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尼斯速写：革命八年之后

 　　2010年末，突尼斯青年小贩布瓦吉吉因遭执法人员粗暴对待愤而自焚，触发大规模街头抗议，并成为北非多国社会运动的导火索。最近，苏丹、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等北非国家局势再度引发关注。几天前，本文作者来到突尼斯，实地感受这个八年前掀动起阿拉伯世界变革浪潮的国家，人民的生活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今天，他们又如何看待那场革命?

　　练习成人

　　“在突尼斯，没有任何人的生活，不管上层还是下层，比革命前变得更好。但是……”

　　2019年4月21日复活节这天，我正跟随一家旅行团到达突尼斯南部重镇托泽尔。看到斯里兰卡发生爆炸的消息，我对身边的突尼斯青年穆尔和库萨说，来突尼斯之前也很担心这里，恐袭与ISIS。穆尔看向我，几乎斩钉截铁道，突尼斯会有一些极端分子，但绝对没有ISIS。库萨悄然望我一眼，很小声补充，至少我们现在安全。

　　此前一天，我来到突尼斯巴尔杜国家博物馆，这里四年前发生恐怖袭击，二十二名参观者因此丧生。在馆内纪念墙前，一位佩戴博物馆工作证的男士经过我身边。我问，当时他有没有在现场?他说自己正好外出执勤了。我指着入口道，从大门到馆内大厅，道路、空间看起来长远，开阔，恐怖分子怎么会轻易得逞——他拧起眉毛，“谁想得到呢! 在这里……”

　　刚抵达突尼斯时我入住了突尼斯市中心一家民宿。房东海达是位35岁的女教师，5月即将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出发前我曾表达对安全的忧虑，她回复：“我知道有许多人，尤其是来自亚洲的人很担心突尼斯，因为媒介的原因，不过他们到了突尼斯后就会改变想法。”

　　当晚海达带我去超市购物，买了两条法棍、一桶牛奶、一组酸奶、一袋蔬菜、一包卫生巾和两卷卫生纸，结账时不到10第纳尔(人民币约30元)。我感叹突尼斯物价低廉，但海达说，现在的物价比过去贵，经济比以前要坏。“那你们怎么看那场革命?”海达正言道：“我想突尼斯人非常骄傲他们在这场革命中的行动，他们校正了历史，甚至改变了北非的政治地图，而且是以最和平与公民化的方式。虽然现在经济困难，但这是突尼斯人为争取自由和政治变革所要付出的代价。我们相信目前这种状况是暂时的，将来一定会更好。”

　　第二天，在去迦太基遗址的火车上，我遇到两位迦太基高等商学院的学生莎玛和玛丽亚。两位女孩怕我迷路，特意提前下车陪我前往。回来后我短信致谢莎玛并问她俩，如何看待那场“茉莉花”?等了很久一直没有回复。第二天，我意外收到莎玛的邮件，她向我道歉，解释昨天回家太晚，并且也想更加郑重的回答我，所以没有复以短信。她写道，“实际上突尼斯人民受益于民主，今天他们可以练习表达意见的权利，选择对自己最好的未来，参与政治与社会生活。今天的突尼斯人更自觉也更迫切，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物价波动等经济问题，对人们生活质量有很大的影响。“

　　旅行团导游大约五十来岁，似饱经世事。他对我的问题回报以职业式热情，“更好了!”他大声道，“因为我们有了自由，不用再期待别人，我们可以自己做主了!”

　　我的旅行团邻座瑞妮是北欧某国驻突尼斯使馆工作人员。她说，自己所了解的突尼斯人对革命的意见很分裂。革命使得某些情况变好，比如有了自由;也使得某些情况变糟，比如许多人没有工作。她感觉清洁工、出租司机等下层劳动者更倾向于革命之前的突尼斯。

　　瑞妮的观察很快得到印证。在托泽尔一处景点门口，招徕骆驼生意的一位68岁老人，听到我的问题后连呼“太贵了、太贵了、太贵了”，“钱、钱、钱”，他不停重复，朝下竖起大拇指，“以前很稳定，现在的总统，不好。”离开突尼斯那天候机时，两位家政大妈也对我做出同样动作，大拇指朝下的摇头，革命“不好，不好”。

　　突尼斯市旧城区麦地那卖切糕的青年小贩阿姆河德，边为我手写自己的脸书账号，边快速回应，“我想回到革命前的突尼斯，现在东西太贵了”，他迎向我的目光，“以前只要一个第纳尔的，现在需要三个第纳尔!”

