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周安涛
世界主要恐怖势力当前态势及可能发展
周安涛(生命方舟军事与安全资源管理集团董事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反恐怖学院客座研究员)：很荣幸这次参加西太湖论坛，我以前是在军队服役，我不太同意叫我们安保公司，我们是一个私人军事公司(PMC)。我们的公司人员主要是来自某军区作战部，以前我在某军区作战部担任一个处的处长，我们处主要是负责大规模的作战方案，包括指挥、反恐、维和，还有抢险救灾和应急处突的任务。
这个报告，我们做了有一段时间了，今年第一次对外进行分享和公布。我主要是给大家汇报一下当前世界主要恐怖势力的态势情况和下一步的发展。
我们知道国际恐怖组织很多，今天我们主要是分享一下在“一带一路”沿线对我们威胁比较大的三个组织，一个是ISIS(“伊斯兰国”)，一个是基地组织，一个是塔利班。
大家知道，ISIS从2017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向其他地区分流了，当时我们判断主要是分流在中国邻国的阿富汗地区。实际上，2017年10月，美军支持的叙利亚民主联军(SDF)轰炸了拉卡以后，ISIS作为国家实体已经不存在了。它已经开始有计划地向阿富汗地区进行转移，转移的路线有三条，第一条是北线，北线主要是从伊拉克走俄罗斯的高加索地区，然后从乌兹别克到达阿富汗地区。中线是伊拉克和伊朗北部地区，这个路线主要是2017年7月9日摩苏尔战役结束后，大概歼灭了ISIS1万多人，残余的势力主要是从这边走。还有就是南线地区，这张图比较直观地展现了三条路线的分布情况(见“ISIS残余势力主要转移地区及路线图”)。
这是目前全世界ISIS主要势力分布图，ISIS目前分布在7个地区。最大的是阿富汗地区，当地大约有1万人左右，残余兵力在叙利亚地区有3300人，整个ISIS残余兵力是23900人左右，这是一个大的数字。
这里面有一个情况，据我们观察追踪掌握，ISIS在全盛时期的时候大概有十万人，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地区。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之战的时候，只歼灭了ISIS一万多人。也就是说，虽然目前是两万多人，实际上有六万多人消失了。我们这个PPT是5月7日完成的，在5月7日当天，阿富汗有约1万的ISIS，而之后在阿富汗北部地区又发现了3000多人的ISIS，是刚招来的新兵，那么阿富汗地区应该是在13000人左右。
第一个集中区是在叙利亚，现在我简单说一下，ISIS在叙利亚目前已经没有剩下多少兵力了，大约3300人的兵力，主要是分布在Abu Kamal，它是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边境。还有戈兰高地以东地区，这个地区的ISIS受到叙利亚反对派即自由军“南方阵线”和以色列军的夹击。
重点给大家汇报一下阿富汗地区的ISIS情况，这个是直接威胁到我们“一带一路”整个经济区的发展。2017年上半年我们当时在对外公布的时候，ISIS在阿富汗总共只有2000多人，占据了大约10个村镇。实际上到今年，ISIS从2000人扩充到1万人，阿富汗地区ISIS一直扩大到北部，特别是在邻近中国的克什米尔地区出现ISIS;5月7日在阿富汗北部又重新招了3000多人。目前ISIS在阿富汗地区总共是占据了11个村镇，另外有4个村镇，就是在楠格哈尔省和库纳省，正在和政府军争夺，有1个村镇在和塔利班争夺。这是分布图(见“ISIS在阿富汗地区部署图(2018年5月7日)”)。特别是在邻近中国边境的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已经发现了ISIS。
另一个ISIS巨大的分支，就是在非洲的企业面临的最大威胁——博科圣地。博科圣地杀的人绝对不比ISIS少。2015年博科圣地击败了非盟联军后占领了15个村镇，屠杀了好几千人。我们的中资企业，大部分被绑架的，还有前段时间美军被伏击的，都是博科圣地干的。它的兵力全盛时期一度达到了3万人，后来被重创了，还剩6000人。
除了ISIS以外，剩下的一个组织就是基地组织，基地组织也分为七大地方。主要的分支在叙利亚，它的总兵力达到44800人。叙利亚这一块有很重要的一点，这里面有3000多人是咱们的东突。在阿富汗大概有6万人，我们把实力分布和“一带一路”路线图放在一块，就不言而喻了。“一带一路”上面有12万人的恐怖武装在等着我们，从非洲、中亚到东南亚。
目前来说，有四个趋势，一个是恐怖势力破坏力在急速膨胀。第二，恐怖主义的策源地仍在扩张。第三，主要恐怖势力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被消灭。第四，恐怖势力的恶性发展可能威胁整体人类的生存安全。
第一，恐怖势力破坏能力正在急速膨胀，例如一台坦克的破坏力在空前发展。
第二，恐怖势力目前在逐渐掌握核生化的武器，会造成重要的伤亡。
第三，就像“9·11”，社会上的很多致命薄弱环节被恐怖势力所利用。
“9·11”以后这些年反恐，恐怖策源地并没有被消灭，反而在扩张，一个是因为贫穷;第二个是因为国内独裁统治造成的仇恨;第三点，主要恐怖势力分布的策源地地区都是边缘地区，都是大国不关心的地区，这些地区的恐怖势力仍然在扩大。最主要的还是缺乏强有力的超国家的联合体。
我有几点思考，恐怖势力现在很难控制，那怎么办?第一，靠联合国?我在利比里亚维和的时候有一个情况，我认为联合国是不可能承担反恐职责的。联合国安理会连个叙利亚的化武问题都解决不了;我在联合国维和团11年时间，并不认为联合国这个机构能够承担世界反恐的责任。
第二，反恐的军事公司。如果目前不能通过联合国去实现，那能不能通过商业化的军事机构去实现，目前来说可能是一种途径。我们通过军事公司来对抗恐怖组织，这种可能性存不存在，从能力上来说，我是军人出身的，是可能的。但是，这里面却有很多问题，比如谁来出钱，谁来管理。军事公司不是安保公司，安保讲人防技防;如果是军事公司对抗恐怖主义，恐怖主义分子是职业军人，军事公司讲的就是作战体系、作战情报、后勤保障、通信，包括指挥层级。如果反恐走向商业化军事公司的道路，可能是一种途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多说了，谢谢大家!
