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国家讲笑话的人太多了，监狱都不够用了

 　　由于苏联特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强国家始终压制着社会领域，使得社会一直处于弱小和疲软状态，这也就使民众的政治见解和政治情感没有制度化的渠道得以有效而真实地表达和宣泄，其中的某些内容便借助于政治笑话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苏联的政治笑话特别发达的原因。所谓政治笑话，是指民众对政治体系、政治过程或政治人物进行调侃、揭露、批评、批判的口头表达、私下传播的政治幽默或政治讽刺。从政治笑话的创作和传播主体来看，它主要是普通民众，但它又是具有不确定性的普通民众，因为很多政治笑话很难确定其真正的创作者是谁，正如C·戴维斯所说：政治笑话属于“集体创作的产品”。同时，要确定政治笑话传播的主体是谁同样是一个难题。当然，由于政治笑话的创作和传播主体的不确定性，也造成了政治笑话产生时间的不确定性。从政治笑话的客体来看，它主要是政治体系、政治过程或政治人物。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笑话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官场笑话”。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大多数政治笑话利用幽默的方式抨击当权者或政治现实，通过夸张和诙谐奚落国家及其代表人物。”

　　从政治笑话的内容来看，它通常是针对特定历史时期、特定政治现象、特定政治事件、特定政治人物的不满和批评意见的诙谐性表达，因而具有针对性、时效性、批判性(讽刺性)、幽默性等特征。从政治笑话的表现形式(体裁)来看，它多是采用双关语、谐音、模仿、夸张等手法的段子式或问答式的适于口头表达的艺术形式，不仅便于记忆和传播，而且也能达到针砭时弊、情绪宣泄、抚平受伤心灵的作用。

　　在一定意义上，政治笑话属于政治文化范畴，它反映了民众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因此，苏联的政治笑话在某种程度上是了解苏联政治、了解社情民意的一个窗口。通过对苏联政治笑话的研究，不仅可以从宏观层面深刻认识苏联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且可以从微观层面深入了解苏联民众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藉此也可以更为深入理解苏联的人心向背、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等宏观政治问题，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苏联解体、苏共败亡的原因。

         一、苏联政治笑话的类型

　　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政治笑话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例如，根据政治笑话的体裁，可以划分为段子式政治笑话和问答式政治笑话;根据政治笑话的特征，可以划分为特指性政治笑话、讽刺性政治笑话、幽默性政治笑话等;根据政治笑话的客体，可以划分为政治体系类政治笑话、政治过程类政治笑话、政治人物类政治笑话等。

　　根据苏联政治笑话的特点和研究的便利，笔者采用政治笑话的客体作为分类的标准。这样，苏联的政治笑话大致有政治体系类政治笑话、政治过程类政治笑话、政治人物类政治笑话等三大类型。

　　1.政治体系类政治笑话

　　所谓政治体系，是指以国家政权为中心的各种具体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规范的总和。

　　因此，关于苏联的政治体系类政治笑话主要指涉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具体的政治制度，如苏维埃制度、国家结构形式和管理形式、政党制度、选举制度、干部制度等。

　　在苏联，这一类型的政治笑话并不少见，主要是因为苏联的各项政治制度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与现实的政治生活存在着诸多的相异之处。尽管在苏共执政初期，民众欢迎新社会的到来，相信新社会所能够带来的光明前程和幸福生活，并因有对新社会的向往和憧憬而甘于忍受经济的和文化的困顿，但是，革命的热情总归还是离不开物质利益支撑的。当政治制度的运行并不能给民众带来物质和精神满足的时候，无论多么响亮的口号和美妙的理想都将显得苍白无力，它们激发民众革命热情的能力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衰减，甚至成为负能量。毫无疑问，这种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之间的落差，导致了民众的不满甚至怨恨，成为滋生政治笑话的肥沃土壤。

　　譬如，在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下，苏联在1928-1937年的头两个五年计划的短短10年时间里，即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一跃而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强大的工业化国家。这一工业化奇迹不仅震惊了世界，也深深地影响了苏联民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然而，苏联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轻工业、农业发展严重滞后，不能满足广大民众的需求，经常面临消费品的短缺和排队购物现象，从而导致民众对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满：

　　A.一位党员努力地向一位老妇人解释未来的共产主义是什么样的：“那时候将有一切，食物，衣服，各种商品，你还可以出国旅游。”

　　老妇人：“哦，明白了，跟沙皇时代一样。”

　　B.“如何赶跑克里姆林宫里的老鼠?”

　　“在里面放个标牌，写上‘集体农场’四字，不多久大半老鼠会饿死，剩下的都逃之夭夭了。”

　　又如，苏联实行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更是出现了“老人政治”现象———苏共二十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是二十五大的原班人马;勃列日涅夫后期的14名政治局委员中，60岁以上的占92.9%，其中，70岁以上的竟占57.1%。

　　更为严重的是，在勃列日涅夫于1982年11月去世，到安德罗波夫于1984年2月去世，再到契尔年柯于1985年3月去世(以73岁高龄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在位仅1年又1月)，其间只有3年多时间。下面一则政治笑话就是人们对苏联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嘲弄：

　　A.一个公民来参加契尔年柯的葬礼。有人向他要票，他答道：到这里来我用的是联票。

　　B.问：为什么是安德罗波夫，而后是契尔年柯在共产党大会上被一致推选?

　　答：这是因为安德罗波夫的肾检验结果最差，契尔年柯的心电图最差。

　　又如，苏联民众对政治权力的专横、权力行使过程的僵化、官僚的特权化等现象的不满和讽刺：

　　A.“同志，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吗?”党支书问。

　　“我是有意见，但我不同意我的意见!”

　　B.一个外国人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问：在车上和我们在一起的都是什么人?

　　答：他们是国家的主人。

　　“而这是什么人开到前面去了?”他指着超过他们的“伏尔加”问道。

　　答：这是人民的仆人。

　　再如，民众对公民权利匮乏的不满：

　　A.“不够尺寸的裙子叫什么?”

　　“叫米尼卡特(短裙)。”

　　“不够尺寸的小汽车模型呢?”

　　“叫米妮卡(小汽车)。两种都是时髦货色，虽然东西小，价钱可是大!”

　　“那我就明白了。一天不干多少活，可是薪水很高的人就叫米尼斯特(部长)了。”

　　B.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苏联人谈话。

　　美国人：我敢在白宫外面大喊，里根下台，你敢吗?

　　苏联人：有什么不敢的?

　　说完，苏联人走到克里姆林宫外，大喊：里根下台!

　　还有其他方面的政治笑话。例如，反映苏联意识形态僵化和民众文化生活匮乏的一则政治笑话：

　　当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中，设立了一个海军部，结果，苏联老大哥就对捷克人说：你们是内陆国家，设什么海军部?

　　捷克人回答说：那你们不是也设了文化部吗?

　　例如，关于选举制度方面的一则政治笑话：

　　“下次选举的结果会是怎样的?”

