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桂霞：“特种战争”与中国“援越抗美”的初步酝酿

　　[关键词]特种战争;援越抗美

　　[摘要]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扩张，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1961年5月，美国总统肯尼迪公然发动了对越南的"特种战争".面对美国在"南大门"的战争挑衅，中国政府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和维护越南独立和统一的立场出发，在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等方面积极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爱国斗争，并应越南党和政府的请求，开始了"援越抗美"的初步酝酿，最终确立了"美国走一步，中国走一步;美国出兵，中国也出兵"的基本原则和立场。

　　1961年5月，美国总统肯尼迪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了由美国人出钱、出枪、出顾问，越南人出人的"特种战争"，由此开始了美国在越南的灾难性军事卷入，其重要性不言自明。但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论，国内学术界对此尚缺乏系统的研究，有关文章仅限于洛阳师范学院政法系禄德安教授的《冷战与美国在越南的"特种战争"(1961～1963)》和笔者的《肯尼迪与"特种战争"》。其中，禄教授的文章主要从冷战的立场和战争的角度论述了"特种战争"，拙文除对战争进行论述外，主要侧重于对肯尼迪发动"特种战争"的原因进行分析。对于"特种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的反应和对策，目前尚无专门的文章进行探讨，因此本文拟从这一角度出发，着重探讨"特种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的因应对策。

　　一

　　1961年当约翰·F.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时，一场异常复杂、日渐蔓延的东南亚危机正摆在他的面前：不但老挝出现严重危机，而且越南的局势也越来越动荡，日益成为美国政府面临的"最糟糕"、"最棘手"的问题。然而，美国人对之却所知甚少，缺乏应付事态的基本经验和起码的设想。[1](p33)就整个越南局势而言，两条战线的危机都显得十分严重：

　　首先，自1955年10月吴庭艳宣布南越"独立"以来，他依靠其家族、秘密的"勤劳党"以及警察部队，越来越走向专制独裁。从军事事务到签证，再到国家图书馆装空调，事无巨细，他都要亲自过问。同时，由于吴庭艳是大家族的一分子，因此他的大部分政治集权化的努力的结果，是使权力落入了一个密闭的裙带圈的控制之中：其亲属都握有大权，尤其是他的兄弟吴庭儒指挥着国内的警察力量和"勤劳党";吴庭儒夫人虽无官职，却威势逼人。[2](p106)而且，由于吴庭艳政府在实行土地改革时常把土地还给地主而不是分配给佃农，在美国坚持下所进行的土地改革项目一无所获，因此，越南人民对傀儡政权越来越不满，越南南方的革命斗争越来越高涨。从1958年起，原在1954年移往北方的南方人在接受了游击战方面的训练后，纷纷回到南方作战。1960年，共计有3000名地方政府官吏被杀，为了取得心理上的效果，其中有些人是被用骇人听闻的手段杀死的。游击队还向政府军的正规部队发起进攻，频频告捷。虽然政府出动了由美国人特殊训练的装甲部队，但是仍屡遭挫败。[3](p236)同年11月，由于对政府处理武装冲突的做法感到不满和失望，在西贡有3个伞兵营曾一度叛乱。12月20日，由越南南方20多个政党和团体组成的反美爱国统一战线"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宣告成立，标志着越南南方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祖国统一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下，南方各地人民纷纷揭竿而起，举行起义，开展游击战争，并在农村建立了革命的基层政权。吴庭艳政权的统治已变得岌岌可危。

　　其次，共产党力量扩展，并成功地渗透到吴庭艳的反对派——"和好教"和"高台教"所掌握的军队中。[4](p56，64～66)1957年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队活动重新出现，但是，吴庭艳政府和美国顾问似乎都没有充分理解局势恶化的程度。南越危机迫使肯尼迪政府面临抉择：要么放弃南越，甚至整个印度支那，要么在更大的程度上卷入越南，援助南越"民主力量".1961年1月28日，肯尼迪刚刚就职一个星期，就向其高级顾问们表示他对越南问题有了危机感和紧迫感。不久，国务院便通知驻西贡使馆：白宫已把在南越的"反叛乱"确定为美国对外政策最优先的事务之一，肯尼迪授权拨款2840万美元用于扩充南越军队，使其从15万人增加到17万人。同时，总统还同意拨款1270万美元用于装备和训练南越的武装警察部队。同年3月，肯尼迪亲自挑选了一个非正式的顾问团，在国防部副部长罗斯韦尔·L .吉尔帕特里克的率领下，对南越进行实地考察，就行动方针的选择提出建议。3月11日，肯尼迪指示国防部着手研究派遣美国军队的问题，同时派副总统约翰逊晤见吴庭艳，商议双方军事合作问题。

　　在4月20日的内阁会议上，肯尼迪批准了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提议，成立了由国防部副部长吉尔帕特里克领导的关于越南问题的总统特别工作小组，负责全面审查南越形势。根据特别工作小组的会议及其报告，美国加大了支持越南的力度：不仅中央情报局增加了它在南越的人数，以提高"百姓对越南自由政府的参与和忠诚"，同时拟"渗透进政治势力、政府、武装机构和反对派团体的行动，以估算政府的支持率，对任何叛乱计划提出警告，鉴定个人接替领导职位的潜力，以防止吴庭艳总统不复存在".在4月29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预备会议上，总统还批准了五角大楼坚持了几周的建议：立即批准南越军队增加2万人;增加军事援助顾问团的规模，以训练新的南越军队、自卫队和民兵;为民兵提供新式装备;在南越建立一个作战发展与试验中心，用以发展反越共的新技术;增加边界地区的海陆空监视活动，等等。

　　5月11日，肯尼迪总统批准了特别工作小组报告提出的目标："阻止共产党对南越的统治"，"在那个国家创建一个能独立发展的、民主化程度日益加深的社会";[4](p64～66)并批准了报告提出的在经济、心理、秘密行动等领域的行动，包括放开与反对派团体的联系，以及协调扩展中央情报局联络站。他还指示国防部着手研究在必要时派遣美国军队的问题，同时派副总统约翰逊访问南越，同吴庭艳就加强双方军事合作问题进行会谈。在5月5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他同意有必要向吴庭艳保证，美国不会抛弃东南亚，但仍然决定暂时不派遣军队，除非为解决老挝问题而召开的日内瓦会议破裂。然而，在5月8日，由国防部副部长吉尔帕特里克率领的考察团呈交了报告，要求在南越大规模增加美国军事人员，从原先的几百人增加到几千人。经过再三权衡，肯尼迪以帮助南越进行反游击战的训练人的名义，命令派遣400名特种部队士兵和100名军事顾问到南越，从而进一步违反了外国向南越派遣军事顾问不能超过685名的《日内瓦协议》。同时，肯尼迪政府向南越提供财政支持，帮助西贡政权推行"战略村"计划、扩充当地民兵。[5](p86)于是，"特种战争"由此爆发。

