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和民族主义冲突的兴起

 　　当自由乐观主义遭遇90年代民族主义复苏

　　当1989年柏林墙倒塌，一幅欣快图景很快出现在美国人民的想象中。自由主义已经在20世纪的两种意识形态竞争中战胜了共产主义和法西斯民族主义，目之所及再没有新挑战者了。帝国和独裁者垮台了。民主化席卷拉美、南欧和东欧的前威权国家，连东亚也上道了。几乎所有国家都接受了市场经济。全球的经济相互依赖，继续深化。自由的美式大众媒体和通俗文化也触及全球各个角落。这个被宣称为自由主义的胜利，将迎来“历史的终结”。

　　自由主义的评论家们，他们相信所有的好事都会一起到来，认为战争已经变得过时，至少，自由国家正在建立一个主导性的全球趋势。1990年出版的一本恢弘大作，总结说，民族主义这种通常被定义为每个文化集团都应拥有自己国家的学说，正在被迅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因为由单一民族组织起来的国家再难应对相互依赖的全球化世界。

　　胜券在握的自由主义大路上剩余的几个绊脚石，可以借助一整套生机勃勃的国际制度来克服——有联合国部队维和，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们诱引各国就自由主义之范，然后强加财政纪律。为力保如此愿景，克林顿总统解释说，促进民主化将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暗号，因为民主国家间从未相互开战，他们贸易自由，尊重各自国家公民的人权。

　　克林顿的愿景很快就被玷污了。柏林墙倒塌后战火延烧。不止大小战争在国际秩序边缘爆发，世界的原油供应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面临极大风险;1991年6月，南斯拉夫军队对斯洛文尼亚分离主义者的战斗离维也纳不过100英里;北约空军在1999年科索沃冲突中进行的持续轰炸遍及塞尔维亚全境。民族主义的修辞，不顾曾经的臭名昭著，又流行起来。而在1993年俄罗斯蹒跚学步的大选中，大约四分之一的选民把选票投给了反犹主义的新法西斯党候选人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Vladimir Zhirinovsky，希特勒在1932年不过赢得三分之一的选票)。从索马里到波斯尼亚的内战，自由国际社会的武装力量被骚扰、攻击，被地方武装分子劫持。1994年的卢旺达爆发针对图西族少数族群的大屠杀，第一天就有比利时维和部队士兵阵亡，在其后的种族骚乱中有超过50万人死亡。

　　其结果是，传统智慧很快到头了：《大西洋月刊》重新为后共产主义世界贴上“即将到来的无政府”标签，著名哈佛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则宣称未来将充满“文明的冲突”。在这些权威人士看来，文明冲突，无论沿着整个文明的断层线还是简单地介于不同族群之间，都可构成当下国际关系中明确的分裂。新闻媒体和政治领袖们通常将这些严峻发展归为敌意文化间的“古老仇恨”，暗伏了数个世纪，一旦冷战的锅盖被揭开就开始沸腾。这种解释太简单、直观，并且被种族屠杀的始作俑者的说辞日日强化。对那些为尽力避免卷入不体面冲突而寻找借口的西方政治家来说，古老仇恨的故事对于粉饰那些无望解决的棘手争论颇有好处。但即使那些保有愿景将自由民主传播到全球角落的人也认为，古老的种族偏见或为自由主义的最大敌人。克林顿总统在1993年的就职演讲中提到：“在冷战阴影中成长的一代，肩负被自由阳光所温暖同时又被古老仇恨所威胁的世界的新责任。”

　　好消息是，这种观点基本不正确。最近全球大部分纷争都不是因为古老的文化仇恨。在一些案例中，直到晚近，交战团体间并未过发生武装冲突。比如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直到20世纪前从未兵戎相见，大体上只是因为德国纳粹在萨格勒布扶植了一个杀人凶手组成的、不具代表性的政权。另外一些案例中，所谓文化或族群群体间的偶然冲突，不过是穿插在他们和睦关系中的长期插曲罢了，所谓文化差异根本不能作为近来战事的一个充足理由。几乎没有学者将民族主义和族群冲突归因于古老的文化仇恨。

　　坏消息，无论如何，相当反讽：自由派看来的历史终结之趋势已经在许多地方助长了民族主义的复兴。威权的苏联帝国的终结刺激了它的许多混合民族中有野心的领导人，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且他们有关主权和领土的冲突性诉求常常引发争议。选举常常加剧这些族群和民族的差异。在一些新兴民主国家，民族主义煽动者利用增加的出版自由绑架自由主义的公共讨论。朝向市场经济和国际依赖的痛苦调整也给民族主义政客们提供了更多机会，他们会许诺只有更强的国家才能提高保护，或者按照族群界限来分配萎缩的经济收益。同时，全球化的媒体和文化，常常压迫而不是吸引那些试图依靠融入西方世界取得繁荣却失败的国家。更有甚者，就像一些批评家说的，国际组织有时也引发更多冲突，而不是避免无能的维和战略或者经济改革的严格哲学。