　　“没有人知道。有人从中央委员会那里偷走了下次选举的确切结果。”

　　2.政治过程类政治笑话

　　所谓政治过程，是指由政治行为者在政治系统的输入和输出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互动行为。在这里，主要是指苏联的政治权力机构制定的政策及其所产生的影响。

　　这一类型的政治笑话主要反映的是苏联民众对决策过程的不透明、决策的随意性、政策缺少连续性以及相关政策所带来的不良影响的挖苦、讽刺。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类型的政治笑话和政治体系类政治笑话存在着模糊地带，有时候很难把它们截然分开。

　　譬如，20世纪30年代发起的“大清洗运动”，就是一场带有斯大林个人色彩的政治运动，其中决策的随意性、不透明性十分明显。1934年12月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遭到暗杀，这一事件触发了苏联全国性的“肃清反革命分子和帝国主义间谍分子”的大检举、大揭发、大逮捕、大处决运动。而在处理所谓的基洛夫暗杀事件时，正是在斯大林的授意下，捏造出了一个由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成员组成的恐怖组织———“列宁格勒总部”。在1937年3月，时任内务人民委员的叶若夫在联共(布)中央二三月全会的闭幕词中讲到：“我现在还记得，斯大林同志把我和科萨列夫叫去说：‘要在季诺维也夫分子中间寻找凶手’。”其实，斯大林对布哈林也说过同样的话。

　　可以说，在“大清洗运动”中，决定一个人是否被逮捕和处决处处充满着随意性。往往是仅仅因为一句不经意的话、一个“不妥当”的行为，一个人就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惨遭逮捕或处决。正因为如此，也就不知道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当然，也因为如此，全国上下都生活在恐惧之中。这样，“大清洗运动”自然也就成为政治笑话嘲讽的对象。

　　A.三个囚犯被送到了古拉格。他们开始谈论为什么他们会来到这里。

　　“我来到这儿，是因为我上班总是迟到五分钟，他们指控我是在以怠工来破坏”，第一个说。

　　“我来到这儿，是因为我上班总是早到五分钟，他们指控我是间谍”，第二个说。

　　“我来到这儿，是因为我上班总是准时赶到”，第三个说，“他们指控我拥有一个西方制的手表”。

　　B.一位内务人民委员部审判员结束一天的审判工作，回到办公室，突然独自大笑起来。

　　对面办公桌的同事奇怪地问道：“有什么好笑的事吗?”

　　“是啊”，审判员用手帕擦着笑出来的眼泪：“一个很好笑的笑话……”

　　“哦?说来听听?”

　　“你疯了吗?!我刚判了说这笑话的家伙五年苦役!”

　　在“大清洗运动”中对犹太人的恣意迫害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大批犹太人不得不逃离苏联。大量的关于犹太人逃离苏联的政治笑话其实构成了对苏联政策的暗讽和批评。例如：

　　A.地方的农业指导员正在集体农场会议上讲养鸡的好处。养一只鸡每年都能获得许多的卢布，以此类推。

　　一个农民打断他，说道：“如果犹太人离开，他们要为他们的教育付多少钱?”

　　“四千卢布，别打岔，同志们。”他继续讲养羊的利润，但又被打断了。

　　“如果一个犹太工程师离开，他得付多少钱?”

　　“八千卢布，让我继续讲，同志们。”他继续讲养牛，直到又被别人打断了。

　　“那如果犹太人上过大学呢?”

　　“两万卢布，但……”

　　“或许我们最好养犹太人。”

　　B.一个犹太人递交材料以便申请出境签证。他被问他为什么想离开苏联。

　　“我有两个原因。在我的社区公寓里，我的邻居不停地告诉我，一旦苏联政权垮台了，他将杀死我和我的家人。”

　　“但是你应该很清楚，苏联政权是永远不会垮台的。”

　　“这就是我的另一个原因。”

　　除了“大清洗运动”中近于荒唐的随意决策之外，在其他时期其他领域中决策的随意性也不乏其例。这些不仅造成了错误的决策，给国家带来了政治经济上的损失，而且给广大民众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麻烦。例如：

　　A.勃列日涅夫：同志们，美国人登上了月球，我们不能再等了，党决定让你们上太阳。

　　宇航员：总书记同志，我们会被烧死的。

　　勃列日涅夫：没关系，同志们，党都替你们想好了，你们晚上去。

　　B.“伊万诺维奇，你经常读《真理报》吗?”

　　“当然，不然我怎么知道我过着幸福生活?”

　　3.政治人物类政治笑话

　　所谓政治人物，在这里主要是指苏联政治领导人以及体制内的公职人员或群体。在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运行过程中，原本来自于民众的政治权力却逐渐发生异化，并凌驾于社会(民众)之上，进而也就造成了政治权力和民众的分离。具体来说，就是官民关系的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官员的工作作风、处事特点甚至个体性格的弱点、生理的残疾等，都会成为民众编织政治笑话的对象。

　　这里，笔者主要撷取针对苏共领导人的政治笑话。

　　A.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乘坐火车出门。开着开着，火车突然停了。斯大林把头伸出车窗外，怒吼道：“枪毙火车司机!”可是车还是没有动。接着赫鲁晓夫说：“给火车司机恢复名誉!”车仍然没有动。

　　勃列日涅夫说：“同志们，不如拉上窗帘，坐在座位上自己摇动身体，做出列车还在前进的样子。”

　　B.列宁快去世了，赶快把继承人斯大林召进克里姆林宫来，临终有几句话要嘱托：“不瞒你说，我还有一个隐忧啊，斯大林。”

　　“说吧，亲爱的伊里奇。”斯大林专心地听着。

　　“那就是，人们会跟你走吗?不知你想过了没有?”

　　“他们一定会跟我走的。”斯大林强调说，“一定会!”

　　“但愿如此。”列宁说，“我只是担心，万一他们不跟你走，你怎么办?”

　　“没问题!”斯大林答道，“那他们就得跟你走!”

　　C.———勃列日涅夫又住院了。

　　———作什么手术?

　　———扩胸。

　　———为什么?

　　———勋章没地方挂了。

　　(勃列日涅夫有浓郁的“勋章情结”。以发奖章、勋章的方式颂扬自己治理下的苏联社会，成了勃氏工作日程中最重要的事，并对此走火入魔。)

　　二、苏联政治笑话的功能

　　因为政治笑话是民众对政治体系、政治过程或政治人物进行的调侃、揭露、批评、批判，它是民众对日常生活中政治现象最基本、最有效的“回应方式”。因而政治笑话可以看作是社会舆论、民情民意的真实反映。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治笑话的功能。

　　总体上看，关于政治笑话的功能，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分析，即国家政权层面和民众层面：

　　就国家政权层面而言，政治笑话具有十分鲜明的警示作用，因而具有建设性的功能，并发挥着政治安全阀的作用。当然，政治笑话的建设性功能需要一个重要的条件：当局必须认真从政治笑话中汲取营养，寻找药方，这种建设性的功能才能发挥出来。否则，它就会变成一种破坏性的力量。