　　二

　　对于美国在越南发动"特种战争"，中国迅速做出反应：一方面，中国政府揭露美国和南越吴庭艳政权公然践踏1954年《日内瓦协议》，破坏和阻挠越南南北统一的行为，严厉谴责美国大量派遣军事顾问，源源不断地向南越输入武器弹药和作战物资的行径;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坚定地表示，坚决支持越南人民反对美、吴集团的各种斗争，尤其明确地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根据《日内瓦协议》所展开的正义斗争。此外，中国政府和人民还从各个方面帮助越南北方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加快医治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创伤，这在当时产生了支持整个越南人民反抗美国侵略斗争的巨大效果。

　　早在1960年6月，中国政府就明确了在越南问题上的态度："坚决反对美帝破坏《日内瓦协议》，武装侵入越南"，"坚决支持南越人民反美反吴庭艳的爱国民主斗争"，"坚决支持越南人民为和平统一越南而进行的正义斗争".[6](p530～531)同年12月，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一成立，中国政府率先予以承认。"特种战争"爆发后，中国从一开始就表明了坚决反对美国侵略、支持越南抗美爱国斗争的原则立场。1961年5月，当美国蓄意在南越加紧扩大侵略行动时，中国外交部专门发表声明，坚决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所发出的紧急呼吁，并表示中国认为"日内瓦会议两主席和参加国有不容推卸的责任，采取有效步骤，制止美国对南越的干涉和侵略"[7].周恩来总理公开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严重关切美国这一步骤所造成的危险形势，深切同情和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6月，在越南总理范文同访问中国期间，毛泽东特意接见范文同，对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表示支持。毛泽东指出："你们工作做得好，北方好，南方也好。看来南方形势比停战以前好多了，地区也比那时大，美国人没办法，是南方人民自己搞起来的，人民要革命，美国人有什么办法。"[8](p33～34)9月1日，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在致越南领导人胡志明、长征、范文同的电报中明确表示："我们完全同情和坚决支持越南人民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南越卖国集团的恐怖统治、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爱国正义斗争。"[9](p546)同年12月，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越南，团长叶剑英元帅在公开场合下表示，对于已经达到了极其严重地步的美国对越南南方的干涉和侵略活动，"中国人决不能无视这一冒险行动"[10].

　　1962年9月，毛泽东主席在接见以阮文孝为首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时，对越南的抗美爱国斗争表示坚决支持。[11](p924)10月7日，彭真在欢迎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团的河内五万人集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中越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是在历史的风浪里经受过无数次考验的，是永恒的和牢不可破的。"他还引用了一句越南谚语"大风浪里见忠诚"，表示"在今后的岁月里，尽管还会出现什么大风大浪，中国人民将永远同兄弟的越南人民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走向我们共同的胜利".[12](p200)次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外交部长陈毅访问越南，代表中国政府向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表示："我们同你们是站在一起的，打起仗来，你们可以把中国当成你们的后方。"[13](p159)8月29日，毛泽东在《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越南南方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中严正指出："美帝国主义破坏了第一次日内瓦会议的协议，阻挠越南的统一，对越南南方公开地进行武装侵略，打了多年的所谓特种战争。美帝国主义又破坏了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的协议，对老挝进行了露骨的干涉，企图在老挝重新挑起内战。除了存心欺骗的人们或者十分天真的人们以外，谁也不会相信，一纸条约会使美帝国主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或者变得稍微规矩些。"他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革命人民和进步人士，都站到越南南方人民一边，响应胡志明主席的号召，支援英勇的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反对美、吴反革命集团的侵略和压迫，使越南南方人民免于被屠杀，并且获得彻底的解放。"他最后地郑重表示："我们中国人民是坚决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的。"[14](p504)

　　1964年7月19日，中国政府发表关于支持越南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指出中国对美国加紧策划新的军事冒险的态度是极端克制的，但凡事都有一个限度，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美国扩大侵略越南和印度支那的战争。次日，周恩来在接见越南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越南亚非人民团结委员会、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等4个代表团，出席首都各届纪念《日内瓦协议》签订十周年大会时，再次阐明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15](p657)

　　在经济和物质方面，1955年后中国除给予越南民主共和国以援助外，还提供直接的经济贷款和可以作为现汇使用的贷款等。其中，从1955年到1958年，中国对越经济援助已达11亿元人民币。①「参见Igor Bukharin ，Moscow and Ho ChiMinh，1945～1969."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会议论文(1996年1月)。」1961年4月17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援助越南修建小电站、机修车间和简易炼焦设备的通知》，同意由云南省以无偿援助的方式，除负责援助越南傣苗自治区修建一座8立方米的小高炉外，再满足越方要求，由云南省负责修建小电站、机修车间和简易炼焦设备等附属项目。②「1961年4月17日《，国务院关于援助越南修建小电站、机修车间和简易炼焦设备的通知》，云南省档案馆，全宗2，目录1，卷宗4769，第1页。转引自：肖祖厚、李丹慧主编：《云南与援越抗美》，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越战爆发后，毛泽东主席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

　　在援助越南南方的军用物资中，要增加压缩干粮、肉松、猪肉罐头、咸鱼、蛋粉、雨衣、蚊帐和医疗器械："越南南方凡是提出要求的，我们有可能办到的，就一定满足。有些我们有的，也能办到，越方没有想到，我们要主动提出。"周恩来总理更是指示有关部门："援助越南是我们的头等任务。对越南提出的要求都要严肃、认真、积极地对待。"他亲自过问援越工作的每一个细节，要求向越南南方提供的装备"，要便于使用、便于携带、便于隐蔽和便于运输".[16]中国政府提供的帮助，不仅对于恢复和发展越南北方的国家实力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越南人民取得抗美战争的胜利是个巨大支持。

　　在军事方面，中国方面就越南战争的形势进行认真分析，并对斗争方式提出指导性建议。

　　1962年夏天，中越两国领导人在北京会晤，除了决定中国将向越南提供230个步兵营的武器装备外，双方还共同分析了南越的形势，对美国袭击北越的可能性进行了估计。[17](p273)周恩来在与范文同会谈时表示"一定要解放越南南方"，并重申在斗争"策略上可以灵活"，在斗争"形式上可以多样化"，强调"要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相结合，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相结合".[18](p67)同时，为了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中国政府向越南无偿援助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军需用品。

　　据不完全统计，从1962年到1966年，越南南方人民武装的武器装备和弹药，除少量是从敌军手中缴获之外，几乎都是中国无偿提供的，[19](p235)

　　包括各种枪支共27万件，火炮540多门，枪弹2亿多发，炮弹90多万发，炸药700多吨，军服20多万套，各种布匹400多万米以及大批蚊帐、胶鞋、副食、交通通讯器材等等。其中，许多新装备是刚刚研制成功的，中国自己的军队还没有装备，就提供给了越南。当越南方面提出的要求超过中国的生产能力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惜动用库存，甚至从现役军队中抽调，也要尽量满足越方的要求。为了向越南南方运送装备和物资，中国政府还专门拨出巨款，开辟了海上运输线;为了迅速运送军援物资，中国拿出巨额款项，开辟了通过柬埔寨到达越南南方的运输线，并在海南岛建立一个秘密港口。中国每年还提供上千万美元现金，供越南机动使用。

