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元宫：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在于改革——从苏联解体谈起

       本文原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3年第六期，作者授权“钝角网”转载

　　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基础上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同时也是在对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汲取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给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颇多的深刻教训，其中最大的教训就是：在应当进行改革的时刻，没有及时而正确地进行改革，或拒绝改革，或拖延改革，或作修修补补式改革，或在问题和矛盾已经积重难返之际盲目改革。在我国的改革事业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关键时刻，在各种新问题、新矛盾不断呈现的今天，深入剖析、研究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给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一最大教训，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实现，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苏联解体给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教训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给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教训，是在应当进行改革的时刻，没有及时而正确地进行改革，其具体表现是：

　　1.长期拒绝改革

　　长期拒绝改革，是造成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以苏联的集体农庄制度为例来阐述这一问题，集体农庄制度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尽管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联推行集体农庄的过程中就遭受了农民反抗，但是，苏联政府还是通过强制手段推行了这一制度，由于集体农庄里的农民既无权决定生产什么，也无权决定自己的劳动产品怎样分配，且生活困顿，所以农民们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低落，农村和农业潜藏着严重危机，广大农民期盼集体农庄能被解散，自己能自主地拥有生产资料。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以及战争结束初期，广大民众期盼改变现状、解散集体农庄的愿望愈发强烈，因为千千万万农民出身的红军战士走出国门亲自领略了其他国家农民们的生活状况，对比这些国家农民和市民的生活水平所形成的心理落差使得广大红军官兵思变的愿望愈加炽烈。一些苏联公民甚至直接向苏共中央领导人写信反映当时苏联集体农庄的真实状况：比如，斯摩棱斯克军事政治学校学员梅尼希科夫就在给马林科夫的信中写道：“1945—1946年间我就地碰到了许多情况，考察了布良斯克和斯摩棱斯克州一些集体农庄的生活情况。我所看到的事情迫使我给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写信。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非常难受地听到集体农庄庄员在谈论这样的问题：‘您知道集体农庄不久就要解散吗?’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他们‘无力再生活下去’。确实，在一些集体农庄生活坏得已不能忍受，如在(布良斯克州的)‘新生活’集体农庄，几乎有一半庄员已经2—3个月没有面包了。部分人连土豆都没有。该地区其他集体农庄有一半情况也不好。这种情况不仅仅限于这个地区。”

　　苏联将军们在私下交谈时也对集体农庄制度提出了抨击，比如，1946年12月，瓦·尼·戈尔多夫上将对自己的副职菲·特·雷巴利琴科少将说，使他改变对生活的看法的原因是：“自从我被选为代表后就断送了自己，我的不幸就在这里。当上代表后我走了不少地方，见到了许多骇人听闻的事情——我完全变了一个人，我不能目睹这一切……我敢说，我相信，如果今天取消集体农庄，明天就会秩序井然，就会出现市场，就会什么都有。应该让人们活下去，他们有权活下去。生活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的，用生命保卫的!”雷巴利琴科少将则回应说：“集体农庄的粮食被搞走了，什么也不剩，连种子也吃光了……应该直截了当地说，集体农庄庄员痛恨斯大林，都等待他完蛋……人们期待斯大林完蛋，集体农庄完蛋。”

　　然而，斯大林无意于改革，他认为苏联之所以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就因为苏联的社会制度具有优越性，战争胜利是苏联社会制度优越性的有力证明，1946年2月9日他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中指出：“苏维埃社会制度比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有生命力，更稳固，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比任何一种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优越的社会组织形式。”他还用回忆的方式对党内曾经反对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政策的人继续给予批判：这些人“一贯把党拉向后退，千方百计想把它拉到‘通常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上去”，他们所做的全部工作，“都是在追求一个目的，即破坏党的政策并阻碍工业化和集体化的事业。但是党既没有在一些人的威胁面前屈服，也没有在另一些人的号叫面前屈服，而是坚定不移地、不顾一切地前进，党的功绩就在于它并没有迁就落后分子，不害怕逆流而进，始终坚持着党内主导力量的立场”。也就是说，在斯大林看来，集体化政策和集体农庄制度是正确的，因而是不容改变的，这样一来，战后对包括集体农庄制度在内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制度进行变革的可能性就被彻底排除，变革之门被紧紧封闭，苏联丧失了一次改革契机。

