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日本50万“现代隐士”的困境

　　在这个网络通讯异常发达的时代，要脱离社会好像很难，我们总是沉浸在电子邮件、社交媒体、评论、点赞、图片分享中不可自拔。但现代社会中，还有一小部分人却过着与世隔绝的隐士生活。近日，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了日本“蛰居族”群体，及其背后的成因和困境。编译如下：

　　文化影响下的日本“蛰居族”

　　在日本，有一个专有名词形容隐士——“蛰居族”(hikikomori)。“蛰居族”一词最早由日本心理学家Tamaki Saito于1998年提出，判定标准是患者是否存在六个月或以上的物理隔离、社交回避和心理上的痛苦。如今，“蛰居族”专指那些脱离社会、有些自闭、几年也不出家门的人。

　　日本政府的一项调查发现，日本的现代隐士约有54万人，占总人口的1.57%。但专家认为，这一群体的实际人数要更多，因为在他们出来寻求社会帮助前通常会不为人知地蛰居好几年。

　　29岁的友木就是其中之一。2015年辞职后，他也曾尝试着找工作。但那时他每天都去一个宗教团体，里面的组织者总是批评他不具备重返职场的能力，他的父母也给他带来压力。最终，他选择彻底放弃，不再进入社会。

　　“我怪我自己，”他说，“我不想见任何人，也不想出门。”

　　从社会文化上看，日本严格的社会规范，父母的高期望，以及耻感文化造就了整个社会的自卑感和爱低头的习惯。“日本有句很有名的谚语，‘突出的钉子会被敲打’(类似于枪打出头鸟)，”九州大学精神病学副教授加藤高宏(Takahiro Kato)说。受这种文化影响，平时他也总是微微弓身走路，为了看起来不那么傲慢。

　　但现实是，如今在日本要达到社会和父母的期望，是很难的一件事。加藤指出，经济停滞和全球化使日本的集体主义和社会等级传统与西方价值观中的个人主义和竞争性相冲突。与西方父母相比，日本家长对严格教育孩子的使命感更强，孩子从小也承受更大压力。

来源：视觉中国

　　科技使“现代隐士”现象在全球蔓延

　　不过，“蛰居族”并非只是日本的文化现象。近年来，“又宅又丧”的现代隐士在全球范围内也愈发常见。

　　在韩国，早在2005年，这一群体人数就达3.3万人(占总人口的0.3%)。在中国的香港，201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有近2%的人口过着隐士生活。去年1月，英国任命了世界上首位“孤独大臣”，以解决国内日益严重的社会孤独问题。据英国国家数据办公室统计，近十分之一的16-24岁英国年轻人“总是或经常”感到孤独。此外，美国、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等地也出现了“蛰居族”现象。

　　这让人产生疑惑，在文化因素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原因?

　　多项研究显示，“蛰居族”一般会伴有精神障碍或发展障碍。诱发因素包括工作压力，机能不健全的家庭等。“没有一个单一的原因可以解释‘蛰居族’，”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精神病学副教授阿伦·泰奥说，“一般是由多重因素综合形成。”

　　在诸多因素中，被讨论较多的是现代科技所带来的社会隔绝，包括互联网、社交媒体和电子游戏。许多“蛰居族”是网瘾少年、电子游戏迷。加藤指出，技术改变了娱乐和交流方式，孩子们从小接触的是可控的虚拟环境，而非不可预知的真实世界。

　　“现在的社会没有风险，没有直接交流，”加藤说，“按下重启键和倒退键很容易，也没有失败的经历。”他认为这对孩子的成长有害无利，孩子们会变得更脆弱，无法处理好人际关系。

　　不过，韩国大邱天主教大学精神病学家崔泰荣(TaeYoung Choi)认为，科技与社交退缩没有必然联系，但的确会催化和加深社交退缩。

　　西班牙巴塞罗那2018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只有30%的“蛰居族”有网瘾，但有网瘾的“蛰居族”更年轻。在所有190个案例中，“蛰居族”的平均年龄为39岁，而有网瘾的“蛰居族”平均年龄只有24岁。“如果年轻人的网瘾问题更严重，未来这里会有更多‘蛰居族’，”参与研究的精神病学家安吉列斯指出。

