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薛理泰：中国军事战略方针及核战略之演变(下)

　　当代中国核战略的前身

　　1964年10月16日，中国首次进行核试验。随之，中国政府在一则声明中宣告核试验成功，同时公布了至今仍然行之有效的核政策。该声明称中国研制核武器的目的是打破美国的核垄断，反对核讹诈。声明指出：

　　“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政府向世界各国政府郑重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作为第一步，各国首脑会议应当达成协议，即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很快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义务，保证不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区使用核武器，彼此也不使用核武器。”

　　当时，西方及苏联认为该声明只是一种宣传策略，目的是抵挡国际社会反对这次核实验的呼声，并掩饰中国的战略弱点，因而没有给予重视。虽然西方在很大程度上忘却了这则声明，中国官员和专家们却仍然经常提到这则声明。另外，当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声明与前述“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及其“后发制人”的原则并列起来，这项声明同毛泽东革命性的方针的合理性立刻凸现。

　　长期以来，中国始终坚持1964年声明中关于核武器的立场以及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这项政策在和平时期很难被证明或者否定)，中国在道义上占领了制高点。事实上，即使毛泽东对于核战争的想法也曾经发生过变化。1965年1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问毛泽东有否改变他对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论断，他作出回答：“那仅是一个说法而已。真打仗是要死人的。”一旦中国面临核战争的现实，就根据核威慑的原则，付诸谨慎的行动。

　　新披露的资料说明，尽管毛泽东发表过核武器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其实核武器不但吓唬了其他人，也吓唬了这位主席本人。1969年，中、苏面临一场全面战争。他在这年6月指出，“就是核战争也没有什么么可怕。中国地广人多，苏联丢几颗原子弹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对于苏军核武器，他多次说过，别人怕，可是“鄙人不怕”。吴法宪在回忆录中提到，据当年汪东兴告知，10月中旬，毛收到了一份情报，苏联将对北京实行核突袭，他的态度立刻变化了。14日，毛正在吃午饭，江青来了，吩咐服务员增添碗筷。毛感到不快，说他来不及同江青一起吃饭了，让江青到外边吃饭去。江青只能怏怏地离去。毛匆匆吃完饭，立即乘专列离开首都，绝尘而去，直奔武汉。可见毛毕竟是现实主义者，听说蘑菇云可能在北京上空浮现，避之唯恐不及。

　　时至今日，第二炮兵(中国战略导弹部队)以及海军核潜艇部队和空军核打击部队仍然在对一系列战略概念进行系统的研究。在中国首次核试验以后长达25年期间，毛泽东军事思想主导着中国的战略研究，并制约了这个领域的创新思路。1960年代，毛表述了他对核武器的若干看法，这些看法被认为对于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工程进展起到了足够的指导作用。他的经典说法是：中国核武器的“数量不会多，即使我们[的战略武器工程]成功了”。“有少量原子弹就够了，六颗就够。”“[我们的战略武器工程]成功了，将给我们自己壮胆并吓唬别人。”“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比其他国家生产更多的原子弹和导弹。”“[原子弹要]有一点，少一点，好一点。”

　　至1960年代中期，毛泽东的教导已经指明了实施战略武器工程的必要性，并为规划中的核武库设定了技术和概念的范畴。在那段期间，他的语录和简明指示成为所有规划和作训部门的精神食粮。据此，这些部门发出秘密指示或者公开报导。

　　历经几十年，现代规模的核武库终于建立起来了。这不仅增强了北京领导人慑止核战争的信心，也使几代中国领导人对毛泽东的教导更加深信不疑。一个原则是明确无误的，即他们把本国核武器视作慑止核战争的手段，而不是打赢核战争的工具。

　　当代中国核战略的前身

　　1964年10月16日，中国首次进行核试验。随之，中国政府在一则声明中宣告核试验成功，同时公布了至今仍然行之有效的核政策。该声明称中国研制核武器的目的是打破美国的核垄断，反对核讹诈。声明指出：

　　“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政府向世界各国政府郑重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作为第一步，各国首脑会议应当达成协议，即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很快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义务，保证不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区使用核武器，彼此也不使用核武器。”

　　当时，西方及苏联认为该声明只是一种宣传策略，目的是抵挡国际社会反对这次核实验的呼声，并掩饰中国的战略弱点，因而没有给予重视。虽然西方在很大程度上忘却了这则声明，中国官员和专家们却仍然经常提到这则声明。另外，当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声明与前述“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及其“后发制人”的原则并列起来，这项声明同毛泽东革命性的方针的合理性立刻凸现。

