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面纱下民族主义的真相：政治精英们争权夺利的工具

　　在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之后，西方政界和学界曾流行过一种看法，认为民主的传播就能“顺便”带来和平和“历史的终结”。比尔·克林顿更是在一份国情咨文中宣称，对民主的支持，即是国际战争和国家内乱最好的解毒剂。也不能说这样的观点没有一点道理，毕竟，当人们做出此等乐观估计的时候，人类历史上还从未发生过两个民主国家间开战这样的事情。

　　只不过，历史不会完全重演，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愈发动荡的世界上，过去不曾发生，不代表以后不会发生。事实上，克林顿的话音未落，人类就迎来了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冲突持续并存的十年：1993年，在国际财政援助者的强烈要求之下，位于中部非洲的小国布隆迪举行了多年来的首次政治选举。结果，此后短短一年内，就有多达5万名的胡图族和图西族人相继在种族冲突中丧生。1994年，卢旺达爆发了针对图西族少数族群的大屠杀，冲突的第一天就有维和部队士兵阵亡，其后的种族骚乱则导致超过50万人死亡。而在1999年，则发生了更让世人震惊的科索沃冲突，因为发生在欧洲这个美国战略利益的核心地带，随即便引发了北约军队对“肇事族群”塞尔维亚族的持续轰炸。

《从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冲突》

　　于是，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让人诧异的后冷战世界。《大西洋月刊》重新替它贴上了“即将到来的无政府主义”标签;著名的哈佛政治学家赛缪尔·亨廷顿宣扬起了“即将到来的文明冲突”论——从后来历史的发展看，似乎还真被他说准了。所以自从911事件发生以来，新闻媒体和各国政治领袖们，常常将这些巨大的不幸归结为由“敌意文化间的古老仇恨”引发的悲剧。他们所持的观点是：之前的冷战掩盖了绝大多数因文化冲突而起的族群矛盾，冷战的终结，则使这些长期存在并不断发酵的矛盾暴露于世人面前，所以才会有如此众多的恐怖袭击和严重的族群冲突。

　　不过，在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当今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关系研究者杰克·斯奈德看来，这种说法基本不正确。这位专注于民主化和民族主义研究的学者，也是《外交事务》、《纽约时报》、《经济学人》等刊物的长期撰稿人。在他近期译成中文的专著《从投票到暴力》一书中，作者详尽考察了包括民主转型成功的发达国家、正在转型或尚未开启转型之路的发展中国家，以及那些在经济上最不发达、政治上迫于压力而民主化的国家在内的众多案例，结合已在国际学界形成共识的民主转型理论，为读者梳理了他眼中民主化与民族主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提出了一种颇可供人玩味的观点，即：如今各国的民主化进程中经常以“民族主义”面目出现的族群冲突，主要并非文化冲突，而是一种被政治精英们争相利用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的工具。这样的看法，显然是在“文明冲突论”之外，用来解读这个动荡世界的一个新颖而有说服力的视角。

　　民族主义与民主化：一个常见的谬误

　　为什么民主化会增加民族冲突的风险，这正是作者希望那个通过实证研究加以论述的主题。不过在此之前，我们不妨来探讨一下民族主义的民众心理与民主化这两者，在人类历史上何者先出现的问题。在很多人看来，这几乎是一个不需要思考就能回答的问题：当然是民族主义了!而这正是作者希望予以纠正的一种“简单但错误的解释”，因为正是作者所称的这种“民众-对立”的观点，让民主过程表现出了根深蒂固的民众仇恨，仿佛民族仇恨是天生存在于众多选民心里的态度。而事实上，几个世纪以来的人类历史可以证明，在民主化开始之前，鲜有大众民族主义的市场，更普遍的情况是，它的崛起恰恰是开始于民主化的最初阶段。因为在民主化之前，普通人通常不太会在意政治，只有当民主化进入初期阶段，随着动员和民众自身政治意识的觉醒，更多的人变得政治活跃起来，此时，人们才有可能按照民族划分公开谈论政治，民族意识才会开始显现。例如塞尔维亚人，他们的民族意识就是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形成的民主却失序的政治体制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以至于到了1914年，以为塞尔维亚民族主义青年的刺杀行动，居然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有意思的是，当时的这个塞尔维亚民主制度，不仅包括了近乎普选的选举(要知道，就连英国的普选，也是迟至1930年代才实现的)、竞争性的政党和自由媒体。可以说，民主化的所有内容，它都具备了，而民族主义呢，也就随之而来了。

