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兴盛是德国崛起于欧洲的关键

　　十多年前，时任德国驻英大使的托马斯·马图塞克发现，在“二战”结束几乎六十年之后，英国人对德国历史的教学仍然集中在纳粹时期。英国人对德意志第三帝国“念念不忘”，却少有人真正了解德国、了解德国的历史。这个发现既合乎情理，又出人意料。对英国人而言，“抵抗纳粹德国”，乃是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它在带来世界和平的同时，也造成了日不落帝国的衰微。 但有时候，事情做得似乎有些过头了，就像近四、五十年来“不绝如缕”的犹太人大屠杀叙事。不得指责以受害人形象出现的犹太人——不论是作为个体还是群体——成了“政治正确”的重要内容。但是正如汉娜·阿伦特早在1960年代就指出过的，这其中包含着“不可触动的现实利益”。

　　无论世人怎样看重那段德国现代史上的特殊时期，它仍然不是德国史的全部。而如今，即使是在德国国内，不少历史学家也都发现，对于那些生于“二战”之后的德国人而言，1933年之前的德国文化史“宛若隔世”，大部分人对此毫不知情。

　　为了矫正这种不平衡现象，彼得·沃森，这位英国当代著名的作家、记者、历史学家，在2010年出版了《德国天才》这部气势恢弘而又非常适合普通人阅读的德国文化和思想史。如今，这部书的中文版也问世了。清晰的叙述框架和通俗易懂的解读，令人不会对此书望而却步，而流畅的翻译更是为此书增色不少。在这部“写给日耳曼知识分子”的 “情书”中，撰写过《20世纪思想史》、《心理战》等名著的沃森，为他的读者追溯了自巴赫去世以来，在德意志文化和思想史上几乎每一位拥有重要影响的人物的成就，并将这些个人成就，恰如其分地镶嵌到他们所处的时代以及整个历史长河中加以考量，令人信服地勾勒出了德意志文化在长达250余年时间里的发展轨迹：日渐由一个文化贫瘠的地区，转变为举足轻重的文化和科技强国，在创造力上远远超过了其它国家，期间涌现出灿若星辰般的艺术家、文学家、哲学家、科学家和工程师。从康德到贝多芬，从歌德到爱因斯坦，正是这些天才的伟大创造，将人类的文化和科学推向了难以想象的高度。

　　是什么造成了后来居上者的这种辉煌呢?作者在这部历史长卷中悉心梳理了德意志文化崛起的脉络。首先是在位46年之久的普鲁士君主弗雷德里希二世的推动。登基后不久，他就在柏林设立了一座艺术与科学学院，以最优厚的薪水和研究条件吸引欧洲最强的大脑。他认为，德意志文化落后法国文化“两个半世纪”，为此必须奋起直追。他与伏尔泰、达朗贝尔等启蒙思想家交朋友，并且规定在宫廷内必须使用法语，因为这是比德语更“文明”的语言，他自己所读的书，也都让人先译成法文。在社会领域，他推进了普鲁士法典的编纂，坚持让所有人都接受教育，这样，到弗雷德里希二世统治末期，一个新的中间阶层发展起来了，欧洲大陆的第三次文艺复兴(第一次文艺复兴发生在12世纪，第二次发生在15—16世纪)在普鲁士实现了。甚至有历史学家认为，同一时期在北美和法国先后爆发的革命，是为追赶普鲁士作出的努力。

　　而在作者看来，德文中有一个难以被精确翻译的词，可以用来揭开德意志文化的奥秘，这个词就是：“Bildung”，可以勉强译作“教养”。正如席勒所言，即便对于那些拒绝宗教的人，“教养也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方法，通过文化去取得人间的救赎”。而在更多的时候，“教养”则被定义为一个新兴人群所属的文化，这个处于中间阶层的人群，认为自己不同于一般的市民阶层，而是有教养的、有学问的，特别重要的是他们有自主性。“一位有教养的男士或者女士不单要博学，还要有良好的品味，对于自己周围的世界要有全面的熟知掌握，因此才能有‘自主’的能力。”恰好，这一时期生物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以及自然哲学的发展，加上音乐、文学的持续繁荣，为人的“内在性”的丰富提供了新的可能。到了1810年，威廉·冯·洪堡创办柏林大学，在对人的培育上，也非常强调对“教养”的培育。他认为教养，即真正的内心自由，由三方面构成：无目的性、内在性、学术性，而对古典语文学(希腊语、拉丁语)的研习，则是教养形成的必由之路。无论是洪堡、赫尔德还是歌德，这些近代德意志文化先驱的基本观点都是：个人可以借助于教养的形成过程完善自身，提高自我意识，向着完美靠近。这种对人的内在性的强调，彼得·沃森用了一个有点宿命论色彩的词来概括：“德意志秉性”。

