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波：决意拥核之外朝鲜还算计着“弃中投美”，中国如何应对？

　　三、中国的因应之策：朝鲜半岛“奥地利化”

　　朝鲜决心不计代价加速完成其早在1950年代就已秘密启动的核军备计划，意味着“先军政治”的极端化，这一政策加之苏东剧变后苏联援助的中断，导致朝鲜陷入了巨大的经济灾难。但是朝鲜执政者对政权安危的关注超乎一切，全然不在乎民生艰难。有学者认为，朝鲜在冷战后并无国家安全之忧，发展核武完全是基于狂想。这种看法带有和平理想主义色彩，同时也忽视了国际政治中“观感引导行动”的常态现象。在朝鲜看来，战争的威胁是随时存在的，1994年朝鲜险遭美国“外科手术”打击(尽管这是由朝鲜核计划引起的);2001年小布什提出“邪恶轴心说”;2003年美国借口伊拉克拥有核生化武器发动第二次海湾战争，这一切不可能不令日益孤立的朝鲜心有余悸。因此，朝鲜的安全忧虑并非完全基于虚幻的想象。

　　但无论如何，朝鲜倾其国力发展核武，为此目的而罔顾民生并一再耍弄国际社会，最终也祸及自身。国际社会在经历了“阳光政策”和“六方会谈”的失败后，对穷兵黩武、反复无常的金氏政权已不再抱幻想，韩国新政府的态度异常强硬，决意对朝鲜的挑衅针锋相对。美国坚定支持韩国，并力促日韩摒弃恩怨，密切外交和军事合作。面对陡增的外部压力，朝鲜只会在意识形态上变得更加僵硬，因而更不可能推动内部的变革。这就大大增加了政权垮台的风险。

　　金正恩近期的战争边缘政策彰显出朝鲜政权内部的不稳定，但朝鲜此举未必是以战争为目的，而很可能是一种为转移国内矛盾，而试图在对外关系上有所突破的以进为退的策略，其最终目标是实现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其实，朝鲜早在1990年代末就已经与美国进行了秘密接触。美国虽然迄今一再拒绝与朝鲜签订和平条约，其政策圈里却不乏自由主义的声音，主张“接触朝鲜”，以便从内部对之实施“和平演变”。美国注意到，朝鲜从官员到民众对中国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敌视，对美国则没有多少恶感。有鉴于此，不排除美国刻意要利用中朝矛盾以及朝鲜在某种极端情况下“弃中投美”的可能性。

　　但就现实层面而言，美朝关系短期内出现突破的可能性不大。首先，核武器是朝鲜与国际社会周旋的最后一张王牌，朝鲜绝不可能放弃，相反，它还会不断改进核武器的性能，以达到实战要求。日前，朝鲜已大张旗鼓地将“拥核”载入宪法，这令半岛无核化的希望彻底成为泡影。这意味着，即便朝鲜迫于国际压力重返“六方会谈”，也不过是为了拖延时日而故伎重演。因此，目前的形势已不容有关国家再对朝鲜推行“绥靖政策”，美国若在朝鲜拒绝“弃核”的情况与之建立邦交，必然损害其道义形象及在盟国中的威信。

　　其次，朝鲜半岛战略缓冲区是中国的重大核心利益，除非发生朝鲜自然崩溃，或在战争中被毁灭，从而招致美国势力乘机北上的情况，美国如果利用朝鲜的“弃中”心理而“联朝制中”，势必严重刺激中国，损害双方正致力于构建的“新型大国关系”。事实上，美国通过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以及在远东的同盟体系可以更有效地达到“战略再平衡”的目的。

　　尽管“弃中投美”很可能只是朝鲜的一厢情愿，但朝鲜决意“拥核”，为日本和韩国重整军备，以及美国重返亚洲实施“战略再平衡”提供了最佳的口实，东北亚地区的战略格局由此发生了不利于中国的重大变化，这是对中国利益的严重侵犯。如果任由事态发展下去，最终很可能会引发第二次朝鲜战争，其结局必然是朝鲜的覆灭，随之而来的就是南方的韩国在美国的帮助下完成对整个朝鲜半岛的统一。这将意味着中国在朝鲜半岛的战略缓冲区从此消失，一个意识形态上忠于西方、与美国结盟的中等军事强国将出现在鸭绿江边，那将是中国的地缘政治灾难。

