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喜欢戴口罩，因为嫌弃自己的脸

　　说他纯种倒反生气

　　都说日本人喜欢戴口罩。为什么而带口罩?当然有多种说法。但有一种说法是为了遮盖自己也不喜欢的一张脸。为什么会不喜欢自己的脸?这与什么有关?其实就与杂种性有关。

　　杂种总是不好听。令人想起床第之事。更令人想起乱交和杂交。所以，对中国人而言，杂种绝对是个令人不快与愤怒的骂人语。如“你这小杂种”。但日本人不这样认为。他们公开宣称自己的人种与文化就是杂种的产物，并为能有这样的杂种而沾沾自喜，丝毫没有耻与怒的感觉。相反你说他纯种，倒反生气。

　　日本人牵狗逛街，你说这纯种狗真好看，日本人会生出不快。前两年，日本经济新闻亚洲总局编辑委员村山宏，曾发表一篇题为《日本人就是中国人吗?》的文章，声称日本人并非是中国人的直接子孙，而是“杂种”，日本文化也是“杂种文化”。

　　从文献学上看，杂种文化最先提出者是2008年去世的日本思想家加藤周一。他在上世纪50年代就看出日本近代化以来所具有的两种倾向：近代主义者极力排斥日本元素，将西方文明纯粹化;国粹主义则试图消灭外来文明而回归日本传统。加藤认为与其这样大伤元气的争斗还不如来个调和，将日本文化规范为杂种文化，并从中找出普遍适用性的东西。于是杂种文化这个提法开始登上学术舞台。

　　加藤周一所著《杂种文化》，副标题就是“对日本文化小小的希望”。这表明他并不忌讳出身的“杂”，反而寄希望于以“杂”取胜。杂种这个概念的另类表述就是混血儿，混杂，不纯，混合，重组，移动，越界等。

　　在日本，最初使用“西洋”一词的是德川家康的幕僚新井白石。他在1708年写《西洋纪闻》，满足了江户人对西方旺盛的好奇心。那时《国书总目录》里冠以西洋书名有230部。冠以东洋书名只有10部。

　　在日本，最初使用“东洋”一词的是幕末洋学家佐久间象山。他提出了“东洋的道德，西洋的艺术”口号。后来又解释为“学问技术采于彼，仁义道德存于我”。首次明确东洋是精神的，西洋是物质的。东洋被赋予了文化概念。当然还有冈仓天心。他在《东洋的思想》中，将“东方”划为地域概念，将“东洋”划为文化概念。

　　当时，同样是幕末洋学家的中村敬宇，在《洋学论》中，将西洋技术定位成六大块：“洋夷所长者六，曰天文，曰地理，曰算术，曰器械，曰航海，曰医术。是六者，精致工妙，出天出地，汉土之不及也”。1854年(嘉永七年)3月27日的深夜，二位日本人潜入佩里旗舰泼哈汤号，想偷渡海外。这二人就是吉田松阴和金子重辅。被发现后关在只能弯曲身子的小屋里。审讯他们的是当时役人黑川嘉兵卫。据松阴的《回顾录》里记述，偷渡的动机是想“知道万国的情势。”也就是说想睁眼看世界，然后为我所用。

　　说变就变的日本人

　　中国是从明代开始叫日本为“东洋”，叫日本人为“东洋人”。到了明治时期，日本万事都仿照欧州，迎来了新生的“鹿鸣馆”时代。曾经标榜过的东洋开始被日本人抛弃，急速地走向西洋化。当初初代文部大臣森有礼提出了放弃国语引入法语的主张。

　　明治八年(1875年)，清国公使何如璋，副公使黄遵宪来到日本，与日本朝野的文人欢谈。其中日本方面的一个中心人物源桂阁(大河内辉声)，在出席何公使举行的宴会上，发出了“东洋小生源辉声谨贺”的声音。表明一个面对西洋的东洋，一个面对西洋物质文明的东洋精神文明的立场，已遭放弃。