　　长期以来，中国始终坚持1964年声明中关于核武器的立场以及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这项政策在和平时期很难被证明或者否定)，中国在道义上占领了制高点。事实上，即使毛泽东对于核战争的想法也曾经发生过变化。1965年1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问毛泽东有否改变他对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论断，他作出回答：“那仅是一个说法而已。真打仗是要死人的。”一旦中国面临核战争的现实，就根据核威慑的原则，付诸谨慎的行动。

　　新披露的资料说明，尽管毛泽东发表过核武器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其实核武器不但吓唬了其他人，也吓唬了这位主席本人。1969年，中、苏面临一场全面战争。他在这年6月指出，“就是核战争也没有什么么可怕。中国地广人多，苏联丢几颗原子弹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对于苏军核武器，他多次说过，别人怕，可是“鄙人不怕”。吴法宪在回忆录中提到，据当年汪东兴告知，10月中旬，毛收到了一份情报，苏联将对北京实行核突袭，他的态度立刻变化了。14日，毛正在吃午饭，江青来了，吩咐服务员增添碗筷。毛感到不快，说他来不及同江青一起吃饭了，让江青到外边吃饭去。江青只能怏怏地离去。毛匆匆吃完饭，立即乘专列离开首都，绝尘而去，直奔武汉。可见毛毕竟是现实主义者，听说蘑菇云可能在北京上空浮现，避之唯恐不及。

　　时至今日，第二炮兵(中国战略导弹部队)以及海军核潜艇部队和空军核打击部队仍然在对一系列战略概念进行系统的研究。在中国首次核试验以后长达25年期间，毛泽东军事思想主导着中国的战略研究，并制约了这个领域的创新思路。1960年代，毛表述了他对核武器的若干看法，这些看法被认为对于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工程进展起到了足够的指导作用。他的经典说法是：中国核武器的“数量不会多，即使我们[的战略武器工程]成功了”。“有少量原子弹就够了，六颗就够。”“[我们的战略武器工程]成功了，将给我们自己壮胆并吓唬别人。”“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比其他国家生产更多的原子弹和导弹。”“[原子弹要]有一点，少一点，好一点。”

　　至1960年代中期，毛泽东的教导已经指明了实施战略武器工程的必要性，并为规划中的核武库设定了技术和概念的范畴。在那段期间，他的语录和简明指示成为所有规划和作训部门的精神食粮。据此，这些部门发出秘密指示或者公开报导。

　　历经几十年，现代规模的核武库终于建立起来了。这不仅增强了北京领导人慑止核战争的信心，也使几代中国领导人对毛泽东的教导更加深信不疑。一个原则是明确无误的，即他们把本国核武器视作慑止核战争的手段，而不是打赢核战争的工具。

　　核武器概念的研究

　　“核学说”这一术语并不是解放军经常使用的战略词汇，解放军仅在讨论西方或者俄国军事概念时使用这一术语。中国专家在谈到中国核力量时主要使用四个概念，表述他们对于核力量的整体看法，即“核政策”、“核战略”、“战略运用原则”和“作战条令”。尽管他们认为这四个概念是紧密相连的，可是还没有充分地阐释这些概念的定义、差别以及彼此在理论上的内在联系，以此形成一个整体性的学说。不过，中国军方认为，这一概念体系是全面的、合理的，因为它规定国家核力量受到中国总的军事战略方针的制约，并且首先服从于中国优先考虑的国家安全利益。

　　以上四个概念中，核力量战略运用原则尤其是作战条令，比其他两个概念更为具体，对战略导弹部队的组织结构、训练、部署以及与其他军种核武器运载系统的配合使用，都有详细的规定。作战条令是重要的军事法规，也是军事单位作战、训练的基础。1999年1月，中央军委为陆军、海军、空军和二炮颁布了13项作战条令。针对战略导弹部队的条令概述了关于该部队发射、后勤保障以及在联合作战中的任务分配的准则。先前我们在关于战略导弹部队的相关著作中，已经对战略导弹部队的战略运用原则和作战条令作了一些详细的论述。在本文中，我们将重点讨论中国核政策和核战略。