　　那么，究竟应取何种对策以应对当前的重大变局，捍卫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利益?首先需要明确两点：其一，朝鲜“拥核”的战略后果极其严重，对中国有百害而无一利，对此，中国不能再抱丝毫幻想，必须彻底解除朝鲜的核武装，消灭其核能力，这一点没有任何商量余地;其二，中国不能再回避朝鲜半岛统一问题，而应当正视这一前景，并积极主导局势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为此，应展开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尤其是与美国密切沟通，就战后安排及确保中国安全利益等问题达成共识。

　　具体策略可分以下三步实施。

　　第一步，先礼后兵，尽最大可能以和平方式实现无核化。中国可终止对朝鲜的一切经济援助，迫使其在永久放弃核武器和经济(乃至政权)崩溃之间做出选择。作为对朝鲜彻底放弃核武器的补偿，中国承诺为其提供安全保障，包括向其领土派驻军队以及提供核保护。在确保消除其核能力之后，中国帮助朝鲜进行适当的改革，并向其提供大规模经济援助。

　　朝鲜极有可能拒绝妥协，在不甘政权崩溃的情况下不惜铤而走险，由此引发第二次朝鲜战争。对此，作为策略的第二步，中国可在美韩发起军事打击之时，以人道主义干涉的名义出动精锐部队进入朝鲜，在其北部建立隔离区，就近向朝鲜难民发放人道主义物资，以阻止大批难民涌入中国东北。如果不出兵占领朝鲜半岛的部分土地，中国就会失去在战后半岛统一问题上的发言权，也就无从保障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

　　策略的第三步最为关键：确定战后韩国的地位，以此确保统一后的朝鲜半岛成为中美之间的安全缓冲，而不是美国的势力范围。在这方面，中国可借鉴苏联在战后处置奥地利问题上的外交经验。1945年，美苏英法四国在波茨坦会议上约定，对奥地利及首都维也纳实现分区占领。到1946年初，苏联控制了约40%的奥地利领土，兵力多达15万人，而美英法的兵力只有11万人。经过10年的反复谈判，四大国最终在苏联提出的先决条件基础上，与奥地利签署了《奥地利国家条约》。条约确认奥地利独立国家的地位，规定奥地利永久中立，不得加入北约，不得拥有和制造核武器和制导导弹，禁止德奥合并，等等。该条约的精髓在于通过确保奥地利永久中立在东西方之间建立起安全缓冲。

　　韩国的情况有所不同，未来的韩国不是等待处置的战败国，而是战胜者。韩国是个民族主义情绪浓厚的工业化国家和中等军事强国，对中国东北的“故地”一直怀有觊觎之心。因此，中国可就战后“朝鲜问题”的解决提出如下条件：

　　1.统一后的韩国不得与任何国家结盟，不得为任何国家提供军事基地，实行永久中立。

　　2.韩国军备水平必须受到限制，不得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其他进攻性武器。

　　3.中国废除与朝鲜签订的领土条约，收回长白山天池的全部;图们江出海口重新归属中国，鸭绿江至图们江口东南侧20公里开辟为“中国走廊”，主权属于中国。

　　4.韩国永远不得对中国提出领土要求。

　　5.在满足上述条件后，几大国缔结国际条约，确认战后韩国的新国家地位;随后外国军队全部撤出韩国。

　　在上述条件的基础上实现韩国的中立必将削弱美国在远东的同盟体系，同时也将打击日本重整军备的企图，从而大大改善中国在东北亚的安全环境。因此，未来韩国的永久中立应当成为中国支持朝鲜半岛统一的先决条件，这是确保东北亚和平及中国利益的关键。“朝鲜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意味着远东雅尔塔体系以及全球冷战的完美终结，中国作为和平的缔造者将因此而赢得全世界的敬仰，这将为中国崛起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大国奠定外交上的基础。笔者认为，无论就历史经验还是战略手段而言，中国当前在解决“朝鲜问题”上都掌握着极大的主动权。因此，中国应当展示出一个大国应有的智慧和胆略，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积极进取，纵横驰骋，重现汉唐雄风。

　　作者伏波，国际政治学者。原题《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本文版权归钝角网(www.dunjiaodu.com)所有。

