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维也纳之战：忠诚跨越了种族和宗教的边界

　　这不仅仅是一个穆斯林士兵挽救了“欧洲救星”生命的故事，在穆斯林鞑靼人心中，也没有哪位统治者的地位能比得上扬·索别斯基。没有他的保护政策，这个地区就不可能盖起清真寺，而且一直存续到了今天。索别斯基也是欧洲的国王，他“在一个非伊斯兰的欧洲国家之中，保卫了一个持久存续的穆斯林社区，这在整个欧洲都是独一份的……这个社区长久以来还一直享有着平等的权利和特权，直到今天也依然如此。”历史学家博古斯拉夫·R.扎格尔斯基说。

　　从宗教层面来说，维也纳之战也是多宗教的。奥斯曼帝国的苏丹穆罕默德四世(1642-93)是逊尼派穆斯林，而法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1638-1715)则是罗马天主教徒。16世纪30年代早期，奥斯曼人和法国人达成了正式的同盟关系，一直到两百多年以后拿破仑入侵埃及。法国-奥斯曼同盟是法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份和平协议。

　　路易十四是罗马天主教徒，维也纳的哈布斯堡帝国统治者也是罗马天主教徒，然而共同的信仰并没有使他们成为天然的盟友。路易十四想要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基督教君主，维也纳之战对他来说是一次提高自己地位的好时机。奥斯曼人在逼近维也纳时，法国也开始向西部前线派兵，包围了哈布斯堡军队。难怪哈布斯堡人给太阳王起了个绰号叫“土耳其基督徒”。

　　早在1679年，路易十四就试图说服奥斯曼人支持马扎尔人反抗哈布斯堡帝国的起义，但是没有成功。路易十四还曾经鼓动过路德教派和贵族特克伊·伊姆雷(1657-1705)发动叛乱，因为当时信奉天主教的哈布斯堡人一直在镇压新教的宗教改革浪潮。在70年代初马扎尔起义和农民十字军起义的基础上，特克伊又得到了太阳王的支持，于1678年发动了战争，反抗哈布斯堡王朝。

　　为了推动事业的成功，路德教徒特克伊与奥斯曼帝国的苏丹穆罕默德四世结盟，1682年11月，他又被任命为北匈牙利的国王(今天主要在斯洛伐克境内)。北匈牙利也成为了奥斯曼帝国的附属国，向苏丹称臣，以此换取新教徒的宗教自由，而宗教自由在教皇那里是不被允许的。特克伊和他的军队在维也纳之战中站在了奥斯曼帝国一边，与他们并肩作战的还有许多奥斯曼帝国的基督教附属国，比如瓦拉吉亚和摩尔多瓦，这两个国家都是今天罗马尼亚的东正教君主国。尽管这些国家输掉了战役，苏丹还是给了特克伊伯爵头衔和加拉塔(今土耳其境内)的几处房产，他和妻子也去到那里定居了。

　　向苏丹寻求支持的基督教领袖并不只有特克伊，哥萨克人彼得·多罗申科(1627-98)也是其中之一。他领导着乌克兰中部的盖特曼国，17世纪60年代，在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帮助下抗击波兰军队。1669年3月，哥萨克委员会通过了多罗申科的提案，与奥斯曼人结盟，以抵抗波兰和俄罗斯的入侵。

　　西欧宗教改革后新成立的新教国家，往往对土耳其穆斯林的帮助寄予厚望，希望他们反对教皇，反对西班牙和维也纳的天主教势力。以荷兰“国父”威廉一世(1533-1584)为例，1566年，他派遣了一位使者去君士坦丁堡拜访苏莱曼大帝，请求他帮助反抗西班牙对新教徒的镇压。1574年，苏丹穆拉德三世(1546-1595)给荷兰和西班牙的新教徒们写了一封信，宣称路德教和加尔文教与逊尼派伊斯兰教有更多的共同之处，而不是天主教，“既然你们不崇拜雕像，那就把雕塑、画像和排钟扔出教堂，说出你们自己的信仰，全知全能的上帝只有一个，神圣的耶稣是他的先知……”

　　这样的历史背景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只有波兰国王扬·索别斯基和穆斯林鞑靼人愿意来拯救哈布斯堡王朝了。新教国家更乐意看到神圣罗马帝国落入奥斯曼人手中。宗教改革后，欧洲爆发了“30年战争”(1618-1648)，也是所有“基督教国家内战”之中最血腥的一场，新教国家一直处在哈布斯堡王朝和教皇的对立面，其中的大部分还和奥斯曼军队结盟了。