　　科技的另一面：帮助重返社会

　　不过，科技也不完全是阻碍年轻人社交的洪水猛兽，也有它积极的一面。

　　日本庆应大学医学院博士生松隈真一郎(Shinichiro Matsuguma)建立了一个公益协会，帮助“蛰居族”重返社会。通过对32名来访者使用正向心理学训练，让他们更关注自身的优点，弱化缺陷。比如，大部分来访者都喜欢打游戏，松隈就引导他们加强团队合作、战略讨论和领导力培养，最终引领他们重返社会。

　　“许多人，包括他们的父母，都把‘蛰居族’看作一事无成，”松隈说，“但在我看来，玩游戏也可以发挥他们的优势。我总是告诉他们，你们在游戏中的优势也可以用在生活的其他领域。”

　　松隈的实践目前还没有得到科学评估，但据他介绍，已有近五分之四的受访者迈出了第一步，他们重新回到学校或接受职业培训。

　　还有一种方法是让精神病学家通过社交媒体对“蛰居族”进行远程辅导。但一些专家对此持保留意见。

　　“仅仅一条推特并不足以表达焦虑和情绪，”福冈心理健康和福利中心负责人本多阳子(Yoko Honda)说，尽管她认为这种方式会吸引更多新患者，但还是不能代替直接接触。

　　本多还表示，要彻底治愈“蛰居族”很难，最好能为他们提供定制化的治疗方案，但这需要大量的人力和时间。

　　西班牙精神病学家安吉列斯也有同感。在进行了一年的研究后，她发现那些接受集中治疗的“蛰居族”恢复得更好。没有集中治疗的患者则更容易中途放弃，甚至病情加重。

　　西方精神病学界认为，社会隔绝也可能是抑郁症、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等疾病的表现，因此日本的经验具有借鉴意义。而且，做隐士不仅是个人问题，也会对家庭和他人产生负面影响。

　　“好在，因为‘蛰居族’，越来越多人关注孤独，我们也开始把这一现象列入健康问题，”精神病学家泰奥说。

　　本文由上观新闻记者杨瑛编译。

　　在这个网络通讯异常发达的时代，要脱离社会好像很难，我们总是沉浸在电子邮件、社交媒体、评论、点赞、图片分享中不可自拔。但现代社会中，还有一小部分人却过着与世隔绝的隐士生活。近日，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了日本“蛰居族”群体，及其背后的成因和困境。编译如下：

　　文化影响下的日本“蛰居族”

　　在日本，有一个专有名词形容隐士——“蛰居族”(hikikomori)。“蛰居族”一词最早由日本心理学家Tamaki Saito于1998年提出，判定标准是患者是否存在六个月或以上的物理隔离、社交回避和心理上的痛苦。如今，“蛰居族”专指那些脱离社会、有些自闭、几年也不出家门的人。

　　日本政府的一项调查发现，日本的现代隐士约有54万人，占总人口的1.57%。但专家认为，这一群体的实际人数要更多，因为在他们出来寻求社会帮助前通常会不为人知地蛰居好几年。

　　29岁的友木就是其中之一。2015年辞职后，他也曾尝试着找工作。但那时他每天都去一个宗教团体，里面的组织者总是批评他不具备重返职场的能力，他的父母也给他带来压力。最终，他选择彻底放弃，不再进入社会。

　　“我怪我自己，”他说，“我不想见任何人，也不想出门。”

　　从社会文化上看，日本严格的社会规范，父母的高期望，以及耻感文化造就了整个社会的自卑感和爱低头的习惯。“日本有句很有名的谚语，‘突出的钉子会被敲打’(类似于枪打出头鸟)，”九州大学精神病学副教授加藤高宏(Takahiro Kato)说。受这种文化影响，平时他也总是微微弓身走路，为了看起来不那么傲慢。

　　但现实是，如今在日本要达到社会和父母的期望，是很难的一件事。加藤指出，经济停滞和全球化使日本的集体主义和社会等级传统与西方价值观中的个人主义和竞争性相冲突。与西方父母相比，日本家长对严格教育孩子的使命感更强，孩子从小也承受更大压力。

