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英国女仆的中国奉献故事：她成了比很多中国人还要纯粹的中国人

　　五、阳城小妇人

　　珍妮老太太的意外离世对于中国话都还听不懂的艾伟德而言，可谓沉重的打击。不仅少了一个事业上的领路人，更现实的是，教会的经费没了。因为艾伟德是个临时工都算不上的编外。

　　艾伟德一个人靠着客栈的收入，只能是苦苦支撑。恰在此时，阎锡山在山西全省发起了禁止裹小脚的移风易俗活动，各县都成立了禁足委员会监督此项工作。鉴于民间愚昧根深蒂固，难以监督到位，阳城县县长脑洞大开，县城里不是有个开客栈能说会道的洋婆子吗?让她现身说法，来当监督员，会不会效果更好?

　　从此艾伟德有了一份兼职且有薪酬的新工作——放足督察。此后数年，阳城县的各个乡间，经常能看到一个身高仅有一米五的洋婆子骑着一头骡子，带着两个士兵，逐村逐户检查缠足情况。在此过程中，艾伟德逐渐练就了一口纯正的阳城土话，她甚至能用各村不同的方言进行宣讲。在她一丝不苟的努力下，无数的姑娘从裹脚的陋习中解放出来，开始了正常的人生。

　　放足督察实实在在的成就，让艾伟德从一个开客栈的传教士变成了阳城县民间颇有威望的“艾督察”。她在给父母的信中写到：“我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间东奔西跑，現在全县的人民已差不多都知道艾伟德了，大部分也成了我的朋友，並且都有了很多改变……”

　　一个英国的传教士，至此终于变成了一个地道的阳城小妇人。

　　六、孤儿的母亲

　　在当放足专员期间，经济并不宽裕的艾伟德又开始收养孤儿。她收养的第一个孤儿就是从人贩子手里买来的一个小姑娘，她不忍心孩子在人贩子手中受苦，花了身上仅有的九毛钱买了下来，艾伟德就称之为“九便士”。孩子的到来也给孤苦伶仃的艾伟德带来了一丝安慰，“如此九便士就进入了我的生活……我帮她洗澡，喂养她，过了不久她就不一样了，而且是她令這個地方变得有如家一般。”

　　此后艾伟德一发不可收拾，孤儿、弃婴、流浪儿甚至是无力抚养的灾民送来的孩子她都照单全收，到1935年，她的客栈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幼儿园，收养的儿童多达50几个，对于这些孩子，艾伟德有一个统一的名字：艾妈妈。

　　来者不拒的爱心与捉襟见肘的窘况，让艾伟德获得了极大的同情。阳城县的民众对于这个不远万里跑到他乡来行善救人的洋婆子发自内心的敬佩，艾伟德不仅得到了定期的资助，不少民众还会隔三差五往八福客栈送米送面，甚至主动分担客栈的杂务。这极大的缓解了艾伟德身上的压力，她也真切的感受到了中国底层普通民众善良的本性。她在给家里的信中写道：

　　“我感到这实在是我的国家，这里的百姓也是我的同胞。所以，现在我的生活已完全中国化了，吃中国饭，穿中国衣，說中国话，甚至学习他们的生活。我觉得与他们毫无分別。”

　　1936年，艾伟德正式申请加入中国籍。这在来华外国传教士中屈指可数。但由于日寇入侵的影响，民国政府发放的入籍证书并未送达艾伟德手中。直到1941年抵达陕西后，艾伟德才正式收到为她补发的入籍证书。

　　从精神到法律，艾伟德都成了一个比很多中国人还要纯粹的中国人。

　　七、千里大转移

　　1938年，抗战全面爆发。日军很快进逼山西。1938年2月，日军飞机轰炸阳城县，八福客栈被炸成一片废墟。所幸艾伟德和孩子们躲避及时，未受伤害。

　　艾伟德带着她的孤儿们和几名基督徒，疏散到山地区。在破旧的窑洞里，她建立了一个简陋的医疗救护站，用仅有的几样急救药品救助伤员。

　　次年，由于相邻的泽州传教士大部分撤离中国，艾伟德接管了泽州的教务，教会原本对外宣称中立，大批难民前来避难。当时在泽州的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采访了她。义愤填膺的艾伟德放弃了教会的中立立场，以中国人的身份挺身而出，公开谴责日军行径，并直言将为国军传递情报。为此，她遭到日本人的悬赏通缉。迫于无奈，她带着两百名战争孤儿回到阳城避难。在此过程中，她肩部意外中枪，由于医疗条件有限，不能手术，子弹一直留在体内。

