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为何没步苏联后尘？我在哈瓦那看到了原因

 　　古巴新领导人迪亚斯•卡内尔就任国家元首后首次国事外访是去的欧亚五个国家：俄罗斯、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其中四个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世界上除古巴之外的全部社会主义国家。如此的访问安排，反映出古巴这位新领导人对与社会主义国家外交关系的重视。迪亚斯•卡内尔是古巴革命后出生的，不是参加过游击战争的革命老一代。当他接任劳尔•卡斯特罗的时候，很多外国观察者在猜测议论，他还会坚持老一代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吗?这样的猜测议论不仅在外国可以听到，2010年我在古巴的时候也听到过类似的声音，古巴人自己也在思考，老一代革命者逝去之后，古巴会走什么样的道路呢?

迪亚斯

　　当1990年代苏联和东欧发生改旗易帜的激进巨变之后，古巴一方面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也进行了非常缓进的改革。2006年劳尔担任了第一把手，改革的步子稍微大了一些，对私有经济、外国投资有了进一步的放宽。但是，当公平与效率发生冲突的时候，古巴总是倾向于公平重于效率。

　　譬如，为了增加农业产出，古巴政府2009年出台了新政策，鼓励人们去耕种闲置的土地。国家保留土地的所有权，私人可以获得使用权，农民使用这些土地生产出来的产品，可以自由出售。但这个政策对增加农业产出并没有产生很大的效果，这主要是因为政策规定的使用权合同年限只有十年，到期有可能续约，也有可能土地被政府收回。农民在土地上已做的投资，政府酌情偿付，对于偿付金额政府有很大的决定权。这样的合同条件对农民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即使有人签了合同，也不愿意在土地上做大投资，因此难以增加产出。而政府之所以不愿意私人拥有很长的使用期，更不愿把土地所有权给予私人，是因为担忧会出现财富过度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的现象。

　　又譬如，为了吸引外资，2014年颁布了新的外资法，允许外资进入更多的领域，给了外资更好的减税待遇。但是并没有吸引到很多外资，这除了是因为美国制裁的影响，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外资雇佣方面所作的特殊规定。政府规定外资企业不能直接雇佣古巴人，必须通过古巴政府的雇佣机构;外资企业也不能直接支付古巴员工工资，而是要付给古巴政府，再由政府支付给员工。外资必须付给政府硬通货，政府付给员工的则是古巴货币比索，而且只等于外资付出工资中的一小部分。如此规定的目的也是为了平等，为了社会主义理想。古巴工资普遍很低，外资企业的工资则很高，没有这个规定就会造成贫富悬殊。古巴政府还指出，去外资企业工作的古巴人都享受了公费教育医疗的社会主义福利，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使他们能够具备知识能力和健康水平，能够被外资企业雇佣，因此必须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涉外行业的收入过高，医生教师等高端人才有可能转行去做涉外的低端工作，使人力资源扭曲浪费，使社会主义医疗教育福利制度无法可持续，所以政府要做再分配的调整，把外企付出的工资再分配给社会中的其它成员。

　　古巴的缓进改革，一方面带来了生产效率低、经济增长慢的负面结果，另一方面也保留了社会主义的一些优越性，这突出表现在医疗教育方面。古巴在医疗教育领域取得的成就，甚至被以反共著称的美国人称赞，奥巴马2016年访问古巴，虽然对古巴有诸多批评，但对古巴的医疗和教育倍加赞扬，盛赞其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且表示要在制药领域和古巴合作。

　　古巴走了一条非常独特的道路，带来了非常独特的结果。目前，古巴由于农业产出低下需要进口低端的农产品，同时又由于医药发展的巨大成就可以出口高端的医疗服务和医药产品。发展中国家一般都是出口低端产品、进口高端产品，古巴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古巴是人均GDP不高的发展中国家，但却出口高端的产品和服务。

　　对于古巴的独特道路，对于古巴改革中的得与失，古巴人自己也有迷茫，也在质疑与探索，我在古巴时对他们的迷茫与探索有深深的感受。

　　豪宅为什么变成破败大杂院?

　　2010年我从机场乘车进入哈瓦那市郊的时候天色已晚，路灯暗淡，路边的房子一栋栋影影綽绰地掠过车窗。那些房子都是别墅，使人有一种行驶在华盛顿高级住宅区的感觉。我心中不免诧异，这些都是什么人的房子?谁住在这里?古巴人的生活都达到住别墅的水平了吗?这里会不会只住着权贵阶层?

　　第二天当我在阳光下再次看到这些别墅的时候，一切全变了。昏暗路灯下看到的豪宅别墅，变成了阳光下年久失修的大杂院。每栋别墅中都住着几户人家，墙皮剥落，门窗破烂，晾晒的衣服如万国旗般飘扬，身穿皱巴巴衣衫的人倚在窗口，门廊中的木椅上坐着白发苍苍的老人，有的老人还向我热情招手。

　　后来我问了古巴朋友，才知道了豪宅变大杂院的历史故事。这些豪华别墅都是古巴革命前修建的，在1920年代，古巴经济有过一段快速增长的辉煌历史。那次经济大发展主要归功于两个原因。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结束后的糖价暴涨，盛产蔗糖的古巴受益匪浅，当时美资大量涌来投入了古巴的糖业，带动了经济的大发展。二是在1919年至1933年期间，美国国内实行禁酒法案，经营酒吧、赌场等行业的美国黑帮势力从美国转移至古巴，哈瓦那成了赌博、豪饮、色情的天堂，应运而生的赌场、酒店、餐饮等行业又给古巴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巨大的动力。那次经济大发展虽然快速，但极不公平，种下了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到了1930年代，由于西方经济大萧条，糖价大跌，古巴社会发生了持续不断的动荡不安，劳工运动、示威抗暴、军事政变、游击战争……直到1959年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推翻了巴蒂斯塔军事独裁政府，古巴才结束了多年来的动荡。

　　古巴革命胜利后，大批富人逃亡国外，他们在国内的豪宅别墅都被没收。古巴的没收政策是，如果房屋的主人逃亡国外，房屋就被没收;如果主人留在国内，可以继续保持所有权。政府把没收来的房子分配给普通居民，一座别墅会分给几户人家居住。古巴的住房政策不是让居住者租赁房屋，而是让居住者拥有房屋，实现“居者有其屋”。无论是没收来的旧房，还是新建的房屋，居住者都只需付出很低廉的价钱就可以获得所有权。居民虽然有所有权，但不许买卖房屋，只允许以房易房的互相交换。

　　古巴这种特殊的住房政策引发了一些问题，其中最严重的有两个。一是房屋修缮问题。居民拥有房屋就需要自己负责修缮，但在古巴的国有计划经济体制中，修缮房屋的公司是国有企业，数量不多，效率不高，居民要让他们来修房子，往往要排队等很久，有人告诉我说甚至要等两三年。居民若想自己修缮，则难以买到所需要的建筑材料。随着房屋的老化，修缮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昔日豪宅沦为破烂大杂院的现象到处可见。另一个问题是人口增长引起的房屋过度拥挤。古巴新建住宅的速度跟不上人们对房屋的需求，尤其是在人们乐于居住的地区，人口密度高，老房子多，很多老房子中的居民已经繁衍出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年轻的一代长大后找不到合适的住房，只好结了婚仍和父母挤住在一起，因此造成许多家庭纠纷和社会问题。也有不少人想方设法在原有的住房中扩大空间，譬如在屋顶上再加盖一层，结果面积虽然增加了，但危险性等问题也增加了。

