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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亚洲足球冠军联赛(简称“亚冠”)决赛在德黑兰举行,这是本赛季最重要的一场比赛,而阿扎迪体育场的看台却比伊朗足球队更引人注目。看台上一个指定的小区域,约800名伊朗妇女也在观看,其中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这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近40年来第二次允许女性观看现场比赛。
来源:daily-sun.com
多年来,伊朗女性一直呼吁开放体育场馆。今年4月,6个女性为了参加体育赛事而伪装成男性,戴假发和胡须进入阿扎迪体育场;6月,伊朗女性第一次进入阿扎迪体育场,在场内的监视器上观看了伊朗-西班牙世界杯比赛;10月16日,为数不多的女性第一次被允许观看阿扎迪体育场举办的伊朗-玻利维亚友谊联赛,其中包括运动员家属和其他业内人士。
二战以来伊朗妇女地位的演变
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妇女的形象与行为和宗教及民族文化认同高度关联。当代中东某些国家,妇女戴面纱、穿长袍、外出就业,长期以来都是极具争议的话题,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中东保守的伊斯兰国家也在渐渐走向开放,妇女的地位相对来说有所提高。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很具有代表性,主要表现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到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前。巴列维王朝奉行西方化的、世俗化的现代化模式,在其带动下,妇女就业率迅速上升,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革命爆发前夕。但此时参与就业的主要是城市中上层受过西式教育的、世俗化的妇女,而非大部分传统家庭的妇女。
第二阶段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至20世纪90年代初。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则是反西化的,在国际制裁、油价下跌、战争频仍、管理混乱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下,伊朗经济呈下降趋势。此外,伊朗政府还奉行伊斯兰化政策,使妇女就业受到了束缚,其就业率在这一时期明显下降。
第三阶段是世纪90年代初至现在,伊朗妇女就业率在此阶段重新上升。伊朗的总统选举是普选制,为了得到占人口一半的妇女选票,拉夫桑贾尼总统对待妇女的态度较为开明温和;他推行改革,使伊朗经济逐步恢复并缓慢发展,开始减弱宗教的控制,社会文化氛围较为宽松,妇女劳动参与率不断上升。
伊朗妇女在投票站排队投票。来源:美联社
改革派的哈塔米总统胜选也得益于妇女的支持,在其任期中,妇女就业增长趋势最为强劲。内贾德虽为强硬保守派的代表,一度限制妇女入学并重新强调妇女的家庭责任,但他也是伊朗史上第一位任命女内阁成员的总统,并赋予妇女观看足球比赛的权利。
但一些执政的神职人员要求维持体育场禁令,原因是他们认为女性应受到保护,远离男性体育场的野蛮气氛,所以后来又撤回了此项权利。内贾德时期,妇女的劳动参与率略有下降,一方面是受到国际制裁和经济衰退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又重新强调妇女的家庭责任。
现任总统鲁哈尼上台后,妇女就业状况又出现好转。他不仅任命了三位女副总统,分管司法、环境、家庭及妇女事务,还任命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位女议会发言人。
据《阿拉伯观察报》报道,鲁哈尼于11月13日发表讲话,表示把一部分体育场馆奉献给伊斯兰女性与法律和伊斯兰教法毫无矛盾,他还指出,美国在对经济困难时期的朝鲜实施制裁时,朝鲜可以通过强调女性地位的方式提振士气。
虽然这些领导人的言辞大多不具实际意义,普通妇女在现实中的地位仍相对较低,但这也表明伊朗政府在妇女问题的态度上逐渐开明。
伊朗面临外部压力下的无奈之举
伊朗对女性问题的逐渐让步并不是源于内部自觉动力,更多是迫于外部压力。
其一,2017年伊朗-叙利亚的一场世界杯预选赛中,叙利亚妇女被允许观看比赛,但包括一些议会成员在内的伊朗女性却没有观看;伊朗的地区主要竞争对手沙特于2018年初也准许女性进入体育场,这使许多伊朗普通民众对本国女性没有相应待遇感到不满。
其二,6月下旬,包括伊朗唯一的诺贝尔奖得主希林·伊巴迪(Shirin Ebadi)在内的18名伊朗裔知名女性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国际足联要求伊朗终止对女性的体育场禁令。她们说:“作为伊朗女性,我们支持我们的国家队,但我们不会忘记那些不能参加比赛或试图进入伊朗体育场而进入监狱的人。”
