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北京政府在对日交涉中尽力依据国际法及国际惯例的规定，试图说服日本在谈判中收回那些严重违反公法和既有条约的要求，但日本根本不予理睬。“二十一条”交涉从日本提出要求到最终缔结《民四条约》，日方都在公然挑战既有的国际条约及外交惯例。即使是其同盟国英国，亦无法容忍日本此种行为。英国先后就铁路问题多次向日方提出备忘录，指出日本违反了现行条约，如果一意孤行，则将违背英日同盟的宗旨。

　　在寻求参战的道路上，曾经出现了一次非常有利于中国的环境。1915年11月，为了杜绝德奥两国在华进行的针对协约国的活动，俄国与英法两国商议后，建议中国驱逐在华德人进而对德绝交，并许诺贷款给中国扩建兵工厂。虽然俄、英、法为中国对德绝交进行了相当的外交努力，但日本此时坚决反对，中国错失了此次加入协约国阵营的机会。美国参战后，中国朝野上下为是否对德绝交和宣战展开讨论，派系政争夹杂其中。北京政府对德绝交并宣战，虽然是段祺瑞皖系军阀在政争中占得上风，但多数意见已意识到参战利大于弊。因此，政争是否损害了外交决策的选择，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可以从此角度深入思考的问题还有很多。从程序上而言，断绝国交与加入战团，本属两事。单纯绝交事实上并未脱离中立状态，而加入战团便为宣战，这种从程序上的区分对于判断府院之争的是非曲直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刨除政治上的派别之见，从法理上确认绝交究竟应由谁来决定，对于府院之争的解决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参战并非如以往所认识的那样只是名义上的参战。华工在欧洲战场冒着生命危险工作以及北京政府出兵西伯利亚都是中国对战争的贡献。最初法、英等国来华招募华工时，民国政府虽然为维持中国的中立身份，刻意避免以国家的名义进行，但事实上，这种招工方式必然具有国家性质。北京政府甚至希望能通过华工出国，换来协约国对中国出席战后和会的承诺。《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签订是北京政府困境中的主动作为，外交方针的背后有深刻的国内政治背景。出兵西伯利亚目的在于争取外交上的主动及战后和会中较有利的地位。《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签订后，日本政府并未邀请北京政府参与筹划中的出兵西伯利亚的计划，甚至予以阻挠。日本擅自出兵满洲里，随意解释中日军事协定，均表明签订协定只不过是日本借以扩大在华侵略利益，控制北京政府的既定策略。广义上的出兵西伯利亚，还包括出兵外蒙古。北京政府趁机收回了外蒙古的自治，外蒙古重新回到中央政府管辖之下。

　　中国参战之前的和会筹备，主要以加入和会为目的;参战之后，加入大会已经不成问题，中国应采取的外交方针成为筹备会议上讨论的主要内容。

　　中国参加一战，实因山东问题而起，预筹参加和会的种种努力，最初亦属为收回山东而设计，但在出席和会的准备讨论中，并未提出山东问题。较为合理的解释或为：由于日本一再宣言将归还青岛，因此政府内部并不认为这属于一个主要问题，而是将注意力转到更为宏大的废约问题上，力图借此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山东问题是隐含在中国的与会宗旨之内的当然内容。又由于山东问题的解决主要是以日本为对手，因此何时以及如何向大会提出，必须在摸清日本的方针以后方可着手。陆征祥过日时与内田的谈话，已经使其大致了解了日本的方针，不单独对日是中国参战前内部就已经达成共识的外交策略，此策略与日本的方针针锋相对，不得已，到达巴黎后陆征祥决定在和会正式提出山东问题。

　　中国代表没有出席巴黎和会对德和约签字仪式，事实上等于拒签。学界在北京政府最后时刻是否下令签字问题上虽有不同意见，但对于和会代表最终拒签和约的原因，认识大体一致，即主要是因为国内激昂的民族主义运动给政府以巨大压力。