　　所谓“德意志秉性”，作者在书的开头即已言明，这部书里所谓“德国的”，其含义相当于托马斯·曼所说的“德语圈”。这个文化圈，是很多人的精神故乡。从地理上说，它所涵盖的区域，除了德国本土，还包括奥地利、瑞士的德语地区、匈牙利的某些地方，甚至还包括受到德语文化极大影响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确，像弗洛伊德、胡塞尔这样的德语知识分子，当年都生活在捷克的土地上，还有像卢卡奇、卡尔·曼海姆，虽然出生在匈牙利，但都拥有深厚的德国背景，在德国完成教育，日后也都与德国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也许是因为奥匈帝国的存在，那时人们的“民族”观念尚未根深蒂固，甚至对不少欧洲人来说，民族意义上的“根”，完全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比如马克思对他自己的犹太人出身就简直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德意志知识分子，和欧洲其他地方的知识分子一样，更看重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而德意志文化，在这几百年间，正以它无与伦比的吸引力，召唤着不同阶层、不同种族的天才们，来到它的“领地”上，为它增添新的光芒。

　　因此不得不承认，文化的兴盛，是让德国摆脱了欧洲第二流国家命运的关键。但也正是由于德国人对“文化”的极端重视，让他们几乎不假思索地鄙视政治、社会和国家事务。在德国人的意识里，“文化”与诸如英国式的“文明”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东西，只有文化代表了他们的自由之邦，而文明，只是指那些“有用途的事务”，其重要性只能屈居第二。所以人们看到，每当社会出现变化，德国的文化精英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中间阶层，总是更愿意让自己陶醉在艺术、文学、哲学的世界中，而不愿意涉足真实世界。这或许是因为，德语圈的文化成就让他们高估了“德意志精神”的特殊性，并且它赋予了人一种特别的自尊心，促使人们从公共领域中撤出，转入到文化和私人生活中，文化在此时被当作了一种“高贵的替代品”。但正如韦伯后来批评的那样，这种反复出现在德意志精英中的症候，对德语国家的正常发展，恰恰是十分有害的。后来的历史证明，权利意识不发达，恰是导致德国人完全屈从于纳粹统治的原因之一。而最终，人们看到，正是这极力鼓吹“民族精神至上”的力量，却在短短数年间，将德意志几百年的文化积累，连同无数的文化精英一起，几乎消灭殆尽了。

　　十多年前，时任德国驻英大使的托马斯·马图塞克发现，在“二战”结束几乎六十年之后，英国人对德国历史的教学仍然集中在纳粹时期。英国人对德意志第三帝国“念念不忘”，却少有人真正了解德国、了解德国的历史。这个发现既合乎情理，又出人意料。对英国人而言，“抵抗纳粹德国”，乃是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它在带来世界和平的同时，也造成了日不落帝国的衰微。 但有时候，事情做得似乎有些过头了，就像近四、五十年来“不绝如缕”的犹太人大屠杀叙事。不得指责以受害人形象出现的犹太人——不论是作为个体还是群体——成了“政治正确”的重要内容。但是正如汉娜·阿伦特早在1960年代就指出过的，这其中包含着“不可触动的现实利益”。

　　无论世人怎样看重那段德国现代史上的特殊时期，它仍然不是德国史的全部。而如今，即使是在德国国内，不少历史学家也都发现，对于那些生于“二战”之后的德国人而言，1933年之前的德国文化史“宛若隔世”，大部分人对此毫不知情。

　　为了矫正这种不平衡现象，彼得·沃森，这位英国当代著名的作家、记者、历史学家，在2010年出版了《德国天才》这部气势恢弘而又非常适合普通人阅读的德国文化和思想史。如今，这部书的中文版也问世了。清晰的叙述框架和通俗易懂的解读，令人不会对此书望而却步，而流畅的翻译更是为此书增色不少。在这部“写给日耳曼知识分子”的 “情书”中，撰写过《20世纪思想史》、《心理战》等名著的沃森，为他的读者追溯了自巴赫去世以来，在德意志文化和思想史上几乎每一位拥有重要影响的人物的成就，并将这些个人成就，恰如其分地镶嵌到他们所处的时代以及整个历史长河中加以考量，令人信服地勾勒出了德意志文化在长达250余年时间里的发展轨迹：日渐由一个文化贫瘠的地区，转变为举足轻重的文化和科技强国，在创造力上远远超过了其它国家，期间涌现出灿若星辰般的艺术家、文学家、哲学家、科学家和工程师。从康德到贝多芬，从歌德到爱因斯坦，正是这些天才的伟大创造，将人类的文化和科学推向了难以想象的高度。