　　2010年我在古巴的时候，修缮房屋的问题是人们谈论的一大热点，官方权威的《格拉马报》上也有辩论的文章。我听到三种建议：第一种是允许民营经济从事房屋修缮;第二种是推动社区参与的修缮活动;第三种是开放房屋买卖市场。2011年古巴开放了房屋买卖市场，私人购买建筑材料也比较容易了，不少人的房屋得到了修缮。不过，开放房屋市场也造成了房价的飞速上涨，许多古巴人有亲属在美国，大量美金流入古巴购买房屋，把房价推高到远远超过普通工薪阶层的购买力水平。

　　有关修缮房屋的建议中，最有古巴特色的是社区参与的修缮活动。古巴的社区组织非常发达，是在1961年反“猪湾登陆”后建立发展起来的。196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一批古巴流亡分子发动了企图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的行动，在哈瓦那东面的猪湾武装登陆。为了防范登陆分子，古巴全国各地都成立了社区的“保卫革命委员会”。猪湾登陆的危机过去之后，这些社区委员会的工作也逐渐转型，从巡逻守望转为组织各种社区福利活动，譬如医疗保健、环境管理、搜集废品、社区联欢等等。在修缮房屋的活动中，社区鼓励邻里互助，委员会通过政府渠道搞到建筑材料，由社区大众参与，解决房屋修理的问题。

　　我看到的最成功的修缮项目是哈瓦那老城区的旧城改造，其成功之处不仅是把破烂的房子修好了，而且是“修旧如旧”，那些老房子都被修复得重获当年西班牙殖民地时代的风采。这个修复工程得到了政府的特别重视，因为古巴要大力发展旅游业，而哈瓦那的老城区正是深受海外游客青睐的地方，所以要把这里修旧如旧，创造出游客喜爱的怀旧风情。为了达到修旧如旧的目的，古巴还创新地建立了一所特别的“修旧”学校，专门培养能操作古老旧工艺的技工。古巴的专业人士认识到，要想获得最好的“如旧”效果，不能仅在表面做文章，还要深入到工艺层面，真正使用旧的工匠工艺，如旧式的木工、石匠、泥瓦师傅等等，而这些旧的工艺已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被淘汰了、失传了，需要发掘出来重新训练特殊的技工。古巴的这所“修旧”学校很成功，吸引了不少拉丁美洲国家和欧洲国家的学生。

　　古巴为什么没有步苏联东欧的后尘?

　　哈瓦那有许多美丽的老房子，其豪华富丽的程度比我在华盛顿看到的老豪宅有过之而无不及。哈瓦那的这些巨型豪宅的主人都早已逃亡海外，由于这些房子太过豪华巨大，不适于分配给普通家庭居住，因此多数被政府用来办公，很多政府机构设在这类豪宅里。我去过其中一所叫“友谊之家”的巨厦，那里有几个与接待外宾相关的机构。

　　这所巨厦不仅美轮美奂，而且还有一段极动人的爱情故事。这房子的原主人是古巴数一数二的大地主，拥有大量的土地和财富。他中年鳏居之后，在哈瓦那的上流社会社交宴会中邂逅一位美人，两人一见钟情。但美人是有夫之妇。而且她的丈夫也是上流社会的名人。美人想下堂求去，丈夫坚决不允。大地主带着美人私奔到欧洲，在巴黎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去了罗马，到梵蒂冈求见教宗，向教宗倾诉他们因相爱而遭受的痛苦，求教宗批准废除美人和前夫的婚约，教宗受了感动，批准了他们的请求。他们重新回到哈瓦那之后，大地主于1919年开始大兴土木修建这所美轮美奂的巨厦，1926年建成后献给了他的美人妻子。四年后美人因病去世，大地主悲痛欲绝，他又为妻子修建了一个浪漫的坟墓，他自己逝世后也葬在那里。他的妻子横躺在坟墓中，而他则竖立在妻子的旁边，他说他要守护他的美人，不让旁人入侵。

　　在这座美轮美奂的大厦中听了这个爱情故事，我一方面为拉丁情人的浪漫而感动，但另一方面也为古巴社会的贫富悬殊而不安。这些豪宅巨厦不正是古巴革命前社会极不平等的生动例子吗?难怪古巴会发生革命，当年流亡中的卡斯特罗只带领了81个人乘格拉马号登陆古巴打游击，由于广大民众对旧政府的强烈不满，纷纷支持革命，两年零一个月后革命就取得了全国的胜利。

　　听古巴人讲述革命前的古巴社会，很多人都会提到当时社会的贫富不公和政府的独裁腐败。这显然是“资本主义”留给许多古巴人的记忆，古巴朋友告诉我，正是因为这种对资本主义的记忆，使得古巴在苏联东欧变色之后，虽然经济遭受了比东欧国家更为严酷的打击，但也没有步苏东的后尘去搞“资本主义全面复辟”，因为很多人怕回到革命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

　　苏联解体对古巴经济的打击极为严酷，以前古巴生产的蔗糖几乎全部出口给苏联和其它经互会国家，并从苏联和东欧进口全部的石油和80%的机械及零件。苏东变色之后，古巴的外贸一下子跌落80% 以上，从1989年至1993年，古巴的GDP下降了35%左右，由于缺乏石油等能源，工厂只能维持产能的15% 开工率。农产品无法从乡下运到城里，公共汽车也都停止了行驶，马车上了街，生活倒退回农业社会时代。古巴从中国进口了大量自行车，以解决汽油缺乏的交通问题。美国在此时又对古巴展开了雪上加霜的经济制裁，1992年美国通过法案，不仅禁止美国公司和古巴作生意，而且规定，任何船只如果在古巴港口停靠过，其后六个月之内就不能在美国的港口停泊。这就使得其它对古巴本无敌意的船只也不敢去古巴运货，生怕六个月内不能停泊美国港口影响自己的生意。古巴的进出口的运输成本因此上升了40%，经济受到更为沉重的打击，食品等生活必需品极为短缺，要实行严格的配给制。

　　面对如此严酷的经济形势，古巴虽然没有搞“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但也自1993年起，进行了一些“准资本主义”的小改革。譬如，允许小规模的民营经济体进入饭馆等服务行业，对外国游客开放旅游，还准许美金等外币在古巴市场上流通。这些改革给古巴经济带了活力，GDP止跌回升。但是，这些改革也给古巴社会带来了问题，政府不得不进行一些收收放放的调整。譬如2004年进行了外币政策的调整，外币不再流通，政府创造了一种和美元挂钩的、可兑换的比索——“库”(CUC)。外国人要把外币换成“库”才能使用。1个“库”等于1美元，普通比索要25个左右才能兑1 美元。外国游客使用“库”，和旅游业相关的古巴人的收入中“库”的比重很大，他们的收入大大高于只赚普通比索的人。

　　我问过一个古巴人对改革和生活现状的看法，他说他很羡慕美国人拥有的丰富消费品，他希望古巴的改革也能给古巴带来这些东西。但他也说他不喜欢美国的一些制度，尤其是医疗制度。他说：“我知道我们生活中有好东西，医疗制度是我们最好的东西，我不想放弃这些好东西。但我知道美国也拥有很多好东西，我想两样好东西都拥有，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希望改革能把这两样好东西都给古巴。”

　　这位古巴人的看法，反映了古巴政府在进行计划经济的资源配置时的“重”与“轻”，以及由此带来的“得”与“失”。古巴重视的是教育与医疗，对于消费品则比较轻视。不过，生活必需的一些消费品，政府倒是尽力提供的，譬如每户每人定量供给低价的鸡蛋等。冰箱和电视也是低价供应的，因为政府认为冰箱与健康相关，电视与教育相关，所以每户人家都可以用极低廉的补贴价格买到冰箱和电视。至于其它“非生活必需”的消费品，古巴是匮乏的。这样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使得古巴人感到有所“失”，也有所“得”。

　　古巴人的世界信息不闭塞，他们可以自由地看CNN，所以他们对美国和古巴、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评价相当客观。古巴的医疗制度非常出色，受到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赞扬，堪称发展中国家的楷模。古巴的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等宏观健康指数都达到了美国的水平，但古巴的人均医疗费用只是美国的5%左右，是低成本高效益的好模式。

　　改革在精神层面激起了什么波澜?

