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美中大脱钩可能是历史性的断裂

　　重蹈上世纪30年代的覆辙?

　　如果说全盘脱钩的说法令人震惊，那是因为过去8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一直在刻意地，并往往是主导着深化而非削弱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努力。

　　华盛顿将一个开放、日益紧密相连的世界经济作为战后世界秩序的关键基石，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未来的全球冲突。1944年，还在“二战”未结束之前，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加上后来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WTO的前身)，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与和平密切相关。其他的机构也是如此：战后仅几年就成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在欧洲大陆饱经战乱后巩固了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关系，并为最终建立欧盟奠定了基础。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世贸组织的建立，到欧盟成员国之间经济一体化的扩大和日益紧密，这些趋势持续了数十年，中间仅出现了一些小插曲或退步。

　　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对上一次大脱钩的反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动荡，结束了全球化的第一个时代，十年后，世界面对的是大萧条、贸易壁垒、经济民族主义，以及全球化的全面退却。

　　而这一切的最终结果，是国际经济竞争变成了零和、以邻为壑的竞争，经济问题变成了安全威胁。日本对原材料的需求导致了其出兵满洲，后来又建立了 "大东亚共荣圈"，这在20世纪30年代让格鲁大使非常担心。最终导致了日本对资源丰富的东南亚的攻击，以及对珍珠港美国舰队先发制人的打击。

　　纳粹德国在很大程度上被切断了与全球市场的联系，最终试图通过武力建立一个欧洲大经济区，相当于德国扩张主义的 "生存空间 "概念。

　　"从战争中得出的关键教训是，国际政治合作以及持久的和平，从根本上取决于国际经济合作，"世贸组织指出，"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更能吸收这一教训"。

　　这就是今天的刻意退缩让一些经济学家感到震惊的原因。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罗德里克说："在我看来，脱钩的冲击超越了 "2008-2009年金融危机后十年间全球贸易和全球供应链的适度退缩。"这是一种更重商主义、零和而非正和的贸易方式。"

　　对于中国，"当我们谈论脱钩时，我们需要担心的是那种用经济学作为大棒的做法，"罗德里克说，"让经济关系受制于地缘政治竞争。"

　　随着贸易壁垒的提高和脱钩的加速，这是否意味着，世界将重蹈上世纪30年代的覆辙?

　　"我认为美国有些方面确实想走到那一步，而我认为其他国家必须采取防御姿态。"达特茅斯学院学者欧文说。"当一些国家走这条路时，就会迫使其他国家也走这条路，并放弃他们可能从开放和融合中获得的一些收益。所以，这些事情可能会螺旋式上升——这当然是20世纪30年代的故事重演。"

　　但在某些方面，这样的重演似乎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今天的全球化、贸易和跨境投资与大萧条时期不可同日而语。

　　"我认为相反的论点是，今天我们的一体化程度如此之高，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以及欧盟不可能像美国走得那么远，或者说没有意愿走得那么远。"他说，“结果将是一次收缩——而不是另一个黑暗的山谷。”

　　"不会有过去的全球化。在逆转的道路上会走多远，还有待观察。"他说。

　　佐利克列举了疫情和封锁的影响：重新调整供应链、出口限制、贸易融资受限，以及古典保护主义重新抬头。

　　"我不确定结果会如何，但前景黯淡，"他说。

　　"我并不想说我们会回到20世纪30年代，但如果经济衰退因疫情而加剧，并朝着经济自给自足的方向发展，情况可能会变得相当糟糕，"佐利克说，"所以不要想当然。"

　　美中关系的压舱石将不复存在?

　　眼下，特朗普政府正在利用新冠肺炎大流行更积极地推动其经济脱钩议程，最大的问题是中美关系的走向。

　　美国已经抛弃了与中国进行战略接触的想法，并公开将北京作为其主要的地缘政治对手。中国利用这场大疫加大了对台湾的压力，它把台湾视为叛逆的领土。削弱经济关系——每年超过6500亿美元的双向贸易、数百亿美元的投资以及中国持有的数万亿美元的美国政府债务，只会使这种对抗更加激烈。

　　"现在只是经济脱钩的开始，就是去除美中关系的经济压舱石，它区别于冷战时期美苏关系。"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说。

　　"如果我们再遇到流行病，或者环境问题、金融部门问题，或伊朗、朝鲜问题，如果你不与中国建立工作关系，你会有多大成效?"