　　1940年的春天，日军开始大规模向泽州、阳城方向集结，艾伟德和她的孤儿们面临的形势危如累卵。有人告诉她，宋美龄在西安有创办了孤儿院，专门收留战争期间无家可归的孤院，可以寻求她的帮助。艾伟德写信给宋美龄求助，不久宋回信，假若能把孩子们送到西安，就会有专人代为照顾。

　　这个小妇人生命中最伟大的壮举由此拉开了序幕。

　　在先期派人送走100多名孤儿后，1940年3月，艾伟德自己带领剩下的94名孤儿，带着几名向导和雇来的挑夫，踏上了千里大转移的艰辛之路。这批孤儿，最大的16岁，最小的只有3岁。

　　如今阳城到西安，高速直达不过500公里6个小时的车程。但在1940年，这段千里的行程根本无路可寻。为了躲避日军，艾伟德选择了南下王屋山、翻越中条山、渡黄河、过崤山、入潼关这一条极为艰险但是比较安全的路线，但要命的在于，翻山越岭，仅有骡道可寻。

　　一个女人带着94个孩子走这段路有多艰难?仅仅是阳城到垣曲的第一段路，170公里，就整整在山里走了12天!为了抵抗日军，当时国民政府实行了焦土政策，在撤退中不留任何物质，艾伟德所过之处，满目尽是空空如也的村庄。无从抵御疲惫、饥饿和寒冷的孤儿们，在绝望的行进中只能哇哇大哭。艾伟德回忆说：

　　“我们不停地走，越过了山区，睡在路旁或寺庙里。有一次我们在兵营里度过一晚，但通常我们躺在无遮蔽的天空下。没有毡子，所以我们挤在一块睡使彼此温暖。我们沿路乞讨食物，但常常我们晚餐只能吃稀粥……大的孩子累得无法背小的，我们行进的距离愈来愈短……”

　　在沿途民众和军队的帮助下，她们过黄河，越崤山，经过27天艰苦的旅程，精疲力竭的艾伟德带着一个不少的孤儿顺利抵达西安，又辗转被安置于扶风县。这场伟大的拯救孤儿之旅终于圆满画上了句号。

　　但此时，艾伟德这个坚强的小妇人却再也坚持不住，骤然倒下。已感染的斑疹伤寒，发展成了更严重的肺炎，肩部未能取出子弹也加重了病情，奄奄一息命在旦夕的艾伟德被运回西安抢救，助人者天助之，一位美国医生带来的新药救了她，差不多休养了一年才得以完全康复。

抵达扶风的孤儿们

　　八、远去的故国

　　身体康复后的艾伟德不愿意闲着。由于阳城已被日军占据，她于1942年初前往四川眉县的难民营工作，随后在成都、兰州等地奔波，以教会的名义救助麻风病人。

　　1949年3月，离开故乡已经超过18年的艾伟德，在医生的建议下，第一次踏上了回家的旅程。为了这个国家，她献出了自己最好的年华，终其一生，都未婚未育。只是她没有想到，再也不能回来。

　　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艾伦·伯格斯听说了她的故事，采访后写成了《小妇人》(The Small Woman)一书，小妇人与大博爱的强烈对比，让英国民众得知了这么一个女仆出身的使徒，一时间洛阳纸贵。1958年美国福克斯公司据此将《小妇人》改编成电影，由著名女星英格丽·褒曼出演，让艾伟德的故事在西方广为人知。

　　尽管艾伟德已经成为名人，甚至获得英女王的接见和褒奖，但对于她而言，从未忘记自己的中国人身份，魂绕梦牵的依然是回到中国。但显然时局已经大变，她心中的故国已经对所有的外国传教士关上了大门。从1953年起，她屡次努力都告失败，只能在1957年奔赴香港做最后的努力，但依然无法入境。她作为一个持有中国护照的外国人，故国回不去，香港也无法久留，无奈之下，艾伟德只能转道台湾。