　　我去古巴是随一个美国的考察团，给我们作导游翻译的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古巴英文教授，从他那里，我对古巴改革在人的精神层面引起的变化，有了更多的了解。

　　这位导游以前不仅是教授，而且还是作家，他的一个短篇小说得过奖。他说他放弃教授的职位来做导游，就是为了能够多赚些“库”，只有多赚了“库”，才能买到他所向往的消费品。我问他是不是想买冰箱电视。他说他不需要买冰箱电视，因为冰箱电视是每个家庭都有的。我又问他想买什么东西?他看到我有一个音频录音机，就说他想买这样的录音机，后来他还问我能不能送他一个录音机，这可以帮助他写作，他乘坐公共汽车的时候常会有写作灵感，不能写笔记，但可以录音，这些灵感若不马上记录下来，以后很快就会消失。我理解他的感受，回美国后托人给他带去过一个录音机。谈到向往的其它消费，他多次很羡慕地讲到外国游客云集的高级酒店、高级餐厅、高级酒吧……他说非常希望能去这些地方消费享受。他还说过很希望能够拥有汽车，不过，2010年的时候有钱在古巴也不能买到汽车，因为基于环境污染、能源消耗、交通堵塞的考虑，政府不允许私人购买汽车，拥有汽车的古巴人多数是通过“获奖”得到的。导游的一位朋友在研究所工作，该研究所最近研发出一种新产品，对国家贡献很大，研发产品最有功劳的十个人得到了国家的奖励，根据功劳的大小，有人得到一套房子，有人得到一部汽车，有人得到一辆摩托车。

　　导游对古巴的汽车政策颇有微词，我倒认为这是个不错的政策，正是这个政策，使我们在古巴能够享受清洁的空气、通畅的交通。导游听了我的话之后，略含讥讽地说道：“说这种少拥有汽车多享受环境的话的人，都是自己已经拥有汽车的。”

　　我无言以对，但在心中暗想，正是拥有汽车的人，他们才从拥有汽车之后要面对的交通环境问题中，体验到拥有汽车的坏处。在美国，人人拥有汽车之后，不仅发生了污染和堵车的问题，而且公共交通服务被大大削弱了，此时即使有人想放弃汽车，也骑虎难下。这些拥有汽车的人曾在消费大潮的裹挟之下走错了一步，所以现在很想告诫那些还没有跳上虎背的人，千万别走上那条邪路呵!

　　改革给古巴人的生活带来了变化，同时也使古巴人经受了复杂的心理矛盾。导游写过一篇小说，反映“革命”和“改革”的矛盾冲突，那小说里大概有他自己的影子。小说的两个主要人物是翁婿二人，都是作家。岳父参加过游击战，是革命的一代，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有诸多不满;女婿是年轻的一代，不喜欢那些僵化的革命教条，更向往物质的丰富。两人对古巴将向何处去都很茫然。在一次小说征文竞赛中，翁婿二人各写了一篇小说去投稿，由于两人共用同一个电脑，下载文件时搞错了，岳父把女婿的稿子当成自己的发了出去，女婿则把岳父的稿子当成自己的发了出去。评奖揭晓后先公布获奖者的名字， 岳父得了奖，他很高兴，感到古巴的革命精神仍在，没有被改革冲刷掉。但第二天公布了作品，才发现原来是女婿的作品得了奖。这时女婿感到特别高兴，他看到古巴社会正在发生变化，正在摆脱革命教条。

　　关于“革命精神”，我还听导游讲过更为真实的故事，尤其是在谈论古巴家庭医生的时候。家庭医生是古巴医疗体制的精髓，他们住在社区，每个医生负责120至150个家庭的医疗保健。由于他们防守在第一线，解决了“小病变大病”的问题，使得古巴的医疗体制能够取得低成本高效益的成果。这些家庭医生的收入是普通比索，不是“库”，是什么因素使得他们愿意坚守在贫穷的岗位上，而不辞职去做能多赚“库”的工作呢?导游告诉我三个因素。第一个是物质因素，每个家庭医生在社区中都可以分到一套房子，以便他们就近出诊。第二个是历史文化因素，长期以来医生的社会角色就是“帮助人”，做医生的人都认同这样的角色。第三个是革命精神因素，自从古巴革命之后，医生受到革命精神的熏陶，医学院教育特别强调医生要为贫穷的缺医少药者服务，这种革命的职业道德观对他们影响很深。另外，医生中有不少共产党员，他们更是会用革命精神来鼓励自己坚守岗位。

　　什么人在古巴社会中“闪光”?

　　古巴的共产党员是什么样的人呢?我特别问过导游这个问题。他说：“共产党员在社会中是闪光(shining)的人物。”我不理解这“闪光”是什么意思，是为炫耀自己而发光闪烁呢?还是被社会认同的楷模式闪光?导游解释道：“闪光就是指那种有光荣理想的人，愿意为理想作出牺牲的人。”于是我理解了，在古巴的语境中，闪光是指闪光的理想，是指遵循闪光理想行动的人，是楷模式的闪光。那么，有多少人愿意做闪光的人物呢?导游说：“要做闪光的人物，就要有奉献的精神，要严格约束自己。我不想做这样的人物，我想更实际一些，更多赚些‘库’，不想闪光，所以我不作共产党员。”

　　持有导游这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我在古巴看到过大量想多赚“库”而不想闪光的人。记得刚到哈瓦那机场，我就碰到了这样的人，那是一位空姐。入关的时候要填表，一位空姐拿了一张西班牙文的表格给我，我不懂西班牙文，她就帮我填，飞快填完那张小表之后她对我说：“小费!小费!”我真是惊呆了。帮助入关者填表的服务在许多国家的机场都有，从没见过要小费的，况且柜台里明明有英文的表格，如果给我英文表格我自己可以填，根本不需要别人代劳。

　　在古巴的整个旅程中，我一直都处在被索要小费和礼物的压力下。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是坚决反对这种小费的，尤其在古巴的货币双轨制中，外国游客随手付出的一两个“库”的小费会对货币流通量产生不小影响，会推动通胀，1个“库”等于25 比索，而古巴普通人的工资只有三四百比索，这些小费会使许多消费品的价格上涨。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小费会扩大贫富差距，使从事旅游业的人员一下子先富起来，而对社会更有贡献的人，譬如医生，却要陷入低收入的一端。比贫富差距更严重的社会问题是腐败的滋生。向我索要小费的人多数在国有单位工作，国营旅行社、国营酒店、国营饭馆、国营航空公司……这些人利用工作之便索取小费，是与官员利用职权索取贿赂没有本质的不同。

　　在和古巴法学家工会的律师座谈的时候，我曾问过他们古巴改革开放后是否出现赌博、娼妓、贪污受贿等问题。他们说，赌博没有出现，因为古巴人还不知道怎么玩赌博;娼妓问题倒是出现了，多数是向外国游客卖淫;贪污受贿的现象则极少，他们只受理过个别公务员偷窃单位的钱财物品的案件。显然，他们没有把下层公务人员索取小费视为“受贿”。如果下层公务人员可以利用职业之便收取小费，中上层的公务人员不也可以利用职务之便收取更大的“小费”吗?古巴中上层的公务人员是否都是闪光的人物、都能用革命精神来抵御小费的诱惑呢?

