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国强：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三个判断

　　第三个判断，中国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其一，从维护战略机遇期的高度来认识，与国际社会共同合作，维持经济全球化稳步推进的大局。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不过还是处于追赶期的新兴大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国际环境，两个百年梦想不能在动荡的国际环境中实现。市场割裂和保护主义盛行对中国是不利的，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的中国不希望看到贸易战，不希望回到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作为跨境投资的大国，未来走出去也需要稳定、高效、透明的国际投资治理体系。中国本身需要稳定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要从这一高度来理解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角色定位。

　　其二，要明确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角色。特朗普当选后释放了一些反全球化的信号，包括退出TPP以及威胁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这届美国政府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有一丝往后退缩的态势，不像之前那么积极主动。国际社会的主流声音还是希望看到全球化的大局稳定，担心没有国家来引领经济全球化的前进步伐，因此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的演讲得到国际舆论的欢呼支持。但是我认为，应该看到，尽管美国有所退缩，但是在可以预见的时期，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影响力并非其他任何国家可及。假如有一天，美国出于客观或者主观原因不再做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领导者，那么在未来的全球治理架构中，不太可能出现替代美国角色的大国。我个人的判断是全球治理框架可能出现集体领导制。中国将是集体领导制中的一员。

　　其三，中国要想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做出贡献，首先要做的是增强硬实力。关键是加快提升在资本技术密集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的竞争力，倡导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高水平的自贸安排等都需要这一基础的确立。中国在资本技术密集产业的竞争力存在明显短板，补短板是中国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基础。

　　其四，中国需要快速提升软实力。中国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集体领导中的一员，要发挥引领者作用，可能更多的是要考虑贡献中国智慧。一是要加强理论研究。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首要是理论和观念，其次是规则和相应的国际组织，理论和观念先行。多年以来，自由贸易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主流，不过现在美国人转而在搞公平贸易。中国希望怎样的全球治理?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要更加公正、公平、开放、包容、可持续，提出上述目标可以赢得广泛接受，但是需要厘清背后的理论支撑。这是理论工作者肩上的任务。中国在发展当中有很好的实践和探索，但是对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梳理的理论化还不够，没能在实践基础上提出新的发展理论，要在国际经济中将中国主张理论化，这是紧迫的任务。二是中国还要加强提出倡议的能力，这些年所做努力的效果都不错。比如“一带一路”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同和热烈反响，取得出乎意料的好的效果，当然未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三是中国要加强谈判协调能力，更重要的是内部的协调能力，中国亟需改进对外谈判的内部协调机制，提高效率和权威性。最后是需要一大批的国际化人才，懂得国际经济、国际贸易、金融和法律的人才，培养一批真正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发挥引领作用的高水平人才。

　　第一个判断，全球经济治理正处于加速变革期。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是二战后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主导下建立起来的。总体上看，这套治理体系为维持二战后的全球经济繁荣、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顺利开展，促进经济发展，进而保证全球的总体和平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同时也要看到，这套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存在不足。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自二战以来，一直处于不断变革和完善的过程中。之所以做出全球经济治理变革正处于加速变革期的判断，是因为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性和偶发性因素，使得变革趋势加速。

　　趋势性新因素之一是全球经济格局的新变化。以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地位迅速提升，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大幅提升。发展中国家总体上一致认为，当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对于发展中国家有欠公平，这是因为现有规则更多地体现了发达经济体的利益诉求。比如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制定的《与贸易相关的投资协定》、《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等，都是发达国家所关注的，能体现其竞争优势的领域。总体来说，发展中国家整体能力的提升，要求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进行调整和变革。

　　趋势性新因素之二是新技术革命，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新技术革命方兴未艾，对全球经济、贸易、投资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深刻影响了全球生产力的布局、国际分工和价值链，带来了许多新的变化。因此，新技术本身推动了跨境投资、跨境贸易和金融合作，同时本身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迫切需要制定相应的国际规则。例如信息安全、数据跨境流动等问题，迄今还未找到答案。

　　趋势性新因素之三是近年在发达经济体出现反全球化的声浪。总体来说，当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对发达国家有利，发达经济体在全球化进程中受益较多，发展中国家有不同的声音是很正常的。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英国脱欧，然后是美国总统大选，在发达国家出现了愈演愈烈的反全球化声浪。这反映了全球化带来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全球化带来了收入差距变大的问题。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讲，全球化规则的不合理加大了国际间的收入差距，富国更富而穷国更穷，所以全球收入差距确实被拉大。全球统一市场有利于效率，不利于公平。过去三十年，发达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拉大。