　　而在作者看来，民主化之所以会催生民主主义，乃是因为，“它服务于一个民族内部权势集团的利益，后者寻求利用人民的热情进行战争和经济发展而无需让政治当局向普通选民低头。”用大白话来说，也就是“民族主义可供无偿利用”，无论是为了增加己方选票还是打击政对手。这也就是精英们经常喜欢在民主国家推销民族主义的根源所在了。

　　不过，民族主义也并非简单地被民主化释放或唤醒，两者是相互塑造的。人们怎么被吸收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决定了他们将生发出何种民族意识，也影响到民主化会带来何种程度的民族冲突。在近代世界，从德国到法国，再到英国，不少案例都可以佐证这一观点。

　　近代民主国家民族主义的三种模式

　　在这本书里，作者把民族主义的政治路径和策略分为三种类型。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的民族主义，主要意在防止产业工人和他们的精英团队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主义革命，因此被称作“反革命民族主义”。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钢铁和铁路大发展，创造了一支人数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此时正值德国民主化起步阶段，为了防止无产阶级夺权，德国国王、首相和其他政治精英，有意识地在新教中产阶级中着手培养一种大众的政治基础，尤其是在小城镇和乡村地区，大量的民众接受了由贵族掌控的政府的宣传，把社会主义者看作是德国人民的敌人，从而塑造了一种排外性的民族主义。这些统治精英力求防范工人阶级和其他大众结成联盟，从而提出要求充分民主的政治诉求，削弱这些精英所代表的势力对德国政局的垄断。

　　但是之后，他们也不得不为这样的政治宣传付出代价。每一种大众民族主义都具有不可控的特点，所以，当由海军和陆军组成的团队为了增加军队中中产阶级的规模而要求扩军时，德国的政治精英们发现，如果答应军队的要求，也就意味着他们不得不面临来自外界的质疑，甚至主动引来外敌。不仅如此，玩弄民族主义牌还将威胁到他们自身的社会地位，因为长久以来，德国军官都是由贵族出身的人士担任的。同时，这还意味着要增加威胁他们个人钱袋子的税收。但此时，这些容克贵族出身的精英们发现自己已经骑虎难下：工人阶级的人数已然很多并却还在不断增加，想要维持中产阶级对政府的支持，就只得选择继续完这场民族主义游戏。

　　后来，到了战后的魏玛政府时期，过去那种好战的民族主义丝毫不见减退，反而随着经济的日益萧条而更加蓬勃发展。当时的选民已经不相信传统政治精英的能力了，于是一个民粹主义政党顺势迅速崛起，赢得了中产阶级、新教徒、小城镇和乡村地区的选票。而民族主义的的宣传在贵族们的鼓励下，也正在加足马力推卸一战时德国应负的战争责任，因为这批贵族正是侵略战争的决策者。而此时，自由的媒体也为制造战争迷思推波助澜，在这种氛围下，德国民众变得更为好战也就不足为奇了。最终，正是这种好战情绪，将所有德国人拖向了战争的万丈深渊。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时期的民族主义，则被称为“革命的民族主义”，其实质是为了配合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的革命权力之争，以及拿破仑征服欧洲的意志。

　　其实，在大革命发生之初，公民大会还投票放弃了在国际事务中使用武力的权力。但不出三年，法国就像奥地利宣战了，接着很快又与英国、荷兰、西班牙交战。1799年拿破仑掌握政权后，法国人继续征战于欧洲:兵败莫斯科，又经历了滑铁卢之战，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