　　那个时候的日本，洋物代替和物，带“洋”的汉字泛滥成灾。如：

　　洋医，洋画，洋学，洋乐，洋果子，洋瓦，洋馆，洋弓，洋教，洋琴，洋银，洋钉，洋鸡，洋犬，洋剑，洋语，洋行，洋才，洋菜，洋裁，洋数，洋纸，洋字，洋室，洋衣，洋种，洋酒，洋书，洋食，洋船，洋装，洋刀，洋灯，洋梨，洋发，洋风，洋舞，洋物，洋间，洋癖，洋文，洋兰等。

　　洋物还波及到了肉体。很多西洋人倒反觉得日本人穿和服合身，而穿惯和服身体的日本人再穿西服，是种悲哀。而以田口卯吉，海野幸德，大隈重信为代表的知识阶层，在日俄战争的前后，哀叹日本男子容貌与“一等国”不相符。日本女子的体形与西洋比觉得害羞。于是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造肉体运动，西洋近代体育被拿了进来。

　　说他纯种倒反生气

　　都说日本人喜欢戴口罩。为什么而带口罩?当然有多种说法。但有一种说法是为了遮盖自己也不喜欢的一张脸。为什么会不喜欢自己的脸?这与什么有关?其实就与杂种性有关。

　　杂种总是不好听。令人想起床第之事。更令人想起乱交和杂交。所以，对中国人而言，杂种绝对是个令人不快与愤怒的骂人语。如“你这小杂种”。但日本人不这样认为。他们公开宣称自己的人种与文化就是杂种的产物，并为能有这样的杂种而沾沾自喜，丝毫没有耻与怒的感觉。相反你说他纯种，倒反生气。

　　日本人牵狗逛街，你说这纯种狗真好看，日本人会生出不快。前两年，日本经济新闻亚洲总局编辑委员村山宏，曾发表一篇题为《日本人就是中国人吗?》的文章，声称日本人并非是中国人的直接子孙，而是“杂种”，日本文化也是“杂种文化”。

　　从文献学上看，杂种文化最先提出者是2008年去世的日本思想家加藤周一。他在上世纪50年代就看出日本近代化以来所具有的两种倾向：近代主义者极力排斥日本元素，将西方文明纯粹化;国粹主义则试图消灭外来文明而回归日本传统。加藤认为与其这样大伤元气的争斗还不如来个调和，将日本文化规范为杂种文化，并从中找出普遍适用性的东西。于是杂种文化这个提法开始登上学术舞台。

　　加藤周一所著《杂种文化》，副标题就是“对日本文化小小的希望”。这表明他并不忌讳出身的“杂”，反而寄希望于以“杂”取胜。杂种这个概念的另类表述就是混血儿，混杂，不纯，混合，重组，移动，越界等。

　　在日本，最初使用“西洋”一词的是德川家康的幕僚新井白石。他在1708年写《西洋纪闻》，满足了江户人对西方旺盛的好奇心。那时《国书总目录》里冠以西洋书名有230部。冠以东洋书名只有10部。

　　在日本，最初使用“东洋”一词的是幕末洋学家佐久间象山。他提出了“东洋的道德，西洋的艺术”口号。后来又解释为“学问技术采于彼，仁义道德存于我”。首次明确东洋是精神的，西洋是物质的。东洋被赋予了文化概念。当然还有冈仓天心。他在《东洋的思想》中，将“东方”划为地域概念，将“东洋”划为文化概念。

　　当时，同样是幕末洋学家的中村敬宇，在《洋学论》中，将西洋技术定位成六大块：“洋夷所长者六，曰天文，曰地理，曰算术，曰器械，曰航海，曰医术。是六者，精致工妙，出天出地，汉土之不及也”。1854年(嘉永七年)3月27日的深夜，二位日本人潜入佩里旗舰泼哈汤号，想偷渡海外。这二人就是吉田松阴和金子重辅。被发现后关在只能弯曲身子的小屋里。审讯他们的是当时役人黑川嘉兵卫。据松阴的《回顾录》里记述，偷渡的动机是想“知道万国的情势。”也就是说想睁眼看世界，然后为我所用。