编者按：2018年5月11～12日，首届“西太湖·全球公司发展论坛”在江苏常州举行，论坛聚焦于国内外新环境下“全球公司”发展之道，由大会演讲、主论坛和四个分论坛等组成，分论坛分别以和“全球公司”发展相关的海外利益保护、合规、营商环境改善、数字化智能化为主题。现将5月12日上午“海外利益保护和全球公司发展”分论坛的实录及当天下午该分论坛主持人朱锋先生的大会演讲的实录予以刊载，以飨读者。
海外利益保护和“全球公司”发展
朱锋(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下面请今天分论坛的四位嘉宾入座。我相信这一场海外利益保护分论坛不仅非常及时，而且非常重要。回顾这五年“一带一路”以及中国企业走出去，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是中国的海外商务人员的生命财产和海外利益的保护。刚才有嘉宾振聋发聩地提出了一句口号：“中国投资到哪里，中国的军队就到哪里，中国的法律就到哪里。”我是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的院长朱锋，我是专门研究国际关系问题的。我可以非常坦率地告诉大家，19世纪、20世纪西方在商业扩张中，通过船坚炮利那种模式进行，这对今天的中国而言真的已经行不通了。否则，我们会成为21世纪人类的公敌。我非常同意“一带一路”是中国回馈世界的一个礼物，在今天这样一个21世纪的全球权力结构中，中国的崛起进程，我们要探索新历程，我们要走出自己新的成功的路径。所以，很多历史的经验不是简单地去回忆、去copy(复制)，最重要的是针对今天的国际关系、国际体系、国际权力利益分配的现实，中国的企业、中国的国家责任、中国的社会知识如何能够为我们的海外利益提供一个实实在在中国化的路径。
今天我们有四位重量级的嘉宾，我简单介绍一下：首先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企业改革研究处的支东生处长，支老师建了一个很重要的群，我是群友，就是中国的海外利益保护。每天在支老师的这个群里，都会实时发布世界各地的有关政情、安全，包括动荡问题、关税问题的信息。
另外一位是梅建明教授，他是上海合作组织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反恐问题的首席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反恐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政法大学教授。梅老师，我们也期待您给我们提供您的真知灼见。
第三位嘉宾是周安涛老师，他是生命方舟军事与安全资源管理集团董事长，也是中国现在非常重要的新兴产业，当中国的企业走向海外的时候，中国自己的安保企业如何壮大，如何来保驾护航。
第四位嘉宾是王小兵老师，是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原副秘书长、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政党局原副局长。王小兵老师会给我们讲“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与安保风险。
今天四位嘉宾每人大概讲8分钟到10分钟，我会严格控制时间。今天在场的有很多非常重量级的嘉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我们可以有不少互动，下面首先请支老师。
支东生
关于海外安全风险管理体系建设的几点思考
支东生(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企业改革研究处处长)：直奔主题，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建立“一带一路”的风险管理工具箱;第二个问题，如何打造“一带一路”安保的“航母”。我觉得企业对这两个问题现在是非常紧迫的需求。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组织了央企二十几家，还有一些社会中介机构、研究机构，开展了一个叫做中央企业境外安保体系建设研究。2013年提出了“一带一路”之后，当时我们想以前的企业到海外去发展是点对点的，就是企业对企业，项目对项目，以挣钱为主。而2013年9月、10月“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出来以后，形势就变了。原来是点对点，现在是点与线、点与面的结合，所以国家必须有一个统筹，而我们没有做好准备。
紧接着2015年在马里三名中铁建的高管被极端主义者枪杀，这件事对我们敲了警钟，而当时中铁建的人就在我们的课题组里。所以，走出去之前，企业对境外的情况是不知道的。那天我去参加一个论坛，听到一句话猛然给我敲醒——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孙子在两千年前说的话。那个时候，他是用刀子在木板上刻的。而今天的数字经济时代，知己知彼互换了，先知彼后知己。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一定要先知道对方，为什么?因为信息时代瞬息万变，没有时间让你思考，而知己容易实现，知彼不容易实现。一定要先了解环境的变化，如果不了解环境的变化，还在做知己的事，那肯定要出问题，思维会出问题。所以，怎么办?现在需要有“一带一路”安全风险管理的工具箱。也就是说，比如，现在打开电脑，看一眼，吉尔吉斯斯坦所有投资的风险和规律、法律的环境、政治、家族、恐怖组织、企业政策、税收政策，非常清楚;一点击，全国所有的各个组织怎么研究的、谁研究的，全能找到。这时候，他心里就有底了。但是，这个工具箱什么时候能建起来，我不知道。
我有一个朋友在我们的群里面，是中介组织的，专门研究执法，我昨天在群里又给他点赞，他是一次一次地到塔利班那儿去，专门到一线去。而我们的研究机构，有几个人去了?不到前面去，根本就不知道前面的炮声是怎么响的。所以，这样的中介组织，我们一定要支持。这样的话，全国有8个单位在研究，把这8个单位全弄过来。如果有10个机构在研究，要全清楚;国家要清楚，企业要清楚，这样法律、财务、环境，包括自然风险、恐怖组织，所有的都清楚，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所以我说的第一个是现在中介结构、科研机构，包括企业，一定要形成互联互通，把“一带一路”风险管理工具箱尽快完善。不然的话，我们还是瞎子摸象，走到哪，摸到哪，那个成本我们付不起。“一带一路”是历史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最后一次机遇，如果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做错了，会出大的问题。所以，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是我要说的第一句话。要建立一个工具箱，对我们未来所有的情况动态控制，详细地了解整个的海外情况。
第二，关于海外安保“航母”的建设。关于黑水公司的事，黑水经验不可复制，因为黑水是在美国的背景下，它是一种殖民文化和一种霸权主义的思维，我们是不能复制的。但是，中国的准军事力量如何渗透出去，来保护我们的企业，必须有中国的方法。所以，我们叫海外安保“航母”。首先，我们先从供给侧来提，比如说这个企业到海外去了，有什么需求。从它的需求来讲，我们有一个动态的制动系统。刚才我讲的海外风险管理工具箱是指的治理制动系统，因为还是有工具的，遇到问题了随时查信息。现在我说的海外安保“航母”是指行动保护系统，行动保护系统必须要有一个整体的协调，这就是运营协调的事，这应该是中国大企业层面、部委层面、行业协会层面的直管参加，包括企业、社区、商会，综合的运营系统在支撑。下面就是行动系统，行动系统就是一旦有事了要启动。这里面有两种。一个是我们对于可控风险，通过治理集成系统自我可控;而对不可控风险，这时候必须要用外界，这就是我们的海外安保“航母”要启动，这不是一个船，它是指一个体系，综合的大服务体系，要什么有什么。比如撤侨，几个航空公司同时撤;比如说有了伤员，我们的飞机进入SOS体系或者中国的SOS体系要进入;比如说，对象国出现了什么问题，怎么去协调，信息怎么畅通，是通过海外的安保公司怎么协调。在保护系统里面，私人安保公司的作用非常大。我现在也在参加中国保安协会关于推进私人安保公司的活动，我们也想建议从国家的层面出一个准入条件，不是随便出去的，它是一个准军事系统，是一个安保公司，它是专业人员。比如说很多退伍人员都去了，它要出事的话，非常麻烦。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系统理顺。
企业有什么需求，安保一定是能够渗透到那边去，企业需要的时候，及时提供需要。这里面有几个层次：第一，就是安全员。企业一定是要让专业的人做，有专业的安保人员，外界有专业的联系，这个联系包括境外的私人安保公司、当地的安保公司、当地的警察、当地政府的机构，一旦出事之后，我们怎么能够形成一个立体的应急措施，这主要说的是不可控风险。可控风险，是根本不让这事儿发生。比如说内外勾连、监守自盗这种事，我们自己的系统就要防止。这样的话，如果把我说的这两个工具能够建立起来的话，“一带一路”我觉得是可以实现的。
今天听了几位嘉宾讲的智能，我想到了一句话叫知行合一。“知”，人的肉眼只能看到世界的5%，人的大脑只是开通了5%，有95%属于沉睡状态，我们的“知”是不知的;“行”，我们自己的肉身是很难行的，怎么办?在知和行方面借助机器，知和行是有限的;在“合”的时候，要用机器人，用智能来合;最后“一”，完成数字分析。我们在海外安保方面，也要做到知行合一：“知”在不知的情况下，通过机器来补充;“行”在不可行的时候，通过智能机器来支撑你;在“合”的时候，把智慧、文化和科技融到一起;“一”是数字分析解决问题。我的发言完了，谢谢!
