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怡：我在“伊斯兰国”覆灭现场

 　　3月23日下午，我的微信上收到了意大利女摄影师Valentina Sinis从绿村兵营发来的一条信息：“这一切终于结束了。库尔德人武装正在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伊斯兰国’控制下的领土已经100%获得解放。”又过了几天，有朋友在路透社的一则新闻视频中发现了我那两条脏兮兮的裤腿——那是3月9日傍晚在艾什沙法赫丘陵，当时我和摄影师李亚楠正在采访从巴古兹包围圈走出来投降的最后一批“伊斯兰国”战斗人员。

　　2019年第一个季度，我在叙利亚累计度过了将近一个月时间。元旦前后的旅行采访是为了进入一年半以前未曾踏足的古城阿勒颇、逊尼派聚居区霍姆斯和哈马，并体验复航之后的大马士革国际机场的运转情况。3月初的第二次出行则是为了进入叙利亚东北部的库尔德武装控制区;在那里，对“伊斯兰国”最后控制区巴古兹镇的总攻即将开始。

　　为了完成这次毫无把握的采访，我必须首先从北京飞到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转道那里北上伊拉克库区首府埃尔比勒。在伊拉克通过中间人办理好进入叙利亚库区的身份证明和通行证之后，我又需要乘汽车穿越800公里沙土路，通过设在底格里斯河上的边境口岸，才能到达代尔祖尔省的前线基地。

　　在奥马尔油田附近的绿村媒体营，有大约60名国际记者在等待着那个重要时刻的到来，我和搭档李亚楠是其中仅有的中国人。每天的工作节奏并不像许多战地记者传记所渲染得那样浪漫而刺激。由于绿村和巴古兹前线之间大约250公里的土地已经沦为无人区，我们必须在日出后的第一时间从基地出发，前往当天的主要目的地：可能是收容俘虏的现场，可能是某座被彻底摧毁的村庄，也可能是距离包围圈仅有5公里多、不时能听到机枪射击声的前沿阵地。

　　由于电力设备已经遭受严重破坏，傍晚6时日落之后，四周将变得一片漆黑，我们也必须跟随库尔德士兵返回基地。运气好的话，食堂窗口还会递出一份半温的西红柿茄子汤和一袋面饼;但大多数时候，除了干面饼和凉水以外就再无他物。这倒使整个兵营意外笼罩上了一股共产主义气息——在躺到脏兮兮的地铺上以前，记者们会围坐在篝火边，分享自己在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以及各种糟心地区的采访体验。但最后的结论总是一致的：即使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好，记录下这一切依然是有意义的。

　　如果说2017年的第一次叙利亚之行使我初步感受到了始于2011年的全面内战对这个古老国家日常生活的改变，那么在2019年的春天，我所到达的地区和观察到的细节变得更丰富了。在历史超过4000年的北部古城阿勒颇，我看到倭马亚清真寺的穹顶上残留着被炮弹击穿的大孔，阿加莎·克里斯蒂写作《东方快车谋杀案》的男爵旅馆已经门庭冷落，享有盛名的亚美尼亚区变得人烟稀少。

曾经的倭马亚清真寺

　　在“伊斯兰国”一度自称的“首都”拉卡，摩托车和骡马在沼泽一般的街道上穿行，市政委员会就在一所废弃中学里办公。年事已高的母亲抽泣着向我讲述儿子被恐怖分子折磨致死的经过。霍姆斯城的建筑废墟中，几名正在清理瓦砾的年轻人用卸下的窗框和门柱生火，煮了一大壶茶与我分享。战前这里曾是一处颇有人气的餐厅，如今则安静得如同墓地。

　　还不止这些。我还试图探究一些更加复杂、也更具普适性的问题：21世纪初中近东出现的一系列“失败国家”，系因何种原因而造成?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崛起，是否亦有特定的本土化背景?在长达8年的内战接近尾声之后，叙利亚的经济重建和政治变化可能以何种方式出现?就像去年秋天采访牛津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尤金·罗根时，我们谈论的那个关键性问题一样：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整整一百年的奋斗历程中，是什么阻碍了他们发展出一种可行的内生现代化模式?除去帝国主义的干涉以外，问题还出在哪儿?

　　更重要的是，过去8年里在叙利亚发生的一切，已经直接或间接地也改变了其他70多亿人的生活。

　　从巴黎的连环恐怖袭击到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的屠杀，从匈牙利奥尔班政府的边境封锁围栏到美国特朗普当局的旅行禁令，在最近1/4个世纪里，还没有哪个单一事件能像叙利亚内战这样，彻底粉碎了西方世界关于后“冷战”时代全球秩序的一切乐观想象。20世纪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传统战争模式在这场冲突中被解构殆尽，代之以超越民族、疆域甚至攻击对象区隔的绝对暴力活动，最终形成了日本中东史学者山内昌之口中的“后现代战争”图景。

