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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超群:“革命”之后的语言——政治关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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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超群:“革命”之后的语言——政治关系反思

廉超群:“革命”之后的语言——政治关系反思
2017-05-23 10:00:45
来源:《中国图书评论》 作者: 廉超群(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
关键词:中东 点击: 我要评论
越来越多的外部观察者,开始以“他者”的视角,冷静、客观地分析“阿拉伯之春”及其后续发展过程中的种种政治、经济、国际关系要素和纵横交织的权力博弈,“无情”地揭示一度被激情的“革命”叙述所掩盖的历史“现实”。

  2010年年底,北非小国突尼斯年轻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自焚,全国范围内爆发大规模示威抗议,以“革命”的名义,要求总统下台,呼吁重建社会公平与正义。2011年,“革命”迅速蔓延至埃及、利比亚、巴林、也门和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民众纷纷走向街头,要求结束腐败、专制的既有政治制度。这些“革命”,因其爆发伊始“公民抗争”的和平斗争形式、广泛的群众参与和对正义与民主的诉求,被寄予了引领阿拉伯社会变革与进步的厚望,被统称为“阿拉伯之春”。然而,事态的发展违逆了美好的预期。时至今日,“革命”给这些国家带来的是政治动荡、经济停滞、社会冲突乃至派别对抗与内战,除了给西亚北非地区那些野心勃勃的政治势力创造了重新洗牌的机遇,并未给当地的民众带来真正的福祉。“阿拉伯之春”一词也由此沦为历史事件的指称,其所蕴含的积极与进步的意义,即便不激起反讽与自嘲,也不得不经历刻意或无意的规避与淡忘。越来越多的外部观察者,开始以“他者”的视角,冷静、客观地分析“阿拉伯之春”及其后续发展过程中的种种政治、经济、国际关系要素和纵横交织的权力博弈,“无情”地揭示一度被激情的“革命”叙述所掩盖的历史“现实”。

  诚然,以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衡量,“革命”后的“现实”无疑是惨淡的;“革命”没有带来变革、进步与希望,取而代之的,可能是复辟、倒退与绝望。但是,这样一种“革命”批判忽视了“革命”对文化和智识领域的冲击,这种冲击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文化生产的重心和智识生活的状态。

  在语言生活与语言研究领域,有很多例子。比如,2012年,我在埃及进行语言政策相关的田野调查时,一位当地的学者向我介绍,埃及“革命”之后,在“推特”上,涌现出一些致力于纠正语言使用错误的账号,试图通过纠正语言来端正政治与社会的风貌。之后,我在访问开罗语言学会时了解到,这个平常以创制新词为主要工作内容的机构,在埃及“革命”爆发后立即调整了工作日程,专门召集德高望重的学会成员们,进行语言与“革命”关系的讨论。不久之后,我又在英国剑桥接触到一位埃及语言学者,他曾浸润于计算机语言处理领域,但在“革命”风暴袭来之际,他开始怀疑这一领域的社会价值,随后毅然决定另起炉灶,赴英国研读“批评性话语分析”这样更具政治与社会批判功用、并致力于反抗社会不公的语言学科。

  很显然,“革命”的风起云涌使这些知识分子意识到,语言从未远离过政治,语言不仅深受政治影响,也参与政治进程;两者之间的紧密关系或许在稳定与和平时期趋于隐匿,但在社会冲突激化之时得以充分彰显。正如葛兰西那句广为转引的名言所描述的那样:“每当语言问题以某种方式浮现,便意味着一系列其他问题也正走向前台。”自然地,对语言—政治关系的系统性反思,逐渐成为“阿拉伯之春”之后,阿拉伯语言研究领域的“显学”之一。学者们一改过去以阿拉伯语语言本体和语法传统研究为重心的研究理路,转而关注语言与社会—政治冲突、语言与民族认同等议题,以从中探寻语言同政治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型塑的机理,并试图通过揭示这一机理来推动社会与政治变革。埃及学者丽姆·巴斯尤尼(Reem Bassiouney)的专著《现代埃及的语言与认同》(Language and identity in modern Egypt,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4)与阿尔及利亚学者穆罕默德·本拉白(Mohamed Benrabah)的专著《阿尔及利亚的语言冲突:从殖民时期到独立后》(Language conflict in Algeria: From colonialism to post independence, Bristol; Buffalo; Toronto: Multilingual Matters, 2013),即是这一“显学”的代表作品。巴斯尤尼的研究重心是埃及所通行的不同语言或语言变体,包括阿拉伯语标准语、埃及方言和英语等,同埃及民族认同的相互构建关系。为了说明这一关系,她选取了包括演讲、评论、访谈、诗歌、歌曲、小说等不同种类的文本材料,既通过分析其结构与修辞来探寻作者的语言态度,也通过分析其对语言问题的讨论内容来揣度作者的语言意识形态。在她看来,语言之所以能成为民族认同构建的重要因子并受这个过程影响,正是因为语言态度和语言意识形态的作用,给语言赋上了超越其交际功用的社会—政治意义。这些意义一方面将不同语言或语言变体同地域、宗教、民族、阶层、派别等社会属类变量维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又赋予了这些语言或语言变体不同的社会价值,比如正统、合法、正式、亲密、高贵、低俗等。语言同社会属类变量的联系,使得人们可以借助语言来标记自我与他者的社会属类并划定属类的边界,而语言同社会价值的联系,则可以使人们借助语言来彰示特定的态度和立场。属类划分和立场彰示既是认同的反映也是认同的构建途径,语言因此同认同建立了深刻的联系。为了将上述语言所携带的社会—政治意义同我们惯常所理解的语言符号对外部世界的“指涉”(referential)意义区分开,巴斯尤尼采纳了社会语言学家西尔弗斯坦(Silverstein)的理论,认为前一种意义是语言“索引性”(indexicality)的体现,即对某种语言形式和语言变体的使用和讨论,“指索”了特定的社会属类和价值立场。

