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女性的婚姻选择：从专业主妇到契约结婚

 　　说起来话长，在日本古坟时代(公元250～538年)，还是以女性为主的“母系社会”。斯时， 部落里实行的婚姻形式叫做“妻问婚”。所谓的“妻问婚”就是丈夫和妻子白天在各自的部落里劳动、生活，各有各的生活基盘。到了晚上，丈夫才去妻子家过夜，生了孩子则由妻子的娘家人及其所在的村落来抚养成人。

　　丈夫只管造人不负责养孩子，这听起来貌似男人的福音般，但凡事互有利弊，不要说在自己的部落里也要承担抚养他人妻儿的责任，而且，这种“妻问婚”在现代看来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因为夫和妻都可以和不同的人有性关系，这就很难说得清哪位男人是孩子的亲爹，“俺爹是谁”在那个时代还真就是个不解之结。

　　不过，那时的人们倒也大不关心孩子的爹到底是谁的问题，究其原因则是出于部落的“实利主义”。那么，部落的实利主义又指的是什么呢?原来，古时候日本的部落都不大，人自然也就不多，男人都跑去其他部落入赘了，男女比例失衡，部落将陷于没有劳动力的窘境。因此，出于对”劳动力”的需要，防止部落男子出走，日本古人才以他们的智慧，发明了这种“妻问婚”，而且还衍生出了为其他部落男人抚养在本部落出生的孩子的高招。这样，即保障了自己部落的男人不外流，还培养了劳动力的后备军，果然是两全其美的妙招儿。

　　男权社会的到来

　　妻问婚的婚姻模式在公元七世纪后期(飞鸟时代后期)发生了变化。原来，日本参考唐朝在日本开始施行律令制度。由此，以长男为家长管理家族的“家父长制”开始逐渐多起来，尤其是随着武家的抬头以及武家对立功者及其男性孩子的重用，“父系血统”从幕府时期开始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这种情况自然也慢慢扩展到了庶民阶层，于是，重视“父系血统”之风渐渐在列岛上下普及开来，直至最终形成父系社会。

　　到了明治时期，“家父长制”得以渗透到了全国所有阶层，父系血统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其主要原因则是因为明治政府颁布的《民法》中明确了“户主权”。《民法》明确规定，家督必须由正妻所生的长男来继承，也只有长男才能继承户主权，并对家族成员拥有婚姻同意权和居住指定权，而其他子女这一无所有。此外，《民法》还规定了“奸通罪”(通奸罪)只适用于通奸女子和通奸男子，而不适用于“户主”，那也是出于必须明确户主的亲生子女，维护“户主权”的需要。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当时的日本社会，对父系血统之重视实已达到了顶峰。换言之，也就是说，在那时已经以法律的形式对男权进行了彻底的保护。

　　农家妇时代

　　短短的大正年代基本上延续了明治时代的婚姻模式，而接下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随着日本不断的侵略扩张，除去少年儿童的已婚、非婚男性大多数都成为了“军用品”。日本人的婚姻实态基本上进入了由女性单独支撑的老弱病残家庭时代，婚姻只是作为一种形式而存在。直到日本开始重建家园的战后1950年代，婚姻形式才开始稍稍得以改观，不过，这时的就业者半数以上都是属于第一次产业革命(指直接利用自然资源的农林水产业等)的农林渔业者。日本人妻也基本是以“农家妇”为主，而且还是主要的的农业劳动力。也正因为她们是主要农业劳动力，致使她们无暇顾及家务、育儿，这些工作自然而然就交给了村落里的年长者和稍大一点的孩子，也就是说，乳幼儿大多是在农村共同体的村落环境中成长。在育儿问题上，可算是又回到了古坟时代的解放前，实际上这已经就近似于古代“妻问婚”的母系社会形式了。

　　专业主妇和“昭和妻”的形成

　　到了1960年代，日本的产业中心由第一次产业转变为第二次产业革命(指可以加工的矿产业、制造业、建设业等)时代，第二次产业革命可以说是男人的主场，男性雇佣成为了当时的主流，已婚男子纷纷开始从郊外的住宅地通勤前往都市中心工作，日本的雇佣模式开始发生质的变化，随之，日本人的婚姻模式也开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男性雇佣机会的大幅增加，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女性渐渐失去了用武之地，如此，结婚则成为了女性最大的生存手段，当时的已婚女性被挪揄为“永久就职者”就是明证。慢慢的，就形成了在都市做“傻啦力忙”(上班族)的丈夫和留守家中育儿、操持家务的“专业主妇”这种家庭组合形式。

