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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战争中活跃的战地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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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战争中活跃的战地记者

中外战争中活跃的战地记者
2017-08-08 10:03:04
来源:《今传媒》 作者: 徐惊奇 王子路
关键词:社会万象 点击: 我要评论
优秀的战地报道既能让受众在第一时间获知前线战事,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交战双方对战事的了解。

  战地记者是新闻工作者中专门从事战地新闻采访与报道的那些人[1]。战地记者区别于军事记者,战地记者是和战争紧密相连的,和平时期则无此说法。军事记者则多指军事媒体内从事相关采访写作报道的新闻工作者。自国际关系史通常列为起点的三十年战争开始的历次大型战争,让战地记者作为一门职业开始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在大型战争发生期间,活跃在采访一线的,除了本国记者外,还有来自国外媒体的记者。以久负盛名的威廉·霍华德·拉塞尔为例,由于其在各大战场上的出色报道,他被英国女王授予爵位逝世后被安葬在伦敦圣保罗大教堂。他一生采访过超过十场战争,包括克里米亚战争、南北战争、普法战争等,为《泰晤士报》发回战地报道无数。南丁格尔走上前线并创立战地护理制度,就是缘于拉塞尔对战场真实情况的报道而带来的影响。拉塞尔的出色表现让他由此成为后来各国战地记者的榜样。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也担任过战地记者,战地记者的经历对他后来成为政治家以及撰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优秀的战地报道既能让受众在第一时间获知前线战事,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交战双方对战事的了解。由于战地报道对于舆论走向的引导,战地记者的工作也成为了政治传播的组成部分。受限于战争双方军事机构的严格管制措施,战地记者想要写出优秀的报道,难度就会变大。所以,要想写出好的报道,战地记者就越需要更多的努力。总体来说,当好一名战地记者,既要有明确的使命而且敢想敢干,同时还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采访到更多当事人挖掘到更多信息,当然还需要有良好的身体素质作为完成使命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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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战地记者都有着伟大的使命感

  战地记者是一部分具有冒险精神的年轻人的理想职业之一,如何将战场上变幻莫测的情况准确传递给广大民众是战地记者的伟大使命。作为战场上没有装备武器的特殊人群,战地记者所面临的风险非常不确定。冒着生命危险写出深入详实的报道,为各国民众带去第一手战事消息,正是伟大的使命感使然。

  有一位中国女性被称为“抗战时期中国唯一的驻苏战地记者”,她叫胡济邦。胡济邦精通多国语言,一度在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她于1935年被派往莫斯科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担任新闻秘书,1941年开始兼任《中苏文化》杂志驻苏联记者。苏德战争期间,胡济邦穿梭在战场前线,采访报道了列宁格勒保卫战、莫斯科保卫战和斯大林格勒战役等系列战争,采访过崔可夫、朱可夫等苏军将领。由于丰富的采访经历,她由此和多国领导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2015年5月7日,在出席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并访问俄罗斯前夕,中国领导人在俄罗斯《俄罗斯报》发表了题为《铭记历史,开创未来》的署名文章。文章在提到中俄人民共同反对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的战斗部分时,特别提到了胡济邦并表达了对她作出莫大贡献的认可,“中国女记者胡济邦以柔弱之躯全程经历卫国战争,冒着炮火报道了苏联人民的坚贞不屈、法西斯军队的残暴、俄罗斯军民胜利的喜悦,鼓舞了中俄两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2]”

  二战欧洲战场上的中国战地记者,除了胡济邦,还有著名作家萧乾。萧乾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三S”之一的斯诺曾是他的老师1939年二战期间,萧乾时任香港《大公报》副刊《文艺》负责人,他在好友余道泉的推荐下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系任教,同时兼任《大公报》驻英特派记者。一方面是学业的继续,另一方面是血雨腥风的战场。萧乾大胆作出决定,中断学业作为战地记者奔赴欧洲。除了战场上的相关采访外,萧乾还采访过联合国成立大会和波茨坦会议以及纽伦堡对纳粹战犯的审判。两位战地记者的出色表现,都是出于对新闻工作的热爱和报道战场第一手新闻的执着使命。

