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关系发展历程及其经验教训

 　　1949年11月23日，中国同阿尔巴尼亚建交。数十年的风雨历程，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中阿关系作为特定历史时期内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在外交史册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素无往来到亲密兄弟，从海内知己到势同水火，中阿关系的曲折大多不为人知。在两国建交65周年的今天，解析这段尘封的历史，无论对外交历史的研究，还是对当今外交的启示，都不无裨益。

　　一、中阿关系的时期划分

　　新中国成立后，阿尔巴尼亚是首批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65年来，中阿关系大起大落，几经波折，大致经历以下五个阶段。

　　(一)建交初期(1949-1954年)

　　1949年11月23日，中国同阿尔巴尼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建交之初并未在对方首都互设代表机构，彼此交往甚少。每遇阿方有重要节日或纪念活动，中方往往派中国驻匈牙利、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使节作为代表前往地拉那致贺。中方派往东欧国家的演出团体也仅酌情分出部分演员，象征性地赴阿尔巴尼亚访演。此后，随着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变化，中阿两国共同利益不断增多，渐行渐近。在双方领导人的亲自过问下，两国于1954年就互设使馆达成协议，并于同年互派大使。在中方酝酿首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人选时，周恩来总理亲自提名时任外交部苏欧司司长徐以新，并要求有关部门尽量简化审批程序，从速派遣徐大使赴任;阿方也迅疾任命资深外交官奈斯蒂·纳塞(后曾任阿外交部长)为首任驻华大使。中阿关系逐渐热络，双方开始互派留学生。应阿尔巴尼亚政府请求，中国开始向阿提供一定数量的经济援助。

　　(二)亲密期(1955-1971年)

　　1955年5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苏南两国关系趋于正常化，苏阿关系初显裂痕。此后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倾向日趋严重，频繁对阿国内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指手画脚。阿劳动党担心丧失经济独立、沦为苏联附庸，对苏疑惧加深，为此后阿苏决裂埋下伏笔。

　　与此同时，中苏两国关系也趋于恶化。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表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尖锐批评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引发轩然大波。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和无情批判令中共无法接受，两党关系因此被蒙上一层阴影。此后，苏共在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关系时所表现出的“大国沙文主义”更引发了中方的不满。1958年后，接连发生的“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事件，致使中苏矛盾升级。

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

　　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中苏两党代表团激烈交锋，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力排众议，表态支持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相互认同的基础上，中阿两党迅速走到了一起。此后在多次国际共运会议上，中阿两党团结一致，与苏共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也因此彻底激怒了赫鲁晓夫。1960年至1961年，苏联先后单方面撕毁对中、对阿经济、军事援助合同，撤回全部援中、援阿苏联专家。1961年底，苏联中断了同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

　　当中苏关系、阿苏关系跌入冰点时，中阿关系迅速升温。中国在自身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向阿尔巴尼亚提供数目惊人的物资和贷款，使阿得以顺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此后两国高层互访不断，且礼遇规格极高。周恩来总理先后于1964、1965、1966年三次访问阿尔巴尼亚，受到阿方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阿国高层也频繁访华，阿总理穆罕默德·谢胡1966年访华时，中方安排首都北京百万群众夹道欢迎，盛况空前。

　　1966年5月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成为世界上唯一对“文革”表示支持的执政党。1966年底，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中，把阿尔巴尼亚形容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明灯”，将中阿关系比喻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阿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更是效法中国，在阿国内发动文化与意识形态革命。与此同时，国际共运内部分歧冲突加剧，1968年苏联纠集华约组织成员国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招致中阿两党同声谴责，阿随即宣布退出华约军事联盟。中阿两党、两国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问题上高度一致，更将中阿两国关系和中国对阿援助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

　　(三)破裂期(1972-1985年)

