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未来：展望2025年》之领土主权：概念和实践

 　　本文作者彭朝思(Charles Parton)，系英国议会下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中国事务特别顾问

　　引言

　　任何对中国政策的评估都必须从一个基本的假设出发：中国共产党的首要目标，即所有其他的政策考虑都要服从的目标，就是要继续掌权。外交政策和主权问题是这一国内要务的女仆。

　　第二个基本假设是，中国共产党正越来越专注于支撑和巩固自己的合法性。如今，强大的合法性对于维系受过教育和日益繁荣的中产阶级的支持至关重要。该政权在这方面的战略基于以下三大主题：

　　●经济持续增长、繁荣和保持高就业率;

　　●让中国人民相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通过恢复中国的历史边界来实现国家的统一;

　　●迈步实现“中国梦”(意味着175年外国欺凌的结束和中国恢复其“合法地位”成为国际秩序中的一个大国，能够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重组全球治理和价值观)。

　　这些要素意味着，中国的地区(和全球)政策的重点是确保资源、市场和投资，以保持日益繁荣和就业;维护领土完整;控制近海以确保其安全;而且，要确保其价值观和治理模式得到更好的接受，这样，在中国公民越来越多地接触到“西方价值观”的一个全球化世界里，回流到中国的东西对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就不那么有害了。

　　上述所有因素在中国的主权观中和中国对其在香港、澳门、台湾以及东海和南海的行为的解释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说明了为什么中共的政策制定者有时会以对中国(但不是中国共产党)更广泛的利益有害的方式行事。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外交事务领域使用的典型术语(“双赢”、“利益共同体”——这是“一带一路”词汇)经常被用来转移我们对上述重要考虑的关注。

　　中国不断演变的主权观

　　如果皇帝曾被要求定义主权，他们就会感到困惑。在最广泛的定义中，历史上中国的东西就是中国。当外人(蒙古人和满族人)征服中国时，他们最初发源的领土就成了中国的一部分。由于中央帝国政府中的反叛和软弱，中国的部分地区有时不受君主控制，但从朝廷的角度来看，他们仍然是文明世界的一部分——“文明世界”是中国的同义词。

　　因此，中国人通过历史的棱镜来界定他们的主权，而且除此之外，以至高无上观来界定主权。这并不是西方的观点，西方的观点倾向于商定的定义，即主权是被国际法或条约所认可和保护的。就像“鸡蛋男孩”(“当我使用一个词时，它的意思就是我所选择的意思，而不是更多或更少”)，对于党来说，中国的主权在很大程度上是该党选择的意思。历史，尤其是在列宁主义的威权国家，是一种可塑的工具。因此，对于中国对“阿鲁纳恰尔邦”或者是距离海南数千海里的海上礁石的主权声索，尽管西方国家的首都可能会投以怀疑的眼光，但中国共产党和大多数在党的持续宣传中长大的中国公民不这样做。

　　党版历史定义主权这一根本原则没有改变。当然，力量的现实已经界定了这一原则是如何实施的：新疆、西藏、香港和澳门可以被收复;外蒙古、“阿鲁纳恰尔邦”(北京称“藏南”)和钓鱼岛/尖阁列岛不能;台湾、东海海上岩礁、包含在著名的“九段线”——该线从中国南边延伸，触及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海岸——中的南海海上岩礁仍然是主权主张的持续努力的对象。

　　“一国两制”的概念——最初是为台湾设计的，但适合于促进香港和澳门回归中国的管辖——是否代表中国主权观念的持久改变，这令人怀疑。在1997年和1999年的背景下，将主权移交给中国，允许有相当大的区域自治，这对于维护香港和澳门的稳定是必要的。但最近发生的事件见证了中国越来越准备好去削弱这种自治权，而且没有人知道2047年和2049年之后，当在与英国和葡萄牙政府的联合声明中达成的至少50年的“不变”到期时，会发生什么。

　　中国对主权和不干涉的强调超出了单纯的领土考虑。互联网主权或许是最突出的例子，而其他形式的主权意味着，在人权、教育、非政府组织活动或文化事务方面，外国人无权评论中国如何在其历史上界定的领土范围内进行统治。

　　新的强硬

　　中国日益自信的起点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初。在关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的谈判引起人们对专属经济区(EEZs)价值的注意之前，中国不怎么重视海洋主权。专属经济区赋予了在距一国被承认的主权管辖的领土200海里范围内开采矿产、鱼类和其他资源的权利。然而在20世纪，中国不足够强大到来伸张主权——尽管在1974年，它确实把南越从西沙群岛的一些岛屿上赶走了。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另一个明显的因素。这导致了中国要求对中国利益的更大尊重。习近平自己的政治雄心可能也起到了推动作用，他的中国梦当然增加了动力。