　　随着美国侵越战争的不断升级，越南党和政府对美国扩大战争、乃至入侵北方的可能性更加关注。为了确保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越南党和政府除了在国内进行全民动员、全力抗战以外，还向中国政府提出援助请求，要求中国一方面向越南提供武器装备，另一方面在美国扩大战争的时候，中越两国军队能够协同作战。对此，中国政府从战略全局出发，决定尽一切力量援助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必要时将派遣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与越南人民军并肩作战，共同抗击美国侵略。

　　为了落实援越的具体方案，1963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率领军事代表团前往越南，同越南领导人会谈，共同研究如果战争向北越扩展，中国如何援越以及中越如何配合作战等问题。7月，在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访华期间，罗瑞卿与文进勇就美国扩大战争后中越两军如何协同作战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并根据中越两党中央的指示，签署了两军协同作战的有关文件和中国向越南提供军事援助的协议。9月下旬，中国、越南、老挝、印度尼西亚四国共产党领导人在中国广东省的丛化举行会议，就东南亚的现状与趋势进行全面的估计。周恩来以军事家的韬略和远见，指出美国很想在越南和老挝直接参战，但它在世界各地出兵太多，犹如十个手指头捉十个跳蚤，动都动不得。因此，只要美国发动战争，等待它的只能是失败。周恩来还就反对美国的"特种战争"提出了具体的战略战术，指出要做好长期战争的打算。他向越南、老挝、印尼三国共产党领导人做出保证："中国是东南亚革命运动的大后方，我们是责无旁贷、义不容辞，我们会以最大努力来支持东南亚各国的反帝斗争。"[20](p219)

　　到1964年，中国进一步扩大对越南做出的安全承诺。6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文进勇率领的北越军事代表团时指出："我们两党要合作，共同对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的事就是你的事。就是说，我们两家无条件共同对敌。"[13](p159)"如果美国冒险把战争扩大到北越，那么中国军队将参战。至于军队的名称，最好叫志愿军。我们对外将宣称他们是人民志愿组织起来的，与中国政府无关。同样，你们也可以把你们的志愿部队派往南越而对外宣称胡志明主席并不知晓。""你们越怕美国人，他们就越欺负你们??你们应该与之斗争而不要害怕??我认为，你们越不怕美国人，美国人越不敢欺负你们。"刘少奇则进一步解释说："你们越不怕他们，他们越尊重你。如果中国不怕他们，越南也不怕他们，那么在他们采取任何行动之前，都会再三考虑??当他们考虑越南问题时，将不得不先考虑中国。"[21](p9～10)周恩来在与文进勇会谈时，具体阐明了中国政府对美国扩大越南战争意图的判断和中国政府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立场，并指出印度支那是美国和社会主义国家斗争的焦点，对美国关系极大，美国失掉印度支那，就等于失掉了亚洲，就要影响它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地位和威信。因此，美国绝不会轻易在印度支那放手，更不会轻易谈判。至于美国扩大在南越的战争，可能会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增派在南越的军事人员，强化"特种战争";第二步是直接出兵南越，轰炸北越;第三步则是进攻北越，打朝鲜战争式的局部战争。不管出现哪种情况，中国都将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

　　在对形势作了深刻分析的基础上，周恩来详尽而具体地指出当前斗争的任务，并要求东南亚各国共产党进行长期而艰巨的斗争准备，将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密切结合起来，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政治上应坚持两次日内瓦协议，不断揭露美国破坏日内瓦协议的行径，并利用美国与法国的矛盾，建立广泛的反对美国侵略的国际统一战线;军事上要积极加强战斗，巩固根据地，诱敌深入，准备打歼灭战，就是一个一个地砍敌人的手指头，然后聚而歼之;争取利用三五年或更长时间，在不断胜利中解决问题。就中国的斗争方针，周恩来提出要尽一切可能把战争限制在目前范围之内，同时积极准备应付第二种可能的情况;中国对第二种可能的方针是：美国走一步，中国走一步;美国出兵，中国也出兵。[20](p220)周恩来的这次讲话，给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和人民增强了抗美的信心，也对保卫我国南疆的安全起了积极作用。

　　同年10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和越南劳动党政治局委员黄文欢时，就越南战争的形势交换了意见。双方一致认为，美国存在很大的困难，扩大战争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因此中越双方应设法把南越的战争限制在特种战争的范围内，战胜敌人，力争不让"美帝"在南越的战争变成为局部战争，力争不使战争扩大到北越。同时，毛泽东还就美国一旦将战争扩大到北越之后越南方面应该如何作战提出建议。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在沿海构筑朝鲜式的防御工事，使美国军队无法进入北越;如果美国决心打进来，越南方面应该把主力留着，而不应该用主力与美国硬拼。"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①「毛泽东与范文同、黄文欢的谈话(1964年10月5日晚7：00～7：50，北京)。参见：李丹慧主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0年版，第256～257页。」

　　三

　　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干涉，为什么会引起中国的激烈反对呢?

　　第一，因为在这段时间内，中国领导人把"美帝国主义"看成是对中国安全最严重的威胁。中国领导人认为，作为"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美国决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它正在加紧反苏、反华，并且在积极策划新的世界战争。在台湾，它不但将10万美军(占蒋介石地面部队的1/3)驻扎在中国的金门岛和马祖岛上，而且美国国防部公开提出在台湾部署斗牛式导弹，并于1958年5月2日，美国对将安放在台湾的导弹做了试验;在南朝鲜，建立导弹基地的工作也已经开始;在日本，挑拨中国同岸信介政府的关系，导致了中日贸易关系的中断;在西藏，中国领导人还确信美国和国民党的情报人员正在西藏煽动叛乱;美国对在华沙进行谈判没有任何兴趣，等等。[22](p102)

　　在中国领导人看来，美国对越南问题的干涉就是最好的证明，它的侵略行径构成了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1961年9月28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形势的特点是禁止核武器的可能性在增长，推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也在增长，但有限战争却不可避免。肯尼迪上台后主张打有限战争，并在老挝和南越等地已经发动了有限战争;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阵营是防御的，但并不排除帝国主义可能冒险，同时又要看到其软弱的一面。当然，如果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削弱了，帝国主义就觉得有机可乘，它是会进攻的;帝国主义终归是帝国主义，总有一批冒险分子想在战争中找出路，肯尼迪政府搞假和平、真备战，是玩弄反革命的两手。[23](p316～321)[15](p436)[6](p558)1962年春，陈毅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强调指出，最近美帝国主义决心把东南亚当成侵略亚洲的重点，针对美国的威胁，中国决心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第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过高地估计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当时的国际形势。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亚非会议后，中国国际名声大噪，越来越多的国家甚至包括西方阵营的英国和荷兰都愿意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随着协助苏联解决波匈事件，中国的影响力逐步扩大，并加强了同社会主义各国的往来;在中苏论战中，中国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世界革命的观点，得到了许多亚非拉国家的共产党和民族解放运动组织的支持。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领导人的自信心极大地增强。[24](p82～83)