　　自由乐观主义者大概会觉得惊奇，这些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的确回应了民族主义历史中的一些长期模式，我会在后面章节中展开。民族主义，并非某种过时的返祖现象，而大致可谓对现时代社会变化的一种反应。西欧在法国大革命和“二战”之间，一个见证了现代民族主义和人民战争兴起的时代，经历了这些变化。其间，民主化、经济发展和传播方式的革命都在助燃民族主义，而且常常以好战的形式出现。被社会变化拖向民主转型的国家，更倾向于参加战争，或者比那些没有发生变化的国家更倾向发动战争。冷战的结束在后共产主义国家释放了向民主和市场社会转型的危险，增进了民族主义的流行。

　　尽管民主化提高了一个国家的战争风险，却有历史证据表明在开始民主化之后的头十年，每四个民主转型国家中就有三个最后避免了战争。而且，一旦自由民主巩固下来，再没有成熟的民主政权会相互开战了。在90年代那些民主转型已经充分巩固的国家中，少数族群的权利趋向改善，族群冲突也相当罕见。

　　结果，这本书的主旨就构成一个悖论。一方面，成功展开一场全球的、自由民主的革命会夯实一个和平时代的全球政治基础。另一方面，民主政治的转型同时也在培育民族和族群冲突的肥沃土壤，不仅可能增大转型成本，而且导引人民走向一条漫长的反民主的曲折道路。比如三个通过发动侵略差一点就成功扭转全球平衡力量的先例：1803—1815年的拿破仑法国，1914—1918年的威廉皇帝德国，以及1939—1945年的希特勒德国，都是在民主努力失败之后接踵而至。民粹的民族主义能量，通过民主改革的流产而释放、倒错，创造出牌条件，图谋全球霸权。民主化过程可能是民族主义最坏的敌人之一，有关和平的承诺笼罩着战争的阴云。

　　企图不冒这些风险而促进民主化，更像自我安慰的理想主义。然而试图遏止可能刺激民族主义的全球社会进程，包括日益增长的大众政治参与的需求、陈腐帝国的崩溃、经济和传播的全球化等，也同样不够现实。相反，国际社会的一个关键任务就是区分两种情况：是否有助于向自由民主安全转型，还是会引发反弹、民族主义或者战争。到目前为止，精明的政策选择能够帮助创造出更适宜的条件，理解民主化的陷阱是避开它们的第一步。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每一位从事民主化工作的人的分析任务，这些人包括：先进民主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政治家们、新闻记者、人权活动者、学者、公民，甚至民族主义者，只要他们在追求他们的民族目标时试图避免付出高昂成本。

　　民主化和民族冲突的关联：一些证据

　　有多方证据指向民主化和民族主义所点燃的冲突之间的一个联系。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政治中扮演更大的角色，一个国家内部的族群冲突就越可能发生，就像用民族主义观念来衡量国际侵略一样。

　　大部分经历了血腥的族群冲突的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一度充斥媒体报道，这些国家都曾在冲突爆发当年或之前进行了政治或公民自由的改善。这些冲突大部分都发生在这些国家开始民主转型的最初阶段，比如举行竞争性选举、允许不同的政治团体批评政府或相互批评等。“自由之家”，一个独立的研究和倡导组织，每年出版各国民主和包括出版自由在内的公民自由程度的报告，这些报告被广泛引用。通过“自由之家”提供的测度，前南斯拉夫地区在爆发族群冲突前、苏联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战斗升级以前、俄罗斯在对车臣的分裂主义势力发动战争之前，这些地区都已经开始了部分民主化，出版自由也有一定增加。在布隆迪，属于少数族群图西族的军人政府同意举行1993年的大选并接受与长期被压迫、占多数的胡图族分享权力。不可避免地，当新当选的胡图族总统试图在军事机构内安插同族时，冲突爆发了，相互恐惧和报复的结果导致五万人死亡。虽然邻国卢旺达没有举行选举，胡图族主导的政府却在1994年针对图西族的种族屠杀前夕开放了部分出版(新闻)自由。

　　对1990到1998年每一桩族群冲突的系统研究都注意到，在1989—1991年苏联解体后的民主转型浪潮期间，与族群有关的政治诉求达到高峰。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民主转型已现疲态，在一些国家甚至开始回潮，相应的族群冲突的爆发数量也下降了。在民主成功巩固的地区，比如南非和东欧的北部，少数族群的权益保障则借由和平方式得到持续加强。同时，越来越少的国家被归入危险的半民主国家，后者的少数族群权利更趋向恶化而不是改善。也就是说，民主巩固减少了族群冲突，但在民主转型崎岖道路上的最初阶段却可能增加冲突，尤其在那些新(独立的)国家。