　　有人说，在英国，是个人的自由造就了民族的自由，而在法国，则是民族的自由，带来了个体的自由。按照历史学家的主流看法，革命后的历届法国政府都如此迷恋军事扩张，恰恰是因为缺乏疏导大众政治爆发的有效制度，因此参与政治的各路精英，只能选择加入争夺权威的激烈残酷的意识形态竞争，不断上演你死我活的戏码。而这也算是大众民主的一种，并且是人类历史上极少的几种原创性政治竞争模式之一，影响后世甚深。

　　相比于这种无限残酷的民族主义，英国的民族主义显然要文明得多，也谨慎得多，作者称之为“公民民族主义”。尽管也曾有过少数几次例外(如北美独立战争)，但英国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作为战争中的获胜方而被世人记住的。在这一点上，英国人独有的节制和现实的行事风格帮了他们大忙。例如，尽管英国和法国之间有过经年的战争，但它对这位老对手并没有“古老的种族仇恨”，而总是能“就事论事”。这是因为他们的外交信条是;有自己的外部利益，而没有永久的敌人或外部联盟。这话听起来有些冷酷无情，但对国家而言，却不啻是一种真正明智的选择。

　　而所谓“公民民族主义”，还意味着当他们对外发动战争或作出决策时，总是会优先考虑成本，也会避免对外过度承诺。在作者看来，英国之所以能保有这种相对较为健康的民族主义(尽管有时也难免受到自由媒体引导的民族主义狂热的影响)，首先是得益于它的战略优势。由强劲的经济实力支撑的强大海军，以及它自身的离岸位置，保证了英国可以仅保持一支规模较小的常备军，而不必像德法等国那样，时时担心邻国敌人的进犯。而先有言论和财产自由、后有普选制度的政治安排，让英国人不必受迅速民主化之弊病的影响。同时，由于它的统治精英始终掌握着金融资源，得以和后起的商业贵族、城市中产阶级一起，分享了自由贸易的好处，还从提供战争贷款中获得了可观的收益，因此也就不会对保住经济利益过于敏感，因此民众的不满也就不如法德等国那样强烈。由此，大众的政治参与多为良性互动，在渐进的民主转型中，抵御了民族主义迷思的诱惑。

　　在战争动员上，英国人也从未将民族主义作为主要的动员方式。如果说，法国大革命的根源之一，就是国王为了发动对外战阵而征税，那么在英国，比法国高得多的税负水平却没有引发要求民主化的革命要求。一方面是因为英国人从事工商业较早，比占法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要富裕得多，另一方面，英国的战争筹款主要通过金融运作的方式取得，依靠的是从境内和海外的私人资本市场借款，并且由于军事实力强大，志在必得，因此能够在赢得战争后顺利偿还。而且对于军队的使用，英国人也更倾向于从海外雇佣，而不是在本土招募，因为无需民族主义宣传，民众就会对能给自己带来投资机会的战争持支持态度。况且，在大多数殖民地，英国政府都要求当地的殖民政府自行负责防务，这样一来，也不会给英国本土公民造成额外的负担。

　　总之，在英国人身上呈现的民族主义，比其他民族更审慎，运用武力时也受到自由公民组成的议会和大众媒体的限制，而不像法国那样，舆论声称服从“公意”，实则服从的乃是那走马灯般更换的掌权者。

今年年初，欧洲多国的右翼势力在德国城市科布伦茨高调集会

　　冲突并非不可避免

　　作者的研究表明，族群冲突常常发生在民主化初期。那么是否可以理解为，在民主化初期，大众民族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呢?显然不是。例如，差不多是在同一时期实现民主化的捷克、波兰、匈牙利等国，他们的转型就较为顺利，较少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干扰。这固然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民族构成相对较为单一，但又何尝不是因为，这些国家在民主化之前，就已经拥有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和较高生活质量的城市中产阶层。而反观那些族群矛盾严重、民主化面临严峻挑战的国家，如前南斯拉夫地区各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都有一个通病，那就是在媒体难以自由发展，导致民族主义被人随意利用，令这些国家的转型至今举步维艰。而在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等国，转型初期，民众大多能齐心协力推动历史进程，但到了利益分配阶段，长期形成的部族文化习惯，却令自由、公平的制度难产。无论精英还是大众，为了本部族的利益，都可以全然无视一些本该得到共识的价值观，令本国转型的哦脚步停滞不前。