　　具体来说，这很可能会使美国更难推动中国进行任何华盛顿多年来推动的改革，更不用说缓和其日益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如果问题是断绝经济联系是否会导致摩擦增加，答案是肯定的，"佐利克说。"脱钩的性质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会停止 "他们的破坏性行为，"他们只是会对美国原本会推行的规则予以更少的关注"。

　　换句话说，正如时任副国务卿佐利克在2005年一次演讲中所呼吁的那样，在敦促中国成为全球体系中 "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有时是成功的)近20年后，美国将基本上放弃此举。他警告说，在一系列全球挑战中，放弃世界人口最多的第二大经济体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影响力和参与，可能会损害美国的整体利益。

　　而与特朗普政府的其他美国外交政策挑战，如伊朗、沙特、委内瑞拉等问题不同的是，明年即使民主党入主白宫，也不可能降低美国与中国的对抗。

　　自尼克松秘密访华以来，美国历届政府一直对华保持战略接触，但即便是前奥巴马政府官员也宣称战略接触已经失败。随着失业率达到创纪录水平，经济下滑，没有人希望对中国采取宽松政策，尤其是民主党候选人拜登。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许多经济政策，从外国投资改革到出口管制，到对中国进口产品的剩余关税，在政治上很难一笔勾销。

　　"两党有一种强硬的态度——对中国更加鹰派的倾向，它只会因为这场大流行病而加剧，"新美国安全中心专家阿什利·冯说。

　　到头来，美国要收回全球化中它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的部分——全球供应链和贸易，充其量只是一个片面、不完善的解决方案，只会加剧其他挑战。佐利克说，选择经济脱钩作为解决当今问题的答案，只是在招致未来的难题。

　　他说：“试图在某一领域阻碍这一体系，阻碍全球化，无助于疫情或移民问题的解决。”扰乱全球贸易体系只会抑制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而低增长将导致更多的移民，发达国家将面临更大的政治压力。“这就像挤气球，”他说。

 　　“全球眼”按：随着世界各地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弹，人们开始意识到，疫情在加速而不是结束。疫情也加速了正在发生中美经济大脱钩。历史上的经济撕裂带来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这次会出现什么变化?世界会重蹈覆辙?著名国际时事杂志《外交政策》就此采访了多名高官，包括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美国副国务卿基思·克拉赫、美国前贸易代表罗伯特·佐利克、美国参议员乔希·霍利以及多名经济学家、学者。原题《大脱钩》(The Great Decoupling)。

　　大脱钩可能是历史性的断裂

　　一名美国驻亚洲经济强国的大使在给国务卿的电报中直言不讳地表示，不要围堵日本，给他们一些经济空间，否则他们会被迫用武力建立自己的经济帝国。但是华盛顿处在经济民族主义者的控制之下，忙于应对历史性的经济衰退。白宫对约瑟夫·格鲁大使1935年从东京发出的请求充耳不闻。

　　几年内，美国加大了对日本的经济压力，最终升级为贸易和石油禁运。在格鲁发出电报六年后，美日全面战争爆发。

　　今天，美国的决策者们陷入与另一个亚洲重量级国家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的对抗。与20世纪30年代一样，经济脱钩的论调甚嚣尘上。

　　对于特朗普政府中较为强硬的成员来说，切断40年来与中国日益紧密的经济关系，减少美国对中国工厂、企业和投资的依赖，一直是这场无休止贸易战的最终结局——甚至在新冠肺炎病毒大流行之前，华盛顿就已想从许多人视为危险的经济熊抱(bear hug)中解脱出来。现在，议员和政府官员正在酝酿一系列措施让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脱钩：禁止各种敏感产品出口，对中国商品征收额外关税，强制美国公司改制，甚至完全退出世界贸易组织——它被视为加速了所谓的中国经济帝国主义的发展。

　　不仅中美经济关系岌岌可危。欧洲也越来越多地谈到要调整近几十年来与北京建立的深厚贸易、投资关系(甚至在英国脱欧之际，欧洲也在削弱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其他国家也在拉起吊桥——他们都担心今天史无前例的经济一体化走得太远，带来更多的痛苦，而收益渐少。

　　大脱钩的威胁是一个潜在的历史性断裂，或许只有1914年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突然消退能相提并论，当时英国、德国以及后来的美国等关联的经济体陷入自我毁灭和经济民族主义的狂澜中，这种状态持续了30年。不过这一次，脱钩的驱动力不是战争，而是和平时期的民粹主义冲动，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更加剧了这种冲动，它动摇了几十年来人们对国际供应链和全球经济的信心。

