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来仪：在中美关系的十字路口，未来可能出现的三种景象是什么?

　　许多美国老百姓对中国的看法也恶化了。皮尤民调去年春天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对中国持正面观点的美国人比例从2017年的44%下降到了38%。不过，对于失去工作岗位、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以及贸易赤字等问题的担忧之情并不像2012年时那样严重——当时美国总体的经济气氛要比今天更加负面。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年轻人对于中国的态度更加正面了，18至29岁的年轻人尤其如此。诸如州长和市长等全国和地方的政客对中国的看法大体而言也是正面的，并且热切地欢迎中国前来进行投资和加强合作。

　　可以说，特朗普为改变过去那些被认为对美国利益不利的政策而向中国施压的做法在美国获得了大量支持。在中期选举过后、乃至在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之后，这种强硬的对华立场有可能继续持续下去。

　　中国的观点

　　中国对于中美关系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以来，在中国就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信念：美国在寻求破坏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并将中国转变为一个民主国家。在五十年代末期，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坚持认为，美国应该努力推动共产党国家的和平演变，将其转变为更加类似于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体制。他主张通过支持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新生的反对派、进行文化颠覆活动和传播信息等方式来实现这一目的。中国媒体会不时地提起“和平演变”这一理论，尤其是在天安门危机和占领中环等政治上十分动荡的时期。

　　中国共产党还鲜活地保留着对“百年屈辱”的记忆。这段时期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当就在中国境内进行鸦片贸易的谈判失败之后，英国占领了中国东部沿海的部分领土。中国向英国让步的条件包括，将香港割让给英国，扩大新开通商口岸的贸易，并赋予在华英国人——也常常包括美国人和法国人——治外法权。

　　对于美国对华意图的疑虑始终广泛存在。中国领导人将美国视为超过一万名法轮功练习者于1999年在天安门外抗议一事的幕后操纵者。他们相信美国还煽动了二十一世纪初发生在数个前苏联和巴尔干国家的“颜色革命”运动。2011年时，美国还被认定助长了“阿拉伯之春”。2009年发生在乌鲁木齐的暴乱也被认为是由美国支持的。

　　中国对于西方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早在习近平提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之前很久，中国人就渴望自己的国家能重新变得伟大。人们认为这一点是理所当然的：美国实行的是一种遏制中国的战略，从而避免中国对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发起挑战。中国的官方文件坚持认为，美国试图西化和分裂中国。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世界正在加速变得多极化，美国的实力则在衰退。中国共产党的报纸《人民日报》在2009年2月的一篇权威文章中坚持认为，内部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矛盾和不受制约的资本主义体制将美国霸权推到了崩溃的边缘。这篇文章还预测称，“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明白无误地终结了”。

　　几年之后，中国最著名的美国问题专家之一、北京大学教授王缉思表示，全球金融危机使得中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自己已经崛起成为了一流强国。

　　但中国对权力转移尚未做好准备。当习近平于2012年年底上台时，他意识到了在权力转移过程中继续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他提议两国应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最初是由他的前任胡锦涛提出的。奥巴马起初对此表示赞同，但后来产生了疑虑。

　　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日益增强，北京抓住了机遇，以保卫中国的安全和推进中国的利益。例如，当日本政府于2012年从私人公民手中买下钓鱼岛时，中国将执法船只派遣到了距离钓鱼岛12海里以内的区域，以强化自己对于该岛的主权声索。这一行为成为了惯例，直到今天仍在继续。第二年，中国又在东海设立了防空识别区。又过了一年，中国开始在南海建造人工岛屿，这些人工岛屿此后又被转型成了中国海军和空军的前沿基地。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得出的结论是，美国未能保护好中国选择融入其中的国际贸易与金融体系。于是北京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保护自己的金融利益，并促进中国的影响力。2009年中国签署了首份双边货币互换协定。如今中国已经签订了三十二个此类协定。中国所宣称的签订这些货币互换协定的意图中就包括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中国实力的增长还令其能够创建出由自己主导的新的多边金融机构，以促进中国利益的扩张。2013年时，中国与金砖国家集团其他成员一道，帮助建立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两年之后，北京又创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不再只是规则接受者了，而是成为了规则制定者，并且展现出了向国际体系中某些规则发起挑战的意愿。