　　但一个关键的驱动因素是，担忧人们对一党制国家制度合法性的质疑越来越多——这种制度对一些党员有利，损害了大众的利益。这又回到本章开头所勾勒的三种合法性来源。只要大多数人的繁荣继续增强，就业保持稳定，就可以容忍腐败、镇压、滥用权力和不平等。这是1989年以来党和人民之间心照不宣的约定。但所有经济体都经历下行周期。此外，过去和现在的领导人已经宣布，经济和社会模式“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因此，需要进行全面改革。这种向新模式的转变，如果成功，将意味着经济错位是暂时的;如果不成功，则是长期的经济低迷。

　　在这方面，需要对周边海洋资源进行声索是更加强硬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需要确保在渔业就业的40万左右的人的经济利益、确保对中国南方的保护：如果失去了他们的生计来源，他们可能会对稳定构成威胁。最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首要任务不能被忽视。军队仍然是党继续掌权的最终保证，正如在本章开头所指出的那样，这是问题的核心。

　　合法性三脚架的另外两条腿也必须加强。只有党能收复本来(根据其历史观)属于中国的领土，并确保统一。相应地，“历史虚无主义”的行为，即否定党对其自身历史连续性的叙述，在习近平的领导下被压制。第二，实现中国梦的进程，可以通过在东海、南海或台湾地区不再需要顾虑日本或美国来衡量。因为它现在已经重新加入了大国行列，没有人可以被允许对中国发号施令，尤其是如果按照西方价值观来发号施令而对党在国内构成威胁时。因此，党点燃了民族主义的火焰，以巩固其自身的合法性。

　　地区效果

　　值得比2025年稍微超前一点来简单展望一下2049年，这一年是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从而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标志之年，而这个目标可能会影响中国在未来八年的政策和行动。

　　香港和澳门

　　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实际上是他们的宪法)有50年的保证。2047年和2049年之后的情况是未知的。不能保证“一国两制”的概念会持续到本世纪中叶之后，尽管中国共产党可能希望对该概念加以调整后仍继续实施。但要让公民和投资者放心，未来的愿景必须在2047年之前清晰地表达。党还没有决定，但目前的行动和政策显示，它越来越倾向于“一国一制”。

　　毫不意外的是，长期目标反映在中共到2025年的政策和行动中，这证明了它的决心：可能对中国大陆的稳定、党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以及它的继续执政构成威胁的事都别发生。因此，中国共产党可能会把重心放在：

　　●以一种方式控制香港的行政长官和立法会(Legco)议员的选举过程——这种方式虽然对普选的方向点头，但实际上确保了亲北京的候选人当选;

　　●像大陆一样，限制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网上信息流动;

　　●确保国家安全领域同国防和外交事务一样，成为在北京控制之下的领域;

　　●在必要的时候干涉影响党的利益的司法事务;

　　●将其经济与珠江三角洲地区联结得更紧密，使澳门减少对赌博和博彩收入的依赖。

　　过去几年，尤其是自2014年6月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以来，人们已经看到实现这些目标的举措。公开的例子是，白皮书未能维护司法独立，司法部门对此反应强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基本法的解释，导致以未能正确宣誓为由取消两名当选的立法会议员资格。不太公开的是，统战部一直在鼓励其在香港的追随者加强对学术自由的控制、促进更多的“爱国主义教育”、动员反对那些寻求更自由的民主定义的人。

　　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将倾向于以一种方式对在香港和澳门的主权、“民主”或“自治”进行解读，这种方式把与一个不那么自由的大陆形成的对比和对大陆的影响最小化。对那些在白皮书结束语中被称为“利用香港干预中国内政”或“勾结外部势力”的外人，它将采取越来越严厉的语气。这顺便为进一步摩擦的发生创造了场景，因为香港市民不认为主权是一个灵活的概念。

　　然而，以减损“两制”为代价来过分强调“一国”的一面，这是有限制的。对自由的缩减太大，可能导致该地区的资本、投资和人员等外流。对法治的干预太大，将破坏香港经济成功的基石。……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基地，香港仍然很重要(尽管在可预见的未来，人民币国际化可能仍将悬置)。香港未来的风暴也将危及“一国两制”方针扩展到台湾的可能。