　　在“库”的大潮冲击下，我最担忧的是古巴的初级医疗体制，是坚守在社区第一线的家庭医生。因为我知道古巴医疗体制的重大世界意义，我真不想看到这个被誉为发展中国家楷模的体制腐蚀剥落。在美国我听到过古巴医生逃到美国的新闻，他们在美国行医，年薪可以有二十万“库”以上。即使古巴医生不去美国，他们在古巴转行去做旅游相关的工作，也能赚到不少“库”，我就看到过不少的教授和工程师转行去做导游、去开出租车。

　　由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窥视到一位古巴家庭医生在“库”潮下的反应。那次我们去考察一个社区组织的基层活动，所谓考察，就是去参加他们的街坊邻里联欢会。这个社区离哈瓦那老城中心有两小时左右的车程，那里的住宅很像北京五六十年代盖的宿舍楼，房屋相当老旧。联欢会在楼门口的空地上举行，一个桌子上放着家常食品，几排椅子 上坐着街坊邻里。一个小孩表演了一个自编自演的独白剧，说是一条蜈蚣有一天忽然想穿鞋子，到处去找一百只鞋。还有一个年轻姑娘表演了一段诗朗诵，是关于革命历史的，很有革命激情。那个社区的家庭医生也参加了联欢会，他在那个社区长大，和他母亲在一起。这位家庭医生很年轻，刚参加工两年。他长得很帅，但没有一般帅哥的张扬，而是相当腼腆，由于腼腆，显出一丝深沉的淡淡忧郁。我们团中有一位漂亮的美国女孩，年龄和他相仿，都是80后。两人在联欢会上有点儿“一见钟情”的表现，坐在一起亲热地聊了很久。

　　那晚在回哈瓦那的路上，美国女孩告诉我们，帅哥医生对她很热情，还两次把她介绍给他的母亲。按照美国年轻人谈恋爱的习惯，把女朋友介绍给父母就意味着会要考虑谈婚论嫁。同团的另外两个美国女人立刻对美国女孩开玩笑说：“他两次向你求婚啦!”美国女孩很大方，毫不掩饰自己对帅哥医生的好感。不过，虽然拉丁情人以激情冲动著称，刚见面两个钟头就两次求婚似乎也有点儿离谱。美国人都听到过古巴人千方百计偷渡去美国的新闻，因此自然而然对帅哥医生的求婚动机有所怀疑，连美国女孩都想到了这一点。但她不太介意， 那位帅哥医生实在太吸引人，她说：“他的专业有普世的特点，到了美国很容易找到工作。”

　　联欢会后的那个周末晚上是我们的自由活动时间，我去听歌剧，另外几个美国人去酒吧欣赏古巴流行音乐。女孩和帅哥医生约会，说好要去酒吧，还要去海边散步。我看完歌剧从剧场出来，皓月当空，修长美丽的椰树在月光下摇曳，海风徐徐，酒吧中传出浪漫的音乐……我不禁想起帅哥医生和美国女孩，他们的约会一定很浪漫，不知道帅哥会不会为她唱一支小夜曲?在小夜曲的背后，是浪漫的纯情呢?还是对金元帝国的渴望?如果他走了，古巴的初级医疗体制会一点一点地剥蚀吗?

　　第二天早上我在酒店大堂等汽车，看到美国女孩和帅哥医生从电梯里走出来。哇，他们的爱情进展得很快呵，帅哥一定向女孩求婚了，不久就要移民美国了……帅哥医生看到我，很有礼貌地向我招手道别，然后腼腆地走出酒店的大门。

　　帅哥走后，同团的两个美国女人立刻围住了女孩，问她昨晚的浪漫经历。女孩说，昨晚他们一起吃饭、听酒吧音乐、在海边散步，时间过得很快，当他要回去时才发现公共汽车已经没有了，他不得不在她的房间里休歇一晚。他非常有礼貌，没有任何越轨的行为。

　　大家听后都很惊诧，女孩自己也觉得意外，他完全不是一个想去美国的求婚者。女孩后来又讲到他们约会时谈论的话题，她说他很热情地谈论革命，讲到他在社区中的工作，他帮助社区解决水电供应不足的问题，还帮助刑事犯释囚寻找工作、适应新生活。他谈到古巴医生去外国工作，他们社区的一位医生去过卢旺达和坦桑尼亚，为那里缺医少药的贫困社区服务，这是很多古巴医生愿意做的事情。他也谈到过“库”，他的母亲为了赚些“库”，做小布娃娃卖给外国游客，他下班后会帮助母亲做些手工活儿。

　　我还想向女孩多了解一些帅哥医生的“革命精神”，可惜女孩的西班牙语非常有限，而且对“革命”几乎一无所知，听不懂他的很多“革命话语”，没法给我提供进一步的信息。这使我对古巴人的“革命精神”越发感到好奇，有一种神秘而茫然的感觉，即缺乏理性的理解，也没有感性的感受。

　　第二天是“五一”节，我终于有了机会能得到一点点的感性感受。“五一”节哈瓦那在革命广场举行盛大游行，参加的群众很多，不是彩排组织的那种，而是自愿随意的参与。外国人可以到广场中的何塞•马蒂纪念碑台阶上观看游行，我们一大早就来到观礼的台阶上，外国人很多，大多数是左派，来自许多国家，有的举着格瓦拉头像的红旗，有的举着自己国家的旗帜。最给我革命震撼的是游行将要结束时的场面，当最后一个方阵队伍举着巨大的古巴国旗通过广场的时候，全场唱起了国际歌，无数不同的语言，无数激情的歌喉……我看到导游在用西班牙文唱，外国人用英文法文在唱;我看到站在纪念碑更高一层台阶上的劳尔•卡斯特罗，他也在唱，在他旁边站着身穿游击队军服的白发苍苍的老革命者，他们都在唱……

　　我记不得国际歌的中文歌词，但依稀的只言片语随着熟悉的旋律涌入了我的心中：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我们要做世界的主人……要创造人类的幸福……让思想冲破牢笼……团结起来到明天……

　　“五一”过后，我们要回美国了，临走那天早上，一位曾和我们座谈过的经济学家来和我们道别，他特别郑重地对我说：“现在，古巴的局面是靠老一代革命者的革命精神支撑着，古巴领导人最大的缺点是没有从组织上解决继续革命的问题。他们一旦离去，古巴不知道会向何处去。中国在这点上比古巴做得好，中国解决了组织延续的问题。”

　　飞机升上天空，加勒比海中的那个绿色的小岛渐渐远去，但萦绕着小岛的一连串问题却久久地留在我心中，尤其是经济学家的话。

　　八年过去了，老一代革命者带着他们没有忘却的初心逐渐离去，新一代领导人进入了舞台的中心。新领导人将怎样回答经济学家的那个问题呢?

　　迪亚斯•卡内尔是1960年出生的，未参加过革命战争，在红旗下长大。他在大学学习的是电子工程，毕业后当过兵，后来1985年又回到母校任教，并参与了大学的共青联盟工作(古巴的共青团)。他的仕途始于“共青团”，从大学到省，再到“团中央”。1994年他被提拔为“封疆大吏”，担任省委书记，同时成为中央委员，那时他才33岁。当他43岁时，进入了政治局，成为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此后他担任过教育部长，2012年晋升为部长会议付主席，2013年被劳尔任命为国务委员会付主席。2018年4月成为主席。

　　从迪亚斯•卡内尔的成长、晋升、提拔过程来看，古巴在尝试解决“组织上继续革命”的问题;从他当政后的表现来看，他保持了革命精神的闪光。

　　当然，他当政的时间还太短，古巴未来将何去何从，还难以马上定论。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将如何走下去，世界在注视着。

 　　古巴新领导人迪亚斯•卡内尔就任国家元首后首次国事外访是去的欧亚五个国家：俄罗斯、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其中四个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世界上除古巴之外的全部社会主义国家。如此的访问安排，反映出古巴这位新领导人对与社会主义国家外交关系的重视。迪亚斯•卡内尔是古巴革命后出生的，不是参加过游击战争的革命老一代。当他接任劳尔•卡斯特罗的时候，很多外国观察者在猜测议论，他还会坚持老一代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吗?这样的猜测议论不仅在外国可以听到，2010年我在古巴的时候也听到过类似的声音，古巴人自己也在思考，老一代革命者逝去之后，古巴会走什么样的道路呢?