　　在分析众多发展中国家时，作者选取了印度、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的例子，来说明民主化进程和民族主义潮流同步运行而带来的诸多问题。还有发生在卢旺达和布隆迪的人道主义灾难，也可以认为是过快民主化导致的。民主的快速推进让原本的政治精英们深感受到了威胁，这些人对失去权力心怀巨大的恐惧，于是不同族群的民众就被煽动起来展开仇杀。大屠杀过后，也依然没有多少人愿意帮助这些国家改善民生、教育，推动不同民族族群之间的交流互动和利益共享，还有不少人，“继续主张那些已经分析表明是开启屠杀的措施：增加政治多元主义、对罪行的审判前景和促进反政府媒体等”。而在杰克•斯奈德看来，这些做法完全是南辕北辙。毕竟，空有民主权利、公民社会、不妥协的司法和言论自由等理想还远远不够，“必须做到能够以实用主义的形式适应顽固的现实”。

　　因此，在作者看来，关于民族主义和民主化的关系，结论并不难下：“只有深厚嵌入的自由政体才可能与民主化进程中好战、鲁莽的民族主义形式保持良好绝缘。制度、公民、联盟和意识形态的广泛支持对于可靠地隔绝进攻性民族主义结果来说是必需的。”而发展贸易和鼓励投资，则是让一个国家的普通民众实现财富积累，有效抵御权力精英们的利用的关键。因此作者认为，等待一段较长的时间，培育起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人群，为公民民族主义奠定基础，是值得的。

　　在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之后，西方政界和学界曾流行过一种看法，认为民主的传播就能“顺便”带来和平和“历史的终结”。比尔·克林顿更是在一份国情咨文中宣称，对民主的支持，即是国际战争和国家内乱最好的解毒剂。也不能说这样的观点没有一点道理，毕竟，当人们做出此等乐观估计的时候，人类历史上还从未发生过两个民主国家间开战这样的事情。

　　只不过，历史不会完全重演，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愈发动荡的世界上，过去不曾发生，不代表以后不会发生。事实上，克林顿的话音未落，人类就迎来了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冲突持续并存的十年：1993年，在国际财政援助者的强烈要求之下，位于中部非洲的小国布隆迪举行了多年来的首次政治选举。结果，此后短短一年内，就有多达5万名的胡图族和图西族人相继在种族冲突中丧生。1994年，卢旺达爆发了针对图西族少数族群的大屠杀，冲突的第一天就有维和部队士兵阵亡，其后的种族骚乱则导致超过50万人死亡。而在1999年，则发生了更让世人震惊的科索沃冲突，因为发生在欧洲这个美国战略利益的核心地带，随即便引发了北约军队对“肇事族群”塞尔维亚族的持续轰炸。

《从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冲突》

　　于是，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让人诧异的后冷战世界。《大西洋月刊》重新替它贴上了“即将到来的无政府主义”标签;著名的哈佛政治学家赛缪尔·亨廷顿宣扬起了“即将到来的文明冲突”论——从后来历史的发展看，似乎还真被他说准了。所以自从911事件发生以来，新闻媒体和各国政治领袖们，常常将这些巨大的不幸归结为由“敌意文化间的古老仇恨”引发的悲剧。他们所持的观点是：之前的冷战掩盖了绝大多数因文化冲突而起的族群矛盾，冷战的终结，则使这些长期存在并不断发酵的矛盾暴露于世人面前，所以才会有如此众多的恐怖袭击和严重的族群冲突。