  借助“索引性”理论,巴斯尤尼细致梳理了埃及不同语言和语言变体同埃及民族认同形成与变迁之间的互动过程。以下选取几则巴斯尤尼书中的案例加以说明。1798—1801年,拿破仑远征埃及,为向埃及民众表达他的善意和对伊斯兰文明的认同,他安排法国东方学家用阿拉伯语书写了一份公告。当时埃及著名的历史学家哲拜尔提(al Jabartī,1753—1825),在法国占领期间所写的编年史记录中,原文抄录了这份公告,随后用数页篇幅,详细罗列了公告行文中的语法错误与不当用词。在巴斯尤尼看来,这是借助语言“索引性”而进行的抵抗行为。对阿拉伯语标准语正确、地道的使用是“真诚”与“真实”的索引,而对该门语言错误、不恰当的使用则意味着“欺骗”和对埃及本土文化的“无知”。通过指出公告的语言错误,哲拜尔提不仅揭示了法国侵略者的虚伪,也暗示了他们的“异族”属性,一定程度上划分了“埃及人”和“外族人”的界限。拿破仑的入侵,一般被史学界认为是埃及近代史的开端,标志着埃及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如若如此,那哲拜尔提的例子无疑表明,阿拉伯语标准语依靠其固有的“索引”意义、通过属类划分和立场彰示参与了这一认同觉醒过程,同时也由此获得了指向现代埃及“民族主义”的新“索引”意义。

  如果说上述例子涉及埃及民族认同的觉醒,那下一组例子则有关该认同的形成和发展。同常见的埃及近代史叙述不同,巴斯尤尼并没有谈论穆罕默德·阿里统治埃及时期(1805—1848)所进行的“国家”构建,虽然史料表明,语言政策确确实实地参与了这一过程。巴斯尤尼将重心置于英国统治及控制埃及时期(1882—1952)殖民者、政客和知识分子围绕阿拉伯语标准语、埃及方言和欧洲语言所进行的博弈和斗争。在她看来,1919年埃及“革命”是现代埃及民族认同形成的关键事件。当时,英国统治者放逐了埃及民族主义政党华夫脱党的领袖萨德·扎格卢勒和部分党员,激发了埃及各地大规模的反英游行,最终迫使英方撤销了放逐,并最终于1922年承认了埃及独立国家的地位。扎格卢勒自己阐释道:这次“革命”并不是伊斯兰宗教运动、不是仇外运动、也不是泛阿拉伯统一运动。巴斯尤尼指出,这三重否认体现出,1919年“革命”确立了现代埃及民族认同构建过程中“埃及为先”的导向。1922年,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墓被发现,古埃及文明第一次以如此大规模的物质形态展现在世人面前,这进一步激发了“埃及为先”的认同构建导向。在这一背景下,不少埃及知识分子开始强调埃及方言才是埃及人真正的语言。他们声称,这门语言既是悠久的,也是鲜活的、先进的,不同于阿拉伯语标准语,后者是沙漠的语言,无法满足埃及人的现代需求。

  然而,埃及方言和埃及民族认同之间的关联并不都是积极的。英国在其对埃及的殖民语言政策中,一方面奉行以英语或法语等欧洲语言开展现代教育,另一方面又试图将埃及方言提升为埃及的官方语言,取代阿拉伯语标准语的固有地位。这后一种做法赋予了埃及方言以殖民主义阴谋的“索引”意义,伤害了它参与独立埃及民族认同构建的合法性。

  同样,即便是在“埃及为先”的趋向下,阿拉伯语标准语也并没有失去其正统地位。且不论标准语长期以来具有的正式、权威、官方等“索引”意义,仅从维系埃及人和其他阿拉伯人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与民族、宗教情感而言,它就不可或缺。待到1924年,土耳其共和国宣布废除哈里发制度之后,埃及以其阿拉伯文化和思想中心的地位,参与争夺阿拉伯世界领导权。无疑,最适合承载和表达埃及“阿拉伯”属性的语言变体就是标准语。巴斯尤尼在书中,提供了不少埃及官方和知识分子,在上述政治背景下,为保护和革新标准语所做的努力。她同时也提到,1952年之后,纳赛尔推行以基于泛阿拉伯主义的埃及地区霸权政策,并由此在埃及国民教育体系中强化标准语的地位,并打压抬升埃及方言和改革标准语的倾向。但在萨达特时期,特别是因同以色列签订和平协议而受其他阿拉伯国家孤立的时期,“埃及为先”重占主导,埃及方言相对标准语的地位又得以提升。

