义。

　　这份报告是继去年12月《中国影响力》报告之后中美关系的又一份力作。《中国影响力与美国利益，提高建设性警惕》是由亚洲协会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共同组织发布的。《改弦易辙》和《中国影响力》的报告相比，更加准确地的概况了两国关系的现状，以及政府的应对测试策略。相比《中国影响力》报告，《改弦易辙》是一份更加有建设性意义的报告。

　　钝角网编辑翻译了报告的前言，后续以及评论部分。并且把参与《中国影响力》报告的一位学者斯坦福大学教授埃默森针对第一份报告的评论一并刊出，希望读者能够对两份报告能够有更加全面的了解。今天刊发第一部分。

夏伟和谢淑丽

　　前言

　　美国和中国正走在发生冲突的道路上。花费数十年时间才建立起来的善意的基础正在迅速地分崩离析。许多美国的意见塑造者都开始将中国视为一支试图以不公正的方式破坏美国经济繁荣、威胁其安全、挑战其价值观的崛起中的强权，许多中国的意见塑造者则开始将美国视作一支试图通过以不公正的方式遏制中国的崛起来延长自己统治时期的衰落中的强权。在习近平领导下北京近来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这一负面的动态机制，因此特朗普政府对中方这些蔑视经济公平竞争规范、废止国际法、侵犯互惠这一根本原则的行动加以反制是正确的。特朗普政府强硬地回击中方行动的做法获得了正名。然而，回击本身还不足以构成一项战略。除此之外还必须对具体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加以表述。

　　在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展开反击之时，它还必须清晰地表达出寻求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的意愿，清晰地阐明能够令中美关系恢复对等和稳定的具体步骤。不然的话，美国就会面临着这一至关重要的双边关系发生不可修复的断裂的危险，而这种断裂原本是可能避免的。为了避免中美关系的破裂，中国和美国应该尽可能地寻求通过谈判来解决那些迫在眉睫的问题，并树立起来谨慎的栅栏——包括任命特派官员——以防止中美关系进一步偏离轨道。中美之间的敌对关系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既为了保护美国的利益，又为了进一步避免双输局面的出现，实行更加负责任的治国之道都是必要的。

　　打造一套符合美国利益与价值观的对华战略

　　在特朗普政府进入执政的第三个年头之际，特别工作组本年度的建议书以2017年的报告《美国对华政策：对新政府的建议》为基础，确定了美国在对华关系中的根本利益。这些利益是：公正的、以市场为基础的全球经济体系，和平且稳定的亚洲-太平洋地区，自由主义的、以规则为基础的政治及经济秩序，以及稳定且富有成效的对华关系。

　　为了促进这些利益，我们建议采取“聪明的竞争”这一战略。“聪明的竞争”包括以美国的强大之处为基础，有效地与中国展开竞争，与此同时尽可能地在中美有着共同利益的领域保持合作;打造国际联盟以向中国施压，令其遵守国际法律与规范;在一切可行的条件下通过协商来解决重大争端;维持并且更新那些在过去数十年间提升了中美两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福祉与安全的国际机构。

　　“聪明的竞争”意味着，一方面美国绝不应该就自己的国家利益作出妥协，另一方面美国也不应该永远认定自己的国家利益是与中国对正当的经济与安全目标的追求背道而驰的。随着中国的经济、国际利益以及外交能力的增强，其国际地位的加强也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全方位地反对中国的影响力，既是不可欲的，也是不可行的。我们的政策目标应当是提供这样一种美国领导力：令中国在全球层面上以具有建设性的方式作出贡献的可能性最大化;不光是中国，美国乃至更加广阔的全球共同体都将从中受益。

　　特朗普政府将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竞争置于其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位置。然而俄罗斯和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是截然不同的。普京的目标是使西方民主国家陷入混乱，实现对其的颠覆;中国领导人则试图对西方有关中国的叙事施加影响，从而为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及一党制政治模式赢得认可和青睐。就中国和俄罗斯分别对美国和世界造成的经济影响而言，两国之间的反差甚至要更大。对美国而言，除了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以外，俄罗斯既不是严肃的经济竞争者，也不是重要的经济伙伴。中国经济(在全世界位居第二)则与美国经济深深地交织在一起，对美国而言，它既是竞争者，又是伙伴。

