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和基督教的妇女观：孔子没女弟子，耶稣却有女追随者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过，妇女的解放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在我看来，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妇女权利的实现程度是整个人类人权保障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虽然妇女解放的程度从根本上受制于男女在生产方式中的地位、政治民主发展水平等因素，但历史传统的影响无疑也是不能排除的内容。就此而论，中国儒家和西方基督教的妇女观念有很大不同，对各自妇女的解放起了不同的作用。

　　第一，儒家认为女性人格低于男性，受男性支配，基督教则认为男女人格和地位平等。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论语·阳货》)将女子与小人相提并论，无疑认为女子是低贱之人。孟子在《滕文公下》中说道:“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认为女性应该依附男性而生存。《礼记·郊特牲》中说:“男先乎女”,“妇人,从人者也。”这已经有了“夫为妻纲”“出嫁从夫”的味道。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但其中没有一个是女的，有人非说孔子不歧视女性，实在是强词夺理。

　　而根据汪琴博士《基督教与罗马私法——以人法为视角》一书的研究，耶稣基督的出现，使罗马妇女千百年来所处的低下地位受到根本性冲击。耶稣认为，男人和女人都是上帝所造，未将他们区别对待。耶稣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批判了古罗马社会中一些歧视女性的做法，承认妇女具有与男人一样的权利和尊严。在耶稣的影响下，圣保罗提出了上帝面前男女平等的新思想。他教导道：“你们都因信基督耶稣，成了上帝的子女，因为你们凡是经受洗归于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奴隶或自由人、男人或女人，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那里都成为一了”(《加拉太书》3:26—28)。圣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中还说道：“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姊妹”(《提摩太前书》5:2;《马太福音》12:50);他劝诫丈夫爱自己的妻子，要如同基督爱教会(《以弗所书》5:25);告诫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生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以弗所书》6:4)。

　　耶稣对待女性的态度也深深影响了早期基督教会。神职人员们对当时限制妇女的习俗置之不理，与妇女们聚集在会堂或家中一起分享音乐。一些教父倡导男女具有同等尊严，例如，圣安布罗斯认为，每个人，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都必须明白，他是上帝的肖像。圣大巴西尔说：“女人同样也具有依上帝的肖像而被造这一权利，而且一点也不比男人少。两性具有同样的尊严，具有同样的德行。”(卡尔·白舍客：《基督宗教伦理观》第2卷，静也、常宏译，雷立柏校，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49页)。

　　基督教对妇女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罗马基督徒皇帝。公元374年瓦伦丁尼安皇帝颁布敕令，禁止家父弃婴、杀婴，剥夺了家父对家女的生杀权。到了查士丁尼皇帝时代，母亲真正成为家母，拥有了独立的人格，家女的婚姻无须父亲同意即可发生法律效力。到公元410年妇女被监护制度被废除，妇女获得了与男人几乎同等的权利，不仅可以独立管理自己的财产，而且不再被强制去屈从于监护人。

　　第二，儒家认为男人可以休妻，女性却没有离婚的法定权利，虽然可以向丈夫提出“可否讨得一纸休书”，但决定权掌握在丈夫手里，法律不承认女方提出离婚的权利。因为儒家经典《仪礼·丧服》曰:"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白虎通·爵》又曰:"妇人无爵何?阴卑无外事，是以有三从之义。"基督教认为女性有离婚的权利。耶稣要求男人与女人要绝对彼此忠实，摒弃了犹太教关于离婚权属于男人而非女人的观点(《马太福音》19:3—9)。

　　受基督教所倡导的夫妻平等和互敬互爱理念的影响，一些基督教皇帝进行了一些有利于妇女的婚姻法改革。在人身权方面，通奸成了夫妻双方主张离婚的共同理由;凡丈夫经常殴打、虐待妻子者，妻子有权主张离婚。在财产权方面，妻子取得了对丈夫遗产的继承权，对自己出嫁所带财产拥有所有权。