　　不过，在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当今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关系研究者杰克·斯奈德看来，这种说法基本不正确。这位专注于民主化和民族主义研究的学者，也是《外交事务》、《纽约时报》、《经济学人》等刊物的长期撰稿人。在他近期译成中文的专著《从投票到暴力》一书中，作者详尽考察了包括民主转型成功的发达国家、正在转型或尚未开启转型之路的发展中国家，以及那些在经济上最不发达、政治上迫于压力而民主化的国家在内的众多案例，结合已在国际学界形成共识的民主转型理论，为读者梳理了他眼中民主化与民族主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提出了一种颇可供人玩味的观点，即：如今各国的民主化进程中经常以“民族主义”面目出现的族群冲突，主要并非文化冲突，而是一种被政治精英们争相利用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的工具。这样的看法，显然是在“文明冲突论”之外，用来解读这个动荡世界的一个新颖而有说服力的视角。

　　民族主义与民主化：一个常见的谬误

　　为什么民主化会增加民族冲突的风险，这正是作者希望那个通过实证研究加以论述的主题。不过在此之前，我们不妨来探讨一下民族主义的民众心理与民主化这两者，在人类历史上何者先出现的问题。在很多人看来，这几乎是一个不需要思考就能回答的问题：当然是民族主义了!而这正是作者希望予以纠正的一种“简单但错误的解释”，因为正是作者所称的这种“民众-对立”的观点，让民主过程表现出了根深蒂固的民众仇恨，仿佛民族仇恨是天生存在于众多选民心里的态度。而事实上，几个世纪以来的人类历史可以证明，在民主化开始之前，鲜有大众民族主义的市场，更普遍的情况是，它的崛起恰恰是开始于民主化的最初阶段。因为在民主化之前，普通人通常不太会在意政治，只有当民主化进入初期阶段，随着动员和民众自身政治意识的觉醒，更多的人变得政治活跃起来，此时，人们才有可能按照民族划分公开谈论政治，民族意识才会开始显现。例如塞尔维亚人，他们的民族意识就是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形成的民主却失序的政治体制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以至于到了1914年，以为塞尔维亚民族主义青年的刺杀行动，居然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有意思的是，当时的这个塞尔维亚民主制度，不仅包括了近乎普选的选举(要知道，就连英国的普选，也是迟至1930年代才实现的)、竞争性的政党和自由媒体。可以说，民主化的所有内容，它都具备了，而民族主义呢，也就随之而来了。

　　而在作者看来，民主化之所以会催生民主主义，乃是因为，“它服务于一个民族内部权势集团的利益，后者寻求利用人民的热情进行战争和经济发展而无需让政治当局向普通选民低头。”用大白话来说，也就是“民族主义可供无偿利用”，无论是为了增加己方选票还是打击政对手。这也就是精英们经常喜欢在民主国家推销民族主义的根源所在了。

　　不过，民族主义也并非简单地被民主化释放或唤醒，两者是相互塑造的。人们怎么被吸收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决定了他们将生发出何种民族意识，也影响到民主化会带来何种程度的民族冲突。在近代世界，从德国到法国，再到英国，不少案例都可以佐证这一观点。

　　近代民主国家民族主义的三种模式

　　在这本书里，作者把民族主义的政治路径和策略分为三种类型。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的民族主义，主要意在防止产业工人和他们的精英团队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主义革命，因此被称作“反革命民族主义”。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钢铁和铁路大发展，创造了一支人数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此时正值德国民主化起步阶段，为了防止无产阶级夺权，德国国王、首相和其他政治精英，有意识地在新教中产阶级中着手培养一种大众的政治基础，尤其是在小城镇和乡村地区，大量的民众接受了由贵族掌控的政府的宣传，把社会主义者看作是德国人民的敌人，从而塑造了一种排外性的民族主义。这些统治精英力求防范工人阶级和其他大众结成联盟，从而提出要求充分民主的政治诉求，削弱这些精英所代表的势力对德国政局的垄断。