　　在此形势下，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在对外关系中越来越表现出骄傲、急躁和轻敌的情绪，对形势的发展过于乐观"，东风压倒西风"的论调一再提升。毛泽东认为："国际形势，我们历来有个观点，总是乐观的。"50年代后期，他就断定，"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而"西方世界势必四分五裂"，美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都套上了"绞索"，"整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都反对美帝国主义。欧洲、北美、大洋洲也有许多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有的帝国主义也反对美帝国主义".因此，他在1960年宣称"，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现在是帝国主义怕我们的时代".他指出，中国外交的"新策略是主动的、攻势的和有理的。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是我们外交斗争的必需形态".[14](p361，353，398，508)即使在中苏关系全面恶化的时候，毛泽东依然坚信苏联和东欧国家是反美的，中苏分歧和矛盾"只是暂时的，一旦世界发生重大事变，中苏两党、两国和我们的人民就会站在一起，共同对敌"[25](p167)。

　　第三，随着60年代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日益激进化，一切温和或中庸的观点都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而受到排斥和批判。出于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改造社会的目的，1958年中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但最终却导致了全国性的灾难。在中国经济刚刚开始恢复后，毛泽东取消了一线、二线的决定，自己重回政治局第一线。1962年1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警惕"修正主义"问题;8月在北戴河会议和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又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从而再次举起了"阶级斗争"的旗帜。他认为有必要再次发动阶级斗争，以在国内制造革命动力，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支持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各族人民"继续革命"扫除障碍。从1962年到1964年，毛泽东多次强调中国处处是危机，国际反动派正准备发动针对中国的战争，中国必须在政治和军事上做好充分的准备。

　　同时，毛泽东还借助中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越南的政策，把它当做与党内"修正主义"者争夺领导权的手段，

　　如1962年的王稼祥事件就如此。1962年2月27日，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致函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勇敢地批评了党内出现的极左思潮，认为在国际斗争中不要四面树敌，应该适当地支持和平运动，并进行某种合作;对支援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在印度支那问题上，中国一方面应当防止由美国制造的朝鲜式战争，另一方面也应警惕赫鲁晓夫及其同伙把中国拖入战争陷阱的做法。[26](p554～557)客观地说，王稼祥的这一认识非常切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也充分表明了他能站在世界的高度来处理国内问题。如果王稼祥的合理建议被采纳，中国不仅使自己的对外政策可以重新回归1955年要求各国和平共处的"万隆精神"，而且将避免与美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冲突和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但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斥责王稼祥是外交战线上的"修正主义分子"，难以再继续领导中联部的工作。就王稼祥在外交领域推行的"三和一少"路线，毛泽东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三斗一多"①「"三和"就是对帝国主义、对修正主义、对反动民族主义要温和;"一少"就是少支持民族解放斗争，少支持革命的工人阶级，少支持革命的党(参见：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79页)。所谓"三斗一多"，就是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民族解放运动。」，坚决表示要把支援世界革命放在中国对外方针的第一位。这样，中国的对外政策更趋激进，从而失去了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消除与美国敌对的机会。

　　第四，中苏关系急剧恶化，北京和莫斯科相互指责对方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促使中国采取强硬的外交政策。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关系开始出现严重分歧。苏联指责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建立了新型独裁，牺牲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中国共产党则强烈反对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运动，认为这是在苏联复辟帝国主义，并指责苏联共产党已经按照一个新的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发生了蜕变。1958年又发生了"联合舰队"事件。根据毛泽东的第三任保健医生兼生活秘书王鹤滨的回忆，"联合舰队"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异常气愤地说："什么联合舰队?还不是搞殖民主义?过去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搞不平等条约时，还弄个什么51%是袁世凯的，49%是日本的，在表面上以示区别谁是主权国。可是苏联却要求在中国的领海与中国搞联合舰队，提出各占50%，这不是比日本帝国主义还帝国主义吗?还要与我们共同搞什么长波电台，还不是搞我们的情报。""他赫鲁晓夫，在去美国戴维营之前，为了讨好美国，骂我毛泽东是好斗的公鸡!他赫鲁晓夫呢?是草(母)鸡!"②「转引自王鹤滨：《在伟人身边的日子：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兼生活秘书的回忆》，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378～379页。」时至今日，虽然很难确切地解释中苏之间发生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民族利益的冲突是这两个大国分歧的根本所在。[27](p237)

　　中苏分歧极大影响了中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越政策。中国政府深信，推动、领导和支持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重任已经历史地落到了自己的肩上，中国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应该全力支援印度支那人民的反美斗争;如果中国不支持民族解放运动，那么就表明中国的舆论宣传是虚伪的。因此，在中苏关系急剧恶化的背景下是否支持越南，一定程度上成为检验双方是否是"真正共产主义"的试金石。对越共领导人来说，中国的理论和政策显然更符合越南民族解放运动的现实需要。所以1962年秋中国与印度发生边界冲突后，尽管苏联支持印度，北越方面仍然明确地站在中国一边。1963～1964年，"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的关系达到高潮。1963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友好访问，胡志明主席亲自到机场迎接，河内举行20万人的盛大集会，热烈欢迎刘少奇主席。[12](p201～203)

　　第五，中国积极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还与中国在世界革命中扮演的角色有关。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认为中国革命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中国范围，中国革命的经验应该成为世界被压迫民族斗争的范例。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曾一边倒地认为国际局势处于"两大阵营"对抗的状态，莫斯科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但随着中苏分歧的出现，中国领导人逐渐改变看法，提出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从莫斯科转移到北京的看法，坚持认为中国通过"农村包围城市"取得革命成功的经验应该推广到全世界，亚非拉作为整个世界的"农村"，将在中国的领导下走包围"世界城市"的道路，最终必将取得世界革命的彻底胜利。

　　小结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特种战争"对美国来说是一场打着"自由"、"民主"的幌子，企图干涉越南内政、阻碍越南人民实现国家统一的侵略战争;对于越南人民来说，毫无疑问，这是一场反侵略、反干涉、维护民族独立和统一的正义战争。

　　对于这场发生在中国"南大门"的越南人民的抗美爱国斗争，中国政府和人民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出发，在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等方面给予越南人民以强有力的支持。同时应该看到，面对"特种战争"中国政府和领导人最初的反应并不像朝鲜战争那样强烈，而是首先从政治、外交着手，从维护《日内瓦协议》的立场出发，不断发表声明，从道义上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其次在经济和物质方面给予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力所能及的支持，同时从军事方面认真分析越南战争的形势，对斗争方式提出指导性建议。但是，随着美国侵越战争的不断升级和形势恶化，中国政府应越南党和政府的请求，从战略全局出发，确立了"美国走一步，中国走一步;美国出兵，中国也出兵"的根本原则和方针，决定在必要时将派遣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与越南人民军并肩作战，共同抗击美国侵略，最终为维护越南的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The Special War and Chinese Assistance of Vietnam in Fighting AgainstAmerica

　　L B Guixia

　　(Col 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L iaocheng Universit y ，L iaocheng252059，S handong，China)

　　Keywords：special war ;Assistance of Vietnam in Fighting AgainstAmerica Abstract：To const rain the spread of Communism in South2EastAsia and maintain the global hegemony of America，in May 1951the AmericanPresident Kennedy started the special war against Vietnam.The Chinesegovernment respon2ded by offering political，economic ，diplomaticand military assistance to the Vietnam government ，in answer to there2quest of the Vietnam government ，and then laid out the basic policyof going as far as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d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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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吕桂霞，历史学博士，山东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关键词]特种战争;援越抗美