　　从上文引述的政治笑话来看，它们大多是针对苏联政治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产生的弊端而形成的。例如，在苏联政治人物类政治笑话中，就多包含着民众对苏共领导人脱离苏联社会实际、武断专横、好大喜功、安于现状、享受特权等做派的讽刺和批评。在苏联政治过程类政治笑话中，就多包含着民众对苏共决策过程的不透明、决策的随意性、政策缺少连续性以及相关政策所带来的不良影响的挖苦、讽刺，乃至政治抗争。在苏联政治体系类政治笑话中，就多包含着民众对苏联各项制度规则与社会现实不符、政治权力异化现象严重、公民的政治权利和物质生活得不到有效保障等现象进行的嘲讽。

　　本来，在政治运行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引发了民众的不满乃至怨恨，造成了政治笑话的出现，这就已向作为执政党的苏共敲响了警钟，形成了要求执政党增加政治透明的倒逼，查找产生问题的根源，并有针对性地作出政治上的调适，通过启动纠错机制、改进执政方式、提高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以增进广大民众的福祉。只有这样，才能消解民众的不满，化解政治危机，增强民众对苏共执政合法性的认同。从某种意义上看，民众对苏共执政合法性的认同就可以看作是政治笑话的建设性功能的结果，而民众不满的消解则可以看作的政治笑话的安全阀作用的发挥。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苏联的政治笑话的这种警示作用及其建设性功能，不仅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效果，反而被视为对苏联政治的污蔑，甚至被视为“反苏”的政治行为，而被严加控制和打击。这可以说是以1926年11月22日第十二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后的《苏俄刑法典》第58条规定的所谓“反革命罪”为重要标志。第58条第1款明确规定：“目的在于颠覆、破坏或削弱苏维埃政权，和根据苏联宪法及各加盟共和国宪法所选出的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及自治共和国的工农政府的权力，或目的在于破坏或削弱苏联的对外安全和无产阶级革命基本的政治的、经济的、民族的成果的一切行为，都认为是反革命行为。……由于全体劳动人民利益的国际一致性，上述行为指向任何其他没有加盟于苏联的劳动人民国家时，也认为是反革命行为。”

　　第58条第10款进一步做出规定：“为了号召颠覆、破坏或削弱苏维埃政权，或为了号召实施特定的(本法典第58条第2款到第58条第9款所规定的)反革命罪行，而进行宣传或煽动的，或传播、制作或收藏具有这种内容的作品的，处于六个月以上剥夺自由。在群情不安时，或利用群众的宗教或民族偏见，或在战斗状态下，或在宣布戒严的地区实施上述行为的，处本法典第58条第2款规定的社会保卫方法。”

　　由于政治笑话是民众不满政治情绪的表达，是对当局的批评和抗议，在某种程度上被当局视为具有一定煽动性、破坏性的政治行为，很容易把它划入“反革命罪”这一具有极大弹性空间的罪名之下，因此，这一罪名的确立即可以看作是苏联政府对政治笑话的态度的转变。苏联政府把政治笑话看作是苏维埃国家的祸害，因而要加以全面的禁止，对于那些不仅仅是讲政治笑话的人，而且就是听政治笑话的人，都有可能被处以“反革命”的罪名。有学者指出：自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苏联当局已经不再对政治笑话这种民众的政治情绪的表达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方式，而是认为政治笑话“对我们的工农国家是有害的”，因而必须加以禁止。

　　在1933年1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马特维·费多罗维奇·什基里亚托夫在发言中指出，不要低估政治幽默对苏共带来的威胁。他说：“我想谈一下一种反党行为，被称之谓笑话。这些笑话是什么?这种笑话以鼓动的形式来反党。在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中，谁不知道过去我们怎样同沙皇制度作斗争，我们怎样用讲笑话的形式来削弱过去存在的政权的威信……现在，它又被当做一种灵敏的武器来抵抗党的中央委员会。”

　　1934年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官员(基洛夫)就明确主张，要消灭讲政治笑话的现象和习惯，因为它已经成为“我们的敌人最频繁利用的手段之一。任何人讲这种笑话，尤其是涉及我们的党和领袖的笑话，不仅要揭露出来，而且要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

　　因而，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笑话也就变成了“笑话杀手”，即把那些讲笑话的人送进集中营。

　　于是，在20世纪30年代，大量民众因所谓的“反苏维埃鼓动宣传罪”而遭到逮捕，并被处以3-5年的刑期。据苏联内务部档案资料，在1931-1940年的10年中(1932年缺)，因“反苏维埃鼓动宣传罪”而被逮捕的人数，每年都不下上万人。其中，以1931年和1937年为高峰，都超过了6位数，而1937年又是1931年的2倍多。虽然这些人未必都是因政治笑话而被捕的，但是因讲或听政治笑话而被捕的应占有相当的比例。苏联时期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维杰夫根据官方提供的数据指出，1953年斯大林死后，当局释放了“因笑话而被捕的大约有20万人”。

　　在1989年2月，苏联最高法院为在30-40年代及50年代初遭到不公正镇压的人平反昭雪，并在为此而作出的决议中指出：“最普遍的罪名是反苏维埃宣传鼓动，其表现是‘诽谤党和国家领导人’、发表对劳动人民生活条件不满的言论、‘吹捧’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任何为‘人民公敌辩护’的言论，包括表示对他们的一般同情，都被认为是反苏维埃宣传鼓动。特别热衷于根据刑法典第58条追究‘对斯大林名字的大不敬’。”根据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1990年3月13日核实的资料，从30年代到1953年因反革命罪被判刑的共有370万人，其中79万人被枪毙。因而，有学者认为，“那是一个黑色年代，黑色的法庭、黑色的法律、黑色的良心、黑色的天理”。

　　总之，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苏联当局不仅不能从政治笑话中反思执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仅不把政治笑话看作是一种宝贵的政治资源，反而把它看作是“反革命”的政治行为，并运用政权的强制力进行压制，其结果只能是：苏联的政治体制因此而成为了一个僵化和封闭的体系，并因此而失去了自我反思、自我完善和自我纠错的能力。

　　就民众层面而言，政治笑话是他们通过私底下的调侃、挖苦、讽刺、批评等变相的政治参与形式。一方面，他们试图以这样一种变相的政治参与形式来表达他们的政治主张、政治见解或者政治上的不满，以期影响政治体系的运行。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苏联当局并没有为民众提供实际意义上的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平台，政治笑话不仅无法实现向当局的“输出”，更无法实现向政策的转化，因而，政治笑话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民众的内部消费品，成为了弱者的武器，即化解民众作为政治人不能有实质政治参与和政治意见表达的政治心理危机，消解政治压力和政治上的不满情绪，从而实现政治笑话的心理上的自我解压和自我满足的功能。(当然，这一功能从国家政权层面看，则发挥着“巩固政权的作用”。因为在一些政治笑话中包含着“谁也无法改变现实中的弊端”的宿命论色彩。