　　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阿富汗什叶派“志愿军”、北非和高加索裔的“圣战士”乃至土耳其、俄罗斯、美国等多个国家的正规军争先恐后地跃入叙利亚这个大熔炉，捉对厮杀或者缔结同盟，然而又不曾诉诸国际法层面的宣战程序。一场名义上的“内战”，呈现出的却是有如17世纪“三十年战争”一般的群雄逐鹿气象。不同之处在于，三十年战争催生出的“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宣告了以主权国家作为基本行为体的现代国际体系的诞生，而发生在叙利亚的一切又回到了前国家时代的混沌状态。

　　更有甚者，你死我活的缠斗不仅发生在旷野和城市中，还渗透进了作为传播媒介的互联网、尤其是社交网络。争夺对事件的解释权正在变得比真相本身更加重要，每一台电脑、每一部卫星电视天线甚至每一台智能手机都变成了杀伤力不亚于枪炮的武器。反过来，对平民以及民用设施的攻击在交战各方眼中也显得司空见惯。当暴力活动的外延从大马士革和阿勒颇扩展到巴黎、布鲁塞尔，当乍得湖畔和兴都库什山间都飘起恐怖主义的黑旗，全世界已经不存在绝对安全的世外桃源。每个人都主动或被动地成为了这场战争的当事方。

　　这便是我为什么乐于一次次地前往叙利亚，记录下在那里发生的一切的原因：尤其是以中国人的身份。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他人的苦难中固然包含有某些“本土性”，但更多的是偶然性。未必是更高贵，也未必是更智慧：一些人可以生活在和平的环境中，另一些人则必须时时与死亡、匮乏和恐惧为伍，完全可能是随机效应的结果。关心他人的命运，间接构成对自身命运的观照，也构成人类作为一种智慧动物的道德属性。

　　在这场穿越叙利亚土地的时空之旅中，使我感到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瞬间发生在阿勒颇老城。在那里，由于返乡难民为数尚少，一整个街区往往只有两三户人家存在住民。当我和李亚楠开始检视一辆被遗弃的汽车的残骸时，一阵婴儿的哭声从我身后的窗户里传来，响得格外真切。哭声持续了好几分钟，接着传来了一阵诙谐的音乐。在音乐开始之后，哭声渐渐小了下去，最终变成了大笑。我回头望去，炊烟正从窗户里冒出。

　　那段音乐是大部分中国年轻人同样会熟悉的。它是米高梅经典动画片《猫和老鼠》的开场乐，伴着那一声几十年不变的狮子吼叫。在这场吞噬一切的战争过后，在叙利亚依然有《猫和老鼠》，生活仍要继续。

 　　3月23日下午，我的微信上收到了意大利女摄影师Valentina Sinis从绿村兵营发来的一条信息：“这一切终于结束了。库尔德人武装正在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伊斯兰国’控制下的领土已经100%获得解放。”又过了几天，有朋友在路透社的一则新闻视频中发现了我那两条脏兮兮的裤腿——那是3月9日傍晚在艾什沙法赫丘陵，当时我和摄影师李亚楠正在采访从巴古兹包围圈走出来投降的最后一批“伊斯兰国”战斗人员。

　　2019年第一个季度，我在叙利亚累计度过了将近一个月时间。元旦前后的旅行采访是为了进入一年半以前未曾踏足的古城阿勒颇、逊尼派聚居区霍姆斯和哈马，并体验复航之后的大马士革国际机场的运转情况。3月初的第二次出行则是为了进入叙利亚东北部的库尔德武装控制区;在那里，对“伊斯兰国”最后控制区巴古兹镇的总攻即将开始。

　　为了完成这次毫无把握的采访，我必须首先从北京飞到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转道那里北上伊拉克库区首府埃尔比勒。在伊拉克通过中间人办理好进入叙利亚库区的身份证明和通行证之后，我又需要乘汽车穿越800公里沙土路，通过设在底格里斯河上的边境口岸，才能到达代尔祖尔省的前线基地。

　　在奥马尔油田附近的绿村媒体营，有大约60名国际记者在等待着那个重要时刻的到来，我和搭档李亚楠是其中仅有的中国人。每天的工作节奏并不像许多战地记者传记所渲染得那样浪漫而刺激。由于绿村和巴古兹前线之间大约250公里的土地已经沦为无人区，我们必须在日出后的第一时间从基地出发，前往当天的主要目的地：可能是收容俘虏的现场，可能是某座被彻底摧毁的村庄，也可能是距离包围圈仅有5公里多、不时能听到机枪射击声的前沿阵地。

　　由于电力设备已经遭受严重破坏，傍晚6时日落之后，四周将变得一片漆黑，我们也必须跟随库尔德士兵返回基地。运气好的话，食堂窗口还会递出一份半温的西红柿茄子汤和一袋面饼;但大多数时候，除了干面饼和凉水以外就再无他物。这倒使整个兵营意外笼罩上了一股共产主义气息——在躺到脏兮兮的地铺上以前，记者们会围坐在篝火边，分享自己在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以及各种糟心地区的采访体验。但最后的结论总是一致的：即使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好，记录下这一切依然是有意义的。