　　在台湾，她成立了艾伟德儿童之家，四处筹集资金继续自己未完成的慈善事业。1970年1月，艾伟德患了感冒，随后一病不起，两天后去世。根据她的遗愿，坟墓朝向大陆。蒋中正为她手书碑文：弘道遗爱。她的去世，在国际社会引起极大反响，但在她为之奉献所有的大陆，却完全被遗忘。

　　“艾伟德儿童之家”院长史可梅在悼词中说道：“仅仅悼念她是不够的，我们今后最大的罪恶，是对她的遗忘。”

　　这句话，至今犹在叩问我们。

 　　1957年，已经55岁的英国妇人艾伟德(Gladys Aylward)来到香港，希望回到阔别九年的中国大陆，延续自己未完成的工作。虽然她是法律意义上的中国人，但这场回家之旅显得尤为艰辛，漫长的等待之后，她还是被拒绝入境。至此，这个蜚声国际、入籍中国的传教士，再也未能回到她心中的故土。

　　一、女仆的梦想

　　在1930年的冬天，要完成一趟穿越亚欧大陆，特别是穿越苏俄把持下的西伯利亚的旅程，绝对是一件堪称壮举的事情。这里没有诗和远方，只有无数的意外。

　　为了节省几十英镑的旅费，艾伟德选择了这趟危险重重的旅程。伦敦到天津的海上线路是更舒适、更节省时间的选择，但最低90英镑的船票对于靠做女佣为生的艾伟德来说，不啻于天文数字。要知道，就算只需要47英镑的穿越西伯利亚的铁路票，她还是分期付款才买得起。

　　出生于伦敦以北埃德蒙顿一个底层家庭的艾伟德，身上的标签本来和大多数这个阶层的姑娘并没有不同——家境困难，天资平平，没有受过像样的教育，从17岁开始，直到28岁，这个姑娘依然在做着女仆的工作，那个曾经想做舞台剧演员的梦想也遥不可及。等待她的人生，本来一眼看得到底。

　　一个偶然的机会，艾伟德得知英国教会正在极力推动在中国的传教，需要大量的传教士。本来就对传说中的那个古老的东方国度心怀向往，又怀有一腔宗教热情的艾伟德立即向教会提出了申请。但当时的传教士其实要求非常高，不仅要有宗教热忱、神学修养，更重要的是文化素质。因为大部分传教士不仅仅是去传教，同时也是传播现代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理念。

　　尽管参加了教会的培训，但她可怜的成绩总是无法过关。在面试中甚至连“Let I go”和“Let me go”这样的基本语法也无法区分的艾伟德，无情的被拒绝了。

　　但这些努力，让她得到了协助从中国传教归来的杨柯斯本爵士的工作，这成了她一生的转折点。

　　二、编外传教士

　　1930年初，艾伟德从杨柯斯本爵士哪里偶然听说有位在中国山西的老传教士珍妮罗森，已经73岁，风烛残年想要退休，但其所在的传教地区因为地处偏僻，生活艰苦，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人接替。 艾伟德得知这个消息后大为振奋，但她知道即便如此，凭借自己有限的条件，教会也不可能给她顶替的机会。所以她干脆绕过教会，而是直接给珍妮罗森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你要找的那个人就是我!”

　　几个月后，珍妮罗森给她回了信，欢迎她到中国来，并告诉她只要到了天津，就会派人前去接她。

　　天真的艾伟德肯定不知道这个非正式的邀请对她的人生代表着什么。绕过教会就意味着没有编制，也就没有差旅费、工资、补助……甚至没有必要的上岗培训，她满怀热忱的远东之旅，说白了就是一趟自寻其乐的私人朝圣，连临时工都算不上。没有任何保障，却要承担所有的风险。

　　对于那个遥远、未知旅程的热忱，让艾伟德根本无从掂量现实和理想的冲突。1930年10月，花光了积蓄购买火车票的艾伟德，怀揣着2英镑9便士，和两个塞满了饼干、腌牛肉、干豆鱼、肉块、煮鸡蛋的手提箱，在父母和姐姐的送别下，孤身一人离开了家乡。