　　当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后，中国竭尽全力试图赢得他对于积极的中美关系的支持。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一度成为了主要的中间人，促成了特朗普与习近平在海湖庄园的峰会，并帮助缓和了双方的分歧。

　　中方宣称自己赢得了特朗普的支持，并且相信自己通过购买大量美国产品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满足特朗普。但这是一种误判。特朗普并未成为中方设想中那种容易搞定的、在政治上幼稚的交易型领导人。如今大多数中国专家都将特朗普视作一名被自己严重低估了的狡猾的战略家和一名手段高明的策略家。

　　特朗普政府决定通过向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以及采取诸多其他行动来从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向中国施压，这种做法在中国的外交政策圈子里激发了一场关于美国意图的辩论。其中一个流派坚持认为，特朗普的目标是达成对美国有利的贸易协定，其他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迫使中国在贸易方面作出让步的砝码。另外一个流派则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意图在于遏制中国的崛起，因而建议中国为中美之间持久的战略性争夺做好准备。“遏制”学派的支持者认为，当苏联和日本的经济增长达到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60%的水平时，美国都对其采取了行动。中国在2014年越过了60%这道红线，并且将在数十年内超越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于是中国如今就成为了美国遏制政策的目标，对此中国应该展开反击，而不是做出让步。

　　至少就当下而言，“遏制”学派似乎占据了上风，中国也展开了反击。在九月末，中国政府发布了一份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白皮书。这份白皮书指控称特朗普政府“厚颜无耻地宣扬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经济霸权”，并且“通过加征关税的做法恐吓其他国家”。这份白皮书还坚持认为，美国试图剥夺中国发展的权利，并且反驳了美国提出的作为在中国做生意的前提条件，外国公司不得不转让技术这一指控。这份白皮书声称，中国的补贴政策是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除了捍卫中国的政策之外，白皮书还指控美国扭曲了市场竞争，妨碍了公平贸易，并破坏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

　　中国试图通过谈判与美国达成协定，并希望稳定中美之间的双边关系。与美国发生战略冲突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北京希望作出某些让步与妥协，但不会是在其认为与国家安全和维持中国共产党统治有关的核心问题上。在十二月发表的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讲话中，习近平表示：“应该改革的、能够改革的，我们要坚决改革;不应改革的或是不能改革的，我们坚决地不要改革。”

　　“钝角网”按：本文为作者在其于达特茅斯学院的演讲稿基础上改写而成。作者授权“钝角网”翻译发布，在此表示感谢。

　　在过去几年间，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发充满争议了。战略竞争成为了主导中美双边关系的特征，合作则被削弱了。特朗普政府在官方文件中给中国打上了战略竞争者、对手和试图修正当下国际秩序的势力等标签。美国总统特朗普向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了关税，作为回应，中国也向美国商品加征了关税。美国副总统彭斯则在去年10月发表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演说，指控北京“集全政府之力，动用了政治、经济、军事和宣传手段，来推进自己在美国的影响力和利益”。近几个月来，学者和专家则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中美两国是否正走在爆发新冷战乃至军事冲突的道路上。

　　中国正处于劣势。自从特朗普上任以来，中国付出了大量努力，试图与之达成贸易协议，并在特朗普政府内外找到盟友，以缓和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但这种努力失败了。中国官员公开指责特朗普政府缺乏善意与诚意。中国的权威媒体新华社指责称，“美国领导人最近持续发表的一系列没有根据的抨击中国的话语表明，华盛顿决心要将北京拖入一场全面对抗之中”。

　　毫无疑问，中美关系正处在下行曲线上。许多人都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中美两国是否正走在爆发新冷战乃至军事冲突的道路上。在探讨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势之前，我想先考察过去，并对双方的视角进行一番审视。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葛来仪