来源：视觉中国

　　科技使“现代隐士”现象在全球蔓延

　　不过，“蛰居族”并非只是日本的文化现象。近年来，“又宅又丧”的现代隐士在全球范围内也愈发常见。

　　在韩国，早在2005年，这一群体人数就达3.3万人(占总人口的0.3%)。在中国的香港，201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有近2%的人口过着隐士生活。去年1月，英国任命了世界上首位“孤独大臣”，以解决国内日益严重的社会孤独问题。据英国国家数据办公室统计，近十分之一的16-24岁英国年轻人“总是或经常”感到孤独。此外，美国、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等地也出现了“蛰居族”现象。

　　这让人产生疑惑，在文化因素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原因?

　　多项研究显示，“蛰居族”一般会伴有精神障碍或发展障碍。诱发因素包括工作压力，机能不健全的家庭等。“没有一个单一的原因可以解释‘蛰居族’，”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精神病学副教授阿伦·泰奥说，“一般是由多重因素综合形成。”

　　在诸多因素中，被讨论较多的是现代科技所带来的社会隔绝，包括互联网、社交媒体和电子游戏。许多“蛰居族”是网瘾少年、电子游戏迷。加藤指出，技术改变了娱乐和交流方式，孩子们从小接触的是可控的虚拟环境，而非不可预知的真实世界。

　　“现在的社会没有风险，没有直接交流，”加藤说，“按下重启键和倒退键很容易，也没有失败的经历。”他认为这对孩子的成长有害无利，孩子们会变得更脆弱，无法处理好人际关系。

　　不过，韩国大邱天主教大学精神病学家崔泰荣(TaeYoung Choi)认为，科技与社交退缩没有必然联系，但的确会催化和加深社交退缩。

　　西班牙巴塞罗那2018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只有30%的“蛰居族”有网瘾，但有网瘾的“蛰居族”更年轻。在所有190个案例中，“蛰居族”的平均年龄为39岁，而有网瘾的“蛰居族”平均年龄只有24岁。“如果年轻人的网瘾问题更严重，未来这里会有更多‘蛰居族’，”参与研究的精神病学家安吉列斯指出。

　　科技的另一面：帮助重返社会

　　不过，科技也不完全是阻碍年轻人社交的洪水猛兽，也有它积极的一面。

　　日本庆应大学医学院博士生松隈真一郎(Shinichiro Matsuguma)建立了一个公益协会，帮助“蛰居族”重返社会。通过对32名来访者使用正向心理学训练，让他们更关注自身的优点，弱化缺陷。比如，大部分来访者都喜欢打游戏，松隈就引导他们加强团队合作、战略讨论和领导力培养，最终引领他们重返社会。

　　“许多人，包括他们的父母，都把‘蛰居族’看作一事无成，”松隈说，“但在我看来，玩游戏也可以发挥他们的优势。我总是告诉他们，你们在游戏中的优势也可以用在生活的其他领域。”

　　松隈的实践目前还没有得到科学评估，但据他介绍，已有近五分之四的受访者迈出了第一步，他们重新回到学校或接受职业培训。

　　还有一种方法是让精神病学家通过社交媒体对“蛰居族”进行远程辅导。但一些专家对此持保留意见。

　　“仅仅一条推特并不足以表达焦虑和情绪，”福冈心理健康和福利中心负责人本多阳子(Yoko Honda)说，尽管她认为这种方式会吸引更多新患者，但还是不能代替直接接触。

　　本多还表示，要彻底治愈“蛰居族”很难，最好能为他们提供定制化的治疗方案，但这需要大量的人力和时间。

　　西班牙精神病学家安吉列斯也有同感。在进行了一年的研究后，她发现那些接受集中治疗的“蛰居族”恢复得更好。没有集中治疗的患者则更容易中途放弃，甚至病情加重。

　　西方精神病学界认为，社会隔绝也可能是抑郁症、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等疾病的表现，因此日本的经验具有借鉴意义。而且，做隐士不仅是个人问题，也会对家庭和他人产生负面影响。

　　“好在，因为‘蛰居族’，越来越多人关注孤独，我们也开始把这一现象列入健康问题，”精神病学家泰奥说。

　　本文由上观新闻记者杨瑛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