　　因此，维也纳之战并不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战争。这不是一场文明的冲突——基督教获胜，穆斯林落败。相反，守城联军一方，逊尼派穆斯林鞑靼人帮助了信奉天主教的国王;奥斯曼军队一方，路德教派的匈牙利人也和逊尼派的穆斯林苏丹结了盟。最终，这不过又是欧洲列强之间争权夺势的一场战争。忠诚跨越了种族和宗教的边界。索别斯基和他的盟友从来没有“拯救欧洲”，也没有拯救基督教，尽管牌匾、教科书和百科全书上都是这么说的。相反，这位波兰-立陶宛联邦的统治者拯救了欧洲北部的穆斯林生活和文化。维也纳之战是一出多元文化的戏剧，证明了欧洲历史正在迎来复杂而矛盾的转折。“欧洲基督教联军”更是从来没有存在过。

　　炸弹爆炸时，我在奥斯陆郊外的一家咖啡馆里刷手机。那是一个阴沉的周五下午，2011年7月22日，下午3点25分。有报道称，挪威政府总部办公楼群遭受了900公斤汽车炸弹的袭击，造成8人死亡。在电视和网络上，专家们纷纷开始推测这是基地组织所为。但是事实上，行凶者却是我们自家人：一个金发的32岁挪威人，来自首都的富人区。这个蓝眼睛的恐怖分子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就是我们之中的一员。

　　爆炸发生后，布雷维克就坐在他的车里，听着广播。得知爆炸并没有摧毁首相办公室之后，他立刻发动引擎向于特岛驶去，那条路线刚好经过我所在的咖啡馆。于特岛是一座心形岛屿，工党青年团的成员们每年都会在那里参加夏令营。他在岛上进行了长达一个小时的疯狂射击，69人遇难，其中55人是青少年。

　　死于布雷维克枪下最年轻的一位遇难者是莎莉丁(全名SharidynMeeganNgahiwiSvebakk-B?hn)，家人朋友都管她叫“茜茜”。遇害前五天，她才刚刚过完自己的14岁生日。她想要成为一名国际级时装设计师，刚刚开始运营自己的时尚博客“紫色风尚”——紫色是她最喜欢的颜色。抵达营地后，莎莉丁搭的帐篷也是蓝色和紫色的。7月22日，她在自己最喜欢的颜色中醒来。下午，她又见到了挪威前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夫人。这位14岁的小姑娘喜出望外，兴高采烈地给母亲打电话，宣布她心目中最伟大的英雄这个地位，母亲需要和布伦特兰夫人竞争了。下午5点29分，布雷维克朝莎莉丁的后背开了两枪。

　　是什么杀死了莎莉丁?是子弹吗?可又不是子弹扣动的扳机。是食指吗?可食指也没有指使恐怖分子的所作所为。是布雷维克的思想。他激进的、致命的观念终结了77个人的生命。他相信杀死这些人是正确的——他们都是“叛徒”，是“文化马克思主义者”，是“多元文化霸权”的簇拥。于是他亲手实践了自己的理念，杀死了于特岛上无辜的孩子，因为他们都是工党未来的接班人。

　　22日下午，大约就是在莎莉丁和布伦特兰夫人会面的时候，布雷维克将一份长达1500页的“宣言”发送给了上千名与他志同道合的伙伴。这些杀戮也不过是他传播文字的一种手段，他犯下了作为一个人所能犯下的最令人发指的罪行，他的观念却借此名扬四海。

　　因为2083年是维也纳战役胜利400周年。这场战争发生在1683年9月12日，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将维也纳城围困了两个月。此前，土耳其人在欧洲战场上几乎所向披靡，疆域从波斯湾一直延伸到了今天的布达佩斯和摩洛哥。可这一次，战神却站到了土耳其人的对立面。波兰-立陶宛联邦，联合了欧洲大陆的超级大国神圣罗马帝国，再加上维也纳的哈布斯堡王朝组成了一支联军(这也是这些竞争对手第一次合作)，击退了奥斯曼人。受到这场传奇战争的启发，布雷维克设想了一种类似的驱逐穆斯林行动，他在自己的宣言中写道：“2083年9月11日，正好在我们赢得维也纳战争的400年后，第三波圣战将被击退，西欧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和多元文化霸权将被摧毁。欧洲将再次回到爱国者的手中。”