　　美国的观点

　　自尼克松对华开放以来形成的美国对华政策共识在八十年代末破碎了。两起事件格外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是八十年代末的事件，这导致邓小平——他在1979年访问德克萨斯期间戴上了一顶“十加仑”牛仔帽——在美国公众心中营造出的对于中国的一切正面情绪都烟消云散了。其次是苏联的解体，这使得中国和美国共同的敌人，也就是促使中美两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的粘合剂消失了。

　　当克林顿上台后，他尝试将赋予中国贸易上的最惠国地位与其人权状况相挂钩，试图通过运用经济影响力来迫使中国的人权状况发生改变，但这只是徒劳。这一政策的失败渐渐催生了另一种新的共识。民主党人主张与中国进行接触，他们认为这既对商业有利，又有助于推动法治和对人权的尊重。共和党内的战略家也支持与中国进行接触，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影响中国并塑造其政策。1996年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上表示美国对华政策的新共识包括下列要素：

　　“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以促进商业与法治;加强与中国领导层的对话，也找到共同的战略关切领域;与中国合作(必要时使用制裁这一手段)，令其成为国际社会中一个‘负责任’的成员，并拥抱有关贸易、版权和武器扩散的全球规则;以低调的方式处理中国侵犯人权的问题，并且保护台湾免受武力统一。”

　　克林顿政府决定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于2001年加入了该组织。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承诺要降低其贸易壁垒并遵循国际贸易诸国制定的国际贸易规则。克林顿曾评论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如同走上了一条“单行道”，美国的劳动者、消费者和投资者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此后美国历任政府都相信，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面临全球竞争的压力将迫使中国对自己的经济体系实行自由化和私有化。然而，自从胡锦涛于2003年出任国家主席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就停滞了。政府加强了而不是减弱了对经济的掌控。习近平进一步强化了党的控制，以便使得中国在未来能够主导技术驱动的那些行业。中国共产党与银行依然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银行为国有企业提供低于市场利率的贷款，这就如同是向这些企业提供补贴一样。在与美国公司就建立合资企业展开谈判的过程中，中国公司要求对方转让技术，以此作为在中国做生意的代价。

　　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数年间，中国向美国的出口量激增了，并且超过了从美国的进口量，这导致美国的双边贸易赤字急剧增加。美国公司赚取了利润，但从未取得畅通无阻地进入中国市场的权利。对于中国快速的经济崛起以及中国进口品数量的大幅增加会对美国劳动者的就业与工资水平产生何种影响，美国人有着不同的意见。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戴维·奥特尔(David Autor)进行的一项研究将1999至2011年间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数量减少98.5万个(即制造业工作岗位总量的约20%)归咎于来自中国竞争的加剧。其他人则认为，造成美国制造业部门工作岗位减少的原因在于美国经济的自动化和结构性调整，而不在于中国。他们还认为，通过令美国的消费品价格保持在低水平，中国的进口品事实上令美国获益了。

　　对美国而言，为期数年的双边谈判未能取得积极结果。中国在多次双边会议上都许下了诺言，但并未将其兑现。在此举一个例子。当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曾同意要尽快加入《政府采购协定》，该协定禁止其成员国就政府采购作出限制。但在去年4月，距离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经过去了十七年之后，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的一份演说中，习近平仍表示中国将“加快加入《政府采购协定》的步伐”。北京依然没有为加入《政府采购协定》设置最后期限。

　　今年早些时候，特朗普政府驻世界贸易组织的特使丹尼斯·谢伊(Dennis Shea)向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构表示，“中国决定以一种系统性的、国家主导的、非市场导向的方式追求其他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的前沿科技，以便为中国的产业政策服务”。特朗普则决定要纠正中国与美国之间不公平的贸易关系，并且将这一问题视作中美关系议程中的当务之急。

　　在安全领域，1995至1996年间的台海危机启动的一项进程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间将促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实力大大加强。尽管中国大陆在1996年就有能力将导弹发射到距离台湾20英里以内的地方，但面对克林顿政府派出的航空母舰，却无能为力。中方尊严受到的伤害，再加上五年前美国在“沙漠风暴行动”中取得的惊人胜利，令北京确信有必要将大量资源用于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变成为一支更加现代、更加专业、更加具备实际作战能力的军队。

