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莹颖案为何悬而未决？你需要了解美国这项制度……

　　编者按：当地时间8月28日，美国伊利诺伊中部联邦地区法院就章莹颖在美遭绑架案举行了听证会，批准了犯罪嫌疑人克里斯滕森代理律师此前提出的延期案件审理的动议。法庭上，美国中伊利诺伊联邦地区检察官也表示，由于掌握的证据信息量大而同意此项动议。联邦法官最终将原本定于今年9月12日的庭审延后到明年的2月27日，审前听证时间为2018年2月12日。

　　从章案发生到今已近3个月，为何至今悬而未决，也许可以通过美国经典电影《十二怒汉》管窥一豹。

　　一间狭小的房间，十二人，90分钟，全靠演员的塑造的形象来丰满这单调的黑白画面。十二个素未谋面、不同职业的人，聚集在一起，为一起看似简单的杀人案件展开一场唇枪舌战，一场主观与客观的心里矛盾之战，一场关乎人性和理性的辩论——这就是美国经典电影《十二怒汉》。导演西德尼·吕美特(Sidney Lumet)获评”奥斯卡终身成就奖“，《十二怒汉》是他在1957年执导的处女作，也是他创造的荧幕经典。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位拉美裔大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这样回忆自己第一次看《十二怒汉》时的感受：“那是我生命中最关键的时刻，当时我正在为将来何去何从而作难，西德尼·吕美特为我指明了前进的道路。”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12个在美国社会中从事各个行业、素不相识的普通人，被法庭挑选为陪审员，在用6天的时间听审完一桩杀人案件后，进行陪审团评议的故事。案件的被告是一名在贫民窟长大并有被父亲虐待经历的18岁青年，被控在午夜杀害了自己的父亲。

　　在审判过程中，呈现在法庭上的有罪证据似乎极具说服力地指向了被告的杀人事实：居住在街道对面的妇女透过卧室和飞驶列车的窗户，亲眼看到被告举 刀杀人;居住在被告楼下的残疾老人听到被告高喊“我要杀了你”和之后身体倒地的声音，并看到被告跑下楼梯仓皇出逃;刺死父亲的凶器和被告曾经购买并声称从口袋里漏出丢失的折叠刀一模一样;而被告的不在场证词又显得极其没有说服力，因为他声称从午夜11点到凌晨3点之间在电影院看电影，案发后却连电影名字和主演是谁都说不出来。

　　就是这样一个似乎“铁证如山”的案件，在进入陪审团评议之后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在已有11名陪审员裁定疑犯有罪的情况下，由亨利·方达主演的8号陪审员心存疑问，以对生命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坚持提出异议，他凭借出众的耐心、非凡的想象力和沟通技巧去说服其他陪审员，重新评估各项证据存在的其他可能性。之后的每轮投票，都有人放弃最初的立场，站在他这一边。最后经过七次表决，12名陪审员达成一致裁决：被告无罪。

　　陪审团，大部分人都只听过，无深入了解，电影展示的便是这一制度。它是美国司法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因此也被视为美国民主体系的标志之一。美国陪审团制度适用于刑事案件或重大民事案件。

　　简而言之，所谓陪审团制度，就是随时请来几位公民，组成一个陪审团，暂时给予他们已参加审判的权利。这样说起来，这个陪审团团体就是个奇怪的团体。由12个完全外行的人组成的团体来决定被告是否有罪，而且不需要提供证据，只需要这12个人形成统一意见就成。按理来说，这种是否有罪的专业的问题自然是应该由专业人士来裁定，但陪审团恰恰就是挑那些外行人来，让普通公民有机会参与到审判中去。让“普通人来裁判普通人”，这就是这种陪审制度的安排。

　　从《十二怒汉》这部电影，我们可以看出，无罪推定的价值理念何等重要，在被法庭裁判确定有罪前，任何人都是无罪的。犯罪嫌疑人没有证明自己有罪 的义务，但有辩解的权利，证明有罪的责任由公诉方承担，并且要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陪审团也必须依照“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标准来审查认 定庭审中出现的各种证据。

　　之所以设定这样一个严苛的标准，主要是基于保护普通人的基本权利，因为事关公民生命和自由的刑事案件中的证据，如果一个正常的普通人运用常识都能提出合理的怀疑，那极有可能是错案。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怀疑都可以用来推翻庭审中的证据，只有“合理”的，即合乎常理的怀疑才可能说服其他陪审员。