　　1983年9月，维也纳战役的上一个百年纪念，教皇若望·保禄二世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进行了为期四天的访问。《纽约时报》报道称，这次访问是“300周年庆祝活动的高潮，当年正是欧洲的基督教联军在波兰国王扬·索别斯基的指挥下瓦解了土耳其人的包围”。9月12日，也就是战争胜利的那天，教皇若望·保禄二世在维也纳森林的卡伦山上会见了一群祈祷的波兰人，他们是从共产主义的祖国逃出来的，卡伦山也正是索别斯基与奥斯曼军队开战的地点。人们还竖起了一个官方牌匾，上面写着“维也纳军事突击队，承载传统的旗手”，纪念“维也纳抵御土耳其入侵300周年”。那附近还有另一座纪念碑，纪念波兰国王索别斯基在这场战役中“拯救了基督教”。维也纳之战变成了一场文明的冲突，基督教获胜，穆斯林落败。正是这样的描述塑造了布雷维克的世界观，同样受其影响的还有“欧拉伯阴谋论者”(他们认为受阿拉伯国家的影响，欧洲将会在本世纪末完全被伊斯兰化)和欧洲的极右势力。这场战役已经成为了组成他们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对他们来说这个历史事件是完全可以被效仿的，因为它代表着“我们vs他们”的终极斗争。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反伊斯兰博客“维也纳之门”在签名栏里这样写道：“1683年维也纳围城事件中，伊斯兰教已经做好了占领基督教欧洲的准备。现在，我们依然处于这一古老战争的新阶段。”

　　但如果仔细研究一下这场战争，我们就会得出不同的理解：这场战争其实是基于种族间的合作。毕竟，波兰-立陶宛联邦本身就是个多语言、多宗教的联邦，并且如果没有利普卡鞑靼人(逊尼派穆斯林鞑靼人)的帮助，索别斯基可能也不会赢得最终的胜利。

　　亚欧大陆的草原上或草原周边，生活着一支说土耳其语的半游牧民族，人们通常称他们为“鞑靼”。13世纪中期开始，在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蒙古和平”(也叫“鞑靼和平”)之后，蒙古帝国解体，一支穆斯林鞑靼人逃离了帖木儿的统治，1397年，转而向立陶宛的基督教大公维陶塔斯寻求庇护(立陶宛在土耳其语中就叫“利普卡”)。立陶宛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维陶塔斯公爵非常欢迎他们的到来，保证他们的宗教自由，甚至免除了他们的赋税。作为回报，利普卡鞑靼人向立陶宛提供了军事援助以抵御帖木儿的入侵，随后也帮助了波兰人赶走了奥斯曼军队。

　　在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历史上，利普卡鞑靼人和他们的轻骑兵部队几乎是每一场战争的关键因素：1939年9月，在波兰军队抵御纳粹德国步兵入侵的最后一道防线上，第一鞑靼中队也是其中的重要力量。2010年11月，波兰在格但斯克建造了第一座鞑靼人纪念碑，波兰总统莫罗夫斯基在落成仪式上宣布：

　　“他们为了祖国的利益，在面对每一个波兰的敌人时都浴血奋战。他们与俄罗斯人、瑞典人甚至是土耳其人作战，把敌人从波兰的领土上赶走，即使他们与敌人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没有他们，维也纳之战可能就不会是现在的结果，因此，国王扬·索别斯基也始终将他们铭记于心。”

　　实际上，早在维也纳之战开始前30年，索别斯基就已经从内心里认可了鞑靼人。17世纪50年代，索别斯基曾因外交工作被派往君士坦丁堡，也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布尔，他在那里学会了鞑靼语。1656年，瑞典人入侵波兰首都，索别斯基率领着克里米亚鞑靼骑兵团的2000人保卫波兰。这场战役是“大洪水时代”的一部分，瑞典人在战争中摧毁了百余个波兰城市和无数教堂，这也是波兰在二战之前遭受的最为严重的一次袭击。

　　1674年索别斯基成为联邦国王之后，免除了利普卡鞑靼人的所有赋税，把他们的收入提高到与哥萨克人相等的水平，也恢复了他们宗教特权(他们在反宗教改革中失去了这些权利)，其中包括允许他们重建清真寺。鞑靼人还获得了不少皇室的土地，有波兰东部的波德拉谢，还有今天白俄罗斯的布雷斯特、科布林和格罗诺地区。索别斯基希望他们能够带着这些荣誉继续为波兰-立陶宛联邦征战。