　　接下来，本土武器研发和来自俄罗斯的外国武器采购使得中国军队具备了强有力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中国先进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加上空中和海上防御系统及反卫星武器，使得美国位于第一岛链以内的资产处于了险境。中国在南海建设人工岛——岛上配备有反舰巡航导弹、地对空导弹和保护歼击机和轰炸机的硬式掩蔽部——的行为，进一步加剧了两国间的紧张关系和互不信任的情绪。考虑到2015年时和奥巴马一同来到玫瑰花园的习近平曾承诺不会将南海的南沙群岛军事化，就更是如此了。

　　中国大陆建设军力的行为对台湾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据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希望到2020年时掌握足以入侵和占领台湾的军事手段。将军们起草了向台湾发起攻击的选项列表，如果习近平对于和平统一这一政策失去耐心或是认为进攻台湾有助于鼓舞民族团结情绪和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的话，就可以从这一列表中进行选择。中国崛起为经济强国还使得北京能够以其他方式向台湾施压。北京已经说服了越来越多台湾为数不多的邦交国转而与自己建交，使得只剩下了17个小国还承认台湾的主权。

　　在习近平治下，中国动用了新的、具有创新性的方式来威胁台湾的自主性，包括迫使外国连锁酒店、航空公司和其他公司在网站上使用“中国台湾”这一名称。特朗普对北京单方面改变现状、破坏台湾海峡局势稳定的行为表示了谴责。官员们合理地对美国履行《对台湾关系法》所规定的法律义务的能力遭到削弱表示了担忧。这些义务包括保持“抵抗任何诉诸武力或是以其他强迫性方式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行为的能力”。

　　在过去十年间，中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这一方针——其根源在于苏联的解体和苏东集团的崩溃——渐渐地被放弃了。讽刺的是，从小布什政府时期起，美国开始敦促北京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并帮助解决地区及国际问题。2005年时，小布什的助理国务卿鲍勃·佐利克(Bob Zoellick)恳求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几乎十年之后，奥巴马公开地将中国称为“搭便车者”，并在私下里鼓励习近平通过避免气候变化、在苏丹和南苏丹之间斡旋等方式更加积极地肩负起更多的全球责任。

　　这或许恰恰证明了这句话：对于你希望得到的，可要小心一点。近些年来，中国的外交政策变得更加积极主动和更加咄咄逼人了。从美国的立场来看，中国的外交政策愈发体现出了在亚洲削弱美国影响力、建立由北京领导且更加有利于中国利益的地区秩序这一意图。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2014年时习近平呼吁由亚洲人来通过新的区域性安全合作框架来维护亚洲的安全，这一区域性安全合作框架将把美国排除在外。

　　更为近期的表明中国正在努力限制美国在亚洲地区影响力的证据来自北京针对中国与东盟国家南海行为准则工作草案所提出的修改意见。北京提出，参与海洋经济合作的只能是相关沿海国家，地区外国家的公司不得介入其中。中国还建议，该行为准则的签署方应同意“不得与本区域之外的国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除非相关各方事先得到了通知并且对此并无反对意见”。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亟需的基础设施，但这也意味着中国试图在经济上将这些国家与自己联系起来，并且增加北京对于其决策的影响力，并使得中国能够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自己的基地。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掠夺性融资方案提出了警告，这些融资方案对相关国家的经济和安全构成了威胁。美国副总统彭斯则提及了中国对亚洲、非洲、欧洲乃至拉丁美洲各国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借贷，指控中国利用“债务外交”来扩张自己的影响力。

　　渐渐地，中国的政策导致美国两党达成了新的共识，及支持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军方和国家安全圈子在奥巴马执政期间——如果说不是更早的话——确信，中国对美国的利益构成了威胁。在国会里，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以更具批评性的态度对待中国。在2019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中，国会支持对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加强审视力度，并重新修改了关于哪些美国技术可以被出口至国外的规定。对于那些建有孔子学院的美国大学，美国国防部为其中文项目提供资金的做法也受到了限制。