梅建明
“一带一路”计划中的中国海外利益保护与海外安保工作：挑战与对策架构
朱锋：下面我们请梅教授。
梅建明(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反恐怖首席专家、上海政法学院教授)：非常感谢会议的主办方邀请，今天给大家交流“一带一路”计划中的海外利益保护与海外安保工作，挑战与对策的架构。因为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我做了一个PPT，把我的思路和想法来和大家做一个交流。
我原来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工作，工作了18年以后，2017年11月我到上海，现在在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立足于上海政法学院。
我汇报的题目，里面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是海外利益保护和海外安保工作，这个话语我们最近这几年比较重视。从话语到行动，从过去没有太重视，到现在比较重视，这有一些源头，有一些背景，所以我要介绍一下为什么海外利益保护和海外安保工作最近这几年比较受重视。
第二点我要汇报的是尽管目前受到了重视，但这里面还面临着一些非常严峻的困难和挑战。
第三点，我讲一讲面对这种困难和挑战，我们在海外利益保护上，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思路来解决这些问题。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讲“一带一路”的计划，实际上“一带一路”计划我们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个挑战是我们在当时提出“一带一路”计划的时候没有考虑到的，就是安全的风险。我们做了研究，根据国际上知名的数据库，马里兰大学有一个全球恐怖主义的数据库，我们对于2000年到2014年全球发生的恐怖袭击的案件数量进行分析，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结论。在2000到2014年的15年里，发生在全球的恐怖活动死亡人数中，有65%以上是发生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一些相关国家。所以，恐怖袭击的风险非常高。
第二，我们再以中巴经济走廊为例，以它作为一个个案来分析，中巴经济走廊运行的路线，不管是东线，还是西线，经过的地方都是呈现高风险的地方。根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一共遭受了20起恐怖袭击，死亡人数超过45人，至少有21人受伤。
在一系列大的背景下，我们也有一些典型的案例，比如说刚才支处长提到2015年中铁建的三位高管在马里被枪杀，包括中国的公民樊京辉在2015年被伊斯兰国作为人质劫持了以后，在网上拍卖，后来被伊斯兰国枪杀。这一系列案件都是对中国政府提出来的现实问题，中国的公民和中国的海外利益保护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海外利益保护和中国海外安保工作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重视。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从高层到有关部门都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来应对这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外交部层面和公安部层面成立了相应的机构，以及在2004年成立了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机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由外交部牵头。
现在我要重点探讨的是，虽然中国海外利益保护与中国的海外安保工作非常重要，但是仍面临着诸多挑战。挑战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是国际环境变化，“一带一路”计划是中国和平发展崛起的大环境下，中国为了实现“中国梦”、“两个一百年”计划而实施的一个战略。但是，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导的计划与和平发展，国际社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中国威胁论”。在中国的和平发展大诉求之下，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包括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计划，实际上有一些国家充满了疑虑。
在这种双重背景之下，中国的利益保护的话语和行动，怎么能够协调，这个工作应该认真去思考。
第二，中国的国内环境有民族主义的倾向，我觉得非常强。民族主义不是一个坏的东西，但是民族主义如果说达到一个非理性的、不可控的状态，就充满着风险。如果中国的民族主义风险没有得到有效管控的话，那么对于中国的海外利益保护也会产生非常不良的影响。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大家知道在日本机场，中国的游客唱国歌，这种行动我个人认为是不理性的民族主义的倾向，影响了合法利益的保护。这种背景下，怎么去合理保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应该采取合法的手段，而不是由不理性的民族主义冲动主宰你。
第三个是行动目标，我们倡导中国的合法权益、合法利益保护。但另一个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海外利益的保护，这个应该是一致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在有些方面可能要进一步协调好。今天上午有几位专家讲得非常好，中国的规则也好，中国的思维也好，实际上我们应该要遵照国际通行的惯例去做，有些理念、价值追求，我们应该要知道冲突怎么去避免，怎么减少这个冲突对我们不良的影响。所以，在行动目标上，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理念和目标之下，我们又要合法地保护中国的海外权益，这是行动目标协调的问题。
第四个就是主导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好，“一带一路”倡议也好，这里面实际上有很多共同的价值。这种共同的价值不仅是中国的价值，实际上也是人类的价值。比如说涉及自由的问题，涉及民主的问题，涉及人权的问题。中国也是积极倡导这些基本的价值。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在实施“一带一路”计划当中，应该避免把我们本国的特色的东西投射到国际行动中。这里面有很多国内的一些价值，比如说我们倡导个人服从集体、中央高于地方、国家大于社会，这样的东西在我们中国的话语里，我们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要把这种价值投射到国际社会里，我觉得很多国家不一定认同。所以，主导价值可能会有一些冲突。
第五，博弈逻辑。长期以来，我们认为涉及冲突的时候，是理性国家和理性国家，这是理性的。但是，我们现在面对的很多安全，特别是恐怖主义的时候，实际上是以一个作为理性主体的国家，去对付恐怖组织，这种游戏规则实际上充满了很多非理性的东西。所以，我们讲这种博弈的逻辑，应该有相应的改变。
第六个是保障手段的问题。现在涉及海外利益保护的时候，我们过重地强调军事武力的手段。军事武力的手段应该是最后的防线，而不是优先的防线。在很多情况下，在海外利益保护的时候，我们仍然首先想到用军事手段，这跟整个社会的发展大趋势是有矛盾、有冲突的。但是，我们并不应该放弃军事手段或者武力手段，我们应该构造一个全链条的多种手段的综合体系。