　　本来，苏联宪法规定了公民是国家的主人，并享有基本的、不可剥夺的政治权利。例如，1936年苏联宪法第123条规定：“苏联公民，不分民族及种族，在经济生活、国家生活、文化生活、社会及政治生活各方面，一律平等，是为确定不变之法律。”第124条规定：“为保证公民信仰自由计，在苏联实行政教分离及教育与宗教分离。一切公民皆能自由举行宗教仪式或进行反宗教宣传。”第125条规定：“为适合劳动者利益并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计，法律规定公民享有下列各项自由：1.言论自由;2.出版自由;3.集会自由;4.游行及示威自由。公民此种权利之保证为：印刷所、纸张、公共场所、街道、交通工具及其他一切为实现此种权利所必要之物质条件，均供劳动者及其团体享用。”第126条规定：“为适合劳动者利益并发展民众组织自动性及政治积极性计，保证苏联公民有权结合于各种社会团体，即工会，合作社，青年团体，体育及国防组织，文化、技术及科学会社;而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阶层中最积极最觉悟之公民，则结合于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及劳动群众为巩固及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奋斗中之先锋队，劳动群众所有一切社会团体及国家机关之领导核心。”第127条规定：“苏联公民有身体不受侵犯之保障。任何“公民住宅不可侵犯及通信秘密，均受法律之保护。”

　　假如苏联的政治生活能够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公民的这些基本的政治权利能够得到保障，那么，在苏联的政治生活中就不会有如此之多的政治笑话。然而，在苏联实际的政治生活中，理论上的规定并没有完全变为现实，这就为政治笑话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社会政治条件。例如，被称为最完美的1936年苏联宪法颁布之时，却是“大清洗运动”的高潮来临之际。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得不到任何有效的保障，民众生活在“大清洗”的人人自危的恐惧之中。又如，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虽然民众的社会生活相对平静，但是，这一时期苏联的特权现象严重，官僚腐败猖獗，而民众不仅要忍受排队购物的窘迫的物质生活，还要经受勃列日涅夫在意识形态“退回到斯大林时期的老路”的煎熬，以及国家安全机关的强制措施的侵扰———若列斯·亚·麦德维杰夫和罗伊·亚·麦德维杰夫兄弟的《谁是疯子》(群众出版社1979年版)就反映了当时苏联这方面的情况。也正是因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压制而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同时也在广大民众中间形成了特殊的“厨房文化”。有这样几则“反苏维埃鼓动宣传活动的案件”反映了勃列日涅夫时期民众的政治情绪和生存状态：(1)“1971年3月10日。И.А.霍赫洛夫(生于1947年，俄罗斯人，中等文化程度，共青团员，钳工，居住在伏罗希洛夫格勒州北顿涅茨克市)，А.К.切霍夫斯基(生于1947年，俄罗斯人，11年级文化程度，家具制造厂钳工)，Г.И.托尔斯陶索夫、В.В.马斯洛娃、А.А.波托茨基、А.П.别兹鲁奇科(没有相关资料)———上述人员决定成立‘争取列宁主义思想变成现实的政党’，其目的是‘通过和平的，在非常情况下通过军事的，而在两种情况下都是通过革命的途径，消灭被歪曲的社会主义’。”(2)“1971年3月29日。В.Б.潘捷列耶夫(生于1946年，俄罗斯人，中等文化程度，地区报纸编辑部的部门负责人，居住在伏罗希洛夫格勒市)———1969年12月和1970年1月，给‘自由’电台记者寄信，1970年4月，又通过邮局给美国大使馆寄了手稿《苏联———它是怎样的》：‘是的，革命在俄国为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上层统治集团的政策，我们国家早在30年代就脱离了列宁主义的道路，走入了死胡同。’”(3)“1971年5月31日(案件被终止日期)。Г.И.斯拉文斯基斯(生于1948年，立陶宛人，不完全中学学历，餐厅音乐师，居住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考纳斯市)———1970年8-9月，组织了嬉皮士集会，批评‘社会公众和行政机关旨在反对嬉皮士的反社会行为的措施’，认为这是破坏了个人权利，建议他们举行游行，争取使立陶宛摆脱苏联。”

　　美国学者卡斯·R·桑斯坦认为，处于困境中的人容易传播和接受谣言。他指出：“当危机出现，或可怕的事情已经发生，谣言就不可避免了。……可怕的事件会制造愤怒，而愤怒的人们很容易接受谣言，以此来证明他们的愤怒有理，并把那些可怕的事件归咎于蓄意而为。一些谣言一方面释放了‘重要的情感冲动’，另一方面为那些接受谣言的人提供了关于为何会产生这种情感冲动的解释，‘谣言在释放情感冲动的同时，也为其提供了解释’。”

　　这一关于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机制，用在政治笑话的产生和传播方面同样适用。在通常情况下，作为人生存的本能和条件，在有了压力的时候，总是要选择适当的时机以一定的形式把心中的不满和压力释放出来的，不然的话，就会滋生出一些心理上的疾病。因此，政治上的强制充其量只能束缚人的身体，但是不能束缚人的灵魂和思考，自然也为政治笑话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社会条件和动力。尽管在政治的强制之下，人们不能想不能说(甚至有时候连听都不能，在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中就有不少听了“反动”言论或政治笑话而被捕的人)，但是，恰恰是强制锻炼了苏联民众的别样的政治智慧，并为苏联民众编织政治笑话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对此，苏联学者格·阿尔巴托夫曾指出：“书报检查的压力和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也有一点好处，它们迫使你学会善于用词，巧妙地写作，通过旁敲侧击，含沙射影和略而不语等方法在字里行间表达重要的思想。”

　　可以说，政治笑话正是在这样的强制之下的产物，既然它不能通过这种“微弱的”政治抗议形式达到影响政治体系运行的目的，那么，它只能是无奈、无能甚至无助条件下的智慧表达和情绪宣泄，是“受伤”身体的心灵的自我抚慰，是苦难生活的卑微的自我救赎，是逃避社会现实之下的人生价值的虚幻的自我实现。同时，政治笑话是民众之间进行政治沟通的一种形式，是民众获取社会力量、社会慰藉和社会价值的重要载体。似乎，政治笑话成了处于弱势地位的民众手中为数不多的、聊以自慰和化解忧伤的精神武器之一。

　　三、结语

　　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现象，苏联的政治笑话并不仅仅是民众对国家政权的调侃和民众的自我揶揄，它更是苏联特有的政治文化。它不仅反映了民众对苏联政权的政治态度、政治认知和政治评价，自然也反映了苏联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反映了苏联政权和民众的关系，反映了苏联政权的合法性状况。例如，有学者即从苏联的政治笑话中，看到了严重的“民生问题和恶劣党风，导致党与群众渐行渐远”。有学者从勃列日涅夫爱好奖章的笑话中，得出了如下的认识：“领袖需要的不是勋章，而是民众的口碑，这是永远不会被遗忘被抹去的东西，其他都是过眼烟云!”