其三,国际足联章程的第4条明确提出了不歧视、平等原则,对性别的任何歧视“都是严格禁止的,应受到暂停或驱逐的惩罚。”其四,伊朗的人权问题一直为西方社会所诟病。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还于11月15日通过了一项决议,该决议“强烈敦促”伊朗在法律和实践中消除对妇女的歧视,并“严重关切对思想、宗教或信仰自由权利的限制”。
不少外界人士提出了跟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研究主任帕特里克·克劳森(Patric Clawson)一样的质疑:“伊朗鼓励女性投票和开车,还鼓励她们加入军队,但她们却不能观看比赛。”
伊朗妇女的现状
在伊朗伊斯兰复兴运动中,传统教法在穆斯林社会和家庭生活中的恢复对伊朗妇女已获得的权利带来冲击。然而,伊朗妇女受教育程度和经济地位的提高,使其不可能完全回归到家庭中。伊朗妇女为重获或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在允许的条件内做出了相应的努力。
伊朗妇女的现状能够从其就业上具体地体现出来。虽然父权主义的影响在下降,但排斥妇女就业的社会传统观念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消除。所以,非正式经济部门逐渐成为伊朗女性普遍存在的就业领域。
“非正式经济”即非正式的小商品经济,其中包含大量的小商品生产和个体经营经济,具体包括街头贩卖、家庭小作坊、黑市和包括武器走私、毒品走私、性工作者等在内的各种非法活动,这些部门大部分不在政府监控范围内。
除在街头巷尾贩卖小商品和在家庭小作坊里从事食品加工、编织和缝制工作的没有接受过足够教育、没有正式职业的中下层妇女外,在非正式经济部门就业也受到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的欢迎,尤其是家庭教师和一些从事艺术行业的妇女,后者在家里开设个人工作室招收学生。伊朗妇女选择这种工作方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其一,宗教文化因素对妇女就业的限制。众所周知,伊斯兰教不鼓励妇女外出就业,认为妇女只需做好妻子和母亲的职责。
其二,对部分中上层妇女来说,在非经济部门工作可让妇女获得更多的自由和空间。一些开设个人工作室或者担任家庭教师的妇女就表示,在自己家里可以不必戴头巾、不受束缚着装,还可以不为听音乐、高声谈笑而担心。
其三,伊朗经济长期不景气,而十分年轻的人口结构客观上又需要大量的工作岗位,但正式部门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这就迫使以中下层为代表的许多妇女选择在非正式经济中就业。其四,伊朗通货膨胀的居高不下使很多妇女发现,在非正式经济部门工作不仅能够有更高的收入来源,还能逃避缴税。最后,在非正式经济部门的工作时间比在正式部门就业灵活,能更好地兼顾家庭。
11月10日,亚洲足球冠军联赛(简称“亚冠”)决赛在德黑兰举行,这是本赛季最重要的一场比赛,而阿扎迪体育场的看台却比伊朗足球队更引人注目。看台上一个指定的小区域,约800名伊朗妇女也在观看,其中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这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近40年来第二次允许女性观看现场比赛。
来源:daily-sun.com
多年来,伊朗女性一直呼吁开放体育场馆。今年4月,6个女性为了参加体育赛事而伪装成男性,戴假发和胡须进入阿扎迪体育场;6月,伊朗女性第一次进入阿扎迪体育场,在场内的监视器上观看了伊朗-西班牙世界杯比赛;10月16日,为数不多的女性第一次被允许观看阿扎迪体育场举办的伊朗-玻利维亚友谊联赛,其中包括运动员家属和其他业内人士。
二战以来伊朗妇女地位的演变
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妇女的形象与行为和宗教及民族文化认同高度关联。当代中东某些国家,妇女戴面纱、穿长袍、外出就业,长期以来都是极具争议的话题,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中东保守的伊斯兰国家也在渐渐走向开放,妇女的地位相对来说有所提高。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很具有代表性,主要表现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到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前。巴列维王朝奉行西方化的、世俗化的现代化模式,在其带动下,妇女就业率迅速上升,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革命爆发前夕。但此时参与就业的主要是城市中上层受过西式教育的、世俗化的妇女,而非大部分传统家庭的妇女。
第二阶段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至20世纪90年代初。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则是反西化的,在国际制裁、油价下跌、战争频仍、管理混乱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下,伊朗经济呈下降趋势。此外,伊朗政府还奉行伊斯兰化政策,使妇女就业受到了束缚,其就业率在这一时期明显下降。
