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格·班多：美中关系40年：如何在战争手段之外正确地对付中国

　　1971年，理查德•尼克松那场著名的“访华”之旅结束了两国政府之间的敌对沉默状态。不过，双边关系的构建要等到吉米·卡特来完成。美国正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建交的时间是1979年1月1日。

邓小平和卡特

　　对那些支持蒋介石留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的保守派来说，这一举动引发了很大争议。“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声称自己是全中国的合法政府，但却没有丝毫机会实现这个雄心壮志。尼克松访华后，台北不仅失去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也失去了联合国成员国资格。许多国家转而承认北京。美国在1979年的对华关系扭转只给台湾留下了一群落后于它的小国。它们仍保持着外交关系，但其中的许多后来也背弃了台湾。

　　四十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潜力是显而易见的，但仍被牢牢限制，发展似乎还很遥远。在毛去世两年多后，支持文化大革命的所谓“四人帮”已被逮捕，但尚未受到审判。邓小平上台的时间还不到一年，经济改革还没有什么动静。美国此时对它的承认是一笔着眼未来却充满不确定性的投资。

　　即使在大约十年后，当我第一次访问中国大陆时，它仍显贫穷。即使在北京和上海，道路上也只是挤满了自行车和摩托车。有一些新建筑，但没有人会想到北京会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在当时似乎还非常不合时宜。

　　时间快进到2019年1月1日。美国在经济上仍然保持领先，但按照购买力平价而非汇率来计算经济实力，中国已被排在首位。中国在军费开支方面仍然落后于美国，但在世界上排名第二。

　　甚至在特朗普总统错误地对全球自由贸易发起抨击之前，中国就已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家，且在亚洲的贸易额远远超过美国。中国政府正利用其经济影响力，通过“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计划获得政治影响力。

　　好的方面是，数以亿计的人摆脱了贫困。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由工作、结婚、旅行、学习等等。在往昔“红太阳”之下，令人窒息的千人一面和政治统一性已经消失，中国人民享有一定程度的个人自主权和自由，是他们大多数先辈所不知道的。

　　然而，坏的方面也相当糟糕。尽管特朗普政府的关税策略可能会受到指责，但中国确实钻了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孔子，窃取了知识产权，把目标对准了外国公司并强制进行技术转让。随着中国变得更加富有和自信，这种做法越来越难以令人容忍。

　　更糟糕的是，北京似乎正在迅速转回到其不光彩的过去……

　　此外，北京在整个东亚海域的领土主张方面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如果中国对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和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的主权得到承认，整个地区将成为中国的一个湖泊。中国政府已经放弃了早先的“和平崛起”战略，并利用其日益壮大的军事力量，促使国际社会做出让步。“一带一路”计划的目标之一是建立和获取具有军事价值的设施。

　　总的来说，这是一个与1979年1月截然不同的中国，或者说，是在美国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时所设想的那个中国非常不同。

　　经济自由化和繁荣并非没有促使更多社会自由的出现，事实上，中国社会里个人自主权扩大了，就业和经济选择机会成倍增加。宗教信仰的自由度也在增加，知识分子可以自由辩论的公共空间也扩大了，更多的推动法治的声音得以传播，受过教育的年轻一代批评审查制度和专制统治。但问题在于这些成果并没有制度化，反而被强权者轻而易举地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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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理查德•尼克松那场著名的“访华”之旅结束了两国政府之间的敌对沉默状态。不过，双边关系的构建要等到吉米·卡特来完成。美国正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建交的时间是1979年1月1日。

邓小平和卡特

　　对那些支持蒋介石留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的保守派来说，这一举动引发了很大争议。“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声称自己是全中国的合法政府，但却没有丝毫机会实现这个雄心壮志。尼克松访华后，台北不仅失去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也失去了联合国成员国资格。许多国家转而承认北京。美国在1979年的对华关系扭转只给台湾留下了一群落后于它的小国。它们仍保持着外交关系，但其中的许多后来也背弃了台湾。