　　[摘要]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扩张，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1961年5月，美国总统肯尼迪公然发动了对越南的"特种战争".面对美国在"南大门"的战争挑衅，中国政府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和维护越南独立和统一的立场出发，在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等方面积极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爱国斗争，并应越南党和政府的请求，开始了"援越抗美"的初步酝酿，最终确立了"美国走一步，中国走一步;美国出兵，中国也出兵"的基本原则和立场。

　　1961年5月，美国总统肯尼迪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了由美国人出钱、出枪、出顾问，越南人出人的"特种战争"，由此开始了美国在越南的灾难性军事卷入，其重要性不言自明。但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论，国内学术界对此尚缺乏系统的研究，有关文章仅限于洛阳师范学院政法系禄德安教授的《冷战与美国在越南的"特种战争"(1961～1963)》和笔者的《肯尼迪与"特种战争"》。其中，禄教授的文章主要从冷战的立场和战争的角度论述了"特种战争"，拙文除对战争进行论述外，主要侧重于对肯尼迪发动"特种战争"的原因进行分析。对于"特种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的反应和对策，目前尚无专门的文章进行探讨，因此本文拟从这一角度出发，着重探讨"特种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的因应对策。

　　一

　　1961年当约翰·F.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时，一场异常复杂、日渐蔓延的东南亚危机正摆在他的面前：不但老挝出现严重危机，而且越南的局势也越来越动荡，日益成为美国政府面临的"最糟糕"、"最棘手"的问题。然而，美国人对之却所知甚少，缺乏应付事态的基本经验和起码的设想。[1](p33)就整个越南局势而言，两条战线的危机都显得十分严重：

　　首先，自1955年10月吴庭艳宣布南越"独立"以来，他依靠其家族、秘密的"勤劳党"以及警察部队，越来越走向专制独裁。从军事事务到签证，再到国家图书馆装空调，事无巨细，他都要亲自过问。同时，由于吴庭艳是大家族的一分子，因此他的大部分政治集权化的努力的结果，是使权力落入了一个密闭的裙带圈的控制之中：其亲属都握有大权，尤其是他的兄弟吴庭儒指挥着国内的警察力量和"勤劳党";吴庭儒夫人虽无官职，却威势逼人。[2](p106)而且，由于吴庭艳政府在实行土地改革时常把土地还给地主而不是分配给佃农，在美国坚持下所进行的土地改革项目一无所获，因此，越南人民对傀儡政权越来越不满，越南南方的革命斗争越来越高涨。从1958年起，原在1954年移往北方的南方人在接受了游击战方面的训练后，纷纷回到南方作战。1960年，共计有3000名地方政府官吏被杀，为了取得心理上的效果，其中有些人是被用骇人听闻的手段杀死的。游击队还向政府军的正规部队发起进攻，频频告捷。虽然政府出动了由美国人特殊训练的装甲部队，但是仍屡遭挫败。[3](p236)同年11月，由于对政府处理武装冲突的做法感到不满和失望，在西贡有3个伞兵营曾一度叛乱。12月20日，由越南南方20多个政党和团体组成的反美爱国统一战线"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宣告成立，标志着越南南方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祖国统一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下，南方各地人民纷纷揭竿而起，举行起义，开展游击战争，并在农村建立了革命的基层政权。吴庭艳政权的统治已变得岌岌可危。

　　其次，共产党力量扩展，并成功地渗透到吴庭艳的反对派——"和好教"和"高台教"所掌握的军队中。[4](p56，64～66)1957年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队活动重新出现，但是，吴庭艳政府和美国顾问似乎都没有充分理解局势恶化的程度。南越危机迫使肯尼迪政府面临抉择：要么放弃南越，甚至整个印度支那，要么在更大的程度上卷入越南，援助南越"民主力量".1961年1月28日，肯尼迪刚刚就职一个星期，就向其高级顾问们表示他对越南问题有了危机感和紧迫感。不久，国务院便通知驻西贡使馆：白宫已把在南越的"反叛乱"确定为美国对外政策最优先的事务之一，肯尼迪授权拨款2840万美元用于扩充南越军队，使其从15万人增加到17万人。同时，总统还同意拨款1270万美元用于装备和训练南越的武装警察部队。同年3月，肯尼迪亲自挑选了一个非正式的顾问团，在国防部副部长罗斯韦尔·L .吉尔帕特里克的率领下，对南越进行实地考察，就行动方针的选择提出建议。3月11日，肯尼迪指示国防部着手研究派遣美国军队的问题，同时派副总统约翰逊晤见吴庭艳，商议双方军事合作问题。

　　在4月20日的内阁会议上，肯尼迪批准了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提议，成立了由国防部副部长吉尔帕特里克领导的关于越南问题的总统特别工作小组，负责全面审查南越形势。根据特别工作小组的会议及其报告，美国加大了支持越南的力度：不仅中央情报局增加了它在南越的人数，以提高"百姓对越南自由政府的参与和忠诚"，同时拟"渗透进政治势力、政府、武装机构和反对派团体的行动，以估算政府的支持率，对任何叛乱计划提出警告，鉴定个人接替领导职位的潜力，以防止吴庭艳总统不复存在".在4月29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预备会议上，总统还批准了五角大楼坚持了几周的建议：立即批准南越军队增加2万人;增加军事援助顾问团的规模，以训练新的南越军队、自卫队和民兵;为民兵提供新式装备;在南越建立一个作战发展与试验中心，用以发展反越共的新技术;增加边界地区的海陆空监视活动，等等。

　　5月11日，肯尼迪总统批准了特别工作小组报告提出的目标："阻止共产党对南越的统治"，"在那个国家创建一个能独立发展的、民主化程度日益加深的社会";[4](p64～66)并批准了报告提出的在经济、心理、秘密行动等领域的行动，包括放开与反对派团体的联系，以及协调扩展中央情报局联络站。他还指示国防部着手研究在必要时派遣美国军队的问题，同时派副总统约翰逊访问南越，同吴庭艳就加强双方军事合作问题进行会谈。在5月5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他同意有必要向吴庭艳保证，美国不会抛弃东南亚，但仍然决定暂时不派遣军队，除非为解决老挝问题而召开的日内瓦会议破裂。然而，在5月8日，由国防部副部长吉尔帕特里克率领的考察团呈交了报告，要求在南越大规模增加美国军事人员，从原先的几百人增加到几千人。经过再三权衡，肯尼迪以帮助南越进行反游击战的训练人的名义，命令派遣400名特种部队士兵和100名军事顾问到南越，从而进一步违反了外国向南越派遣军事顾问不能超过685名的《日内瓦协议》。同时，肯尼迪政府向南越提供财政支持，帮助西贡政权推行"战略村"计划、扩充当地民兵。[5](p86)于是，"特种战争"由此爆发。