第三阶段是世纪90年代初至现在,伊朗妇女就业率在此阶段重新上升。伊朗的总统选举是普选制,为了得到占人口一半的妇女选票,拉夫桑贾尼总统对待妇女的态度较为开明温和;他推行改革,使伊朗经济逐步恢复并缓慢发展,开始减弱宗教的控制,社会文化氛围较为宽松,妇女劳动参与率不断上升。
伊朗妇女在投票站排队投票。来源:美联社
改革派的哈塔米总统胜选也得益于妇女的支持,在其任期中,妇女就业增长趋势最为强劲。内贾德虽为强硬保守派的代表,一度限制妇女入学并重新强调妇女的家庭责任,但他也是伊朗史上第一位任命女内阁成员的总统,并赋予妇女观看足球比赛的权利。
但一些执政的神职人员要求维持体育场禁令,原因是他们认为女性应受到保护,远离男性体育场的野蛮气氛,所以后来又撤回了此项权利。内贾德时期,妇女的劳动参与率略有下降,一方面是受到国际制裁和经济衰退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又重新强调妇女的家庭责任。
现任总统鲁哈尼上台后,妇女就业状况又出现好转。他不仅任命了三位女副总统,分管司法、环境、家庭及妇女事务,还任命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位女议会发言人。
据《阿拉伯观察报》报道,鲁哈尼于11月13日发表讲话,表示把一部分体育场馆奉献给伊斯兰女性与法律和伊斯兰教法毫无矛盾,他还指出,美国在对经济困难时期的朝鲜实施制裁时,朝鲜可以通过强调女性地位的方式提振士气。
虽然这些领导人的言辞大多不具实际意义,普通妇女在现实中的地位仍相对较低,但这也表明伊朗政府在妇女问题的态度上逐渐开明。
伊朗面临外部压力下的无奈之举
伊朗对女性问题的逐渐让步并不是源于内部自觉动力,更多是迫于外部压力。
其一,2017年伊朗-叙利亚的一场世界杯预选赛中,叙利亚妇女被允许观看比赛,但包括一些议会成员在内的伊朗女性却没有观看;伊朗的地区主要竞争对手沙特于2018年初也准许女性进入体育场,这使许多伊朗普通民众对本国女性没有相应待遇感到不满。
其二,6月下旬,包括伊朗唯一的诺贝尔奖得主希林·伊巴迪(Shirin Ebadi)在内的18名伊朗裔知名女性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国际足联要求伊朗终止对女性的体育场禁令。她们说:“作为伊朗女性,我们支持我们的国家队,但我们不会忘记那些不能参加比赛或试图进入伊朗体育场而进入监狱的人。”
其三,国际足联章程的第4条明确提出了不歧视、平等原则,对性别的任何歧视“都是严格禁止的,应受到暂停或驱逐的惩罚。”其四,伊朗的人权问题一直为西方社会所诟病。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还于11月15日通过了一项决议,该决议“强烈敦促”伊朗在法律和实践中消除对妇女的歧视,并“严重关切对思想、宗教或信仰自由权利的限制”。
不少外界人士提出了跟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研究主任帕特里克·克劳森(Patric Clawson)一样的质疑:“伊朗鼓励女性投票和开车,还鼓励她们加入军队,但她们却不能观看比赛。”
伊朗妇女的现状
在伊朗伊斯兰复兴运动中,传统教法在穆斯林社会和家庭生活中的恢复对伊朗妇女已获得的权利带来冲击。然而,伊朗妇女受教育程度和经济地位的提高,使其不可能完全回归到家庭中。伊朗妇女为重获或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在允许的条件内做出了相应的努力。
伊朗妇女的现状能够从其就业上具体地体现出来。虽然父权主义的影响在下降,但排斥妇女就业的社会传统观念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消除。所以,非正式经济部门逐渐成为伊朗女性普遍存在的就业领域。
“非正式经济”即非正式的小商品经济,其中包含大量的小商品生产和个体经营经济,具体包括街头贩卖、家庭小作坊、黑市和包括武器走私、毒品走私、性工作者等在内的各种非法活动,这些部门大部分不在政府监控范围内。
除在街头巷尾贩卖小商品和在家庭小作坊里从事食品加工、编织和缝制工作的没有接受过足够教育、没有正式职业的中下层妇女外,在非正式经济部门就业也受到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的欢迎,尤其是家庭教师和一些从事艺术行业的妇女,后者在家里开设个人工作室招收学生。伊朗妇女选择这种工作方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其一,宗教文化因素对妇女就业的限制。众所周知,伊斯兰教不鼓励妇女外出就业,认为妇女只需做好妻子和母亲的职责。
其二,对部分中上层妇女来说,在非经济部门工作可让妇女获得更多的自由和空间。一些开设个人工作室或者担任家庭教师的妇女就表示,在自己家里可以不必戴头巾、不受束缚着装,还可以不为听音乐、高声谈笑而担心。
其三,伊朗经济长期不景气,而十分年轻的人口结构客观上又需要大量的工作岗位,但正式部门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这就迫使以中下层为代表的许多妇女选择在非正式经济中就业。其四,伊朗通货膨胀的居高不下使很多妇女发现,在非正式经济部门工作不仅能够有更高的收入来源,还能逃避缴税。最后,在非正式经济部门的工作时间比在正式部门就业灵活,能更好地兼顾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