　　说变就变的日本人

　　中国是从明代开始叫日本为“东洋”，叫日本人为“东洋人”。到了明治时期，日本万事都仿照欧州，迎来了新生的“鹿鸣馆”时代。曾经标榜过的东洋开始被日本人抛弃，急速地走向西洋化。当初初代文部大臣森有礼提出了放弃国语引入法语的主张。

　　明治八年(1875年)，清国公使何如璋，副公使黄遵宪来到日本，与日本朝野的文人欢谈。其中日本方面的一个中心人物源桂阁(大河内辉声)，在出席何公使举行的宴会上，发出了“东洋小生源辉声谨贺”的声音。表明一个面对西洋的东洋，一个面对西洋物质文明的东洋精神文明的立场，已遭放弃。

　　那个时候的日本，洋物代替和物，带“洋”的汉字泛滥成灾。如：

　　洋医，洋画，洋学，洋乐，洋果子，洋瓦，洋馆，洋弓，洋教，洋琴，洋银，洋钉，洋鸡，洋犬，洋剑，洋语，洋行，洋才，洋菜，洋裁，洋数，洋纸，洋字，洋室，洋衣，洋种，洋酒，洋书，洋食，洋船，洋装，洋刀，洋灯，洋梨，洋发，洋风，洋舞，洋物，洋间，洋癖，洋文，洋兰等。

　　洋物还波及到了肉体。很多西洋人倒反觉得日本人穿和服合身，而穿惯和服身体的日本人再穿西服，是种悲哀。而以田口卯吉，海野幸德，大隈重信为代表的知识阶层，在日俄战争的前后，哀叹日本男子容貌与“一等国”不相符。日本女子的体形与西洋比觉得害羞。于是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造肉体运动，西洋近代体育被拿了进来。

　　法国的陆军曾经是日本陆军的范本。但在1870年(明治三年)，普鲁斯和法国开战。法国失败，普鲁斯压胜。日本人对法国的兴趣一下又转移到德国身上，并开始把法国样式的军队转换成德国式的。参谋本部也成了德国式的，语言也以德语为中心。但海军是引进英国的。所有的系统都是从英国买进，因此海军是讲英语为主。

　　当时日本人眼里只有欧洲，江户合理主义被仍在一边。明治政府是否定江户的，说江户是日本文化的死胎。而且明治以后的知识人包括军人在内，都没有学得江户的智慧。对此，司马辽太郎说：这和日本的战败不无关系吗?

　　在战争中，美英被日本人骂为“鬼畜英美”。说明日本人对他们已经恨到根底。但美国大兵一旦进驻东京，非但没有发生像伊拉克那样的抵抗袭击事件，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反而还收到日本人大量的书信，表示问安，激励，慰谢乃至臣服。同时，赠送家宝、土地、物产的也有不少。其中最让人吃惊的是，日本居然有数百女性在信中对这个“至高无上”的美国男性写道：“请让我生您的孩子吧。”

　　当时占领军总司令部为了告诉日本人大豆也可当粮食食用这个道理，就关掉了把大豆作原料的酱油厂。一批酱油业者就来到美国人面前请求撤销决定。管理大豆配给的经济科学局主任普鲁东女士，只说了这么一句话：“日本人口味的喜好，说变就变”。最后美国人还是强硬地关闭了1500家酱油工厂。以后日本食文化的口味果真是按照那位美国人说，急速地发生了变化。

　　放弃“多”比登天还难

　　日本人历史上有三次大模仿。第一次模仿中国，第二次模仿欧洲，第三次模仿美国。第三次的模仿不是自愿的模仿而是强制的模仿。三次模仿都有一个共通点，即感觉到科学技术落后了。

　　战败刚结束的1945年8月20日，《朝日新闻》就刊登《通往科学立国之路》的文章。说“我们被敌人的科学所打败。这个事实的证明就是在广岛投下的一颗原子弹。”