　　“至少是冷战1.5”

　　唯一真正的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脱钩。在与中国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周四(5月13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发出迄今为止最尖锐的威胁之一。他说："我们可能会切断整个关系。"这种前景虽然不太可能，甚至实际上不可能发生，但会给全球经济造成历史性冲击。

　　毫无疑问，大多数专家和官员都认为，新冠疫情加剧了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迫使一些跨国公司改变商业模式，调整供应链，使其更靠近美国。在华盛顿纷争的政治光谱中，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同意美国应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与中国的商业关系。但如果疫情很快消退，特别是如果特朗普及其保护主义性质的 "美国优先 "议程在11月大选中被抛弃，那么与中国脱钩的呼声可能会减弱，因为政治家们知道要让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脱钩有多复杂。华盛顿必须面对的问题之一是，中国是美国第二大债权国，持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美国债务。

　　无论哪种情况，世界经济即将重构——从商业模式的破坏到整个行业的重构，将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但它也可能带来不可预见的地缘政治后果，尤其是对中国而言，40年来中国与西方的贸易、投资关系不断加深，在全球经济体系的支持下，中国从小鱼成长为鲸鱼。如果这一切被撕裂，会发生什么?

　　"从趋势上看，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它颠覆了自上世纪70年代末Deng重回领导岗位并在随后40年中重启中国经济以来关于美中关系的广泛假设，"澳大利亚前总理、著名中国问题学者陆克文告诉《外交政策》。

　　他担心，(其后果)如果不是第一次冷战的直接重演——在全球范围内出现更大的核武库和代理人战争，至少是冷战1.5。"现在正处于那种拐点，"他说。

　　这可能意味着竞争性集团的重新出现，就像冷战期间一样。中国已经在开辟自己的经济地盘，其雄心勃勃的 "一带一路 "倡议旨在将亚洲、非洲和欧洲部分地区的经济体与北京连结起来。中美两国正按部就班地各自研发竞争性技术，以推动下一次经济大变革，尤其是在手机领域。

　　特朗普政府官员近来谈到将推出由志同道合的国家、组织和企业组成的"经济繁荣网络 "(Economic Prosperity Network)。其目的部分是为了说服美国企业从中国脱身，转而与网络成员合作，以减少美国对北京的经济依赖——这被视为重大的国家安全漏洞。例如，如果一家美国制造企业不能将工作岗位从中国转移回美国，它至少可以将这些工作岗位转移到另一个对美国更友好的国家，比如越南或印度。

　　"保障美国的资产是核心支柱之一，供应链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的美国副国务卿基思·克拉赫告诉《外交政策》，"供应链超级复杂。有时它们会向下延伸10层、20层，我认为了解那些关键领域在哪里，关键瓶颈在哪里至关重要，"他说。

　　北京试图稳定经济关系

　　北京会如何应对?来自新美国安全中心的阿什利·冯(Ashley Feng)指出，在某些方面，中国十多年来一直在准备自己的脱钩，它发起了一场运动，在国内开发更多先进技术，减少对美国和其他西方供应商的依赖。许多中国企业已经被证明能在与美国脱钩的情况下生存——例如，华为曾经依赖美国企业为其智能手机提供许多组件，但现在却能自给。不过，中国要想增强自身的创新能力，成为先进技术的领军者，有赖于与世界各地的企业和研究人员的便捷联系，中国不希望看到这些联系被完全切断。同时，由于今年经济已经受到疫情的冲击，中国很可能会尽其所能缓解与美国的经济紧张关系，比如试图通过遵守1月份达成的阶段性贸易协议目标来安抚特朗普。

　　"经济已经被新冠疫情危机严重破坏，在此之前，贸易战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经济。"陆克文说，"所以，我认为北京目前倾向于重新稳定这种经济关系，因为中国仍然没有强大到可以独行其是。"

　　脱钩，指的是人为切断并最终在其他地方重新建立庞大的供应链——过去几十年来，它定义了全球化，尤其是美中关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概念的现代版本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决策者，他们自己也担心过度依赖美国资金和美国高端技术。

　　长期以来特朗普一直认为，中国以牺牲美国工人的利益为代价，剥削美国经济，以实现自身的富足——有一些经济数据证明了这一点。因此，自上任以来，特朗普一直试图在经济上与中国部分脱钩，先是通过提高关税减少美国进口，并对中国在关键行业的投资进行更严格的筛选。

