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是印度“海归”吗？

　　道家的思想原型

　　印度与中国的文化互渗，在上古文献中有大量遗存。已经被学界普遍识别的，有屈原《天问》中巨鳌负山的故事、《庄子》大鹏鸟(即印度金翅鸟)传说、《韩非子》关于有人献不死之药于楚王的记载、《山海经》巴蛇吞象的寓言、邹衍的“大九州说”、《尔雅》中的狻猊，等等。更有学者认为，中国古天文学中对天文度数和恒星及星座的描述，跟印度《摩登伽经》中所表述的天文概念大致相当，而两国关于“二十八宿”的说法，也有极大相似之处。所有这些征兆的绳索，把中国和印度紧密捆绑在一起。

　　地位崇高的东亚女神西王母的来历，从一个精微的角度，展示出东亚神话对南亚元素的吸纳。有充分证据表明，西王(母)就是印度大神湿婆(Siva)的译音。把《山海经》关于西王母的全部描述分解为19个义项，然后跟湿婆的神迹进行对照，便会发现所有元素都能密切吻合。印度婆罗门教对东亚的影响，大大突破了人们的想象边界。

　　佛家和道家之间的高度相似性，并非后世互相学习的结果，而是先天孪生的缘故。尽管其教义因宗师的信念分歧而变得大相径庭，但总体的修行模式却相当一致：打坐、调息、观想、导引、素食主义和远离尘嚣。而这些方式有一个共同来源，那就是婆罗门教(Brahmanism)。其教规《摩奴法论》(Manusmrti)，正式成文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但其中的许多规则，在公元前1000年已被广泛传播和遵循。它对修行者做出如下规定：

　　年已被广泛传播和遵循。它对修行者做出如下规定：

　　(1)梵行期：虚岁八岁起应拜师学习行乞法及吠陀经典，持戒并接受包括坐禅在内的严格的宗教训练;(2)家居期：从父亲那里获得吠陀经典和家产之后，可以回家娶妻生子，过世俗生活，从事不违背婆罗门身份的社会职业，进行家祭并向行乞者施舍;(3)林居期：完成养家糊口的世俗义务之后，便应隐居丛林，以瑜伽的苦修方式来亲证梵我，并严格奉行祭祀的各种规定;(4)遁世期：彻底弃家而云游四方，完全靠乞食为生，独身、破衣、断灭爱十艮苦乐，在调息修习(瑜伽)中获得最后解脱。

　　公元前600年，印度婆罗门教从吠陀时代进入沙门(Shramana)时代。一些婆罗门教或教外哲人(包括来自东亚和西藏的游学者)，不满于教义中的权力垄断、等级界限以及繁缛规定，以“林居者”和“遁世者”自居，成为采拾野果或行乞的苦行者，在森林和旷野里沉思并研习瑜伽术，以寻找新的真理和精神的安宁。从他们的队列里诞生了佛教创始人佛陀(约624—54J4 B.C.)、道教宗师老子(约571—471 B.C.)和耆那教(Jainism)始祖大雄(599—527 B.C.)，等等。

　　这场“叛教”运动的最大受益者并非印度本身，因为它最后抛弃了佛教而返回新婆罗门教(印度教)的狭小道路。在杜尔干看来，道家(或称原始道教)与佛教的共同特征，就是它们都缺乏神灵的观念，并把献祭、祝圣、忏悔、求赦等宗教活动，置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它们是无神的宗教，因为它们都不关心世界的来源，而仅关心如何靠自我修行来摆脱这个充满欲望和苦痛的世界。只有中国同时接受了这两种孪生宗教，并把它们变成自身文化中的两大支柱。中国人以史无前例的胸襟，笑纳了这些崇高的馈礼，并加以本土化的改造，令其跟中国日常生活及其意识形态融为一体。

　　老子：一个留学印度的中国哲人

　　乔达摩·悉达多和李耳，都是轴心时代沙门运动的中坚分子。乔达摩顿悟前是自觉的林居者，提前在29岁就主动离家出走，而成佛后的行为则更像是“遁世者”，沿袭了进城乞食后再出城教习佛法的传统。这可以从《金刚经》卷首中清晰地看到：