　　从突尼斯经开罗回国的航班上，我结识了突尼斯纪录片导演法特玛，她正与家人去开罗度假。她首先纠正我一个错误，突尼斯人没有在“革命”前加入“茉莉花“一词，那是外人给出的命名。然后她肯定道，革命很好，虽然突尼斯人正在经历一个困难的经济时期。“为何我碰到的多数下层劳动者并不认同，是不是只有他们的生活比以前坏，而中上阶层变得更好?” 我插话。

　　“不”，她断然回答，“在突尼斯，没有任何人的生活，不管上层还是下层，比革命前变得更好。但是，举个例子，一个小孩在成年前凡事都由父母安排，自己不必操心，成年后一切就要自己负责了，这当然很辛苦，因为人生本来就不容易，不过成年后你可以不用再听父母的，自己做决定，自己做主，这点非常重要，也非常幸福。革命前的突尼斯人，就是那个还没有长大的小孩。我们现在有了自由，这种自由不仅仅是表达上的，而是自己对自己负责的自由，这是一种责任感。”

　　向我坚决否认ISIS的穆尔从事商业金融。谈论这一问题时我们正来到突尼斯与阿尔及利亚的边境歇比卡，山峦下是一个被洪水冲毁后逐步重建的村庄。他说，“突尼斯人不知道什么是自由，认为自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不做什么就不做。革命后因此养出了很多懒人，失业率才越来越高。我们还不知道怎样运用自己的自由，还要学习。”

　　在阿姆河德卖切糕的麦地那，我一度迷路。问道旁一位警察，起初他指着迷宫般的小巷告诉我如何寻找路口，见我茫然不敏，手一挥，“跟我走”。我们边走边谈，聊了很远。他留下自己的名字，拉哲卜，和电话号码。我没有问他，作为警察对那场革命持有的看法。

　　离境那天，盯着手机上即将失去信号的突尼斯电话，我向拉哲卜发出了一条短信。但直到飞机起飞，也没有收到回复。

　　在街头

　　似乎理解了街头，才能更深的理解突尼斯人，它同时构成了突尼斯人可见的外部生活与其后的内心世界。

　　“突尼斯城日和夜，

　　日夜无常，人心慌张，

　　恐惧、饥饿与死亡，

　　伴着骚乱与瘟疫之殇。”

　　这是14世纪突尼斯社会学家伊本·赫勒敦《历史绪论》中引用的诗句。伊本·赫勒敦被称为人类历史哲学和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当年黑死病蔓延突尼斯城，夺去了他的双亲的生命。

　　疫病也是我来突尼斯前的另一个隐忧。旅行团大巴车上蚊虫驱赶不去，见我担心，挪威人也是突尼斯媳妇的艾拉笑着请我放心，突尼斯没有疟疾。事实上，1950年代突尼斯就基本消灭了霍乱、伤寒等流行性疾病，公共卫生状况良好。

　　伊本·赫勒敦1332年出生于突尼斯城，他的塑像醒目矗立在突尼斯市旧城与新城交接的街头，我把在这里的最后一天留给寻访他的故居。故居在旧城东南方向，距著名的宰图纳大清真寺仅一百余米。

　　这是一个正午。故居一侧正好开着家旧书店，等候开门的档儿，我在书店外面的长凳上蹭坐。店主是个中年男人，见我发呆，他忽然递上来一串薄荷叶，歪头顽皮的笑。抬眼见斜对面端坐的老人，不知何时耳后也插了一支。不一会儿，巷口缓缓的又经过一个做工的青年男子，右耳边别一朵艳红花。

　　耳后插戴，据传为古迦太基异教遗风。罗马在征服迦太基后，这里被取名为“Africa“，今之“非洲“，指的就是突尼斯。地理形态上突尼斯融合了海洋、草原、沙漠等多样地貌，伊本·赫勒敦在著作中热烈歌颂沙漠地带的生活，对城市怀有鄙夷厌憎。

　　我途经的突尼斯城镇，无论大小远近，早晨、正午、黄昏，只要摆有桌椅，街头各种铺面就坐满了突尼斯男人。有时密密麻麻，阴影般覆住视线。他们喝茶，交谈，望着你的异族面孔，凝视，暂默。