　　随着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特别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及随后波匈事件的发生，苏联农民期盼解散集体农庄的愿望再次彰显出来，比如，1956年12月6日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А.斯涅奇库斯在呈交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中谈及集体农庄时就汇报说：“由于受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影响，最近出现了一系列反对集体农庄的事情。对于哥穆尔卡报告中所说的有可能解散经济效益差的集体农庄出现了很多议论，特别是在波兰族居民中。在集体农庄庄员中间流传着这样的谣言，仿佛在立陶宛将解散集体农庄，而集体农庄的土地将会分配给庄员们，等等。我们已经采取措施加强乡村里的政治工作，以杜绝反对集体农庄的鼓动宣传。”也就是说，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是了解、清楚苏联农民对于集体农庄制度的态度的，可是，赫鲁晓夫非但没有对束缚、遏制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集体农庄制度进行改革和突破，相反还强化了集体农庄制度，他认为农业生产无法达到预期指标，主要原因在于集体农庄庄员花在集体农庄里的劳动时间太少、而花在自己宅旁园地里的劳动时间太多，于是采取强制性措施迫使集体农庄庄员的主要精力花在集体农庄上，认定宅旁园地是“资本主义的残余”，在集市贸易市场上出售宅旁园地产品的集体农庄庄员是“投机倒把者”。这些限制和措施立刻导致农副产品锐减，而市场价格则随之上涨。而物价上涨又给民生问题造成了直接的负面影响，引发了民众的不满和愤懑。

　　一直至苏联解体，苏联的集体农庄制度虽曾在形式上略有变化，但是集体农庄庄员无权安排自己的生产、更无权决定自己的劳动产品如何分配、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长期受遏制的基本状况不曾发生改变，这导致了苏联农业长期落后并且直接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2.长期拖延改革

　　斯大林去世之后，一些苏联领导人在其执政时期注意到了并且认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存在着不足和问题，但是，却逾越不出既有模式、制度和体制的禁锢，一再拖延改革，错失改革黄金时机。比如，1962年6月初罗斯托夫州新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制造厂的工人因为同时发生物价上涨、工资下降而爆发大罢工，大罢工很快又演变为工人、市民、学生参加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苏联政府迅速派遣克格勃、警察、军队和坦克前去暴力镇压，结果导致23人死亡、70人受伤、132人被追究刑事责任。事件发生之后，苏联领导人本应对事件发生的根源进行深入剖析，并对影响、束缚民生改善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及其体制的弊端进行改革，可是，苏联领导人却固守这一模式和体制。1962年6月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弗·罗·科兹洛夫代表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向新切尔卡斯克市民发表的广播讲话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为了大力发展农业，需要资金”，可是“在哪里可以获取这些资金呢?减少对我国工业和住房建设的投资?但是，工业和住房建设是我们整个国民经济和人民福利增长的基础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难道可以缩减对工业和我国国防的拨款吗?为了保障和平，为了使苏联人民能够利用和平的机会为自己的幸福平静地劳动，我们决不能在发展工业和巩固国防上放松努力”，“所以，必须采取与提高价格有关的措施”，“今天不得不过紧日子”。也就是说，尽管新切尔卡斯克流血事件是因为物价上涨、工资下降这些关乎民生切身利益的问题而引爆的，但是，在苏联领导人心目中，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仍旧是位列第一的重要问题，民生问题仍旧必须给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让路。倘若斯大林的后继者们能够及时、正面而积极地回应广大民众对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正当而合理的诉求，从实质上和根本上突破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及其体制的束缚和禁锢，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和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那么，苏共和苏联的命运就会改写。