　　在多年来一直主张耐心与克制之后，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也对于中国在市场准入方面的缺陷和不公平的产业政策提出了更大的批评之声。多数公司都支持美国政府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从而确保更加公平的商业环境。不过，多数美国公司都反对通过向中国增收关税的方式来实现双方待遇的对等。在中国生活超过了二十五年时间的安可国际大中华区主席詹姆斯·麦格雷戈(James McGregor)的话总结了美国商界的情绪，他表示：“在华美国商界的许多人都乐于见到政府强力地回击中国愈发咄咄逼人的重商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

　　许多美国老百姓对中国的看法也恶化了。皮尤民调去年春天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对中国持正面观点的美国人比例从2017年的44%下降到了38%。不过，对于失去工作岗位、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以及贸易赤字等问题的担忧之情并不像2012年时那样严重——当时美国总体的经济气氛要比今天更加负面。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年轻人对于中国的态度更加正面了，18至29岁的年轻人尤其如此。诸如州长和市长等全国和地方的政客对中国的看法大体而言也是正面的，并且热切地欢迎中国前来进行投资和加强合作。

　　可以说，特朗普为改变过去那些被认为对美国利益不利的政策而向中国施压的做法在美国获得了大量支持。在中期选举过后、乃至在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之后，这种强硬的对华立场有可能继续持续下去。

　　中国的观点

　　中国对于中美关系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以来，在中国就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信念：美国在寻求破坏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并将中国转变为一个民主国家。在五十年代末期，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坚持认为，美国应该努力推动共产党国家的和平演变，将其转变为更加类似于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体制。他主张通过支持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新生的反对派、进行文化颠覆活动和传播信息等方式来实现这一目的。中国媒体会不时地提起“和平演变”这一理论，尤其是在天安门危机和占领中环等政治上十分动荡的时期。

　　中国共产党还鲜活地保留着对“百年屈辱”的记忆。这段时期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当就在中国境内进行鸦片贸易的谈判失败之后，英国占领了中国东部沿海的部分领土。中国向英国让步的条件包括，将香港割让给英国，扩大新开通商口岸的贸易，并赋予在华英国人——也常常包括美国人和法国人——治外法权。

　　对于美国对华意图的疑虑始终广泛存在。中国领导人将美国视为超过一万名法轮功练习者于1999年在天安门外抗议一事的幕后操纵者。他们相信美国还煽动了二十一世纪初发生在数个前苏联和巴尔干国家的“颜色革命”运动。2011年时，美国还被认定助长了“阿拉伯之春”。2009年发生在乌鲁木齐的暴乱也被认为是由美国支持的。

　　中国对于西方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早在习近平提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之前很久，中国人就渴望自己的国家能重新变得伟大。人们认为这一点是理所当然的：美国实行的是一种遏制中国的战略，从而避免中国对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发起挑战。中国的官方文件坚持认为，美国试图西化和分裂中国。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世界正在加速变得多极化，美国的实力则在衰退。中国共产党的报纸《人民日报》在2009年2月的一篇权威文章中坚持认为，内部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矛盾和不受制约的资本主义体制将美国霸权推到了崩溃的边缘。这篇文章还预测称，“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明白无误地终结了”。

　　几年之后，中国最著名的美国问题专家之一、北京大学教授王缉思表示，全球金融危机使得中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自己已经崛起成为了一流强国。

　　但中国对权力转移尚未做好准备。当习近平于2012年年底上台时，他意识到了在权力转移过程中继续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他提议两国应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最初是由他的前任胡锦涛提出的。奥巴马起初对此表示赞同，但后来产生了疑虑。