迪亚斯

　　当1990年代苏联和东欧发生改旗易帜的激进巨变之后，古巴一方面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也进行了非常缓进的改革。2006年劳尔担任了第一把手，改革的步子稍微大了一些，对私有经济、外国投资有了进一步的放宽。但是，当公平与效率发生冲突的时候，古巴总是倾向于公平重于效率。

　　譬如，为了增加农业产出，古巴政府2009年出台了新政策，鼓励人们去耕种闲置的土地。国家保留土地的所有权，私人可以获得使用权，农民使用这些土地生产出来的产品，可以自由出售。但这个政策对增加农业产出并没有产生很大的效果，这主要是因为政策规定的使用权合同年限只有十年，到期有可能续约，也有可能土地被政府收回。农民在土地上已做的投资，政府酌情偿付，对于偿付金额政府有很大的决定权。这样的合同条件对农民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即使有人签了合同，也不愿意在土地上做大投资，因此难以增加产出。而政府之所以不愿意私人拥有很长的使用期，更不愿把土地所有权给予私人，是因为担忧会出现财富过度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的现象。

　　又譬如，为了吸引外资，2014年颁布了新的外资法，允许外资进入更多的领域，给了外资更好的减税待遇。但是并没有吸引到很多外资，这除了是因为美国制裁的影响，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外资雇佣方面所作的特殊规定。政府规定外资企业不能直接雇佣古巴人，必须通过古巴政府的雇佣机构;外资企业也不能直接支付古巴员工工资，而是要付给古巴政府，再由政府支付给员工。外资必须付给政府硬通货，政府付给员工的则是古巴货币比索，而且只等于外资付出工资中的一小部分。如此规定的目的也是为了平等，为了社会主义理想。古巴工资普遍很低，外资企业的工资则很高，没有这个规定就会造成贫富悬殊。古巴政府还指出，去外资企业工作的古巴人都享受了公费教育医疗的社会主义福利，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使他们能够具备知识能力和健康水平，能够被外资企业雇佣，因此必须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涉外行业的收入过高，医生教师等高端人才有可能转行去做涉外的低端工作，使人力资源扭曲浪费，使社会主义医疗教育福利制度无法可持续，所以政府要做再分配的调整，把外企付出的工资再分配给社会中的其它成员。

　　古巴的缓进改革，一方面带来了生产效率低、经济增长慢的负面结果，另一方面也保留了社会主义的一些优越性，这突出表现在医疗教育方面。古巴在医疗教育领域取得的成就，甚至被以反共著称的美国人称赞，奥巴马2016年访问古巴，虽然对古巴有诸多批评，但对古巴的医疗和教育倍加赞扬，盛赞其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且表示要在制药领域和古巴合作。

　　古巴走了一条非常独特的道路，带来了非常独特的结果。目前，古巴由于农业产出低下需要进口低端的农产品，同时又由于医药发展的巨大成就可以出口高端的医疗服务和医药产品。发展中国家一般都是出口低端产品、进口高端产品，古巴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古巴是人均GDP不高的发展中国家，但却出口高端的产品和服务。

　　对于古巴的独特道路，对于古巴改革中的得与失，古巴人自己也有迷茫，也在质疑与探索，我在古巴时对他们的迷茫与探索有深深的感受。

　　豪宅为什么变成破败大杂院?

　　2010年我从机场乘车进入哈瓦那市郊的时候天色已晚，路灯暗淡，路边的房子一栋栋影影綽绰地掠过车窗。那些房子都是别墅，使人有一种行驶在华盛顿高级住宅区的感觉。我心中不免诧异，这些都是什么人的房子?谁住在这里?古巴人的生活都达到住别墅的水平了吗?这里会不会只住着权贵阶层?

　　第二天当我在阳光下再次看到这些别墅的时候，一切全变了。昏暗路灯下看到的豪宅别墅，变成了阳光下年久失修的大杂院。每栋别墅中都住着几户人家，墙皮剥落，门窗破烂，晾晒的衣服如万国旗般飘扬，身穿皱巴巴衣衫的人倚在窗口，门廊中的木椅上坐着白发苍苍的老人，有的老人还向我热情招手。

　　后来我问了古巴朋友，才知道了豪宅变大杂院的历史故事。这些豪华别墅都是古巴革命前修建的，在1920年代，古巴经济有过一段快速增长的辉煌历史。那次经济大发展主要归功于两个原因。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结束后的糖价暴涨，盛产蔗糖的古巴受益匪浅，当时美资大量涌来投入了古巴的糖业，带动了经济的大发展。二是在1919年至1933年期间，美国国内实行禁酒法案，经营酒吧、赌场等行业的美国黑帮势力从美国转移至古巴，哈瓦那成了赌博、豪饮、色情的天堂，应运而生的赌场、酒店、餐饮等行业又给古巴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巨大的动力。那次经济大发展虽然快速，但极不公平，种下了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到了1930年代，由于西方经济大萧条，糖价大跌，古巴社会发生了持续不断的动荡不安，劳工运动、示威抗暴、军事政变、游击战争……直到1959年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推翻了巴蒂斯塔军事独裁政府，古巴才结束了多年来的动荡。

　　古巴革命胜利后，大批富人逃亡国外，他们在国内的豪宅别墅都被没收。古巴的没收政策是，如果房屋的主人逃亡国外，房屋就被没收;如果主人留在国内，可以继续保持所有权。政府把没收来的房子分配给普通居民，一座别墅会分给几户人家居住。古巴的住房政策不是让居住者租赁房屋，而是让居住者拥有房屋，实现“居者有其屋”。无论是没收来的旧房，还是新建的房屋，居住者都只需付出很低廉的价钱就可以获得所有权。居民虽然有所有权，但不许买卖房屋，只允许以房易房的互相交换。

　　古巴这种特殊的住房政策引发了一些问题，其中最严重的有两个。一是房屋修缮问题。居民拥有房屋就需要自己负责修缮，但在古巴的国有计划经济体制中，修缮房屋的公司是国有企业，数量不多，效率不高，居民要让他们来修房子，往往要排队等很久，有人告诉我说甚至要等两三年。居民若想自己修缮，则难以买到所需要的建筑材料。随着房屋的老化，修缮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昔日豪宅沦为破烂大杂院的现象到处可见。另一个问题是人口增长引起的房屋过度拥挤。古巴新建住宅的速度跟不上人们对房屋的需求，尤其是在人们乐于居住的地区，人口密度高，老房子多，很多老房子中的居民已经繁衍出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年轻的一代长大后找不到合适的住房，只好结了婚仍和父母挤住在一起，因此造成许多家庭纠纷和社会问题。也有不少人想方设法在原有的住房中扩大空间，譬如在屋顶上再加盖一层，结果面积虽然增加了，但危险性等问题也增加了。