　　“钝角网”按：一度剑拔弩张的朝鲜半岛局势突然出现了戏剧化转机：朝韩高级代表在板门店举行了两年来的首次直接对话。不过，也有观察者指出，朝韩沟通只能打成暂时的局势缓和，要想实现朝鲜核问题的突破，还需要国际各方的介入变。中国一直坚持通过和平谈判解决朝核问题的立场。中国政府最近派遣外交部副部长孔铉佑去韩国访问，会晤了韩国的六方会谈代表团团长李度勋。这也就说明，中方一直在推动这次的双边会谈，会发展成多边会谈。这是中国积极推动的方向。朝核问题的前景依然不明，如何认识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这篇文章供大家参考。

当地时间2018年1月9日，韩国和朝鲜代表在板门店韩方一侧和平之家举行韩朝高级别会谈当地时间2018年1月9日，韩国和朝鲜代表在板门店韩方一侧和平之家举行韩朝高级别会谈

 　　自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至今，朝鲜始终是中国在东北亚与美国对峙的战略缓冲区。为此，中国对朝政策长期以来所追求的基本目标，就是维持朝鲜半岛分治的现状，以及朝鲜半岛无核化，这是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所在。问题是，如果半岛分治的状况不能永久维持下去;如果无核化的局面被打破，引起东北亚局势的突变，如爆发战争或朝鲜弃中投美，中国在东北亚的战略利益必将受到严重影响，届时中国将如何应对?

　　一、中国对朝政策的内在缺陷

　　冷战结束后，拒绝变革的朝鲜日益成为国际弃儿。在过去二十年里，朝鲜不惜一切代价发展核武器;近年来，又推行战争边缘政策，在周边地区不断生事。这些不但已突破了中国对朝政策的底线，更引起美日韩的强烈反弹。面对东北亚随时可能出现的重大变局，中国现行的对朝政策显然已不合时宜。

　　朝鲜之桀骜不驯由来已久，其乖张的国际行为背后所隐藏的战略动机并非深不可测。冷战结束后，朝鲜半岛的战略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朝鲜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决意开发出核武器。这在冷战结束之初已经成为其基本国策，而非始于今日。然而，中国长期以来对朝鲜半岛局势的演变缺乏动态观察和战略眼光，对于朝鲜“拥核”已成不可逆转之势既缺乏预见，更少远虑;相反，却囿于静态思维，被动延续着以往政策的惯性。

　　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对朝鲜来说是一场大灾变，因为这不但意味着朝鲜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还意味着它从此只能倚赖中国来维持政权的生存。令人惊讶的是，经济上濒临破产的朝鲜在外交上表现得游刃有余，将包括中国在内的几大国玩弄于股掌之上。中国为了维持朝鲜的生存付出了巨大的经济和道义代价，然而对朝鲜的内政外交却几乎没有影响力，中国不但在朝核问题上被朝鲜牵着鼻子走，甚至对朝鲜在其他方面侵犯中国利益的行径也无可奈何。

　　朝鲜则坚信，中国不计代价援助自己不是出于什么高尚的国际主义动机，而是出于其自身的国家利益——中国需要朝鲜作为安全缓冲，以避免与美国迎头相撞。既然如此，朝鲜何需感激中国?事实上，朝鲜敢于肆无忌惮地要挟中国，正是看准了中国政策的软肋，“如果不援助我，不为我的核武政策和国际行为买单，一旦我垮了，你就得独自面对数十万难民和美国的压力”。中国多年来在国际社会制裁朝鲜问题上的含糊态度为此提供了最好的注脚。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核大国中国，竟然被一个经济和政治上已穷途末路的小国所挟制，这是世界外交史上的奇闻。然而，人们似乎普遍接受了这样的逻辑，即中国别无选择。其实不然。无论从历史还是战略的角度来看，中国陷入今天这种看似“别无选择”的尴尬境地既非必然，也决非没有化解之道。

　　二、貌合神离的中朝同盟

　　中国控制不住朝鲜有其历史根源，这主要与毛泽东当年的失误有关。那就是，毛出于未知的原因，主动放弃了利用入朝参战控制朝鲜内政的良机。众所周知，苏联对东欧的控制是通过驻扎军队以及派遣由共产国际训练出的、效忠于莫斯科的“国际派”干部建立亲苏政权实现的，对东欧之外社会主义政权的影响则是建立在历史上对这些国家民族革命长期支持的基础上。斯大林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正是基于上述两点。