  近年来,凤凰卫视在华文媒体中大放异彩,驻外战地记者们在第一时间发回的独家报道功不可没。从2001年开始,香港凤凰卫视记者闾丘露薇多次深入阿富汗前线发回现场报道,除了三进阿富汗采访报道,她还于2003年赴伊拉克,2011年赴利比亚进行战地采访。此外,还有活跃在冲突地区发回第一手战地报道的卢宇光,远赴利比亚战场采访的女记者傅晓田等。正是在包括闾丘露薇在内的记者们的努力下,凤凰卫视的国际报道和国际评论得到了广大受众的一致好评。

  2战地记者通过深入报道引导舆论走向

  由于战地记者深入战场采访,他们写出的报道往往能对舆论走向起到一定的影响。前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1915年1月22日致爱德华·格雷爵士的信中,谈到了战地记者的极端重要性,“他们在军事方面没有任何作用,但是能非常有效地阻止公众舆论对你的挖苦嘲弄。[3]”罗斯福是从政治家的角度来看待战地记者的重要性,强调战地记者的报道既能消除公众对信息需求的不确定性,同时也能有效引导公众舆论。

  以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为例,1982年6月12日,在阿根廷驻马岛守军最后投降的前两天,法拉奇采访了阿根廷总统兼陆军总司令利奥波尔多·加尔铁里。原本计划做好各种应对的加尔铁里根本无法应对法拉奇的连珠炮的有备而来的发问,最后无奈承认阿方发动战争的理由“是基于情绪,不是黄金,不是石油,不是战略地位。[4]”无疑,加尔铁里的表现,在法拉奇的笔下所记录下来的印象,将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各国民众关于阿根廷的舆论走向。

  当然,战地记者们更重视报道的客观公正与平衡。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美国国际新闻社记者伯雨登、《芝加哥日报》远东特派记者史蒂尔,以及斯诺等人先后通过各种渠道将他们采访和了解到的消息发回英、美的多家媒体,他们的平衡客观报道让国际社会对中国国内情况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和评估。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些外国媒体驻中国记者的深入采访报道,仅从国民党一方发出的声音或外国媒体单方面引用国民党方的报道,外界对于皖南事变的评价将会是无法预知的情况。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著名的“三S”是外国驻华记者中的代表。三位美国记者分别是斯诺、史沫特莱和斯特朗,由于他们的名字首字母都是S,加上都一度在中国大地参与采访报道活动,写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人们亲切地称他们为“三S”。他们的媒体报道和相关著作,大多都和中国战场密切相关。以斯诺为例,作为美国《密勒氏评论报》驻华记者,冲破重重阻力到延安采访中共高层,多次和毛泽东彻夜长谈,不但出版了《西行漫记》(又称《红星照耀中国》),还在多国媒体上发表了关于中国的文章,将他看到的中国真实情况传播到世界各地。在中美建立外交关系的20世纪70年代,他也作为两国领导人的“信使”在双方之间传递信息。

  3战地记者面临的工作环境多面且复杂难辨

  战场情况向来瞬息万变,而且由于交战各方都有自己在宣传方面的严格的管制措施,这对想要写出高质量报道的战地记者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美国在近年的几次战争中就开始表现出对于战时宣传管制措施的极度重视。

  越战初期,由于媒体介入战争的力度不大,政府并未觉得有多少阻力。但当媒体的关注度逐渐加深,更多的美国民众开始通过驻越南的战地记者从各类型媒体发回的报道了解到越南战场更多和更进一步情况时,舆论走向开始出现了急剧变化。美国媒体驻越南的战地记者们提供了更多观察和思考越战的角度,由此连带的公众舆论变化令美国政府猝不及防。美国在越战中的失败,美国军方认为新闻记者和媒体报道负有责任,他们在后来的战争中逐渐加强了新闻管制。在随后的战争中,既有美国军方不允许记者随军的做法比如1983年的美军入侵格林纳达。也有采取各种手段拖延记者随军时间的案例,比如1989年美军攻入巴拿马城之后两天记者才获准进入战场采访。到伊拉克战争时期,美军更是创造性地推出了“嵌入式记者”(Embedded Journalist)的做法,对想要采访伊拉克战争的世界各国媒体记者的报道行为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在如此大环境下的战地记者,要想写出出色的报道更是难上加难。