　　但是之后，他们也不得不为这样的政治宣传付出代价。每一种大众民族主义都具有不可控的特点，所以，当由海军和陆军组成的团队为了增加军队中中产阶级的规模而要求扩军时，德国的政治精英们发现，如果答应军队的要求，也就意味着他们不得不面临来自外界的质疑，甚至主动引来外敌。不仅如此，玩弄民族主义牌还将威胁到他们自身的社会地位，因为长久以来，德国军官都是由贵族出身的人士担任的。同时，这还意味着要增加威胁他们个人钱袋子的税收。但此时，这些容克贵族出身的精英们发现自己已经骑虎难下：工人阶级的人数已然很多并却还在不断增加，想要维持中产阶级对政府的支持，就只得选择继续完这场民族主义游戏。

　　后来，到了战后的魏玛政府时期，过去那种好战的民族主义丝毫不见减退，反而随着经济的日益萧条而更加蓬勃发展。当时的选民已经不相信传统政治精英的能力了，于是一个民粹主义政党顺势迅速崛起，赢得了中产阶级、新教徒、小城镇和乡村地区的选票。而民族主义的的宣传在贵族们的鼓励下，也正在加足马力推卸一战时德国应负的战争责任，因为这批贵族正是侵略战争的决策者。而此时，自由的媒体也为制造战争迷思推波助澜，在这种氛围下，德国民众变得更为好战也就不足为奇了。最终，正是这种好战情绪，将所有德国人拖向了战争的万丈深渊。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时期的民族主义，则被称为“革命的民族主义”，其实质是为了配合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的革命权力之争，以及拿破仑征服欧洲的意志。

　　其实，在大革命发生之初，公民大会还投票放弃了在国际事务中使用武力的权力。但不出三年，法国就像奥地利宣战了，接着很快又与英国、荷兰、西班牙交战。1799年拿破仑掌握政权后，法国人继续征战于欧洲:兵败莫斯科，又经历了滑铁卢之战，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

　　有人说，在英国，是个人的自由造就了民族的自由，而在法国，则是民族的自由，带来了个体的自由。按照历史学家的主流看法，革命后的历届法国政府都如此迷恋军事扩张，恰恰是因为缺乏疏导大众政治爆发的有效制度，因此参与政治的各路精英，只能选择加入争夺权威的激烈残酷的意识形态竞争，不断上演你死我活的戏码。而这也算是大众民主的一种，并且是人类历史上极少的几种原创性政治竞争模式之一，影响后世甚深。

　　相比于这种无限残酷的民族主义，英国的民族主义显然要文明得多，也谨慎得多，作者称之为“公民民族主义”。尽管也曾有过少数几次例外(如北美独立战争)，但英国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作为战争中的获胜方而被世人记住的。在这一点上，英国人独有的节制和现实的行事风格帮了他们大忙。例如，尽管英国和法国之间有过经年的战争，但它对这位老对手并没有“古老的种族仇恨”，而总是能“就事论事”。这是因为他们的外交信条是;有自己的外部利益，而没有永久的敌人或外部联盟。这话听起来有些冷酷无情，但对国家而言，却不啻是一种真正明智的选择。

　　而所谓“公民民族主义”，还意味着当他们对外发动战争或作出决策时，总是会优先考虑成本，也会避免对外过度承诺。在作者看来，英国之所以能保有这种相对较为健康的民族主义(尽管有时也难免受到自由媒体引导的民族主义狂热的影响)，首先是得益于它的战略优势。由强劲的经济实力支撑的强大海军，以及它自身的离岸位置，保证了英国可以仅保持一支规模较小的常备军，而不必像德法等国那样，时时担心邻国敌人的进犯。而先有言论和财产自由、后有普选制度的政治安排，让英国人不必受迅速民主化之弊病的影响。同时，由于它的统治精英始终掌握着金融资源，得以和后起的商业贵族、城市中产阶级一起，分享了自由贸易的好处，还从提供战争贷款中获得了可观的收益，因此也就不会对保住经济利益过于敏感，因此民众的不满也就不如法德等国那样强烈。由此，大众的政治参与多为良性互动，在渐进的民主转型中，抵御了民族主义迷思的诱惑。