　　朝鲜政权的建立是苏联而非中国赞助的结果。虽然斯大林与毛就世界革命进行了分工，但是毛不是另一个斯大林，毛既无斯大林那样的权威，更无苏联那样的国力能令朝鲜俯首帖耳。既然毛无意派遣顾问进驻朝鲜军政部门(如斯大林所建议的)，或通过扶植“延安派”取代或架空金日成，那么，在中国军队撤出(1958年)后，朝鲜就完全摆脱了中国的掣肘。朝鲜出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对主权问题异常敏感，这在朝鲜战争初期就已露出端倪(如中朝指挥权之争)。1960年代中苏分裂后，朝鲜游刃于两大国之间，不但巩固了国家独立，还利用两大国的竞争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中国从此无法再对朝鲜内政施加任何影响。

　　尽管如此，中朝之间的互不信任依然根深蒂固。1950年代末，中苏之间展开了发展模式的竞争。毛的农业社会主义模式无法构成中国的软实力，朝鲜自然不会追随中国。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国对朝鲜在中苏之间首鼠两端相当不满;“文革”初期，两国一度爆发意识形态争吵，中国猛烈抨击“朝鲜修正主义”，引起朝鲜激烈反击，朝鲜甚至以铲平志愿军陵园来泄愤。不过，就总体而言，中朝同盟在共同的意识形态和安全利益的支撑下得以延续。

　　1970年代初，双方关系出现转折。中国基于现实主义理性调整对外政策，全面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虽然中国事先向朝鲜作出了通报，但中美接近对朝鲜的心理冲击相当巨大。在朝鲜看来，中国与朝鲜的死敌——美国修好，无异于在意识形态上自打耳光，更是对朝鲜的背叛。这暴露出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上的一大痼疾，即对外政策究竟应该以意识形态划线，还是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在此问题上含混不清往往会影响国家关系(如1948年苏南冲突、1956年波匈事件、以及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等)。1950～1960年代，中国视苏联谋求与西方缓和的务实之举为投降帝国主义，中苏分裂后，中国又进一步将“修正主义”的苏联看作比帝国主义更为凶恶的敌人，为此不惜与曾经的头号敌人美国和解，甚至结成同盟来对付先前的社会主义盟邦。朝鲜此时的心理与当年的中国如出一辙，既然毛的中国可以联美抗苏，朝鲜为何不能如法炮制来对付“修正主义”的中国?

　　从1970年代末起，朝鲜不断寻求与美国关系实现正常化，但美国不予理睬。这是因为：中国那样的世界“大三角”地位是朝鲜所不具备的，且今日之中国也非昨日之苏联。中美和解标志着全球冷战在亚洲的基本终结，同时也加速了苏联帝国的衰亡。中国于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则意味着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彻底告别了毛的革命极端主义，从一个革命国家转变为一个正常国家。面对这一历史性的转变，美国决心不失时机将中国完全纳入资本主义国际体系。

　　朝鲜则不同，寻求与美国和解是基于对中国的不信任，也是为了改善其安全环境，而不是为了推动“改革开放”，这一点与毛在1972年对美和解的动机有相似之处。但如果说毛的“修正主义”仅仅是体现在中国机会主义的外交政策上，尚在朝鲜的忍耐限度之内，那么，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则意味着中朝在意识形态上正式分道扬镳。朝鲜在其内部会议以及公报中，多次指名道姓抨击中国。中国鉴于以往极左路线的惨痛教训，对朝鲜拒不变革的僵硬路线也颇有看法。不过，中国外交已转向务实，不再将意识形态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对于无谓的意识形态论战也兴趣索然。

　　1989年北京事件后，朝鲜对中国表示了声援，但这并不表明它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令朝鲜愈益不安的是，中国在1989年全球事变(冷战结束和苏东剧变)后，不但没有改弦更张，反而在“修正主义”道路上越行越远。不仅如此，中国为了发展经济，竭力维持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的友好关系。对此，朝鲜不可能不怀疑，中国为了自身利益随时可能牺牲掉朝鲜，1990年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投弃权票，默许美国攻打伊拉克，1992年中国与朝鲜的死敌韩国建交，这一切都是极其危险的信号。因此，朝鲜认定，中国这个所谓的“盟国”靠不住，朝鲜必须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慑敌人，也威慑中国，以保全自身。这意味着，朝鲜从此不再是中国的地缘政治棋子。