　　她根本没有想到，等待她的是何等凶险的旅程。

　　三、凶险的旅程

　　艾伟德为了省钱选择的线路非常复杂，需要从英国利物浦坐船到荷兰海牙，换乘火车途径德国柏林、波兰华沙，穿越整个欧洲抵达莫斯科，再穿越西伯利亚进入中国，从哈尔滨转中东铁路南下大连，最后由乘船到天津。这个超过1万公里的线路，途径的国家多，签证繁琐，换乘也不方便。且不说危险系数，光是眼花缭乱的换乘，就足以让人心生畏惧。

　　而她实际上的旅程，复杂得远远超过了计划。最大的麻烦，出自苏俄。

　　艾伟德在莫斯科换乘一辆混载着流放的犯人的火车进入西伯利亚后，突然停滞不前，苏俄的列车长以“押送囚犯到此地为止”为，把乘客赶下了车，让他们步行到下一站“赤塔”搭车。在零下二十度的严寒中，好不容易走到赤塔后，艾伟德被苏联人扣了下来，原因是她护照上的职业一栏“Missionary”(传教士)被误写成了“Ma-Chinist”(机械师)，苏俄正缺技术人才，想借机绑架。在此过程中，一个老毛子公务员甚至想强奸艾伟德。

　　好在上天有眼，一位好心的当地妇女了解到艾伟德的情况后，极为感佩，决定协助她逃离，并安排她登上了去海参崴的火车。到了海参崴的艾伟德已经身无分文，她只能哀求一艘日本货船免费带上自己，抵达神户，再从神户乘船前往天津……

　　1930年12月，经历一个多月的历险，九死一生的艾伟德终于抵达天津。随即被教会辗转送至最终的目的地山西阳城。艾伟德在自己的日记中对这段历险轻描淡写：“每次我都在想，恐怕我一定會在未到达目的地之前就四肢零散死在路上了，可是当我到达阳城时，才发现自己居然四肢完好一如常人……”

艾伟德和珍妮

　　四、八福客栈

　　19世纪末满清在外战上的溃败，真正引发的反省不多，更多的是我们熟悉的打着爱国旗号的民族主义狂躁。很多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后，遭遇到因为文明的落差、文化的冲突引发的由上而下的仇视。

　　艾伟德要去的山西，就是义和团式排外运动的发源地。1900年7月，极端排外的山西巡抚毓贤在山西巡抚衙门西辕门前，公开处决传教士及家属共46人，包括15男20女和11名儿童。这就是著名的“太原教案”。在整个教案期间，山西全省共杀传教士191人，杀死中国教民及其家属子女1万多人，焚毁教堂、医院225所，烧拆房屋两万余间，是义和团排外风潮中死人最多的一个省。

　　在这种历史传统下，还敢到山西传教，并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

　　艾伟德前来接替的老传教士珍妮罗森，23岁即来到中国，孤身一人扎根晋南太岳山中的小县城阳城，整整50年。艾伟德的到来，对这个风烛残年操着一口标准阳城方言的苏格兰老妇人而言，有喜有忧，喜的是总算找到一个接班人;忧的是教会给的微薄经费根本不够两个人的开销。

　　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生存问题，珍妮和艾伟德一合计，把租住的位置较好的大院改造成一个客栈，在传教的同时可以赚一点路过的马队、骡队的住宿费补贴日常开支。这个客栈被命名为“八福客栈”，中西合璧的一个喜庆名字，其实来自于基督教的圣典《登山宝训》，指的是虚心、哀恸、温柔、慕义、怜恤、清心、和睦、为义八种品格。

　　1931年初，八福客栈正式开张迎客。为了打消人们对于“洋婆子”的顾虑，年轻的艾伟德放低身段，经常去大街上拉客，以免费为这些赶骡马的农夫讲圣经故事为手段，吸引旅客入住。干净整洁的环境加上会讲故事的洋婆子，慢慢的让八福客栈在远近有了名气，总算是在阳城立足了。

　　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对艾伟德的考验很快就到来。还不到一年时间，珍妮老太太意外失足，病重不治。

　　五、阳城小妇人

　　珍妮老太太的意外离世对于中国话都还听不懂的艾伟德而言，可谓沉重的打击。不仅少了一个事业上的领路人，更现实的是，教会的经费没了。因为艾伟德是个临时工都算不上的编外。

　　艾伟德一个人靠着客栈的收入，只能是苦苦支撑。恰在此时，阎锡山在山西全省发起了禁止裹小脚的移风易俗活动，各县都成立了禁足委员会监督此项工作。鉴于民间愚昧根深蒂固，难以监督到位，阳城县县长脑洞大开，县城里不是有个开客栈能说会道的洋婆子吗?让她现身说法，来当监督员，会不会效果更好?