  可见,在埃及,不同语言和语言变体所被赋予的“索引”意义以及由此同埃及民族认同所建立的关联,随着近现代埃及政治风潮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与丰富,语言和政治之间形成了复杂交错的关系。这些在历史中积累起来的语言—政治关联,在2011年的埃及“革命”中获得了再现与重构,在埃及历史新的动荡期,继续作用于埃及民族认同的发展。对此,巴斯尤尼用一章的篇幅,进行了细致探讨,并重点分析了以下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

  比如,穆巴拉克在他下台前所进行的三次全国演说中,都使用了纯粹的阿拉伯语标准语。“革命”初期,代表执政当局立场的埃及尼罗河电视台播出了一期特别节目,报道民众的示威抗议。节目中主持人连线一名叫作塔米尔的男子,他自称位于开罗市中心解放广场的示威现场。当主持人问塔米尔示威民众的身份时,他声称这些人都不是埃及人,因为他们“英语说得非常好”。几天后,埃及著名女演员阿法芙·舒阿伊布参加尼罗河电视台的访谈节目,谈及广场上示威群众的身份,她认为他们是一群英国专门挑选并派到埃及的年轻人,他们接受了埃及方言和军事技能的训练。几天后,埃及诗人希沙姆·朱赫参加阿联酋阿布扎比电视台举办的著名诗歌真人秀节目“诗王”。在平时的创作中,朱赫既使用阿拉伯语标准语,也使用埃及方言,或是两者混用。在节目规定的2分钟表演时间内,他先用埃及南部方言说明他将用1分钟的时间为在埃及“革命”中牺牲的烈士默哀。随后,他朗诵了一篇完全用标准语创作的诗,以“埃及”为倾诉的对象,他高呼:“别让他们告诉你,我/是背信弃义的叛乱者/别让他们告诉你,我/已成为受外人操纵的废物”。“革命”之后, 开罗语言学会秘书长、诗人法鲁克·舒沙在埃及《金字塔报》撰文,高度赞扬“革命”青年用纯正的阿拉伯语标准语表达他们的“革命”诉求和爱国热情。相反,舒沙指出,“革命”爆发前的几年内,执政的民族民主党却用低格调的方言来书写宣传语,他们认为这可以笼络更多的埃及平民,但这实际上反映了前者对后者的蔑视。

  在“革命”新青年与“腐朽”旧政权的权力博弈下,埃及各个语言和语言变体的“索引性”得到了充分的唤醒、演绎和丰富。穆巴拉克用标准语的“权威性”进行演说来彰示其作为埃及总统的政治合法性。官媒用英语和埃及方言所带有的“殖民主义阴谋”来划分广场上示威群众的属类,将之排除于“埃及人”的范畴之外。而“革命”青年则奋起反击,通过证明他们的标准语能力,来驳斥官媒加予他们的“受外部势力操纵的非埃及人”的形象。在旧政权被“打倒”之后,官方则又用标准语的“索引”意义来肯定“革命”青年的政治合法性,用埃及方言的“索引”意义来批判旧政权。在巴斯尤尼看来,从1919年到2011年,埃及历史上的两次“革命”似乎画了一个圈,两个时期内埃及各语言和语言变体的“索引性”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同样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还有那依然在外部压力下自我纠结的埃及民族认同。

  同巴斯尤尼不同的是,本拉白并没有直接讨论语言同阿尔及利亚民族认同的关联,也没有引入略显抽象的“索引性”理论,而是用更为直白的笔锋,讲述了从法国殖民到独立后的今天,阿尔及利亚围绕语言选择而爆发的政治冲突。本拉白在序言中就明确指出,他所要讲述的,是语言充当现代阿尔及利亚冲突、对抗乃至战争“代理”(proxy)的历史。虽然同巴斯尤尼一样,本拉白也选取了一些涉及语言问题的文学文本,来探讨阿尔及利亚语言意识形态的变迁,但他的专著最为浓墨重彩的部分,还是对阿尔及利亚语言“代理”历史的叙述。

  从1830年占领阿尔及利亚沿海地区起,法国统治阿尔及利亚达132年之久。对于前者来说,后者不仅仅是海外殖民地,还是法国领土扩展的一部分。殖民期间,法国奉行“同化”政策,推行法语教育,大批关停传统的宗教学校,严重碾压阿语标准语的生存空间。殖民者视信奉伊斯兰教的阿尔及利亚人为落后的民族,希望通过法语教育,用先进的科学和政治理念改造阿尔及利亚人。然而,出于对法国殖民者的严重不信任与敌视,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抵制法语教育,宁愿将子女圈在家中,也不让他们接受教育。殖民者还人为划分阿尔及利亚的民族属类,将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加以区别,以期分而治之,制造了所谓“卡比利亚神话”。“卡比利亚”是阿尔及尔东部的山区,是柏柏尔人的聚居区。殖民者认为,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接受了伊斯兰教和哈里发制度的顺化,而柏柏尔人则享有自由和勇猛的原始特性,英勇地抵抗所有入侵他们家园的人,且从未彻底地接受伊斯兰教。柏柏尔人的这一特性特别符合讲究自由与民主的欧洲现代文明,更易于为后者所同化。他们更为积极地在柏柏尔地区推行法语教育,使得一战之后,大量柏柏尔男性已开始用法语取代阿拉伯语,作为他们的第二语言。