　　麦克阿瑟是占领期的最高权力者。包括文化面，他是所有政策的决定者。他的副官这样评说麦克阿瑟：剧场没去过一次，交响乐没听过一次。除了《圣经》之外，没有读过一本书。只是看过电影，但还是西部片。这位学音乐专业的副官为此下了这样的结论：麦克阿瑟元帅是文化的野蛮人(参阅冈本嗣郎《抢救歌舞伎的美国人》集英社，2001年)。但就是这位“文化的野蛮人”，在文化方面唯一关心的就是基督教的普及问题。

　　他向民间情报教育局的负责人发出问卷：“战前日本有多少基督教徒?战后又有多少?”回答是：“战前20万人。战后2万人。”麦克阿瑟在接到答卷后的一次演讲中说：这个国家在战前有20万基督教徒。现在有2000万基督教徒。之后，按照麦克阿瑟的意愿，发放了1000万册的《圣经》给日本人。

　　1853年佩里来航，打开日本门户，就期望什么时候能把日本人引入基督教世界。这也可能是来航的目的之一。当时列强推进殖民地，在亚洲只有日本和泰国不是基督教国家。佩里来航的92年之后，麦克阿瑟断言已经有很多日本人正式皈依基督教。实际上他是在不知不觉中戏玩了佩里的夙愿。1945年9月2日，在战舰米西里号上签订投降协议。战舰的一边还挂着佩里当年用过的国旗。

　　总之，佩里也好，麦克阿瑟也好，在日本并没有看到可期待的结果。从韩国和菲律宾的基督教信徒数字来看，他们在日本的努力是以失败而告终的。为什么会失败呢?就是因为多神教的杂种文化，对一神教的纯种文化根本没有什么感觉。也就是说，要日本人放弃“多”加入“一”的行列，比登天还难。麦克阿瑟自认自己是日本通，其实这也是放大了自己。

　　这正如芥川龙之介在《诸神的微笑》中，这样描写他们的得意：“我们存在于树木中，存在于浅川的水流中，存在于掠过蔷薇的微风中，存在于残留于寺院墙壁上的夕阳中。总之，我们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你得当心哟。”这里，叫谁当心呢?叫被称之为“希腊诸神的那个国家的恶魔”当心，因为我们也有“大日灵贵”(天皇家的祖先，天照大神的别名)。

　　日本知识人的困惑

　　有“东洋的卢梭”之称的明治期的思想家中江兆民在《一年有半》里，对杂种文化是讽刺的。他说：伊藤博文诚然是一位风度翩翩的秀才，在汉学方面他只有做歪诗的本领;在洋学方面，他只有背诵目录的水平;但他口若悬河，很能够一时把人们弄得糊里糊涂。

　　他说，早稻田伯爵(大隈重信)是个豪爽可爱之人，但也不是宰相的器材。具有小聪明而缺乏长远的考虑，所以做了一百件失败的而没有做过一件成功的事情。倘若让他在民间做投机商，那就真正能够充分发挥他的才能。他说，在文字方面，有汉字，假名里面又有平假名，片假名，万叶假名。文字这样混乱，恐怕从古至今，无论哪一个国家，都是没有先例的。

　　活跃于明治，大正与昭和时期的作家岛崎藤村，在《夜明之前》中，描述了日本的杂种时代：感觉真是太快了。现在日本的语言也没有了，大家都讲英语，在英语中思考问题。和肤色白斩鼻子高高的西洋人结婚，就能生出优秀的人种。如果有人还不知道文明开化的话，真是愚蠢。

　　模仿西洋，产生了什么效果呢?写女人专长的“唯美”大作家谷崎润一郎是这样回答的：那个时候的我，去帝国馆，座在里面看洋画，没有感到快乐。尾上松之助的电影与西洋电影的不同，使人想到日本和欧美的不同。看到设备完善能放映西洋电影的都市，我就渐渐对东京感到厌烦。