　　出于遏制苏联在亚洲势力扩张的共同考虑，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双方利用多种场合和渠道进行接触，向对方传递出和解的信号。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两国发表《中美联合公报》。此事在阿尔巴尼亚引发强烈“地震”，阿劳动党表示强烈反对，中阿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出于对中国内政外交政策日益加深的疑虑和否定，阿劳动党决策层做出种种不合情理的过激反应，中阿间政治分歧日益严重。1973年后，两国双边来往大幅减少，访问规格不断降低。1974年10月，阿总理谢胡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强烈要求已处于经济崩溃边缘的中国，在阿尔巴尼亚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继续提供高达50亿人民币的贷款。此时的中国早已力不从心、疲于应付。由于援建项目进展缓慢、援阿物资久未到位，阿劳动党内部谴责中国“已完全堕落成修正主义”的声音甚嚣尘上、愈演愈烈。1976年，周恩来、毛泽东的相继辞世以及中共粉碎“四人帮”、纠正文革错误等做法加速了中阿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领域关系的全面倒退。1977年7月，阿尔巴尼亚党报《人民之声》在霍查授意下发表题为“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社论文章，罗织罪名、大肆攻击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视其为中国联美抗苏、谋求在第三世界和不结盟国家中称霸的途径。阿主要领导人更是屡屡诬蔑中国援阿是“破坏”阿经济的“别有图谋”之举，中阿关系全面、公开破裂。

　　1978年7月，中国政府正式照会阿尔巴尼亚当局，停止对阿经济、军事援助，停止支付现金援款并撤回所有专家，中阿关系彻底跌入冰点。1979年起，阿尔巴尼亚中断了同中国的一切交往，双方勉强维持着一种“表面的外交”。

　　(四)正常期(1986年-2011年)

　　中阿关系的“冬眠”状态一直持续到1985年霍查去世之后。随着阿国内“反华”声浪逐渐收敛，新一届阿尔巴尼亚政府明确表示出同中国发展正常外交关系的意愿。1989年11月，两国签订建立中阿经济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的协定。1991年1月，阿外长马利列来访，成为自1978年两国关系恶化以来首位访华的阿政府高级官员，一度中断的两国外交关系逐渐恢复。此时经历政治剧变后的阿尔巴尼亚，在政治和社会层面彻底摆脱了过去的隔绝状态，中阿两国在政治、经济领域的交往逐渐增加，但较之历史上的密切时期则大相径庭。此后，中阿两国关系发展较为平稳。

　　(五)发展期(2012年至今)

　　2012年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正式启动，为中国同包括阿尔巴尼亚在内的中东欧国家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中阿两国关系从此步入快速、稳定发展的新时期。两国高层互访频繁，经贸合作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赴阿考察投资，2013年贸易总额达4.42亿美元，增长22.44%，中国已成为阿第三大贸易伙伴。两国文化教育交流进一步扩大，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北京歌舞团、南京民乐团、中国武术代表团相继访阿演出，中国画院代表团、江苏名家代表团先后赴阿举办画展，地拉那大学孔子学院落成，汉语课教学进入阿中小学，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阿语广播调频台在阿落地。随着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中阿两国关系正日益焕发出新的活力。

　　二、中阿关系亲疏的原因

　　回顾中阿关系的大起大落可以发现，意识形态始终是影响中阿关系走势的主因。在中阿关系发展过程中，可以说是“成也萧和，败也萧和”，两国缘起于意识形态，也缘灭于意识形态。

　　(一)中阿亲密的原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在铁托支持下取得了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建立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2]建国后，阿同南斯拉夫关系一度十分密切，铁托曾计划把阿纳入南斯拉夫版图，成为第七个加盟共和国，但这一计划被斯大林发现并制止。1948年共产党情报局发表关于南斯拉夫的决议后，阿迅速与南共反目，参加情报局对南斯拉夫的围攻，和南斯拉夫中断外交关系。自此，阿尔巴尼亚全面依附苏联，苏联替代南斯拉夫开始对阿提供经济、军事等全面援助。赫鲁晓夫上台后开始全面否定斯大林，而阿劳动党领袖霍查左倾思想严重，极为崇拜斯大林，在阿国内坚定奉行斯大林主义，极力维护个人崇拜和集权统治，对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同时，苏联调整了对南斯拉夫政策，苏南关系逐步缓和，使阿尔巴尼亚感到被苏联出卖。反观中国，毛泽东是斯大林模式的坚定拥护者，因而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深恶痛绝，也对苏联在处理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关系时表现出的大国沙文主义以及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感到强烈不满。出于同苏联意识形态的分歧和维护斯大林模式的共同目的，中阿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达成了高度一致，加之两国同苏联决裂后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陷于孤立境地，共同面临着外援中断和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携手合作也在情理之中了。