　　这些面孔里见不到当地女性。相比闲漫、喜群的突尼斯男人，突尼斯女人是行动、内敏的。有次在街边购物，与店主一番鸡同鸭讲，正赶往上班途中的阿迈见状立即为我解围。听到我要去迦太基遗址，她说明天休假可以陪我，那里分散外人很难找。阿迈穿着现代职业女装。大部分突尼斯女性尤其是年轻姑娘都未着长袍头巾，剥离地理背景，她们看上去就是走在巴黎街头的绰约女郎。

　　曾为法属殖民地的突尼斯，阿拉伯人约占90%(含1%柏柏尔人)，其次为犹太人、法国人等。突尼斯阿拉伯语有自己的语言特点，旅行社青年职员布克甚至对我强调，他们说的不是阿拉伯语，而是突尼斯语。阿拉伯语和法语是街头交流硬通货，在学校也属必修。虽然一位突尼斯小学教师告诉我，到了六年级也会教英语，但即使在首都和年轻人中，英语流利者也并不多见。这种感觉与在巴西，或者中国的街头，十分相似。

　　突尼斯街头很少见得到乞丐。国际记者、地缘政治分析家卡普兰1975年造访突尼斯时，发现突尼斯是一个管理良好的国家，道路通畅，有大量中产阶级，人们争论预算和食物津贴，而非邻国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的激进意识形态。他在这里仅见到过几个乞丐。“突尼斯不是民主国家，但它是一个正直的国家，这部分要归功于迦太基和罗马的遗产。“卡普兰17年后重访突尼斯感慨。

　　今天，转型中的突尼斯，街头频繁可见警察身影。在最繁华的首都“香榭丽舍大道”布尔吉巴大街，去年10月这里曾发生自杀式爆炸袭击。警车与警察三步一岗，分布极为密集，但气氛并不显得紧张。我几度趋前搭话，警员们笑容绽开，就像咖啡馆里坐着的普通突尼斯男人，就像拉哲卜。

　　在首都街头，我见到两位即将升入大学的突尼斯少年。一位是在我和出租司机问价时冷不丁现身“见义勇为”的迈迪，他正飞速踩着轮滑经过。帮我解决麻烦后，他把脸书账号和邮箱告诉我，嘱咐“你也可以发邮件，虽然我很少登陆，但我答应你，会定期进去看一眼。“

　　另一位是比谢尔。在宰图纳大清真寺附近，高个瘦削、神情忧郁的比谢尔正和母亲意见不合的一前一后走着。我本来是向他母亲问路，比谢尔听到，上来轻轻告诉我路口在哪儿，擎着烟的手指在空中停了停，“算了，你肯定找不着，我带你过去。”他领我往回走，丢下母亲愣在原地。母亲有点着急喊了他一声，似乎有事不能耽误。少年回身向不懂英语的母亲解释，母亲只好跟过来，我们彼此难为情的笑笑。比谢尔在首都读法语学校，很快将要升大学。我望着他，像端详另一位已隐入历史的少年，泛起无限思绪。

　　1920年代，突尼斯街头咖啡馆群坐的男子中，有位早逝的天才诗人沙比。沙比11岁起就被父亲送到宰图纳大清真寺学习。他厌恶那里的环境，常常走出寺内到喧闹的街头、到咖啡馆去，接触广阔天地。他为突尼斯写下许多痛切、灼热的诗句：“这是个黑暗的时代啊，/而我已穿过黑暗看到了黎明。”

　　1956年突尼斯独立后的首任总统哈比卜·布尔吉巴——布尔吉巴大街即以他的名字命名，在回忆录中屡次提及家族长辈在街头咖啡馆里的情景。似乎理解了街头，才能更深的理解突尼斯人。它既是客厅，也是卧室;是公共区域，也是私人空间。它同时构成了突尼斯人可见的外部生活与其后的内心世界。

　　站在已有六百多年历史的伊本·赫勒敦旧宅，明亮高敞的中庭之下，我喜爱的阿拉伯古诗浮动在光线里，伊本·赫勒敦在《历史绪论》前言中引用了它——

　　“假若你询问时光：

　　我叫什么名字?

　　它会告诉你：不知道;

　　我在什么地方?