　　台湾

　　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确立对台湾行使主权来作为其统一战略的一部分，并寻求将台湾作为一个特别自治区融入中国大陆(要注意的是，台湾和台湾外的许多人都会质疑“主权”和“统一”这两个词是否恰当)。与此同时，北京坚持两件事：民进党(DPP)和其领导人蔡英文不主张独立;坚持“九二共识”——北京将“九二共识”定义为尊重如下基本原则：只有一个中国，因此只有一个主权国家，必须由一个政府来代表。总体而言，尽管有这些措辞，但中国几乎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执行过去十年的政策。虽然众所周知，习近平在2014年9月发表的讲话中说，中国不可能永远有耐心，但十多年前，江泽民主席也曾说过同样的话。更重要的是，考虑到改革中国“不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模式的紧迫性，习近平无法承受可能导致严重破坏甚至战争的紧张局势影响两岸的经济和投资关系。由此导致的经济低迷以及福建和浙江失业率的可能上升，将对稳定造成风险，是不值得的，除非经济形势已经如此糟糕，以致共产党认为有必要激起民族主义热情。

　　因此，北京方面必须继续希望，更紧密的经济和投资联系、更多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加上统战部的幕后工作，最终将使台湾人信服“一国两制”概念的有效性。与此同时，香港的事件可能不支持这一点，并且民调显示越来越多的台湾人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台湾人/中国人(在2016年，是58%∶3.4%∶34%)。

　　但习近平也在施加更大的压力，他坚持民进党应赞同“九二共识”，而非只是不否认。北京方面认为民进党未能遵守其要求，正予以逐步升级的回应(使21个仍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小国中有更多的国家转向北京;减少从大陆到台湾的旅游流量;购买较少的农产品和其他产品;减少投资优惠政策;停止“陆委会”与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的进一步谈判;将台湾从世界卫生组织和经济与金融组织如亚投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中排除)。

　　未来几年，可能会看到上述措施的收紧，以及中国对外部行为体的强烈反应——这些外部行为体被认为在帮助台湾抵御增长的压力。此外，所有上述问题背后的事实是，一个独立的台湾，或一个至少不承认主权属于北京方面的台湾，破坏了中国梦的叙事，并进而危及中共合法性的三大支柱之一。

　　“一个中国政策”是党的合法性的基础。最初特朗普入主白宫的时候，似乎会让美中关系变得紧张，而对中国的对抗立场以及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批评，都在初期被新总统采纳。而自那以后，特朗普总统变得更温和，北京和华盛顿可能希望像以前那样继续下去：对于习近平来说，有更重要的巩固权力和改革的事情要考虑;对于特朗普来说，贸易问题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将会被紧张或敌对所破坏——美国人民和东盟各国政府都不可能支持紧张或敌对，除非毫无争议是由中国政府挑起。尽管如此，特朗普还是引入了一种不确定因素，留下出现误判和事故的空间。此外，如果他越过被北京认为是关于台湾的“核心问题”上不容谈判的红线，习近平领导层会从惩罚性选项的菜单中选择，包括针对与中国做生意的美国主要企业的措施，停止在朝鲜问题上目前水平的合作，大幅增加对台湾本身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

　　在没有任何不幸事件或华盛顿没有任何破坏稳定的行动的情况下，习近平几乎别无选择，只能对蔡英文发泄愤怒(这就是为什么她可能不欢迎在特朗普与中国的争斗中被当作棋子)。即便如此，如果习近平想要避免大陆发生经济和投资的不良后果，他也不能把她逼得太紧，更不必说在台湾的年轻人(也不是那么年轻)中造成的进一步疏远。党可能会发现，它把历史工具化作为主权主张的正当理由，在海峡对岸可能不会像在大陆那样有效。

　　东海与南海

　　台湾是很重要的还有另一个原因。它位于东海(ECS)和南海(SCS)之间的战略位置。正是在东海和南海，中国基于历史(历史“显示”中国人是首先发现、命名、捕鱼于、航行通过和登陆于那些岛屿)的主权主张遇到了最大的阻力。

　　乍一看，中国选择与原来的政策截然分开，这似乎有些奇怪——原来的政策是搁置主权问题并悄悄巩固自己在周边海域的利益。以这种方式，中国试图避免与日本——一个关键的贸易和投资伙伴——的紧张关系，并离间东盟国家——中国希望在东盟国家之中建立经济的和最终政治的领导地位。在海上和海底共同开采资源，必定会有利于中国企业，带来利益，而不会带来紧张。北京方面直接拒绝了常设仲裁法院(PCA)关于菲律宾针对中国提起的南海案的裁决，这标志着一种新的、毫不妥协的姿态。这使中国被指责为不尊重国际法，并刺激了东盟国家和日本加大国防支出。

　　然而，如果把事情放在需要巩固党的合法性的背景下，事情就会变得更加明朗。庞大的渔民海洋利益集团和保护他们的人需要被考虑在内。更有力的是“中国梦”的要求，以及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世界上重新获得应有地位的要求。此外，如果中国最终成为一个大国，它必须首先获得对其海上后院的军事控制。习近平也不会是第一个通过提高军事力量在推动国家利益方面的作用来加强军事力量的世界领导人。实际上，既然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党的权力的最终保证，而且既然……既要对其改革，又要强化个人控制，维护党的首要地位的国内政治必要性就成了做出不利于中国更广泛的稳定利益的事的一个主要原因。