　　当时，日本大多数企业施行的是年功序列制的终身雇佣这种稳定的就职模式，受其影响，日本女性也得以形成并习惯了婚后几十年如一日的“专业主妇”角色，过着只负责操持家务、育儿逛街的悠哉悠哉的生活。因这种婚姻模式发生在昭和时代，而且在1970年代日本的专业主妇数量达到了最高峰，因此，这一时期的专业主妇还被冠以“昭和妻”的称呼。说起来，“昭和妻”确实是惹人羡的，因为她们经历了日本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腾飞时期，也享受到了泡沫经济时代给她们带来的可以称得上是“挥霍”的豪华生活。即使泡沫经济破灭后的今天，得益于丈夫因年功序列制和经济腾飞给他们带来的高工资高退休金，“昭和妻”们的生活也依然是过得相当滋润的。什么经济低迷、不景气什么的，和享受着丈夫高退休金的她们几乎没什么关系，这又怎能不惹人羡呢?

 　　说起来话长，在日本古坟时代(公元250～538年)，还是以女性为主的“母系社会”。斯时， 部落里实行的婚姻形式叫做“妻问婚”。所谓的“妻问婚”就是丈夫和妻子白天在各自的部落里劳动、生活，各有各的生活基盘。到了晚上，丈夫才去妻子家过夜，生了孩子则由妻子的娘家人及其所在的村落来抚养成人。

　　丈夫只管造人不负责养孩子，这听起来貌似男人的福音般，但凡事互有利弊，不要说在自己的部落里也要承担抚养他人妻儿的责任，而且，这种“妻问婚”在现代看来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因为夫和妻都可以和不同的人有性关系，这就很难说得清哪位男人是孩子的亲爹，“俺爹是谁”在那个时代还真就是个不解之结。

　　不过，那时的人们倒也大不关心孩子的爹到底是谁的问题，究其原因则是出于部落的“实利主义”。那么，部落的实利主义又指的是什么呢?原来，古时候日本的部落都不大，人自然也就不多，男人都跑去其他部落入赘了，男女比例失衡，部落将陷于没有劳动力的窘境。因此，出于对”劳动力”的需要，防止部落男子出走，日本古人才以他们的智慧，发明了这种“妻问婚”，而且还衍生出了为其他部落男人抚养在本部落出生的孩子的高招。这样，即保障了自己部落的男人不外流，还培养了劳动力的后备军，果然是两全其美的妙招儿。

　　男权社会的到来

　　妻问婚的婚姻模式在公元七世纪后期(飞鸟时代后期)发生了变化。原来，日本参考唐朝在日本开始施行律令制度。由此，以长男为家长管理家族的“家父长制”开始逐渐多起来，尤其是随着武家的抬头以及武家对立功者及其男性孩子的重用，“父系血统”从幕府时期开始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这种情况自然也慢慢扩展到了庶民阶层，于是，重视“父系血统”之风渐渐在列岛上下普及开来，直至最终形成父系社会。

　　到了明治时期，“家父长制”得以渗透到了全国所有阶层，父系血统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其主要原因则是因为明治政府颁布的《民法》中明确了“户主权”。《民法》明确规定，家督必须由正妻所生的长男来继承，也只有长男才能继承户主权，并对家族成员拥有婚姻同意权和居住指定权，而其他子女这一无所有。此外，《民法》还规定了“奸通罪”(通奸罪)只适用于通奸女子和通奸男子，而不适用于“户主”，那也是出于必须明确户主的亲生子女，维护“户主权”的需要。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当时的日本社会，对父系血统之重视实已达到了顶峰。换言之，也就是说，在那时已经以法律的形式对男权进行了彻底的保护。

　　农家妇时代

　　短短的大正年代基本上延续了明治时代的婚姻模式，而接下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随着日本不断的侵略扩张，除去少年儿童的已婚、非婚男性大多数都成为了“军用品”。日本人的婚姻实态基本上进入了由女性单独支撑的老弱病残家庭时代，婚姻只是作为一种形式而存在。直到日本开始重建家园的战后1950年代，婚姻形式才开始稍稍得以改观，不过，这时的就业者半数以上都是属于第一次产业革命(指直接利用自然资源的农林水产业等)的农林渔业者。日本人妻也基本是以“农家妇”为主，而且还是主要的的农业劳动力。也正因为她们是主要农业劳动力，致使她们无暇顾及家务、育儿，这些工作自然而然就交给了村落里的年长者和稍大一点的孩子，也就是说，乳幼儿大多是在农村共同体的村落环境中成长。在育儿问题上，可算是又回到了古坟时代的解放前，实际上这已经就近似于古代“妻问婚”的母系社会形式了。