面对这六种挑战的时候，我们应该进一步思考，应该怎么去判断我们的对策。这个基本的逻辑架构，我想提出一个大概的思路。第一个还是应该以总体国家观为指导，系统规划中国海外利益保护、海外安保工作。专家提的非常好，这个大的理念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确立中国海外利益保护安保工作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这有几个原则：第一个是依法合规原则;今天上午有几位专家讲，我非常认同，没有合规的原则，我们在中国国内开展一些中国的方式，在国外去开展海外利益的保护，有些东西行不通。第二，国际合作的原则;解决当地的问题，必须要依靠当地的资源，而不是我们利用中国的军队、中国的警察到国外去开展工作，这个是不行的。中国有句土话“强龙斗不过地头蛇”，在海外的安保工作中，我们应该利用当地的资源。第三个就是公私协同的原则。国家和社会、政府和民间应该有协同，而在协同上是平等的协同，而不是企业出了事就找国家，有些事是企业应该做的，那就必须企业做。有些是国家层面能够协调的，那国家应该协调。第四个，综合施策的原则，综合施策就是刚才讲的既有军事的手段，还有文化的手段，还有社会的手段、法律的手段，这是一种综合体系。最后一个是慎用武力的原则，慎重地运用武力，而不是首先运用武力。这是我们探讨海外安保工作，海外利益保护的时候应该注意的。
这里面有一个例子，我就不讲了，这显示出我们在过去的这几年，中国在海外员工被劫持，2006年、2013年、2014年、2015年，2006年中国被劫持员工是在全球被劫持人数里面排名第7，但是到2015年劫持的人质数量，中国是排名第2，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很多企业，包括政府的思维里面，劫持了我就付赎金，在很多国家，你给恐怖分子和犯罪集团付赎金是违法的，但是有时候在国际上我们息事宁人，你上网，我给你钱，你劫持我的员工，我给你钱，实际上涉及中国人员在海外的风险。我们的政策怎么去合理规划，避免这种政策的陷阱，我们应该予以分析这个问题。
当然，我们还要合理设计应对手段，积极主动消除和应对安全风险，这里面可以采取外交、军事、执法等，还有实行安保等其他很多软性的手段来消除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土壤，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企业合作层面上，怎么能把中国的理念表达出来。这里面涉及像黑水公司问题，最近美国《华盛顿邮报》出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里面质疑黑水的创办人埃里克·普林斯(Erik Prince)，说他现在实际上为中国效力，已经违背了当时在美国创办黑水的初衷。我跟先丰服务(设在香港、有中国国企持股的安保公司，埃里克·普林斯为公司执行董事兼董事长——编者注)沟通了一下，他们认为这篇文章是在黑埃里克，当然这个问题的背景甚至原因，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这是我的一些想法，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朱峰：谢谢梅老师，下面我们请周安涛先生。
周安涛
世界主要恐怖势力当前态势及可能发展
周安涛(生命方舟军事与安全资源管理集团董事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反恐怖学院客座研究员)：很荣幸这次参加西太湖论坛，我以前是在军队服役，我不太同意叫我们安保公司，我们是一个私人军事公司(PMC)。我们的公司人员主要是来自某军区作战部，以前我在某军区作战部担任一个处的处长，我们处主要是负责大规模的作战方案，包括指挥、反恐、维和，还有抢险救灾和应急处突的任务。
这个报告，我们做了有一段时间了，今年第一次对外进行分享和公布。我主要是给大家汇报一下当前世界主要恐怖势力的态势情况和下一步的发展。
我们知道国际恐怖组织很多，今天我们主要是分享一下在“一带一路”沿线对我们威胁比较大的三个组织，一个是ISIS(“伊斯兰国”)，一个是基地组织，一个是塔利班。
大家知道，ISIS从2017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向其他地区分流了，当时我们判断主要是分流在中国邻国的阿富汗地区。实际上，2017年10月，美军支持的叙利亚民主联军(SDF)轰炸了拉卡以后，ISIS作为国家实体已经不存在了。它已经开始有计划地向阿富汗地区进行转移，转移的路线有三条，第一条是北线，北线主要是从伊拉克走俄罗斯的高加索地区，然后从乌兹别克到达阿富汗地区。中线是伊拉克和伊朗北部地区，这个路线主要是2017年7月9日摩苏尔战役结束后，大概歼灭了ISIS1万多人，残余的势力主要是从这边走。还有就是南线地区，这张图比较直观地展现了三条路线的分布情况(见“ISIS残余势力主要转移地区及路线图”)。
这是目前全世界ISIS主要势力分布图，ISIS目前分布在7个地区。最大的是阿富汗地区，当地大约有1万人左右，残余兵力在叙利亚地区有3300人，整个ISIS残余兵力是23900人左右，这是一个大的数字。
这里面有一个情况，据我们观察追踪掌握，ISIS在全盛时期的时候大概有十万人，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地区。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之战的时候，只歼灭了ISIS一万多人。也就是说，虽然目前是两万多人，实际上有六万多人消失了。我们这个PPT是5月7日完成的，在5月7日当天，阿富汗有约1万的ISIS，而之后在阿富汗北部地区又发现了3000多人的ISIS，是刚招来的新兵，那么阿富汗地区应该是在13000人左右。
第一个集中区是在叙利亚，现在我简单说一下，ISIS在叙利亚目前已经没有剩下多少兵力了，大约3300人的兵力，主要是分布在Abu Kamal，它是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边境。还有戈兰高地以东地区，这个地区的ISIS受到叙利亚反对派即自由军“南方阵线”和以色列军的夹击。
重点给大家汇报一下阿富汗地区的ISIS情况，这个是直接威胁到我们“一带一路”整个经济区的发展。2017年上半年我们当时在对外公布的时候，ISIS在阿富汗总共只有2000多人，占据了大约10个村镇。实际上到今年，ISIS从2000人扩充到1万人，阿富汗地区ISIS一直扩大到北部，特别是在邻近中国的克什米尔地区出现ISIS;5月7日在阿富汗北部又重新招了3000多人。目前ISIS在阿富汗地区总共是占据了11个村镇，另外有4个村镇，就是在楠格哈尔省和库纳省，正在和政府军争夺，有1个村镇在和塔利班争夺。这是分布图(见“ISIS在阿富汗地区部署图(2018年5月7日)”)。特别是在邻近中国边境的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已经发现了ISIS。
另一个ISIS巨大的分支，就是在非洲的企业面临的最大威胁——博科圣地。博科圣地杀的人绝对不比ISIS少。2015年博科圣地击败了非盟联军后占领了15个村镇，屠杀了好几千人。我们的中资企业，大部分被绑架的，还有前段时间美军被伏击的，都是博科圣地干的。它的兵力全盛时期一度达到了3万人，后来被重创了，还剩6000人。
除了ISIS以外，剩下的一个组织就是基地组织，基地组织也分为七大地方。主要的分支在叙利亚，它的总兵力达到44800人。叙利亚这一块有很重要的一点，这里面有3000多人是咱们的东突。在阿富汗大概有6万人，我们把实力分布和“一带一路”路线图放在一块，就不言而喻了。“一带一路”上面有12万人的恐怖武装在等着我们，从非洲、中亚到东南亚。
目前来说，有四个趋势，一个是恐怖势力破坏力在急速膨胀。第二，恐怖主义的策源地仍在扩张。第三，主要恐怖势力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被消灭。第四，恐怖势力的恶性发展可能威胁整体人类的生存安全。
第一，恐怖势力破坏能力正在急速膨胀，例如一台坦克的破坏力在空前发展。
第二，恐怖势力目前在逐渐掌握核生化的武器，会造成重要的伤亡。
第三，就像“9·11”，社会上的很多致命薄弱环节被恐怖势力所利用。
“9·11”以后这些年反恐，恐怖策源地并没有被消灭，反而在扩张，一个是因为贫穷;第二个是因为国内独裁统治造成的仇恨;第三点，主要恐怖势力分布的策源地地区都是边缘地区，都是大国不关心的地区，这些地区的恐怖势力仍然在扩大。最主要的还是缺乏强有力的超国家的联合体。
我有几点思考，恐怖势力现在很难控制，那怎么办?第一，靠联合国?我在利比里亚维和的时候有一个情况，我认为联合国是不可能承担反恐职责的。联合国安理会连个叙利亚的化武问题都解决不了;我在联合国维和团11年时间，并不认为联合国这个机构能够承担世界反恐的责任。
第二，反恐的军事公司。如果目前不能通过联合国去实现，那能不能通过商业化的军事机构去实现，目前来说可能是一种途径。我们通过军事公司来对抗恐怖组织，这种可能性存不存在，从能力上来说，我是军人出身的，是可能的。但是，这里面却有很多问题，比如谁来出钱，谁来管理。军事公司不是安保公司，安保讲人防技防;如果是军事公司对抗恐怖主义，恐怖主义分子是职业军人，军事公司讲的就是作战体系、作战情报、后勤保障、通信，包括指挥层级。如果反恐走向商业化军事公司的道路，可能是一种途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多说了，谢谢大家!