　　是什么造成了后来居上者的这种辉煌呢?作者在这部历史长卷中悉心梳理了德意志文化崛起的脉络。首先是在位46年之久的普鲁士君主弗雷德里希二世的推动。登基后不久，他就在柏林设立了一座艺术与科学学院，以最优厚的薪水和研究条件吸引欧洲最强的大脑。他认为，德意志文化落后法国文化“两个半世纪”，为此必须奋起直追。他与伏尔泰、达朗贝尔等启蒙思想家交朋友，并且规定在宫廷内必须使用法语，因为这是比德语更“文明”的语言，他自己所读的书，也都让人先译成法文。在社会领域，他推进了普鲁士法典的编纂，坚持让所有人都接受教育，这样，到弗雷德里希二世统治末期，一个新的中间阶层发展起来了，欧洲大陆的第三次文艺复兴(第一次文艺复兴发生在12世纪，第二次发生在15—16世纪)在普鲁士实现了。甚至有历史学家认为，同一时期在北美和法国先后爆发的革命，是为追赶普鲁士作出的努力。

　　而在作者看来，德文中有一个难以被精确翻译的词，可以用来揭开德意志文化的奥秘，这个词就是：“Bildung”，可以勉强译作“教养”。正如席勒所言，即便对于那些拒绝宗教的人，“教养也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方法，通过文化去取得人间的救赎”。而在更多的时候，“教养”则被定义为一个新兴人群所属的文化，这个处于中间阶层的人群，认为自己不同于一般的市民阶层，而是有教养的、有学问的，特别重要的是他们有自主性。“一位有教养的男士或者女士不单要博学，还要有良好的品味，对于自己周围的世界要有全面的熟知掌握，因此才能有‘自主’的能力。”恰好，这一时期生物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以及自然哲学的发展，加上音乐、文学的持续繁荣，为人的“内在性”的丰富提供了新的可能。到了1810年，威廉·冯·洪堡创办柏林大学，在对人的培育上，也非常强调对“教养”的培育。他认为教养，即真正的内心自由，由三方面构成：无目的性、内在性、学术性，而对古典语文学(希腊语、拉丁语)的研习，则是教养形成的必由之路。无论是洪堡、赫尔德还是歌德，这些近代德意志文化先驱的基本观点都是：个人可以借助于教养的形成过程完善自身，提高自我意识，向着完美靠近。这种对人的内在性的强调，彼得·沃森用了一个有点宿命论色彩的词来概括：“德意志秉性”。

　　所谓“德意志秉性”，作者在书的开头即已言明，这部书里所谓“德国的”，其含义相当于托马斯·曼所说的“德语圈”。这个文化圈，是很多人的精神故乡。从地理上说，它所涵盖的区域，除了德国本土，还包括奥地利、瑞士的德语地区、匈牙利的某些地方，甚至还包括受到德语文化极大影响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确，像弗洛伊德、胡塞尔这样的德语知识分子，当年都生活在捷克的土地上，还有像卢卡奇、卡尔·曼海姆，虽然出生在匈牙利，但都拥有深厚的德国背景，在德国完成教育，日后也都与德国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也许是因为奥匈帝国的存在，那时人们的“民族”观念尚未根深蒂固，甚至对不少欧洲人来说，民族意义上的“根”，完全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比如马克思对他自己的犹太人出身就简直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德意志知识分子，和欧洲其他地方的知识分子一样，更看重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而德意志文化，在这几百年间，正以它无与伦比的吸引力，召唤着不同阶层、不同种族的天才们，来到它的“领地”上，为它增添新的光芒。

　　因此不得不承认，文化的兴盛，是让德国摆脱了欧洲第二流国家命运的关键。但也正是由于德国人对“文化”的极端重视，让他们几乎不假思索地鄙视政治、社会和国家事务。在德国人的意识里，“文化”与诸如英国式的“文明”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东西，只有文化代表了他们的自由之邦，而文明，只是指那些“有用途的事务”，其重要性只能屈居第二。所以人们看到，每当社会出现变化，德国的文化精英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中间阶层，总是更愿意让自己陶醉在艺术、文学、哲学的世界中，而不愿意涉足真实世界。这或许是因为，德语圈的文化成就让他们高估了“德意志精神”的特殊性，并且它赋予了人一种特别的自尊心，促使人们从公共领域中撤出，转入到文化和私人生活中，文化在此时被当作了一种“高贵的替代品”。但正如韦伯后来批评的那样，这种反复出现在德意志精英中的症候，对德语国家的正常发展，恰恰是十分有害的。后来的历史证明，权利意识不发达，恰是导致德国人完全屈从于纳粹统治的原因之一。而最终，人们看到，正是这极力鼓吹“民族精神至上”的力量，却在短短数年间，将德意志几百年的文化积累，连同无数的文化精英一起，几乎消灭殆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