  1962年,经过艰苦而漫长的战争,阿尔及利亚取得独立。独立伊始,随着接受法语教育的法国殖民地居民、阿尔及利亚本土犹太人和融入殖民体系的阿拉伯人大批撤向法国,剩下的阿尔及利亚人口中文盲率高达90%左右,且领导独立战争的政治精英多受法语教育,基本不具备阿语标准语能力。即便面对这样的语言现实,从独立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的阿尔及利亚历届政府依然坚持实行全国性的“阿拉伯语化”运动,在政府、教育和媒体等各领域推广使用阿语标准语。在对“阿拉伯语化”的意识形态论述中,法语被贬斥为殖民主义语言,柏柏尔语则因殖民时期法国殖民者对柏柏尔人的有意扶持被赋予了殖民主义“代理”的恶名,因此,这两个广泛流通于阿尔及利亚的语言都必须为阿语标准语取代。

  “阿拉伯语化”政策的强力推行同时激起了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不满。对前者而言,接受阿语标准语教育的普通阿尔及利亚人失去了同法语所绑定的经济和文化资本,无法同接受法语教育的精英阶层一样实现个人发展、获得经济利益。相反,由于劳动力市场对法语国家市场与资本的依赖,致使大批阿尔及利亚青年失业或难以就业。这种状况为极端主义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对柏柏尔人来说,政府推行标准语同时打压柏柏尔语和柏柏尔文化的教学和研究,一度激起大规模抗议。有悖于政府重构阿尔及利亚民族认同的初衷,“阿拉伯语化”反而促使柏柏尔人构建区别于阿拉伯认同的独立民族认同。本拉白指出,阿尔及利亚政府罔顾语言现实的“阿拉伯语化”政策,是民众对其疏离并寻求其他政治出路的主要原因之一。他还引用其他学者的观点,将“阿拉伯语化”描述为“语言灭绝” 和“文化内战”。

  本拉白认为,无论是殖民时期的基于法语教育的“同化”政策,还是独立后的“阿拉伯语化”政策,两者都属于单语主义。法国借助极端的单语主义对阿拉及利亚进行统治和改造,而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政权则借助同样极端的单语主义来践行去殖民与重塑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和伊斯兰认同的承诺,语言政策因而成为其证明自身政治合法性、稳固统治的重要途径。这些,在本拉白看来,都是语言充当政治斗争“代理”的表现,语言经历了过度政治化,造成了恶劣而深远的影响。如今,柏柏尔人在争取民族权益的过程中,再次复制了极端的单语主义;他们为柏柏尔语谋求官方语言和民族语言地位的同时,无视自身多语的语言使用传统,转而强化柏柏尔语与柏柏尔民族认同之间关联的唯一性。本拉白因而在书中反复呼吁,阿尔及利亚应该正视自身语言和文化多元的传统,摈弃将语言用作政治“代理”、进行语言“战争”的做法,坚定地推行多语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

  比较来看,巴斯尤尼和本拉白,分别用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的经验,向我们描述了这两个非洲国家内,语言与政治互动的不同方式。在埃及,语言通过其携带的“索引”意义,渗透到了埃及民族认同的构建过程中。在(新)殖民主义、泛阿拉伯主义和埃及民族主义此消彼长的博弈与冲突中,语言既被用于一种政治斗争的文化资源,也不断被赋予了新的政治和社会价值。可以说,语言同政治的关联表现为一种通过“索引性”彼此间接作用的互动关系。而在阿尔及利亚,这种间接的“索引性”似乎消失了,语言冲突成为权力博弈的直接“代理”和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甚至成为社会和政治冲突的导火索。如果说法语是文明、进步、民族、自由的“索引”、阿拉伯语标准语是阿拉伯—伊斯兰认同的“索引”、柏柏尔语是柏柏尔民族认同和民族权益的“索引”,那法国殖民者所推行的“法语化”、独立后阿尔及利亚政府所推行的“阿拉伯语化”以及如今阿尔及利亚的柏柏尔语运动则是将原本处于象征层面的“索引性”变成器物层面的语言现实。语言而因此成为了政治的直接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两国语言—政治关系的经验差异,也影响了巴斯尤尼和本拉白的学术思维。前者引入“索引性”概念,是为了彰显埃及那种趋于隐匿和间接的语言—政治关系,而后者直接提出“代理”概念,是因为它有力地反映了阿尔及利亚赤裸裸的语言—政治关联。同样,两种经验的差异也影响了两人通过学术作品进行社会批评的路径。巴斯尤尼的专著属于揭示型批评,她用抽象的概念、细致的分析,提请读者注意那些通常被忽视的语言—政治关系。而本拉白的专著则属于参与型批评,他不仅将极端单语主义的政治后果展现在读者面前,还积极呼吁奉行多语主义。这种对多语主义的笃信和坚定,其“极端”性同他所描述的单语主义,又是何其相似!语言就这样被卷裹入政治之中,无论对语言生活和语言使用者,还是对语言研究和语言研究者来说,都是如此。

