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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美国医生的责任心很强。在美国,偶有医疗事故,基本上属于技术事故,很少遇到责任事故。
对误诊误医的定义是以下两种情况必须同时存在:一是医生采用了教科书以外的方法,或称不寻常的方法;二是这个不寻常的方法产生了不良的后果。
因为误诊误医的评判过程是一场官司,美国医生唯恐避之不及,所以人人严守教科书规定,不越雷池一步。从另一方面讲,大家都照着一两本教科书去做,去看病治病,其过程就会非常相似。
当今世界上所有的重要的、变化中的医学文献都是用英文写的。知识经济时代,一个非英语国家的知识分子的英语能力是国力的一种表现。如果你和他们在一起不能说不能听英文,这个世界大家庭就拿你当外人。我的一个病人从台湾回来,带来台湾三军总院的核磁共振报告是用英文写的,不是像北京和上海那样专门为病人翻译的。
在西方国家,如果一个新的医疗技术被认为是成熟的,从国家的角度上考量,它一定要具备两个条件:
1.培养了足够的医生能够操作同一个技术以满足全国病人的需要;
2.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每一个需要这个技术帮助的病人都能获得同等质量的这个帮助。
如果一个先进医疗技术只有一部分人用得起,那么从政府到全体人民都会一起怒吼起来。
举个例子,美国医疗保险公司为了节省照核磁共振的钱(一次检查要1000到1500美元),设立了三道防线。
第一,医生要写申请书,医疗保险公司想法挑毛病拒绝;
第二,要病人先照一张X线,只花80美元。如果X线能解决问题,就不用核磁共振;
第三招最灵,如果临床判断颈腰肩膝不需要马上开刀,医疗保险公司就要医生先治疗一个月,如不好再做核磁共振。
因为大多数病人病并不重,经一两个星期治疗后就不来了,医疗保险公司就省了这笔核磁共振钱。过了几年以后,美国医疗保险公司又把核磁共振的钱从1000美元降到500美元。
我在美国做研究医生18年。除了观察美国的医疗系统外,还有机会和英、德、日、瑞典、印度、巴基斯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台湾和香港的医生们交谈,了解他们的医疗情况。我还和孟加拉国和马来西亚人谈过。
总的概念是:
在美国,政府重点要管穷人的事。理论上说,在美国社会,无论你用什么样的医疗保险看病(穷还是富),病人接受的医疗服务的质量是相同的。
总结一下,美国穷人的钱来自于:
1.国家纳税人的钱
2.直接服务的医界和药业
3.民间捐款
看病就医是民生中除了吃住以外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并且,因为看病就医涉及到亲情,涉及到亲人的生离死别,处理不好很容易引起当事人的情绪化,过度反应,从而带动社会骚乱。
生活在美国多年,对美国美国医疗系统很是欣赏。实际上,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是极为复杂的社会问题,所以我也只能谈谈自己的感受。
我的美国儿科医生朋友去中国访问,时常看到患感冒儿童要接受抗菌素和吊液治疗,他非常不理解。因为照教科书,感冒前期是病毒所致,主要对症治疗,治咳嗽,流鼻水,发烧或头痛。少数儿童进入感冒后期,合并有细菌感染有黄痰发烧才需要抗菌素治疗,不能进食的儿童才需要吊液。
在美国,医药是分开的。你买药的时候,是去药房买的,而药房挂靠在一些商店下面(如沃尔玛,CVS,Walgreen)。所以,医生给你多开药对他一点好处没有,吃错药了他倒是有责任,所以一般情况下来说,你不会吃到你不需要的药。
在美国医生的教育中,至始至终强调两条内容:凡事先求最简单和最便宜。开最便宜的药,开检查单时要想到同等最便宜的检查。用手给病人做身体检查是最简单最便宜,任何时候都要最先作。最简单和最便宜先做,不行了再考虑用复杂的和最昂贵的。
我有一个病人,乳腺结节,她当时在大陆,看病的时候,医生建议她做手术。她那个时候打电话对我说。她很担心,因为有朋友纤维瘤开刀之后又复发了。至今已经开了3次了。问我该怎么办。如果自己开刀会不会又复发。如果不开刀,又怕越来越严重,增加乳腺癌风险。
我说乳腺结节没有纤维瘤那么严重。但是我建议她先去找找大陆有没有卖台湾的拂朵疏胸霜,自己先按摩。结果她在淘宝买了,用了一个月那个结节就消失了,还好没有开刀。
之后她另一个纤维瘤的朋友用那个疏胸霜,坚持按摩了6个月,纤维瘤也渐渐消退了。当然我并不是说手术是不正确的。但是,手术的复发率,医生应该最清楚了。
西方医学的最高原则是noharm(不能因为治疗而带来附加的伤害)。所以,美国医生会教你保健方法。
比如你关节疼痛,医生会让你去锻炼,你小叶增生,乳腺增生就会教你怎样自己配合疏胸霜按摩,你牙齿不好,他教你如何用牙线,如何饭后漱口,有很多营养品直供诊所的,医生可以直接开给病人。