　　(二)中阿反目的原因

　　中阿两国因共同的意识形态而走近，同样也因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分道扬镳。早在中阿关系蜜月期，双方亲密表象下就已开始涌动愈益增多的不和谐暗流。1957年，南斯拉夫因在不结盟运动中的积极作用得到中共领导层的高度赞赏，中国同罗马尼亚保持友好关系，中国认可南斯拉夫为“社会主义国家”等举措，均遭到阿领导层的强烈反对。1964年赫鲁晓夫倒台后，中方决定派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阿方却对中方修复同苏联关系的举措深恶痛绝。珍宝岛事件后，应苏方要求，周恩来总理与苏联总理柯西金在首都机场举行会晤，中苏间军事对抗的紧张局势得以缓解。在阿共授意下，阿舆论媒体就此事公开影射中国，对中方在反修斗争中向苏联“妥协”进行猛烈批判。

　　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和中美关系的改善直接导致了中阿关系的破裂。随着美苏大国间攻守态势的变化，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亦发生着根本的改变。特别是进入70年代后，中美关系逐渐向好，政治色彩浓重的对外援助已然成为一种负担，极大地拖累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鉴于此，中国开始逐步调整国家战略，由以安全利益为核心向以经济利益为核心转移，并提出对外交往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大局的思想。在此背景下，对罔顾国力、畸形外援的拨乱反正成为中共审时度势、权衡利弊的必然选择，而此时阿尔巴尼亚在对外政策上仍坚持以意识形态划线，对中美关系改善无法容忍，认为中方已经堕落、变质，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对中方调整外援政策、减少对阿援助的做法大加指责，恶毒攻击;此后中共粉碎“四人帮”、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等更被阿视为大逆不道、罪大恶极之举。

　　综上所述，在国际形势急剧变化，中国调整对外政策，特别是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阿双方意识形态产生了根本分歧。在这种情况下，两国关系的破裂也成了历史的必然。如果说阿尔巴尼亚历史上和南斯拉夫、苏联反目分手还有主权威胁这一原因的话，和中国的反目分手则可完全归结为意识形态的分歧。

　　三、经验教训

　　中阿关系的演变折射出我国外交理念的深刻变化——即从国家利益拘囿于意识形态到国家利益超越意识形态，其间有诸多经验教训可供借鉴。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对中阿关系史进行客观、全面的认识，有助于正确理解当前我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阿关系所蕴含的经验教训如下：

　　(一)客观看待对阿的外交政策和援助

　　自上世纪60年代初阿苏关系破裂后，中阿关系迅速升温，中国开始代替苏联成为阿尔巴尼亚最大的援助国。在国内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中国不惜代价，从经济到军事、从物资到现汇竭力援阿。这些外援使当时困难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至今仍饱受诟病，连同当年援越等被网民称为“勒紧裤带”、“打肿脸充胖子”。如何正确看待当时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中阿关系和对阿援助是我们今天必须正视的问题。

　　50年代末期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外交困的政治局面。冷战对峙格局下顽固的意识形态壁垒以及中苏关系的全面破裂，令中国进一步感受到来自美苏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在此形势下，发展和加强中阿友好关系成为中国打开外交新局面的基本立足点。客观来看，阿尔巴尼亚当年曾在国际共运内部为中国仗义执言，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牵头提案、多方奔走、不遗余力，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积极支持中方原则立场，这些义举对当时内外交困的中国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应该心存感激。

　　由此可见，当时的对阿关系和对阿援助是中国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出于对国家政治利益的考量，而运用于国际政治斗争中的工具和手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抚今追昔，今天我们应该秉持历史、理性、客观的态度，正确看待那一段历史和对阿援助，认识到经济援助是国家对外交往的一种重要手段。我们作为国际上的大国，通过外援结交朋友，履行一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这是无可厚非的。国家在发展的时候需要对外援助，在困难的时候也需要它，因而不能用民粹主义、虚无主义的态度来看待它。片面强调我国对外援助的情感因素，不利于当前国家间关系的发展，也不利于树立中国的大国形象。