  (本文为国家语委重大项目“基于‘一带一路’沿线核心区域语言与身份认同关系的语言战略研究”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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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超群:“革命”之后的语言——政治关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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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23 10:00:45
来源:《中国图书评论》 作者: 廉超群(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
关键词:中东 我要评论
越来越多的外部观察者,开始以“他者”的视角,冷静、客观地分析“阿拉伯之春”及其后续发展过程中的种种政治、经济、国际关系要素和纵横交织的权力博弈,“无情”地揭示一度被激情的“革命”叙述所掩盖的历史“现实”。

  2010年年底,北非小国突尼斯年轻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自焚,全国范围内爆发大规模示威抗议,以“革命”的名义,要求总统下台,呼吁重建社会公平与正义。2011年,“革命”迅速蔓延至埃及、利比亚、巴林、也门和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民众纷纷走向街头,要求结束腐败、专制的既有政治制度。这些“革命”,因其爆发伊始“公民抗争”的和平斗争形式、广泛的群众参与和对正义与民主的诉求,被寄予了引领阿拉伯社会变革与进步的厚望,被统称为“阿拉伯之春”。然而,事态的发展违逆了美好的预期。时至今日,“革命”给这些国家带来的是政治动荡、经济停滞、社会冲突乃至派别对抗与内战,除了给西亚北非地区那些野心勃勃的政治势力创造了重新洗牌的机遇,并未给当地的民众带来真正的福祉。“阿拉伯之春”一词也由此沦为历史事件的指称,其所蕴含的积极与进步的意义,即便不激起反讽与自嘲,也不得不经历刻意或无意的规避与淡忘。越来越多的外部观察者,开始以“他者”的视角,冷静、客观地分析“阿拉伯之春”及其后续发展过程中的种种政治、经济、国际关系要素和纵横交织的权力博弈,“无情”地揭示一度被激情的“革命”叙述所掩盖的历史“现实”。

  诚然,以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衡量,“革命”后的“现实”无疑是惨淡的;“革命”没有带来变革、进步与希望,取而代之的,可能是复辟、倒退与绝望。但是,这样一种“革命”批判忽视了“革命”对文化和智识领域的冲击,这种冲击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文化生产的重心和智识生活的状态。

  在语言生活与语言研究领域,有很多例子。比如,2012年,我在埃及进行语言政策相关的田野调查时,一位当地的学者向我介绍,埃及“革命”之后,在“推特”上,涌现出一些致力于纠正语言使用错误的账号,试图通过纠正语言来端正政治与社会的风貌。之后,我在访问开罗语言学会时了解到,这个平常以创制新词为主要工作内容的机构,在埃及“革命”爆发后立即调整了工作日程,专门召集德高望重的学会成员们,进行语言与“革命”关系的讨论。不久之后,我又在英国剑桥接触到一位埃及语言学者,他曾浸润于计算机语言处理领域,但在“革命”风暴袭来之际,他开始怀疑这一领域的社会价值,随后毅然决定另起炉灶,赴英国研读“批评性话语分析”这样更具政治与社会批判功用、并致力于反抗社会不公的语言学科。

  很显然,“革命”的风起云涌使这些知识分子意识到,语言从未远离过政治,语言不仅深受政治影响,也参与政治进程;两者之间的紧密关系或许在稳定与和平时期趋于隐匿,但在社会冲突激化之时得以充分彰显。正如葛兰西那句广为转引的名言所描述的那样:“每当语言问题以某种方式浮现,便意味着一系列其他问题也正走向前台。”自然地,对语言—政治关系的系统性反思,逐渐成为“阿拉伯之春”之后,阿拉伯语言研究领域的“显学”之一。学者们一改过去以阿拉伯语语言本体和语法传统研究为重心的研究理路,转而关注语言与社会—政治冲突、语言与民族认同等议题,以从中探寻语言同政治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型塑的机理,并试图通过揭示这一机理来推动社会与政治变革。埃及学者丽姆·巴斯尤尼(Reem Bassiouney)的专著《现代埃及的语言与认同》(Language and identity in modern Egypt,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4)与阿尔及利亚学者穆罕默德·本拉白(Mohamed Benrabah)的专著《阿尔及利亚的语言冲突:从殖民时期到独立后》(Language conflict in Algeria: From colonialism to post independence, Bristol; Buffalo; Toronto: Multilingual Matters, 2013),即是这一“显学”的代表作品。巴斯尤尼的研究重心是埃及所通行的不同语言或语言变体,包括阿拉伯语标准语、埃及方言和英语等,同埃及民族认同的相互构建关系。为了说明这一关系,她选取了包括演讲、评论、访谈、诗歌、歌曲、小说等不同种类的文本材料,既通过分析其结构与修辞来探寻作者的语言态度,也通过分析其对语言问题的讨论内容来揣度作者的语言意识形态。在她看来,语言之所以能成为民族认同构建的重要因子并受这个过程影响,正是因为语言态度和语言意识形态的作用,给语言赋上了超越其交际功用的社会—政治意义。这些意义一方面将不同语言或语言变体同地域、宗教、民族、阶层、派别等社会属类变量维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又赋予了这些语言或语言变体不同的社会价值,比如正统、合法、正式、亲密、高贵、低俗等。语言同社会属类变量的联系,使得人们可以借助语言来标记自我与他者的社会属类并划定属类的边界,而语言同社会价值的联系,则可以使人们借助语言来彰示特定的态度和立场。属类划分和立场彰示既是认同的反映也是认同的构建途径,语言因此同认同建立了深刻的联系。为了将上述语言所携带的社会—政治意义同我们惯常所理解的语言符号对外部世界的“指涉”(referential)意义区分开,巴斯尤尼采纳了社会语言学家西尔弗斯坦(Silverstein)的理论,认为前一种意义是语言“索引性”(indexicality)的体现,即对某种语言形式和语言变体的使用和讨论,“指索”了特定的社会属类和价值立场。