　　党在中国周边海域的长期和较短期目标

　　当前党的声明的逻辑表明，中国的较长期目标是：

　　●承认其对岛屿和海上岩礁的主权;

　　●承认这些岩礁有资格获得专属经济区(200海里);

　　●对东海和南海的全部海域进行军事控制。这将意味着限制在中国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和情报收集活动，并意味着不仅在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而且在黄岩岛建造基地，这样形成一个三角形，辐射覆盖所有的南海海域，从而保护中国在海南的潜艇基地，防止美国威胁到中国大陆(和被收复的台湾)。

　　从较短期来看，北京似乎是在瞄准：

　　●破坏2016年7月的常设仲裁法院裁决，该裁决否定了南海许多岩礁可拥有专属经济区;

　　●防止东盟国家和日本联手反对自己在南海的利益;

　　●巩固在南海的军事基地，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开始;

　　●减少美国对该地区的影响和参与。

　　传统上，中共用了三种方法来推进其外交政策：

　　●坚持双边交易来解决利益冲突;

　　●既成事实(例如，修建一条飞机跑道，然后就它进行谈判);

　　●如果符合中国的立场，多边主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已被证明是这方面的一种资产)。

　　最近，第四种工具有了显著的成长：财政和经济支持。在中国周边海域问题上，双边主义尤其具有吸引力，因为它有助于通过大棒和胡萝卜来施加经济影响力。在主权允许中国对自己的岛屿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掩护下，中国的“既成事实”是被保护的。中国对2016年7月的东盟外长会议施加了影响，实现了让最终的公报被撤回的目标(该公报对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提出了批评)，尽管这提供了例证，但在南海问题上，多边主义是一个不那么明显的工具。

　　结论：到2025年，南海问题的可能发展

　　中国周边海域的形势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行动。这带来了相当多的模棱两可。美国总统的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超过了他更孤立主义的口号“美国优先”吗?他会试图阻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吗?他是否会利用对日本、台湾和东盟国家的支持作为筹码来促进与中国的贸易利益?

　　特朗普总统最近对中国的更温和姿态是否仍在继续，还有待观察。从长远来看，他可能会试图避免这样一种印象，即软弱的美国正在被中国摆布。因此，紧张局势的增加很可能是未来几年的标志。中国认为有两个超级大国的空间，但如果特朗普的顾问们不这么认为，那么后者必须开始实施他们的愿景的地方就是中国周边海域——尤其是以拒绝中国在黄岩岛建设军事设施的可能的方式。到目前为止，中国抵制住了一种诱惑——这种诱惑是通过尝试在那里进行任何建设来考验美国的决心。然而，中国过去和目前采取的小步渐进(没有一步自身大到足以引发公开的反制行动)策略的逻辑是，最终中国将试图建立一个基地。这很可能导致一场冲突。与此同时，如果美国在南海采取更积极的姿态，有更频繁但更难以预测的航行自由行动，这可能会导致在空中和海上意外相遇时发生事变。虽然这些可能会变得失控，但习近平不太可能想让这种情况发生，解放军内部的人也不太可能会违背他们的总司令的政策——除非严重恶化的国内经济和政治局势迫使领导层在南海采取武力威胁，以转移中国公民对国内迫切困苦的注意力。

　　另一个重要的变数是，台湾地区和其他卷入中国周边海域争端的国家对美国采取更为强硬的姿态表示支持的程度。迄今为止的证据是，除了日本以外，各国还没有准备好抗拒中国，也不愿失去贸易和投资机会。特朗普总统的模棱两可和在侮辱其他国家方面的天赋，也无助于加强人们的信任——这种信任指相信如果美国的贸易利益或其他国家利益如此要求，他不会让这些国家陷入困境。

　　总而言之，在2025年之前的几年里，我们可能会看到，中国在声明其和平意图，并援引历史作为其主权主张的理由时，将继续其现行政策来逐步巩固其对周边海域的控制。它将继续加强其海警和拥有武装防御能力的渔船的存在。区域国家，尤其是日本，也会以类似的方式作出反应，这增加了发生冲突和灾祸的可能性。中国将继续优先发展人民解放军海军。特朗普威胁要增加美国海军舰队，前提是国会有必要的预算支持，而且舰队的增加会有一段时间的滞后。但与此同时，特朗普的意志力，而不是火力，才是问题(美国军队可能会在2025年之前和之后依然领先于中国)。中美紧张局势的升级，以及这些紧张局势被成功管控的把握有多大，最终将取决于美国尽多大力抵制中国咄咄逼人的战术。