　　在战争动员上，英国人也从未将民族主义作为主要的动员方式。如果说，法国大革命的根源之一，就是国王为了发动对外战阵而征税，那么在英国，比法国高得多的税负水平却没有引发要求民主化的革命要求。一方面是因为英国人从事工商业较早，比占法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要富裕得多，另一方面，英国的战争筹款主要通过金融运作的方式取得，依靠的是从境内和海外的私人资本市场借款，并且由于军事实力强大，志在必得，因此能够在赢得战争后顺利偿还。而且对于军队的使用，英国人也更倾向于从海外雇佣，而不是在本土招募，因为无需民族主义宣传，民众就会对能给自己带来投资机会的战争持支持态度。况且，在大多数殖民地，英国政府都要求当地的殖民政府自行负责防务，这样一来，也不会给英国本土公民造成额外的负担。

　　总之，在英国人身上呈现的民族主义，比其他民族更审慎，运用武力时也受到自由公民组成的议会和大众媒体的限制，而不像法国那样，舆论声称服从“公意”，实则服从的乃是那走马灯般更换的掌权者。

今年年初，欧洲多国的右翼势力在德国城市科布伦茨高调集会

　　冲突并非不可避免

　　作者的研究表明，族群冲突常常发生在民主化初期。那么是否可以理解为，在民主化初期，大众民族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呢?显然不是。例如，差不多是在同一时期实现民主化的捷克、波兰、匈牙利等国，他们的转型就较为顺利，较少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干扰。这固然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民族构成相对较为单一，但又何尝不是因为，这些国家在民主化之前，就已经拥有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和较高生活质量的城市中产阶层。而反观那些族群矛盾严重、民主化面临严峻挑战的国家，如前南斯拉夫地区各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都有一个通病，那就是在媒体难以自由发展，导致民族主义被人随意利用，令这些国家的转型至今举步维艰。而在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等国，转型初期，民众大多能齐心协力推动历史进程，但到了利益分配阶段，长期形成的部族文化习惯，却令自由、公平的制度难产。无论精英还是大众，为了本部族的利益，都可以全然无视一些本该得到共识的价值观，令本国转型的哦脚步停滞不前。

　　在分析众多发展中国家时，作者选取了印度、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的例子，来说明民主化进程和民族主义潮流同步运行而带来的诸多问题。还有发生在卢旺达和布隆迪的人道主义灾难，也可以认为是过快民主化导致的。民主的快速推进让原本的政治精英们深感受到了威胁，这些人对失去权力心怀巨大的恐惧，于是不同族群的民众就被煽动起来展开仇杀。大屠杀过后，也依然没有多少人愿意帮助这些国家改善民生、教育，推动不同民族族群之间的交流互动和利益共享，还有不少人，“继续主张那些已经分析表明是开启屠杀的措施：增加政治多元主义、对罪行的审判前景和促进反政府媒体等”。而在杰克•斯奈德看来，这些做法完全是南辕北辙。毕竟，空有民主权利、公民社会、不妥协的司法和言论自由等理想还远远不够，“必须做到能够以实用主义的形式适应顽固的现实”。

　　因此，在作者看来，关于民族主义和民主化的关系，结论并不难下：“只有深厚嵌入的自由政体才可能与民主化进程中好战、鲁莽的民族主义形式保持良好绝缘。制度、公民、联盟和意识形态的广泛支持对于可靠地隔绝进攻性民族主义结果来说是必需的。”而发展贸易和鼓励投资，则是让一个国家的普通民众实现财富积累，有效抵御权力精英们的利用的关键。因此作者认为，等待一段较长的时间，培育起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人群，为公民民族主义奠定基础，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