　　因此，国家间的收入差距以及国内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均在扩大，这是全球及各个国家亟需处理的问题。而发达国家本身缺乏内部的收入调节机制，问题累积并不断发酵，一贯主张自由化的英国、美国等国家相继出现政策变化。而这些国家恰恰是经济全球化的引导者和推动者，其国家内部的政策调整，也会影响到全球政策调整的方向，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美国之前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称为一个面向21世纪、高标准、全面的自由贸易协议，其理论基础是公平贸易。在政治格局变化以前，美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理论基础已经调整，由此对全球化规则未来的走向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此外，还有一些偶发性因素也在加速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调整，比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金融稳定委员会成立，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加速调整，G20也因全球金融危机而成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商的重要平台。多种新因素的出现，使得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入加速变革时期，变化是各种力量交织作用的结果。

　　第二个判断，经济全球化的方向难以逆转。西方发达国家有关全球化理论的变化、政策的调整，会影响全球化的方向，但是技术变革本身会深化全球分工，对全球的跨境贸易、跨境投资和金融活动产生正向的推动作用。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未来一段时间，全球化的步伐会有所放缓，很难再持续以往大跨步推进之势，以消化和减缓全球化的负面效果。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最大的好处在于通过全球分工提高效率，把馅饼做大;但是在分馅饼的过程中，公平分配是个问题。因此，全球化的规则会有所调整，但是基本的方向不会变。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技术进步是根本的推动力，会继续推动全球分工的深化。因此，全球化的方向不会改变，但是短期内的步伐会放缓，可能出现一些波折。

　　第三个判断，中国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其一，从维护战略机遇期的高度来认识，与国际社会共同合作，维持经济全球化稳步推进的大局。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不过还是处于追赶期的新兴大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国际环境，两个百年梦想不能在动荡的国际环境中实现。市场割裂和保护主义盛行对中国是不利的，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的中国不希望看到贸易战，不希望回到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作为跨境投资的大国，未来走出去也需要稳定、高效、透明的国际投资治理体系。中国本身需要稳定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要从这一高度来理解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角色定位。

　　其二，要明确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角色。特朗普当选后释放了一些反全球化的信号，包括退出TPP以及威胁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这届美国政府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有一丝往后退缩的态势，不像之前那么积极主动。国际社会的主流声音还是希望看到全球化的大局稳定，担心没有国家来引领经济全球化的前进步伐，因此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的演讲得到国际舆论的欢呼支持。但是我认为，应该看到，尽管美国有所退缩，但是在可以预见的时期，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影响力并非其他任何国家可及。假如有一天，美国出于客观或者主观原因不再做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领导者，那么在未来的全球治理架构中，不太可能出现替代美国角色的大国。我个人的判断是全球治理框架可能出现集体领导制。中国将是集体领导制中的一员。

　　其三，中国要想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做出贡献，首先要做的是增强硬实力。关键是加快提升在资本技术密集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的竞争力，倡导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高水平的自贸安排等都需要这一基础的确立。中国在资本技术密集产业的竞争力存在明显短板，补短板是中国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基础。

　　其四，中国需要快速提升软实力。中国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集体领导中的一员，要发挥引领者作用，可能更多的是要考虑贡献中国智慧。一是要加强理论研究。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首要是理论和观念，其次是规则和相应的国际组织，理论和观念先行。多年以来，自由贸易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主流，不过现在美国人转而在搞公平贸易。中国希望怎样的全球治理?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要更加公正、公平、开放、包容、可持续，提出上述目标可以赢得广泛接受，但是需要厘清背后的理论支撑。这是理论工作者肩上的任务。中国在发展当中有很好的实践和探索，但是对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梳理的理论化还不够，没能在实践基础上提出新的发展理论，要在国际经济中将中国主张理论化，这是紧迫的任务。二是中国还要加强提出倡议的能力，这些年所做努力的效果都不错。比如“一带一路”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同和热烈反响，取得出乎意料的好的效果，当然未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三是中国要加强谈判协调能力，更重要的是内部的协调能力，中国亟需改进对外谈判的内部协调机制，提高效率和权威性。最后是需要一大批的国际化人才，懂得国际经济、国际贸易、金融和法律的人才，培养一批真正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发挥引领作用的高水平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