  近年来,当代战争开始出现了“独立战地记者”,他们并不隶属于任何新闻机构,全程依靠一己之力完成独立报道。事实上,为了报道真相和揭露谎言,独立记者比普通战地记者面临的阻碍更多,他们还要考虑自己的报道如何能够出现在各大媒体上比如香港资深女记者张翠容,就是独立战地记者的代表。

  当然,复杂的工作环境也引申出了一些相关问题,新闻伦理就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代表。1982年英国和阿根廷争夺马岛的战争中,在战场进行采访工作的BBC战地记者的报道也曾给英国高层和军方造成了不大不小的麻烦。5月4日阿根廷出动战斗轰炸机攻击英军导弹驱逐舰谢菲尔德号。阿军发射的两枚“飞鱼”导弹中的一枚击中了谢菲尔德号的要害,谢菲尔德号随后起火并下沉。事发后英军一度试图封锁消息,但BBC仍然公开了这个消息。甚至还有资料提到BBC记者曾将英军战斗部署的位置通过广播播报出去,消息被阿根廷军队收听到后迅速增派了援军,由此极大地增加了英军的打击难度并随之造成了更大的伤亡[5]。BBC的战地记者要不要做出这样的报道或者说在什么时候做出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关于新闻伦理范畴的争论了。

  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战地记者,除了熟练运用驻在国语言、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熟练的采访技巧外,还需要敢于冒险的精神,以及对于新闻真实的执着追求。虽然世界和平是未来的大趋势,但冲突和战争依然不可避免,战地记者的工作仍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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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战争中活跃的战地记者

2017-08-08 10:03:04
来源:《今传媒》 作者: 徐惊奇 王子路
优秀的战地报道既能让受众在第一时间获知前线战事,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交战双方对战事的了解。

  战地记者是新闻工作者中专门从事战地新闻采访与报道的那些人[1]。战地记者区别于军事记者,战地记者是和战争紧密相连的,和平时期则无此说法。军事记者则多指军事媒体内从事相关采访写作报道的新闻工作者。自国际关系史通常列为起点的三十年战争开始的历次大型战争,让战地记者作为一门职业开始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在大型战争发生期间,活跃在采访一线的,除了本国记者外,还有来自国外媒体的记者。以久负盛名的威廉·霍华德·拉塞尔为例,由于其在各大战场上的出色报道,他被英国女王授予爵位逝世后被安葬在伦敦圣保罗大教堂。他一生采访过超过十场战争,包括克里米亚战争、南北战争、普法战争等,为《泰晤士报》发回战地报道无数。南丁格尔走上前线并创立战地护理制度,就是缘于拉塞尔对战场真实情况的报道而带来的影响。拉塞尔的出色表现让他由此成为后来各国战地记者的榜样。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也担任过战地记者,战地记者的经历对他后来成为政治家以及撰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优秀的战地报道既能让受众在第一时间获知前线战事,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交战双方对战事的了解。由于战地报道对于舆论走向的引导,战地记者的工作也成为了政治传播的组成部分。受限于战争双方军事机构的严格管制措施,战地记者想要写出优秀的报道,难度就会变大。所以,要想写出好的报道,战地记者就越需要更多的努力。总体来说,当好一名战地记者,既要有明确的使命而且敢想敢干,同时还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采访到更多当事人挖掘到更多信息,当然还需要有良好的身体素质作为完成使命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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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战地记者都有着伟大的使命感