　　佛在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世尊食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处。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敷座而坐。

　　——《俭刚经》(鸠摩罗什译本)

　　道家的思想原型

　　印度与中国的文化互渗，在上古文献中有大量遗存。已经被学界普遍识别的，有屈原《天问》中巨鳌负山的故事、《庄子》大鹏鸟(即印度金翅鸟)传说、《韩非子》关于有人献不死之药于楚王的记载、《山海经》巴蛇吞象的寓言、邹衍的“大九州说”、《尔雅》中的狻猊，等等。更有学者认为，中国古天文学中对天文度数和恒星及星座的描述，跟印度《摩登伽经》中所表述的天文概念大致相当，而两国关于“二十八宿”的说法，也有极大相似之处。所有这些征兆的绳索，把中国和印度紧密捆绑在一起。

　　地位崇高的东亚女神西王母的来历，从一个精微的角度，展示出东亚神话对南亚元素的吸纳。有充分证据表明，西王(母)就是印度大神湿婆(Siva)的译音。把《山海经》关于西王母的全部描述分解为19个义项，然后跟湿婆的神迹进行对照，便会发现所有元素都能密切吻合。印度婆罗门教对东亚的影响，大大突破了人们的想象边界。

　　佛家和道家之间的高度相似性，并非后世互相学习的结果，而是先天孪生的缘故。尽管其教义因宗师的信念分歧而变得大相径庭，但总体的修行模式却相当一致：打坐、调息、观想、导引、素食主义和远离尘嚣。而这些方式有一个共同来源，那就是婆罗门教(Brahmanism)。其教规《摩奴法论》(Manusmrti)，正式成文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但其中的许多规则，在公元前1000年已被广泛传播和遵循。它对修行者做出如下规定：

　　年已被广泛传播和遵循。它对修行者做出如下规定：

　　(1)梵行期：虚岁八岁起应拜师学习行乞法及吠陀经典，持戒并接受包括坐禅在内的严格的宗教训练;(2)家居期：从父亲那里获得吠陀经典和家产之后，可以回家娶妻生子，过世俗生活，从事不违背婆罗门身份的社会职业，进行家祭并向行乞者施舍;(3)林居期：完成养家糊口的世俗义务之后，便应隐居丛林，以瑜伽的苦修方式来亲证梵我，并严格奉行祭祀的各种规定;(4)遁世期：彻底弃家而云游四方，完全靠乞食为生，独身、破衣、断灭爱十艮苦乐，在调息修习(瑜伽)中获得最后解脱。

　　公元前600年，印度婆罗门教从吠陀时代进入沙门(Shramana)时代。一些婆罗门教或教外哲人(包括来自东亚和西藏的游学者)，不满于教义中的权力垄断、等级界限以及繁缛规定，以“林居者”和“遁世者”自居，成为采拾野果或行乞的苦行者，在森林和旷野里沉思并研习瑜伽术，以寻找新的真理和精神的安宁。从他们的队列里诞生了佛教创始人佛陀(约624—54J4 B.C.)、道教宗师老子(约571—471 B.C.)和耆那教(Jainism)始祖大雄(599—527 B.C.)，等等。

　　这场“叛教”运动的最大受益者并非印度本身，因为它最后抛弃了佛教而返回新婆罗门教(印度教)的狭小道路。在杜尔干看来，道家(或称原始道教)与佛教的共同特征，就是它们都缺乏神灵的观念，并把献祭、祝圣、忏悔、求赦等宗教活动，置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它们是无神的宗教，因为它们都不关心世界的来源，而仅关心如何靠自我修行来摆脱这个充满欲望和苦痛的世界。只有中国同时接受了这两种孪生宗教，并把它们变成自身文化中的两大支柱。中国人以史无前例的胸襟，笑纳了这些崇高的馈礼，并加以本土化的改造，令其跟中国日常生活及其意识形态融为一体。