　　从巩固执政地位和赢得执政基础的角度着眼，执政党应该把政治笑话看作是民众政治态度的晴雨表，看作是政治标尺。民众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在政治笑话中都会有明显而真切的表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苏联政权对于政治笑话的非理性压制，使得其失去了获取民情、汲取民意的来源，进而使得其在民情、民意面前变得迟钝、麻木和僵化，以至于使得苏联社会稳定的表面之下却潜伏着暗流，以至于最后这潜伏的暗流变成了汹涌的明流，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撕裂了那表面的、脆弱的稳定。苏轼在《晁错论》中有句名言：“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这用在苏联政权那里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由于苏联特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强国家始终压制着社会领域，使得社会一直处于弱小和疲软状态，这也就使民众的政治见解和政治情感没有制度化的渠道得以有效而真实地表达和宣泄，其中的某些内容便借助于政治笑话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苏联的政治笑话特别发达的原因。所谓政治笑话，是指民众对政治体系、政治过程或政治人物进行调侃、揭露、批评、批判的口头表达、私下传播的政治幽默或政治讽刺。从政治笑话的创作和传播主体来看，它主要是普通民众，但它又是具有不确定性的普通民众，因为很多政治笑话很难确定其真正的创作者是谁，正如C·戴维斯所说：政治笑话属于“集体创作的产品”。同时，要确定政治笑话传播的主体是谁同样是一个难题。当然，由于政治笑话的创作和传播主体的不确定性，也造成了政治笑话产生时间的不确定性。从政治笑话的客体来看，它主要是政治体系、政治过程或政治人物。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笑话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官场笑话”。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大多数政治笑话利用幽默的方式抨击当权者或政治现实，通过夸张和诙谐奚落国家及其代表人物。”

　　从政治笑话的内容来看，它通常是针对特定历史时期、特定政治现象、特定政治事件、特定政治人物的不满和批评意见的诙谐性表达，因而具有针对性、时效性、批判性(讽刺性)、幽默性等特征。从政治笑话的表现形式(体裁)来看，它多是采用双关语、谐音、模仿、夸张等手法的段子式或问答式的适于口头表达的艺术形式，不仅便于记忆和传播，而且也能达到针砭时弊、情绪宣泄、抚平受伤心灵的作用。

　　在一定意义上，政治笑话属于政治文化范畴，它反映了民众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因此，苏联的政治笑话在某种程度上是了解苏联政治、了解社情民意的一个窗口。通过对苏联政治笑话的研究，不仅可以从宏观层面深刻认识苏联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且可以从微观层面深入了解苏联民众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藉此也可以更为深入理解苏联的人心向背、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等宏观政治问题，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苏联解体、苏共败亡的原因。

         一、苏联政治笑话的类型

　　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政治笑话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例如，根据政治笑话的体裁，可以划分为段子式政治笑话和问答式政治笑话;根据政治笑话的特征，可以划分为特指性政治笑话、讽刺性政治笑话、幽默性政治笑话等;根据政治笑话的客体，可以划分为政治体系类政治笑话、政治过程类政治笑话、政治人物类政治笑话等。

　　根据苏联政治笑话的特点和研究的便利，笔者采用政治笑话的客体作为分类的标准。这样，苏联的政治笑话大致有政治体系类政治笑话、政治过程类政治笑话、政治人物类政治笑话等三大类型。

　　1.政治体系类政治笑话

　　所谓政治体系，是指以国家政权为中心的各种具体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规范的总和。

　　因此，关于苏联的政治体系类政治笑话主要指涉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具体的政治制度，如苏维埃制度、国家结构形式和管理形式、政党制度、选举制度、干部制度等。

　　在苏联，这一类型的政治笑话并不少见，主要是因为苏联的各项政治制度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与现实的政治生活存在着诸多的相异之处。尽管在苏共执政初期，民众欢迎新社会的到来，相信新社会所能够带来的光明前程和幸福生活，并因有对新社会的向往和憧憬而甘于忍受经济的和文化的困顿，但是，革命的热情总归还是离不开物质利益支撑的。当政治制度的运行并不能给民众带来物质和精神满足的时候，无论多么响亮的口号和美妙的理想都将显得苍白无力，它们激发民众革命热情的能力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衰减，甚至成为负能量。毫无疑问，这种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之间的落差，导致了民众的不满甚至怨恨，成为滋生政治笑话的肥沃土壤。

　　譬如，在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下，苏联在1928-1937年的头两个五年计划的短短10年时间里，即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一跃而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强大的工业化国家。这一工业化奇迹不仅震惊了世界，也深深地影响了苏联民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然而，苏联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轻工业、农业发展严重滞后，不能满足广大民众的需求，经常面临消费品的短缺和排队购物现象，从而导致民众对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满：

　　A.一位党员努力地向一位老妇人解释未来的共产主义是什么样的：“那时候将有一切，食物，衣服，各种商品，你还可以出国旅游。”

　　老妇人：“哦，明白了，跟沙皇时代一样。”

　　B.“如何赶跑克里姆林宫里的老鼠?”

　　“在里面放个标牌，写上‘集体农场’四字，不多久大半老鼠会饿死，剩下的都逃之夭夭了。”

　　又如，苏联实行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更是出现了“老人政治”现象———苏共二十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是二十五大的原班人马;勃列日涅夫后期的14名政治局委员中，60岁以上的占92.9%，其中，70岁以上的竟占57.1%。

　　更为严重的是，在勃列日涅夫于1982年11月去世，到安德罗波夫于1984年2月去世，再到契尔年柯于1985年3月去世(以73岁高龄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在位仅1年又1月)，其间只有3年多时间。下面一则政治笑话就是人们对苏联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嘲弄：

　　A.一个公民来参加契尔年柯的葬礼。有人向他要票，他答道：到这里来我用的是联票。

　　B.问：为什么是安德罗波夫，而后是契尔年柯在共产党大会上被一致推选?

　　答：这是因为安德罗波夫的肾检验结果最差，契尔年柯的心电图最差。

　　又如，苏联民众对政治权力的专横、权力行使过程的僵化、官僚的特权化等现象的不满和讽刺：

　　A.“同志，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吗?”党支书问。

　　“我是有意见，但我不同意我的意见!”

　　B.一个外国人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问：在车上和我们在一起的都是什么人?

　　答：他们是国家的主人。

　　“而这是什么人开到前面去了?”他指着超过他们的“伏尔加”问道。

　　答：这是人民的仆人。

　　再如，民众对公民权利匮乏的不满：

　　A.“不够尺寸的裙子叫什么?”

　　“叫米尼卡特(短裙)。”

　　“不够尺寸的小汽车模型呢?”

　　“叫米妮卡(小汽车)。两种都是时髦货色，虽然东西小，价钱可是大!”

　　“那我就明白了。一天不干多少活，可是薪水很高的人就叫米尼斯特(部长)了。”

　　B.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苏联人谈话。

　　美国人：我敢在白宫外面大喊，里根下台，你敢吗?

　　苏联人：有什么不敢的?

　　说完，苏联人走到克里姆林宫外，大喊：里根下台!

　　还有其他方面的政治笑话。例如，反映苏联意识形态僵化和民众文化生活匮乏的一则政治笑话：

　　当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中，设立了一个海军部，结果，苏联老大哥就对捷克人说：你们是内陆国家，设什么海军部?

　　捷克人回答说：那你们不是也设了文化部吗?

　　例如，关于选举制度方面的一则政治笑话：

　　“下次选举的结果会是怎样的?”