总之,医生总是优先选择没有伤害的方法。而不完全是吃药解决,他希望在生活方式上让你改变。这种医患关系更全面一些,他负责的是你健康,而医药不过是其中一个部分而已。所以医疗的英文有medicalcare,healthcare说法,其中关爱保护,“care”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在中国,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的一个白人朋友在北京工作,他对我说,他经常被中国病人质疑:医生,你为什么不给我配药?他说,我觉得你的情况不需要开药。大陆的病人很多都觉得,医生没有给他们开药,就是对他们的病不够重视。这完全是误区。
对美国病人来说,同一个医疗问题你问西部加州的医生,或问东部纽约的医生,问城里的医生或乡下的医生,答案都完全一样。
在美国,病人没必要为了自己的同一个病去看第二个同科医生,付钱的医疗保险业会认为这是浪费。美国也没有“专家门诊”,因为主治医师的水平是一样的,青年老年的水平也一样,(青年医生的知识还会新一点儿。)没有理由去看老医生要多付钱。
例如,美国妈妈带孩子去看医生。
她先来到儿科医生这儿,这个儿科医生是儿科第一线医生。儿科医生诊断是一种肌(萎缩)无力症,然后转诊到神经科医生。这是二线医生,也叫专科医生。神经科医生也诊断是肌无力症。并告诉妈妈,这种肌无力的孩子的情形会越来越坏,13岁时要坐轮椅,20几岁就会死亡。目前的医学无法治疗。
妈妈不死心,会带孩子去看第二个神经科医生。第二个看完说第一个神经科医生的诊断和处理完全正确,你不必再来我这儿。也不必再找其他医生了。
妈妈相信这两个医生的话。就回到第一个神经科医生那儿。他回安排复诊时间,13岁时送去轮椅,以后住院,直到死亡。
对医生误诊误医的处罚是美国医生头上的紧箍咒。医生精英们深知自己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来之不易,都非常珍视自己的职业声誉,兢兢业业、谨小慎微,要不然一旦出了事故,社会地位没了,经济收入没了,前途也没了。而且,医生吃回扣在美国是违法行为,会被吊销执照。
也就是说,美国医生的责任心很强。在美国,偶有医疗事故,基本上属于技术事故,很少遇到责任事故。
对误诊误医的定义是以下两种情况必须同时存在:一是医生采用了教科书以外的方法,或称不寻常的方法;二是这个不寻常的方法产生了不良的后果。
因为误诊误医的评判过程是一场官司,美国医生唯恐避之不及,所以人人严守教科书规定,不越雷池一步。从另一方面讲,大家都照着一两本教科书去做,去看病治病,其过程就会非常相似。
当今世界上所有的重要的、变化中的医学文献都是用英文写的。知识经济时代,一个非英语国家的知识分子的英语能力是国力的一种表现。如果你和他们在一起不能说不能听英文,这个世界大家庭就拿你当外人。我的一个病人从台湾回来,带来台湾三军总院的核磁共振报告是用英文写的,不是像北京和上海那样专门为病人翻译的。
在西方国家,如果一个新的医疗技术被认为是成熟的,从国家的角度上考量,它一定要具备两个条件:
1.培养了足够的医生能够操作同一个技术以满足全国病人的需要;
2.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每一个需要这个技术帮助的病人都能获得同等质量的这个帮助。
如果一个先进医疗技术只有一部分人用得起,那么从政府到全体人民都会一起怒吼起来。
举个例子,美国医疗保险公司为了节省照核磁共振的钱(一次检查要1000到1500美元),设立了三道防线。
第一,医生要写申请书,医疗保险公司想法挑毛病拒绝;
第二,要病人先照一张X线,只花80美元。如果X线能解决问题,就不用核磁共振;
第三招最灵,如果临床判断颈腰肩膝不需要马上开刀,医疗保险公司就要医生先治疗一个月,如不好再做核磁共振。
因为大多数病人病并不重,经一两个星期治疗后就不来了,医疗保险公司就省了这笔核磁共振钱。过了几年以后,美国医疗保险公司又把核磁共振的钱从1000美元降到500美元。
我在美国做研究医生18年。除了观察美国的医疗系统外,还有机会和英、德、日、瑞典、印度、巴基斯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台湾和香港的医生们交谈,了解他们的医疗情况。我还和孟加拉国和马来西亚人谈过。
总的概念是:
在美国,政府重点要管穷人的事。理论上说,在美国社会,无论你用什么样的医疗保险看病(穷还是富),病人接受的医疗服务的质量是相同的。
总结一下,美国穷人的钱来自于:
1.国家纳税人的钱
2.直接服务的医界和药业
3.民间捐款
看病就医是民生中除了吃住以外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并且,因为看病就医涉及到亲情,涉及到亲人的生离死别,处理不好很容易引起当事人的情绪化,过度反应,从而带动社会骚乱。
生活在美国多年,对美国美国医疗系统很是欣赏。实际上,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是极为复杂的社会问题,所以我也只能谈谈自己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