　　它会告诉你：不知道。”

　　(注：本文采访人物姓名均为原名变译。)

 　　2010年末，突尼斯青年小贩布瓦吉吉因遭执法人员粗暴对待愤而自焚，触发大规模街头抗议，并成为北非多国社会运动的导火索。最近，苏丹、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等北非国家局势再度引发关注。几天前，本文作者来到突尼斯，实地感受这个八年前掀动起阿拉伯世界变革浪潮的国家，人民的生活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今天，他们又如何看待那场革命?

　　练习成人

　　“在突尼斯，没有任何人的生活，不管上层还是下层，比革命前变得更好。但是……”

　　2019年4月21日复活节这天，我正跟随一家旅行团到达突尼斯南部重镇托泽尔。看到斯里兰卡发生爆炸的消息，我对身边的突尼斯青年穆尔和库萨说，来突尼斯之前也很担心这里，恐袭与ISIS。穆尔看向我，几乎斩钉截铁道，突尼斯会有一些极端分子，但绝对没有ISIS。库萨悄然望我一眼，很小声补充，至少我们现在安全。

　　此前一天，我来到突尼斯巴尔杜国家博物馆，这里四年前发生恐怖袭击，二十二名参观者因此丧生。在馆内纪念墙前，一位佩戴博物馆工作证的男士经过我身边。我问，当时他有没有在现场?他说自己正好外出执勤了。我指着入口道，从大门到馆内大厅，道路、空间看起来长远，开阔，恐怖分子怎么会轻易得逞——他拧起眉毛，“谁想得到呢! 在这里……”

　　刚抵达突尼斯时我入住了突尼斯市中心一家民宿。房东海达是位35岁的女教师，5月即将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出发前我曾表达对安全的忧虑，她回复：“我知道有许多人，尤其是来自亚洲的人很担心突尼斯，因为媒介的原因，不过他们到了突尼斯后就会改变想法。”

　　当晚海达带我去超市购物，买了两条法棍、一桶牛奶、一组酸奶、一袋蔬菜、一包卫生巾和两卷卫生纸，结账时不到10第纳尔(人民币约30元)。我感叹突尼斯物价低廉，但海达说，现在的物价比过去贵，经济比以前要坏。“那你们怎么看那场革命?”海达正言道：“我想突尼斯人非常骄傲他们在这场革命中的行动，他们校正了历史，甚至改变了北非的政治地图，而且是以最和平与公民化的方式。虽然现在经济困难，但这是突尼斯人为争取自由和政治变革所要付出的代价。我们相信目前这种状况是暂时的，将来一定会更好。”

　　第二天，在去迦太基遗址的火车上，我遇到两位迦太基高等商学院的学生莎玛和玛丽亚。两位女孩怕我迷路，特意提前下车陪我前往。回来后我短信致谢莎玛并问她俩，如何看待那场“茉莉花”?等了很久一直没有回复。第二天，我意外收到莎玛的邮件，她向我道歉，解释昨天回家太晚，并且也想更加郑重的回答我，所以没有复以短信。她写道，“实际上突尼斯人民受益于民主，今天他们可以练习表达意见的权利，选择对自己最好的未来，参与政治与社会生活。今天的突尼斯人更自觉也更迫切，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物价波动等经济问题，对人们生活质量有很大的影响。“

　　旅行团导游大约五十来岁，似饱经世事。他对我的问题回报以职业式热情，“更好了!”他大声道，“因为我们有了自由，不用再期待别人，我们可以自己做主了!”

　　我的旅行团邻座瑞妮是北欧某国驻突尼斯使馆工作人员。她说，自己所了解的突尼斯人对革命的意见很分裂。革命使得某些情况变好，比如有了自由;也使得某些情况变糟，比如许多人没有工作。她感觉清洁工、出租司机等下层劳动者更倾向于革命之前的突尼斯。

　　瑞妮的观察很快得到印证。在托泽尔一处景点门口，招徕骆驼生意的一位68岁老人，听到我的问题后连呼“太贵了、太贵了、太贵了”，“钱、钱、钱”，他不停重复，朝下竖起大拇指，“以前很稳定，现在的总统，不好。”离开突尼斯那天候机时，两位家政大妈也对我做出同样动作，大拇指朝下的摇头，革命“不好，不好”。

　　突尼斯市旧城区麦地那卖切糕的青年小贩阿姆河德，边为我手写自己的脸书账号，边快速回应，“我想回到革命前的突尼斯，现在东西太贵了”，他迎向我的目光，“以前只要一个第纳尔的，现在需要三个第纳尔!”