　　老子：一个留学印度的中国哲人

　　乔达摩·悉达多和李耳，都是轴心时代沙门运动的中坚分子。乔达摩顿悟前是自觉的林居者，提前在29岁就主动离家出走，而成佛后的行为则更像是“遁世者”，沿袭了进城乞食后再出城教习佛法的传统。这可以从《金刚经》卷首中清晰地看到：

　　佛在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世尊食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处。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敷座而坐。

　　——《俭刚经》(鸠摩罗什译本)

　　李耳“出生”的场面，则更像是一位带着皱纹和白发离家出走的“林居者”——生于李树之下，而且生下来就满头白发，又指李树为自己的姓氏。尽管属于反叛的沙门群体，但老子的行为方式，还是遵循了婆罗门教关于“林居者”的规定——在出现皱纹和白发之后，离弃世俗事务，前往林中修行，甚至连名字“老子”，都直接描述了其作为老者的生理特性，“老”字以音[run]通“李”[rw]，更有助于建构这两个名字的互文性。这种状况揭示了印度沙门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反叛婆罗门教，并渴望开启新的真理之门;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在旧教义及法规的基石上从事这种反叛。就连最伟大的沙门修行者，都无法摆脱这种令人尴尬的悖论。

　　南朝梁人殷芸(47 1～529 A.D.)在其笔记《段芸小说·卷二》中对老子的形貌有着与众不同的记录：“老子始下生，乘白鹿入母胎中。老子为人：黄色美眉，长耳广额，大目疏齿，方口厚唇，耳有三门，鼻有双柱，足蹈五字，手把十文。”唐人张守节据此在《史记正义》添油加醋地写道：“老子……身长八尺八寸，黄色美眉，长耳大目，广额疏齿，方口厚唇，日月角悬，鼻有双柱。”这种叙事的历史证据是难以查证的，但它所描述的细节，如长耳、广额、大目、鼻有双柱等，都跟传统的释迦牟尼造像神似，可视为老子携带印度文化基因的重要旁证。

　　“老子们”的“国籍”和“人数”

　　正是蓄意的文化遮蔽，导致了普遍的认知错误。长期以来，老子与“西域”，也即现今印度的关系，始终是中国学界的敏感触点。自从东汉出现“老子化胡说”，老子的“国籍”争议就变得难以回避。20世纪50年代，学者谭戒甫力排众议，提出老子本系“胡人”的假说，而由于当时诸多原因，这一杰出的历史推论，被扼杀于襁褓之中。

　　但就连谭戒甫都未能意识到，老子的“国籍”问题，至少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他要么是来自印度的移民，要么是游学印度的中国人。迄今为止，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否定其中的任何一种猜想。而据法显和玄奘印度取经的事例推断，老子(们)很可能是最早抵达印度的楚国学者，投身于印度沙门运动，从中获取思想原型，而后返回中国，千锤百炼地熔铸了一种崭新的哲学。倾向于这种推论的理由在于，老子的《道德经》是一部伟大的汉语经典，尽管它有赖于后续者的反复修订，但它仍需一个相对健全的初始文本。而对于一个满头白发的印度移民来说，这显然是难以承担的语言重任。

　　不仅如此，老子也并非一定是单一个体，各种迹象表明，它是一个以李耳为首的，活跃于先秦时代的小型沙门集团，有着严密的组织和纪律，却又分散于远东各地，在相当长的时间跨度内，执行宣扬“无为”学说的秘密使命，而《道德经》是该团体的集体之作。它汇聚了早期道家学派的全部精华，先由李耳一人执笔写就，而后被集团其他成员所反复修订。

　　这就可以解释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展示的那种古怪现象：为什么这边老子刚刚诞生，那边老子已满头白发;为什么在老子西遁以后，还有一个老莱子出现，甚至孔子死后100多年，又有一位叫“儋”的周朝太史去见秦献公，精确预言了秦王朝统一六国的事实;为什么屈原在放逐期间，曾会见一个叫做“郑儋尹”的神秘祭司，后者断然拒绝了这个失意楚臣的占卜要求。莱、聃、儋，都是同一类辨识“暗语”，它旨在向世人暗示这些不同年代人士的文化亲缘关系。