　　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日益增强，北京抓住了机遇，以保卫中国的安全和推进中国的利益。例如，当日本政府于2012年从私人公民手中买下钓鱼岛时，中国将执法船只派遣到了距离钓鱼岛12海里以内的区域，以强化自己对于该岛的主权声索。这一行为成为了惯例，直到今天仍在继续。第二年，中国又在东海设立了防空识别区。又过了一年，中国开始在南海建造人工岛屿，这些人工岛屿此后又被转型成了中国海军和空军的前沿基地。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得出的结论是，美国未能保护好中国选择融入其中的国际贸易与金融体系。于是北京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保护自己的金融利益，并促进中国的影响力。2009年中国签署了首份双边货币互换协定。如今中国已经签订了三十二个此类协定。中国所宣称的签订这些货币互换协定的意图中就包括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中国实力的增长还令其能够创建出由自己主导的新的多边金融机构，以促进中国利益的扩张。2013年时，中国与金砖国家集团其他成员一道，帮助建立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两年之后，北京又创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不再只是规则接受者了，而是成为了规则制定者，并且展现出了向国际体系中某些规则发起挑战的意愿。

　　当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后，中国竭尽全力试图赢得他对于积极的中美关系的支持。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一度成为了主要的中间人，促成了特朗普与习近平在海湖庄园的峰会，并帮助缓和了双方的分歧。

　　中方宣称自己赢得了特朗普的支持，并且相信自己通过购买大量美国产品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满足特朗普。但这是一种误判。特朗普并未成为中方设想中那种容易搞定的、在政治上幼稚的交易型领导人。如今大多数中国专家都将特朗普视作一名被自己严重低估了的狡猾的战略家和一名手段高明的策略家。

　　特朗普政府决定通过向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以及采取诸多其他行动来从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向中国施压，这种做法在中国的外交政策圈子里激发了一场关于美国意图的辩论。其中一个流派坚持认为，特朗普的目标是达成对美国有利的贸易协定，其他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迫使中国在贸易方面作出让步的砝码。另外一个流派则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意图在于遏制中国的崛起，因而建议中国为中美之间持久的战略性争夺做好准备。“遏制”学派的支持者认为，当苏联和日本的经济增长达到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60%的水平时，美国都对其采取了行动。中国在2014年越过了60%这道红线，并且将在数十年内超越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于是中国如今就成为了美国遏制政策的目标，对此中国应该展开反击，而不是做出让步。

　　至少就当下而言，“遏制”学派似乎占据了上风，中国也展开了反击。在九月末，中国政府发布了一份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白皮书。这份白皮书指控称特朗普政府“厚颜无耻地宣扬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经济霸权”，并且“通过加征关税的做法恐吓其他国家”。这份白皮书还坚持认为，美国试图剥夺中国发展的权利，并且反驳了美国提出的作为在中国做生意的前提条件，外国公司不得不转让技术这一指控。这份白皮书声称，中国的补贴政策是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除了捍卫中国的政策之外，白皮书还指控美国扭曲了市场竞争，妨碍了公平贸易，并破坏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

　　中国试图通过谈判与美国达成协定，并希望稳定中美之间的双边关系。与美国发生战略冲突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北京希望作出某些让步与妥协，但不会是在其认为与国家安全和维持中国共产党统治有关的核心问题上。在十二月发表的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讲话中，习近平表示：“应该改革的、能够改革的，我们要坚决改革;不应改革的或是不能改革的，我们坚决地不要改革。”

　　未来的景象

　　可以说中美之间的双边关系来到了战略十字路口。双方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达成的协定为避免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建立更具建设性和更友好的关系提供了机会。接下来的三个多月时间将是至关重要的。我认为未来存在三种可能的景象。

　　第一种可能的景象是二十一世纪版本的冷战。这在某些方面与发生于西方与苏联之间的二十世纪冷战有着类似之处，但又有着不同之处。军事上，美国和中国将动用自己的力量来抵御对方构成的一系列威胁。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现象已经发生了，尤其是在中国的周边地区。在这些地方，中国人民解放军加强了“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美军则决心突破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包围，保持自己的行动自由。未来中美之间的军事争夺在多个领域可能愈演愈烈。中国可能会增加其核武器库存，以匹敌美国。美国可能会扩张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范围，如今这些弹道导弹防御系统针对的是朝鲜和伊朗的威胁，扩张之后则将针对中国的潜在威胁。外太空和网络空间的冲突甚至有可能变得更加激烈。