　　从此艾伟德有了一份兼职且有薪酬的新工作——放足督察。此后数年，阳城县的各个乡间，经常能看到一个身高仅有一米五的洋婆子骑着一头骡子，带着两个士兵，逐村逐户检查缠足情况。在此过程中，艾伟德逐渐练就了一口纯正的阳城土话，她甚至能用各村不同的方言进行宣讲。在她一丝不苟的努力下，无数的姑娘从裹脚的陋习中解放出来，开始了正常的人生。

　　放足督察实实在在的成就，让艾伟德从一个开客栈的传教士变成了阳城县民间颇有威望的“艾督察”。她在给父母的信中写到：“我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间东奔西跑，現在全县的人民已差不多都知道艾伟德了，大部分也成了我的朋友，並且都有了很多改变……”

　　一个英国的传教士，至此终于变成了一个地道的阳城小妇人。

　　六、孤儿的母亲

　　在当放足专员期间，经济并不宽裕的艾伟德又开始收养孤儿。她收养的第一个孤儿就是从人贩子手里买来的一个小姑娘，她不忍心孩子在人贩子手中受苦，花了身上仅有的九毛钱买了下来，艾伟德就称之为“九便士”。孩子的到来也给孤苦伶仃的艾伟德带来了一丝安慰，“如此九便士就进入了我的生活……我帮她洗澡，喂养她，过了不久她就不一样了，而且是她令這個地方变得有如家一般。”

　　此后艾伟德一发不可收拾，孤儿、弃婴、流浪儿甚至是无力抚养的灾民送来的孩子她都照单全收，到1935年，她的客栈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幼儿园，收养的儿童多达50几个，对于这些孩子，艾伟德有一个统一的名字：艾妈妈。

　　来者不拒的爱心与捉襟见肘的窘况，让艾伟德获得了极大的同情。阳城县的民众对于这个不远万里跑到他乡来行善救人的洋婆子发自内心的敬佩，艾伟德不仅得到了定期的资助，不少民众还会隔三差五往八福客栈送米送面，甚至主动分担客栈的杂务。这极大的缓解了艾伟德身上的压力，她也真切的感受到了中国底层普通民众善良的本性。她在给家里的信中写道：

　　“我感到这实在是我的国家，这里的百姓也是我的同胞。所以，现在我的生活已完全中国化了，吃中国饭，穿中国衣，說中国话，甚至学习他们的生活。我觉得与他们毫无分別。”

　　1936年，艾伟德正式申请加入中国籍。这在来华外国传教士中屈指可数。但由于日寇入侵的影响，民国政府发放的入籍证书并未送达艾伟德手中。直到1941年抵达陕西后，艾伟德才正式收到为她补发的入籍证书。

　　从精神到法律，艾伟德都成了一个比很多中国人还要纯粹的中国人。

　　七、千里大转移

　　1938年，抗战全面爆发。日军很快进逼山西。1938年2月，日军飞机轰炸阳城县，八福客栈被炸成一片废墟。所幸艾伟德和孩子们躲避及时，未受伤害。

　　艾伟德带着她的孤儿们和几名基督徒，疏散到山地区。在破旧的窑洞里，她建立了一个简陋的医疗救护站，用仅有的几样急救药品救助伤员。

　　次年，由于相邻的泽州传教士大部分撤离中国，艾伟德接管了泽州的教务，教会原本对外宣称中立，大批难民前来避难。当时在泽州的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采访了她。义愤填膺的艾伟德放弃了教会的中立立场，以中国人的身份挺身而出，公开谴责日军行径，并直言将为国军传递情报。为此，她遭到日本人的悬赏通缉。迫于无奈，她带着两百名战争孤儿回到阳城避难。在此过程中，她肩部意外中枪，由于医疗条件有限，不能手术，子弹一直留在体内。

　　1940年的春天，日军开始大规模向泽州、阳城方向集结，艾伟德和她的孤儿们面临的形势危如累卵。有人告诉她，宋美龄在西安有创办了孤儿院，专门收留战争期间无家可归的孤院，可以寻求她的帮助。艾伟德写信给宋美龄求助，不久宋回信，假若能把孩子们送到西安，就会有专人代为照顾。