　　在过去两个世纪里，民主的转型也和卷入国际的战争相重合。就战争机会而言，对一个普通国家来说每十年陷入战争的可能是六分之一，而民主化之后的十年间，转型国家的战争风险则高达四分之一。在这些战争中，转型国家更可能是进攻者而不是侵略行动的目标。最好战的国家就是那些正处于民主化转型开始阶段的国家，而不是那些接近完成民主巩固的国家。对新兴转型国家来说，战争风险尤高，这些国家缺乏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来推行稳固规则以规范人民的政治参与并增强国家权威。同样，民主化初期总是伴随着反对自由贸易的国内反对派的兴起，而在成功巩固转型的地方倾向于国家的自由贸易。从而，民族主义的兴起和非合作的想法能够影响经济关系，就像军事也能影响经济关系。

　　这种民主化早期的好战模式几乎可见诸每个强权的历史。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都挑起过侵略战争，民粹民族主义在其中煽风点火，而且随民主化初始阶段接踵而至。

　　以今天的标准论，1789年大革命之后几年的法国并不是个完全成熟的民主：它没有稳定的法治，选举尚未常规化，而且只有部分法国人能够投票。尽管如此，选举产生的国民公会仍然是国家政治的焦点，而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媒体是自由和活跃的。在此自由道路上，由记者出身的雅克-皮埃尔·布里索(Jacques-Pierre Brissot)领导的一个革命派(吉伦特派)，发现赢得大众和权力的最佳途径就是臆造一个外敌。通过指控奥地利王室与法国国王及贵族之间的一个阴谋，布里索赢取了权力。很快，国民公会和巴黎的政治俱乐部(也就是今天所谓的“市民社会”)求战声起。法国的革命军，很快以自由、平等和兄弟的名义，如同保卫民族，开到前线。

　　相形之下，英国在1832年第一个改革法案出台后的十年所进行的部分民主化就没有那么浮躁。尽管在英国，新生中产阶级的公共舆论也被民族主义的报章点燃，推动着并不情愿的英国内阁介入了1853年对沙俄的克里米亚战争。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样可以部分归因于德国和日本并不完美的民主化启动。1914之前，德国已经有了普选，选出一个能够控制国家财政的民选议会，而且投票率通常超过90%。当然，它并非一个完全的民主，因为是世袭的君主而非选民在挑选负责政府各部门的部长们。其中，超过一百万选民都是民族主义组织的成员，包括海军团这样的组织，后者追求帝国扩张的侵略政策最后导致德国与欧洲其他强权的对立。尽管输掉了“一战”，德国的中产阶级选民在1932年纷纷投票给纳粹，在不稳定的魏玛共和国最后的岁月里，他们仍然扶持了一个好战的民族主义政府。日本亦在20世纪20年代经历了一段选举民主。日本的公共舆论，受相对自由的媒体鼓舞，在1929年经济萧条和日本1931年挑起侵略中国东北的行动后，迅速转向支持强力的帝国扩张。可以说，德、日两国汹涌澎湃的民主化早期阶段都跟两次大战的起源有着紧密联系。

　　虽然这些插曲听起来像古代历史，但是阿根廷1982年对福克兰群岛失败的入侵就是被同样的动力所驱动。后者本来归属大不列颠，由于民众支持渐衰，阿根廷军政权刚刚放开新闻自由，结果很快被民族主义的声音有效利用、鼓噪，要求夺回群岛。寄希望于一次成功的军事行动可能加强它的民众支持、加强它在未来越来越不可避免的民主选举中的地位，阿根廷的军人独裁政府孤注一掷，向拥有核武装的强权，又是北约成员国的主权领土发动攻击。

　　显然，有强烈迹象表明，新近的民主化和它的表兄弟—新闻自由化—升高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民族主义的族群冲突的风险，就像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样。如何解释这种关联呢?