　　再比如，在苏联历史上，民族矛盾、民族纷争一直不断，这跟苏联政府推行的民族政策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然而，苏联领导人尽管意识到种种问题的存在及其严重性，但是，却长期拖延对其民族政策进行改革和调整，上文引述的1956年12月6日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А.斯涅奇库斯呈交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关于立陶宛政治局势的报告也反映了这一点：“最近一段时间，与实际在加盟共和国实行的民族政策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变得比以前更加尖锐了。在劳动者中间出现了一系列怨言，他们抱怨在很多机关组织中立陶宛人不能讲国语。立陶宛人还向党中央提交了一系列声明……在声明中对于共和国许多机关组织不重视立陶宛语表示了不满”，“对于维尔纽斯市的许多机关组织中不允许使用立陶宛语进行谈判表示不满”，“某些工作人员甚至侮辱讲立陶宛语的公民”，“在立陶宛铁路局的48名干部人员中，只有5名立陶宛人”，“局里的298名负责人员和技术人员中，只有16名立陶宛人”，“将懂立陶宛语的同志提拔到乡村地区党委第二书记职位上的工作进行得很差(83名第二书记，只有28名立陶宛人)，这给搞好地区的党务和政治工作造成了困难”，“我们认为，必须彻底消除现存的不足之处，因为延误这些问题的解决会使……政治局势复杂化”。很显然，这种带有明显民族歧视的民族政策注定实现不了各民族平等、团结合作和共同繁荣。然而，遗憾的是，苏联领导人却迟迟未能对这种民族政策进行改革和校正，1988年2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民族骚乱问题会议上的讲话就反映了这一点：“在卡拉巴赫，过去和现在都给人留下了把柄。比如，斯捷潘纳克特州委书记在14年时间里从来没有去过亚美尼亚，更何况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还是亚美尼亚人的一个自治州，要列举起来疏漏还有很多。甚至连通往亚美尼亚的公路也废弃了，文化联系也被破坏。这些都是蓄意干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一直在接收土耳其的电视节目，但却不接收亚美尼亚的电视节目。”“大家瞧瞧，他们那里搞成了什么样子：这两个共和国领导人从来没有去过对方那里，除了纪念节日，没有一个领导人去邻国走访、会晤，也不交换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友谊关系、族际关系。这是极不正常的。而且，如果哪个人想从阿塞拜疆去亚美尼亚，或者相反，从亚美尼亚去阿塞拜疆，那么他非但得不到鼓励，相反，倒要引起别人的怀疑。”这些表述所揭示的情况表明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苏联政府并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去改进民族政策，去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和融合，以至于最终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分裂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之一。

       本文原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3年第六期，作者授权“钝角网”转载

　　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基础上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同时也是在对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汲取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给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颇多的深刻教训，其中最大的教训就是：在应当进行改革的时刻，没有及时而正确地进行改革，或拒绝改革，或拖延改革，或作修修补补式改革，或在问题和矛盾已经积重难返之际盲目改革。在我国的改革事业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关键时刻，在各种新问题、新矛盾不断呈现的今天，深入剖析、研究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给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一最大教训，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实现，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苏联解体给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教训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给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教训，是在应当进行改革的时刻，没有及时而正确地进行改革，其具体表现是：

　　1.长期拒绝改革

　　长期拒绝改革，是造成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以苏联的集体农庄制度为例来阐述这一问题，集体农庄制度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尽管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联推行集体农庄的过程中就遭受了农民反抗，但是，苏联政府还是通过强制手段推行了这一制度，由于集体农庄里的农民既无权决定生产什么，也无权决定自己的劳动产品怎样分配，且生活困顿，所以农民们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低落，农村和农业潜藏着严重危机，广大农民期盼集体农庄能被解散，自己能自主地拥有生产资料。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以及战争结束初期，广大民众期盼改变现状、解散集体农庄的愿望愈发强烈，因为千千万万农民出身的红军战士走出国门亲自领略了其他国家农民们的生活状况，对比这些国家农民和市民的生活水平所形成的心理落差使得广大红军官兵思变的愿望愈加炽烈。一些苏联公民甚至直接向苏共中央领导人写信反映当时苏联集体农庄的真实状况：比如，斯摩棱斯克军事政治学校学员梅尼希科夫就在给马林科夫的信中写道：“1945—1946年间我就地碰到了许多情况，考察了布良斯克和斯摩棱斯克州一些集体农庄的生活情况。我所看到的事情迫使我给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写信。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非常难受地听到集体农庄庄员在谈论这样的问题：‘您知道集体农庄不久就要解散吗?’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他们‘无力再生活下去’。确实，在一些集体农庄生活坏得已不能忍受，如在(布良斯克州的)‘新生活’集体农庄，几乎有一半庄员已经2—3个月没有面包了。部分人连土豆都没有。该地区其他集体农庄有一半情况也不好。这种情况不仅仅限于这个地区。”