　　“没有人知道。有人从中央委员会那里偷走了下次选举的确切结果。”

　　2.政治过程类政治笑话

　　所谓政治过程，是指由政治行为者在政治系统的输入和输出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互动行为。在这里，主要是指苏联的政治权力机构制定的政策及其所产生的影响。

　　这一类型的政治笑话主要反映的是苏联民众对决策过程的不透明、决策的随意性、政策缺少连续性以及相关政策所带来的不良影响的挖苦、讽刺。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类型的政治笑话和政治体系类政治笑话存在着模糊地带，有时候很难把它们截然分开。

　　譬如，20世纪30年代发起的“大清洗运动”，就是一场带有斯大林个人色彩的政治运动，其中决策的随意性、不透明性十分明显。1934年12月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遭到暗杀，这一事件触发了苏联全国性的“肃清反革命分子和帝国主义间谍分子”的大检举、大揭发、大逮捕、大处决运动。而在处理所谓的基洛夫暗杀事件时，正是在斯大林的授意下，捏造出了一个由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成员组成的恐怖组织———“列宁格勒总部”。在1937年3月，时任内务人民委员的叶若夫在联共(布)中央二三月全会的闭幕词中讲到：“我现在还记得，斯大林同志把我和科萨列夫叫去说：‘要在季诺维也夫分子中间寻找凶手’。”其实，斯大林对布哈林也说过同样的话。

　　可以说，在“大清洗运动”中，决定一个人是否被逮捕和处决处处充满着随意性。往往是仅仅因为一句不经意的话、一个“不妥当”的行为，一个人就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惨遭逮捕或处决。正因为如此，也就不知道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当然，也因为如此，全国上下都生活在恐惧之中。这样，“大清洗运动”自然也就成为政治笑话嘲讽的对象。

　　A.三个囚犯被送到了古拉格。他们开始谈论为什么他们会来到这里。

　　“我来到这儿，是因为我上班总是迟到五分钟，他们指控我是在以怠工来破坏”，第一个说。

　　“我来到这儿，是因为我上班总是早到五分钟，他们指控我是间谍”，第二个说。

　　“我来到这儿，是因为我上班总是准时赶到”，第三个说，“他们指控我拥有一个西方制的手表”。

　　B.一位内务人民委员部审判员结束一天的审判工作，回到办公室，突然独自大笑起来。

　　对面办公桌的同事奇怪地问道：“有什么好笑的事吗?”

　　“是啊”，审判员用手帕擦着笑出来的眼泪：“一个很好笑的笑话……”

　　“哦?说来听听?”

　　“你疯了吗?!我刚判了说这笑话的家伙五年苦役!”

　　在“大清洗运动”中对犹太人的恣意迫害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大批犹太人不得不逃离苏联。大量的关于犹太人逃离苏联的政治笑话其实构成了对苏联政策的暗讽和批评。例如：

　　A.地方的农业指导员正在集体农场会议上讲养鸡的好处。养一只鸡每年都能获得许多的卢布，以此类推。

　　一个农民打断他，说道：“如果犹太人离开，他们要为他们的教育付多少钱?”

　　“四千卢布，别打岔，同志们。”他继续讲养羊的利润，但又被打断了。

　　“如果一个犹太工程师离开，他得付多少钱?”

　　“八千卢布，让我继续讲，同志们。”他继续讲养牛，直到又被别人打断了。

　　“那如果犹太人上过大学呢?”

　　“两万卢布，但……”

　　“或许我们最好养犹太人。”

　　B.一个犹太人递交材料以便申请出境签证。他被问他为什么想离开苏联。

　　“我有两个原因。在我的社区公寓里，我的邻居不停地告诉我，一旦苏联政权垮台了，他将杀死我和我的家人。”

　　“但是你应该很清楚，苏联政权是永远不会垮台的。”

　　“这就是我的另一个原因。”

　　除了“大清洗运动”中近于荒唐的随意决策之外，在其他时期其他领域中决策的随意性也不乏其例。这些不仅造成了错误的决策，给国家带来了政治经济上的损失，而且给广大民众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麻烦。例如：

　　A.勃列日涅夫：同志们，美国人登上了月球，我们不能再等了，党决定让你们上太阳。

　　宇航员：总书记同志，我们会被烧死的。

　　勃列日涅夫：没关系，同志们，党都替你们想好了，你们晚上去。

　　B.“伊万诺维奇，你经常读《真理报》吗?”

　　“当然，不然我怎么知道我过着幸福生活?”

　　3.政治人物类政治笑话

　　所谓政治人物，在这里主要是指苏联政治领导人以及体制内的公职人员或群体。在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运行过程中，原本来自于民众的政治权力却逐渐发生异化，并凌驾于社会(民众)之上，进而也就造成了政治权力和民众的分离。具体来说，就是官民关系的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官员的工作作风、处事特点甚至个体性格的弱点、生理的残疾等，都会成为民众编织政治笑话的对象。

　　这里，笔者主要撷取针对苏共领导人的政治笑话。

　　A.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乘坐火车出门。开着开着，火车突然停了。斯大林把头伸出车窗外，怒吼道：“枪毙火车司机!”可是车还是没有动。接着赫鲁晓夫说：“给火车司机恢复名誉!”车仍然没有动。

　　勃列日涅夫说：“同志们，不如拉上窗帘，坐在座位上自己摇动身体，做出列车还在前进的样子。”

　　B.列宁快去世了，赶快把继承人斯大林召进克里姆林宫来，临终有几句话要嘱托：“不瞒你说，我还有一个隐忧啊，斯大林。”

　　“说吧，亲爱的伊里奇。”斯大林专心地听着。

　　“那就是，人们会跟你走吗?不知你想过了没有?”

　　“他们一定会跟我走的。”斯大林强调说，“一定会!”

　　“但愿如此。”列宁说，“我只是担心，万一他们不跟你走，你怎么办?”

　　“没问题!”斯大林答道，“那他们就得跟你走!”

　　C.———勃列日涅夫又住院了。

　　———作什么手术?

　　———扩胸。

　　———为什么?

　　———勋章没地方挂了。

　　(勃列日涅夫有浓郁的“勋章情结”。以发奖章、勋章的方式颂扬自己治理下的苏联社会，成了勃氏工作日程中最重要的事，并对此走火入魔。)

　　二、苏联政治笑话的功能

　　因为政治笑话是民众对政治体系、政治过程或政治人物进行的调侃、揭露、批评、批判，它是民众对日常生活中政治现象最基本、最有效的“回应方式”。因而政治笑话可以看作是社会舆论、民情民意的真实反映。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治笑话的功能。

　　总体上看，关于政治笑话的功能，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分析，即国家政权层面和民众层面：

　　就国家政权层面而言，政治笑话具有十分鲜明的警示作用，因而具有建设性的功能，并发挥着政治安全阀的作用。当然，政治笑话的建设性功能需要一个重要的条件：当局必须认真从政治笑话中汲取营养，寻找药方，这种建设性的功能才能发挥出来。否则，它就会变成一种破坏性的力量。