　　(二)不应以意识形态划线决定外交政策

　　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意识形式。而国家利益是国内利益的总和和国际利益的一部分，主要包括国家安全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等。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内涵不同。意识形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利益的实现，但意识形态不能代替国家利益。此外，国家的意识形态并非一成不变，是会随着领导人思想和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而改变的，而国家利益却是国家间关系的根本立足点和永恒追求，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因此，意识形态对国家间关系的操控只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以意识形态或社会制度的异同作为建立国际关系的准则，罔顾民族与国家利益的行为不符合国家发展的内在规律。我们起初以意识形态划线处理对外关系，最终带来对外关系上的闭关自守和经济发展上的落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及时调整政策，取得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仅不吸取中国的经验教训，反而对中国的做法大加指责，一味固步自封，在“一切以意识形态为纲”的漩涡中越陷越深，完全与世隔绝，最终落得个亡党误国的结局。

　　当今世界政治格局呈多极化态势，但不同国家间意识形态的差异依然存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在促使世界各国间利益交织愈加紧密的同时，也使得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渗透影响更为频繁，意识形态领域的交锋依然严峻。作为国家利益的外在体现，外交政策不可能完全摒弃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在尊重他国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基础上，淡化意识形态因素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尤为必要。只有暂时搁置意识形态领域的纷争，以平和理性的心态求同存异、共谋发展，才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三)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

　　据统计，中国对阿援助的近二十年间，经济、军事援助项目总值高达100多亿元人民币,[3] 成为当时驱动阿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当时经济和技术仍比较落后的背景下，很多援阿项目已远远超出中国的能力范围，使得中国国民经济付出了巨大代价。同时，超出国力的外援也难以为继，当中方援助力不从心时，双方互相埋怨，最终反目为仇。

　　历史证明，国家利益是国家间关系发展的动力，是一国实施外交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自然也是实施对外援助政策的基础。无论是援助国还是受援国，只有充分尊重彼此的核心国家利益，理性认识国家间利益的平衡点，求同存异、合情合理、双方共赢，才能推动国家间关系的正常发展。经济援助国要重义轻利，多予少取，但一定要量力而行，追求可续长效。

　　结语

　　时至今日，中阿关系已经走过65个年头。在这65年中，两国关系经历了大起大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也留下了传统友谊这笔宝贵财富。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发展和对外经贸合作不断加强，中国需要广交朋友，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像阿尔巴尼亚这样曾接受中国大量援助、与中国传统友谊深厚的国家正是中国广交朋友、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理想之地。

　　中阿两国关系尽管历经了大起大落，但两国当年的亲密关系在阿人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中国当年对阿的无私援助使得今天阿国上下仍心存感激。至今，许多阿国民众仍时常追忆上世纪大量中国专家远渡重洋、投身阿尔巴尼亚生产建设的动人场景，并对中国人的聪明、礼貌、勤劳、守纪赞不绝口。阿朝野和社会各界也对当年阿中关系破裂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一致认为当时阿主要领导人应为此承担全部责任。阿东南欧研究所所长比蒂奇和前驻华大使穆奈卡曾专门研究阿中这段关系史，以大量史实论证了阿中关系破裂的过错全在阿方，并强烈要求阿政府公开对中国说声“对不起”。阿议长梅塔也曾多次表示：如果当初阿领导人能抛弃极左思想，效仿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阿尔巴尼亚一定不会像今天这样，肯定成了欧洲的“小中国”。由此可见，对华友好的种子随着中方的援助播撒在阿人民心中，延续至今，历久弥新。对华友好已成为阿国朝野和社会各界的共识，这为今天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民意基础。阿政府十分欢迎中国企业来阿投资，在能源、旅游、矿产、农业、基建等各领域全面对华开放;阿企业也更愿意选择中国企业作为合作伙伴，因为曾在阿国困难时期施以援手的中国人更值得他们信赖。

　　总结历史，告别过去，放眼未来，我们相信，在中阿双方政府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指引下，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的促进下，中阿两国合作将会取得更大发展，两国传统友谊定会薪火相传。