　　第三，儒家认为，“男女授受不亲”(《孟子·离娄上》)，“男女不杂坐，不同施枷，不同巾栉，不亲授。”(《礼记.曲礼》)意思是：男女之间不能直接接触、言谈或授受物件，男女不可交往。北宋司马光《涑水家仪》将“男女授受不亲”说得更为细致：“凡为宫室，必辨内外，深宫固门内外不共井，不共浴室，不共厕。男治外事，女治内事。男子昼无故，不处私室，妇人无故，不窥中门。男子夜行以烛，妇人有故出中门，必拥蔽其面。男仆非有缮修，及有大故，不入中门，入中门，妇人必避之，不可避，亦必以袖遮其面。女仆无故，不出中门，有故出中门，亦必拥蔽其面。铃下苍头但主通内外宫，传致内外之物。”所以，孔子没有女弟子绝非偶然。

　　基督教则认为男女的身体可以进行必要的接触。他允许患有血漏病的女人来触摸自己，毫不不惧怕因这一行为使自己变成别人眼中的礼仪上的不洁之人，他最终治愈了女病人，告诉她可以平安地回去了(《马可福音》5:25—34)。他允许妇女成为他的跟随者，并接受她们提供的帮助(《路加福音》8:1—3、《马可福音》15:40);他冲破犹太教“宁可让律法书上的话烧毁，也不可向女人传讲。男人教自己女儿律法，就好像教她淫荡”(Sotah3,4)的说教，勇敢地向马大的妹妹玛利亚讲授上帝的律法(《路加福音》10:38—42);耶稣对妓女也表现出了怜爱之心，法利赛人无法理解(《马太福音》21:31、，《路加福音》7:36—50、《约翰福音》8：21)。

　　限于篇幅，儒家和基督教的妇女观方面的其它差异不能一一列举。研究这一问题，笔者无非想表达这样一句老话：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还是要坚持毛主席说过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盲目西化不行(基督教文化中也有糟粕)，复兴国学也不行(国学必须创造性地加以转化)。还是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说得好：

　　“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过，妇女的解放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在我看来，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妇女权利的实现程度是整个人类人权保障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虽然妇女解放的程度从根本上受制于男女在生产方式中的地位、政治民主发展水平等因素，但历史传统的影响无疑也是不能排除的内容。就此而论，中国儒家和西方基督教的妇女观念有很大不同，对各自妇女的解放起了不同的作用。

　　第一，儒家认为女性人格低于男性，受男性支配，基督教则认为男女人格和地位平等。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论语·阳货》)将女子与小人相提并论，无疑认为女子是低贱之人。孟子在《滕文公下》中说道:“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认为女性应该依附男性而生存。《礼记·郊特牲》中说:“男先乎女”,“妇人,从人者也。”这已经有了“夫为妻纲”“出嫁从夫”的味道。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但其中没有一个是女的，有人非说孔子不歧视女性，实在是强词夺理。

　　而根据汪琴博士《基督教与罗马私法——以人法为视角》一书的研究，耶稣基督的出现，使罗马妇女千百年来所处的低下地位受到根本性冲击。耶稣认为，男人和女人都是上帝所造，未将他们区别对待。耶稣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批判了古罗马社会中一些歧视女性的做法，承认妇女具有与男人一样的权利和尊严。在耶稣的影响下，圣保罗提出了上帝面前男女平等的新思想。他教导道：“你们都因信基督耶稣，成了上帝的子女，因为你们凡是经受洗归于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奴隶或自由人、男人或女人，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那里都成为一了”(《加拉太书》3:26—28)。圣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中还说道：“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姊妹”(《提摩太前书》5:2;《马太福音》12:50);他劝诫丈夫爱自己的妻子，要如同基督爱教会(《以弗所书》5:25);告诫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生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以弗所书》6:4)。