　　四十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潜力是显而易见的，但仍被牢牢限制，发展似乎还很遥远。在毛去世两年多后，支持文化大革命的所谓“四人帮”已被逮捕，但尚未受到审判。邓小平上台的时间还不到一年，经济改革还没有什么动静。美国此时对它的承认是一笔着眼未来却充满不确定性的投资。

　　即使在大约十年后，当我第一次访问中国大陆时，它仍显贫穷。即使在北京和上海，道路上也只是挤满了自行车和摩托车。有一些新建筑，但没有人会想到北京会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在当时似乎还非常不合时宜。

　　时间快进到2019年1月1日。美国在经济上仍然保持领先，但按照购买力平价而非汇率来计算经济实力，中国已被排在首位。中国在军费开支方面仍然落后于美国，但在世界上排名第二。

　　甚至在特朗普总统错误地对全球自由贸易发起抨击之前，中国就已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家，且在亚洲的贸易额远远超过美国。中国政府正利用其经济影响力，通过“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计划获得政治影响力。

　　好的方面是，数以亿计的人摆脱了贫困。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由工作、结婚、旅行、学习等等。在往昔“红太阳”之下，令人窒息的千人一面和政治统一性已经消失，中国人民享有一定程度的个人自主权和自由，是他们大多数先辈所不知道的。

　　然而，坏的方面也相当糟糕。尽管特朗普政府的关税策略可能会受到指责，但中国确实钻了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孔子，窃取了知识产权，把目标对准了外国公司并强制进行技术转让。随着中国变得更加富有和自信，这种做法越来越难以令人容忍。

　　更糟糕的是，北京似乎正在迅速转回到其不光彩的过去……

　　此外，北京在整个东亚海域的领土主张方面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如果中国对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和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的主权得到承认，整个地区将成为中国的一个湖泊。中国政府已经放弃了早先的“和平崛起”战略，并利用其日益壮大的军事力量，促使国际社会做出让步。“一带一路”计划的目标之一是建立和获取具有军事价值的设施。

　　总的来说，这是一个与1979年1月截然不同的中国，或者说，是在美国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时所设想的那个中国非常不同。

　　经济自由化和繁荣并非没有促使更多社会自由的出现，事实上，中国社会里个人自主权扩大了，就业和经济选择机会成倍增加。宗教信仰的自由度也在增加，知识分子可以自由辩论的公共空间也扩大了，更多的推动法治的声音得以传播，受过教育的年轻一代批评审查制度和专制统治。但问题在于这些成果并没有制度化，反而被强权者轻而易举地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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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该怎么办?

　　美国和相关友好国家，尤其是欧洲和东亚民主国家，应该通力合作对中国采取广泛一致的方针。

　　在经济方面，他们应该敦促北京遵守非歧视的经济规则，问题不在于贸易逆差，而在于利用进入西方市场的机会来引起中国对这方面的重视。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总统的策略一直是不妥当的，他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的拒绝极其愚蠢，但华盛顿的做法引起了中国对这些问题的关切。

　　在人权议题上，可以直接做的并不多。因为没有政府愿意让它的反对者拥有权力，但是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应该定期提出这个问题，并强调如果中国政府禁锢人们追求影响其决策的权利，干涉人们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它在国际上的领导力将受到阻碍。

　　华盛顿应该帮助改善中国获取信息的渠道……西方国家还应该指明，从历史上看，对宗教的战争肯定会加剧社会不稳定，因为它会招致信徒激进地反抗……

　　大国应警告称，对香港限制措施的加强，令人质疑北京是否愿意履行对其他国家作出的庄严承诺。

　　应对中国在安全领域的挑战可能是最困难的。众所周知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指的就是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间不可避免的矛盾。不过，美国不应对中国的崛起反应过度：美国仍然比中国富裕得多。事实上，要成为超级大国，中国面临着重大障碍。例如，长期的独生子女政策严重扭曲了中国的人口结构;在成为发达国家之前，就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此外，经济增长已经放缓，政治对经济的不良管控造成了一个个商业雷区，包括低效的国企、负债累累的央企、银行坏账、房地产泡沫、“鬼城”、出于政治动机的监管导致的虚假经济统计数据等。