　　二

　　对于美国在越南发动"特种战争"，中国迅速做出反应：一方面，中国政府揭露美国和南越吴庭艳政权公然践踏1954年《日内瓦协议》，破坏和阻挠越南南北统一的行为，严厉谴责美国大量派遣军事顾问，源源不断地向南越输入武器弹药和作战物资的行径;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坚定地表示，坚决支持越南人民反对美、吴集团的各种斗争，尤其明确地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根据《日内瓦协议》所展开的正义斗争。此外，中国政府和人民还从各个方面帮助越南北方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加快医治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创伤，这在当时产生了支持整个越南人民反抗美国侵略斗争的巨大效果。

　　早在1960年6月，中国政府就明确了在越南问题上的态度："坚决反对美帝破坏《日内瓦协议》，武装侵入越南"，"坚决支持南越人民反美反吴庭艳的爱国民主斗争"，"坚决支持越南人民为和平统一越南而进行的正义斗争".[6](p530～531)同年12月，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一成立，中国政府率先予以承认。"特种战争"爆发后，中国从一开始就表明了坚决反对美国侵略、支持越南抗美爱国斗争的原则立场。1961年5月，当美国蓄意在南越加紧扩大侵略行动时，中国外交部专门发表声明，坚决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所发出的紧急呼吁，并表示中国认为"日内瓦会议两主席和参加国有不容推卸的责任，采取有效步骤，制止美国对南越的干涉和侵略"[7].周恩来总理公开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严重关切美国这一步骤所造成的危险形势，深切同情和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6月，在越南总理范文同访问中国期间，毛泽东特意接见范文同，对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表示支持。毛泽东指出："你们工作做得好，北方好，南方也好。看来南方形势比停战以前好多了，地区也比那时大，美国人没办法，是南方人民自己搞起来的，人民要革命，美国人有什么办法。"[8](p33～34)9月1日，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在致越南领导人胡志明、长征、范文同的电报中明确表示："我们完全同情和坚决支持越南人民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南越卖国集团的恐怖统治、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爱国正义斗争。"[9](p546)同年12月，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越南，团长叶剑英元帅在公开场合下表示，对于已经达到了极其严重地步的美国对越南南方的干涉和侵略活动，"中国人决不能无视这一冒险行动"[10].

　　1962年9月，毛泽东主席在接见以阮文孝为首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时，对越南的抗美爱国斗争表示坚决支持。[11](p924)10月7日，彭真在欢迎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团的河内五万人集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中越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是在历史的风浪里经受过无数次考验的，是永恒的和牢不可破的。"他还引用了一句越南谚语"大风浪里见忠诚"，表示"在今后的岁月里，尽管还会出现什么大风大浪，中国人民将永远同兄弟的越南人民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走向我们共同的胜利".[12](p200)次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外交部长陈毅访问越南，代表中国政府向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表示："我们同你们是站在一起的，打起仗来，你们可以把中国当成你们的后方。"[13](p159)8月29日，毛泽东在《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越南南方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中严正指出："美帝国主义破坏了第一次日内瓦会议的协议，阻挠越南的统一，对越南南方公开地进行武装侵略，打了多年的所谓特种战争。美帝国主义又破坏了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的协议，对老挝进行了露骨的干涉，企图在老挝重新挑起内战。除了存心欺骗的人们或者十分天真的人们以外，谁也不会相信，一纸条约会使美帝国主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或者变得稍微规矩些。"他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革命人民和进步人士，都站到越南南方人民一边，响应胡志明主席的号召，支援英勇的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反对美、吴反革命集团的侵略和压迫，使越南南方人民免于被屠杀，并且获得彻底的解放。"他最后地郑重表示："我们中国人民是坚决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的。"[14](p504)

　　1964年7月19日，中国政府发表关于支持越南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指出中国对美国加紧策划新的军事冒险的态度是极端克制的，但凡事都有一个限度，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美国扩大侵略越南和印度支那的战争。次日，周恩来在接见越南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越南亚非人民团结委员会、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等4个代表团，出席首都各届纪念《日内瓦协议》签订十周年大会时，再次阐明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15](p657)

　　在经济和物质方面，1955年后中国除给予越南民主共和国以援助外，还提供直接的经济贷款和可以作为现汇使用的贷款等。其中，从1955年到1958年，中国对越经济援助已达11亿元人民币。①「参见Igor Bukharin ，Moscow and Ho ChiMinh，1945～1969."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会议论文(1996年1月)。」1961年4月17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援助越南修建小电站、机修车间和简易炼焦设备的通知》，同意由云南省以无偿援助的方式，除负责援助越南傣苗自治区修建一座8立方米的小高炉外，再满足越方要求，由云南省负责修建小电站、机修车间和简易炼焦设备等附属项目。②「1961年4月17日《，国务院关于援助越南修建小电站、机修车间和简易炼焦设备的通知》，云南省档案馆，全宗2，目录1，卷宗4769，第1页。转引自：肖祖厚、李丹慧主编：《云南与援越抗美》，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越战爆发后，毛泽东主席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

　　在援助越南南方的军用物资中，要增加压缩干粮、肉松、猪肉罐头、咸鱼、蛋粉、雨衣、蚊帐和医疗器械："越南南方凡是提出要求的，我们有可能办到的，就一定满足。有些我们有的，也能办到，越方没有想到，我们要主动提出。"周恩来总理更是指示有关部门："援助越南是我们的头等任务。对越南提出的要求都要严肃、认真、积极地对待。"他亲自过问援越工作的每一个细节，要求向越南南方提供的装备"，要便于使用、便于携带、便于隐蔽和便于运输".[16]中国政府提供的帮助，不仅对于恢复和发展越南北方的国家实力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越南人民取得抗美战争的胜利是个巨大支持。

　　在军事方面，中国方面就越南战争的形势进行认真分析，并对斗争方式提出指导性建议。

　　1962年夏天，中越两国领导人在北京会晤，除了决定中国将向越南提供230个步兵营的武器装备外，双方还共同分析了南越的形势，对美国袭击北越的可能性进行了估计。[17](p273)周恩来在与范文同会谈时表示"一定要解放越南南方"，并重申在斗争"策略上可以灵活"，在斗争"形式上可以多样化"，强调"要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相结合，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相结合".[18](p67)同时，为了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中国政府向越南无偿援助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军需用品。

　　据不完全统计，从1962年到1966年，越南南方人民武装的武器装备和弹药，除少量是从敌军手中缴获之外，几乎都是中国无偿提供的，[19](p235)

　　包括各种枪支共27万件，火炮540多门，枪弹2亿多发，炮弹90多万发，炸药700多吨，军服20多万套，各种布匹400多万米以及大批蚊帐、胶鞋、副食、交通通讯器材等等。其中，许多新装备是刚刚研制成功的，中国自己的军队还没有装备，就提供给了越南。当越南方面提出的要求超过中国的生产能力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惜动用库存，甚至从现役军队中抽调，也要尽量满足越方的要求。为了向越南南方运送装备和物资，中国政府还专门拨出巨款，开辟了海上运输线;为了迅速运送军援物资，中国拿出巨额款项，开辟了通过柬埔寨到达越南南方的运输线，并在海南岛建立一个秘密港口。中国每年还提供上千万美元现金，供越南机动使用。