　　鉴于中国和美国之间密切的经济联系，令这两个深深地交织在一起的经济体脱钩的任何努力都应该慎之又慎。美国必须捍卫自己的国家安全和巩固着国家安全的关键技术。但出于国家安全考量对贸易和投资施加的限制应该是具有高度选择性的，而且决策者应留意其成本，包括其对美国自己的创新生态系统造成的成本。生产链的扰乱会损害全球经济的稳定与增长。如果友好的国家认定自己必须在中国和美国这两个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选边站的话，那么美国的联盟将被削弱。受到恰当管制的经济关系体系是全面的国家安全战略的一大重要成分。

　　“聪明的竞争”这一战略必须兼具竞争与合作，不应将稳定、友好与增长排除在外。只有当我们就对美国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展开谈判付出真诚的努力之时，我们才能够继续检验中国领导人调整其政策的意愿。因此当我们对自己的政策进行调整之时，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国内的情况将为我们提供至关重要的信息。

　　针对中国近来的许多举动，美国都需要作出更加坚决的回应，并且更加坚持强调公正与互惠，而且没有人能够保证中国领导人就会愿意以具有建设性的方式对这一挑战作出回应。然而对美国而言，反应过度与无动于衷同样有害。美国不应以有损本国社会开放性与活力的方式捍卫自己;毕竟，开放性与活力才是美国强大与竞争力的终极源泉。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在于恰如其分地应对中国的威胁，并通过既能够有效地应对威胁，又不会损害美国体制的活力、联盟结构以及经济福祉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只要我们能够维系自己的联盟和伙伴关系，那么中国将美国逐出亚太地区的前景就不太可能实现，就更不必提中国支配世界这一前景了。如果美国能够明智地选择自己的政策，就会发现自己握有许多根深蒂固的经济与政治优势。简而言之，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以及随之而来对美国造成的巨大挑战，美国有理由对自己赢得竞争并继续领导全世界的能力感到自信。

　　盘点2017至2019年：发生了哪些变化

　　特别工作组本年度的中美政策建议书对自从我们于2017年2月推出首份报告以来中国战略的变化进行了思考，随后就美国应如何做出回应提出了建议。我们专注于五个不同的问题领域：经济与贸易、地区安全、全球治理、人权，以及中国在海外寻求影响力以及进行干涉的行动。

　　当特别工作组于2017年2月推出首份报告时，中国领导人在亚洲的举动已经变得更加咄咄逼人了，采取愈发重商主义的贸易与投资政策，用更具强迫性的手段来促进其海洋声索，并在国内政策方面采取更具威权主义的态度。早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损害了西方民主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威望，并且激发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得意之情后，这些负面趋势便开始抬头。2012年中国领导人换届之后，中国在国内和国际变得更加咄咄逼人了，并激发了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愈发强烈的反弹。

　　北京采取咄咄逼人的手段，以巩固其长期以来对于南海地区一直持有的、界定含糊不清的、具有扩张性的主权声索，从而损害了邻国的正当利益并藐视了国际法，这引发了对于其和平意图的严肃质疑。与此同时，中国还对数十年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所催生的战略稳定局势构成了不对称的军事威胁，而中国本身也曾从这样的稳定局势中获益。中国共产党还加大了在全世界争取其所谓“话语权”的努力……

　　与此同时，中国愈发不公正的商业行为也引发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批评，批评尤其来自哪些传统上最为热情支持与中国进行接触的商界人士。他们最为严重的担忧之一在于，北京在国内外都加大了通过国家大力推动寻求在未来主导高科技领域的力度。这不仅包括正当的创新与投资，还包括通过网络盗窃、知识产权侵犯和强制技术转让等非正当的手段来获取外国技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停滞或逆转，以及中国国家在经济中角色的强化，越来越显而易见的是，中国不再趋向于公平的市场竞争这一全球规范，而是与其渐行渐远。