  战地记者是一部分具有冒险精神的年轻人的理想职业之一,如何将战场上变幻莫测的情况准确传递给广大民众是战地记者的伟大使命。作为战场上没有装备武器的特殊人群,战地记者所面临的风险非常不确定。冒着生命危险写出深入详实的报道,为各国民众带去第一手战事消息,正是伟大的使命感使然。

  有一位中国女性被称为“抗战时期中国唯一的驻苏战地记者”,她叫胡济邦。胡济邦精通多国语言,一度在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她于1935年被派往莫斯科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担任新闻秘书,1941年开始兼任《中苏文化》杂志驻苏联记者。苏德战争期间,胡济邦穿梭在战场前线,采访报道了列宁格勒保卫战、莫斯科保卫战和斯大林格勒战役等系列战争,采访过崔可夫、朱可夫等苏军将领。由于丰富的采访经历,她由此和多国领导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2015年5月7日,在出席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并访问俄罗斯前夕,中国领导人在俄罗斯《俄罗斯报》发表了题为《铭记历史,开创未来》的署名文章。文章在提到中俄人民共同反对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的战斗部分时,特别提到了胡济邦并表达了对她作出莫大贡献的认可,“中国女记者胡济邦以柔弱之躯全程经历卫国战争,冒着炮火报道了苏联人民的坚贞不屈、法西斯军队的残暴、俄罗斯军民胜利的喜悦,鼓舞了中俄两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2]”

  二战欧洲战场上的中国战地记者,除了胡济邦,还有著名作家萧乾。萧乾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三S”之一的斯诺曾是他的老师1939年二战期间,萧乾时任香港《大公报》副刊《文艺》负责人,他在好友余道泉的推荐下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系任教,同时兼任《大公报》驻英特派记者。一方面是学业的继续,另一方面是血雨腥风的战场。萧乾大胆作出决定,中断学业作为战地记者奔赴欧洲。除了战场上的相关采访外,萧乾还采访过联合国成立大会和波茨坦会议以及纽伦堡对纳粹战犯的审判。两位战地记者的出色表现,都是出于对新闻工作的热爱和报道战场第一手新闻的执着使命。

  近年来,凤凰卫视在华文媒体中大放异彩,驻外战地记者们在第一时间发回的独家报道功不可没。从2001年开始,香港凤凰卫视记者闾丘露薇多次深入阿富汗前线发回现场报道,除了三进阿富汗采访报道,她还于2003年赴伊拉克,2011年赴利比亚进行战地采访。此外,还有活跃在冲突地区发回第一手战地报道的卢宇光,远赴利比亚战场采访的女记者傅晓田等。正是在包括闾丘露薇在内的记者们的努力下,凤凰卫视的国际报道和国际评论得到了广大受众的一致好评。

  2战地记者通过深入报道引导舆论走向

  由于战地记者深入战场采访,他们写出的报道往往能对舆论走向起到一定的影响。前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1915年1月22日致爱德华·格雷爵士的信中,谈到了战地记者的极端重要性,“他们在军事方面没有任何作用,但是能非常有效地阻止公众舆论对你的挖苦嘲弄。[3]”罗斯福是从政治家的角度来看待战地记者的重要性,强调战地记者的报道既能消除公众对信息需求的不确定性,同时也能有效引导公众舆论。

  以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为例,1982年6月12日,在阿根廷驻马岛守军最后投降的前两天,法拉奇采访了阿根廷总统兼陆军总司令利奥波尔多·加尔铁里。原本计划做好各种应对的加尔铁里根本无法应对法拉奇的连珠炮的有备而来的发问,最后无奈承认阿方发动战争的理由“是基于情绪,不是黄金,不是石油,不是战略地位。[4]”无疑,加尔铁里的表现,在法拉奇的笔下所记录下来的印象,将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各国民众关于阿根廷的舆论走向。