王小兵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与安保风险
朱锋：下面请我们今天分论坛的最后一位嘉宾王小兵先生。
王小兵(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原副秘书长)：主持人，大家好，我跟在座的几位相比，是最没有资格在这儿讲安保问题的。我之所以坐在这儿，是因为有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2012年在索马里外海有一艘渔船叫“NAHAM3”，是一艘台湾船，但是挂着阿曼的国旗，上面有10名大陆员工，2名台湾的员工——就是船长和大副，另外有17名来自柬埔寨、越南、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四国的员工，一共是29人，在索马里外海被绑架，这是2012年的3月26日。最终经过我们的努力，在2016年的10月23日，把他们营救出来了，回到了广州，历时四年零七个月，这在联合国的有关部门统计上是人质最多、关押时间最长、营救过程最为曲折、营救结果最为成功的一次人质营救行动。为此，联合国安理会2383号决议中对这次营救行动给予了高度肯定，我以个人的名义全程参加了这个营救行动，并且我也去了非洲。
在这个营救过程当中和谈判的过程当中，我接触了很多层面上的问题。所以，我愿意用短短的时间，用我的实际体验补充刚才各位专家讲的意见。今天这几位专家，包括昨天讲到海外安保的嘉宾，意见都非常好。
第一，在谈论海外安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一带一路”和非洲援建分开，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战略要求，两个不同层面的行动。虽然都叫海外安保，但是目的和目标、遇到的困难，方方面面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一带一路”是65个国家，没有非洲国家。非洲的情况，东非、南部非洲、西非的国家，这不是“一带一路”的国家，从思想上应该把它们分开。
第二个补充意见，我们在讲到海外的安保风险很大的情况下，要补充一个重要的理由。全世界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尔维纳斯群岛之争是发生在“一带一路”国家之外的地方;除此之外，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世界的战乱、战争、人间的悲剧，大部分都发生在“一带一路”国家。当然，有一部分是在非洲。比如阿富汗战争、俄格战争、阿塞拜疆、科索沃战争等都是发生在“一带一路”国家。所以，这些国家从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本上是全世界最不安宁的地方。这给我们“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增加了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我非常同意支老师讲的，“一带一路”是中国发展很好地利用国际环境的最后一次机会。商品输出被资本输出代替，是任何一个经济体成长和发展过程当中必需的一个阶段。现在“一带一路”的机会，恐怕是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个最后的机会。我们越过太平洋到南美去发展，似乎没有“一带一路”顺，历史留给我们回旋的余地是狭小的，我们的机会是最后的，必须要抓住这样的机会，下最大的决心，这是我补充的第二个观点。
第三点，我们在研究“一带一路”安保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把更多的目光投向私营企业。现在中国的私营企业在国际上，在“一带一路”国家已经走出去的企业家、员工是非常庞大的。我曾经参与的这次营救行动，接触了很多这方面的外国机构，我认真地去找，我们国家到现在为止，“一带一路”出去多少人，没有一个准数。这在统计上也是很正常的。在所有的统计当中，都不包含私营企业在外面工作的，或者是部分包含，这实际上在统计上是不完整的。我们国家私营企业在海外，在“一带一路”国家打天地，私营企业开园区，私营企业在那里经商的人数是一个相当大的数，是多少呢?说不清楚。所以，这个一定要高度重视。今天很多私营企业出了问题以后，在国家的有些情况的反映上，是能不能私了的方式，这一块存在很大的问题。
第四，我非常赞成刚才这位退役解放军军官讲的很多观点。我们在讲海外安保的时候，包括刚才梅教授也讲到了，军事力量的使用或者民间半军事化的、准军事化行动的使用，在海外安保上一定要慎重，而且有很多的法律问题。我们看到《红海行动》和《战狼2》;我们的营救行动完了以后，有很多电影公司和剧作创作人找我们，说能不能帮我们写一个剧本，有的最高金额是300万现金买断。其实大家知道，任何跨国的反恐方面的合作，双方都是有保密协议的。我的营救行动和联合国机构有保密协议，和参加营救的国际组织之间也有保密协议。那些涉及协议的东西是不能写的，去掉不能写的，那能写的就只能编了，为了戏好看，只有编，所以我也没有做这个事情。回过头来，我们发现在海外安保过程当中和营救事业当中，有很多细节是不能通过故事来传播的。通过故事、电影去启发得到某种灵感，那是靠不住的，所以我非常赞成刚才几位老师强调的，包括支老师讲到的黑水公司的问题。大家知道黑水公司，我们不管它现在的情况如何，历史上的黑水公司是和三个主题词分不开的，第一个叫霸权，第二个叫丑闻，第三个叫贪婪。跟它齐名的，还有一个英国的叫G4S，数十万人的安保团体，同样是这三个主题词。黑水公司是一个准军事力量，权力甚至超过了美军，美国在打伊拉克的时候，把巴格达机场交给黑水公司看管，关塔那摩监狱也是黑水公司在做。南非的监狱发生暴乱，那是G4S的看管出现的问题。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一带一路”的初衷都不允许我们去采取这样的方式。我们还是要做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一条道路，是可以走的。
第五，刚才这几位嘉宾讲得非常好，他们从大格局、高起点、高层次的大思维去思考。我通过参加那次实践意义的活动，发觉我们在保护的对象上，要重视民营企业;我们在积极营救、救援和救济的渠道上，也要重视专业和民间的团体。我只有资格讲一讲关于安保问题当中非常狭小的一个概念叫“绑架”。全世界的绑架，根据有关部门的估计——不是联合国的统计，因为联合国没有这样的权力，要求联合国所有的成员国每年汇报你们国家发生了多少这种事件——它的估计大体都是靠国际上专业的营救团体、民间营救团体向它们反映的情况。据这样的估计，全世界发生的绑架大约是每年1.5万件左右。联合国定义的“绑架”一般是三类。第一类叫政治绑架或者是叫恐怖绑架;第二类叫勒索绑架，就是以财产为目的，它占据了绑架的95%到98%;第三类叫错误拘禁，主体是包括当局在内的，它们对于身份认知上的误导而造成对于某些人的强制拘禁。这三种情况的解决一般是两个途径：第一个是通过官方途径，官方途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解救被害人，同时将非法行为的实施者绳之以法;在国际上还有另外一种途径，在官方以外的民间的专业渠道，它们所寻求的目的是营救被害人，但是不寻求对施害者绳之以法。这是最近一些年来在联合国有关组织的规范下，非常清楚明白的。我们很多的营救行为依靠当局;在当局无效统治或者是统治不力的地方，政府的行为是没有办法的。
我补充这些情况，谢谢!
评议与问答
朱锋：谢谢王先生，谈得非常深刻和生动。我作为主持人，来谈一下自己的看法。中国的海外利益保护是一个大课题，问题是我们首先要明确是什么样的因素和力量在威胁中国的海外利益，首先我们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基本的定义。刚才四位嘉宾都非常好地阐述了，我只是补充一下个人的观点。