　　政治权力交接方面的变化，使得中国变成了一个更加难以预测和难以值得信赖的伙伴，并扩大了中美之间政治体制和价值观体系方面的鸿沟，使得两国更加难以寻找到共同立场……

　　在诸多领域，现行的政策都由于削弱了中国曾一度主张的在稳定的国际环境内实现“和平崛起”的前景，而使得引人注目的中国发展成就面临了风险。此外，中国领导层正试图掩盖是自己咄咄逼人的政策引发了国际社会日益激烈的反弹这一情况，将外国的回应描述为针对中国经济、技术及军事成就的反应。事实上，国际社会的反应针对的不是中国的成就和能力的增强，而是中国领导人试图利用中国的财富与权势的方式，这种方式是不利于促进了中国崛起的这一全球秩序的，也是不利于美国及其他许多国家利益的。

　　从北京向外发散的这种新的态势导致中美双边关系的长期前景遭到了深度质疑——即使对于我们这种将整个职业生涯都花在寻求具有建设性和稳定的中美关系上的人也是如此。我们认为，在过去四十年的中美关系中，当下这段时期是史无前例的。在过去，良好的感觉通常占据着上风，美国和中国的决策者与学者总是能够克服各种由意外事件触发的双边关系紧张局势。即使在1989年末的风波和1995至1996年的台海危机、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到轰炸和2001年的南海撞机事件之后，两国关系都复苏了。相较之下，如今两国关系的下行要更加深刻、更具系统性。此外，它还发生在中国和美国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变得更加接近之时，这使得两国爆发公开冲突的危险更大了。

　　特朗普政府通过低估美国最为重大的两项优势，夸大了这种危险。这两项优势是：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网络，以及我们所有人都依赖的全球多边机构。通过质疑这些联盟、贸易协定和多边机构的益处，乃至主动破坏这些联盟、贸易协定和多边机构——有时还会违背美国的国际承诺——特朗普政府漫不经心地降低了法治的价值，疏远了朋友，并在我们前所未有地需要声誉之时——鉴于中国的举动——破坏了美国的声誉。特朗普政府的行为还破坏了美国作为世界舞台上自由主义价值观灯塔的形象。这使得中国执政党变得更加大胆，令夹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国家感到担忧，令我们的盟友感到紧张，令那些希望实现政治变革的中国民众感到沮丧。

　　格外具有破坏力的一项错误在于特朗普政府放弃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一区域性贸易协定将把十多个志同道合的国家聚集起来，促使中国不得不遵循贸易关系领域更高水平的公正与互惠标准。特朗普政府还通过单方面向中国进口品施加惩罚性关税，扰乱了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尽管巨额关税能够引发北京的关注，但这样的做法不仅违背了美国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还令人担心特朗普政府的真正目标究竟是令深度交织的中美经济脱钩，还是迫使中国制定更加互惠和更加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与投资政策。如果特朗普政府的真正目标在于后者，那么它本可以通过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在内的其他手段实现这一目标。

　　然而这些失败并未消除这一现实：长期以来共和党和民主党共同遵循的从强有力的原则立场出发与中国进行接触这一战略，如今需要作出调整，才能反映北京愈发咄咄逼人和中美双边关系变得更具竞争性这一形势。从强有力的原则立场出发与中国进行接触这一战略总是兼具合作、威慑和施压的，其比重则向来是可以调整的。这一战略大体上是成功的，在数十年的时间里促进了地区稳定，促使中国在处理东海和南海的多起争议时避免使用武力，并鼓励中国推行经济市场化政策和睦邻政策。这一战略还使得中国和美国得以管控分歧，并在符合共同利益的诸多全球性问题上展开合作，例如促进贸易、应对气候变化，以及阻止核扩散。作为对过去十年间中国在军事和外交政策方面变得愈发咄咄逼人以及在经济政策方面变得愈发重商主义的回应，美国必须调整自己的路线，改变合作与施压的比重，更加强调施压与威慑。不过我们并不主张美国转而采取现代版本的遏制政策，或是放弃在能够展开合作的领域与中国进行合作。事实上，更加强硬地回击中国咄咄逼人和破坏稳定的政策，能够最大程度地促使中国回归此前那种更具合作性、不那么破坏稳定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