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静波：在日本薪酬体系中，“能力主义”难敌“年功序列”

       日本政府与一家国有投资基金公司开始打架，原因是“国有企业的干部该不该领取高薪?”

　　这一家与政府打架的“国有企业”，是今年9月成立的“产业革新投资机构”(JIC)，这一投资机构是日本最大的官民合作投资基金机构，约70%的资金，来自于政府的出资，因此是属于标准的“国有企业”。

　　这一家投资基金机构的前身，是“产业革新机构”，这一机构曾经帮助了日本航空公司等大型民营企业度过了经营难关。新成立的产业革新投资机构的社长，名叫“田中正明”，今年65岁，他曾经担任三菱UFJ银行集团的副社长、金融厅参与，是日本金融界公认的刚腕人物。在11月下旬举行的投资机构董事会上，与会董事通过了一份经营班子成员的薪水案，并在11月28日，将这一份薪水案递交给了主管部门的经济产业省。根据这一方案，经营班子成员的个人年收，根据其连动业绩，最多可超过1亿日元(约600万元人民币)。

　　这一份薪水案被媒体报道后，引起了日本社会舆论极大的反响，认为政府出资的公款均属于国民缴纳的税金，民间人士为主的经营班子领取高额薪水，是属于侵害国民利益之行为。

　　但是，田中社长等人认为，这一投资基金的主要管理层干部均是著名律师或者公认会计师、税理士，他们本身的年收入都是超亿日元，因此，在投资机构里工作，也应该享受同等的薪水待遇。

　　那么，日本政府对于这一投资机构的干部的薪水是如何考虑的呢?

　　根据经济产业省、财务省与产业革新投资机构先前的协商，这一投资机构的社长、副社长、专务董事等4人的固定年薪为1500万日元，加上利益奖金，最高可达4000万日元(约240万元人民币)。这一收入已经超过了日本银行行长(约3500万日元)和各中央部委事务次官(常务副部长)的2300万日元(140万元人民币)年收入的标准。

　　经济产业省的官员说，中央部委管辖的团体的干部年收入，超过中央部委官僚阶层中最高等级的事务次官的年收标准，本来就是特例的事，如果要加倍超越，那绝对不能接受。

　　经济产业省的这一态度，让我想起了日产汽车公司董事长戈恩，戈恩的年薪当初自报的是10亿日元(约6000万元人民币)，实际上是25亿日元多。戈恩的这一薪水标准自然引起了日本社会的极大不满，因为，日本各大跨国公司的董事长的年薪，一般都没有超过1亿日元(约600万元人民币)，即使是像软银集团创始人孙正义和优衣库公司创始人柳井正这两位“日本首富”，他们的年薪也没有超过3亿日元(约1800万元人民币)。政府官员中，像安倍首相的年薪，也只有5000万日元(约300万元人民币)不到。戈恩是另类，所以他的结局就很惨。要知道，日本公司白领的平均年收入是420万日元(约25万元人民币)。

　　日本社会一直以来是遵循“年功序列”制度，即使在最近10年，一些外资企业和个别日本企业引进“能力主义”年薪制度，依然打破不了存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年功序列”制度。“年功序列”是一种论资排辈的薪金制度，其背后是日本社会的平均主义思潮在助力，而这一种思潮的背后，是日本人“和为贵”的传统思想在作祟——过于拉大收入差距，必然会导致社会贫富分化的日益严重，引发社会的不安。

　　日本这一种制度的设计，其最大的好处是日本社会很少有“仇富”的思想，一方面，富人们言行大多低调，很少张扬自己。另一方面，收入越高纳税越多，富人缴纳的税金又大多惠及贫民和老年人，最终达到“社会和谐”之目的。

　　因此，像“产业革新投资机构”几位经营者要求申领高薪，自然是触犯了日本社会的游戏规则，不仅是要拿国民的税金落入自己的腰包，同时要比首相和你的主管领导多领几倍薪水，自然是大逆不道，且缺乏公益之心!

　　日本经济产业省在今天(12月3日)举行记者会，公开否定了这一投资机构提出的薪水案，并暗示不排除赶走田中社长经营班子的可能性。

　　能力主义能够刺激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并鼓励年轻人越位奋进，但是，也容易造成公司内部、社会内部的矛盾与对立。在保守的日本社会，当“和”成为社会伦理的最高行为准则时，“能力主义”要破除论资排辈的“年功序列”制度，越来越变得困难。产业革新投资机构的薪水之争，正反映了这一现象!