　　为什么民主化增加了民族冲突的风险

　　两个针锋相对的观点，我分别标之以“民众—对立”和“精英—说服”，提供了两种关于民主化和民族冲突的相反解释。前者意味着长期存在、大众乐见的民族对抗先于民主化，民主化则使已有民族可能表达这种根深蒂固的民众愿望，这种与其他民族并不兼容的愿望。“古老仇恨”观就是这种“民众—对立”解释的一个形式。

　　我持相反立场。在民主化开始前，民族主义通常较弱或者于多数人口中杳然无踪。典型的大众民族主义发端于民主化的最早期，彼时精英们争相吁请大众的支持。当民族内的权势集团不仅需要利用民众热情完成战争目标和经济发展，而且试图避免权力当局向中间市民让步之时，民主化便制造了民族主义。对那些精英来说，民族主义实在是个方便的学说，可以满足一部分民主的形式，其中精英们以民族的名义实行统治却无需为人民负责。在部分民主化的条件下，精英经常能够通过他们对政府、经济和大众媒体等层面的控制来推广民族主义观念，从而设置争论的议程。精英努力说服人民接受其分裂的民族主义观念，民族主义冲突正是以这种副产品形式出现的。

　　上述两种观点哪一种才正确?这关乎我们可为避免民族主义冲突开出何种药方。如果“民众—对立”的观点是对的，那么优先的解决方案应当是实行分区民主化，族群则应纳入分隔的国家，即使这意味着迁徙人口。在20世纪，大部分东欧已经经历了“非混居人民”，大部分都是两次大战期间或战后作为种族灭绝和强迫移民的结果。按这种观点，为什么不早在战事爆发前而非战后才迁徙呢?如果在一个多族群国家实行分区不够实际的话，那么至少可以采取一个最接近的替代方案：在大部分自治的民族间分享权力。这种图式，有时也称“协和式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人民不只拥有个人权利而且具有作为一个民族或族群成员的权利，以管理其内部事务并在官僚和立法机构拥有团体的比例代表权。当然，如果“精英—说服”的观点是对的，这种分隔措施只能锁定分裂的民族认同，毫无必要地抬升了族群间的互不信任。这个时候，更好的解决之道是在民主化的形成阶段利用民族认同的流动性来促进包容的公民认同和跨族群的政治联盟。

　　我会首先概括并评估“民众—对立”的观点，部分因为对于多数美国读者而言，它看上去相当可疑。接着，我会简述自己的“精英—说服”论，并在第二章进行更充分的说明。

　　前民主的民众对立：一个简单但是错误的解释

　　关于民主化和民族冲突两者关系的一个很简单的解释，即将民族主义看作深植于远早于民主化的民众态度。如果属于不同文化的人民都想拥有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且，如果他们恰巧都生活在同一个疆域，那么，投票只能不可避免地把他们变成一群糊涂虫。原则上，这些相互冲突的目标就会引发冲突，即使对立集体之间在前民主的历史中并没有过暴力相向。然而，如果文化相异的人民已经从长期对抗中互相憎恨或者不信任，那么这种文化对立只能更糟糕：民主过程将表达出根深蒂固的民众仇恨。

　　以“民众—对立”的观点，当民主化让有真正民族主义偏好的普通选民发出声音后，那里的民族斗争就会招致帝国和威权政权的镇压。选举变成一个共识而非审议的过程。民主化将产生多数的暴政，或者在各自追求竞争性国家建设目标的对立民族之间爆发激战。如果一个新民主化的民族国家谋求夺取它的族群兄弟所居住的外国领土，据此观点，民主化就会演化成国际冲突。

　　很多美国人，沉浸于伍德罗·威尔逊的民族自决教条中，想当然地认为人类被划分为不同的人民，他们各自都有天然的愿望按照自己的方式统治自己。例如，当苏联崩溃后，很多有着威尔逊主义本能的美国人都觉得很自然，苏联的15个民族加盟共和国理当享有自决的民主权利。这看上去再合适不过了，因为对那些被美国冷战卫士所称的“俘虏民族”而言，有着长期被苏联镇压的历史：对分布在西伯利亚到中亚的非俄罗斯民族实行大规模迁徙，对其他非俄罗斯民族施加系统恐怖或大饥荒，莫斯科对所有帝国边缘地区的主体民族的专制统治。出于这段历史，那些之前被俘虏的民族有充分理由追求自治而不是莫斯科的统治。

　　但是，当不同族群在城镇和地区比邻而居，一个族群想要在自己的国家实行自治的愿望肯定跟其他族群无法兼容。除了亚美尼亚，每个苏联的继承国家境内都有可观的少数族群，包括在各个非俄罗斯民族的加盟共和国的城市和工业企业里人口众多的俄罗斯人。这种境况下，如果每个族群都想建立一个单一公民权的国家，其中语言和经济政策服务于优势族群，那么，族群的民主自决权就会变成导致冲突的一张配方。因为很少有国家，无论前苏联帝国还是发展中世界，是族群同质的，威尔逊主义者不必对许多新兴民主国家同时也是动荡之地感到惊讶。