　　《道德经》作者的集团化特征，就是考古挖掘中出现多个“版本”的主要原因。1993年冬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本，是目前所见最为原始的《老子》，含有效简片730枚，文字2046个，显然是先秦的产物;而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甲、乙两种写本的《老子》，其中乙本字数5467，推测成书年代在汉文帝前后。传世本字数在5000左右，跟帛书已相差无几，但其中有l0个章节遭到明显改造。上述现象表明，跟《庄子》一样，《老子》本来没有一个先天完备的“原典”，它向“自己人”完全开放，直到西汉才逐渐闭合。《道德经》，是老子集团从战国到西汉300年间不断修订“完善”的结果。

　　老子名“耳”，字“聃”(“大耳”之义)，是一个神秘的记号，成为辨认老子集团的重要身体标志。孔子死后129年冒出的“太史儋”，连精明的司马迁也被史料弄糊涂了，怀疑他就是老子本人，因为在中国典籍中，“儋”字公认是“大耳”之义。苟悦在《前汉纪·武帝纪(应劭注)》里解释说：“儋耳者，大耳棰也。其渠率(指头部)耳垂肩三寸。”大耳最初可能是婆罗门种姓的某种生理标志，被吠陀宗教加以夸大和圣化，而后便外推为所有圣人的文化造型。在早期佛陀雕像上，这种长耳及肩的特点四处可见。在所有的面部器官崇拜中，耳朵崇拜最先出现，具有意义深远的神学价值。正是在耳朵被送上圣坛之后，眼睛和嘴巴才能轮番面对来自人类的敬拜。

　　与此相关的另一识别标志，是盘腿打坐(“莲花坐”)的姿势。《山海经·海外北经》描述一个叫做“柔利国”的国家，为人一手一足(显然是对人的侧身图像的误读，而这是《山海经》作者常犯的错误)，“反膝曲足居上，一云留利之国，人足反折”。所谓“反膝”、“曲足居上”和“人足反折”，都是练习瑜伽时的常见状态——两脚的足底向上翻起，而足跟则压在腹股沟处，形成所谓“双盘”(亦称“莲花座”)的奇特坐姿。

　　老子学说与吠陀哲学

　　将老子及其早期道家学说跟吠陀教义加以简单比对，就能发现下列几项重要的相似点：

　　第一，“老子们”的学说核心“道” [1’uuη]，与婆罗门教的“梵”(Brahman，中国上古音[bloms])的发音，若将b音弱化，则两者会变得十分近似，而后者产生于更为久远的年代。“梵”的语义为清净、寂静和离欲，这正是“老子们”所竭力倡导的;“梵”又是修行解脱的最后境界，为无限、唯一、不生不灭、常住、无差别相、无所不在的最高实体，是世界的本质，也是宇宙的最高真实和最高主宰，这与“老子们”对“道”的陈述基本一致。在某种意义上，“梵”为“道”提供了重要的哲学原型。

　　第二，“道”的概念，还跟印度吠陀教关键词“哩多”(Rta)有密切关联，后者本指普遍的宇宙规律，决定世界从混沌到有序的变化，其反义词是“鸯哩多”，也即混沌。“哩多”无所不在，令世界生成周而复始的规律，捍卫世界、人、德性和礼仪的存在，并决定肉体和精神的生死存亡，是最广泛意义上的宇宙真理。老子之“道”，是“梵”和“哩多”两种原型的总和。

　　第三，在吠陀的早期诗篇里(约1200—1000 B.C.之间))，已出现太初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的观点，并把存在物划分为“阴”和“阳”的对立二元。而这正是老子《道德经》的逻辑起点之一。《大森林奥义书》宣称，“梵”分为“有”(sat)和“无”(tva)两种;丁山则认为，老子的“无/有论”，来自吠陀的《无有歌》“其初无无亦无有”，《无有歌》中称，天地未分之前的状态为“Tad eham”(梵语)，今人译为“彼一”，老子将“彼一”意译为“一”，而实际上，其发音跟汉语“太一”、“太乙”和“泰一”极为相近，由此构筑起道家的核心概念。《道德经》所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跟《歌者奥义书》对宇宙诞生的描述非常相似——由一只卵裂开分为天空和大地两个部分，而后出现了第三者——太阳，基于它的产生与欢叫，出现了一切众生和一切愿望。(《奥义书·歌者奥义书》)