        作者原题《能力主义薪水，为何在日本行不通?》

       日本政府与一家国有投资基金公司开始打架，原因是“国有企业的干部该不该领取高薪?”

　　这一家与政府打架的“国有企业”，是今年9月成立的“产业革新投资机构”(JIC)，这一投资机构是日本最大的官民合作投资基金机构，约70%的资金，来自于政府的出资，因此是属于标准的“国有企业”。

　　这一家投资基金机构的前身，是“产业革新机构”，这一机构曾经帮助了日本航空公司等大型民营企业度过了经营难关。新成立的产业革新投资机构的社长，名叫“田中正明”，今年65岁，他曾经担任三菱UFJ银行集团的副社长、金融厅参与，是日本金融界公认的刚腕人物。在11月下旬举行的投资机构董事会上，与会董事通过了一份经营班子成员的薪水案，并在11月28日，将这一份薪水案递交给了主管部门的经济产业省。根据这一方案，经营班子成员的个人年收，根据其连动业绩，最多可超过1亿日元(约600万元人民币)。

　　这一份薪水案被媒体报道后，引起了日本社会舆论极大的反响，认为政府出资的公款均属于国民缴纳的税金，民间人士为主的经营班子领取高额薪水，是属于侵害国民利益之行为。

　　但是，田中社长等人认为，这一投资基金的主要管理层干部均是著名律师或者公认会计师、税理士，他们本身的年收入都是超亿日元，因此，在投资机构里工作，也应该享受同等的薪水待遇。

　　那么，日本政府对于这一投资机构的干部的薪水是如何考虑的呢?

　　根据经济产业省、财务省与产业革新投资机构先前的协商，这一投资机构的社长、副社长、专务董事等4人的固定年薪为1500万日元，加上利益奖金，最高可达4000万日元(约240万元人民币)。这一收入已经超过了日本银行行长(约3500万日元)和各中央部委事务次官(常务副部长)的2300万日元(140万元人民币)年收入的标准。

　　经济产业省的官员说，中央部委管辖的团体的干部年收入，超过中央部委官僚阶层中最高等级的事务次官的年收标准，本来就是特例的事，如果要加倍超越，那绝对不能接受。

　　经济产业省的这一态度，让我想起了日产汽车公司董事长戈恩，戈恩的年薪当初自报的是10亿日元(约6000万元人民币)，实际上是25亿日元多。戈恩的这一薪水标准自然引起了日本社会的极大不满，因为，日本各大跨国公司的董事长的年薪，一般都没有超过1亿日元(约600万元人民币)，即使是像软银集团创始人孙正义和优衣库公司创始人柳井正这两位“日本首富”，他们的年薪也没有超过3亿日元(约1800万元人民币)。政府官员中，像安倍首相的年薪，也只有5000万日元(约300万元人民币)不到。戈恩是另类，所以他的结局就很惨。要知道，日本公司白领的平均年收入是420万日元(约25万元人民币)。

　　日本社会一直以来是遵循“年功序列”制度，即使在最近10年，一些外资企业和个别日本企业引进“能力主义”年薪制度，依然打破不了存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年功序列”制度。“年功序列”是一种论资排辈的薪金制度，其背后是日本社会的平均主义思潮在助力，而这一种思潮的背后，是日本人“和为贵”的传统思想在作祟——过于拉大收入差距，必然会导致社会贫富分化的日益严重，引发社会的不安。

　　日本这一种制度的设计，其最大的好处是日本社会很少有“仇富”的思想，一方面，富人们言行大多低调，很少张扬自己。另一方面，收入越高纳税越多，富人缴纳的税金又大多惠及贫民和老年人，最终达到“社会和谐”之目的。

　　因此，像“产业革新投资机构”几位经营者要求申领高薪，自然是触犯了日本社会的游戏规则，不仅是要拿国民的税金落入自己的腰包，同时要比首相和你的主管领导多领几倍薪水，自然是大逆不道，且缺乏公益之心!

　　日本经济产业省在今天(12月3日)举行记者会，公开否定了这一投资机构提出的薪水案，并暗示不排除赶走田中社长经营班子的可能性。

　　能力主义能够刺激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并鼓励年轻人越位奋进，但是，也容易造成公司内部、社会内部的矛盾与对立。在保守的日本社会，当“和”成为社会伦理的最高行为准则时，“能力主义”要破除论资排辈的“年功序列”制度，越来越变得困难。产业革新投资机构的薪水之争，正反映了这一现象!

        作者原题《能力主义薪水，为何在日本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