　　耶稣对待女性的态度也深深影响了早期基督教会。神职人员们对当时限制妇女的习俗置之不理，与妇女们聚集在会堂或家中一起分享音乐。一些教父倡导男女具有同等尊严，例如，圣安布罗斯认为，每个人，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都必须明白，他是上帝的肖像。圣大巴西尔说：“女人同样也具有依上帝的肖像而被造这一权利，而且一点也不比男人少。两性具有同样的尊严，具有同样的德行。”(卡尔·白舍客：《基督宗教伦理观》第2卷，静也、常宏译，雷立柏校，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49页)。

　　基督教对妇女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罗马基督徒皇帝。公元374年瓦伦丁尼安皇帝颁布敕令，禁止家父弃婴、杀婴，剥夺了家父对家女的生杀权。到了查士丁尼皇帝时代，母亲真正成为家母，拥有了独立的人格，家女的婚姻无须父亲同意即可发生法律效力。到公元410年妇女被监护制度被废除，妇女获得了与男人几乎同等的权利，不仅可以独立管理自己的财产，而且不再被强制去屈从于监护人。

　　第二，儒家认为男人可以休妻，女性却没有离婚的法定权利，虽然可以向丈夫提出“可否讨得一纸休书”，但决定权掌握在丈夫手里，法律不承认女方提出离婚的权利。因为儒家经典《仪礼·丧服》曰:"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白虎通·爵》又曰:"妇人无爵何?阴卑无外事，是以有三从之义。"基督教认为女性有离婚的权利。耶稣要求男人与女人要绝对彼此忠实，摒弃了犹太教关于离婚权属于男人而非女人的观点(《马太福音》19:3—9)。

　　受基督教所倡导的夫妻平等和互敬互爱理念的影响，一些基督教皇帝进行了一些有利于妇女的婚姻法改革。在人身权方面，通奸成了夫妻双方主张离婚的共同理由;凡丈夫经常殴打、虐待妻子者，妻子有权主张离婚。在财产权方面，妻子取得了对丈夫遗产的继承权，对自己出嫁所带财产拥有所有权。

　　第三，儒家认为，“男女授受不亲”(《孟子·离娄上》)，“男女不杂坐，不同施枷，不同巾栉，不亲授。”(《礼记.曲礼》)意思是：男女之间不能直接接触、言谈或授受物件，男女不可交往。北宋司马光《涑水家仪》将“男女授受不亲”说得更为细致：“凡为宫室，必辨内外，深宫固门内外不共井，不共浴室，不共厕。男治外事，女治内事。男子昼无故，不处私室，妇人无故，不窥中门。男子夜行以烛，妇人有故出中门，必拥蔽其面。男仆非有缮修，及有大故，不入中门，入中门，妇人必避之，不可避，亦必以袖遮其面。女仆无故，不出中门，有故出中门，亦必拥蔽其面。铃下苍头但主通内外宫，传致内外之物。”所以，孔子没有女弟子绝非偶然。

　　基督教则认为男女的身体可以进行必要的接触。他允许患有血漏病的女人来触摸自己，毫不不惧怕因这一行为使自己变成别人眼中的礼仪上的不洁之人，他最终治愈了女病人，告诉她可以平安地回去了(《马可福音》5:25—34)。他允许妇女成为他的跟随者，并接受她们提供的帮助(《路加福音》8:1—3、《马可福音》15:40);他冲破犹太教“宁可让律法书上的话烧毁，也不可向女人传讲。男人教自己女儿律法，就好像教她淫荡”(Sotah3,4)的说教，勇敢地向马大的妹妹玛利亚讲授上帝的律法(《路加福音》10:38—42);耶稣对妓女也表现出了怜爱之心，法利赛人无法理解(《马太福音》21:31、，《路加福音》7:36—50、《约翰福音》8：21)。

　　限于篇幅，儒家和基督教的妇女观方面的其它差异不能一一列举。研究这一问题，笔者无非想表达这样一句老话：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还是要坚持毛主席说过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盲目西化不行(基督教文化中也有糟粕)，复兴国学也不行(国学必须创造性地加以转化)。还是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说得好：

　　“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