　　且不管这种“民众—对立”观点背后的清晰逻辑，我认为在大部分案例中，事实恰好相反。民主化之前，大众民族主义鲜有良好发育的。更普遍地，它是在民主化的最初阶段崛起的。在大多数人口得以成为政治生活中一个积极部分之前，人们的民族归属感通常较弱。典型的是，尽管他们意识到各族群在文化、语言、宗教和地区的差异，但是他们只是间断性地将这些差异附上政治含义。在这一社会发展的阶段，政治是精英们的事。如果说在威权主义政权中基于民族的文化遗产或者行政安排有利于后来的民族主义的某种形式，倒也不错，因为有更多人变得政治活跃起来。即使这样，大多数例子中，只有当人们按民族划分公开谈论或者形成政治组织时，这种意识才会开始结晶。

　　比如说，19世纪初为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争取自治的塞尔维亚战争，若当作古老的大众民族主义感情的表现，就大错特错了。就像我将要在第四章展示的，那场战争实际上更接近由一条多民族的生猪贸易链发动的商业冒险而不是一场民族主义战争。塞尔维亚的民族意识是在19世纪60年代到1914年期间逐渐形成的，让人惊讶的是，当时塞尔维亚有一个民主却失序的政治体制，包括近乎普选的选举、竞争性政党，还有一家自由媒体。倒是那段时间的战争和仇恨对民族意识产生了持久的影响，部分源于公众已经在政治生活中扮演了某种角色。而对大部分欧洲国家来说，根据历史学家米罗斯拉夫·罗赫(MiroslavHroch)的研究，“只有当民族主义运动获得大众支持后，民族形成过程才具备了不可逆转的特征”。

　　精英—说服：在民主化国家推销民族主义

　　民主化催生民族主义，因为它服务于一个民族内部权势集团的利益，后者寻求利用人民的热情进行战争和经济发展而无需让政治当局向普通选民低头。在前民主化社会，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精英的统治倾向于避开唤起大众的民族主义感情而引发的风险。但是，在18、19世纪，当国民军、商业资本主义和廉价印刷兴起之后，能够吸引人民的活跃支持的统治者，会得到与其他国家或者本国内部精英对手相抗衡的有价值的竞争优势。在越来越多的国家，老一代精英们放开了一些改革，或者在新精英们的压力下开始这些改革。除了民主化压力，老一代和新一代的精英们都很不情愿允诺全部民主权利，因为这可能威胁到他们狭隘的经济利益和他们在社会中的权力地位。民族主义，以人民名义进行统治但并非必然民治的原则，为精英们提供了一条受欢迎的且无需彻底民主的道路。

　　运用民族主义教义是一个遏止大众民主化压力的有效工具，可将所谓民族的敌人排除在享有民主权利之外。民族主义精英们通常说少数族群、工人阶级、对立精英，或者其他政治反对派们都应该被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经常指控这些群体缺乏适当的民族资格且和外部势力勾结。这种策略不仅有助于限制那些“内部敌人”的民主权利，其重要性还在于，对所有公民的表达自由有着喝倒彩的效果。

　　精英努力进行民族主义说服的前景则部分依赖于民主化进程，这一进程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发展有关。如果民主化国家太穷，当它的公民缺乏成功进行民主政治参与所需的技巧时，当它的代表制度、政党和新闻专业主义等在民主化早期尚在襁褓之中，排外的民族主义多半会占上风。这些条件下，民族主义精英更能够绑架公共讨论。甚而，在这样一个荒凉无信的政治景观里，一个充分民主的政权能否在他们让渡权力后可靠地保证他们的利益，惊恐的精英们对此实在缺乏自信。而相反，如此情形下，在民族主义浪潮正值波峰且权柄在握的时刻赌一把，看上去颇有吸引力。反之，排外性民族主义不太可能在一些国家——比如19世纪的英国或者现代南非——兴旺起来，在那些地方，有了必需的经济资源、公民素质或者政治制度之后，民主化才开始启动。

　　上述结果取决于精英们推广民族主义学说的动机和机会。而精英的动机强度则决定于其利益如何因应更民主的设定而调整。对全盘民主的到来越恐慌，精英的激励就越强，要使用民族主义煽动来预防此结果。精英推销其排外民族主义的机会则很大程度上依民主转型国家政治制度的特质而定。例如，如果国家官僚过强，而民主参与和公共争论的制度太弱的话，那么国家精英就会在民主化早期利用行政杠杆推进民族主义。相反，如果代表制和新闻制度在民主化早期已经充分发展起来了，民族主义观点就可能经由开放的公共讨论进行有效的审议。

　　精英利益的调整和这个国家在早期民主化期间政治制度的力量这两个因素，决定了民主转型国家的民族主义的强度以及这一民族主义将可能采取何种排外方式。若用简化图式代表可能结果，可有四种民族主义：反革命的、革命的、族群的和公民的。其中三种严重排外的民族主义都有可能导致激烈的民族主义冲突。