　　2010年我在古巴的时候，修缮房屋的问题是人们谈论的一大热点，官方权威的《格拉马报》上也有辩论的文章。我听到三种建议：第一种是允许民营经济从事房屋修缮;第二种是推动社区参与的修缮活动;第三种是开放房屋买卖市场。2011年古巴开放了房屋买卖市场，私人购买建筑材料也比较容易了，不少人的房屋得到了修缮。不过，开放房屋市场也造成了房价的飞速上涨，许多古巴人有亲属在美国，大量美金流入古巴购买房屋，把房价推高到远远超过普通工薪阶层的购买力水平。

　　有关修缮房屋的建议中，最有古巴特色的是社区参与的修缮活动。古巴的社区组织非常发达，是在1961年反“猪湾登陆”后建立发展起来的。196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一批古巴流亡分子发动了企图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的行动，在哈瓦那东面的猪湾武装登陆。为了防范登陆分子，古巴全国各地都成立了社区的“保卫革命委员会”。猪湾登陆的危机过去之后，这些社区委员会的工作也逐渐转型，从巡逻守望转为组织各种社区福利活动，譬如医疗保健、环境管理、搜集废品、社区联欢等等。在修缮房屋的活动中，社区鼓励邻里互助，委员会通过政府渠道搞到建筑材料，由社区大众参与，解决房屋修理的问题。

　　我看到的最成功的修缮项目是哈瓦那老城区的旧城改造，其成功之处不仅是把破烂的房子修好了，而且是“修旧如旧”，那些老房子都被修复得重获当年西班牙殖民地时代的风采。这个修复工程得到了政府的特别重视，因为古巴要大力发展旅游业，而哈瓦那的老城区正是深受海外游客青睐的地方，所以要把这里修旧如旧，创造出游客喜爱的怀旧风情。为了达到修旧如旧的目的，古巴还创新地建立了一所特别的“修旧”学校，专门培养能操作古老旧工艺的技工。古巴的专业人士认识到，要想获得最好的“如旧”效果，不能仅在表面做文章，还要深入到工艺层面，真正使用旧的工匠工艺，如旧式的木工、石匠、泥瓦师傅等等，而这些旧的工艺已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被淘汰了、失传了，需要发掘出来重新训练特殊的技工。古巴的这所“修旧”学校很成功，吸引了不少拉丁美洲国家和欧洲国家的学生。

　　古巴为什么没有步苏联东欧的后尘?

　　哈瓦那有许多美丽的老房子，其豪华富丽的程度比我在华盛顿看到的老豪宅有过之而无不及。哈瓦那的这些巨型豪宅的主人都早已逃亡海外，由于这些房子太过豪华巨大，不适于分配给普通家庭居住，因此多数被政府用来办公，很多政府机构设在这类豪宅里。我去过其中一所叫“友谊之家”的巨厦，那里有几个与接待外宾相关的机构。

　　这所巨厦不仅美轮美奂，而且还有一段极动人的爱情故事。这房子的原主人是古巴数一数二的大地主，拥有大量的土地和财富。他中年鳏居之后，在哈瓦那的上流社会社交宴会中邂逅一位美人，两人一见钟情。但美人是有夫之妇。而且她的丈夫也是上流社会的名人。美人想下堂求去，丈夫坚决不允。大地主带着美人私奔到欧洲，在巴黎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去了罗马，到梵蒂冈求见教宗，向教宗倾诉他们因相爱而遭受的痛苦，求教宗批准废除美人和前夫的婚约，教宗受了感动，批准了他们的请求。他们重新回到哈瓦那之后，大地主于1919年开始大兴土木修建这所美轮美奂的巨厦，1926年建成后献给了他的美人妻子。四年后美人因病去世，大地主悲痛欲绝，他又为妻子修建了一个浪漫的坟墓，他自己逝世后也葬在那里。他的妻子横躺在坟墓中，而他则竖立在妻子的旁边，他说他要守护他的美人，不让旁人入侵。

　　在这座美轮美奂的大厦中听了这个爱情故事，我一方面为拉丁情人的浪漫而感动，但另一方面也为古巴社会的贫富悬殊而不安。这些豪宅巨厦不正是古巴革命前社会极不平等的生动例子吗?难怪古巴会发生革命，当年流亡中的卡斯特罗只带领了81个人乘格拉马号登陆古巴打游击，由于广大民众对旧政府的强烈不满，纷纷支持革命，两年零一个月后革命就取得了全国的胜利。

　　听古巴人讲述革命前的古巴社会，很多人都会提到当时社会的贫富不公和政府的独裁腐败。这显然是“资本主义”留给许多古巴人的记忆，古巴朋友告诉我，正是因为这种对资本主义的记忆，使得古巴在苏联东欧变色之后，虽然经济遭受了比东欧国家更为严酷的打击，但也没有步苏东的后尘去搞“资本主义全面复辟”，因为很多人怕回到革命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

　　苏联解体对古巴经济的打击极为严酷，以前古巴生产的蔗糖几乎全部出口给苏联和其它经互会国家，并从苏联和东欧进口全部的石油和80%的机械及零件。苏东变色之后，古巴的外贸一下子跌落80% 以上，从1989年至1993年，古巴的GDP下降了35%左右，由于缺乏石油等能源，工厂只能维持产能的15% 开工率。农产品无法从乡下运到城里，公共汽车也都停止了行驶，马车上了街，生活倒退回农业社会时代。古巴从中国进口了大量自行车，以解决汽油缺乏的交通问题。美国在此时又对古巴展开了雪上加霜的经济制裁，1992年美国通过法案，不仅禁止美国公司和古巴作生意，而且规定，任何船只如果在古巴港口停靠过，其后六个月之内就不能在美国的港口停泊。这就使得其它对古巴本无敌意的船只也不敢去古巴运货，生怕六个月内不能停泊美国港口影响自己的生意。古巴的进出口的运输成本因此上升了40%，经济受到更为沉重的打击，食品等生活必需品极为短缺，要实行严格的配给制。

　　面对如此严酷的经济形势，古巴虽然没有搞“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但也自1993年起，进行了一些“准资本主义”的小改革。譬如，允许小规模的民营经济体进入饭馆等服务行业，对外国游客开放旅游，还准许美金等外币在古巴市场上流通。这些改革给古巴经济带了活力，GDP止跌回升。但是，这些改革也给古巴社会带来了问题，政府不得不进行一些收收放放的调整。譬如2004年进行了外币政策的调整，外币不再流通，政府创造了一种和美元挂钩的、可兑换的比索——“库”(CUC)。外国人要把外币换成“库”才能使用。1个“库”等于1美元，普通比索要25个左右才能兑1 美元。外国游客使用“库”，和旅游业相关的古巴人的收入中“库”的比重很大，他们的收入大大高于只赚普通比索的人。

　　我问过一个古巴人对改革和生活现状的看法，他说他很羡慕美国人拥有的丰富消费品，他希望古巴的改革也能给古巴带来这些东西。但他也说他不喜欢美国的一些制度，尤其是医疗制度。他说：“我知道我们生活中有好东西，医疗制度是我们最好的东西，我不想放弃这些好东西。但我知道美国也拥有很多好东西，我想两样好东西都拥有，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希望改革能把这两样好东西都给古巴。”

　　这位古巴人的看法，反映了古巴政府在进行计划经济的资源配置时的“重”与“轻”，以及由此带来的“得”与“失”。古巴重视的是教育与医疗，对于消费品则比较轻视。不过，生活必需的一些消费品，政府倒是尽力提供的，譬如每户每人定量供给低价的鸡蛋等。冰箱和电视也是低价供应的，因为政府认为冰箱与健康相关，电视与教育相关，所以每户人家都可以用极低廉的补贴价格买到冰箱和电视。至于其它“非生活必需”的消费品，古巴是匮乏的。这样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使得古巴人感到有所“失”，也有所“得”。

　　古巴人的世界信息不闭塞，他们可以自由地看CNN，所以他们对美国和古巴、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评价相当客观。古巴的医疗制度非常出色，受到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赞扬，堪称发展中国家的楷模。古巴的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等宏观健康指数都达到了美国的水平，但古巴的人均医疗费用只是美国的5%左右，是低成本高效益的好模式。

　　改革在精神层面激起了什么波澜?