　　美国一家华人杂志社的编辑蔡越在移民美国20多年后，有幸体验了一把做陪审员的经历。在她参与的案件中，洛杉矶高等法院的法官解答了这个问题，“陪审团，刚才你们已经听到了两造律师的开场白。请注意，开场白是双方律师的‘声明’，而非法律意义上的‘证据’。接下来的3个星期，你们会聆听到证人证词，看到资料，这将是你们断案的重要依据……本案中，你、我皆是法官。我是法律上的法官，你们是这个案件的法官。我告诉你们法律框架，你们找出事实，判断对错。你们不需要懂得法律，只要根据证据、常识和内心的良知来判断即可”。

　　陪审团制度是“征服者威廉”在1066年征服英格兰时从欧洲诺曼人那带到英国的，早期采纳陪审团制度的国王和领主们将这种新的审判方式看成是在其领土内维持秩序的一种方法，是为了扩大国王的权力。

　　但陪审团制度在各类案件尤其是刑事案件中广为应用，逐渐成为一种反抗、阻止和遏制残忍与暴行的机制，成为一种支持理性、常识和有权自由裁决案件 的权利，而不必惧怕包括国王、领主、法官在内的任何权力的干扰、报复。正如英国法官帕特里克·德夫林爵士所说：“将臣民的自由置于其12位同胞之手，对 此，没有哪位暴君能够忍受得了。因此，陪审制不仅仅是一项司法机制、宪法的一个车轮;它是一盏明灯，向人们显示自由长存。”

　　陪审团制度传入美国后逐步完善，并成为一种司法民主和自由保障的象征。在美国，陪审团审判是由宪法规定，并由各州法律保障实施的一项政治制度， 也是保障民众参与国家司法活动以体现司法民主的重要制度设计，更是一项在强大的国家司法权面前保障民众权利、实现司法正义的制度。

　　在《十二怒汉》中，一个发生在贫民窟里的杀人案件，只能由法院指定辩护律师，而对辩护律师来说这个案件无任何利可图。在证据方面，这个案件又似 乎那么确实、充分，以致于律师草草走过场，几乎没做什么辩护，庭审成为检察官的个人表演，法官也无精打采。这时，陪审团秉持良知和正义去评估这些证据的可 靠性、充分性，就成为维护被告人合法权利的最后一道屏障。

　　12个陪审员虽然经常表现出私念和偏见，例如有的想早早结束讨论，以免误了球赛;有的对移民的黑人少年抱有敌意;有的因为父子不堪回首的恩怨， 而认为天下所有的儿子都品行不端……但这些私念和偏见并没有对他们判断案件事实造成影响，他们总能回归分析案件事实的轨道，因为他们明白他们之间没有私人恩怨，他们要做的是尊重生命、追求正义。

　　在《十二怒汉》这部电影中，剧情的冲突源自陪12个审员对事实认定的冲突，因为过去的事实无法再现;不同社会阶层、职业背景和生活经历的人在认定事实时会受到其固有常识、情感因素的影响，甚至是私心、私利的影响。

　　但陪审团的成员们知道他们的评议结果意味着他们将会结束一个生命。出于对生命的珍视和尊重，他们不得不慎重地给出裁决意见。正如8号陪审员所坚持的那样，虽然他们不一定发现案件的真相是什么，但是他们应该为追求正义的裁判而尽力去发现，而不能受到任何个人喜好、嫌恶、观点、偏见的影响。这就是理性的要求。

　　在实行陪审团审判的案件中，12个陪审团成员都不是法律职业人士，他们来自不同的职业背景。他们判断的是事实问题——决定谁在说真话、证据是否有充分说服力，这些事实问题往往是最基本的是非曲直问题，与法律无关，需要陪审员运用经验、生活经历中的常识来判断。

　　正是生活在火车经过的地段，8号陪审员才能提出飞驰的列车对作证妇女视觉的影响和火车噪音对楼下老人听觉的影响的质疑;在评议室里对跛脚老人的行动速度与距离之间的验证，发现老人的证言有疑点;而那个年老的陪审员从自己的感受出发，指出了老人可能说谎的动机……