 　　当自由乐观主义遭遇90年代民族主义复苏

　　当1989年柏林墙倒塌，一幅欣快图景很快出现在美国人民的想象中。自由主义已经在20世纪的两种意识形态竞争中战胜了共产主义和法西斯民族主义，目之所及再没有新挑战者了。帝国和独裁者垮台了。民主化席卷拉美、南欧和东欧的前威权国家，连东亚也上道了。几乎所有国家都接受了市场经济。全球的经济相互依赖，继续深化。自由的美式大众媒体和通俗文化也触及全球各个角落。这个被宣称为自由主义的胜利，将迎来“历史的终结”。

　　自由主义的评论家们，他们相信所有的好事都会一起到来，认为战争已经变得过时，至少，自由国家正在建立一个主导性的全球趋势。1990年出版的一本恢弘大作，总结说，民族主义这种通常被定义为每个文化集团都应拥有自己国家的学说，正在被迅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因为由单一民族组织起来的国家再难应对相互依赖的全球化世界。

　　胜券在握的自由主义大路上剩余的几个绊脚石，可以借助一整套生机勃勃的国际制度来克服——有联合国部队维和，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们诱引各国就自由主义之范，然后强加财政纪律。为力保如此愿景，克林顿总统解释说，促进民主化将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暗号，因为民主国家间从未相互开战，他们贸易自由，尊重各自国家公民的人权。

　　克林顿的愿景很快就被玷污了。柏林墙倒塌后战火延烧。不止大小战争在国际秩序边缘爆发，世界的原油供应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面临极大风险;1991年6月，南斯拉夫军队对斯洛文尼亚分离主义者的战斗离维也纳不过100英里;北约空军在1999年科索沃冲突中进行的持续轰炸遍及塞尔维亚全境。民族主义的修辞，不顾曾经的臭名昭著，又流行起来。而在1993年俄罗斯蹒跚学步的大选中，大约四分之一的选民把选票投给了反犹主义的新法西斯党候选人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Vladimir Zhirinovsky，希特勒在1932年不过赢得三分之一的选票)。从索马里到波斯尼亚的内战，自由国际社会的武装力量被骚扰、攻击，被地方武装分子劫持。1994年的卢旺达爆发针对图西族少数族群的大屠杀，第一天就有比利时维和部队士兵阵亡，在其后的种族骚乱中有超过50万人死亡。

　　其结果是，传统智慧很快到头了：《大西洋月刊》重新为后共产主义世界贴上“即将到来的无政府”标签，著名哈佛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则宣称未来将充满“文明的冲突”。在这些权威人士看来，文明冲突，无论沿着整个文明的断层线还是简单地介于不同族群之间，都可构成当下国际关系中明确的分裂。新闻媒体和政治领袖们通常将这些严峻发展归为敌意文化间的“古老仇恨”，暗伏了数个世纪，一旦冷战的锅盖被揭开就开始沸腾。这种解释太简单、直观，并且被种族屠杀的始作俑者的说辞日日强化。对那些为尽力避免卷入不体面冲突而寻找借口的西方政治家来说，古老仇恨的故事对于粉饰那些无望解决的棘手争论颇有好处。但即使那些保有愿景将自由民主传播到全球角落的人也认为，古老的种族偏见或为自由主义的最大敌人。克林顿总统在1993年的就职演讲中提到：“在冷战阴影中成长的一代，肩负被自由阳光所温暖同时又被古老仇恨所威胁的世界的新责任。”

　　好消息是，这种观点基本不正确。最近全球大部分纷争都不是因为古老的文化仇恨。在一些案例中，直到晚近，交战团体间并未过发生武装冲突。比如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直到20世纪前从未兵戎相见，大体上只是因为德国纳粹在萨格勒布扶植了一个杀人凶手组成的、不具代表性的政权。另外一些案例中，所谓文化或族群群体间的偶然冲突，不过是穿插在他们和睦关系中的长期插曲罢了，所谓文化差异根本不能作为近来战事的一个充足理由。几乎没有学者将民族主义和族群冲突归因于古老的文化仇恨。

　　坏消息，无论如何，相当反讽：自由派看来的历史终结之趋势已经在许多地方助长了民族主义的复兴。威权的苏联帝国的终结刺激了它的许多混合民族中有野心的领导人，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且他们有关主权和领土的冲突性诉求常常引发争议。选举常常加剧这些族群和民族的差异。在一些新兴民主国家，民族主义煽动者利用增加的出版自由绑架自由主义的公共讨论。朝向市场经济和国际依赖的痛苦调整也给民族主义政客们提供了更多机会，他们会许诺只有更强的国家才能提高保护，或者按照族群界限来分配萎缩的经济收益。同时，全球化的媒体和文化，常常压迫而不是吸引那些试图依靠融入西方世界取得繁荣却失败的国家。更有甚者，就像一些批评家说的，国际组织有时也引发更多冲突，而不是避免无能的维和战略或者经济改革的严格哲学。