过去四年我走过了27个国家，为相关的企业、政府，中国的海外利益扩大做一些实际的调研。我自己的看法非常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今天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和海外利益保护影响最大的问题是在21世纪，西方主导力量以及中国崛起，再加上各种中小国家的战略选择，这三者之间存在着难以避免的差异，或者说紧张。换句话说，“一带一路”是我们回馈给世界的礼物，但是一定不要忘了，回顾过去400年，任何一个由政府主导的海外商业扩张行动，别的国家的反应一定是安全方面的、政治方面的、战略方面的，首先不是经济的、商业的。所以，我们现在大张旗鼓地搞“一带一路”，它本身引起的地区战略上的回应就是一种碰撞，就是一种紧张，甚至是一种关系的新的缠斗。这个背景大家一定要了解。三天前马来西亚选举，出人意料的结果，马哈蒂尔在92岁有可能再度出任总理，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他怎么上台的，就是指责中国这几年在马来西亚的投资不断扩大，中国的碧桂园一千亿的项目，在马来西亚大做广告，甚至要带动中国移民，引发马来人强烈的排华情绪。所以，碧桂园现在在马来西亚碰到大麻烦了;在马来人心中，碧桂园在马来西亚做的广告，就相当于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外国租界外国人做的广告。马哈蒂尔说我们正在面临中国人的殖民问题。因此，对我们的海外利益保护的最大问题，我们所有的企业一定要有战略眼光，一定要知道“一带一路”不是简单的顺风车，更不是简单的高铁，“一带一路”存在着沿线国家的政府政治力量和我们商业的介入之间一种难以改变的紧张关系。所以，我们很多走向海外的企业，首先姿态要低，但是脑子要清楚。
第二，对“一带一路”最大的威胁，从过去十年来看，就是“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的对象国发生了国内不可治、不可测、不可控的大规模的骚乱，触目惊心的案例就是2011年利比亚内乱。2016年到现在，委内瑞拉出现了内在的政府变更以及整个经济的迅速垮塌，导致我们大量在委内瑞拉的投资血本无归。所以，对我们的海外商业利益保护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规避政治风险。
第三个对我们最大的挑战，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企业的最大威胁，是宗教极端主义运动的抬头，很有可能引发新的种族清洗。千万不要忘了1997年、1998年印尼的排华，死了多少印尼的华人。今年2月我到印尼去开会，我跟印尼人讲，现在印尼的宗教势力又开始起来了，如果你们再有新的排华事件，我们不可能无动于衷，因为对中国人来讲，《联合国宪章》、联合国相关的条约规定得很清楚，海外的利益保护不仅是中国企业，海外侨民的利益同样是我们的海外利益。所以，我们再度面临1997年、1998年印尼大规模的排华事件时，我的看法很简单，中国的航母一定要开过去。印尼人听得当时有点诧异，我也跟他们讲，我们一切海外利益的国家责任是基于法律，联合国相关公约赋予中国责任，我们的海外利益保护不仅是中国大陆的这些企业家，还有在海外大量的华人。
第四个非常大的冲击，就是投资对象国的政权更替引发的从亲中到反中的政策的轮转。例如，缅甸的密松水坝，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我们在过去五年来回打转。
最后一点，对于海外利益保护的实际威胁是恐怖主义，我把恐怖主义列在最后一条。今天中国企业走出去，如何在沿线的恐怖主义活跃地区投资?本身就不该去投资。
海外利益保护有三个层次的工作：国家、社会、个人和企业。企业首先要有规避风险的意识。“一带一路”不是一个顺风车，“一带一路”是一个商业风险。
我想再简单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研究，这几年看了一下韩国、日本，它们的企业、品牌、商品走向世界，韩国、日本的企业是怎么做好的呢?有三点，我自己很有体会，给在座的各位企业家参考。
第一，韩资和日资企业特别会融入当地社会。韩资和日资企业在投资的时候，一定把融入当地社会、承担当地责任作为品牌塑造必不可少的环节。所以，在东南亚、南亚，包括在拉美，韩资和日资企业的知名度、受欢迎度远远高于中资企业。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韩国和日本的经验就是一般不要打国家牌子，更多地去打企业的品牌。我们常常觉得背后有强大的国家，但是一定要记住国家是我们内心的信仰，是我们危机时机的动力，如果你老是觉得企业代表中国，那就有问题了：我们知道任何国家都有民族主义，而且小国、大国同样爱，所以一定要去规避民族主义的反弹。而韩、日投资非常注意这方面，所以韩、日企业在国外，很少挂国旗，更多的是挂企业的旗。做生意就是做生意，国家的政治信仰是在企业家心中，而不是在你的行为中打国家牌，这一点很重要。
第三，韩资和日资企业走向海外非常成功的一点，就是韩资、日资企业的自我组织和管理。例如韩资和日资企业的商会，它们的企业走到哪里，韩资、日资的商会就走到哪里。商会有非常大的凝聚力，大家抱团。那怎么加强韩资、日资抱团呢?特别是韩国人，韩国的企业走到哪里，韩国的家庭教会就办到哪里，家庭教会就成为进一步巩固提升韩资商会的重要一环。日本人靠什么呢?日本没有那么大的凝聚力，但日本的企业在海外都有非常重要的日常协作，就是一定要把民族的东西变成企业家的纽带，一起搞活动，一起搞庆祝，在日本的各种节日的时候，在海外穿着和服，搞他们自己的聚会。所以，韩资、日资走向全球。韩国、日本的军队连东亚都出不去，但为什么韩资、日资没有那么大的海外利益保护压力呢?就是因为它走出了自己的路。
今天我们探讨中国海外利益保护，归根到底是三个层次的责任和义务：国家要有所作为，领导培育，包括我们说体制的改革来进一步增强海外利益保护的相关国家层面。第二，社会要积极推动，包括去培养和组织具有更多国际眼光、外语能力、法律能力的人才。而企业最重要的是一定要知彼知己。
我是苏州人，苏州在埃塞俄比亚办了一个非常好的工业园区，我去看了，太多血淋淋的经验教训。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呢?我们拿着中国人成功的经验就到那里去投资办厂，根本就不了解当地的法律，也不了解当地的政治，也不了解当地的社情。埃塞俄比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定，就是在这个国家投资所获得的利润是不准从外汇汇出境外的。我的很多苏州老乡的企业根本就哭得眼泪都没有了，投了资、挣了钱，钱弄不回来。埃塞俄比亚说没关系，这个钱可以买了我的东西再运走，然后又去买东西。所以，海外商业利益的保护，从企业来说，我的深刻研究体会，一定要建立在支老师说的知彼知己，你要有足够的准备。
下面的时间我们开放互动，在座的各位有什么问题，可以请教这几位专家。
提问者一：我现在要提的问题，也是我自己的一些思考，是关于什么是海外安保，怎么做海外安保。
我有三个问题：第一个，海外安保是国内保安业务在国外的简单复制吗?恐怕不是，简单的到国外去复制必然失败。
第二个问题，私营安保公司为什么走不出去，或者走出去效果不好，是国家政策配套的问题吗?可能是，但更多的还得从自己身上去找原因。
第三个问题，海外安全风险防控的核心能力是什么?你要干这行，做这个事，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和素质。我的答案，也是我的疑问。我觉得第一个是情报，第二个是渠道，第三个是行动。做安保，它绝对不是靠几杆枪或者在海外建立一个办事处就能干了，地痞流氓都斗不过，所以安保肯定是一个大的体系，去做预防，做前置的。
情报方面，现在我们企业走出去面临这么多的政治的、经济的、商业的、法律的，包括合规的问题，但是如何去搜集获取情报?不是一日之功。一家国内安保企业要走出去建立情报网络，谈何容易，不可能做到。这个核心能力谁具备?我打一个问号。
第二个是渠道，打个比方，这个国家的安全部门的高官，政府的首脑再加上他的孩子到中国看病，到中国就学，如果都是我们安排，我跟他不是联姻，但是他是我的“亲戚”。中国企业在外面怎么去避免风险，需要有高层的资源，也需要有基层的资源，需要跟白道打交道，也需要跟黑道打交道，渠道最关键，这样才可能把出现的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
最后就是行动，行动不是自己去建立自己的武装，法律上很难，但这种行动绝对是境外网络的利用，包括救援的网络、可以调动的安全网络，能够在我们企业受到威胁时提供紧急救护。我最后的问题落在哪呢?安保公司可能不是一个安全机构，但它一定是一个情报公司、一定是一个公关公司。所以，我也呼吁，我们国家在做相关准入门槛的时候，不要看它的规模，一定要看它的基因，能不能做好这个事在于它的基因。也请老师们给我答疑解惑，谢谢!
提问者二：现在咱们国家在国外的企业，央企是家大业大，国家非常重视。对中小企业，包括这些私营企业，有没有一个最佳的解决方案?从你们的层面上，能不能借鉴一点经验?
提问者三：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欧洲、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的看法友好不友好?
第二，在“一带一路”上，未来如果要搞一系列的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动，会不会引起一些危险或者是宗教极端势力的对抗?这是我的问题，谢谢!