　　三、中国的因应之策：朝鲜半岛“奥地利化”

　　朝鲜决心不计代价加速完成其早在1950年代就已秘密启动的核军备计划，意味着“先军政治”的极端化，这一政策加之苏东剧变后苏联援助的中断，导致朝鲜陷入了巨大的经济灾难。但是朝鲜执政者对政权安危的关注超乎一切，全然不在乎民生艰难。有学者认为，朝鲜在冷战后并无国家安全之忧，发展核武完全是基于狂想。这种看法带有和平理想主义色彩，同时也忽视了国际政治中“观感引导行动”的常态现象。在朝鲜看来，战争的威胁是随时存在的，1994年朝鲜险遭美国“外科手术”打击(尽管这是由朝鲜核计划引起的);2001年小布什提出“邪恶轴心说”;2003年美国借口伊拉克拥有核生化武器发动第二次海湾战争，这一切不可能不令日益孤立的朝鲜心有余悸。因此，朝鲜的安全忧虑并非完全基于虚幻的想象。

　　但无论如何，朝鲜倾其国力发展核武，为此目的而罔顾民生并一再耍弄国际社会，最终也祸及自身。国际社会在经历了“阳光政策”和“六方会谈”的失败后，对穷兵黩武、反复无常的金氏政权已不再抱幻想，韩国新政府的态度异常强硬，决意对朝鲜的挑衅针锋相对。美国坚定支持韩国，并力促日韩摒弃恩怨，密切外交和军事合作。面对陡增的外部压力，朝鲜只会在意识形态上变得更加僵硬，因而更不可能推动内部的变革。这就大大增加了政权垮台的风险。

　　金正恩近期的战争边缘政策彰显出朝鲜政权内部的不稳定，但朝鲜此举未必是以战争为目的，而很可能是一种为转移国内矛盾，而试图在对外关系上有所突破的以进为退的策略，其最终目标是实现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其实，朝鲜早在1990年代末就已经与美国进行了秘密接触。美国虽然迄今一再拒绝与朝鲜签订和平条约，其政策圈里却不乏自由主义的声音，主张“接触朝鲜”，以便从内部对之实施“和平演变”。美国注意到，朝鲜从官员到民众对中国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敌视，对美国则没有多少恶感。有鉴于此，不排除美国刻意要利用中朝矛盾以及朝鲜在某种极端情况下“弃中投美”的可能性。

　　但就现实层面而言，美朝关系短期内出现突破的可能性不大。首先，核武器是朝鲜与国际社会周旋的最后一张王牌，朝鲜绝不可能放弃，相反，它还会不断改进核武器的性能，以达到实战要求。日前，朝鲜已大张旗鼓地将“拥核”载入宪法，这令半岛无核化的希望彻底成为泡影。这意味着，即便朝鲜迫于国际压力重返“六方会谈”，也不过是为了拖延时日而故伎重演。因此，目前的形势已不容有关国家再对朝鲜推行“绥靖政策”，美国若在朝鲜拒绝“弃核”的情况与之建立邦交，必然损害其道义形象及在盟国中的威信。

　　其次，朝鲜半岛战略缓冲区是中国的重大核心利益，除非发生朝鲜自然崩溃，或在战争中被毁灭，从而招致美国势力乘机北上的情况，美国如果利用朝鲜的“弃中”心理而“联朝制中”，势必严重刺激中国，损害双方正致力于构建的“新型大国关系”。事实上，美国通过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以及在远东的同盟体系可以更有效地达到“战略再平衡”的目的。

　　尽管“弃中投美”很可能只是朝鲜的一厢情愿，但朝鲜决意“拥核”，为日本和韩国重整军备，以及美国重返亚洲实施“战略再平衡”提供了最佳的口实，东北亚地区的战略格局由此发生了不利于中国的重大变化，这是对中国利益的严重侵犯。如果任由事态发展下去，最终很可能会引发第二次朝鲜战争，其结局必然是朝鲜的覆灭，随之而来的就是南方的韩国在美国的帮助下完成对整个朝鲜半岛的统一。这将意味着中国在朝鲜半岛的战略缓冲区从此消失，一个意识形态上忠于西方、与美国结盟的中等军事强国将出现在鸭绿江边，那将是中国的地缘政治灾难。