　　自由乐观主义者大概会觉得惊奇，这些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的确回应了民族主义历史中的一些长期模式，我会在后面章节中展开。民族主义，并非某种过时的返祖现象，而大致可谓对现时代社会变化的一种反应。西欧在法国大革命和“二战”之间，一个见证了现代民族主义和人民战争兴起的时代，经历了这些变化。其间，民主化、经济发展和传播方式的革命都在助燃民族主义，而且常常以好战的形式出现。被社会变化拖向民主转型的国家，更倾向于参加战争，或者比那些没有发生变化的国家更倾向发动战争。冷战的结束在后共产主义国家释放了向民主和市场社会转型的危险，增进了民族主义的流行。

　　尽管民主化提高了一个国家的战争风险，却有历史证据表明在开始民主化之后的头十年，每四个民主转型国家中就有三个最后避免了战争。而且，一旦自由民主巩固下来，再没有成熟的民主政权会相互开战了。在90年代那些民主转型已经充分巩固的国家中，少数族群的权利趋向改善，族群冲突也相当罕见。

　　结果，这本书的主旨就构成一个悖论。一方面，成功展开一场全球的、自由民主的革命会夯实一个和平时代的全球政治基础。另一方面，民主政治的转型同时也在培育民族和族群冲突的肥沃土壤，不仅可能增大转型成本，而且导引人民走向一条漫长的反民主的曲折道路。比如三个通过发动侵略差一点就成功扭转全球平衡力量的先例：1803—1815年的拿破仑法国，1914—1918年的威廉皇帝德国，以及1939—1945年的希特勒德国，都是在民主努力失败之后接踵而至。民粹的民族主义能量，通过民主改革的流产而释放、倒错，创造出牌条件，图谋全球霸权。民主化过程可能是民族主义最坏的敌人之一，有关和平的承诺笼罩着战争的阴云。

　　企图不冒这些风险而促进民主化，更像自我安慰的理想主义。然而试图遏止可能刺激民族主义的全球社会进程，包括日益增长的大众政治参与的需求、陈腐帝国的崩溃、经济和传播的全球化等，也同样不够现实。相反，国际社会的一个关键任务就是区分两种情况：是否有助于向自由民主安全转型，还是会引发反弹、民族主义或者战争。到目前为止，精明的政策选择能够帮助创造出更适宜的条件，理解民主化的陷阱是避开它们的第一步。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每一位从事民主化工作的人的分析任务，这些人包括：先进民主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政治家们、新闻记者、人权活动者、学者、公民，甚至民族主义者，只要他们在追求他们的民族目标时试图避免付出高昂成本。

　　民主化和民族冲突的关联：一些证据

　　有多方证据指向民主化和民族主义所点燃的冲突之间的一个联系。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政治中扮演更大的角色，一个国家内部的族群冲突就越可能发生，就像用民族主义观念来衡量国际侵略一样。

　　大部分经历了血腥的族群冲突的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一度充斥媒体报道，这些国家都曾在冲突爆发当年或之前进行了政治或公民自由的改善。这些冲突大部分都发生在这些国家开始民主转型的最初阶段，比如举行竞争性选举、允许不同的政治团体批评政府或相互批评等。“自由之家”，一个独立的研究和倡导组织，每年出版各国民主和包括出版自由在内的公民自由程度的报告，这些报告被广泛引用。通过“自由之家”提供的测度，前南斯拉夫地区在爆发族群冲突前、苏联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战斗升级以前、俄罗斯在对车臣的分裂主义势力发动战争之前，这些地区都已经开始了部分民主化，出版自由也有一定增加。在布隆迪，属于少数族群图西族的军人政府同意举行1993年的大选并接受与长期被压迫、占多数的胡图族分享权力。不可避免地，当新当选的胡图族总统试图在军事机构内安插同族时，冲突爆发了，相互恐惧和报复的结果导致五万人死亡。虽然邻国卢旺达没有举行选举，胡图族主导的政府却在1994年针对图西族的种族屠杀前夕开放了部分出版(新闻)自由。

　　对1990到1998年每一桩族群冲突的系统研究都注意到，在1989—1991年苏联解体后的民主转型浪潮期间，与族群有关的政治诉求达到高峰。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民主转型已现疲态，在一些国家甚至开始回潮，相应的族群冲突的爆发数量也下降了。在民主成功巩固的地区，比如南非和东欧的北部，少数族群的权益保障则借由和平方式得到持续加强。同时，越来越少的国家被归入危险的半民主国家，后者的少数族群权利更趋向恶化而不是改善。也就是说，民主巩固减少了族群冲突，但在民主转型崎岖道路上的最初阶段却可能增加冲突，尤其在那些新(独立的)国家。