　　从突尼斯经开罗回国的航班上，我结识了突尼斯纪录片导演法特玛，她正与家人去开罗度假。她首先纠正我一个错误，突尼斯人没有在“革命”前加入“茉莉花“一词，那是外人给出的命名。然后她肯定道，革命很好，虽然突尼斯人正在经历一个困难的经济时期。“为何我碰到的多数下层劳动者并不认同，是不是只有他们的生活比以前坏，而中上阶层变得更好?” 我插话。

　　“不”，她断然回答，“在突尼斯，没有任何人的生活，不管上层还是下层，比革命前变得更好。但是，举个例子，一个小孩在成年前凡事都由父母安排，自己不必操心，成年后一切就要自己负责了，这当然很辛苦，因为人生本来就不容易，不过成年后你可以不用再听父母的，自己做决定，自己做主，这点非常重要，也非常幸福。革命前的突尼斯人，就是那个还没有长大的小孩。我们现在有了自由，这种自由不仅仅是表达上的，而是自己对自己负责的自由，这是一种责任感。”

　　向我坚决否认ISIS的穆尔从事商业金融。谈论这一问题时我们正来到突尼斯与阿尔及利亚的边境歇比卡，山峦下是一个被洪水冲毁后逐步重建的村庄。他说，“突尼斯人不知道什么是自由，认为自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不做什么就不做。革命后因此养出了很多懒人，失业率才越来越高。我们还不知道怎样运用自己的自由，还要学习。”

　　在阿姆河德卖切糕的麦地那，我一度迷路。问道旁一位警察，起初他指着迷宫般的小巷告诉我如何寻找路口，见我茫然不敏，手一挥，“跟我走”。我们边走边谈，聊了很远。他留下自己的名字，拉哲卜，和电话号码。我没有问他，作为警察对那场革命持有的看法。

　　离境那天，盯着手机上即将失去信号的突尼斯电话，我向拉哲卜发出了一条短信。但直到飞机起飞，也没有收到回复。

　　在街头

　　似乎理解了街头，才能更深的理解突尼斯人，它同时构成了突尼斯人可见的外部生活与其后的内心世界。

　　“突尼斯城日和夜，

　　日夜无常，人心慌张，

　　恐惧、饥饿与死亡，

　　伴着骚乱与瘟疫之殇。”

　　这是14世纪突尼斯社会学家伊本·赫勒敦《历史绪论》中引用的诗句。伊本·赫勒敦被称为人类历史哲学和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当年黑死病蔓延突尼斯城，夺去了他的双亲的生命。

　　疫病也是我来突尼斯前的另一个隐忧。旅行团大巴车上蚊虫驱赶不去，见我担心，挪威人也是突尼斯媳妇的艾拉笑着请我放心，突尼斯没有疟疾。事实上，1950年代突尼斯就基本消灭了霍乱、伤寒等流行性疾病，公共卫生状况良好。

　　伊本·赫勒敦1332年出生于突尼斯城，他的塑像醒目矗立在突尼斯市旧城与新城交接的街头，我把在这里的最后一天留给寻访他的故居。故居在旧城东南方向，距著名的宰图纳大清真寺仅一百余米。

　　这是一个正午。故居一侧正好开着家旧书店，等候开门的档儿，我在书店外面的长凳上蹭坐。店主是个中年男人，见我发呆，他忽然递上来一串薄荷叶，歪头顽皮的笑。抬眼见斜对面端坐的老人，不知何时耳后也插了一支。不一会儿，巷口缓缓的又经过一个做工的青年男子，右耳边别一朵艳红花。

　　耳后插戴，据传为古迦太基异教遗风。罗马在征服迦太基后，这里被取名为“Africa“，今之“非洲“，指的就是突尼斯。地理形态上突尼斯融合了海洋、草原、沙漠等多样地貌，伊本·赫勒敦在著作中热烈歌颂沙漠地带的生活，对城市怀有鄙夷厌憎。

　　我途经的突尼斯城镇，无论大小远近，早晨、正午、黄昏，只要摆有桌椅，街头各种铺面就坐满了突尼斯男人。有时密密麻麻，阴影般覆住视线。他们喝茶，交谈，望着你的异族面孔，凝视，暂默。