　　中国专家把中国核政策的起源直接追溯到毛泽东早期的教导。解放军资料指出：“核政策是有核国家或政治集团为实现其政治目的而制定的发展和使用核力量的行动准则。”至于核政策同军事战略和核战略的关系，则是核政策把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作为其指导方针，并且核政策对核战略具有指导和约束的作用。

　　始自1964年第一次核试验直至今日，中国公诸于世的核政策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体现了该政策的延续性。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核政策包括了下面六个基本方面：

　　•世界上的核武器应当予以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

　　•中国发展核武器，是核大国的核威胁所致。中国掌握少量核武器只是为了自卫。

　　•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中国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中国对无核国家提供消极和积极的双重安全保障。

　　•中国反对核扩散，永远不会帮助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并且不会在其他国家部署核武器。

　　•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要求从中国进口同核有关的材料和设备的国家接受国际安全保障措施，未经中国允许不得向第三国再次转让这些材料和设备。中国还保证所有进口的核材料与设备将仅用于和平目的。

　　至于核战略，解放军资料称，这个术语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所有核武器国家，尽管对中国而言，核战略的制定受到“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和中国核政策的制约。我们应当指出：中国核政策显然受到国家的政治考量和政治决策的主导，而中国核战略则主要受到军事层面的考量的制约。北京领导人在传统上一直把核武器视作政治工具，其主要作用是威慑敌国。这种信念导致中国关于国际军备控制的声明的众所周知的一个特点，即通常提到或者解释中国核政策，却不涉及中国核战略。简言之，核政策可以公诸于世，用来广泛宣传，而核战略是敏感的，很少对外公开。

　　核战略受到核政策的制约，包括涉及威慑、武器采购、部署、使用和民防等的一系列决策。中国官员声称，这些相互关联的决策是核战略的“内容”和“要素”。核战略涵盖的内容包括核威慑的要求或者核力量的使命、核力量组成、核战备以及关于核预警和在战争状况下确定打击目标的总体原则。我们在采访时，中国军事专家把中国核战略同美国单一综合作战计划或核战争计划相提并论，又增加了一点意见，即尽管核战略涉及秘密，却可以“而且应当由合格的中、美安全专家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讨论”。

　　历史上，核政策与核战略的两分法影响了解放军对核战略的研究及其在相关核力量的运作方面的应用。我们在前面提到，第二炮兵在1966年7月1日正式组建以后，那些当初负责筹建核导弹部队的领导人，从毛泽东到聂荣臻元帅，仅对核政策而没有对核战略提供指导。就制造和使用核武器而言，他们仅根据拥有“起码的还击手段”的需要而决定中国核武库的规模，却几乎没有提供详细的指导。由于这个因素以及文革期间接踵而来的十年动乱，在制定严格的作战和选定打击目标计划方面，第二炮兵进展十分缓慢。

　　邓小平在1977年返回北京权力中枢以后，可能看清楚中国确有制定核战略的需要。可是由于毛泽东在战略学界留下的遗产如此沉重，况且他还需要在政坛应付其他方面的挑战，所以他一时无暇顾及。不久，中国在导弹技术方面获得了进展，邓需要作出相应的决定了。在1980年代初，第二炮兵相继部署了远程导弹东风四号和洲际导弹东风五号。1983年，中央军委出于对核反击力量的生存能力日益下降的担忧，大幅度增加了战略导弹部队的经费，并且调遣了大量工程兵部队，启动了第二炮兵历史上最大的地下导弹洞库工程(代号长城工程)：为战略导弹修建了大量地下水平巷道和地下竖井，若干导弹发射营被置于一天24小时的战备值班状态。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超级大国对地下目标的侦察、探测水平的提高，数年以后，战略导弹部队的生存能力仍然没有改观。

　　随着导弹部队作战和戒备能力的提高，制定真正的核战略的必要性就凸现了。此时邓小平的威望如日中天，逐渐摆脱了毛泽东战略遗产的沉重负担，解放军终于开始了各项战略研究。1983年，第二炮兵委任第二炮兵军事学术委员会一位副主任主管关于第二炮兵战役学的研究。一个课题组开始着手编写《第二炮兵战役学》手册。然而，这批军队专家意识到，核导弹部队的战役学自然受到核战略的制约，迄今中国核战略付诸阙如，又何从编写第二炮兵战役学?于是，他们开始着手探索核战略涉及的各项要素。