　　苏联将军们在私下交谈时也对集体农庄制度提出了抨击，比如，1946年12月，瓦·尼·戈尔多夫上将对自己的副职菲·特·雷巴利琴科少将说，使他改变对生活的看法的原因是：“自从我被选为代表后就断送了自己，我的不幸就在这里。当上代表后我走了不少地方，见到了许多骇人听闻的事情——我完全变了一个人，我不能目睹这一切……我敢说，我相信，如果今天取消集体农庄，明天就会秩序井然，就会出现市场，就会什么都有。应该让人们活下去，他们有权活下去。生活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的，用生命保卫的!”雷巴利琴科少将则回应说：“集体农庄的粮食被搞走了，什么也不剩，连种子也吃光了……应该直截了当地说，集体农庄庄员痛恨斯大林，都等待他完蛋……人们期待斯大林完蛋，集体农庄完蛋。”

　　然而，斯大林无意于改革，他认为苏联之所以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就因为苏联的社会制度具有优越性，战争胜利是苏联社会制度优越性的有力证明，1946年2月9日他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中指出：“苏维埃社会制度比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有生命力，更稳固，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比任何一种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优越的社会组织形式。”他还用回忆的方式对党内曾经反对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政策的人继续给予批判：这些人“一贯把党拉向后退，千方百计想把它拉到‘通常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上去”，他们所做的全部工作，“都是在追求一个目的，即破坏党的政策并阻碍工业化和集体化的事业。但是党既没有在一些人的威胁面前屈服，也没有在另一些人的号叫面前屈服，而是坚定不移地、不顾一切地前进，党的功绩就在于它并没有迁就落后分子，不害怕逆流而进，始终坚持着党内主导力量的立场”。也就是说，在斯大林看来，集体化政策和集体农庄制度是正确的，因而是不容改变的，这样一来，战后对包括集体农庄制度在内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制度进行变革的可能性就被彻底排除，变革之门被紧紧封闭，苏联丧失了一次改革契机。

　　随着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特别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及随后波匈事件的发生，苏联农民期盼解散集体农庄的愿望再次彰显出来，比如，1956年12月6日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А.斯涅奇库斯在呈交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中谈及集体农庄时就汇报说：“由于受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影响，最近出现了一系列反对集体农庄的事情。对于哥穆尔卡报告中所说的有可能解散经济效益差的集体农庄出现了很多议论，特别是在波兰族居民中。在集体农庄庄员中间流传着这样的谣言，仿佛在立陶宛将解散集体农庄，而集体农庄的土地将会分配给庄员们，等等。我们已经采取措施加强乡村里的政治工作，以杜绝反对集体农庄的鼓动宣传。”也就是说，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是了解、清楚苏联农民对于集体农庄制度的态度的，可是，赫鲁晓夫非但没有对束缚、遏制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集体农庄制度进行改革和突破，相反还强化了集体农庄制度，他认为农业生产无法达到预期指标，主要原因在于集体农庄庄员花在集体农庄里的劳动时间太少、而花在自己宅旁园地里的劳动时间太多，于是采取强制性措施迫使集体农庄庄员的主要精力花在集体农庄上，认定宅旁园地是“资本主义的残余”，在集市贸易市场上出售宅旁园地产品的集体农庄庄员是“投机倒把者”。这些限制和措施立刻导致农副产品锐减，而市场价格则随之上涨。而物价上涨又给民生问题造成了直接的负面影响，引发了民众的不满和愤懑。

　　一直至苏联解体，苏联的集体农庄制度虽曾在形式上略有变化，但是集体农庄庄员无权安排自己的生产、更无权决定自己的劳动产品如何分配、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长期受遏制的基本状况不曾发生改变，这导致了苏联农业长期落后并且直接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2.长期拖延改革

　　斯大林去世之后，一些苏联领导人在其执政时期注意到了并且认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存在着不足和问题，但是，却逾越不出既有模式、制度和体制的禁锢，一再拖延改革，错失改革黄金时机。比如，1962年6月初罗斯托夫州新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制造厂的工人因为同时发生物价上涨、工资下降而爆发大罢工，大罢工很快又演变为工人、市民、学生参加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苏联政府迅速派遣克格勃、警察、军队和坦克前去暴力镇压，结果导致23人死亡、70人受伤、132人被追究刑事责任。事件发生之后，苏联领导人本应对事件发生的根源进行深入剖析，并对影响、束缚民生改善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及其体制的弊端进行改革，可是，苏联领导人却固守这一模式和体制。1962年6月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弗·罗·科兹洛夫代表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向新切尔卡斯克市民发表的广播讲话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为了大力发展农业，需要资金”，可是“在哪里可以获取这些资金呢?减少对我国工业和住房建设的投资?但是，工业和住房建设是我们整个国民经济和人民福利增长的基础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难道可以缩减对工业和我国国防的拨款吗?为了保障和平，为了使苏联人民能够利用和平的机会为自己的幸福平静地劳动，我们决不能在发展工业和巩固国防上放松努力”，“所以，必须采取与提高价格有关的措施”，“今天不得不过紧日子”。也就是说，尽管新切尔卡斯克流血事件是因为物价上涨、工资下降这些关乎民生切身利益的问题而引爆的，但是，在苏联领导人心目中，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仍旧是位列第一的重要问题，民生问题仍旧必须给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让路。倘若斯大林的后继者们能够及时、正面而积极地回应广大民众对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正当而合理的诉求，从实质上和根本上突破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及其体制的束缚和禁锢，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和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那么，苏共和苏联的命运就会改写。