　　这些面孔里见不到当地女性。相比闲漫、喜群的突尼斯男人，突尼斯女人是行动、内敏的。有次在街边购物，与店主一番鸡同鸭讲，正赶往上班途中的阿迈见状立即为我解围。听到我要去迦太基遗址，她说明天休假可以陪我，那里分散外人很难找。阿迈穿着现代职业女装。大部分突尼斯女性尤其是年轻姑娘都未着长袍头巾，剥离地理背景，她们看上去就是走在巴黎街头的绰约女郎。

　　曾为法属殖民地的突尼斯，阿拉伯人约占90%(含1%柏柏尔人)，其次为犹太人、法国人等。突尼斯阿拉伯语有自己的语言特点，旅行社青年职员布克甚至对我强调，他们说的不是阿拉伯语，而是突尼斯语。阿拉伯语和法语是街头交流硬通货，在学校也属必修。虽然一位突尼斯小学教师告诉我，到了六年级也会教英语，但即使在首都和年轻人中，英语流利者也并不多见。这种感觉与在巴西，或者中国的街头，十分相似。

　　突尼斯街头很少见得到乞丐。国际记者、地缘政治分析家卡普兰1975年造访突尼斯时，发现突尼斯是一个管理良好的国家，道路通畅，有大量中产阶级，人们争论预算和食物津贴，而非邻国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的激进意识形态。他在这里仅见到过几个乞丐。“突尼斯不是民主国家，但它是一个正直的国家，这部分要归功于迦太基和罗马的遗产。“卡普兰17年后重访突尼斯感慨。

　　今天，转型中的突尼斯，街头频繁可见警察身影。在最繁华的首都“香榭丽舍大道”布尔吉巴大街，去年10月这里曾发生自杀式爆炸袭击。警车与警察三步一岗，分布极为密集，但气氛并不显得紧张。我几度趋前搭话，警员们笑容绽开，就像咖啡馆里坐着的普通突尼斯男人，就像拉哲卜。

　　在首都街头，我见到两位即将升入大学的突尼斯少年。一位是在我和出租司机问价时冷不丁现身“见义勇为”的迈迪，他正飞速踩着轮滑经过。帮我解决麻烦后，他把脸书账号和邮箱告诉我，嘱咐“你也可以发邮件，虽然我很少登陆，但我答应你，会定期进去看一眼。“

　　另一位是比谢尔。在宰图纳大清真寺附近，高个瘦削、神情忧郁的比谢尔正和母亲意见不合的一前一后走着。我本来是向他母亲问路，比谢尔听到，上来轻轻告诉我路口在哪儿，擎着烟的手指在空中停了停，“算了，你肯定找不着，我带你过去。”他领我往回走，丢下母亲愣在原地。母亲有点着急喊了他一声，似乎有事不能耽误。少年回身向不懂英语的母亲解释，母亲只好跟过来，我们彼此难为情的笑笑。比谢尔在首都读法语学校，很快将要升大学。我望着他，像端详另一位已隐入历史的少年，泛起无限思绪。

　　1920年代，突尼斯街头咖啡馆群坐的男子中，有位早逝的天才诗人沙比。沙比11岁起就被父亲送到宰图纳大清真寺学习。他厌恶那里的环境，常常走出寺内到喧闹的街头、到咖啡馆去，接触广阔天地。他为突尼斯写下许多痛切、灼热的诗句：“这是个黑暗的时代啊，/而我已穿过黑暗看到了黎明。”

　　1956年突尼斯独立后的首任总统哈比卜·布尔吉巴——布尔吉巴大街即以他的名字命名，在回忆录中屡次提及家族长辈在街头咖啡馆里的情景。似乎理解了街头，才能更深的理解突尼斯人。它既是客厅，也是卧室;是公共区域，也是私人空间。它同时构成了突尼斯人可见的外部生活与其后的内心世界。

　　站在已有六百多年历史的伊本·赫勒敦旧宅，明亮高敞的中庭之下，我喜爱的阿拉伯古诗浮动在光线里，伊本·赫勒敦在《历史绪论》前言中引用了它——

　　“假若你询问时光：

　　我叫什么名字?

　　它会告诉你：不知道;

　　我在什么地方?

　　它会告诉你：不知道。”

　　(注：本文采访人物姓名均为原名变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