　　最近，政府扩大了向中国出口潜在敏感技术的控制，本周又禁止一家联邦退休基金投资中国股票。政府官员甚至短暂地考虑过要对中国持有的政府债务违约。这些天来，无论是在半导体、稀土元素，还是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所需的药品和个人防护设备方面，撕裂和重建供应链的努力正在获得动力。

　　"疫情暴露了我们对中国生产以及一般海外生产的巨大依赖，特别是在关键领域对中国制造和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乔希·霍利说，他正在领导美国供应链回流和退出WTO的立法工作。"我希望看到尽可能多的生产被带回美国。"

　　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其他盟友也在效仿。澳大利亚对来自中国的贸易威胁耿耿于怀，也在寻求使自己的出口市场和供应链远离中国、实现多元化。欧洲人对与北京日益密切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保持戒心。近年来，一些欧洲政策制定者被中国积极收购从港口到电网等关键基础设施的浪潮吓到了，他们担心这可能会让北京对他们的国家产生过度的影响力。中国外交官对包括荷兰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采取了咄咄逼人的姿态，随着中欧关系在疫情中恶化，中国外交官含糊地表示要进行制裁或采取其他形式的胁迫。

　　"许多国家正在醒悟过来，他们不喜欢这种气势汹汹的策略。这对中国声誉的损害是无法弥补的。"美国国务院的克拉赫说。

　　德国一家大型媒体公司阿克塞尔·施普林格的首席执行官最近提出，欧洲应该明确立场，跟随美国的步伐，削弱与中国的经济关系。马蒂亚斯·多普夫纳写道："如果我们不设法坚持自己的立场，那么欧洲可能会遭受与非洲类似的命运，逐渐走向成为China殖民地的道路"。

　　这种趋势也超越了政治，意味着脱钩与特朗普政府的任期无关。他的民主党总统竞选对手拜登是贸易和外交政策的中间派。但他越来越受到进步民粹主义者的压力，包括参议员桑德斯的支持者，要求他的贸易和经济政策进一步向左转。拜登本周宣布由他的高级助手和桑德斯的支持者组成联合 "团结 "工作队，制定统一的民主党纲领。桑德斯呼吁与中国重新谈判旨在将制造业就业岗位带回美国的贸易协议，并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与此同时，共和党人也在敲打这位前副总统，认为他对中国态度软弱，为有争议的选举周期打下基础。在这个周期中，中国和冠状病毒大流行将成为核心议题。

　　让中国加入WTO是一场错误?

　　在很大程度上，目前的脱钩是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实力稳步增长的结果，包括特朗普在内的许多人，认为中国要为西方制造业等重要产业的空心化负责。批评者说，中国的国有企业通常由政府补贴驱动，并滥用他人的知识产权，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它们与美国以及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公司进行了不公平的竞争。

　　"现状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假定中国最终会改变管理经济的方式，从而使其更符合美国和欧洲的期望，"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国际经济教授丹尼·罗德里克说。"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彻头彻尾不合理的期望，显然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

　　"美国和欧洲有真正的担忧，"他说，"就像中国想要保护自己的政策空间一样，我们说，我想确保充分保护我的劳动力市场和创新技术，这是完全合理的。"

　　虽然很多人指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发达国家与北京经济关系中的原罪，但也有人坚持认为，这对美国的利益大致是正面的。

　　"许多批评者忽略了一点，中国已经进入了美国市场。美国没有放弃任何东西——中国为加入WTO做了让步。"乔治·W·布什政府的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佐利克说。

　　"新的主流观点认为，合作已经失败——这个假设完全错误，"他说，"在防扩散、全球金融危机、环境、安全等很多领域的合作对美国的利益有利。"

　　然而，这些论点从来没有动摇过特朗普，他一直没有偏离自己长期以来的直觉，即与中国的自由化贸易最终会伤害美国——这是他在2017年成为总统之前或者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到来之前就已经形成的观点。"如果中国出现问题，也会把我们拖垮，因为我们与中国关系太紧密了，"特朗普在2015年的一次采访中告诉福克斯新闻。"我是那个说最好开始与中国脱钩的人，因为中国有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加速脱钩趋势