　　虽然这些人来自不同的领域，但同一时代里的人对某些常识的认知往往比较一致。即便因为职业背景和生活经历的不同会暂时出现分歧，经过各个陪审员 之间的讨论、争议，这些争议也能化解，有时候甚至正是不同生活环境中的人的特定经历才使事实认定成为可能。这些争议的化解过程就是一个说服的过程，而说服的前提在于"理"，即通过说理达到说服的效果。

　　当然，这种制度并非完美。普通民众作为陪审团，同时存在一定的风险，就是缺乏理性，容易主观行事。人都是感性动物，难以避免存在主观性和惰性。当陪审员意识不到权利的责任时，就会滥用手中权利，就有可能造成实质的不公。控辩双方为了获得陪审团的支持，通常会利用人性的弱点，进行夸张的现场表演。这些都是陪审团制度天然的缺陷。在电影《失控的陪审团》中，揭露了陪审团被收买的丑恶现象。

　　还有一本书叫《陪审团睡了》，该书分析了造成陪审团作出不公正裁判的许多潜在因素及制度漏洞。其中有一句话，“谎言如此地被轻信，法庭辩论犹如娱乐圈的一场闹剧，司法尊严已不复存在”。对陪审团制度的批判可谓淋漓。是的，陪审制度效率低下，方式笨拙，甚至常常上当受骗，使真正的罪犯逍遥法外。但是，正因为如此，我更愿意说“陪审团醒了”。醒着的陪审团当然会在生命的活动中暴露自己的缺点，但是，这种充满活力的制度有着其更大的好处。它的功能是用一种平等对待的立场，避免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生命受到威胁。它相信法律制度的构建需要有大量法律专家的存在，但它更愿意相信外行的、普通人的常识和判断。它是社会正义的良心，其核心的原则是：社会和强权不能因为认定一个人是“坏人”就对其任意处罚;否则有一天丧钟同样会为我们这些不是坏人的人响起。它是避免每一个置于法律弱势地位的人被不公正对待的最后的安全阀。

　　回到《十二怒汉》，虽然它只是一部电影，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法律制度的许多价值，受到有益的启发。正如已经驾鹤西去的导演所说：“虽然所有电影的目的是娱乐，但我相信电影应该更进一步，它迫使观众自我审视，刺激他们的思维，并带来源源不断的思考。”

　　经典台词

　　不论如何，我们都得达成共识，那是规定。

　　我不想改变你，但这个判决攸关一条人命。假设我们错了呢?

　　他们只是人，人难免会犯错，如果他们都错了呢?

　　这位先生一直孤军奋战地跟我们对抗。他并没有说那孩子无罪，他只是说他无法确定他有罪。要孤军奋战对抗荒谬的言论并不容易，所以他孤注一掷争取支持，我支持他因为我赞同他的动机。

　　那个孩子或许真的杀了人，但我想听到更多的证词。

　　我不必效忠于任何一边，我只是提出了我的疑问。

　　我不必为我的决定辩护，我心里头出现了合理的怀疑。

　　我们会来这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肩负着重责大任。我一直觉得这就是民主社会的优点。我们收到信，被通知要来这里，决定一个跟我们素昧平生的人到底有没有罪，不论做出什么样的判决，我们都拿不到好处，也没有损失，那就是我们的国家能这么强大的原因。

　　谁告诉你你有权这样子玩弄别人的生命?你不在乎吗?如果你要投无罪一票，必须是因为你相信…被告的确是无罪的，而不是因为你觉得厌烦。如果你觉得他有罪你得坚持下去，难道你没有种去做你认为是对的事吗?