　　如果说2017年的第一次叙利亚之行使我初步感受到了始于2011年的全面内战对这个古老国家日常生活的改变，那么在2019年的春天，我所到达的地区和观察到的细节变得更丰富了。在历史超过4000年的北部古城阿勒颇，我看到倭马亚清真寺的穹顶上残留着被炮弹击穿的大孔，阿加莎·克里斯蒂写作《东方快车谋杀案》的男爵旅馆已经门庭冷落，享有盛名的亚美尼亚区变得人烟稀少。

曾经的倭马亚清真寺

　　在“伊斯兰国”一度自称的“首都”拉卡，摩托车和骡马在沼泽一般的街道上穿行，市政委员会就在一所废弃中学里办公。年事已高的母亲抽泣着向我讲述儿子被恐怖分子折磨致死的经过。霍姆斯城的建筑废墟中，几名正在清理瓦砾的年轻人用卸下的窗框和门柱生火，煮了一大壶茶与我分享。战前这里曾是一处颇有人气的餐厅，如今则安静得如同墓地。

　　还不止这些。我还试图探究一些更加复杂、也更具普适性的问题：21世纪初中近东出现的一系列“失败国家”，系因何种原因而造成?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崛起，是否亦有特定的本土化背景?在长达8年的内战接近尾声之后，叙利亚的经济重建和政治变化可能以何种方式出现?就像去年秋天采访牛津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尤金·罗根时，我们谈论的那个关键性问题一样：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整整一百年的奋斗历程中，是什么阻碍了他们发展出一种可行的内生现代化模式?除去帝国主义的干涉以外，问题还出在哪儿?

　　更重要的是，过去8年里在叙利亚发生的一切，已经直接或间接地也改变了其他70多亿人的生活。

　　从巴黎的连环恐怖袭击到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的屠杀，从匈牙利奥尔班政府的边境封锁围栏到美国特朗普当局的旅行禁令，在最近1/4个世纪里，还没有哪个单一事件能像叙利亚内战这样，彻底粉碎了西方世界关于后“冷战”时代全球秩序的一切乐观想象。20世纪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传统战争模式在这场冲突中被解构殆尽，代之以超越民族、疆域甚至攻击对象区隔的绝对暴力活动，最终形成了日本中东史学者山内昌之口中的“后现代战争”图景。

　　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阿富汗什叶派“志愿军”、北非和高加索裔的“圣战士”乃至土耳其、俄罗斯、美国等多个国家的正规军争先恐后地跃入叙利亚这个大熔炉，捉对厮杀或者缔结同盟，然而又不曾诉诸国际法层面的宣战程序。一场名义上的“内战”，呈现出的却是有如17世纪“三十年战争”一般的群雄逐鹿气象。不同之处在于，三十年战争催生出的“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宣告了以主权国家作为基本行为体的现代国际体系的诞生，而发生在叙利亚的一切又回到了前国家时代的混沌状态。

　　更有甚者，你死我活的缠斗不仅发生在旷野和城市中，还渗透进了作为传播媒介的互联网、尤其是社交网络。争夺对事件的解释权正在变得比真相本身更加重要，每一台电脑、每一部卫星电视天线甚至每一台智能手机都变成了杀伤力不亚于枪炮的武器。反过来，对平民以及民用设施的攻击在交战各方眼中也显得司空见惯。当暴力活动的外延从大马士革和阿勒颇扩展到巴黎、布鲁塞尔，当乍得湖畔和兴都库什山间都飘起恐怖主义的黑旗，全世界已经不存在绝对安全的世外桃源。每个人都主动或被动地成为了这场战争的当事方。

　　这便是我为什么乐于一次次地前往叙利亚，记录下在那里发生的一切的原因：尤其是以中国人的身份。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他人的苦难中固然包含有某些“本土性”，但更多的是偶然性。未必是更高贵，也未必是更智慧：一些人可以生活在和平的环境中，另一些人则必须时时与死亡、匮乏和恐惧为伍，完全可能是随机效应的结果。关心他人的命运，间接构成对自身命运的观照，也构成人类作为一种智慧动物的道德属性。

　　在这场穿越叙利亚土地的时空之旅中，使我感到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瞬间发生在阿勒颇老城。在那里，由于返乡难民为数尚少，一整个街区往往只有两三户人家存在住民。当我和李亚楠开始检视一辆被遗弃的汽车的残骸时，一阵婴儿的哭声从我身后的窗户里传来，响得格外真切。哭声持续了好几分钟，接着传来了一阵诙谐的音乐。在音乐开始之后，哭声渐渐小了下去，最终变成了大笑。我回头望去，炊烟正从窗户里冒出。

　　那段音乐是大部分中国年轻人同样会熟悉的。它是米高梅经典动画片《猫和老鼠》的开场乐，伴着那一声几十年不变的狮子吼叫。在这场吞噬一切的战争过后，在叙利亚依然有《猫和老鼠》，生活仍要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