　　质疑与中国深化经济关系的声音早已甚嚣尘上，新冠肺炎疫情则将这种与北京脱钩的愿望推向了高潮。今年早些时候，当中国这个全球工场陷入停顿时，其在许多全球供应链中的中心位置再次困扰着全球经济，并在整个亚洲、欧洲和北美产生了涟漪效应。

　　现任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本周在《纽约时报》上表示，美国工作岗位的离岸外包是一个 "被误导的实验"，疫情暴露了它导致的问题。

　　"这场大流行从另一方面为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平反了。它揭示了我们对其他国家作为关键药品、医疗设备和个人防护设备来源的过度依赖，"他写道。

　　但疫情影响的不仅仅是医疗用品、汽车制造商、电子制造商和各类工厂，在今年早些时候中国部分地区经济活动中断后，大家都在苦苦挣扎。

　　"中国的一个省进入了封锁状态，突然间全世界的工厂都没有供应了，"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Beata Javorcik说，"这让人意识到我们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以及我们在全球供应链中建立的冗余度有多低"。

　　除此之外，关于新冠肺炎病毒的起源和爆发的持续质疑，只会加深“恐中”者的信念......

　　所以，特朗普政府官员正利用这次疫情，加大原有的努力，让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联系分离。在疫情爆发之前，特朗普政府正在起草首份《经济国家安全战略》，这显示政府在经济和国家安全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几位官员说，这场大流行为这项任务增添了新的紧迫性，因为它将美国与其地缘政治对手的相互依赖——从关键基础设施的技术到拯救生命的医疗设备的供应链——都暴露无遗。

　　新冠肺炎疫情为从根本上重塑全球经济提供了契机，原因之一是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大部分经济体在今年上半年已经停滞。这制造了一个难得、痛苦的洗牌机会。

　　"当经济活动处于高水平、失业率很低时，如果强行脱钩会很痛苦，"达特茅斯学院的贸易历史和政策专家道格拉斯·欧文说。"但现在一片乱麻，从某种意义上说，拉开距离更容易。这种人为的收缩使一切难以回到从前。"

　　全球供应链调整不可避免

　　全球供应链之所以出现，首先是因为它们为制造商提供了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效率，除了某些被迫迁徙的制造业工人，几乎各地的消费者都能从中受益。许多公司继续在中国投资，并不是将其作为全球生产的基地，而是为了服务于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特斯拉在上海的大型工厂就是为了给中国市场生产电动汽车。

　　为了扭转这一潜在的商业逻辑，政府可以转而颁布政策，鼓励甚至迫使某些行业的企业迁移制造设施，或者让投资者重新考虑是否投资于中国。特朗普政府曾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包括中国商品在内的外国商品征收关税，以迫使供应商搬迁工厂。它还可以动用更有力的工具，比如《国防生产法》和《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允许政府强制私营部门做出一些生产决定。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还加强了对来自中国投资的筛选，以防止北京收购宝贵的先进技术。

　　不过，立法者和政府官员仍然希望，一系列因素的结合将有助于推动企业彻底改变过去几年的经营方式：企业意识到在中国做生意的政治和声誉风险，对经济损失的计算，以及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几位政府官员说，他们与一些公司的领导人谈过，他们表示愿意承受短期的财务损失从中国撤资，但他们拒绝透露这些公司的名字)。

　　其他公司已经有一些(与政府)合作的迹象。半导体制造商如英特尔正热衷于在美国重建高端制造能力，以服务于政府和私营部门的客户。在停产期间，即使与墨西哥等近邻也受到中断的干扰而陷入困境的其他公司，也正在加快制造业回流美国的步伐。

　　"生产商、制造商、生产东西的人，他们厌倦了其他方面投入太多......与中国和其他供应链捆绑在一起，"密苏里州参议员霍利说。"他们希望自己有更多的把控。"

　　但如果政府准备推动，这些公司对于转移供应链持开放立场。改写全球供应链和全球化背后商业逻辑的不仅仅是民粹主义或大流行病。由于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曾经看似一次性的破坏全球生产的外部冲击，如2011年日本的海啸和马来西亚的洪水，正变得越来越频繁。Javorcik说，这场大流行及其破坏只是让人们认识到拥有一个强大而非简单廉价的供应链的价值。