　　我去古巴是随一个美国的考察团，给我们作导游翻译的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古巴英文教授，从他那里，我对古巴改革在人的精神层面引起的变化，有了更多的了解。

　　这位导游以前不仅是教授，而且还是作家，他的一个短篇小说得过奖。他说他放弃教授的职位来做导游，就是为了能够多赚些“库”，只有多赚了“库”，才能买到他所向往的消费品。我问他是不是想买冰箱电视。他说他不需要买冰箱电视，因为冰箱电视是每个家庭都有的。我又问他想买什么东西?他看到我有一个音频录音机，就说他想买这样的录音机，后来他还问我能不能送他一个录音机，这可以帮助他写作，他乘坐公共汽车的时候常会有写作灵感，不能写笔记，但可以录音，这些灵感若不马上记录下来，以后很快就会消失。我理解他的感受，回美国后托人给他带去过一个录音机。谈到向往的其它消费，他多次很羡慕地讲到外国游客云集的高级酒店、高级餐厅、高级酒吧……他说非常希望能去这些地方消费享受。他还说过很希望能够拥有汽车，不过，2010年的时候有钱在古巴也不能买到汽车，因为基于环境污染、能源消耗、交通堵塞的考虑，政府不允许私人购买汽车，拥有汽车的古巴人多数是通过“获奖”得到的。导游的一位朋友在研究所工作，该研究所最近研发出一种新产品，对国家贡献很大，研发产品最有功劳的十个人得到了国家的奖励，根据功劳的大小，有人得到一套房子，有人得到一部汽车，有人得到一辆摩托车。

　　导游对古巴的汽车政策颇有微词，我倒认为这是个不错的政策，正是这个政策，使我们在古巴能够享受清洁的空气、通畅的交通。导游听了我的话之后，略含讥讽地说道：“说这种少拥有汽车多享受环境的话的人，都是自己已经拥有汽车的。”

　　我无言以对，但在心中暗想，正是拥有汽车的人，他们才从拥有汽车之后要面对的交通环境问题中，体验到拥有汽车的坏处。在美国，人人拥有汽车之后，不仅发生了污染和堵车的问题，而且公共交通服务被大大削弱了，此时即使有人想放弃汽车，也骑虎难下。这些拥有汽车的人曾在消费大潮的裹挟之下走错了一步，所以现在很想告诫那些还没有跳上虎背的人，千万别走上那条邪路呵!

　　改革给古巴人的生活带来了变化，同时也使古巴人经受了复杂的心理矛盾。导游写过一篇小说，反映“革命”和“改革”的矛盾冲突，那小说里大概有他自己的影子。小说的两个主要人物是翁婿二人，都是作家。岳父参加过游击战，是革命的一代，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有诸多不满;女婿是年轻的一代，不喜欢那些僵化的革命教条，更向往物质的丰富。两人对古巴将向何处去都很茫然。在一次小说征文竞赛中，翁婿二人各写了一篇小说去投稿，由于两人共用同一个电脑，下载文件时搞错了，岳父把女婿的稿子当成自己的发了出去，女婿则把岳父的稿子当成自己的发了出去。评奖揭晓后先公布获奖者的名字， 岳父得了奖，他很高兴，感到古巴的革命精神仍在，没有被改革冲刷掉。但第二天公布了作品，才发现原来是女婿的作品得了奖。这时女婿感到特别高兴，他看到古巴社会正在发生变化，正在摆脱革命教条。

　　关于“革命精神”，我还听导游讲过更为真实的故事，尤其是在谈论古巴家庭医生的时候。家庭医生是古巴医疗体制的精髓，他们住在社区，每个医生负责120至150个家庭的医疗保健。由于他们防守在第一线，解决了“小病变大病”的问题，使得古巴的医疗体制能够取得低成本高效益的成果。这些家庭医生的收入是普通比索，不是“库”，是什么因素使得他们愿意坚守在贫穷的岗位上，而不辞职去做能多赚“库”的工作呢?导游告诉我三个因素。第一个是物质因素，每个家庭医生在社区中都可以分到一套房子，以便他们就近出诊。第二个是历史文化因素，长期以来医生的社会角色就是“帮助人”，做医生的人都认同这样的角色。第三个是革命精神因素，自从古巴革命之后，医生受到革命精神的熏陶，医学院教育特别强调医生要为贫穷的缺医少药者服务，这种革命的职业道德观对他们影响很深。另外，医生中有不少共产党员，他们更是会用革命精神来鼓励自己坚守岗位。

　　什么人在古巴社会中“闪光”?

　　古巴的共产党员是什么样的人呢?我特别问过导游这个问题。他说：“共产党员在社会中是闪光(shining)的人物。”我不理解这“闪光”是什么意思，是为炫耀自己而发光闪烁呢?还是被社会认同的楷模式闪光?导游解释道：“闪光就是指那种有光荣理想的人，愿意为理想作出牺牲的人。”于是我理解了，在古巴的语境中，闪光是指闪光的理想，是指遵循闪光理想行动的人，是楷模式的闪光。那么，有多少人愿意做闪光的人物呢?导游说：“要做闪光的人物，就要有奉献的精神，要严格约束自己。我不想做这样的人物，我想更实际一些，更多赚些‘库’，不想闪光，所以我不作共产党员。”

　　持有导游这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我在古巴看到过大量想多赚“库”而不想闪光的人。记得刚到哈瓦那机场，我就碰到了这样的人，那是一位空姐。入关的时候要填表，一位空姐拿了一张西班牙文的表格给我，我不懂西班牙文，她就帮我填，飞快填完那张小表之后她对我说：“小费!小费!”我真是惊呆了。帮助入关者填表的服务在许多国家的机场都有，从没见过要小费的，况且柜台里明明有英文的表格，如果给我英文表格我自己可以填，根本不需要别人代劳。

　　在古巴的整个旅程中，我一直都处在被索要小费和礼物的压力下。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是坚决反对这种小费的，尤其在古巴的货币双轨制中，外国游客随手付出的一两个“库”的小费会对货币流通量产生不小影响，会推动通胀，1个“库”等于25 比索，而古巴普通人的工资只有三四百比索，这些小费会使许多消费品的价格上涨。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小费会扩大贫富差距，使从事旅游业的人员一下子先富起来，而对社会更有贡献的人，譬如医生，却要陷入低收入的一端。比贫富差距更严重的社会问题是腐败的滋生。向我索要小费的人多数在国有单位工作，国营旅行社、国营酒店、国营饭馆、国营航空公司……这些人利用工作之便索取小费，是与官员利用职权索取贿赂没有本质的不同。

　　在和古巴法学家工会的律师座谈的时候，我曾问过他们古巴改革开放后是否出现赌博、娼妓、贪污受贿等问题。他们说，赌博没有出现，因为古巴人还不知道怎么玩赌博;娼妓问题倒是出现了，多数是向外国游客卖淫;贪污受贿的现象则极少，他们只受理过个别公务员偷窃单位的钱财物品的案件。显然，他们没有把下层公务人员索取小费视为“受贿”。如果下层公务人员可以利用职业之便收取小费，中上层的公务人员不也可以利用职务之便收取更大的“小费”吗?古巴中上层的公务人员是否都是闪光的人物、都能用革命精神来抵御小费的诱惑呢?