　　再比如，在苏联历史上，民族矛盾、民族纷争一直不断，这跟苏联政府推行的民族政策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然而，苏联领导人尽管意识到种种问题的存在及其严重性，但是，却长期拖延对其民族政策进行改革和调整，上文引述的1956年12月6日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А.斯涅奇库斯呈交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关于立陶宛政治局势的报告也反映了这一点：“最近一段时间，与实际在加盟共和国实行的民族政策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变得比以前更加尖锐了。在劳动者中间出现了一系列怨言，他们抱怨在很多机关组织中立陶宛人不能讲国语。立陶宛人还向党中央提交了一系列声明……在声明中对于共和国许多机关组织不重视立陶宛语表示了不满”，“对于维尔纽斯市的许多机关组织中不允许使用立陶宛语进行谈判表示不满”，“某些工作人员甚至侮辱讲立陶宛语的公民”，“在立陶宛铁路局的48名干部人员中，只有5名立陶宛人”，“局里的298名负责人员和技术人员中，只有16名立陶宛人”，“将懂立陶宛语的同志提拔到乡村地区党委第二书记职位上的工作进行得很差(83名第二书记，只有28名立陶宛人)，这给搞好地区的党务和政治工作造成了困难”，“我们认为，必须彻底消除现存的不足之处，因为延误这些问题的解决会使……政治局势复杂化”。很显然，这种带有明显民族歧视的民族政策注定实现不了各民族平等、团结合作和共同繁荣。然而，遗憾的是，苏联领导人却迟迟未能对这种民族政策进行改革和校正，1988年2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民族骚乱问题会议上的讲话就反映了这一点：“在卡拉巴赫，过去和现在都给人留下了把柄。比如，斯捷潘纳克特州委书记在14年时间里从来没有去过亚美尼亚，更何况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还是亚美尼亚人的一个自治州，要列举起来疏漏还有很多。甚至连通往亚美尼亚的公路也废弃了，文化联系也被破坏。这些都是蓄意干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一直在接收土耳其的电视节目，但却不接收亚美尼亚的电视节目。”“大家瞧瞧，他们那里搞成了什么样子：这两个共和国领导人从来没有去过对方那里，除了纪念节日，没有一个领导人去邻国走访、会晤，也不交换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友谊关系、族际关系。这是极不正常的。而且，如果哪个人想从阿塞拜疆去亚美尼亚，或者相反，从亚美尼亚去阿塞拜疆，那么他非但得不到鼓励，相反，倒要引起别人的怀疑。”这些表述所揭示的情况表明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苏联政府并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去改进民族政策，去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和融合，以至于最终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分裂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之一。

　　3.作修修补补式改革

　　斯大林的后继者们不能从实质和根本上突破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及其体制的束缚和禁锢，但是，又发现了种种问题和矛盾的存在，于是他们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的办法就只能是在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及其体制内打转转，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及其体制的细枝末节进行修修补补式改革，比如，斯大林去世之后赫鲁晓夫推行的一系列农业改革措施就属于修修补补式改革，在1953年9月他向苏共中央全会作了《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苏联农业落后的原因在于政府工作人员没有从物质利益上关心生产发展、关心增加生产收入，他主张减轻农民负担，减少行政干预，用物质利益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从1952年至1964年期间，国家收购各种谷物的平均价格指数提高了7.48倍，收购畜产品的价格指数提高了15.69倍。政府还放宽了对农牧业的生产管理，减少计划指标，取消对庄员从事副业生产的众多限制。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集体农庄庄员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使农业长期停滞不前的状态得到了改变，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发展。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触及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及其体制的实质，国家收购各种谷物和畜产品的收购价格仍旧由政府决定，而不是由集体农庄庄员自己来决定，更不是由市场来决定，因为社会主义的苏联不存在市场经济，集体农庄庄员无权决定自己的生产活动过程和生产活动内容，也无权决定自己的劳动产品如何分配，这一本质没有变化，他们对国家的依附地位没有改变。因此，当农业生产无法达到预期指标时，赫鲁晓夫认为主要原因在于集体农庄庄员花在集体农庄里的劳动时间太少、而花在自己宅旁园地里的劳动时间太多，于是采取强制性措施迫使集体农庄庄员的主要精力花在集体农庄上，认定宅旁园地是“资本主义的残余”，必须采取措施加以控制。他声称“现在我们已走上了康庄大道。集体农庄已成为农民亲切的家”。所以说，赫鲁晓夫推行的一系列农业改革措施多为应急之作，并没有从根本和实质上触及集体农庄制度，而仅仅是对这一制度的修修补补式改革。