　　"我的观点是，未来评级机构、股东对公司的评估将基于其韧性。因此，企业将有强大的动力来改变它们的供应链，建立冗余，实现地理分布上的多样化，"她说。

　　第一波脱钩很可能是医疗供应链，在大流行期间，难以获得口罩、手套，甚至呼吸机，凸显了它的薄弱。而从电信到半导体等许多先进技术领域的供应链也出于安全考虑而重塑。像霍利这样的脱钩倡导者希望这种趋势能扩大到更广泛的制造业领域。

　　“当你谈到制造业的时候，专家们都笑了。他们说，'哦，那永远不会回来了。'制造业不是单一的，'霍利说。"全世界有很多精密工具、高科技制造。我们设计了许多，也许是大部分需要那种制造的产品，但我们不在美国制造任何工具或成品，我希望看到我们两者都能做到。

　　一些企业确实开始撤离中国，将生产转移到越南等其他亚洲国家，部分也转移到美国。咨询公司科尔尼最新的 "转口指数 "显示，由于对贸易战的风险以及现在的大流行病心存戒备，制造商们正越来越多地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而大型投资者和基金经理也越来越多地开始根据供应链的弹性和多元化来判断公司。

　　大脱钩不会没有代价

　　当然，即将到来的大脱钩不会没有代价。一些将生产转移到美国等成本较高国家的企业，将失去近几十年努力达到的效率提升。对于许多行业来说，即使华盛顿出台了大量新的激励措施，保护主义的推行也可能很快就会遇到来自企业董事会的强烈反对。

　　"大体上说，我认为公司会对任何伤害其股价的事情产生难以置信的抵触情绪"，为投资者分析中国经济数据的平台China Beige Book的总经理Shehzad H · Qazi说。"举例来说，我们不会看到，耐克公司将其所有的生产都搬回美，让他们在美国生产鞋子和运动服，因为从成本的角度来说没有意义，"他说，"我不认为有什么税收优惠政策足以促成这种回流。"

　　不过，对于一些行业来说，小规模的脱钩可能比其他行业更容易，或者至少不那么痛苦。"有一些行业无论如何都不可能，"Qazi说。"还会有一些行业虽然不那么情愿，但最终可能会远离中国，将业务转移到其他国家。"

　　同时，当一些国家竞相提升经济自给率，几乎肯定会导致其他国家效仿，结果是，出口机会变少，导致未来贸易减少。

　　美国前贸易代表佐利克说：“ 1980年代关于适时制造的经验将会更新，这是自然而适当的。”我们需要决定在哪里支付成本——因为会有成本。他说，"如果我们全部在国内开发，就会有成本，对美国出口商来说也会有成本"，在贸易壁垒不断上升的世界里，他们将失去海外市场。

　　重蹈上世纪30年代的覆辙?

　　如果说全盘脱钩的说法令人震惊，那是因为过去8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一直在刻意地，并往往是主导着深化而非削弱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努力。

　　华盛顿将一个开放、日益紧密相连的世界经济作为战后世界秩序的关键基石，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未来的全球冲突。1944年，还在“二战”未结束之前，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加上后来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WTO的前身)，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与和平密切相关。其他的机构也是如此：战后仅几年就成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在欧洲大陆饱经战乱后巩固了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关系，并为最终建立欧盟奠定了基础。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世贸组织的建立，到欧盟成员国之间经济一体化的扩大和日益紧密，这些趋势持续了数十年，中间仅出现了一些小插曲或退步。

　　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对上一次大脱钩的反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动荡，结束了全球化的第一个时代，十年后，世界面对的是大萧条、贸易壁垒、经济民族主义，以及全球化的全面退却。

　　而这一切的最终结果，是国际经济竞争变成了零和、以邻为壑的竞争，经济问题变成了安全威胁。日本对原材料的需求导致了其出兵满洲，后来又建立了 "大东亚共荣圈"，这在20世纪30年代让格鲁大使非常担心。最终导致了日本对资源丰富的东南亚的攻击，以及对珍珠港美国舰队先发制人的打击。

　　纳粹德国在很大程度上被切断了与全球市场的联系，最终试图通过武力建立一个欧洲大经济区，相当于德国扩张主义的 "生存空间 "概念。

　　"从战争中得出的关键教训是，国际政治合作以及持久的和平，从根本上取决于国际经济合作，"世贸组织指出，"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更能吸收这一教训"。

　　这就是今天的刻意退缩让一些经济学家感到震惊的原因。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罗德里克说："在我看来，脱钩的冲击超越了 "2008-2009年金融危机后十年间全球贸易和全球供应链的适度退缩。"这是一种更重商主义、零和而非正和的贸易方式。"

　　对于中国，"当我们谈论脱钩时，我们需要担心的是那种用经济学作为大棒的做法，"罗德里克说，"让经济关系受制于地缘政治竞争。"

　　随着贸易壁垒的提高和脱钩的加速，这是否意味着，世界将重蹈上世纪30年代的覆辙?