 　　1949年11月23日，中国同阿尔巴尼亚建交。数十年的风雨历程，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中阿关系作为特定历史时期内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在外交史册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素无往来到亲密兄弟，从海内知己到势同水火，中阿关系的曲折大多不为人知。在两国建交65周年的今天，解析这段尘封的历史，无论对外交历史的研究，还是对当今外交的启示，都不无裨益。

　　一、中阿关系的时期划分

　　新中国成立后，阿尔巴尼亚是首批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65年来，中阿关系大起大落，几经波折，大致经历以下五个阶段。

　　(一)建交初期(1949-1954年)

　　1949年11月23日，中国同阿尔巴尼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建交之初并未在对方首都互设代表机构，彼此交往甚少。每遇阿方有重要节日或纪念活动，中方往往派中国驻匈牙利、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使节作为代表前往地拉那致贺。中方派往东欧国家的演出团体也仅酌情分出部分演员，象征性地赴阿尔巴尼亚访演。此后，随着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变化，中阿两国共同利益不断增多，渐行渐近。在双方领导人的亲自过问下，两国于1954年就互设使馆达成协议，并于同年互派大使。在中方酝酿首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人选时，周恩来总理亲自提名时任外交部苏欧司司长徐以新，并要求有关部门尽量简化审批程序，从速派遣徐大使赴任;阿方也迅疾任命资深外交官奈斯蒂·纳塞(后曾任阿外交部长)为首任驻华大使。中阿关系逐渐热络，双方开始互派留学生。应阿尔巴尼亚政府请求，中国开始向阿提供一定数量的经济援助。

　　(二)亲密期(1955-1971年)

　　1955年5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苏南两国关系趋于正常化，苏阿关系初显裂痕。此后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倾向日趋严重，频繁对阿国内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指手画脚。阿劳动党担心丧失经济独立、沦为苏联附庸，对苏疑惧加深，为此后阿苏决裂埋下伏笔。

　　与此同时，中苏两国关系也趋于恶化。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表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尖锐批评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引发轩然大波。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和无情批判令中共无法接受，两党关系因此被蒙上一层阴影。此后，苏共在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关系时所表现出的“大国沙文主义”更引发了中方的不满。1958年后，接连发生的“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事件，致使中苏矛盾升级。

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

　　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中苏两党代表团激烈交锋，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力排众议，表态支持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相互认同的基础上，中阿两党迅速走到了一起。此后在多次国际共运会议上，中阿两党团结一致，与苏共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也因此彻底激怒了赫鲁晓夫。1960年至1961年，苏联先后单方面撕毁对中、对阿经济、军事援助合同，撤回全部援中、援阿苏联专家。1961年底，苏联中断了同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

　　当中苏关系、阿苏关系跌入冰点时，中阿关系迅速升温。中国在自身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向阿尔巴尼亚提供数目惊人的物资和贷款，使阿得以顺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此后两国高层互访不断，且礼遇规格极高。周恩来总理先后于1964、1965、1966年三次访问阿尔巴尼亚，受到阿方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阿国高层也频繁访华，阿总理穆罕默德·谢胡1966年访华时，中方安排首都北京百万群众夹道欢迎，盛况空前。

　　1966年5月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成为世界上唯一对“文革”表示支持的执政党。1966年底，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中，把阿尔巴尼亚形容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明灯”，将中阿关系比喻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阿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更是效法中国，在阿国内发动文化与意识形态革命。与此同时，国际共运内部分歧冲突加剧，1968年苏联纠集华约组织成员国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招致中阿两党同声谴责，阿随即宣布退出华约军事联盟。中阿两党、两国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问题上高度一致，更将中阿两国关系和中国对阿援助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

　　(三)破裂期(1972-1985年)