　　已经有研究总结认为，近代以来，中国被动地卷入世界体系，面对的是不断的失败和挫折，中国对世界问题很少发言，“中国以高度警惕与怀疑的目光注视着外部世界的各种发展,在各国纷争中力图保持中立和超然。”一战爆发后，中国虽然尝试守住自身利益，但中立的政策并未达到效果。1917年，中国终于对德宣战，“无疑，这一决定含有从强从众的因素，但这一抉择本身是积极的,具有开创性意义”。可以认为，参战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从消极回避到积极参与发生了一个重大转变，北京政府后期的积极外交可说由此发端。参战使得中国获得了加入战后和会的机会，中国能够参加巴黎和会，阐明自己的观点，在国际舞台上做一出色的亮相，其本身便是很重要的。“参战不能解决中国所面临的一切问题，但参战为中国提出和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可能的机会，抓住这个机会是明智的。”

　　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欧洲各国特别成立了纪念一战100周年委员会，展开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克拉克的《梦游者》一书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一本一战纪念专著，该书重新探讨了战争的开端，对德国为一战的罪魁祸首和一战的发源地这一公认的事实提出了挑战。英、法、德各国对此反响强烈，态度不一。

　　一战对欧洲的影响重大而深远，当欧洲各国围绕一战的叙事和记忆而争议时，同为一战参加国的中国，纪念战争的声音相对弱了很多。相较于欧洲学界，中国史学界对于中国与一战的研究，甚至在一些基本的历史线索上尚存在模糊之处。

　　一

　　基于外交史角度的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关课题的研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比较薄弱的领域。但一战不仅促成了国内五四运动的爆发，也奠定了此后中日关系、中美关系的基调。提到一战时期的中国，学界更多关注的是北洋军阀、“二十一条”、五四运动等几个历史概念或节点。新中国成立60年来，国内学界针对一战所进行的研究基本上已经涉及了这些节点，但主要是以政争切入外交，在外交史自有脉络中的一战研究相对薄弱。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所有的外交都有其相对应的国内政治背景，但这种背景是一种合力的作用还是竞争的关系，不能一概而论。政争是否当然对外交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仍然需要具体的案例分析。

　　一战前后的中国外交，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息息相关。中华民国成立后，为获得列强承认，北京政府宣布继承晚清政府所有的条约、外债和特许，这使得中华民国成立初期的外交局面事实上是晚清外交的继续，辛亥革命并未改变帝国主义各国的对华侵略态势，列强在华的不平等条约体系仍然存在。然而经过工业革命的发展，欧洲内部各国的矛盾日益激化，这种矛盾在远东地区体现在对中国问题的态度上。能有实力影响中国政治的，除欧洲各国外，还有美国和日本。因欧洲内部的紧张形势，英、法、德、俄事实上无暇分身，真正在中国开始强力介入的是美、日两国。此时，民国政治因政府主要操纵于袁世凯及其后继者之手，亦可称北洋政治。从大的线索而言，民国外交经历了承认民国、洪宪帝制、参加一战、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军阀混战、修约运动等节点，每一个节点背后都有纷繁复杂的国内政治斗争。其复杂之处，不仅在于北洋派系内部的争斗，还在于列强势力掺杂其间，各自培养自己的代言人，支持一派、反对一派，甚至有时候亲自出马，干涉北洋政治。

　　列强对北洋政治的干预，很大程度上是晚清时期争夺势力范围和利益的继续，只不过面对的是中国内部新的形势。各派政治势力为了达成各自的目的和利益，亦有意寻求列强的帮助。究竟是谁操纵了北洋政治?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不同的时段、不同的事件，因利益寻租的关系，并没有绝对的主导者，但具体到某个案例上，总会有起主要作用的几个国家或某派势力的结合。基本上，日本在北洋时期欲控制中国的意图是相当明显的，从承认民国到提出二十一条要求，都可体现出这种趋势。而美国则从承认民国开始，一直试图打破日本独霸中国的努力，华盛顿会议则直接拆散了英日同盟，使得中国重新回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