　　面对这种事，要排除个人的偏见真的很难，不论去到哪里，偏见总是遮蔽了真相，我真的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想应该没有任何人知道真相是什么，但我们是在赌一个可能性，或许我们错了，我们或许会放走一个杀人犯，我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但我们提出了合理的怀疑，那是我们的司法制度中非常宝贵的东西，除非十分确定，陪审团无法判决被告有罪。

　　钝角君综合自：谌洪果《陪审团醒了》、武杰《六十载：十二怒汉永无变色之怒》、糯米奴《从<十二怒汉>里浅识美国陪审制度》、法治周末：从电影《十二怒汉》了解美国陪审制度

　　编者按：当地时间8月28日，美国伊利诺伊中部联邦地区法院就章莹颖在美遭绑架案举行了听证会，批准了犯罪嫌疑人克里斯滕森代理律师此前提出的延期案件审理的动议。法庭上，美国中伊利诺伊联邦地区检察官也表示，由于掌握的证据信息量大而同意此项动议。联邦法官最终将原本定于今年9月12日的庭审延后到明年的2月27日，审前听证时间为2018年2月12日。

　　从章案发生到今已近3个月，为何至今悬而未决，也许可以通过美国经典电影《十二怒汉》管窥一豹。

　　一间狭小的房间，十二人，90分钟，全靠演员的塑造的形象来丰满这单调的黑白画面。十二个素未谋面、不同职业的人，聚集在一起，为一起看似简单的杀人案件展开一场唇枪舌战，一场主观与客观的心里矛盾之战，一场关乎人性和理性的辩论——这就是美国经典电影《十二怒汉》。导演西德尼·吕美特(Sidney Lumet)获评”奥斯卡终身成就奖“，《十二怒汉》是他在1957年执导的处女作，也是他创造的荧幕经典。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位拉美裔大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这样回忆自己第一次看《十二怒汉》时的感受：“那是我生命中最关键的时刻，当时我正在为将来何去何从而作难，西德尼·吕美特为我指明了前进的道路。”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12个在美国社会中从事各个行业、素不相识的普通人，被法庭挑选为陪审员，在用6天的时间听审完一桩杀人案件后，进行陪审团评议的故事。案件的被告是一名在贫民窟长大并有被父亲虐待经历的18岁青年，被控在午夜杀害了自己的父亲。

　　在审判过程中，呈现在法庭上的有罪证据似乎极具说服力地指向了被告的杀人事实：居住在街道对面的妇女透过卧室和飞驶列车的窗户，亲眼看到被告举 刀杀人;居住在被告楼下的残疾老人听到被告高喊“我要杀了你”和之后身体倒地的声音，并看到被告跑下楼梯仓皇出逃;刺死父亲的凶器和被告曾经购买并声称从口袋里漏出丢失的折叠刀一模一样;而被告的不在场证词又显得极其没有说服力，因为他声称从午夜11点到凌晨3点之间在电影院看电影，案发后却连电影名字和主演是谁都说不出来。

　　就是这样一个似乎“铁证如山”的案件，在进入陪审团评议之后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在已有11名陪审员裁定疑犯有罪的情况下，由亨利·方达主演的8号陪审员心存疑问，以对生命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坚持提出异议，他凭借出众的耐心、非凡的想象力和沟通技巧去说服其他陪审员，重新评估各项证据存在的其他可能性。之后的每轮投票，都有人放弃最初的立场，站在他这一边。最后经过七次表决，12名陪审员达成一致裁决：被告无罪。

　　陪审团，大部分人都只听过，无深入了解，电影展示的便是这一制度。它是美国司法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因此也被视为美国民主体系的标志之一。美国陪审团制度适用于刑事案件或重大民事案件。

　　简而言之，所谓陪审团制度，就是随时请来几位公民，组成一个陪审团，暂时给予他们已参加审判的权利。这样说起来，这个陪审团团体就是个奇怪的团体。由12个完全外行的人组成的团体来决定被告是否有罪，而且不需要提供证据，只需要这12个人形成统一意见就成。按理来说，这种是否有罪的专业的问题自然是应该由专业人士来裁定，但陪审团恰恰就是挑那些外行人来，让普通公民有机会参与到审判中去。让“普通人来裁判普通人”，这就是这种陪审制度的安排。

　　从《十二怒汉》这部电影，我们可以看出，无罪推定的价值理念何等重要，在被法庭裁判确定有罪前，任何人都是无罪的。犯罪嫌疑人没有证明自己有罪 的义务，但有辩解的权利，证明有罪的责任由公诉方承担，并且要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陪审团也必须依照“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标准来审查认 定庭审中出现的各种证据。

　　之所以设定这样一个严苛的标准，主要是基于保护普通人的基本权利，因为事关公民生命和自由的刑事案件中的证据，如果一个正常的普通人运用常识都能提出合理的怀疑，那极有可能是错案。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怀疑都可以用来推翻庭审中的证据，只有“合理”的，即合乎常理的怀疑才可能说服其他陪审员。