　　1980年代中期，第二炮兵抽调一批高级军官，增加这个课题组的人手，限期完成这项任务。1988年，课题组完成了有关中国核战略的初稿，在第二炮兵、总参、军委相关部门中进行传阅。这份初稿打破陈规，根据中国历代领袖关于核武器的相关讲话的精神，向军委建议，采用“有限核报复”作为中国的核战略。据称，核战略主要源自邓小平数次同外宾谈话时提到的“有限报复”的说法。自此，上自军委、总参、第二炮兵下至各导弹发射支队(导弹旅)，均按照中国核战略的精神，规定了导弹部队的指挥机构体制和科学化的作战程序，以应对战时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对第二炮兵来说，当时主要的突发事件应当是苏联可能对中国实施的核突袭，尽管在这份初稿截稿时，这种可能性已经急剧下降。

　　当然，解放军关于核战略学的系统研究业已开始，尽管这项研究的最初成果直至中国首次核试验之后25年多才告突破。例如，国防大学委派该校第二炮兵教研组主任李悦堂带领一个课题组，负责为第二炮兵军官编写有关核战略学的教材。这个课题组花费了几年时间，终于编写完成题为《中国核战略思想体系》的教材。从此，国防大学为研究生增设了关于核战略学的新课程。当然，在编写此类教材的过程中，主要挑战来自如何在与时俱进的核战略与始终一成不变的国家核政策之间保持一致性。

　　2006年，中国首次宣布了它的“自卫防御”的核战略，这个核战略自然是受到“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及国家核政策的制约的。该战略的根本目的是遏制其他核国家对中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此后，在大多数场合，“自卫防御”取代“有限核报复”成为中国公开宣布的核战略。为实现慑止敌国对中国发动核袭击这一首要目标，在获悉敌国可能发动核袭击的警告时，将立即启动包括防御措施、预警及导弹部队选定打击目标等一系列措施。当初设计这一系列措施，都是着眼于最大限度地发挥核威慑的效应。

　　中国学者坚持认为，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是合理、可靠的，因为这个政策基于坚实的战略评估以及北京领导人关于核武器除了遏制核打击之外并无用处的牢固信念。自从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并不忧虑外国常规武力的入侵，因此，中国认为核武器在避免常规战争升级时发挥不了作用。中国只需要拥有在敌国核突袭以后可以生存下来的少量的第二次核打击力量，就足以确保本国核威慑的可信度。

　　基此，多年来，中国小规模的核武库或者可以生存下来的核力量看来已经拥有“足够的”数量了，况且，中国核战略规定，本国核武库只能留作最后的报复手段。为此，中央军委授权采用“面目标”的核反击政策，亦即把敌国大城市作为中国核反击的主要打击目标，这样就把敌国精英层囊括其中，成为中国永久性的人质，从而可以确保中国核威慑的可信度。毫无疑问，中国之所以制定这样的核反击政策，是因为中国导弹的精度不足，其制导系统无法针对敌国战略武器本身实行“点目标”的精确打击。当然，近年中国部署的先进的陆基机动导弹及海基远程导弹的精度已经改观了，今后有可能不限于打击“面目标”。

　　近年第二炮兵对战略运用原则和作战条令进行了实用性的“调整”，似乎是第二炮兵出于应对电子战的需要所致。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此这般的调整可能最终在实际上改变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的含义。如今若干导弹发射营已经被授权使用常规导弹，以摧毁敌方电子战的攻击源。解放军认为，这种反应支撑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增强了核威慑的效力。不过，在核威胁条件下，各种常规式的军事反应究竟能否像预期的那样增强威慑的效果，还是导致战局迈向核战争，都是不可能未卜先知的。

　　毫不奇怪，中国军人已经对西方早期威慑理论的关键因素进行了研究，并在汲取养分以后，作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新的阐释。在私下的谈话中，他们承认曾经受益于西方理论。解放军下一代弹道导弹是否会改变全球战略平衡及相关概念尚待观察。

　　中国核战略面临四大挑战

　　当代武器和卫星技术日新月异，邓小平及其继任者比毛泽东更为务实和冷静。多数中国军事专家承认，中国核报复力量受到的威胁正在与日俱增，人们开始质疑包括不首先使用原则在内的中国核政策是否尽善尽美。若干军事专家在评估本国是否拥有第二次打击力量时，引述一句谚语：“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他们首先关切的是核力量的生存力，如果生存力不足，则中国长期坚持的不首先使用及“少而好”的政策面临挑战，需要审视现行核战略的合理性。在新世纪的头十年，关于核政策与核战略的辩论浮现并继续深入。现在我们简要地讨论一下前述争论中提出的中国核威慑力量面临的四大挑战，其中前三个挑战在中国以及西方学术著作中已经得到广泛评论。