　　随着美国侵越战争的不断升级，越南党和政府对美国扩大战争、乃至入侵北方的可能性更加关注。为了确保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越南党和政府除了在国内进行全民动员、全力抗战以外，还向中国政府提出援助请求，要求中国一方面向越南提供武器装备，另一方面在美国扩大战争的时候，中越两国军队能够协同作战。对此，中国政府从战略全局出发，决定尽一切力量援助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必要时将派遣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与越南人民军并肩作战，共同抗击美国侵略。

　　为了落实援越的具体方案，1963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率领军事代表团前往越南，同越南领导人会谈，共同研究如果战争向北越扩展，中国如何援越以及中越如何配合作战等问题。7月，在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访华期间，罗瑞卿与文进勇就美国扩大战争后中越两军如何协同作战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并根据中越两党中央的指示，签署了两军协同作战的有关文件和中国向越南提供军事援助的协议。9月下旬，中国、越南、老挝、印度尼西亚四国共产党领导人在中国广东省的丛化举行会议，就东南亚的现状与趋势进行全面的估计。周恩来以军事家的韬略和远见，指出美国很想在越南和老挝直接参战，但它在世界各地出兵太多，犹如十个手指头捉十个跳蚤，动都动不得。因此，只要美国发动战争，等待它的只能是失败。周恩来还就反对美国的"特种战争"提出了具体的战略战术，指出要做好长期战争的打算。他向越南、老挝、印尼三国共产党领导人做出保证："中国是东南亚革命运动的大后方，我们是责无旁贷、义不容辞，我们会以最大努力来支持东南亚各国的反帝斗争。"[20](p219)

　　到1964年，中国进一步扩大对越南做出的安全承诺。6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文进勇率领的北越军事代表团时指出："我们两党要合作，共同对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的事就是你的事。就是说，我们两家无条件共同对敌。"[13](p159)"如果美国冒险把战争扩大到北越，那么中国军队将参战。至于军队的名称，最好叫志愿军。我们对外将宣称他们是人民志愿组织起来的，与中国政府无关。同样，你们也可以把你们的志愿部队派往南越而对外宣称胡志明主席并不知晓。""你们越怕美国人，他们就越欺负你们??你们应该与之斗争而不要害怕??我认为，你们越不怕美国人，美国人越不敢欺负你们。"刘少奇则进一步解释说："你们越不怕他们，他们越尊重你。如果中国不怕他们，越南也不怕他们，那么在他们采取任何行动之前，都会再三考虑??当他们考虑越南问题时，将不得不先考虑中国。"[21](p9～10)周恩来在与文进勇会谈时，具体阐明了中国政府对美国扩大越南战争意图的判断和中国政府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立场，并指出印度支那是美国和社会主义国家斗争的焦点，对美国关系极大，美国失掉印度支那，就等于失掉了亚洲，就要影响它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地位和威信。因此，美国绝不会轻易在印度支那放手，更不会轻易谈判。至于美国扩大在南越的战争，可能会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增派在南越的军事人员，强化"特种战争";第二步是直接出兵南越，轰炸北越;第三步则是进攻北越，打朝鲜战争式的局部战争。不管出现哪种情况，中国都将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

　　在对形势作了深刻分析的基础上，周恩来详尽而具体地指出当前斗争的任务，并要求东南亚各国共产党进行长期而艰巨的斗争准备，将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密切结合起来，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政治上应坚持两次日内瓦协议，不断揭露美国破坏日内瓦协议的行径，并利用美国与法国的矛盾，建立广泛的反对美国侵略的国际统一战线;军事上要积极加强战斗，巩固根据地，诱敌深入，准备打歼灭战，就是一个一个地砍敌人的手指头，然后聚而歼之;争取利用三五年或更长时间，在不断胜利中解决问题。就中国的斗争方针，周恩来提出要尽一切可能把战争限制在目前范围之内，同时积极准备应付第二种可能的情况;中国对第二种可能的方针是：美国走一步，中国走一步;美国出兵，中国也出兵。[20](p220)周恩来的这次讲话，给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和人民增强了抗美的信心，也对保卫我国南疆的安全起了积极作用。

　　同年10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和越南劳动党政治局委员黄文欢时，就越南战争的形势交换了意见。双方一致认为，美国存在很大的困难，扩大战争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因此中越双方应设法把南越的战争限制在特种战争的范围内，战胜敌人，力争不让"美帝"在南越的战争变成为局部战争，力争不使战争扩大到北越。同时，毛泽东还就美国一旦将战争扩大到北越之后越南方面应该如何作战提出建议。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在沿海构筑朝鲜式的防御工事，使美国军队无法进入北越;如果美国决心打进来，越南方面应该把主力留着，而不应该用主力与美国硬拼。"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①「毛泽东与范文同、黄文欢的谈话(1964年10月5日晚7：00～7：50，北京)。参见：李丹慧主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0年版，第256～257页。」

　　三

　　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干涉，为什么会引起中国的激烈反对呢?

　　第一，因为在这段时间内，中国领导人把"美帝国主义"看成是对中国安全最严重的威胁。中国领导人认为，作为"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美国决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它正在加紧反苏、反华，并且在积极策划新的世界战争。在台湾，它不但将10万美军(占蒋介石地面部队的1/3)驻扎在中国的金门岛和马祖岛上，而且美国国防部公开提出在台湾部署斗牛式导弹，并于1958年5月2日，美国对将安放在台湾的导弹做了试验;在南朝鲜，建立导弹基地的工作也已经开始;在日本，挑拨中国同岸信介政府的关系，导致了中日贸易关系的中断;在西藏，中国领导人还确信美国和国民党的情报人员正在西藏煽动叛乱;美国对在华沙进行谈判没有任何兴趣，等等。[22](p102)

　　在中国领导人看来，美国对越南问题的干涉就是最好的证明，它的侵略行径构成了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1961年9月28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形势的特点是禁止核武器的可能性在增长，推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也在增长，但有限战争却不可避免。肯尼迪上台后主张打有限战争，并在老挝和南越等地已经发动了有限战争;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阵营是防御的，但并不排除帝国主义可能冒险，同时又要看到其软弱的一面。当然，如果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削弱了，帝国主义就觉得有机可乘，它是会进攻的;帝国主义终归是帝国主义，总有一批冒险分子想在战争中找出路，肯尼迪政府搞假和平、真备战，是玩弄反革命的两手。[23](p316～321)[15](p436)[6](p558)1962年春，陈毅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强调指出，最近美帝国主义决心把东南亚当成侵略亚洲的重点，针对美国的威胁，中国决心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第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过高地估计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当时的国际形势。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亚非会议后，中国国际名声大噪，越来越多的国家甚至包括西方阵营的英国和荷兰都愿意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随着协助苏联解决波匈事件，中国的影响力逐步扩大，并加强了同社会主义各国的往来;在中苏论战中，中国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世界革命的观点，得到了许多亚非拉国家的共产党和民族解放运动组织的支持。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领导人的自信心极大地增强。[24](p82～83)