　　出于遏制苏联在亚洲势力扩张的共同考虑，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双方利用多种场合和渠道进行接触，向对方传递出和解的信号。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两国发表《中美联合公报》。此事在阿尔巴尼亚引发强烈“地震”，阿劳动党表示强烈反对，中阿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出于对中国内政外交政策日益加深的疑虑和否定，阿劳动党决策层做出种种不合情理的过激反应，中阿间政治分歧日益严重。1973年后，两国双边来往大幅减少，访问规格不断降低。1974年10月，阿总理谢胡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强烈要求已处于经济崩溃边缘的中国，在阿尔巴尼亚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继续提供高达50亿人民币的贷款。此时的中国早已力不从心、疲于应付。由于援建项目进展缓慢、援阿物资久未到位，阿劳动党内部谴责中国“已完全堕落成修正主义”的声音甚嚣尘上、愈演愈烈。1976年，周恩来、毛泽东的相继辞世以及中共粉碎“四人帮”、纠正文革错误等做法加速了中阿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领域关系的全面倒退。1977年7月，阿尔巴尼亚党报《人民之声》在霍查授意下发表题为“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社论文章，罗织罪名、大肆攻击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视其为中国联美抗苏、谋求在第三世界和不结盟国家中称霸的途径。阿主要领导人更是屡屡诬蔑中国援阿是“破坏”阿经济的“别有图谋”之举，中阿关系全面、公开破裂。

　　1978年7月，中国政府正式照会阿尔巴尼亚当局，停止对阿经济、军事援助，停止支付现金援款并撤回所有专家，中阿关系彻底跌入冰点。1979年起，阿尔巴尼亚中断了同中国的一切交往，双方勉强维持着一种“表面的外交”。

　　(四)正常期(1986年-2011年)

　　中阿关系的“冬眠”状态一直持续到1985年霍查去世之后。随着阿国内“反华”声浪逐渐收敛，新一届阿尔巴尼亚政府明确表示出同中国发展正常外交关系的意愿。1989年11月，两国签订建立中阿经济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的协定。1991年1月，阿外长马利列来访，成为自1978年两国关系恶化以来首位访华的阿政府高级官员，一度中断的两国外交关系逐渐恢复。此时经历政治剧变后的阿尔巴尼亚，在政治和社会层面彻底摆脱了过去的隔绝状态，中阿两国在政治、经济领域的交往逐渐增加，但较之历史上的密切时期则大相径庭。此后，中阿两国关系发展较为平稳。

　　(五)发展期(2012年至今)

　　2012年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正式启动，为中国同包括阿尔巴尼亚在内的中东欧国家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中阿两国关系从此步入快速、稳定发展的新时期。两国高层互访频繁，经贸合作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赴阿考察投资，2013年贸易总额达4.42亿美元，增长22.44%，中国已成为阿第三大贸易伙伴。两国文化教育交流进一步扩大，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北京歌舞团、南京民乐团、中国武术代表团相继访阿演出，中国画院代表团、江苏名家代表团先后赴阿举办画展，地拉那大学孔子学院落成，汉语课教学进入阿中小学，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阿语广播调频台在阿落地。随着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中阿两国关系正日益焕发出新的活力。

　　二、中阿关系亲疏的原因

　　回顾中阿关系的大起大落可以发现，意识形态始终是影响中阿关系走势的主因。在中阿关系发展过程中，可以说是“成也萧和，败也萧和”，两国缘起于意识形态，也缘灭于意识形态。

　　(一)中阿亲密的原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在铁托支持下取得了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建立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2]建国后，阿同南斯拉夫关系一度十分密切，铁托曾计划把阿纳入南斯拉夫版图，成为第七个加盟共和国，但这一计划被斯大林发现并制止。1948年共产党情报局发表关于南斯拉夫的决议后，阿迅速与南共反目，参加情报局对南斯拉夫的围攻，和南斯拉夫中断外交关系。自此，阿尔巴尼亚全面依附苏联，苏联替代南斯拉夫开始对阿提供经济、军事等全面援助。赫鲁晓夫上台后开始全面否定斯大林，而阿劳动党领袖霍查左倾思想严重，极为崇拜斯大林，在阿国内坚定奉行斯大林主义，极力维护个人崇拜和集权统治，对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同时，苏联调整了对南斯拉夫政策，苏南关系逐步缓和，使阿尔巴尼亚感到被苏联出卖。反观中国，毛泽东是斯大林模式的坚定拥护者，因而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深恶痛绝，也对苏联在处理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关系时表现出的大国沙文主义以及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感到强烈不满。出于同苏联意识形态的分歧和维护斯大林模式的共同目的，中阿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达成了高度一致，加之两国同苏联决裂后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陷于孤立境地，共同面临着外援中断和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携手合作也在情理之中了。