　　那么，究竟应取何种对策以应对当前的重大变局，捍卫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利益?首先需要明确两点：其一，朝鲜“拥核”的战略后果极其严重，对中国有百害而无一利，对此，中国不能再抱丝毫幻想，必须彻底解除朝鲜的核武装，消灭其核能力，这一点没有任何商量余地;其二，中国不能再回避朝鲜半岛统一问题，而应当正视这一前景，并积极主导局势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为此，应展开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尤其是与美国密切沟通，就战后安排及确保中国安全利益等问题达成共识。

　　具体策略可分以下三步实施。

　　第一步，先礼后兵，尽最大可能以和平方式实现无核化。中国可终止对朝鲜的一切经济援助，迫使其在永久放弃核武器和经济(乃至政权)崩溃之间做出选择。作为对朝鲜彻底放弃核武器的补偿，中国承诺为其提供安全保障，包括向其领土派驻军队以及提供核保护。在确保消除其核能力之后，中国帮助朝鲜进行适当的改革，并向其提供大规模经济援助。

　　朝鲜极有可能拒绝妥协，在不甘政权崩溃的情况下不惜铤而走险，由此引发第二次朝鲜战争。对此，作为策略的第二步，中国可在美韩发起军事打击之时，以人道主义干涉的名义出动精锐部队进入朝鲜，在其北部建立隔离区，就近向朝鲜难民发放人道主义物资，以阻止大批难民涌入中国东北。如果不出兵占领朝鲜半岛的部分土地，中国就会失去在战后半岛统一问题上的发言权，也就无从保障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

　　策略的第三步最为关键：确定战后韩国的地位，以此确保统一后的朝鲜半岛成为中美之间的安全缓冲，而不是美国的势力范围。在这方面，中国可借鉴苏联在战后处置奥地利问题上的外交经验。1945年，美苏英法四国在波茨坦会议上约定，对奥地利及首都维也纳实现分区占领。到1946年初，苏联控制了约40%的奥地利领土，兵力多达15万人，而美英法的兵力只有11万人。经过10年的反复谈判，四大国最终在苏联提出的先决条件基础上，与奥地利签署了《奥地利国家条约》。条约确认奥地利独立国家的地位，规定奥地利永久中立，不得加入北约，不得拥有和制造核武器和制导导弹，禁止德奥合并，等等。该条约的精髓在于通过确保奥地利永久中立在东西方之间建立起安全缓冲。

　　韩国的情况有所不同，未来的韩国不是等待处置的战败国，而是战胜者。韩国是个民族主义情绪浓厚的工业化国家和中等军事强国，对中国东北的“故地”一直怀有觊觎之心。因此，中国可就战后“朝鲜问题”的解决提出如下条件：

　　1.统一后的韩国不得与任何国家结盟，不得为任何国家提供军事基地，实行永久中立。

　　2.韩国军备水平必须受到限制，不得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其他进攻性武器。

　　3.中国废除与朝鲜签订的领土条约，收回长白山天池的全部;图们江出海口重新归属中国，鸭绿江至图们江口东南侧20公里开辟为“中国走廊”，主权属于中国。

　　4.韩国永远不得对中国提出领土要求。

　　5.在满足上述条件后，几大国缔结国际条约，确认战后韩国的新国家地位;随后外国军队全部撤出韩国。

　　在上述条件的基础上实现韩国的中立必将削弱美国在远东的同盟体系，同时也将打击日本重整军备的企图，从而大大改善中国在东北亚的安全环境。因此，未来韩国的永久中立应当成为中国支持朝鲜半岛统一的先决条件，这是确保东北亚和平及中国利益的关键。“朝鲜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意味着远东雅尔塔体系以及全球冷战的完美终结，中国作为和平的缔造者将因此而赢得全世界的敬仰，这将为中国崛起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大国奠定外交上的基础。笔者认为，无论就历史经验还是战略手段而言，中国当前在解决“朝鲜问题”上都掌握着极大的主动权。因此，中国应当展示出一个大国应有的智慧和胆略，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积极进取，纵横驰骋，重现汉唐雄风。

　　作者伏波，国际政治学者。原题《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本文版权归钝角网(www.dunjiaodu.com)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