　　二

　　欧战爆发之后，北京政府几乎同日就已经得到消息，并抱定了对欧战的中立态度。因交战双方在华各自拥有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欧洲发生的战争，是否会祸及中国，是当时北京政府主要考虑的问题。此时北京政府对国际法的掌握和了解已经非常深入，于是冀图运用通行的国际规则，尽量避免受到战争的影响，其宣布中立之举，亦属依据国际法做出的应对策略之一。袁世凯注重国际法专业人士的建议，在做重大外交决策之时，会召集伍朝枢、顾维钧等通晓国际法的人士参与会议。宣布中立之前，北京政府最关心的是近邻日本采取何种行动。在宣布中立时，并未预想到日本将会加入战团，在未得最佳外交形势的情况下，于1914年8月6日宣布中立。中国宣布中立后，日本很快紧随英国于8月23日对德宣战，随后出兵中国山东，攻占青岛及胶济铁路。巴黎和会上中日纷争和交涉的根源自此种下。

　　如何收回山东权益，成为一战爆发后中国政府面临的关乎自身主权的重大问题。其核心当是设法收回被日本侵占的胶州湾、胶济铁路及相应的权益。达到此一目的的最佳外交途径，莫过于参加战后和会，于会上伸张自身的权利及主张。为了获得参会资格，中国方面进行的外交交涉及国际活动大体可分为两个线索，一是寻求参战，结果是当然地加入和会，在会上维护自身利益;二是不参战，但加入和会，并运用各种手段达到维护自身权利的目的。寻求在不参战的情形下达到加入和会的目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主要考虑。除先后派遣刘式训、夏诒霆赴欧调研外，还通过保和会准备会进行理论探讨。从准条约的视角而言，华工赴欧是中立时期北京政府的变相参战行为之一。日本则不甘心交还山东，遂对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妄图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独霸中国。英国方面的档案表明，英国对日本有意利用英日同盟加强其远东霸权的做法非常不满，在施压中国接受“二十一条”的同时，亦逐步认识到日本的野心，为战后解散英日同盟埋下了伏笔。

　　北京政府在对日交涉中尽力依据国际法及国际惯例的规定，试图说服日本在谈判中收回那些严重违反公法和既有条约的要求，但日本根本不予理睬。“二十一条”交涉从日本提出要求到最终缔结《民四条约》，日方都在公然挑战既有的国际条约及外交惯例。即使是其同盟国英国，亦无法容忍日本此种行为。英国先后就铁路问题多次向日方提出备忘录，指出日本违反了现行条约，如果一意孤行，则将违背英日同盟的宗旨。

　　在寻求参战的道路上，曾经出现了一次非常有利于中国的环境。1915年11月，为了杜绝德奥两国在华进行的针对协约国的活动，俄国与英法两国商议后，建议中国驱逐在华德人进而对德绝交，并许诺贷款给中国扩建兵工厂。虽然俄、英、法为中国对德绝交进行了相当的外交努力，但日本此时坚决反对，中国错失了此次加入协约国阵营的机会。美国参战后，中国朝野上下为是否对德绝交和宣战展开讨论，派系政争夹杂其中。北京政府对德绝交并宣战，虽然是段祺瑞皖系军阀在政争中占得上风，但多数意见已意识到参战利大于弊。因此，政争是否损害了外交决策的选择，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可以从此角度深入思考的问题还有很多。从程序上而言，断绝国交与加入战团，本属两事。单纯绝交事实上并未脱离中立状态，而加入战团便为宣战，这种从程序上的区分对于判断府院之争的是非曲直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刨除政治上的派别之见，从法理上确认绝交究竟应由谁来决定，对于府院之争的解决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参战并非如以往所认识的那样只是名义上的参战。华工在欧洲战场冒着生命危险工作以及北京政府出兵西伯利亚都是中国对战争的贡献。最初法、英等国来华招募华工时，民国政府虽然为维持中国的中立身份，刻意避免以国家的名义进行，但事实上，这种招工方式必然具有国家性质。北京政府甚至希望能通过华工出国，换来协约国对中国出席战后和会的承诺。《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签订是北京政府困境中的主动作为，外交方针的背后有深刻的国内政治背景。出兵西伯利亚目的在于争取外交上的主动及战后和会中较有利的地位。《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签订后，日本政府并未邀请北京政府参与筹划中的出兵西伯利亚的计划，甚至予以阻挠。日本擅自出兵满洲里，随意解释中日军事协定，均表明签订协定只不过是日本借以扩大在华侵略利益，控制北京政府的既定策略。广义上的出兵西伯利亚，还包括出兵外蒙古。北京政府趁机收回了外蒙古的自治，外蒙古重新回到中央政府管辖之下。