　　(二)中阿反目的原因

　　中阿两国因共同的意识形态而走近，同样也因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分道扬镳。早在中阿关系蜜月期，双方亲密表象下就已开始涌动愈益增多的不和谐暗流。1957年，南斯拉夫因在不结盟运动中的积极作用得到中共领导层的高度赞赏，中国同罗马尼亚保持友好关系，中国认可南斯拉夫为“社会主义国家”等举措，均遭到阿领导层的强烈反对。1964年赫鲁晓夫倒台后，中方决定派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阿方却对中方修复同苏联关系的举措深恶痛绝。珍宝岛事件后，应苏方要求，周恩来总理与苏联总理柯西金在首都机场举行会晤，中苏间军事对抗的紧张局势得以缓解。在阿共授意下，阿舆论媒体就此事公开影射中国，对中方在反修斗争中向苏联“妥协”进行猛烈批判。

　　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和中美关系的改善直接导致了中阿关系的破裂。随着美苏大国间攻守态势的变化，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亦发生着根本的改变。特别是进入70年代后，中美关系逐渐向好，政治色彩浓重的对外援助已然成为一种负担，极大地拖累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鉴于此，中国开始逐步调整国家战略，由以安全利益为核心向以经济利益为核心转移，并提出对外交往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大局的思想。在此背景下，对罔顾国力、畸形外援的拨乱反正成为中共审时度势、权衡利弊的必然选择，而此时阿尔巴尼亚在对外政策上仍坚持以意识形态划线，对中美关系改善无法容忍，认为中方已经堕落、变质，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对中方调整外援政策、减少对阿援助的做法大加指责，恶毒攻击;此后中共粉碎“四人帮”、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等更被阿视为大逆不道、罪大恶极之举。

　　综上所述，在国际形势急剧变化，中国调整对外政策，特别是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阿双方意识形态产生了根本分歧。在这种情况下，两国关系的破裂也成了历史的必然。如果说阿尔巴尼亚历史上和南斯拉夫、苏联反目分手还有主权威胁这一原因的话，和中国的反目分手则可完全归结为意识形态的分歧。

　　三、经验教训

　　中阿关系的演变折射出我国外交理念的深刻变化——即从国家利益拘囿于意识形态到国家利益超越意识形态，其间有诸多经验教训可供借鉴。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对中阿关系史进行客观、全面的认识，有助于正确理解当前我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阿关系所蕴含的经验教训如下：

　　(一)客观看待对阿的外交政策和援助

　　自上世纪60年代初阿苏关系破裂后，中阿关系迅速升温，中国开始代替苏联成为阿尔巴尼亚最大的援助国。在国内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中国不惜代价，从经济到军事、从物资到现汇竭力援阿。这些外援使当时困难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至今仍饱受诟病，连同当年援越等被网民称为“勒紧裤带”、“打肿脸充胖子”。如何正确看待当时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中阿关系和对阿援助是我们今天必须正视的问题。

　　50年代末期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外交困的政治局面。冷战对峙格局下顽固的意识形态壁垒以及中苏关系的全面破裂，令中国进一步感受到来自美苏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在此形势下，发展和加强中阿友好关系成为中国打开外交新局面的基本立足点。客观来看，阿尔巴尼亚当年曾在国际共运内部为中国仗义执言，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牵头提案、多方奔走、不遗余力，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积极支持中方原则立场，这些义举对当时内外交困的中国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应该心存感激。

　　由此可见，当时的对阿关系和对阿援助是中国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出于对国家政治利益的考量，而运用于国际政治斗争中的工具和手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抚今追昔，今天我们应该秉持历史、理性、客观的态度，正确看待那一段历史和对阿援助，认识到经济援助是国家对外交往的一种重要手段。我们作为国际上的大国，通过外援结交朋友，履行一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这是无可厚非的。国家在发展的时候需要对外援助，在困难的时候也需要它，因而不能用民粹主义、虚无主义的态度来看待它。片面强调我国对外援助的情感因素，不利于当前国家间关系的发展，也不利于树立中国的大国形象。