　　因此，在1683年维也纳解围战中，索别斯基(这时他还指挥着神圣罗马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带上了一支穆斯林鞑靼人的轻骑兵，这支部队由中尉利普卡鞑靼人萨缪尔·米尔扎·克列扎夫斯基率领。他们与索别斯基举世闻名的翼骑兵并肩作战，利普卡鞑靼人会在头盔边插上稻草，以免被误认成是敌方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利普卡鞑靼人最擅长的战术是假装撤退，趁敌不备时将其包围，他们用这一招歼灭了不少土耳其人。战争胜利后，索别斯基从营地里给他的妻子玛丽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我们的鞑靼人自己带了鹰隼来玩，他们现在正在看守战俘，他们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忠诚可靠。”

　　三周后，他们的忠诚可靠又一次得到了证明。当时奥斯曼军队正在撤退，索别斯基率队紧追，1683年10月7日，双方在多瑙河畔开战，史称“帕卡尼战役”。一片混战中，索别斯基与大部队走散了，随时有被杀害的危险。中尉克列扎夫斯基把他救了出来，战后，根据传统，索别斯基将这位利普卡鞑靼中尉提拔为上校，并赠予他一处房产，就在今天波兰东部的克鲁西尼亚尼。后来，索别斯基有一次在格罗德诺出席国会会议，回程途中还去那里拜访了克列扎夫斯基，向他道谢。两人在菩提树下见面聊了会天，直到现在，镇子上的人还能指出那几棵老树。

　　波兰最古老的清真寺位于克鲁西尼亚尼，为表彰鞑靼人所做出的军事贡献，国王扬·索别斯基将这块土地赠予了他们。相传，1688年，索别斯基路过这里时，还顺道来到镇上拜访了鞑靼人图片来源：Wikimedia

　　这不仅仅是一个穆斯林士兵挽救了“欧洲救星”生命的故事，在穆斯林鞑靼人心中，也没有哪位统治者的地位能比得上扬·索别斯基。没有他的保护政策，这个地区就不可能盖起清真寺，而且一直存续到了今天。索别斯基也是欧洲的国王，他“在一个非伊斯兰的欧洲国家之中，保卫了一个持久存续的穆斯林社区，这在整个欧洲都是独一份的……这个社区长久以来还一直享有着平等的权利和特权，直到今天也依然如此。”历史学家博古斯拉夫·R.扎格尔斯基说。

　　从宗教层面来说，维也纳之战也是多宗教的。奥斯曼帝国的苏丹穆罕默德四世(1642-93)是逊尼派穆斯林，而法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1638-1715)则是罗马天主教徒。16世纪30年代早期，奥斯曼人和法国人达成了正式的同盟关系，一直到两百多年以后拿破仑入侵埃及。法国-奥斯曼同盟是法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份和平协议。

　　路易十四是罗马天主教徒，维也纳的哈布斯堡帝国统治者也是罗马天主教徒，然而共同的信仰并没有使他们成为天然的盟友。路易十四想要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基督教君主，维也纳之战对他来说是一次提高自己地位的好时机。奥斯曼人在逼近维也纳时，法国也开始向西部前线派兵，包围了哈布斯堡军队。难怪哈布斯堡人给太阳王起了个绰号叫“土耳其基督徒”。

　　早在1679年，路易十四就试图说服奥斯曼人支持马扎尔人反抗哈布斯堡帝国的起义，但是没有成功。路易十四还曾经鼓动过路德教派和贵族特克伊·伊姆雷(1657-1705)发动叛乱，因为当时信奉天主教的哈布斯堡人一直在镇压新教的宗教改革浪潮。在70年代初马扎尔起义和农民十字军起义的基础上，特克伊又得到了太阳王的支持，于1678年发动了战争，反抗哈布斯堡王朝。

　　为了推动事业的成功，路德教徒特克伊与奥斯曼帝国的苏丹穆罕默德四世结盟，1682年11月，他又被任命为北匈牙利的国王(今天主要在斯洛伐克境内)。北匈牙利也成为了奥斯曼帝国的附属国，向苏丹称臣，以此换取新教徒的宗教自由，而宗教自由在教皇那里是不被允许的。特克伊和他的军队在维也纳之战中站在了奥斯曼帝国一边，与他们并肩作战的还有许多奥斯曼帝国的基督教附属国，比如瓦拉吉亚和摩尔多瓦，这两个国家都是今天罗马尼亚的东正教君主国。尽管这些国家输掉了战役，苏丹还是给了特克伊伯爵头衔和加拉塔(今土耳其境内)的几处房产，他和妻子也去到那里定居了。