  借助“索引性”理论,巴斯尤尼细致梳理了埃及不同语言和语言变体同埃及民族认同形成与变迁之间的互动过程。以下选取几则巴斯尤尼书中的案例加以说明。1798—1801年,拿破仑远征埃及,为向埃及民众表达他的善意和对伊斯兰文明的认同,他安排法国东方学家用阿拉伯语书写了一份公告。当时埃及著名的历史学家哲拜尔提(al Jabartī,1753—1825),在法国占领期间所写的编年史记录中,原文抄录了这份公告,随后用数页篇幅,详细罗列了公告行文中的语法错误与不当用词。在巴斯尤尼看来,这是借助语言“索引性”而进行的抵抗行为。对阿拉伯语标准语正确、地道的使用是“真诚”与“真实”的索引,而对该门语言错误、不恰当的使用则意味着“欺骗”和对埃及本土文化的“无知”。通过指出公告的语言错误,哲拜尔提不仅揭示了法国侵略者的虚伪,也暗示了他们的“异族”属性,一定程度上划分了“埃及人”和“外族人”的界限。拿破仑的入侵,一般被史学界认为是埃及近代史的开端,标志着埃及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如若如此,那哲拜尔提的例子无疑表明,阿拉伯语标准语依靠其固有的“索引”意义、通过属类划分和立场彰示参与了这一认同觉醒过程,同时也由此获得了指向现代埃及“民族主义”的新“索引”意义。

  如果说上述例子涉及埃及民族认同的觉醒,那下一组例子则有关该认同的形成和发展。同常见的埃及近代史叙述不同,巴斯尤尼并没有谈论穆罕默德·阿里统治埃及时期(1805—1848)所进行的“国家”构建,虽然史料表明,语言政策确确实实地参与了这一过程。巴斯尤尼将重心置于英国统治及控制埃及时期(1882—1952)殖民者、政客和知识分子围绕阿拉伯语标准语、埃及方言和欧洲语言所进行的博弈和斗争。在她看来,1919年埃及“革命”是现代埃及民族认同形成的关键事件。当时,英国统治者放逐了埃及民族主义政党华夫脱党的领袖萨德·扎格卢勒和部分党员,激发了埃及各地大规模的反英游行,最终迫使英方撤销了放逐,并最终于1922年承认了埃及独立国家的地位。扎格卢勒自己阐释道:这次“革命”并不是伊斯兰宗教运动、不是仇外运动、也不是泛阿拉伯统一运动。巴斯尤尼指出,这三重否认体现出,1919年“革命”确立了现代埃及民族认同构建过程中“埃及为先”的导向。1922年,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墓被发现,古埃及文明第一次以如此大规模的物质形态展现在世人面前,这进一步激发了“埃及为先”的认同构建导向。在这一背景下,不少埃及知识分子开始强调埃及方言才是埃及人真正的语言。他们声称,这门语言既是悠久的,也是鲜活的、先进的,不同于阿拉伯语标准语,后者是沙漠的语言,无法满足埃及人的现代需求。

  然而,埃及方言和埃及民族认同之间的关联并不都是积极的。英国在其对埃及的殖民语言政策中,一方面奉行以英语或法语等欧洲语言开展现代教育,另一方面又试图将埃及方言提升为埃及的官方语言,取代阿拉伯语标准语的固有地位。这后一种做法赋予了埃及方言以殖民主义阴谋的“索引”意义,伤害了它参与独立埃及民族认同构建的合法性。

  同样,即便是在“埃及为先”的趋向下,阿拉伯语标准语也并没有失去其正统地位。且不论标准语长期以来具有的正式、权威、官方等“索引”意义,仅从维系埃及人和其他阿拉伯人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与民族、宗教情感而言,它就不可或缺。待到1924年,土耳其共和国宣布废除哈里发制度之后,埃及以其阿拉伯文化和思想中心的地位,参与争夺阿拉伯世界领导权。无疑,最适合承载和表达埃及“阿拉伯”属性的语言变体就是标准语。巴斯尤尼在书中,提供了不少埃及官方和知识分子,在上述政治背景下,为保护和革新标准语所做的努力。她同时也提到,1952年之后,纳赛尔推行以基于泛阿拉伯主义的埃及地区霸权政策,并由此在埃及国民教育体系中强化标准语的地位,并打压抬升埃及方言和改革标准语的倾向。但在萨达特时期,特别是因同以色列签订和平协议而受其他阿拉伯国家孤立的时期,“埃及为先”重占主导,埃及方言相对标准语的地位又得以提升。