　　"我认为美国有些方面确实想走到那一步，而我认为其他国家必须采取防御姿态。"达特茅斯学院学者欧文说。"当一些国家走这条路时，就会迫使其他国家也走这条路，并放弃他们可能从开放和融合中获得的一些收益。所以，这些事情可能会螺旋式上升——这当然是20世纪30年代的故事重演。"

　　但在某些方面，这样的重演似乎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今天的全球化、贸易和跨境投资与大萧条时期不可同日而语。

　　"我认为相反的论点是，今天我们的一体化程度如此之高，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以及欧盟不可能像美国走得那么远，或者说没有意愿走得那么远。"他说，“结果将是一次收缩——而不是另一个黑暗的山谷。”

　　"不会有过去的全球化。在逆转的道路上会走多远，还有待观察。"他说。

　　佐利克列举了疫情和封锁的影响：重新调整供应链、出口限制、贸易融资受限，以及古典保护主义重新抬头。

　　"我不确定结果会如何，但前景黯淡，"他说。

　　"我并不想说我们会回到20世纪30年代，但如果经济衰退因疫情而加剧，并朝着经济自给自足的方向发展，情况可能会变得相当糟糕，"佐利克说，"所以不要想当然。"

　　美中关系的压舱石将不复存在?

　　眼下，特朗普政府正在利用新冠肺炎大流行更积极地推动其经济脱钩议程，最大的问题是中美关系的走向。

　　美国已经抛弃了与中国进行战略接触的想法，并公开将北京作为其主要的地缘政治对手。中国利用这场大疫加大了对台湾的压力，它把台湾视为叛逆的领土。削弱经济关系——每年超过6500亿美元的双向贸易、数百亿美元的投资以及中国持有的数万亿美元的美国政府债务，只会使这种对抗更加激烈。

　　"现在只是经济脱钩的开始，就是去除美中关系的经济压舱石，它区别于冷战时期美苏关系。"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说。

　　"如果我们再遇到流行病，或者环境问题、金融部门问题，或伊朗、朝鲜问题，如果你不与中国建立工作关系，你会有多大成效?"

　　具体来说，这很可能会使美国更难推动中国进行任何华盛顿多年来推动的改革，更不用说缓和其日益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如果问题是断绝经济联系是否会导致摩擦增加，答案是肯定的，"佐利克说。"脱钩的性质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会停止 "他们的破坏性行为，"他们只是会对美国原本会推行的规则予以更少的关注"。

　　换句话说，正如时任副国务卿佐利克在2005年一次演讲中所呼吁的那样，在敦促中国成为全球体系中 "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有时是成功的)近20年后，美国将基本上放弃此举。他警告说，在一系列全球挑战中，放弃世界人口最多的第二大经济体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影响力和参与，可能会损害美国的整体利益。

　　而与特朗普政府的其他美国外交政策挑战，如伊朗、沙特、委内瑞拉等问题不同的是，明年即使民主党入主白宫，也不可能降低美国与中国的对抗。

　　自尼克松秘密访华以来，美国历届政府一直对华保持战略接触，但即便是前奥巴马政府官员也宣称战略接触已经失败。随着失业率达到创纪录水平，经济下滑，没有人希望对中国采取宽松政策，尤其是民主党候选人拜登。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许多经济政策，从外国投资改革到出口管制，到对中国进口产品的剩余关税，在政治上很难一笔勾销。

　　"两党有一种强硬的态度——对中国更加鹰派的倾向，它只会因为这场大流行病而加剧，"新美国安全中心专家阿什利·冯说。

　　到头来，美国要收回全球化中它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的部分——全球供应链和贸易，充其量只是一个片面、不完善的解决方案，只会加剧其他挑战。佐利克说，选择经济脱钩作为解决当今问题的答案，只是在招致未来的难题。

　　他说：“试图在某一领域阻碍这一体系，阻碍全球化，无助于疫情或移民问题的解决。”扰乱全球贸易体系只会抑制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而低增长将导致更多的移民，发达国家将面临更大的政治压力。“这就像挤气球，”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