　　中国参战之前的和会筹备，主要以加入和会为目的;参战之后，加入大会已经不成问题，中国应采取的外交方针成为筹备会议上讨论的主要内容。

　　中国参加一战，实因山东问题而起，预筹参加和会的种种努力，最初亦属为收回山东而设计，但在出席和会的准备讨论中，并未提出山东问题。较为合理的解释或为：由于日本一再宣言将归还青岛，因此政府内部并不认为这属于一个主要问题，而是将注意力转到更为宏大的废约问题上，力图借此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山东问题是隐含在中国的与会宗旨之内的当然内容。又由于山东问题的解决主要是以日本为对手，因此何时以及如何向大会提出，必须在摸清日本的方针以后方可着手。陆征祥过日时与内田的谈话，已经使其大致了解了日本的方针，不单独对日是中国参战前内部就已经达成共识的外交策略，此策略与日本的方针针锋相对，不得已，到达巴黎后陆征祥决定在和会正式提出山东问题。

　　中国代表没有出席巴黎和会对德和约签字仪式，事实上等于拒签。学界在北京政府最后时刻是否下令签字问题上虽有不同意见，但对于和会代表最终拒签和约的原因，认识大体一致，即主要是因为国内激昂的民族主义运动给政府以巨大压力。

　　已经有研究总结认为，近代以来，中国被动地卷入世界体系，面对的是不断的失败和挫折，中国对世界问题很少发言，“中国以高度警惕与怀疑的目光注视着外部世界的各种发展,在各国纷争中力图保持中立和超然。”一战爆发后，中国虽然尝试守住自身利益，但中立的政策并未达到效果。1917年，中国终于对德宣战，“无疑，这一决定含有从强从众的因素，但这一抉择本身是积极的,具有开创性意义”。可以认为，参战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从消极回避到积极参与发生了一个重大转变，北京政府后期的积极外交可说由此发端。参战使得中国获得了加入战后和会的机会，中国能够参加巴黎和会，阐明自己的观点，在国际舞台上做一出色的亮相，其本身便是很重要的。“参战不能解决中国所面临的一切问题，但参战为中国提出和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可能的机会，抓住这个机会是明智的。”

　　巴黎和会上，为迁就日本，以英、法为首的会议操办方未能满足中国所提出的收回青岛和胶澳租借地的合理要求，在国内激昂民意的压力下，北京政府代表团并未签字于对德和约之上。巴黎和会上，除山东问题外，中国还提出了废除不平等特权的系列说帖，均未能为和会所接受，由此亦遗留了山东问题并附带系列悬案，成为中日之间需要解决的问题。事实上，美、英、中、日均需要尽快召开一个会议，以便解决巴黎和会未能完成的任务。就华盛顿会议而言，英国之倡议及美国之召集虽均出于重新厘定远东局面的客观需要，但客观上为中国实现自身的外交方针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外交局面。美英两国虽然未能满足中国将山东问题提交大会的直接要求，但亦以调停人的身份参与了山东问题谈判的关键环节，并在中日双方相持不下时努力予以调停，贝尔福甚至表示山东问题不解决，他本人决不回国。在英国的帮助下，美国有意解散英日同盟，并将日本崛起后的远东控制在可以由美国掌控的范围之内。面对美、英的压力，日本不得已接受了英、美关于山东问题及中国各项原则的安排。