  可见,在埃及,不同语言和语言变体所被赋予的“索引”意义以及由此同埃及民族认同所建立的关联,随着近现代埃及政治风潮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与丰富,语言和政治之间形成了复杂交错的关系。这些在历史中积累起来的语言—政治关联,在2011年的埃及“革命”中获得了再现与重构,在埃及历史新的动荡期,继续作用于埃及民族认同的发展。对此,巴斯尤尼用一章的篇幅,进行了细致探讨,并重点分析了以下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

  比如,穆巴拉克在他下台前所进行的三次全国演说中,都使用了纯粹的阿拉伯语标准语。“革命”初期,代表执政当局立场的埃及尼罗河电视台播出了一期特别节目,报道民众的示威抗议。节目中主持人连线一名叫作塔米尔的男子,他自称位于开罗市中心解放广场的示威现场。当主持人问塔米尔示威民众的身份时,他声称这些人都不是埃及人,因为他们“英语说得非常好”。几天后,埃及著名女演员阿法芙·舒阿伊布参加尼罗河电视台的访谈节目,谈及广场上示威群众的身份,她认为他们是一群英国专门挑选并派到埃及的年轻人,他们接受了埃及方言和军事技能的训练。几天后,埃及诗人希沙姆·朱赫参加阿联酋阿布扎比电视台举办的著名诗歌真人秀节目“诗王”。在平时的创作中,朱赫既使用阿拉伯语标准语,也使用埃及方言,或是两者混用。在节目规定的2分钟表演时间内,他先用埃及南部方言说明他将用1分钟的时间为在埃及“革命”中牺牲的烈士默哀。随后,他朗诵了一篇完全用标准语创作的诗,以“埃及”为倾诉的对象,他高呼:“别让他们告诉你,我/是背信弃义的叛乱者/别让他们告诉你,我/已成为受外人操纵的废物”。“革命”之后, 开罗语言学会秘书长、诗人法鲁克·舒沙在埃及《金字塔报》撰文,高度赞扬“革命”青年用纯正的阿拉伯语标准语表达他们的“革命”诉求和爱国热情。相反,舒沙指出,“革命”爆发前的几年内,执政的民族民主党却用低格调的方言来书写宣传语,他们认为这可以笼络更多的埃及平民,但这实际上反映了前者对后者的蔑视。

  在“革命”新青年与“腐朽”旧政权的权力博弈下,埃及各个语言和语言变体的“索引性”得到了充分的唤醒、演绎和丰富。穆巴拉克用标准语的“权威性”进行演说来彰示其作为埃及总统的政治合法性。官媒用英语和埃及方言所带有的“殖民主义阴谋”来划分广场上示威群众的属类,将之排除于“埃及人”的范畴之外。而“革命”青年则奋起反击,通过证明他们的标准语能力,来驳斥官媒加予他们的“受外部势力操纵的非埃及人”的形象。在旧政权被“打倒”之后,官方则又用标准语的“索引”意义来肯定“革命”青年的政治合法性,用埃及方言的“索引”意义来批判旧政权。在巴斯尤尼看来,从1919年到2011年,埃及历史上的两次“革命”似乎画了一个圈,两个时期内埃及各语言和语言变体的“索引性”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同样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还有那依然在外部压力下自我纠结的埃及民族认同。

  同巴斯尤尼不同的是,本拉白并没有直接讨论语言同阿尔及利亚民族认同的关联,也没有引入略显抽象的“索引性”理论,而是用更为直白的笔锋,讲述了从法国殖民到独立后的今天,阿尔及利亚围绕语言选择而爆发的政治冲突。本拉白在序言中就明确指出,他所要讲述的,是语言充当现代阿尔及利亚冲突、对抗乃至战争“代理”(proxy)的历史。虽然同巴斯尤尼一样,本拉白也选取了一些涉及语言问题的文学文本,来探讨阿尔及利亚语言意识形态的变迁,但他的专著最为浓墨重彩的部分,还是对阿尔及利亚语言“代理”历史的叙述。

  从1830年占领阿尔及利亚沿海地区起,法国统治阿尔及利亚达132年之久。对于前者来说,后者不仅仅是海外殖民地,还是法国领土扩展的一部分。殖民期间,法国奉行“同化”政策,推行法语教育,大批关停传统的宗教学校,严重碾压阿语标准语的生存空间。殖民者视信奉伊斯兰教的阿尔及利亚人为落后的民族,希望通过法语教育,用先进的科学和政治理念改造阿尔及利亚人。然而,出于对法国殖民者的严重不信任与敌视,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抵制法语教育,宁愿将子女圈在家中,也不让他们接受教育。殖民者还人为划分阿尔及利亚的民族属类,将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加以区别,以期分而治之,制造了所谓“卡比利亚神话”。“卡比利亚”是阿尔及尔东部的山区,是柏柏尔人的聚居区。殖民者认为,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接受了伊斯兰教和哈里发制度的顺化,而柏柏尔人则享有自由和勇猛的原始特性,英勇地抵抗所有入侵他们家园的人,且从未彻底地接受伊斯兰教。柏柏尔人的这一特性特别符合讲究自由与民主的欧洲现代文明,更易于为后者所同化。他们更为积极地在柏柏尔地区推行法语教育,使得一战之后,大量柏柏尔男性已开始用法语取代阿拉伯语,作为他们的第二语言。