朱锋：谢谢，一共有三个人提问题，先从支老师开始回答。
支东生：这几个问题都是顶天立地的问题，非常大。第一个关于海外安保的核心能力问题，刚才提到了，还有你自问自答的很多问题。我是从2004年的时候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2004年发生了什么事呢?中铁建十四局在阿富汗有11个人在一个晚上就被恐怖组织给灭了，这件事触动了我。我就开始关注风险，我研究了十多年的风险管理，起点就是因为这件事。到后来“一带一路”的安保事件中又出现了中铁建，我跟中铁建一直有缘，我一直跟这个企业交流，在研究海外安保的问题。尤其是“一带一路”的海外安保问题，不是一个企业的问题，不是一个安保公司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情报信息的问题，是我们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大的问题。我们的治理现代化遇到了国际化，我们有一个综合服务体系的建设问题。我们的企业出去了，我们的院校、专业研究机构、私人安保，包括军事公司等，都是海外的综合服务体系的一个分支。这个体系要建立，这就是一个国家整体的治理体系的问题，因为它是跨部门的。
我们这个国家善于管理，不善于治理，有了部门事情就好办。海外安保到哪个部门去?没有部门管。应急管理部刚刚成立一个月。应急管理部主要管的是国内的生产安全、自然灾害的事。现在一谈到治理问题，确实是一个大的命题。
我在2015年就提出来海外安保问题有“四化”。第一叫系统化，系统化就是顶层设计加集团公司加地方政府加企业。这是一个系统化的，系统要旋转，内部不转起来肯定是不行的。
第二个是常态化，不要应急，越应越急，一定是把问题分解在平时。可控风险一定是控住了;不可控风险，我们再应急。
第三个是专业化，刚才有一些嘉宾也提到了，一定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海外安保这件事是专业问题，一定有人纵深地去研究，刚才你提到了情报问题。如果了解整个脉络，就知道情报信息系统在这里面到底起什么作用。你知道那儿有事就不去，这个风险就规避了。
第四，就是产业化或者市场化。专业的咨询机构是一个商业行为，私人安保公司包括军事公司也是产业化和市场化的过程。
所以，我在2015年发表文章提出来，海外安保一定是系统化、常态化、专业化和产业化，包括公司内部一定要有专业的安全员，懂行。
第二个大问题，关于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关系的问题。我特别关注这个事，全国工商联联系的企业太多了，它不是做服务，千万家的企业，工商联没法做，只是对一些大的民营企业能够服务，对小的服务不了。怎么办呢?这里面我一直在强调我们应该成立一个“走出去学院”，这个事我是2011年呼吁的，当时我提倡“中央企业走出去学院”。一个公司内部去培训“走出去”，说实话，资源有限，讲来讲去讲不了。国家应该在不同层面把这个“走出去”作为一个专业教育短期培训，不领证的，完全是能力培训，加强所有企业的教育。我特别希望在海外工作十几年的老领导来专门介绍海外，专门讲他的体会，把他个人的感受变成一种理论提升。比如说，企业这边要有专业人员去培训，内部的人就可以解决很多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是关于大企业如何分享经验和对小企业支持的问题。
第三个就是文化的问题，“一带一路”就是商业铺路、文化跑车，它绝对不单是一个商业行为，任何一个大项目在签约阶段是商业行为，一旦进入工地了，就是文化行为。只要跟人接触，就是文化行为，文化行为本身涉及一个跨文化管理的问题。如果你念你的经，人家念人家的经，两条线跑的时候没法儿交会。有嘉宾说通过联姻的方式，这当然是比较简单的很好的方式，但我们央企很难做到，因为要组织上批的;民营企业员工自己可以决定娶妻嫁夫，我们这个就比较难了，因为有组织，有一定的难度。中华文化如何自省自新进入国际频道的问题，千万不要自负，也不要自卑，就是一个百年文化(新文化运动开展到现在整整一百年)、新文化自省自新的问题。如何与国际接轨，这是一个新境界。如果没有自省自新的文化，就谈不上和国际接轨。自己先自省自新，然后跟人家去接轨，把这个全疏通之后，我觉得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周安涛：关于海外安保的情报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防患于未然，情报是首要的条件。但是，以我们的经验来说，就像几位专家说的，海外安保是一个体系，不是一个领域。举一个例子，去年有一个单位来找过我们，现在南美洲国家正在发生一些动乱，看我们能不能提供一些信息资源。我说可以，每天的反政府游行等，情况可以掌握。它要得非常细，对一个企业来说，可能一次出去就把这个企业灭掉了。它会要求你，把当地的军警要镇压的命令提前弄到。我们搞过维稳这一块，很多情报，前线人员摸底信息不是直接管用的，分析完了以后，这个信息到底对你的企业来说管不管用，是很难说的。所以，情报很重要，但是情报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还有沟通渠道的问题。
我们和当地的军方、警方搞好关系，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是选举社会，选下去了怎么办，选上去的是政敌怎么办。不管是商业化的安保公司也好，商业化的咨询公司也好，一个国家的政府机构也好，还是自己发挥作用也好，都需要一个体系。比如说叙利亚反恐情报，不是我们官方机构的人去——如果只靠我们自己，就需要我们派深入一线的人去，那是直接到战场去了解的，我们让一个平民去，他会去吗?他不会去。只能通过商业化安保公司之间的合作，才能了解一线的反恐情况，很多这种东西是有体系的。
王小兵：我们国家在有些问题上是重管理，不太重治理。我再往下说，我们在管理当中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重硬件，不重软件，这是一个很大的缺失。比如说“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是“五通”，其中一个叫民心相通。我们现在讲“一带一路”，刚开始大家都重视基础设施互相联通，修铁路、修高铁、修高压线、修输油管道。而我们的很多风险就是来自于“一带一路”我们的企业介入了当地的经济，使得它们在资源分配上、用工就业等很多机会上产生了矛盾。中国的很多企业愿意自己带施工队伍去，为什么呢?因为语言没有障碍，请一些非洲的、伊斯兰国家的员工来，你也不好管理，还得给他们做专门的饭，语言又不通，劳动技能又不足。而我们的人民勤劳勇敢，就会开山修路;我利用工作机会去过很多中方的工程，我们的职工反正也出不了工地，就是快干，多干，早点干，早点回家，这是包活儿。劳动强度也很高，成本也低，这是一个问题，“一带一路”不太重视软件。
实际上中国在周恩来时代，援建非洲有著名的坦赞铁路，有非常著名的中国医疗队，那时候没有当地人来跟我们搞利益冲突，完全是做好事。20世纪70年代的医疗资源，在坦桑尼亚、赞比亚，今天都脍炙人口。所以，我觉得我们“走出去”的打造应该是从整个国家层面出发做“五通”，统一做好规划。比如说施工队伍在做很大的工程，抢了当地的饭碗，为什么不准备一批医疗队在当地进行医疗救治，做好事?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们现在有一个误区，一说海外利益保护，马上就想到我们自己派人去，别人不行，靠我们自己。实际上，以我自己的了解，中国的专业安保人员成建制走出去是很困难的。各国，包括非洲国家，对中国的保安这支队伍，有警觉，甚至有共识：谁都行，就是不能是中国人。中国的安保队是从解放军退役下来的特种兵，站在施工队伍里面，150个施工队，30个是安保，那不行;这30个人也得是施工队，你自己抽出来分班去干活。如果紧急动员一支部队，那不行。所以《红海行动》和《战狼2》这个事给大家造成一个错觉。我赞成一位企业家嘉宾的观点，“一带一路”到哪，法律保护就到哪、我们的体系建设就到哪。但不是我们的军队就到哪。军队跟着到，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参加过维和的知道，到里面动手去打仗，是在一个机制下，是在撤侨的背景下，当地已经没有有效统治了，或者是在联合国的救援行动下是可以的。平白无故到人家那儿带300个解放军去，枪都带进去，是行不通的。我们还是应该像刚才几位专家讲的，要做体系建设，要把硬件和软件结合起来，这样才行。不能老想着什么事都自己干。我们应该想到一种开放式的、互利式的、双赢式的，做好事去，把这样的好事做好。中国人在马里种茶，中国人在非洲种大米、修坦赞铁路，坦赞铁路的工作人员的微积分教材都是长沙铁道学院的老师应周恩来的指示写的。当然这样很慢，一条坦赞铁路到今天效益不是特别好，但是今天我们国家有这样的例子，有这样的能耐，我们一定要培训当地，能力当地化、利益当地化，把好事做好，这样我们面临的风险会小得多。总之，我是说软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谢谢!
朱锋：刚才的问题中，我简单回应一下。现在欧盟从政治上对“一带一路”还是很警觉，也很排斥，就是我刚才讲的这四个问题的第一个问题，从战略层面，“一带一路”沿线把它看成是中国加强地缘政治，特别是中国想要控制欧亚地区地缘政治一个重要的所谓大陆心脏地带的一种战略意图、战略企图。所以，西方确实对中国这方面有很大的排斥。
另外一个就是文化，比如说到泰国去传播文化，泰国有七家孔子学院，官方层面的文化交流、传播非常密切;如果你要去传播中国文化，我个人觉得，文化的传播现在要通过什么途径，以什么样的方式，这个很重要。比如说中国社会力量去海外做文化传播，这是一个非常新的概念，但是，重要的是要通过唐三藏的那种苦行僧的精神，去展示中国文化的魅力，而不是简单去传经送宝，否则周边国家都不接受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一带一路”，我把它定义为中国走向世界的3.0版，国家、社会、个人都要走出去。而“一带一路”真的要成功，让更多的中国人在世界生根，挣到钱，“一带一路”就成功了。“一带一路”在安保公司保护层次上的海外利益，这是最低的，因为任何公司的海外经营都碰到治安的问题，公司在国内也有治安问题。但是海外最重要的利益保护，首先是在战略层面，其次是在政治层面，第三是在国别层面。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此打住，感谢嘉宾们的精彩发言，谢谢!