　　事实上，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北京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能力威胁到美国的安全。美国保持军事领先是非常重要的，其防御能力有着压倒性的优势。两国间真正的斗争是华盛顿在东亚的主导地位。但那只有在中国国力虚弱，美国愿意花费巨资展现实力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获胜。

　　要成为军事强国，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却有和美国一样的动力加强其武装力量。想象一下这样一个世界：中国海军在美国东海岸和加勒比海地区巡逻，中国就对古巴的政策与美国进行讨论，中国定期在北京讨论与美国开战的可能性。几乎没有美国人会被动地默许中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

　　今天的美国人不太可能为了邻国作出必要的牺牲去击败中国。毕竟，建造和装备一艘航母和配套船只的成本，远高于制造用于击沉它们的导弹或潜艇的成本。随着“婴儿潮一代”继续退休，美国每年面临超过1万亿美元的赤字，财政压力将会激增。谁会愿意牺牲自己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福利来保护台湾呢?

　　华盛顿应该强调相关友好的民主国家建设自身防务的重要性，建立够阻止中国进行侵略行动的军事力量。我们的目标不是击败中国人民解放军，而是尽可能增加任何攻击行动的代价。美国还应该鼓励日本和印度等国家承担更大的地区责任。与其小心翼翼地捍卫自己的主导地位，华盛顿方面还不如表明乐于分享其影响力的意愿。

　　美国也应该停止促使俄罗斯和中国走到一起。历届美国政府都采取了一些在莫斯科看来具有威胁性的政策，比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扩张，塞尔维亚的解体，以及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鼓励颜色革命。无论美国的意图如何，俄罗斯都不能轻易忽视美国的政策。想象一下，苏联发动了一场反对民选墨西哥政府的政变，并邀请墨西哥加入华沙条约组织(Warsaw Pact)。华盛顿的官员恐怕不会觉这是好事。

　　尽管中国和俄罗斯有着截然不同的利益诉求，但在美国的压力下，两国已经走到了一起。华盛顿和布鲁塞尔应该与普京政府寻求一种权宜之计。他们将放弃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北约成员国资格，取消经济制裁，以换取俄罗斯停止支持乌克兰分裂分子，结束对基辅的骚扰，停止干涉美国和欧洲的选举。西方国家可以接受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现实，但不做正式承认。那时，莫斯科可以看到自己与西方有着共同的远景。这将使国际平衡更不利于咄咄逼人的中国。

　　最重要的目标应该是避免中美两国政府间的冲突。在十九世纪，英国面临两个崛起大国，它包容了美国，并与德国采取对抗。前一种方式与美国培养出一种热情的伙伴关系，而后者则引发了两场世界大战。美国应该采取何种方针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如何更好地维持和平，同时设法限制一个正变得更强大且有压迫性的国家对世界可能造成的伤害，方法并不容易找到。最重要的是保持国内良好的经济状态和实力，同时在世界上进行有效的军事克制。华盛顿应该增强自身的实力，增加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

　　此外，美国应该寻求其他国家的帮助，以限制中国的影响力并引导其崛起的方向。随着中国最终在世界秩序中找到自己的新位置，其他国家将不得不在北京被迫做出调整的同时也调整自身适应新的世界。过去四十年，从中国身上，我们见证了历史上最值得称道的国家转型。未来四十年，它的变化可能不像此前那么剧烈，但可以预料，这将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因此，对中国采取正确的对策对全世界都很重要。

　　作者系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曾任罗纳德·里根总统的特别助理，本文译自美国《国家利益》官网，刊发有删节，原文网址：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skeptics/us-sino-relations-40-how-deal-china-while-avoiding-war-4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