　　从上文引述的政治笑话来看，它们大多是针对苏联政治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产生的弊端而形成的。例如，在苏联政治人物类政治笑话中，就多包含着民众对苏共领导人脱离苏联社会实际、武断专横、好大喜功、安于现状、享受特权等做派的讽刺和批评。在苏联政治过程类政治笑话中，就多包含着民众对苏共决策过程的不透明、决策的随意性、政策缺少连续性以及相关政策所带来的不良影响的挖苦、讽刺，乃至政治抗争。在苏联政治体系类政治笑话中，就多包含着民众对苏联各项制度规则与社会现实不符、政治权力异化现象严重、公民的政治权利和物质生活得不到有效保障等现象进行的嘲讽。

　　本来，在政治运行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引发了民众的不满乃至怨恨，造成了政治笑话的出现，这就已向作为执政党的苏共敲响了警钟，形成了要求执政党增加政治透明的倒逼，查找产生问题的根源，并有针对性地作出政治上的调适，通过启动纠错机制、改进执政方式、提高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以增进广大民众的福祉。只有这样，才能消解民众的不满，化解政治危机，增强民众对苏共执政合法性的认同。从某种意义上看，民众对苏共执政合法性的认同就可以看作是政治笑话的建设性功能的结果，而民众不满的消解则可以看作的政治笑话的安全阀作用的发挥。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苏联的政治笑话的这种警示作用及其建设性功能，不仅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效果，反而被视为对苏联政治的污蔑，甚至被视为“反苏”的政治行为，而被严加控制和打击。这可以说是以1926年11月22日第十二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后的《苏俄刑法典》第58条规定的所谓“反革命罪”为重要标志。第58条第1款明确规定：“目的在于颠覆、破坏或削弱苏维埃政权，和根据苏联宪法及各加盟共和国宪法所选出的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及自治共和国的工农政府的权力，或目的在于破坏或削弱苏联的对外安全和无产阶级革命基本的政治的、经济的、民族的成果的一切行为，都认为是反革命行为。……由于全体劳动人民利益的国际一致性，上述行为指向任何其他没有加盟于苏联的劳动人民国家时，也认为是反革命行为。”

　　第58条第10款进一步做出规定：“为了号召颠覆、破坏或削弱苏维埃政权，或为了号召实施特定的(本法典第58条第2款到第58条第9款所规定的)反革命罪行，而进行宣传或煽动的，或传播、制作或收藏具有这种内容的作品的，处于六个月以上剥夺自由。在群情不安时，或利用群众的宗教或民族偏见，或在战斗状态下，或在宣布戒严的地区实施上述行为的，处本法典第58条第2款规定的社会保卫方法。”

　　由于政治笑话是民众不满政治情绪的表达，是对当局的批评和抗议，在某种程度上被当局视为具有一定煽动性、破坏性的政治行为，很容易把它划入“反革命罪”这一具有极大弹性空间的罪名之下，因此，这一罪名的确立即可以看作是苏联政府对政治笑话的态度的转变。苏联政府把政治笑话看作是苏维埃国家的祸害，因而要加以全面的禁止，对于那些不仅仅是讲政治笑话的人，而且就是听政治笑话的人，都有可能被处以“反革命”的罪名。有学者指出：自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苏联当局已经不再对政治笑话这种民众的政治情绪的表达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方式，而是认为政治笑话“对我们的工农国家是有害的”，因而必须加以禁止。

　　在1933年1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马特维·费多罗维奇·什基里亚托夫在发言中指出，不要低估政治幽默对苏共带来的威胁。他说：“我想谈一下一种反党行为，被称之谓笑话。这些笑话是什么?这种笑话以鼓动的形式来反党。在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中，谁不知道过去我们怎样同沙皇制度作斗争，我们怎样用讲笑话的形式来削弱过去存在的政权的威信……现在，它又被当做一种灵敏的武器来抵抗党的中央委员会。”

　　1934年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官员(基洛夫)就明确主张，要消灭讲政治笑话的现象和习惯，因为它已经成为“我们的敌人最频繁利用的手段之一。任何人讲这种笑话，尤其是涉及我们的党和领袖的笑话，不仅要揭露出来，而且要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

　　因而，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笑话也就变成了“笑话杀手”，即把那些讲笑话的人送进集中营。

　　于是，在20世纪30年代，大量民众因所谓的“反苏维埃鼓动宣传罪”而遭到逮捕，并被处以3-5年的刑期。据苏联内务部档案资料，在1931-1940年的10年中(1932年缺)，因“反苏维埃鼓动宣传罪”而被逮捕的人数，每年都不下上万人。其中，以1931年和1937年为高峰，都超过了6位数，而1937年又是1931年的2倍多。虽然这些人未必都是因政治笑话而被捕的，但是因讲或听政治笑话而被捕的应占有相当的比例。苏联时期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维杰夫根据官方提供的数据指出，1953年斯大林死后，当局释放了“因笑话而被捕的大约有20万人”。

　　在1989年2月，苏联最高法院为在30-40年代及50年代初遭到不公正镇压的人平反昭雪，并在为此而作出的决议中指出：“最普遍的罪名是反苏维埃宣传鼓动，其表现是‘诽谤党和国家领导人’、发表对劳动人民生活条件不满的言论、‘吹捧’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任何为‘人民公敌辩护’的言论，包括表示对他们的一般同情，都被认为是反苏维埃宣传鼓动。特别热衷于根据刑法典第58条追究‘对斯大林名字的大不敬’。”根据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1990年3月13日核实的资料，从30年代到1953年因反革命罪被判刑的共有370万人，其中79万人被枪毙。因而，有学者认为，“那是一个黑色年代，黑色的法庭、黑色的法律、黑色的良心、黑色的天理”。

　　总之，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苏联当局不仅不能从政治笑话中反思执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仅不把政治笑话看作是一种宝贵的政治资源，反而把它看作是“反革命”的政治行为，并运用政权的强制力进行压制，其结果只能是：苏联的政治体制因此而成为了一个僵化和封闭的体系，并因此而失去了自我反思、自我完善和自我纠错的能力。

　　就民众层面而言，政治笑话是他们通过私底下的调侃、挖苦、讽刺、批评等变相的政治参与形式。一方面，他们试图以这样一种变相的政治参与形式来表达他们的政治主张、政治见解或者政治上的不满，以期影响政治体系的运行。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苏联当局并没有为民众提供实际意义上的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平台，政治笑话不仅无法实现向当局的“输出”，更无法实现向政策的转化，因而，政治笑话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民众的内部消费品，成为了弱者的武器，即化解民众作为政治人不能有实质政治参与和政治意见表达的政治心理危机，消解政治压力和政治上的不满情绪，从而实现政治笑话的心理上的自我解压和自我满足的功能。(当然，这一功能从国家政权层面看，则发挥着“巩固政权的作用”。因为在一些政治笑话中包含着“谁也无法改变现实中的弊端”的宿命论色彩。