　　(二)不应以意识形态划线决定外交政策

　　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意识形式。而国家利益是国内利益的总和和国际利益的一部分，主要包括国家安全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等。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内涵不同。意识形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利益的实现，但意识形态不能代替国家利益。此外，国家的意识形态并非一成不变，是会随着领导人思想和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而改变的，而国家利益却是国家间关系的根本立足点和永恒追求，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因此，意识形态对国家间关系的操控只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以意识形态或社会制度的异同作为建立国际关系的准则，罔顾民族与国家利益的行为不符合国家发展的内在规律。我们起初以意识形态划线处理对外关系，最终带来对外关系上的闭关自守和经济发展上的落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及时调整政策，取得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仅不吸取中国的经验教训，反而对中国的做法大加指责，一味固步自封，在“一切以意识形态为纲”的漩涡中越陷越深，完全与世隔绝，最终落得个亡党误国的结局。

　　当今世界政治格局呈多极化态势，但不同国家间意识形态的差异依然存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在促使世界各国间利益交织愈加紧密的同时，也使得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渗透影响更为频繁，意识形态领域的交锋依然严峻。作为国家利益的外在体现，外交政策不可能完全摒弃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在尊重他国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基础上，淡化意识形态因素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尤为必要。只有暂时搁置意识形态领域的纷争，以平和理性的心态求同存异、共谋发展，才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三)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

　　据统计，中国对阿援助的近二十年间，经济、军事援助项目总值高达100多亿元人民币,[3] 成为当时驱动阿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当时经济和技术仍比较落后的背景下，很多援阿项目已远远超出中国的能力范围，使得中国国民经济付出了巨大代价。同时，超出国力的外援也难以为继，当中方援助力不从心时，双方互相埋怨，最终反目为仇。

　　历史证明，国家利益是国家间关系发展的动力，是一国实施外交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自然也是实施对外援助政策的基础。无论是援助国还是受援国，只有充分尊重彼此的核心国家利益，理性认识国家间利益的平衡点，求同存异、合情合理、双方共赢，才能推动国家间关系的正常发展。经济援助国要重义轻利，多予少取，但一定要量力而行，追求可续长效。

　　结语

　　时至今日，中阿关系已经走过65个年头。在这65年中，两国关系经历了大起大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也留下了传统友谊这笔宝贵财富。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发展和对外经贸合作不断加强，中国需要广交朋友，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像阿尔巴尼亚这样曾接受中国大量援助、与中国传统友谊深厚的国家正是中国广交朋友、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理想之地。

　　中阿两国关系尽管历经了大起大落，但两国当年的亲密关系在阿人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中国当年对阿的无私援助使得今天阿国上下仍心存感激。至今，许多阿国民众仍时常追忆上世纪大量中国专家远渡重洋、投身阿尔巴尼亚生产建设的动人场景，并对中国人的聪明、礼貌、勤劳、守纪赞不绝口。阿朝野和社会各界也对当年阿中关系破裂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一致认为当时阿主要领导人应为此承担全部责任。阿东南欧研究所所长比蒂奇和前驻华大使穆奈卡曾专门研究阿中这段关系史，以大量史实论证了阿中关系破裂的过错全在阿方，并强烈要求阿政府公开对中国说声“对不起”。阿议长梅塔也曾多次表示：如果当初阿领导人能抛弃极左思想，效仿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阿尔巴尼亚一定不会像今天这样，肯定成了欧洲的“小中国”。由此可见，对华友好的种子随着中方的援助播撒在阿人民心中，延续至今，历久弥新。对华友好已成为阿国朝野和社会各界的共识，这为今天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民意基础。阿政府十分欢迎中国企业来阿投资，在能源、旅游、矿产、农业、基建等各领域全面对华开放;阿企业也更愿意选择中国企业作为合作伙伴，因为曾在阿国困难时期施以援手的中国人更值得他们信赖。

　　总结历史，告别过去，放眼未来，我们相信，在中阿双方政府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指引下，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的促进下，中阿两国合作将会取得更大发展，两国传统友谊定会薪火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