朱锋
中国海外利益保护：分析与建议
朱锋：非常荣幸今天能够代表海外利益保护分论坛，为上午的分论坛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和汇报。
上午的海外利益保护分论坛进行得非常热烈，有很好的思维火花闪耀。我们的讨论大概分为以下几个部分，我把分论坛的一些主要观点和想法向在座的各位老师和专家做一个汇报。
首先，我们觉得中国的海外利益保护确实是任务严峻、形势紧迫。当然，我们相信未来前途是光明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在海外的商业活动已经不再是简单地去找市场、找资产、找我们发展的机会，最终它会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3.0版。中国走向世界的1.0版是开门，2.0版是接轨，3.0版是让中国的企业和个人参与全球竞争的过程中，在海外落地生根，并且让他们挣到钱。所以，“一带一路”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动力，但是“一带一路”不是中国整个走向世界、走向海外的唯一通道和载体。未来中国的海外商业利益保护是一个紧迫的国家、社会、企业和个人四位一体的课题。
那么如何实现中国的海外商业利益保护呢?不同的专家、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有的企业家认为，我们应该遵循“美国模式”——从19世纪到20世纪，“美国模式”常常是福特汽车开到哪里，美国的外交官、美国的大兵就开到哪里。所以有的企业认为，中国的海外利益需要军队在全球的影响力。但是，我们论坛里的绝大多数专家、嘉宾都认为这种看法是误导性的。因为中国今天的崛起是在21世纪，我们已经不能再简单地去复制美国19世纪到20世纪的那种方式;中国的企业到哪里，中国的军队就到哪里——这是19世纪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行为模式。在21世纪，我们不能把它用在我们身上，此外，即便中国要用这样的模式，恐怕也不会成功。分论坛大部分学者认为，如果中国的海外商业利益保护一定要用到军事力量，那一定是最后的防线，一定是迫不得已的最后的国家选择。所以，我认为分论坛基调积极，具有很好的前瞻性。
另一方面，我们也谈到，在海外利益保护这个问题上，国家能力与海外利益的迅速发展之间存在着瓶颈和矛盾。有好几位专家提出，我们一定要警惕民族主义情绪，特别是有位专家提到，最近有一群中国游客，因为飞机误点，在日本机场与日本机场员工发生争执，几十个人高唱国歌。我们认为这是一件丢脸的事情，因为任何国家的海外利益保护，前提是“合规”，你必须要遵循当地的法律、当地的规定、要尊重当地的社会文化、尊重人家的生活和社会运营的基本法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今天的分论坛虽然特别强调海外利益保护形势严峻、任务紧迫，但是我们反对空洞的、煽动性的民族主义情绪。
第三，我们到底怎么来定义海外商业利益或者是海外利益?我们认为海外利益分成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首先是战略上的。在今天中国崛起的背景之下，当我们的企业走向全球的时候，一定不要以为带去了投资，投资对象国就会给我们鲜花、鼓励和掌声。因为中国的海外投资过程是一个中国国际影响力扩大的过程，也是一个中国战略能力全球延伸的过程。在这样一个竞争主体是国家利益的国际关系现代体系中，当我们的企业走得越远，我们可能代表的国家影响、国家形象就越重。而其他国家或者投资对象国并不会因为我们有钱，就一定为我们打开大门。
第二个层次是社会层次。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如果简单地复制在国内使用的那套中国经验或者中国方法，可能会制造很大的矛盾。比如，碧桂园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大型的运营项目，铺天盖地地宣传要在马来西亚盖很多的住宅小区，欢迎中国人去买，买了有移民的配套优惠，做了很多的广告。但是我们的实际调查认为，这个做法对马来西亚社会构成了很大的冲击，引起了当地社会很大的反弹。所以，我们的海外利益保护一定要记住，我们的企业、个人要融入到当地社会中去，我们的经营行为要本土化、地方化，要尊重当地的民情、国情、社情。避免“我们有钱，我们给你们带来了发财的机会”这样的恩主心态，这样的心态只会导致更多的对立和摩擦。
第三个层次是海外利益保护一定要注重法治建设，这个层次非常重要。一定要有效地规避法律陷阱，更多地依赖法律手段。要想企业走得远，法律团队就要准备得好。对所有海外企业而言，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要规避法律陷阱，并且要有效地利用法律武器。今天论坛上，很多专家提到企业在走向海外的时候，如果缺乏法律的准备，往往会导致一系列的毛病和问题，甚至会危及中国整个的海外投资利益，所以说，这第三个层次非常重要。我们“走出去”的企业和个人如何建设和配置有效的法律团队，考验着我们“走出去”的水平。只有当我们对当地法律有高度的、深入的认识之后，才能够形成企业不仅重在经营投资，而且重在有效的合规机制。
第四个层次，那就是个人的层次。企业在海外，需要我们每个企业家包括企业的员工注重自己的形象和行为。我们都知道中国人其实很简单，中国人很善良，但中国人有时候太“中国化”。我们在国内咋咋呼呼、高朋满座，一高兴，喝得大家都很有感觉，这无所谓，但是一旦在海外，这种很“中国化”的行为是需要有所改变和纠正的。我们今天的论坛也谈到了日韩海外利益保护的模式，日资和韩资的企业，包括个人，都非常含蓄内敛，非常注重和当地的社会文化规则接轨。我们的调查也显示，在今天的东南亚、南亚、非洲，包括拉美，日资和韩资的企业形象以及员工的个人形象都要好于中国。这是我们必须去学习的经验，也是我们必须去面对的一个事实。
第二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海外利益保护的体系到底怎么建立?毫无疑问，这个体系也有四个非常重要的层次：
第一，这需要我们整个国家治理能力的进步。海外利益保护的延伸呼唤强大的国家能力，特别是国家法治能力的发展。
第二，海外利益的保护需要企业注重自身的防护意识。这不仅要对员工进行培训，包括外语能力、融入当地生活的能力以及加快员工本土化进程，等等。最重要的是企业能不能够在投资的同时，履行当地的社会责任，真正在投资对象国的地方建设中，让人感到有温情的、让人觉得非常Nice的“中国存在”。我们中国人爱钱，我们拼命挣钱。但是请一定记住，不同国家的人民对钱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所以，不是简单地说我让你挣到钱我们自己就能挣到钱。我们企业要走向世界，就先要了解海外、了解世界。今天分论坛上，支东生处长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我们通常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但是我们海外投资企业首先是要“知彼”，然后再来“知己”。
第三个层次同样非常重要，那就是安保体系的建设。我们国内安保企业如何走向海外，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但是我们认为这至少是一个现实的需要，中国的海外安保体系公司化、市场化、法律化、国际化，这是趋势，同时也需要政府的引导和配合。比如，如何为在中国市场的海外安保企业设立准入的标准和门槛?如何评价基本相关人员的资质、能力，有没有相应的国家标准?同时，国家有关部门需要有效培养和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以国际合作为基础”的安保企业。安保企业要做大，不仅要依赖可靠的信息，还要深入到当地去参与，因此，这些安保企业不仅需要在国内培养和配置，更重要的是如何使他们真正深入到国外、参与到保护中国企业的任务上来。所以，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我们认为海外安保企业的体系化、法治化、国际化是大势所趋，这是建立在市场竞争趋势上的必然选择，不是简单地国家去组合什么样的海外安保公司或者企业的大团队，所以我们希望以市场为导向、以法治为引导。
最后一个层次，那就是个人。我们认为中国人走向世界是大势所趋。但前提是，我们一定要了解世界。这对我们自己的外语能力、行为举止都有一定的要求，包括我们在外国，如何让自己迅速地适应陌生的环境，并且有效地去调整和改造自己，真正地尊重当地的文化、宗教、习俗。海外商业利益保护需要真正的具有客观、远大的国际意识的中国人参与，需要真正的世界情怀。谢谢大家!
首刊于《新视角》杂志总第82期
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会继续努力!
打开支付宝扫一扫，即可进行扫码打赏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