 　　本文作者彭朝思(Charles Parton)，系英国议会下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中国事务特别顾问

　　引言

　　任何对中国政策的评估都必须从一个基本的假设出发：中国共产党的首要目标，即所有其他的政策考虑都要服从的目标，就是要继续掌权。外交政策和主权问题是这一国内要务的女仆。

　　第二个基本假设是，中国共产党正越来越专注于支撑和巩固自己的合法性。如今，强大的合法性对于维系受过教育和日益繁荣的中产阶级的支持至关重要。该政权在这方面的战略基于以下三大主题：

　　●经济持续增长、繁荣和保持高就业率;

　　●让中国人民相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通过恢复中国的历史边界来实现国家的统一;

　　●迈步实现“中国梦”(意味着175年外国欺凌的结束和中国恢复其“合法地位”成为国际秩序中的一个大国，能够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重组全球治理和价值观)。

　　这些要素意味着，中国的地区(和全球)政策的重点是确保资源、市场和投资，以保持日益繁荣和就业;维护领土完整;控制近海以确保其安全;而且，要确保其价值观和治理模式得到更好的接受，这样，在中国公民越来越多地接触到“西方价值观”的一个全球化世界里，回流到中国的东西对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就不那么有害了。

　　上述所有因素在中国的主权观中和中国对其在香港、澳门、台湾以及东海和南海的行为的解释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说明了为什么中共的政策制定者有时会以对中国(但不是中国共产党)更广泛的利益有害的方式行事。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外交事务领域使用的典型术语(“双赢”、“利益共同体”——这是“一带一路”词汇)经常被用来转移我们对上述重要考虑的关注。

　　中国不断演变的主权观

　　如果皇帝曾被要求定义主权，他们就会感到困惑。在最广泛的定义中，历史上中国的东西就是中国。当外人(蒙古人和满族人)征服中国时，他们最初发源的领土就成了中国的一部分。由于中央帝国政府中的反叛和软弱，中国的部分地区有时不受君主控制，但从朝廷的角度来看，他们仍然是文明世界的一部分——“文明世界”是中国的同义词。

　　因此，中国人通过历史的棱镜来界定他们的主权，而且除此之外，以至高无上观来界定主权。这并不是西方的观点，西方的观点倾向于商定的定义，即主权是被国际法或条约所认可和保护的。就像“鸡蛋男孩”(“当我使用一个词时，它的意思就是我所选择的意思，而不是更多或更少”)，对于党来说，中国的主权在很大程度上是该党选择的意思。历史，尤其是在列宁主义的威权国家，是一种可塑的工具。因此，对于中国对“阿鲁纳恰尔邦”或者是距离海南数千海里的海上礁石的主权声索，尽管西方国家的首都可能会投以怀疑的眼光，但中国共产党和大多数在党的持续宣传中长大的中国公民不这样做。

　　党版历史定义主权这一根本原则没有改变。当然，力量的现实已经界定了这一原则是如何实施的：新疆、西藏、香港和澳门可以被收复;外蒙古、“阿鲁纳恰尔邦”(北京称“藏南”)和钓鱼岛/尖阁列岛不能;台湾、东海海上岩礁、包含在著名的“九段线”——该线从中国南边延伸，触及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海岸——中的南海海上岩礁仍然是主权主张的持续努力的对象。

　　“一国两制”的概念——最初是为台湾设计的，但适合于促进香港和澳门回归中国的管辖——是否代表中国主权观念的持久改变，这令人怀疑。在1997年和1999年的背景下，将主权移交给中国，允许有相当大的区域自治，这对于维护香港和澳门的稳定是必要的。但最近发生的事件见证了中国越来越准备好去削弱这种自治权，而且没有人知道2047年和2049年之后，当在与英国和葡萄牙政府的联合声明中达成的至少50年的“不变”到期时，会发生什么。

　　中国对主权和不干涉的强调超出了单纯的领土考虑。互联网主权或许是最突出的例子，而其他形式的主权意味着，在人权、教育、非政府组织活动或文化事务方面，外国人无权评论中国如何在其历史上界定的领土范围内进行统治。

　　新的强硬

　　中国日益自信的起点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初。在关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的谈判引起人们对专属经济区(EEZs)价值的注意之前，中国不怎么重视海洋主权。专属经济区赋予了在距一国被承认的主权管辖的领土200海里范围内开采矿产、鱼类和其他资源的权利。然而在20世纪，中国不足够强大到来伸张主权——尽管在1974年，它确实把南越从西沙群岛的一些岛屿上赶走了。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另一个明显的因素。这导致了中国要求对中国利益的更大尊重。习近平自己的政治雄心可能也起到了推动作用，他的中国梦当然增加了动力。