　　美国一家华人杂志社的编辑蔡越在移民美国20多年后，有幸体验了一把做陪审员的经历。在她参与的案件中，洛杉矶高等法院的法官解答了这个问题，“陪审团，刚才你们已经听到了两造律师的开场白。请注意，开场白是双方律师的‘声明’，而非法律意义上的‘证据’。接下来的3个星期，你们会聆听到证人证词，看到资料，这将是你们断案的重要依据……本案中，你、我皆是法官。我是法律上的法官，你们是这个案件的法官。我告诉你们法律框架，你们找出事实，判断对错。你们不需要懂得法律，只要根据证据、常识和内心的良知来判断即可”。

　　陪审团制度是“征服者威廉”在1066年征服英格兰时从欧洲诺曼人那带到英国的，早期采纳陪审团制度的国王和领主们将这种新的审判方式看成是在其领土内维持秩序的一种方法，是为了扩大国王的权力。

　　但陪审团制度在各类案件尤其是刑事案件中广为应用，逐渐成为一种反抗、阻止和遏制残忍与暴行的机制，成为一种支持理性、常识和有权自由裁决案件 的权利，而不必惧怕包括国王、领主、法官在内的任何权力的干扰、报复。正如英国法官帕特里克·德夫林爵士所说：“将臣民的自由置于其12位同胞之手，对 此，没有哪位暴君能够忍受得了。因此，陪审制不仅仅是一项司法机制、宪法的一个车轮;它是一盏明灯，向人们显示自由长存。”

　　陪审团制度传入美国后逐步完善，并成为一种司法民主和自由保障的象征。在美国，陪审团审判是由宪法规定，并由各州法律保障实施的一项政治制度， 也是保障民众参与国家司法活动以体现司法民主的重要制度设计，更是一项在强大的国家司法权面前保障民众权利、实现司法正义的制度。

　　在《十二怒汉》中，一个发生在贫民窟里的杀人案件，只能由法院指定辩护律师，而对辩护律师来说这个案件无任何利可图。在证据方面，这个案件又似 乎那么确实、充分，以致于律师草草走过场，几乎没做什么辩护，庭审成为检察官的个人表演，法官也无精打采。这时，陪审团秉持良知和正义去评估这些证据的可 靠性、充分性，就成为维护被告人合法权利的最后一道屏障。

　　12个陪审员虽然经常表现出私念和偏见，例如有的想早早结束讨论，以免误了球赛;有的对移民的黑人少年抱有敌意;有的因为父子不堪回首的恩怨， 而认为天下所有的儿子都品行不端……但这些私念和偏见并没有对他们判断案件事实造成影响，他们总能回归分析案件事实的轨道，因为他们明白他们之间没有私人恩怨，他们要做的是尊重生命、追求正义。

　　在《十二怒汉》这部电影中，剧情的冲突源自陪12个审员对事实认定的冲突，因为过去的事实无法再现;不同社会阶层、职业背景和生活经历的人在认定事实时会受到其固有常识、情感因素的影响，甚至是私心、私利的影响。

　　但陪审团的成员们知道他们的评议结果意味着他们将会结束一个生命。出于对生命的珍视和尊重，他们不得不慎重地给出裁决意见。正如8号陪审员所坚持的那样，虽然他们不一定发现案件的真相是什么，但是他们应该为追求正义的裁判而尽力去发现，而不能受到任何个人喜好、嫌恶、观点、偏见的影响。这就是理性的要求。

　　在实行陪审团审判的案件中，12个陪审团成员都不是法律职业人士，他们来自不同的职业背景。他们判断的是事实问题——决定谁在说真话、证据是否有充分说服力，这些事实问题往往是最基本的是非曲直问题，与法律无关，需要陪审员运用经验、生活经历中的常识来判断。

　　正是生活在火车经过的地段，8号陪审员才能提出飞驰的列车对作证妇女视觉的影响和火车噪音对楼下老人听觉的影响的质疑;在评议室里对跛脚老人的行动速度与距离之间的验证，发现老人的证言有疑点;而那个年老的陪审员从自己的感受出发，指出了老人可能说谎的动机……