　　华盛顿会议前，中日会外交涉山东问题之提议遭到中国一般民众的反对。对于普通中国人而言，并非对会外交涉山东问题这一解决形式不满，而是对中国单独面对日本时是否能取得公正合理解决的可能性缺乏信心。胶济铁路之赎回，固然未能达到理想方式，但予日本对德作战以一定的补偿，是英、美所认可的方式，这种经济上的补偿，不会影响到英、美两国对全局的控制。正如美国所劝，毕竟路权已经收回。当中国提出废止“二十一条”时，美、英之心态亦复如是，可以给日本一定的补偿，但绝不能成为日本享有在华优先权的依据。

　　学界对于九国公约及关于中国各项议决案的评价已经较为客观。从谈判结果而言，无论是废除领事裁判权还是关税自主，其最后的条款均距离中国的要求甚远，这自然可以认为是中国外交的失败。但如果从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产生的历史过程而言，华盛顿会议上中国要求废除不平等特权的要求开始真正为各国所倾听，并得到了一个可以废除的许诺，“它为以后的彻底解决打下了基础”，“华盛顿会议是中国争回一些权利而不是失去更多权利的一次会议”。

　　三

　　一战时期的中国外交亦有了新的特质，其中一个特质就是国民外交运动的广泛发展。兴起于清末的国民外交运动，就其概念而言，学界并未有统一的认识，在各自研究的专长之内，学者们往往以其所涉及的外交案例阐述相关的学理。虽然清末收回利权运动被视为国民外交运动的开始，但仍存在可以深入思考的空间，尤其是将其与拒俄运动做比较时。五四运动后，国民外交发生了对内的转向。透过华盛顿会议前后的全国国民外交大会，可以更为清晰地了解国民外交运动的时代含义。

　　从时间上考虑，“国民外交”一词在中国的出现大致可以追溯到1903年。随着拒俄运动的深入开展，中国知识界将“国民外交”的概念引入国内，并将其用于排外斗争。在1903年9月6日的《外交报》上，登载了译自日本的《论外交不可专主秘密》一文，该文中首次出现了“国民外交”一词：“今世之国民外交，与中古之君主外交，命意迥异。立宪之国，外交全权，属诸君主，然非谓外交为君主私事，谓君主有代表国民指导外交之权力耳。国民外交云者，为国家之本旨而谋之，假国家之能力以达之。”

　　目前研究均以该文为“国民外交”首次出现的标志。新近的研究指出，通俗而言，清末对“国民外交”概念的认识，大致可以概括为人们对于国民为什么要参与外交，以及如何参与外交这两方面的认识。至于具体的参加者，主要是绅商、新式学堂的学生和教师及小部分工人。

　　笔者认可以下对国民外交体系的解释，“国民外交，是国民对国家外交行为的参与，是指国民以一定的组织形式，通过舆论、运动等压力手段，来表现自己的意志和实力，从而影响政府的外交决策，左右对外关系的趋向”，亦可将其视为政治民主化的一个方面，体现了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结合。《外交大辞典》特别强调，以为国民外交即由国民自己参加外交是不对的。这也是在理解国民外交时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

　　如果仔细梳理清末以来国民外交运动的发展，从特质上而言，中国所发生的国民外交与学界所理解的概念并不一致。从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而来的国民外交，是在政府外交失效情形下民间力量的集体伸张，在早期，虽然有对内的不满，但对外的宗旨和目标是不变的。从一战时期开始，中国社会的国民外交运动发生了对内的转向。国民外交运动，到底还是一项针对外交的运动。围绕“国民外交”展开的活动，并不一定是国民外交运动，只能说是与国民外交有关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