　　本来，苏联宪法规定了公民是国家的主人，并享有基本的、不可剥夺的政治权利。例如，1936年苏联宪法第123条规定：“苏联公民，不分民族及种族，在经济生活、国家生活、文化生活、社会及政治生活各方面，一律平等，是为确定不变之法律。”第124条规定：“为保证公民信仰自由计，在苏联实行政教分离及教育与宗教分离。一切公民皆能自由举行宗教仪式或进行反宗教宣传。”第125条规定：“为适合劳动者利益并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计，法律规定公民享有下列各项自由：1.言论自由;2.出版自由;3.集会自由;4.游行及示威自由。公民此种权利之保证为：印刷所、纸张、公共场所、街道、交通工具及其他一切为实现此种权利所必要之物质条件，均供劳动者及其团体享用。”第126条规定：“为适合劳动者利益并发展民众组织自动性及政治积极性计，保证苏联公民有权结合于各种社会团体，即工会，合作社，青年团体，体育及国防组织，文化、技术及科学会社;而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阶层中最积极最觉悟之公民，则结合于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及劳动群众为巩固及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奋斗中之先锋队，劳动群众所有一切社会团体及国家机关之领导核心。”第127条规定：“苏联公民有身体不受侵犯之保障。任何“公民住宅不可侵犯及通信秘密，均受法律之保护。”

　　假如苏联的政治生活能够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公民的这些基本的政治权利能够得到保障，那么，在苏联的政治生活中就不会有如此之多的政治笑话。然而，在苏联实际的政治生活中，理论上的规定并没有完全变为现实，这就为政治笑话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社会政治条件。例如，被称为最完美的1936年苏联宪法颁布之时，却是“大清洗运动”的高潮来临之际。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得不到任何有效的保障，民众生活在“大清洗”的人人自危的恐惧之中。又如，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虽然民众的社会生活相对平静，但是，这一时期苏联的特权现象严重，官僚腐败猖獗，而民众不仅要忍受排队购物的窘迫的物质生活，还要经受勃列日涅夫在意识形态“退回到斯大林时期的老路”的煎熬，以及国家安全机关的强制措施的侵扰———若列斯·亚·麦德维杰夫和罗伊·亚·麦德维杰夫兄弟的《谁是疯子》(群众出版社1979年版)就反映了当时苏联这方面的情况。也正是因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压制而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同时也在广大民众中间形成了特殊的“厨房文化”。有这样几则“反苏维埃鼓动宣传活动的案件”反映了勃列日涅夫时期民众的政治情绪和生存状态：(1)“1971年3月10日。И.А.霍赫洛夫(生于1947年，俄罗斯人，中等文化程度，共青团员，钳工，居住在伏罗希洛夫格勒州北顿涅茨克市)，А.К.切霍夫斯基(生于1947年，俄罗斯人，11年级文化程度，家具制造厂钳工)，Г.И.托尔斯陶索夫、В.В.马斯洛娃、А.А.波托茨基、А.П.别兹鲁奇科(没有相关资料)———上述人员决定成立‘争取列宁主义思想变成现实的政党’，其目的是‘通过和平的，在非常情况下通过军事的，而在两种情况下都是通过革命的途径，消灭被歪曲的社会主义’。”(2)“1971年3月29日。В.Б.潘捷列耶夫(生于1946年，俄罗斯人，中等文化程度，地区报纸编辑部的部门负责人，居住在伏罗希洛夫格勒市)———1969年12月和1970年1月，给‘自由’电台记者寄信，1970年4月，又通过邮局给美国大使馆寄了手稿《苏联———它是怎样的》：‘是的，革命在俄国为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上层统治集团的政策，我们国家早在30年代就脱离了列宁主义的道路，走入了死胡同。’”(3)“1971年5月31日(案件被终止日期)。Г.И.斯拉文斯基斯(生于1948年，立陶宛人，不完全中学学历，餐厅音乐师，居住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考纳斯市)———1970年8-9月，组织了嬉皮士集会，批评‘社会公众和行政机关旨在反对嬉皮士的反社会行为的措施’，认为这是破坏了个人权利，建议他们举行游行，争取使立陶宛摆脱苏联。”

　　美国学者卡斯·R·桑斯坦认为，处于困境中的人容易传播和接受谣言。他指出：“当危机出现，或可怕的事情已经发生，谣言就不可避免了。……可怕的事件会制造愤怒，而愤怒的人们很容易接受谣言，以此来证明他们的愤怒有理，并把那些可怕的事件归咎于蓄意而为。一些谣言一方面释放了‘重要的情感冲动’，另一方面为那些接受谣言的人提供了关于为何会产生这种情感冲动的解释，‘谣言在释放情感冲动的同时，也为其提供了解释’。”

　　这一关于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机制，用在政治笑话的产生和传播方面同样适用。在通常情况下，作为人生存的本能和条件，在有了压力的时候，总是要选择适当的时机以一定的形式把心中的不满和压力释放出来的，不然的话，就会滋生出一些心理上的疾病。因此，政治上的强制充其量只能束缚人的身体，但是不能束缚人的灵魂和思考，自然也为政治笑话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社会条件和动力。尽管在政治的强制之下，人们不能想不能说(甚至有时候连听都不能，在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中就有不少听了“反动”言论或政治笑话而被捕的人)，但是，恰恰是强制锻炼了苏联民众的别样的政治智慧，并为苏联民众编织政治笑话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对此，苏联学者格·阿尔巴托夫曾指出：“书报检查的压力和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也有一点好处，它们迫使你学会善于用词，巧妙地写作，通过旁敲侧击，含沙射影和略而不语等方法在字里行间表达重要的思想。”

　　可以说，政治笑话正是在这样的强制之下的产物，既然它不能通过这种“微弱的”政治抗议形式达到影响政治体系运行的目的，那么，它只能是无奈、无能甚至无助条件下的智慧表达和情绪宣泄，是“受伤”身体的心灵的自我抚慰，是苦难生活的卑微的自我救赎，是逃避社会现实之下的人生价值的虚幻的自我实现。同时，政治笑话是民众之间进行政治沟通的一种形式，是民众获取社会力量、社会慰藉和社会价值的重要载体。似乎，政治笑话成了处于弱势地位的民众手中为数不多的、聊以自慰和化解忧伤的精神武器之一。

　　三、结语

　　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现象，苏联的政治笑话并不仅仅是民众对国家政权的调侃和民众的自我揶揄，它更是苏联特有的政治文化。它不仅反映了民众对苏联政权的政治态度、政治认知和政治评价，自然也反映了苏联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反映了苏联政权和民众的关系，反映了苏联政权的合法性状况。例如，有学者即从苏联的政治笑话中，看到了严重的“民生问题和恶劣党风，导致党与群众渐行渐远”。有学者从勃列日涅夫爱好奖章的笑话中，得出了如下的认识：“领袖需要的不是勋章，而是民众的口碑，这是永远不会被遗忘被抹去的东西，其他都是过眼烟云!”

　　从巩固执政地位和赢得执政基础的角度着眼，执政党应该把政治笑话看作是民众政治态度的晴雨表，看作是政治标尺。民众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在政治笑话中都会有明显而真切的表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苏联政权对于政治笑话的非理性压制，使得其失去了获取民情、汲取民意的来源，进而使得其在民情、民意面前变得迟钝、麻木和僵化，以至于使得苏联社会稳定的表面之下却潜伏着暗流，以至于最后这潜伏的暗流变成了汹涌的明流，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撕裂了那表面的、脆弱的稳定。苏轼在《晁错论》中有句名言：“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这用在苏联政权那里是再合适不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