　　但一个关键的驱动因素是，担忧人们对一党制国家制度合法性的质疑越来越多——这种制度对一些党员有利，损害了大众的利益。这又回到本章开头所勾勒的三种合法性来源。只要大多数人的繁荣继续增强，就业保持稳定，就可以容忍腐败、镇压、滥用权力和不平等。这是1989年以来党和人民之间心照不宣的约定。但所有经济体都经历下行周期。此外，过去和现在的领导人已经宣布，经济和社会模式“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因此，需要进行全面改革。这种向新模式的转变，如果成功，将意味着经济错位是暂时的;如果不成功，则是长期的经济低迷。

　　在这方面，需要对周边海洋资源进行声索是更加强硬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需要确保在渔业就业的40万左右的人的经济利益、确保对中国南方的保护：如果失去了他们的生计来源，他们可能会对稳定构成威胁。最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首要任务不能被忽视。军队仍然是党继续掌权的最终保证，正如在本章开头所指出的那样，这是问题的核心。

　　合法性三脚架的另外两条腿也必须加强。只有党能收复本来(根据其历史观)属于中国的领土，并确保统一。相应地，“历史虚无主义”的行为，即否定党对其自身历史连续性的叙述，在习近平的领导下被压制。第二，实现中国梦的进程，可以通过在东海、南海或台湾地区不再需要顾虑日本或美国来衡量。因为它现在已经重新加入了大国行列，没有人可以被允许对中国发号施令，尤其是如果按照西方价值观来发号施令而对党在国内构成威胁时。因此，党点燃了民族主义的火焰，以巩固其自身的合法性。

　　地区效果

　　值得比2025年稍微超前一点来简单展望一下2049年，这一年是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从而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标志之年，而这个目标可能会影响中国在未来八年的政策和行动。

　　香港和澳门

　　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实际上是他们的宪法)有50年的保证。2047年和2049年之后的情况是未知的。不能保证“一国两制”的概念会持续到本世纪中叶之后，尽管中国共产党可能希望对该概念加以调整后仍继续实施。但要让公民和投资者放心，未来的愿景必须在2047年之前清晰地表达。党还没有决定，但目前的行动和政策显示，它越来越倾向于“一国一制”。

　　毫不意外的是，长期目标反映在中共到2025年的政策和行动中，这证明了它的决心：可能对中国大陆的稳定、党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以及它的继续执政构成威胁的事都别发生。因此，中国共产党可能会把重心放在：

　　●以一种方式控制香港的行政长官和立法会(Legco)议员的选举过程——这种方式虽然对普选的方向点头，但实际上确保了亲北京的候选人当选;

　　●像大陆一样，限制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网上信息流动;

　　●确保国家安全领域同国防和外交事务一样，成为在北京控制之下的领域;

　　●在必要的时候干涉影响党的利益的司法事务;

　　●将其经济与珠江三角洲地区联结得更紧密，使澳门减少对赌博和博彩收入的依赖。

　　过去几年，尤其是自2014年6月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以来，人们已经看到实现这些目标的举措。公开的例子是，白皮书未能维护司法独立，司法部门对此反应强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基本法的解释，导致以未能正确宣誓为由取消两名当选的立法会议员资格。不太公开的是，统战部一直在鼓励其在香港的追随者加强对学术自由的控制、促进更多的“爱国主义教育”、动员反对那些寻求更自由的民主定义的人。

　　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将倾向于以一种方式对在香港和澳门的主权、“民主”或“自治”进行解读，这种方式把与一个不那么自由的大陆形成的对比和对大陆的影响最小化。对那些在白皮书结束语中被称为“利用香港干预中国内政”或“勾结外部势力”的外人，它将采取越来越严厉的语气。这顺便为进一步摩擦的发生创造了场景，因为香港市民不认为主权是一个灵活的概念。

　　然而，以减损“两制”为代价来过分强调“一国”的一面，这是有限制的。对自由的缩减太大，可能导致该地区的资本、投资和人员等外流。对法治的干预太大，将破坏香港经济成功的基石。……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基地，香港仍然很重要(尽管在可预见的未来，人民币国际化可能仍将悬置)。香港未来的风暴也将危及“一国两制”方针扩展到台湾的可能。