　　4.盲目改革

　　戈尔巴乔夫是历任苏联领导人中盲目推行改革的典型代表之一，他所推行的改革措施往往缺乏全局性、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考虑，因而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这些失误对苏联解体产生了直接而重要的影响。比如，在1985年上台之后不久他就在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上提出了加速战略思想，以应对、克服经济困难，然而，当时，由于长期以来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从而造成了苏联国民经济结构的比例严重失调，他本应该下大力气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从而改善轻工业和农业的状况、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可是，他却提出并积极实施了加速战略，尽管他当时强调加速战略不是粗放的、纯数量的和速度上的加速，速度上的加速要在集约化的基础上实现，但是，从实质上看，加速战略的重点仍然是速度，而且仍然是把重点放在了重工业上，结果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更加失调，国家整个经济上不去，与此同时，消费品市场更加紧张，基本消费品在苏联市场上出现了严重短缺，时常发生抢购风潮，民众感受不到改革带来的好处和实惠，因而逐渐对改革失去了信心，政府推行的改革政策和措施逐渐失去了民众的响应和支持。再比如，农业改革滞后，是他的又一个重大失误，尽管他口头上也重视农业，但是一直迟迟没有真抓实干，一直到1989年苏共中央三月全会才作出了农业改革的决定，以致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食品等问题迟迟得不到纾解，从而引发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而这又反过来严重影响了改革的推进和深入。

　　赫鲁晓夫也曾盲目地推行过一些改革措施。比如，为了增加粮食产量，他在没有经过科学论证和实验的前提下就要求改变苏联一直沿用的草田轮作制，盲目地扩大玉米种植面积，甚至要求苏联北部气候寒冷地区也种植玉米，可是，玉米在生长和成熟期都需要长时间的光照和炎热，结果导致苏联北部地区玉米大面积冻死。

　　苏联领导人或拒绝改革，或拖延改革，或作修修补补式改革，或在问题和矛盾已经积重难返之际盲目改革，总之，在应当进行改革的时刻，没有及时而正确地进行改革，结果致使斯大林时期开创、形成且为其后继者们不断固化的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及其体制日益僵化而最终丧失生命力，直至苏共亡党、苏联解体，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源于改革

　　实际上，早在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及其体制进行修修补补式改革之际，特别是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秘密会议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执政时期所犯下的种种非法行径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和抨击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就已经开始意识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存在着缺陷和问题，在1956年3月17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就指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揭开盖子，表明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各国党可根据各自的情况办事，不要再迷信了”。在两天后的3月19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同志指出：“苏联内政错误主要是没有把农业搞好，粮食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似乎太偏重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苏联轻工产品几十年无改进。我在苏联当大使时去商店几乎没什么可买。粮食也一直很紧。农、轻、重如何摆是个大问题，值得从中吸取教训。”在同年4月4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指出：“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教训”，“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开始我们模仿苏联，因为我们毫无搞社会主义的经验，只好如此，但这也束缚了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太长，中国共产党人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间太短，经验匮乏，再加上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作用，以及冷战等因素的影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未能成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相反，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及其体制的弊端和缺陷，在中国随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反而得到了扩展。

　　中国共产党人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及其体制进行实质性、根本性突破，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则是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的事情，因为这次会议的召开完成了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心工作的拨乱反正，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也正是这次会议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自从中国迈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中国大地上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截至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召开，“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升到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及时而正确地实施了改革这一基本国策。