　　1.生存能力

　　中国为解决核力量生存能力不足的问题，多年来不断在改进相关技术。我们在论述第二炮兵的历史的著作中，已经对那种探索进行过研究。当代卫星侦察和精确打击的技术日益精进，隐蔽在竖井里的战略导弹的生存能力被证明是非常低的。就此而言，技术制约了核战略。第二炮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提高战略导弹的生存能力，譬如研制新的机动导弹、24小时戒备系统、导弹部队与指挥机构的分散配置、加强隐蔽以及加固导弹竖井和地下水平巷道，等等。

　　早在1991年海湾战争证明美国人在战时无法发现并摧毁伊拉克机动发射的导弹之前，中央军委已经得出结论，生存能力更多地依赖于导弹部队的机动能力。

　　新军事战略方针规定，解放军要准备在核威慑条件下打一场信息化局部战争，以及研制进攻性高科技武器开始向陆基和海基机动发射系统倾斜，核战略变得与尖端技术一样重要。新出现的挑战是：如何让核战略既适应不断演变的军事战略，也适应以下三个挑战。

　　2.核包围圈

　　1998年印度、巴基斯坦进行核试验。2006年和2009年的朝鲜核试验填补了中国周边核包围圈的一个缺口。此外，西方及亚洲对中国急剧崛起的关切，可能加快日本再次成为亚洲主要军事大国的步伐，并迫使印度民族主义者向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核包围圈使中国应急计划和打击目标的选定更趋向于复杂化。

　　今日中国处在邻国核武器的包围圈中，而且这些邻国多数或者在历史上同中国有着纠缠不清的恩怨情结，或者在战略上同中国处于彼此戒备的状态。尤有甚者，这些邻国拥有令人可怖的核武器，却仅隔着一条界河或者一座山脉，同中国相对峙。邻国拥有核武器的危险性在于，两国领土和主权纠纷可能导致国家关系迅速恶化，而且这些纠纷涉及主权及民族尊严，两国政府各自受到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牵掣，没有回旋余地。倘若两个核武器国家发生了激烈的边界冲突，在军事上急剧升级，又缺乏自我克制意识及调适机制，则后果实在不堪设想。

　　况且，如印度同巴基斯坦爆发了核战争，可能殃及中国。即使没有直接的牵连，放射性蘑菇云飘至中国，也会危及中国人的生命和健康。再说，一旦邻国核武器或高度放射性核材料失控，也有可能落入中国境内的恐怖分子手中。假使“脏弹”潜入北京，在市中心造成为患长达千年的巨大的“黑洞”，即可能直接危及国家安全。

　　毋庸置疑，中国被核大国视为假想敌，是中国面对的主要的核威胁。然而，中国身处复杂的核态势之中，在审视核战略、核政策时，也要考虑将来本国核力量执行多样化使命的可能性。

　　3.导弹防御降低了中国核威慑的可信度

　　新世纪以来，美国在亚洲部署导弹防御体系，对中国战略威慑政策是一个新挑战。美国军事专家认为，美军依仗核力量的绝对优势，可以一举摧毁中国80%以上的战略导弹，然后，依靠其在全球部署的导弹防御系统，足以拦截中国剩下的不足20%的战略导弹。北京完全有理由相信，美国全面部署了导弹防御体系，足以降低中国核威慑的可信度，甚至可以让中国第二次打击力量失效，尤其是美国在台湾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话。

　　另外，从中国的视角看，中国核战略弱点难免会推动台独势力铤而走险。一旦台独势力诉诸法理台独，两岸冲突可能急遽升级。中国军方关于小规模核武库即可慑止敌国核突袭而且中国在承受敌国首次核突袭以后还能进行毁灭性的核报复的评估方式，似乎越来越成问题。