　　台湾

　　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确立对台湾行使主权来作为其统一战略的一部分，并寻求将台湾作为一个特别自治区融入中国大陆(要注意的是，台湾和台湾外的许多人都会质疑“主权”和“统一”这两个词是否恰当)。与此同时，北京坚持两件事：民进党(DPP)和其领导人蔡英文不主张独立;坚持“九二共识”——北京将“九二共识”定义为尊重如下基本原则：只有一个中国，因此只有一个主权国家，必须由一个政府来代表。总体而言，尽管有这些措辞，但中国几乎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执行过去十年的政策。虽然众所周知，习近平在2014年9月发表的讲话中说，中国不可能永远有耐心，但十多年前，江泽民主席也曾说过同样的话。更重要的是，考虑到改革中国“不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模式的紧迫性，习近平无法承受可能导致严重破坏甚至战争的紧张局势影响两岸的经济和投资关系。由此导致的经济低迷以及福建和浙江失业率的可能上升，将对稳定造成风险，是不值得的，除非经济形势已经如此糟糕，以致共产党认为有必要激起民族主义热情。

　　因此，北京方面必须继续希望，更紧密的经济和投资联系、更多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加上统战部的幕后工作，最终将使台湾人信服“一国两制”概念的有效性。与此同时，香港的事件可能不支持这一点，并且民调显示越来越多的台湾人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台湾人/中国人(在2016年，是58%∶3.4%∶34%)。

　　但习近平也在施加更大的压力，他坚持民进党应赞同“九二共识”，而非只是不否认。北京方面认为民进党未能遵守其要求，正予以逐步升级的回应(使21个仍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小国中有更多的国家转向北京;减少从大陆到台湾的旅游流量;购买较少的农产品和其他产品;减少投资优惠政策;停止“陆委会”与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的进一步谈判;将台湾从世界卫生组织和经济与金融组织如亚投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中排除)。

　　未来几年，可能会看到上述措施的收紧，以及中国对外部行为体的强烈反应——这些外部行为体被认为在帮助台湾抵御增长的压力。此外，所有上述问题背后的事实是，一个独立的台湾，或一个至少不承认主权属于北京方面的台湾，破坏了中国梦的叙事，并进而危及中共合法性的三大支柱之一。

　　“一个中国政策”是党的合法性的基础。最初特朗普入主白宫的时候，似乎会让美中关系变得紧张，而对中国的对抗立场以及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批评，都在初期被新总统采纳。而自那以后，特朗普总统变得更温和，北京和华盛顿可能希望像以前那样继续下去：对于习近平来说，有更重要的巩固权力和改革的事情要考虑;对于特朗普来说，贸易问题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将会被紧张或敌对所破坏——美国人民和东盟各国政府都不可能支持紧张或敌对，除非毫无争议是由中国政府挑起。尽管如此，特朗普还是引入了一种不确定因素，留下出现误判和事故的空间。此外，如果他越过被北京认为是关于台湾的“核心问题”上不容谈判的红线，习近平领导层会从惩罚性选项的菜单中选择，包括针对与中国做生意的美国主要企业的措施，停止在朝鲜问题上目前水平的合作，大幅增加对台湾本身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

　　在没有任何不幸事件或华盛顿没有任何破坏稳定的行动的情况下，习近平几乎别无选择，只能对蔡英文发泄愤怒(这就是为什么她可能不欢迎在特朗普与中国的争斗中被当作棋子)。即便如此，如果习近平想要避免大陆发生经济和投资的不良后果，他也不能把她逼得太紧，更不必说在台湾的年轻人(也不是那么年轻)中造成的进一步疏远。党可能会发现，它把历史工具化作为主权主张的正当理由，在海峡对岸可能不会像在大陆那样有效。

　　东海与南海

　　台湾是很重要的还有另一个原因。它位于东海(ECS)和南海(SCS)之间的战略位置。正是在东海和南海，中国基于历史(历史“显示”中国人是首先发现、命名、捕鱼于、航行通过和登陆于那些岛屿)的主权主张遇到了最大的阻力。

　　乍一看，中国选择与原来的政策截然分开，这似乎有些奇怪——原来的政策是搁置主权问题并悄悄巩固自己在周边海域的利益。以这种方式，中国试图避免与日本——一个关键的贸易和投资伙伴——的紧张关系，并离间东盟国家——中国希望在东盟国家之中建立经济的和最终政治的领导地位。在海上和海底共同开采资源，必定会有利于中国企业，带来利益，而不会带来紧张。北京方面直接拒绝了常设仲裁法院(PCA)关于菲律宾针对中国提起的南海案的裁决，这标志着一种新的、毫不妥协的姿态。这使中国被指责为不尊重国际法，并刺激了东盟国家和日本加大国防支出。

　　然而，如果把事情放在需要巩固党的合法性的背景下，事情就会变得更加明朗。庞大的渔民海洋利益集团和保护他们的人需要被考虑在内。更有力的是“中国梦”的要求，以及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世界上重新获得应有地位的要求。此外，如果中国最终成为一个大国，它必须首先获得对其海上后院的军事控制。习近平也不会是第一个通过提高军事力量在推动国家利益方面的作用来加强军事力量的世界领导人。实际上，既然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党的权力的最终保证，而且既然……既要对其改革，又要强化个人控制，维护党的首要地位的国内政治必要性就成了做出不利于中国更广泛的稳定利益的事的一个主要原因。