　　生在东洋的边缘，是自己的不幸，感到悲哀。如果那个时候有钱，妻子也不束缚的情况下，或许我已经飞往西洋了。与西洋人的生活同化，写他们的题材。他还有过激的言论：目睹对西洋文明的模仿，如果没有特别的喜悦之情，说明这个模仿度还不够。东京什么时候西洋化，就是我讨厌西洋的时候。

　　而芥川龙之介在《诸神的微笑》小说中这样结尾：如果即便日本人沉湎于古来的“忘却之眠”，我们听到黑船的石火矢的声音，破弃古来之梦的时候必将到来。这是不用怀疑的。但问题在于19世纪的黑船到来，也遭遇了16世纪的基督之神“泥乌须”(デウス)的命运。

　　日本人学习并采用了对自己有用的蒸汽汽船技术，但对其背后的工程思想和经验科学思想表现出无关心的状态。这正如户坂润在《日本意识形态论》里说，西田几多郎的哲学才是被日本诸神同化的输入哲学的末路，而西田的弟子们对“世界史的哲学”则仅仅是一知半解。

　　日本人嫌弃自己的脸

　　日本的国宾晚宴是法国料理和葡萄酒，并用香槟干杯。

　　在国宾晚宴上用法国料理和葡萄酒招待作为国家最为高贵的宾客，就等于表明日本料理和日本酒不好吃不好喝。各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和宾客，他们要到日本来品尝法国料理和葡萄酒吗?不把自己国家最具代表性的料理拿出来招待各国元首们，这是一种怎样的心态?当然与杂种性有关。因为已经杂种了，所以在观念上法国的东西也就是日本的东西。西洋的东西也就是东洋的东西。但这倒也生出了如日本语所说的“一途の多様”，“多様の一途”的包容性。

　　但坂口安吾在《堕落论》这样写道：“半年之内，世事沧桑。自许天皇坚强盾牌的我等，只要是为了天皇，慷慨赴死绝不反顾的我等。年轻人们如樱花般散去了，活下来的活跃在黑市交易中，尽管耻图百年之命、卫君一朝赴死的誓言音犹在耳。以毅然决然之心送走男人的女人们，经过半年岁月的淘洗，如今在夫君牌位前的礼拜已经变得只是一种程序，她们心中开始浮现新面孔的日子决不会太远。不是人变了。人原来就是如此。变化的不过是世相的表层。”

　　过去的记忆如“樱花般散去”;在战死的夫君牌位前礼拜也变得“只是一种程序”。这也是所谓的包容性吗?这至少是令坂口安吾困惑的。

　　动漫大导演宫崎骏说：日本人嫌弃日本人自己的脸。

　　福泽谕吉则说：日本嫌弃日本的东西。

　　由此故，东京不成为伦敦，不成为纽约就不能忍受。

　　由此故，招待国宾，没有法国大餐和葡萄酒是万万不行的。

　　这就是我们难以理解的日本人的文化思路。

　　日本人非常得意的是，孔子也好，释迦也好，基督也好，都变身成日本的神。连印度王子都变成而来日本的诸神。于是，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在明治维新前夜，始终有二个中心，一个是政权中心(幕府)，一个是权威中心(天皇)。这种复合政体的二个中心，不打架不翻脸，在一个屋檐下还算客客气气，全世界恐怕只有日本能上演的物语。现在看来，恰恰是这种看似无节操无原则的杂种性，或用丸山真男的说法是“杂居性”，是日本少有动荡，容易转型成功的关键。

　　明治维新的成功，战后转型民主社会的成功，70年代经济腾飞的成功，泡沫经济后软着陆的转型成功，从模式上说，日本人既没有采用冲突——认同的模式，也没有跟进冲突——抵抗的模式，而是创生出冲突——并存——融合的“东洋模式”。不可否认，至少到上世纪70年代为止，东洋变得有借鉴意义了，东洋变得有启蒙作用了，东洋变得成世人向往的东洋了，是日本的诸神们，带着口罩，在大街上手舞足蹈的一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