　　专业主妇和“昭和妻”的形成

　　到了1960年代，日本的产业中心由第一次产业转变为第二次产业革命(指可以加工的矿产业、制造业、建设业等)时代，第二次产业革命可以说是男人的主场，男性雇佣成为了当时的主流，已婚男子纷纷开始从郊外的住宅地通勤前往都市中心工作，日本的雇佣模式开始发生质的变化，随之，日本人的婚姻模式也开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男性雇佣机会的大幅增加，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女性渐渐失去了用武之地，如此，结婚则成为了女性最大的生存手段，当时的已婚女性被挪揄为“永久就职者”就是明证。慢慢的，就形成了在都市做“傻啦力忙”(上班族)的丈夫和留守家中育儿、操持家务的“专业主妇”这种家庭组合形式。

　　当时，日本大多数企业施行的是年功序列制的终身雇佣这种稳定的就职模式，受其影响，日本女性也得以形成并习惯了婚后几十年如一日的“专业主妇”角色，过着只负责操持家务、育儿逛街的悠哉悠哉的生活。因这种婚姻模式发生在昭和时代，而且在1970年代日本的专业主妇数量达到了最高峰，因此，这一时期的专业主妇还被冠以“昭和妻”的称呼。说起来，“昭和妻”确实是惹人羡的，因为她们经历了日本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腾飞时期，也享受到了泡沫经济时代给她们带来的可以称得上是“挥霍”的豪华生活。即使泡沫经济破灭后的今天，得益于丈夫因年功序列制和经济腾飞给他们带来的高工资高退休金，“昭和妻”们的生活也依然是过得相当滋润的。什么经济低迷、不景气什么的，和享受着丈夫高退休金的她们几乎没什么关系，这又怎能不惹人羡呢?

　　已婚女性的“昭和妻志向”

　　自昭和天皇在1989年1月7日驾崩后不久，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从此经济开始陷于不振，至今尚未走出低谷，这种状况被称为“经济低迷的三十年”。

　　那么，自1993年日本经济进入低成长期后的就职环境又是什么样呢?不用说，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员工的收入降低，特别是刚就职的年轻人和时值婚龄的年轻人都面临了减薪、减加班的现实，这也直接导致大多数在当时结婚的女性，从婚后一开始就面临家庭经济的窘境。无法，为了贴补家用及满足自己的零花钱需要，许多女性婚后选择了走出家门开始工作。

　　而当时恰逢日本从第二次产业革命过度到到第三次产业革命(指从事如金融、保险、服务、情报等的产业)的发展时期。第三次产业对于女性来说，有许多适合她们可以发挥女性特长的工作，因此，也可以说第三次产业革命成就了有事业心的女性的工作愿望。事实上也正是如此，自日本泡沫经济在1990年代初破灭，短短的几年后的1997年，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数据就表明，夫妇共同工作的女性数量超过了“专业主妇”的数量。

　　那么，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了大部分日本人的婚姻已经再也不是男主外女主内的状态了，而是进入了夫妻共同工作分担家务的婚姻模式。这对于有事业心的女性来说当然是乐见其成的事儿，但对于受传统婚姻模式影响的女性来说，婚姻，对于她们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失去了应有的魅力，尤其是当她们看到那些“昭和妻”的欧巴桑们悠哉悠哉的如意生活，则更是心向往之。而她们所面临的却是既要工作，又要做家务、育儿、照顾老人等等，这一切早已使得她们身心疲惫不胜其烦。统计数据就表明，现在二十到三十岁的女性对“昭和妻”的追求远远高于三十岁到五十岁的女性。这也是现在在许多未婚、已婚女性中拥有“昭和妻志向”的人越来越多，“昭和妻”话题也越来越成为受到传媒、社会所关注的根本原因。

　　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向不婚

　　那么，经历了近三十年低迷景气洗礼的日本适龄年轻女性，她们除去“昭和妻志向”之外，对于婚姻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和选择吗?答案当然是有的，而且还有很多让我们感到非常奇葩的想法。