　　如今中国战略家判断，美国计划在阿拉斯加和东亚部署导弹防御体系完全着眼于将来拦截来自俄、中两国的洲际弹道导弹。如果美国扩大部署导弹防御体系，“矛”、“盾”兼备，“攻”、“防”并举，则在中、美两国战略平衡中，促使战略平衡向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将迫使中国在事实上变成“无核”国家。中国可能再次被迫生活在美国核讹诈的阴云之下。这种考量也促使中国对奥巴马政府关于“无核世界”的呼吁，疑虑重重，频频提出质疑。鉴此，中国一名高级外交官公开强调，中国将会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最低限度的核反击手段，从而为中国大幅增加核武器的数量提供了正当理由。

　　4.高科技局部战争中常规战略与核战略的互动关系

　　从整体上说，核反击体系比核武器本身更加重要。打赢一场高科技战争的要求，按中国专家所称，实际上就是美国人所说的对现代信息通讯系统、情报能力、空间技术、未来航空器与先进的战术策略的有机整合集成而已。此类整合集成既适用于常规战争，也适用于核战争，况且，总的来说，将涉及许多相同的技术和发射平台。在美国，这个结论是很明确的，在中国却不怎么清晰。这种关联互动是本世纪初解放军核战略规划者遇到的一个问题。在他们看来，行动-反应-行动不断反复循环，会导致高科技局部战争的逐步升级，最终核战争可能爆发。

　　北京反复强调，台湾问题涉及国家核心利益，在其战争计划中，如果台独势力宣布独立，就可能引爆一场大规模战争。中央军委明白，即使仅在台湾海峡发生一场逐步升级的常规战争，也可能促使美、中两国战略武器体系卷入其中，并摧毁核武器体系的辅助系统的若干关键性的组成部分。在北京的战略评估中，任何针对中国指挥控制体系和战略武器基地的常规轰炸，也可能危及中国核报复能力及核导弹的生存能力。应当注意的是，随着北京开始重新思考核战略，常规战争与核战争之间存在的关联互动关系，促使许多中国战略家对美国政府有关“无核世界”的呼吁非常警惕，因而强调这—呼吁的局限性。

　　今日不同往时。今日北京领导人要提出问题：究竟现行核战略能否保证国家安全?如果不能，应当作哪些改变?为了寻找答案，他们推动了应当推行何种变革的争论。总之，尽管中国专家仍在继续争论，中央军委一直对修订核战略持稳健保守的态度，同时也不打算改变中国基本的核政策。

　　中国首次核试验以来，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漫长的时间已经证明，“有限核报复”及其衍生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上是卓有成效的。长期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据此，可以认为，军委的判断是有道理的。

　　结语

　　当然，对于中国核战略面临的前述四大挑战，解放军作何反应，我们所知有限。我们知道，多位有影响的中国战略家认为，中国有必要对核战略作若干调整并对军事战略和核战略进行整体性的考虑。例如，2009年，第二炮兵司令、政委在《求是》杂志上撰文提出，需要按照通行的军事理论和二炮战略方针，研究和制定核力量的“战略威慑”政策以及“实战”战略。显然，中国军方正在进行广泛的、相关的战略评估。全世界都将密切关注此类评估的结果。

　　本文涉及高端的军事科学和解放军的战略方针，并讨论了当前中国军方、学界关于核战略的争论。如同我们过去发表的多数学术著作一样，我们主要依据中国出版的资料，因为单纯用西方观点根本无法理解众多亟待解释的东西。不过，即使在解放军指挥层级，对于前述看法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焦点围绕着未来中国如何制定核战略。1960年代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发生的激烈争吵，为现行核政策提供了政治和道义上的正当性。现在全世界正在面临变革、国家转型以及当代武器竞相角逐的混乱局面。尽管军事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这场关于核战略的争论不仅挑战参与这项角逐者，也威胁他们的职业生涯。

　　通过这项研究，我们认识到，中国不会停止对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核战略的追求，也没有一项计算机程序适用于中国核力量的单一综合作战计划。中国核武库的规模远较西方核国家为小。中国人面对严峻的挑战，仍然坚持核裁军的愿景。这不仅源自他们继承的毛泽东战略观念的遗产，也是他们对摆脱核武器困境的途径的深刻理解。因此，当中国核斗士和专家们愿意分享他们几十年以来积累的关于核时代不确定性的探索经验的时候，我们可以确信，他们对于人类在核时代遭遇的普遍挫折已经有所体认。

　　约翰·刘易斯，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原荣誉高级研究员;薛理泰，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本文首刊于2011年2月《领导者》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