　　虽然这些人来自不同的领域，但同一时代里的人对某些常识的认知往往比较一致。即便因为职业背景和生活经历的不同会暂时出现分歧，经过各个陪审员 之间的讨论、争议，这些争议也能化解，有时候甚至正是不同生活环境中的人的特定经历才使事实认定成为可能。这些争议的化解过程就是一个说服的过程，而说服的前提在于"理"，即通过说理达到说服的效果。

　　当然，这种制度并非完美。普通民众作为陪审团，同时存在一定的风险，就是缺乏理性，容易主观行事。人都是感性动物，难以避免存在主观性和惰性。当陪审员意识不到权利的责任时，就会滥用手中权利，就有可能造成实质的不公。控辩双方为了获得陪审团的支持，通常会利用人性的弱点，进行夸张的现场表演。这些都是陪审团制度天然的缺陷。在电影《失控的陪审团》中，揭露了陪审团被收买的丑恶现象。

　　还有一本书叫《陪审团睡了》，该书分析了造成陪审团作出不公正裁判的许多潜在因素及制度漏洞。其中有一句话，“谎言如此地被轻信，法庭辩论犹如娱乐圈的一场闹剧，司法尊严已不复存在”。对陪审团制度的批判可谓淋漓。是的，陪审制度效率低下，方式笨拙，甚至常常上当受骗，使真正的罪犯逍遥法外。但是，正因为如此，我更愿意说“陪审团醒了”。醒着的陪审团当然会在生命的活动中暴露自己的缺点，但是，这种充满活力的制度有着其更大的好处。它的功能是用一种平等对待的立场，避免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生命受到威胁。它相信法律制度的构建需要有大量法律专家的存在，但它更愿意相信外行的、普通人的常识和判断。它是社会正义的良心，其核心的原则是：社会和强权不能因为认定一个人是“坏人”就对其任意处罚;否则有一天丧钟同样会为我们这些不是坏人的人响起。它是避免每一个置于法律弱势地位的人被不公正对待的最后的安全阀。

　　回到《十二怒汉》，虽然它只是一部电影，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法律制度的许多价值，受到有益的启发。正如已经驾鹤西去的导演所说：“虽然所有电影的目的是娱乐，但我相信电影应该更进一步，它迫使观众自我审视，刺激他们的思维，并带来源源不断的思考。”

　　经典台词

　　不论如何，我们都得达成共识，那是规定。

　　我不想改变你，但这个判决攸关一条人命。假设我们错了呢?

　　他们只是人，人难免会犯错，如果他们都错了呢?

　　这位先生一直孤军奋战地跟我们对抗。他并没有说那孩子无罪，他只是说他无法确定他有罪。要孤军奋战对抗荒谬的言论并不容易，所以他孤注一掷争取支持，我支持他因为我赞同他的动机。

　　那个孩子或许真的杀了人，但我想听到更多的证词。

　　我不必效忠于任何一边，我只是提出了我的疑问。

　　我不必为我的决定辩护，我心里头出现了合理的怀疑。

　　我们会来这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肩负着重责大任。我一直觉得这就是民主社会的优点。我们收到信，被通知要来这里，决定一个跟我们素昧平生的人到底有没有罪，不论做出什么样的判决，我们都拿不到好处，也没有损失，那就是我们的国家能这么强大的原因。

　　谁告诉你你有权这样子玩弄别人的生命?你不在乎吗?如果你要投无罪一票，必须是因为你相信…被告的确是无罪的，而不是因为你觉得厌烦。如果你觉得他有罪你得坚持下去，难道你没有种去做你认为是对的事吗?

　　面对这种事，要排除个人的偏见真的很难，不论去到哪里，偏见总是遮蔽了真相，我真的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想应该没有任何人知道真相是什么，但我们是在赌一个可能性，或许我们错了，我们或许会放走一个杀人犯，我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但我们提出了合理的怀疑，那是我们的司法制度中非常宝贵的东西，除非十分确定，陪审团无法判决被告有罪。

　　钝角君综合自：谌洪果《陪审团醒了》、武杰《六十载：十二怒汉永无变色之怒》、糯米奴《从<十二怒汉>里浅识美国陪审制度》、法治周末：从电影《十二怒汉》了解美国陪审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