　　在此形势下，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在对外关系中越来越表现出骄傲、急躁和轻敌的情绪，对形势的发展过于乐观"，东风压倒西风"的论调一再提升。毛泽东认为："国际形势，我们历来有个观点，总是乐观的。"50年代后期，他就断定，"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而"西方世界势必四分五裂"，美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都套上了"绞索"，"整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都反对美帝国主义。欧洲、北美、大洋洲也有许多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有的帝国主义也反对美帝国主义".因此，他在1960年宣称"，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现在是帝国主义怕我们的时代".他指出，中国外交的"新策略是主动的、攻势的和有理的。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是我们外交斗争的必需形态".[14](p361，353，398，508)即使在中苏关系全面恶化的时候，毛泽东依然坚信苏联和东欧国家是反美的，中苏分歧和矛盾"只是暂时的，一旦世界发生重大事变，中苏两党、两国和我们的人民就会站在一起，共同对敌"[25](p167)。

　　第三，随着60年代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日益激进化，一切温和或中庸的观点都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而受到排斥和批判。出于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改造社会的目的，1958年中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但最终却导致了全国性的灾难。在中国经济刚刚开始恢复后，毛泽东取消了一线、二线的决定，自己重回政治局第一线。1962年1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警惕"修正主义"问题;8月在北戴河会议和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又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从而再次举起了"阶级斗争"的旗帜。他认为有必要再次发动阶级斗争，以在国内制造革命动力，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支持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各族人民"继续革命"扫除障碍。从1962年到1964年，毛泽东多次强调中国处处是危机，国际反动派正准备发动针对中国的战争，中国必须在政治和军事上做好充分的准备。

　　同时，毛泽东还借助中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越南的政策，把它当做与党内"修正主义"者争夺领导权的手段，

　　如1962年的王稼祥事件就如此。1962年2月27日，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致函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勇敢地批评了党内出现的极左思潮，认为在国际斗争中不要四面树敌，应该适当地支持和平运动，并进行某种合作;对支援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在印度支那问题上，中国一方面应当防止由美国制造的朝鲜式战争，另一方面也应警惕赫鲁晓夫及其同伙把中国拖入战争陷阱的做法。[26](p554～557)客观地说，王稼祥的这一认识非常切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也充分表明了他能站在世界的高度来处理国内问题。如果王稼祥的合理建议被采纳，中国不仅使自己的对外政策可以重新回归1955年要求各国和平共处的"万隆精神"，而且将避免与美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冲突和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但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斥责王稼祥是外交战线上的"修正主义分子"，难以再继续领导中联部的工作。就王稼祥在外交领域推行的"三和一少"路线，毛泽东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三斗一多"①「"三和"就是对帝国主义、对修正主义、对反动民族主义要温和;"一少"就是少支持民族解放斗争，少支持革命的工人阶级，少支持革命的党(参见：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79页)。所谓"三斗一多"，就是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民族解放运动。」，坚决表示要把支援世界革命放在中国对外方针的第一位。这样，中国的对外政策更趋激进，从而失去了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消除与美国敌对的机会。

　　第四，中苏关系急剧恶化，北京和莫斯科相互指责对方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促使中国采取强硬的外交政策。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关系开始出现严重分歧。苏联指责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建立了新型独裁，牺牲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中国共产党则强烈反对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运动，认为这是在苏联复辟帝国主义，并指责苏联共产党已经按照一个新的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发生了蜕变。1958年又发生了"联合舰队"事件。根据毛泽东的第三任保健医生兼生活秘书王鹤滨的回忆，"联合舰队"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异常气愤地说："什么联合舰队?还不是搞殖民主义?过去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搞不平等条约时，还弄个什么51%是袁世凯的，49%是日本的，在表面上以示区别谁是主权国。可是苏联却要求在中国的领海与中国搞联合舰队，提出各占50%，这不是比日本帝国主义还帝国主义吗?还要与我们共同搞什么长波电台，还不是搞我们的情报。""他赫鲁晓夫，在去美国戴维营之前，为了讨好美国，骂我毛泽东是好斗的公鸡!他赫鲁晓夫呢?是草(母)鸡!"②「转引自王鹤滨：《在伟人身边的日子：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兼生活秘书的回忆》，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378～379页。」时至今日，虽然很难确切地解释中苏之间发生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民族利益的冲突是这两个大国分歧的根本所在。[27](p237)

　　中苏分歧极大影响了中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越政策。中国政府深信，推动、领导和支持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重任已经历史地落到了自己的肩上，中国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应该全力支援印度支那人民的反美斗争;如果中国不支持民族解放运动，那么就表明中国的舆论宣传是虚伪的。因此，在中苏关系急剧恶化的背景下是否支持越南，一定程度上成为检验双方是否是"真正共产主义"的试金石。对越共领导人来说，中国的理论和政策显然更符合越南民族解放运动的现实需要。所以1962年秋中国与印度发生边界冲突后，尽管苏联支持印度，北越方面仍然明确地站在中国一边。1963～1964年，"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的关系达到高潮。1963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友好访问，胡志明主席亲自到机场迎接，河内举行20万人的盛大集会，热烈欢迎刘少奇主席。[12](p201～203)

　　第五，中国积极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还与中国在世界革命中扮演的角色有关。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认为中国革命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中国范围，中国革命的经验应该成为世界被压迫民族斗争的范例。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曾一边倒地认为国际局势处于"两大阵营"对抗的状态，莫斯科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但随着中苏分歧的出现，中国领导人逐渐改变看法，提出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从莫斯科转移到北京的看法，坚持认为中国通过"农村包围城市"取得革命成功的经验应该推广到全世界，亚非拉作为整个世界的"农村"，将在中国的领导下走包围"世界城市"的道路，最终必将取得世界革命的彻底胜利。

　　小结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特种战争"对美国来说是一场打着"自由"、"民主"的幌子，企图干涉越南内政、阻碍越南人民实现国家统一的侵略战争;对于越南人民来说，毫无疑问，这是一场反侵略、反干涉、维护民族独立和统一的正义战争。

　　对于这场发生在中国"南大门"的越南人民的抗美爱国斗争，中国政府和人民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出发，在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等方面给予越南人民以强有力的支持。同时应该看到，面对"特种战争"中国政府和领导人最初的反应并不像朝鲜战争那样强烈，而是首先从政治、外交着手，从维护《日内瓦协议》的立场出发，不断发表声明，从道义上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其次在经济和物质方面给予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力所能及的支持，同时从军事方面认真分析越南战争的形势，对斗争方式提出指导性建议。但是，随着美国侵越战争的不断升级和形势恶化，中国政府应越南党和政府的请求，从战略全局出发，确立了"美国走一步，中国走一步;美国出兵，中国也出兵"的根本原则和方针，决定在必要时将派遣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与越南人民军并肩作战，共同抗击美国侵略，最终为维护越南的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The Special War and Chinese Assistance of Vietnam in Fighting AgainstAmerica

　　L B Guixia

　　(Col 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L iaocheng Universit y ，L iaocheng252059，S handong，China)

　　Keywords：special war ;Assistance of Vietnam in Fighting AgainstAmerica Abstract：To const rain the spread of Communism in South2EastAsia and maintain the global hegemony of America，in May 1951the AmericanPresident Kennedy started the special war against Vietnam.The Chinesegovernment respon2ded by offering political，economic ，diplomaticand military assistance to the Vietnam government ，in answer to there2quest of the Vietnam government ，and then laid out the basic policyof going as far as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d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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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吕桂霞，历史学博士，山东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