　　在“库”的大潮冲击下，我最担忧的是古巴的初级医疗体制，是坚守在社区第一线的家庭医生。因为我知道古巴医疗体制的重大世界意义，我真不想看到这个被誉为发展中国家楷模的体制腐蚀剥落。在美国我听到过古巴医生逃到美国的新闻，他们在美国行医，年薪可以有二十万“库”以上。即使古巴医生不去美国，他们在古巴转行去做旅游相关的工作，也能赚到不少“库”，我就看到过不少的教授和工程师转行去做导游、去开出租车。

　　由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窥视到一位古巴家庭医生在“库”潮下的反应。那次我们去考察一个社区组织的基层活动，所谓考察，就是去参加他们的街坊邻里联欢会。这个社区离哈瓦那老城中心有两小时左右的车程，那里的住宅很像北京五六十年代盖的宿舍楼，房屋相当老旧。联欢会在楼门口的空地上举行，一个桌子上放着家常食品，几排椅子 上坐着街坊邻里。一个小孩表演了一个自编自演的独白剧，说是一条蜈蚣有一天忽然想穿鞋子，到处去找一百只鞋。还有一个年轻姑娘表演了一段诗朗诵，是关于革命历史的，很有革命激情。那个社区的家庭医生也参加了联欢会，他在那个社区长大，和他母亲在一起。这位家庭医生很年轻，刚参加工两年。他长得很帅，但没有一般帅哥的张扬，而是相当腼腆，由于腼腆，显出一丝深沉的淡淡忧郁。我们团中有一位漂亮的美国女孩，年龄和他相仿，都是80后。两人在联欢会上有点儿“一见钟情”的表现，坐在一起亲热地聊了很久。

　　那晚在回哈瓦那的路上，美国女孩告诉我们，帅哥医生对她很热情，还两次把她介绍给他的母亲。按照美国年轻人谈恋爱的习惯，把女朋友介绍给父母就意味着会要考虑谈婚论嫁。同团的另外两个美国女人立刻对美国女孩开玩笑说：“他两次向你求婚啦!”美国女孩很大方，毫不掩饰自己对帅哥医生的好感。不过，虽然拉丁情人以激情冲动著称，刚见面两个钟头就两次求婚似乎也有点儿离谱。美国人都听到过古巴人千方百计偷渡去美国的新闻，因此自然而然对帅哥医生的求婚动机有所怀疑，连美国女孩都想到了这一点。但她不太介意， 那位帅哥医生实在太吸引人，她说：“他的专业有普世的特点，到了美国很容易找到工作。”

　　联欢会后的那个周末晚上是我们的自由活动时间，我去听歌剧，另外几个美国人去酒吧欣赏古巴流行音乐。女孩和帅哥医生约会，说好要去酒吧，还要去海边散步。我看完歌剧从剧场出来，皓月当空，修长美丽的椰树在月光下摇曳，海风徐徐，酒吧中传出浪漫的音乐……我不禁想起帅哥医生和美国女孩，他们的约会一定很浪漫，不知道帅哥会不会为她唱一支小夜曲?在小夜曲的背后，是浪漫的纯情呢?还是对金元帝国的渴望?如果他走了，古巴的初级医疗体制会一点一点地剥蚀吗?

　　第二天早上我在酒店大堂等汽车，看到美国女孩和帅哥医生从电梯里走出来。哇，他们的爱情进展得很快呵，帅哥一定向女孩求婚了，不久就要移民美国了……帅哥医生看到我，很有礼貌地向我招手道别，然后腼腆地走出酒店的大门。

　　帅哥走后，同团的两个美国女人立刻围住了女孩，问她昨晚的浪漫经历。女孩说，昨晚他们一起吃饭、听酒吧音乐、在海边散步，时间过得很快，当他要回去时才发现公共汽车已经没有了，他不得不在她的房间里休歇一晚。他非常有礼貌，没有任何越轨的行为。

　　大家听后都很惊诧，女孩自己也觉得意外，他完全不是一个想去美国的求婚者。女孩后来又讲到他们约会时谈论的话题，她说他很热情地谈论革命，讲到他在社区中的工作，他帮助社区解决水电供应不足的问题，还帮助刑事犯释囚寻找工作、适应新生活。他谈到古巴医生去外国工作，他们社区的一位医生去过卢旺达和坦桑尼亚，为那里缺医少药的贫困社区服务，这是很多古巴医生愿意做的事情。他也谈到过“库”，他的母亲为了赚些“库”，做小布娃娃卖给外国游客，他下班后会帮助母亲做些手工活儿。

　　我还想向女孩多了解一些帅哥医生的“革命精神”，可惜女孩的西班牙语非常有限，而且对“革命”几乎一无所知，听不懂他的很多“革命话语”，没法给我提供进一步的信息。这使我对古巴人的“革命精神”越发感到好奇，有一种神秘而茫然的感觉，即缺乏理性的理解，也没有感性的感受。

　　第二天是“五一”节，我终于有了机会能得到一点点的感性感受。“五一”节哈瓦那在革命广场举行盛大游行，参加的群众很多，不是彩排组织的那种，而是自愿随意的参与。外国人可以到广场中的何塞•马蒂纪念碑台阶上观看游行，我们一大早就来到观礼的台阶上，外国人很多，大多数是左派，来自许多国家，有的举着格瓦拉头像的红旗，有的举着自己国家的旗帜。最给我革命震撼的是游行将要结束时的场面，当最后一个方阵队伍举着巨大的古巴国旗通过广场的时候，全场唱起了国际歌，无数不同的语言，无数激情的歌喉……我看到导游在用西班牙文唱，外国人用英文法文在唱;我看到站在纪念碑更高一层台阶上的劳尔•卡斯特罗，他也在唱，在他旁边站着身穿游击队军服的白发苍苍的老革命者，他们都在唱……

　　我记不得国际歌的中文歌词，但依稀的只言片语随着熟悉的旋律涌入了我的心中：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我们要做世界的主人……要创造人类的幸福……让思想冲破牢笼……团结起来到明天……

　　“五一”过后，我们要回美国了，临走那天早上，一位曾和我们座谈过的经济学家来和我们道别，他特别郑重地对我说：“现在，古巴的局面是靠老一代革命者的革命精神支撑着，古巴领导人最大的缺点是没有从组织上解决继续革命的问题。他们一旦离去，古巴不知道会向何处去。中国在这点上比古巴做得好，中国解决了组织延续的问题。”

　　飞机升上天空，加勒比海中的那个绿色的小岛渐渐远去，但萦绕着小岛的一连串问题却久久地留在我心中，尤其是经济学家的话。

　　八年过去了，老一代革命者带着他们没有忘却的初心逐渐离去，新一代领导人进入了舞台的中心。新领导人将怎样回答经济学家的那个问题呢?

　　迪亚斯•卡内尔是1960年出生的，未参加过革命战争，在红旗下长大。他在大学学习的是电子工程，毕业后当过兵，后来1985年又回到母校任教，并参与了大学的共青联盟工作(古巴的共青团)。他的仕途始于“共青团”，从大学到省，再到“团中央”。1994年他被提拔为“封疆大吏”，担任省委书记，同时成为中央委员，那时他才33岁。当他43岁时，进入了政治局，成为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此后他担任过教育部长，2012年晋升为部长会议付主席，2013年被劳尔任命为国务委员会付主席。2018年4月成为主席。

　　从迪亚斯•卡内尔的成长、晋升、提拔过程来看，古巴在尝试解决“组织上继续革命”的问题;从他当政后的表现来看，他保持了革命精神的闪光。

　　当然，他当政的时间还太短，古巴未来将何去何从，还难以马上定论。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将如何走下去，世界在注视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