　　1.中国的改革顺势而为，顺时而为，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中国的改革顺势而为，这里的“势”首先是指人心向背，在经历了20年的曲折探索，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之后，广大的党员、干部、群众都渴望能在安定的政治局面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下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勤劳来改善和提高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期盼国家能尽早结束动乱步入正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以对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度忠诚和高度负责，以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胆识，顺应人民对变革的迫切期待，毅然决然地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完成了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心工作的拨乱反正，开启了改革开放进程。

　　中国的改革顺势而为，这里的“势”还指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本来，在1956年底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疾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已经不复存在，阶级斗争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已经转移到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上来，但是，很快就背离了这一正确判断，无视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和水平，无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人为地拔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给整个中华民族造成了深重的大灾难。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指导思想和中心工作的拨乱反正，开启改革进程，实质上就是恢复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的遵循，恢复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遵循。

　　中国的改革顺时而为，这里的“时”是指时代特征。随着苏东剧变、冷战格局消失，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时代主题逐渐由原先的战争与革命演变成了和平与发展，在和平的环境下追求自身的最大发展逐渐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综合国力的竞争又主要表现为科学技术的竞争。正是鉴于这些变化，邓小平同志高屋建瓴地判断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正是基于对时代主题变化的正确判断，中国毅然决然地开启了改革进程，实现了指导思想和中心工作的拨乱反正。

　　2.中国的改革不是盲目的改革，而是理性的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改革

　　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启了改革进程，改革首先在农村拉开序幕，农村改革的第一步是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新型集体所有制。之后，乡镇企业开始发展起来，为从土地上转移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出路，为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工业和整个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在农村改革取得成效的基础上，开始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经过多年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由此加快了全面改革的进程。

　　中国的改革不是盲目的改革，而是先通过试点试验、试错纠错、不断取得经验之后再加以推广，对此，邓小平同志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包括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我们都采用。这是个很大的试验，是书本上没有的。我们最大的试验是经济体制的改革，改革先从农村开始，农村见了成效，我们才有勇气进行城市的改革。”“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我们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经验，哪些事进度要快一点，哪些要慢一点，哪些还要收一收，没有这条是不行的，不能蛮干。”

　　3.中国的改革不是对旧体制的修修补补，而是一场革命，是系统、全面、深刻的变革

　　相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言，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因为改革的目的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是一种“革命性的变革”。中国的改革不是对旧体制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而是对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它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体制。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

　　中国的改革是系统、全面、深刻的变革，既包括经济基础又包括上层建筑，既包括经济体制又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体制，既包括体制层面又包括思想观念层面。改革已经辐射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促使社会生活发生整体转型。

　　4.中国的改革正确地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

　　中国的改革正确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把发展作为目的，因为只有社会生产力和国民经济持续不断发展，才能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克服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和困难，才能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局面，才能顶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把改革作为发展的动力，因为只有广泛而深入的改革，才能解决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新出现的各种问题，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出广阔的空间;把稳定作为改革和发展的前提，因为只有在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和稳定的政局和政策下，改革和发展才会有时间和空间上的保障。

　　邓小平多次强调指出，“中国不能乱哄哄的，只有在安定团结的局面下搞建设才有出路。”“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因为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害关系，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离开国家的稳定就谈不上改革和开放”。因此，中国的改革努力注意将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又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三、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和困难，对于这些问题和困难，我们党有着清醒的认识，胡锦涛同志在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将这些问题和困难概括为：(1)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2)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3)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4)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5)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6)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

　　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收入分配差距悬殊较大以及少数领导干部官僚主义、腐败现象比较严重等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就曾警告说：“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我们的官僚主义确实多得很”，“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我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上述困难和问题，必须通过改革而且只能通过改革才能加以克服和解决。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同样，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在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关键时期，我们一定要牢牢汲取苏联历史上拒绝改革、拖延改革、修修补补式改革、盲目改革的深刻教训，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因为停顿或倒退没有出路;我们还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我们更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聚合各项相关改革协调推进的正能量。

　　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政府和人民应当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大业呢?习近平同志在2012年12月31日下午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对这一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第一，“必须坚持正确方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第三，“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更加注重各项改革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形成推进改革开放的强大合力”;第四，“必须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第五，“必须坚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

　　只要我们认真地遵循习近平同志的上述要求，真正落实好这些指示精神，我们就能够避免重蹈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覆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能够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就一定能够实现。

　　注释略;作者系《国外理论动态》杂志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