　　经济上，新版本的冷战将以中国和美国经济的脱钩为特征。至少特朗普政府中的某些官员正在试图通过封杀中国的制造业供应链、将其推至世界其他地方来实现这一目标。有些专家坚持认为，中美两国经济的相互依赖程度太高了，以至于这一目标是无法实现的;而且创新的全球性决定了中美经济的脱钩也是不可能的。然而美国的关税、中国的知识产权偷窃行为，以及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可能会促使各公司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地方。

　　面对美国越来越大的压力，习近平并不太可能做出让步，因为他相信中国可以从这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占据优势，也因为屈服于美国的要求会削弱他在国内的地位。在近来几周，习近平的立场变得更加强硬了。他公开表示中国在航空航天、机器人、人工智能、清洁能源、量子计算机及其他科技领域有能力成为全球创新的领导者。在上个月视察一家大型国有企业时，习近平表示“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正迫使中国采取“自力更生”的政策。他还补充道，这“不是一件坏事”。

　　政治上，新版本的冷战还将导致中国和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全球性争夺。一年之前习近平在十九大上呼吁发展中国家考虑将中国的发展模式作为模仿的对象，这是表明习近平可能试图直接对西方资本主义和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发起挑战的首个信号。

　　美国和中国还可能分别打造分别由支持自己领导地位的国家组成的联盟。尽管北京迄今为止一直避免建立联盟，但习近平可能会采纳例如清华大学教授阎学通等中国学者的建议。阎学通认为，如果中国想要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话，那么由条约加以巩固的联盟将是必要的。

　　第二种可能的景象是中美达成新的贸易协定，在其他领域的紧张关系也得以缓和。特朗普仍在表示，到了某些时候自己可能会与习近平达成协议。就我个人而言，是相信他希望达成协议的。特朗普是一个交易型的领导人，而且他也喜欢取得胜利。就当下而言，他更青睐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任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和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主张的强硬措施。但这是可能改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贸易战将开始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美国企业的投入品价格将上涨，消费者价格同样也将上涨。美元对人民币的走强将伤害美国出口商，并帮助中国出口商。税收基金会对关税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的估计显示，已经施加的关税将导致美国丧失九万四千个全职工作岗位。如果宣布的关税全部施加的话，这一数字还可能上升至四十六万。有些专家表示，这还只是保守的估计。贸易战还会导致连锁反应。近几周来动荡不安的股票市场可能暴跌，从而对居民储蓄和总体信心产生影响，最终影响到有关商业投资和雇佣的决定。

　　如果关税令美国人遭受了损失，并且特朗普谋求连任，那么他可能会释放出寻求达成协议的信号。中国更希望通过妥协来避免与美国发生战略冲突。中美之间的敌意和全球竞争可能会导致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无法实现。

　　相对成功的贸易协议能够为回归被我称为“战略性两面下注”的政策创造动能。这种政策指的是，中美两国在利益一致处进行合作，并且通过对话对存在摩擦的领域进行管理。双方都会试图减缓摩擦并避免某一领域的紧张关系外溢至其他领域。但即使在这一可能的景象中，军事、经济和外交领域的战略竞争仍将长期存在。

　　第三种可能的景象是大战略博弈。在我看来，在特朗普执政期间这一点是不太可能实现的，但未来的总统可能会有此考虑。这一选择可能包括识别出争议区域和潜在的合作区域，再进行权衡取舍。目标将是通过达成战略谅解来实现朝着西太平洋地区真正的势力均衡的和平与稳定的过渡，并有选择性地满足中国对于调整国际体系的要求。

　　考虑到中美两国的领导人都是自信和坚持己见的，前方的道路必定是困难的。希望习近平和特朗普在2018年12月初于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的那场会面能够成为中美关系的转折点。

　　中美关系是这个时代影响最为重大的双边关系。我们必须处理好这段关系。

　　作者系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