　　向苏丹寻求支持的基督教领袖并不只有特克伊，哥萨克人彼得·多罗申科(1627-98)也是其中之一。他领导着乌克兰中部的盖特曼国，17世纪60年代，在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帮助下抗击波兰军队。1669年3月，哥萨克委员会通过了多罗申科的提案，与奥斯曼人结盟，以抵抗波兰和俄罗斯的入侵。

　　西欧宗教改革后新成立的新教国家，往往对土耳其穆斯林的帮助寄予厚望，希望他们反对教皇，反对西班牙和维也纳的天主教势力。以荷兰“国父”威廉一世(1533-1584)为例，1566年，他派遣了一位使者去君士坦丁堡拜访苏莱曼大帝，请求他帮助反抗西班牙对新教徒的镇压。1574年，苏丹穆拉德三世(1546-1595)给荷兰和西班牙的新教徒们写了一封信，宣称路德教和加尔文教与逊尼派伊斯兰教有更多的共同之处，而不是天主教，“既然你们不崇拜雕像，那就把雕塑、画像和排钟扔出教堂，说出你们自己的信仰，全知全能的上帝只有一个，神圣的耶稣是他的先知……”

　　这样的历史背景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只有波兰国王扬·索别斯基和穆斯林鞑靼人愿意来拯救哈布斯堡王朝了。新教国家更乐意看到神圣罗马帝国落入奥斯曼人手中。宗教改革后，欧洲爆发了“30年战争”(1618-1648)，也是所有“基督教国家内战”之中最血腥的一场，新教国家一直处在哈布斯堡王朝和教皇的对立面，其中的大部分还和奥斯曼军队结盟了。

　　因此，维也纳之战并不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战争。这不是一场文明的冲突——基督教获胜，穆斯林落败。相反，守城联军一方，逊尼派穆斯林鞑靼人帮助了信奉天主教的国王;奥斯曼军队一方，路德教派的匈牙利人也和逊尼派的穆斯林苏丹结了盟。最终，这不过又是欧洲列强之间争权夺势的一场战争。忠诚跨越了种族和宗教的边界。索别斯基和他的盟友从来没有“拯救欧洲”，也没有拯救基督教，尽管牌匾、教科书和百科全书上都是这么说的。相反，这位波兰-立陶宛联邦的统治者拯救了欧洲北部的穆斯林生活和文化。维也纳之战是一出多元文化的戏剧，证明了欧洲历史正在迎来复杂而矛盾的转折。“欧洲基督教联军”更是从来没有存在过。

　　维也纳之战在欧洲历史上也并不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重要。1683年后，奥斯曼人又统治了巴尔干半岛两个世纪;他们治下的大多数希腊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也都是基督徒，今天这些国家的基督徒数量比奥地利还多。至于土耳其的逊尼派穆斯林，从16世纪到18世纪，他们的主要敌人不是欧洲国家，而是近邻波斯人，波斯人建立起了萨法维帝国，还复兴了什叶派伊斯兰教。

　　布雷维克和他的同类误读历史是基于仇恨，而非逻辑、论证或理性。我们必须扪心自问，这种仇恨从何而来。毕竟，“2083年宣言”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基于维基百科和他们从小接受的欧洲历史教育。布雷维克笔下的观念在今天的欧洲十分普遍，至少比七年前要普遍得多。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我们或许会想起德国作家布莱希特的这首《论暴力》，这首诗就是写于1933年动乱之后：

　　人们看得见急流的暴力

　　河床包围着急流

　　却没有人说河床暴力

　　大多数时候，有思想是好的，思想是我们存在的原因。但有些时候，思想也可能会致命，这就是莎莉丁不在了的原因。

　　本文作者DagHerbj?rnsrud是挪威的一位思想史学家，也是世界思想史和比较思想史中心的创始人。他的近作《全球知识：新启蒙时期的文艺复兴》(GlobalKnowledge:RenaissanceforaNewEnlightenment，2016年出版挪威语原版)英语版即将问世。

　　(翻译：都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