　　党在中国周边海域的长期和较短期目标

　　当前党的声明的逻辑表明，中国的较长期目标是：

　　●承认其对岛屿和海上岩礁的主权;

　　●承认这些岩礁有资格获得专属经济区(200海里);

　　●对东海和南海的全部海域进行军事控制。这将意味着限制在中国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和情报收集活动，并意味着不仅在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而且在黄岩岛建造基地，这样形成一个三角形，辐射覆盖所有的南海海域，从而保护中国在海南的潜艇基地，防止美国威胁到中国大陆(和被收复的台湾)。

　　从较短期来看，北京似乎是在瞄准：

　　●破坏2016年7月的常设仲裁法院裁决，该裁决否定了南海许多岩礁可拥有专属经济区;

　　●防止东盟国家和日本联手反对自己在南海的利益;

　　●巩固在南海的军事基地，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开始;

　　●减少美国对该地区的影响和参与。

　　传统上，中共用了三种方法来推进其外交政策：

　　●坚持双边交易来解决利益冲突;

　　●既成事实(例如，修建一条飞机跑道，然后就它进行谈判);

　　●如果符合中国的立场，多边主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已被证明是这方面的一种资产)。

　　最近，第四种工具有了显著的成长：财政和经济支持。在中国周边海域问题上，双边主义尤其具有吸引力，因为它有助于通过大棒和胡萝卜来施加经济影响力。在主权允许中国对自己的岛屿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掩护下，中国的“既成事实”是被保护的。中国对2016年7月的东盟外长会议施加了影响，实现了让最终的公报被撤回的目标(该公报对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提出了批评)，尽管这提供了例证，但在南海问题上，多边主义是一个不那么明显的工具。

　　结论：到2025年，南海问题的可能发展

　　中国周边海域的形势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行动。这带来了相当多的模棱两可。美国总统的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超过了他更孤立主义的口号“美国优先”吗?他会试图阻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吗?他是否会利用对日本、台湾和东盟国家的支持作为筹码来促进与中国的贸易利益?

　　特朗普总统最近对中国的更温和姿态是否仍在继续，还有待观察。从长远来看，他可能会试图避免这样一种印象，即软弱的美国正在被中国摆布。因此，紧张局势的增加很可能是未来几年的标志。中国认为有两个超级大国的空间，但如果特朗普的顾问们不这么认为，那么后者必须开始实施他们的愿景的地方就是中国周边海域——尤其是以拒绝中国在黄岩岛建设军事设施的可能的方式。到目前为止，中国抵制住了一种诱惑——这种诱惑是通过尝试在那里进行任何建设来考验美国的决心。然而，中国过去和目前采取的小步渐进(没有一步自身大到足以引发公开的反制行动)策略的逻辑是，最终中国将试图建立一个基地。这很可能导致一场冲突。与此同时，如果美国在南海采取更积极的姿态，有更频繁但更难以预测的航行自由行动，这可能会导致在空中和海上意外相遇时发生事变。虽然这些可能会变得失控，但习近平不太可能想让这种情况发生，解放军内部的人也不太可能会违背他们的总司令的政策——除非严重恶化的国内经济和政治局势迫使领导层在南海采取武力威胁，以转移中国公民对国内迫切困苦的注意力。

　　另一个重要的变数是，台湾地区和其他卷入中国周边海域争端的国家对美国采取更为强硬的姿态表示支持的程度。迄今为止的证据是，除了日本以外，各国还没有准备好抗拒中国，也不愿失去贸易和投资机会。特朗普总统的模棱两可和在侮辱其他国家方面的天赋，也无助于加强人们的信任——这种信任指相信如果美国的贸易利益或其他国家利益如此要求，他不会让这些国家陷入困境。

　　总而言之，在2025年之前的几年里，我们可能会看到，中国在声明其和平意图，并援引历史作为其主权主张的理由时，将继续其现行政策来逐步巩固其对周边海域的控制。它将继续加强其海警和拥有武装防御能力的渔船的存在。区域国家，尤其是日本，也会以类似的方式作出反应，这增加了发生冲突和灾祸的可能性。中国将继续优先发展人民解放军海军。特朗普威胁要增加美国海军舰队，前提是国会有必要的预算支持，而且舰队的增加会有一段时间的滞后。但与此同时，特朗普的意志力，而不是火力，才是问题(美国军队可能会在2025年之前和之后依然领先于中国)。中美紧张局势的升级，以及这些紧张局势被成功管控的把握有多大，最终将取决于美国尽多大力抵制中国咄咄逼人的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