  当然,战地记者们更重视报道的客观公正与平衡。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美国国际新闻社记者伯雨登、《芝加哥日报》远东特派记者史蒂尔,以及斯诺等人先后通过各种渠道将他们采访和了解到的消息发回英、美的多家媒体,他们的平衡客观报道让国际社会对中国国内情况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和评估。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些外国媒体驻中国记者的深入采访报道,仅从国民党一方发出的声音或外国媒体单方面引用国民党方的报道,外界对于皖南事变的评价将会是无法预知的情况。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著名的“三S”是外国驻华记者中的代表。三位美国记者分别是斯诺、史沫特莱和斯特朗,由于他们的名字首字母都是S,加上都一度在中国大地参与采访报道活动,写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人们亲切地称他们为“三S”。他们的媒体报道和相关著作,大多都和中国战场密切相关。以斯诺为例,作为美国《密勒氏评论报》驻华记者,冲破重重阻力到延安采访中共高层,多次和毛泽东彻夜长谈,不但出版了《西行漫记》(又称《红星照耀中国》),还在多国媒体上发表了关于中国的文章,将他看到的中国真实情况传播到世界各地。在中美建立外交关系的20世纪70年代,他也作为两国领导人的“信使”在双方之间传递信息。

  3战地记者面临的工作环境多面且复杂难辨

  战场情况向来瞬息万变,而且由于交战各方都有自己在宣传方面的严格的管制措施,这对想要写出高质量报道的战地记者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美国在近年的几次战争中就开始表现出对于战时宣传管制措施的极度重视。

  越战初期,由于媒体介入战争的力度不大,政府并未觉得有多少阻力。但当媒体的关注度逐渐加深,更多的美国民众开始通过驻越南的战地记者从各类型媒体发回的报道了解到越南战场更多和更进一步情况时,舆论走向开始出现了急剧变化。美国媒体驻越南的战地记者们提供了更多观察和思考越战的角度,由此连带的公众舆论变化令美国政府猝不及防。美国在越战中的失败,美国军方认为新闻记者和媒体报道负有责任,他们在后来的战争中逐渐加强了新闻管制。在随后的战争中,既有美国军方不允许记者随军的做法比如1983年的美军入侵格林纳达。也有采取各种手段拖延记者随军时间的案例,比如1989年美军攻入巴拿马城之后两天记者才获准进入战场采访。到伊拉克战争时期,美军更是创造性地推出了“嵌入式记者”(Embedded Journalist)的做法,对想要采访伊拉克战争的世界各国媒体记者的报道行为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在如此大环境下的战地记者,要想写出出色的报道更是难上加难。

  近年来,当代战争开始出现了“独立战地记者”,他们并不隶属于任何新闻机构,全程依靠一己之力完成独立报道。事实上,为了报道真相和揭露谎言,独立记者比普通战地记者面临的阻碍更多,他们还要考虑自己的报道如何能够出现在各大媒体上比如香港资深女记者张翠容,就是独立战地记者的代表。

  当然,复杂的工作环境也引申出了一些相关问题,新闻伦理就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代表。1982年英国和阿根廷争夺马岛的战争中,在战场进行采访工作的BBC战地记者的报道也曾给英国高层和军方造成了不大不小的麻烦。5月4日阿根廷出动战斗轰炸机攻击英军导弹驱逐舰谢菲尔德号。阿军发射的两枚“飞鱼”导弹中的一枚击中了谢菲尔德号的要害,谢菲尔德号随后起火并下沉。事发后英军一度试图封锁消息,但BBC仍然公开了这个消息。甚至还有资料提到BBC记者曾将英军战斗部署的位置通过广播播报出去,消息被阿根廷军队收听到后迅速增派了援军,由此极大地增加了英军的打击难度并随之造成了更大的伤亡[5]。BBC的战地记者要不要做出这样的报道或者说在什么时候做出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关于新闻伦理范畴的争论了。

  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战地记者,除了熟练运用驻在国语言、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熟练的采访技巧外,还需要敢于冒险的精神,以及对于新闻真实的执着追求。虽然世界和平是未来的大趋势,但冲突和战争依然不可避免,战地记者的工作仍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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