  1962年,经过艰苦而漫长的战争,阿尔及利亚取得独立。独立伊始,随着接受法语教育的法国殖民地居民、阿尔及利亚本土犹太人和融入殖民体系的阿拉伯人大批撤向法国,剩下的阿尔及利亚人口中文盲率高达90%左右,且领导独立战争的政治精英多受法语教育,基本不具备阿语标准语能力。即便面对这样的语言现实,从独立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的阿尔及利亚历届政府依然坚持实行全国性的“阿拉伯语化”运动,在政府、教育和媒体等各领域推广使用阿语标准语。在对“阿拉伯语化”的意识形态论述中,法语被贬斥为殖民主义语言,柏柏尔语则因殖民时期法国殖民者对柏柏尔人的有意扶持被赋予了殖民主义“代理”的恶名,因此,这两个广泛流通于阿尔及利亚的语言都必须为阿语标准语取代。

  “阿拉伯语化”政策的强力推行同时激起了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不满。对前者而言,接受阿语标准语教育的普通阿尔及利亚人失去了同法语所绑定的经济和文化资本,无法同接受法语教育的精英阶层一样实现个人发展、获得经济利益。相反,由于劳动力市场对法语国家市场与资本的依赖,致使大批阿尔及利亚青年失业或难以就业。这种状况为极端主义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对柏柏尔人来说,政府推行标准语同时打压柏柏尔语和柏柏尔文化的教学和研究,一度激起大规模抗议。有悖于政府重构阿尔及利亚民族认同的初衷,“阿拉伯语化”反而促使柏柏尔人构建区别于阿拉伯认同的独立民族认同。本拉白指出,阿尔及利亚政府罔顾语言现实的“阿拉伯语化”政策,是民众对其疏离并寻求其他政治出路的主要原因之一。他还引用其他学者的观点,将“阿拉伯语化”描述为“语言灭绝” 和“文化内战”。

  本拉白认为,无论是殖民时期的基于法语教育的“同化”政策,还是独立后的“阿拉伯语化”政策,两者都属于单语主义。法国借助极端的单语主义对阿拉及利亚进行统治和改造,而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政权则借助同样极端的单语主义来践行去殖民与重塑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和伊斯兰认同的承诺,语言政策因而成为其证明自身政治合法性、稳固统治的重要途径。这些,在本拉白看来,都是语言充当政治斗争“代理”的表现,语言经历了过度政治化,造成了恶劣而深远的影响。如今,柏柏尔人在争取民族权益的过程中,再次复制了极端的单语主义;他们为柏柏尔语谋求官方语言和民族语言地位的同时,无视自身多语的语言使用传统,转而强化柏柏尔语与柏柏尔民族认同之间关联的唯一性。本拉白因而在书中反复呼吁,阿尔及利亚应该正视自身语言和文化多元的传统,摈弃将语言用作政治“代理”、进行语言“战争”的做法,坚定地推行多语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

  比较来看,巴斯尤尼和本拉白,分别用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的经验,向我们描述了这两个非洲国家内,语言与政治互动的不同方式。在埃及,语言通过其携带的“索引”意义,渗透到了埃及民族认同的构建过程中。在(新)殖民主义、泛阿拉伯主义和埃及民族主义此消彼长的博弈与冲突中,语言既被用于一种政治斗争的文化资源,也不断被赋予了新的政治和社会价值。可以说,语言同政治的关联表现为一种通过“索引性”彼此间接作用的互动关系。而在阿尔及利亚,这种间接的“索引性”似乎消失了,语言冲突成为权力博弈的直接“代理”和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甚至成为社会和政治冲突的导火索。如果说法语是文明、进步、民族、自由的“索引”、阿拉伯语标准语是阿拉伯—伊斯兰认同的“索引”、柏柏尔语是柏柏尔民族认同和民族权益的“索引”,那法国殖民者所推行的“法语化”、独立后阿尔及利亚政府所推行的“阿拉伯语化”以及如今阿尔及利亚的柏柏尔语运动则是将原本处于象征层面的“索引性”变成器物层面的语言现实。语言而因此成为了政治的直接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两国语言—政治关系的经验差异,也影响了巴斯尤尼和本拉白的学术思维。前者引入“索引性”概念,是为了彰显埃及那种趋于隐匿和间接的语言—政治关系,而后者直接提出“代理”概念,是因为它有力地反映了阿尔及利亚赤裸裸的语言—政治关联。同样,两种经验的差异也影响了两人通过学术作品进行社会批评的路径。巴斯尤尼的专著属于揭示型批评,她用抽象的概念、细致的分析,提请读者注意那些通常被忽视的语言—政治关系。而本拉白的专著则属于参与型批评,他不仅将极端单语主义的政治后果展现在读者面前,还积极呼吁奉行多语主义。这种对多语主义的笃信和坚定,其“极端”性同他所描述的单语主义,又是何其相似!语言就这样被卷裹入政治之中,无论对语言生活和语言使用者,还是对语言研究和语言研究者来说,都是如此。

  (本文为国家语委重大项目“基于‘一带一路’沿线核心区域语言与身份认同关系的语言战略研究”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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