　　第四，“老子”像“法论”规定的那样保持沉默与孤寂，通过调息与人定来修炼瑜伽，以“亲证最高我的细微可见性，以及它在种种身体内出现的可能性”(《摩奴法论》)，这一境界译成汉文，跟《道德经》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颇有神似之处。

　　第五，道家及道教的精神核心“不死”(永生)，是吠陀的重要观念。而“不死”一词，即来自《梨俱吠陀》“a-mrta”，尽管老子在《道德经》中未能直接说出这个语词，但在老子的继承者——黄老学派那里，“不死”却成为一个至高无上的信念，支撑道士的修行，达2000年之久，并泛化为遍及整个中国的养生观念，至今都是指导中国人日常生活的重大原则。而“彭祖”则是其中的最高典范，他的养生和长寿事迹，成为中国人的最高样板。耐人寻味的是，在活了800年之后，他跟老子一样，以“西适流沙”的方式，悄然离开了中国人的视野。就其行为方式而言，彭祖很像是“老子沙门团队”的重要成员。

　　第六，老子及其后期的道家，均倡导遁世、林栖、素食、禁欲和苦行，而这是印度吠陀教的重要传统。不仅如此，老子(也包括庄周)对衰老、弱小、阴柔、卑下和无用性的赞美，正是林居者和遁世者的“老人哲学”。衰老的隐修士在树林里苦修，寻找着仅属于老年人的宁静道路，但在沙门运动的诸多学派中，似乎只有满头白发的老子验证了这种觉醒。在政治强权肆意横行的语境下，它揭示出某种无限柔软的真理，并借此超越了婆罗门教和沙门运动的界限。

　　第七，老子在《道德经》中使用的“五数”，与印伊文化的五数叙事模式产生戏剧性对应。老子宣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而《澳义书》中也大力倡导五数叙事(此外还有三数、七数和二十一数)，其中包括五种元素(地、风、空、水、光)、五种甘露、五种颜色、五种人、事物的五重性，等等。

　　第十一，包括老子在内的早期道家集团，其理论中均含有大量吠陀教因素。例如，庄周在《逍遥游》中所提及的“小大之辩”，其观点跟《歌者奥义书》极其相似;《大森林奥义书》和《泰帝利耶奥义书》将气分为元气、行气、下气、上气和中气，又提出关于“精”的概念——“万物的精华是大地，大地的精华是水，水的精华是植物，植物的精华是花，花的精华是果实，果实的精华是人，人的精华是精液”，其间暗含了关于事物“相生”的原始信念，显然是中国“五行相生论”的一种粗陋母本;《歌者奥义书》将心脉分为褐、白、蓝、黄、红五色，并将心脉与太阳对应;《疑问奥义书》宣称，人体有101条经脉，每条经脉又有100条支脉，每条支脉又有72000条细脉，而气在这些经脉中运行。所有这些精妙叙述，此后都在《黄帝内经》之气、精、脉、经络等概念中，得到更有力的呼应、发展与完善，最终由中国人推向古医学(自然疗法)的巅峰。

　　“老子们”在中国四处活动的年代，印度本土的沙门运动风起云涌。当时印度分为16个小国，互相兼并与争战，民众的生命与自由受到严重威胁。这种状况，与东亚“春秋战国”惊人地相似。其中的少数沙门修士是来自东方的“取经者”，他们在果林里苦修瑜伽并达成“无为之道”的正觉后，重返遥远的“支那”故土，或沿南方丝绸之路，穿过缅甸，经云南进入楚国;或翻越喜马拉雅山，经青海、甘肃和宁夏一线进入中原，以“海归人士”的身份，开始了传播和探索“老人哲学”的崭新事业。在中国文明的早晨，那些被称为“老子”的伟大圣贤就是这样诞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