　　首先是不愿结婚的人越来越多，根据日本内阁府《2018年版少子化社会对策白皮书》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年龄在30～34岁的男性有47.1%、女性有34.6%未婚。也就是说，基本上是男性每2人中就有1人未婚，女性每3人中就有1人未婚。这是指30～34岁的日本人的未婚率。而35～39岁年龄组的男性未婚率则为35.0%(3人中有1人未婚)，女性为23.9%(4人中有1人未婚)，这个比例虽然比30～34岁组的人的结婚率稍高了一点，但无论从哪个年龄组来看，日本男女的不婚率都是越来越高，至于男性不婚率增多的原因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略过不提。

　　那么，女性不愿结婚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一是事业型的女性不愿结婚，因为只要选择了结婚，对于传统女性来说，也就意味着她们辛辛苦苦打拼下来的事业将告结束，从此回归家庭相夫教子，在锅碗瓢盆交响曲中生活。哪怕是非传统女性，根据日本公司的旧习，只要女性职员结了婚，那自然就要面临着生育、休假等，这将给公司工作带来不便，因此，女性员工如果选择了结婚，就意味着不会再得到公司的重用，而这些，对于职业女性来说，都是她们所无法接受的，所以选择不结婚的人就增多了。

　　二是当代日本女性对婚姻本身持否定态度的人也越来越多，她们认为女人并不一定就非得结婚不可，一个人工作、生活，和闺蜜吃饭逛街，无拘无束，尤其是不需承担家务、生儿育女等家庭责任等，这些对她们来说，魅力远大于结婚，至于性问题，需要的时候解决一下就可以了。这可以说已经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婚姻观，也因此，间接导致了近些年来日本的少子化问题愈趋严重，日本年轻女性不愿结婚也成为了令政府头疼的大事之一。

　　另类的当代婚姻模式

　　上面是对当代日本女性不愿结婚之原因的探讨。那么，在愿意结婚的当代女性中又有哪些现象值得关注呢?首先，她们的婚姻观与过去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受父母和自己的婚姻观影响，她们对婚姻对象的要求改变了，有些女性受父母的传统观念影响，还坚持过去对婚姻对象的“三高”(高学历、高收入、高身材)要求。即使新时代女性不坚持老的“三高”了，但她们也琢磨出了新的要求，比如男性要有稳定收入，要有住房等等，而这些却恰恰是现在的日本年轻男性在过酷的现实就职环境里难以做到的事情，因此，坚持这些要求的女性就只能慢慢沦为剩女了。

　　其次，选择同居而不结婚的人也在不断增多，这样的好处是即可以不用承担作为专业主妇的责任，又解决了生理问题，当然，这些女性中最后和同居男友走向婚姻殿堂的也不在少数。有趣的是，现实的当代日本女性还通过这种“事实婚”模式，渐渐培养出了“事实婚”的“契约精神”，即同居双方采取亲兄弟明算账的方式，在同居前谈好双方各自需承担的家庭责任、费用以及分手时如何分割财产等。通过这些，一些前卫的女性还摸索出了“契约婚”的新方法，这也就是笔者下面想谈谈的“契约结婚”问题。

　　那么，何为“契约结婚“呢?说起来这种婚姻模式的始作俑者还是前几年讲谈社出版的连载漫画《逃避可耻却很管用》。2016年TBS电视台把它拍成电视剧后，该剧一下子火了，而火起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剧中把婚姻作为一种“工作”的“契约结婚”这种全新的婚姻模式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所谓的“契约结婚”就是在不入户籍的“事实婚”基础上，作为雇佣主的丈夫需支付给被雇佣者妻子洗衣做饭等打理家务的工资，而夫妻的关系则为家庭的“共同最高经营者”。作者海野津奈在接受采访谈到创作动机时说道：把结婚作为工作来考虑比作为恋爱来考虑应该会更经得起考验。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如果作为恋爱，在各方面就会对对方产生期待感，那么，不知不觉间，慢慢就会陷入社会伦理、家庭责任之中，如此，即使对方不说，也会有许多不得不做的事情发生，当然因此也会产生各种各样令人不快的问题，甚至发生口角影响到双方的关系。而把结婚作为工作来考虑的话，则是一种商务行为，只需按契约做事就可以了，这样，一切就都简单多了。

　　当然连续剧放映后，在掀起热论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对这种婚姻模式持反对意见的声音，但无论怎样说，这种婚姻模式的出现并赢得了无数赞誉的本身，已经揭示出当代日本女性对婚姻的考量又有了一种全新的选择。同时，也提示人们思考未来人类的婚姻模式到底是怎样的才更为合理，那么，从这些现象来看，日本男人，你们都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