　　这个小妇人生命中最伟大的壮举由此拉开了序幕。

　　在先期派人送走100多名孤儿后，1940年3月，艾伟德自己带领剩下的94名孤儿，带着几名向导和雇来的挑夫，踏上了千里大转移的艰辛之路。这批孤儿，最大的16岁，最小的只有3岁。

　　如今阳城到西安，高速直达不过500公里6个小时的车程。但在1940年，这段千里的行程根本无路可寻。为了躲避日军，艾伟德选择了南下王屋山、翻越中条山、渡黄河、过崤山、入潼关这一条极为艰险但是比较安全的路线，但要命的在于，翻山越岭，仅有骡道可寻。

　　一个女人带着94个孩子走这段路有多艰难?仅仅是阳城到垣曲的第一段路，170公里，就整整在山里走了12天!为了抵抗日军，当时国民政府实行了焦土政策，在撤退中不留任何物质，艾伟德所过之处，满目尽是空空如也的村庄。无从抵御疲惫、饥饿和寒冷的孤儿们，在绝望的行进中只能哇哇大哭。艾伟德回忆说：

　　“我们不停地走，越过了山区，睡在路旁或寺庙里。有一次我们在兵营里度过一晚，但通常我们躺在无遮蔽的天空下。没有毡子，所以我们挤在一块睡使彼此温暖。我们沿路乞讨食物，但常常我们晚餐只能吃稀粥……大的孩子累得无法背小的，我们行进的距离愈来愈短……”

　　在沿途民众和军队的帮助下，她们过黄河，越崤山，经过27天艰苦的旅程，精疲力竭的艾伟德带着一个不少的孤儿顺利抵达西安，又辗转被安置于扶风县。这场伟大的拯救孤儿之旅终于圆满画上了句号。

　　但此时，艾伟德这个坚强的小妇人却再也坚持不住，骤然倒下。已感染的斑疹伤寒，发展成了更严重的肺炎，肩部未能取出子弹也加重了病情，奄奄一息命在旦夕的艾伟德被运回西安抢救，助人者天助之，一位美国医生带来的新药救了她，差不多休养了一年才得以完全康复。

抵达扶风的孤儿们

　　八、远去的故国

　　身体康复后的艾伟德不愿意闲着。由于阳城已被日军占据，她于1942年初前往四川眉县的难民营工作，随后在成都、兰州等地奔波，以教会的名义救助麻风病人。

　　1949年3月，离开故乡已经超过18年的艾伟德，在医生的建议下，第一次踏上了回家的旅程。为了这个国家，她献出了自己最好的年华，终其一生，都未婚未育。只是她没有想到，再也不能回来。

　　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艾伦·伯格斯听说了她的故事，采访后写成了《小妇人》(The Small Woman)一书，小妇人与大博爱的强烈对比，让英国民众得知了这么一个女仆出身的使徒，一时间洛阳纸贵。1958年美国福克斯公司据此将《小妇人》改编成电影，由著名女星英格丽·褒曼出演，让艾伟德的故事在西方广为人知。

　　尽管艾伟德已经成为名人，甚至获得英女王的接见和褒奖，但对于她而言，从未忘记自己的中国人身份，魂绕梦牵的依然是回到中国。但显然时局已经大变，她心中的故国已经对所有的外国传教士关上了大门。从1953年起，她屡次努力都告失败，只能在1957年奔赴香港做最后的努力，但依然无法入境。她作为一个持有中国护照的外国人，故国回不去，香港也无法久留，无奈之下，艾伟德只能转道台湾。

　　在台湾，她成立了艾伟德儿童之家，四处筹集资金继续自己未完成的慈善事业。1970年1月，艾伟德患了感冒，随后一病不起，两天后去世。根据她的遗愿，坟墓朝向大陆。蒋中正为她手书碑文：弘道遗爱。她的去世，在国际社会引起极大反响，但在她为之奉献所有的大陆，却完全被遗忘。

　　“艾伟德儿童之家”院长史可梅在悼词中说道：“仅仅悼念她是不够的，我们今后最大的罪恶，是对她的遗忘。”

　　这句话，至今犹在叩问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