　　在过去两个世纪里，民主的转型也和卷入国际的战争相重合。就战争机会而言，对一个普通国家来说每十年陷入战争的可能是六分之一，而民主化之后的十年间，转型国家的战争风险则高达四分之一。在这些战争中，转型国家更可能是进攻者而不是侵略行动的目标。最好战的国家就是那些正处于民主化转型开始阶段的国家，而不是那些接近完成民主巩固的国家。对新兴转型国家来说，战争风险尤高，这些国家缺乏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来推行稳固规则以规范人民的政治参与并增强国家权威。同样，民主化初期总是伴随着反对自由贸易的国内反对派的兴起，而在成功巩固转型的地方倾向于国家的自由贸易。从而，民族主义的兴起和非合作的想法能够影响经济关系，就像军事也能影响经济关系。

　　这种民主化早期的好战模式几乎可见诸每个强权的历史。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都挑起过侵略战争，民粹民族主义在其中煽风点火，而且随民主化初始阶段接踵而至。

　　以今天的标准论，1789年大革命之后几年的法国并不是个完全成熟的民主：它没有稳定的法治，选举尚未常规化，而且只有部分法国人能够投票。尽管如此，选举产生的国民公会仍然是国家政治的焦点，而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媒体是自由和活跃的。在此自由道路上，由记者出身的雅克-皮埃尔·布里索(Jacques-Pierre Brissot)领导的一个革命派(吉伦特派)，发现赢得大众和权力的最佳途径就是臆造一个外敌。通过指控奥地利王室与法国国王及贵族之间的一个阴谋，布里索赢取了权力。很快，国民公会和巴黎的政治俱乐部(也就是今天所谓的“市民社会”)求战声起。法国的革命军，很快以自由、平等和兄弟的名义，如同保卫民族，开到前线。

　　相形之下，英国在1832年第一个改革法案出台后的十年所进行的部分民主化就没有那么浮躁。尽管在英国，新生中产阶级的公共舆论也被民族主义的报章点燃，推动着并不情愿的英国内阁介入了1853年对沙俄的克里米亚战争。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样可以部分归因于德国和日本并不完美的民主化启动。1914之前，德国已经有了普选，选出一个能够控制国家财政的民选议会，而且投票率通常超过90%。当然，它并非一个完全的民主，因为是世袭的君主而非选民在挑选负责政府各部门的部长们。其中，超过一百万选民都是民族主义组织的成员，包括海军团这样的组织，后者追求帝国扩张的侵略政策最后导致德国与欧洲其他强权的对立。尽管输掉了“一战”，德国的中产阶级选民在1932年纷纷投票给纳粹，在不稳定的魏玛共和国最后的岁月里，他们仍然扶持了一个好战的民族主义政府。日本亦在20世纪20年代经历了一段选举民主。日本的公共舆论，受相对自由的媒体鼓舞，在1929年经济萧条和日本1931年挑起侵略中国东北的行动后，迅速转向支持强力的帝国扩张。可以说，德、日两国汹涌澎湃的民主化早期阶段都跟两次大战的起源有着紧密联系。

　　虽然这些插曲听起来像古代历史，但是阿根廷1982年对福克兰群岛失败的入侵就是被同样的动力所驱动。后者本来归属大不列颠，由于民众支持渐衰，阿根廷军政权刚刚放开新闻自由，结果很快被民族主义的声音有效利用、鼓噪，要求夺回群岛。寄希望于一次成功的军事行动可能加强它的民众支持、加强它在未来越来越不可避免的民主选举中的地位，阿根廷的军人独裁政府孤注一掷，向拥有核武装的强权，又是北约成员国的主权领土发动攻击。

　　显然，有强烈迹象表明，新近的民主化和它的表兄弟—新闻自由化—升高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民族主义的族群冲突的风险，就像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样。如何解释这种关联呢?

　　为什么民主化增加了民族冲突的风险

　　两个针锋相对的观点，我分别标之以“民众—对立”和“精英—说服”，提供了两种关于民主化和民族冲突的相反解释。前者意味着长期存在、大众乐见的民族对抗先于民主化，民主化则使已有民族可能表达这种根深蒂固的民众愿望，这种与其他民族并不兼容的愿望。“古老仇恨”观就是这种“民众—对立”解释的一个形式。

　　我持相反立场。在民主化开始前，民族主义通常较弱或者于多数人口中杳然无踪。典型的大众民族主义发端于民主化的最早期，彼时精英们争相吁请大众的支持。当民族内的权势集团不仅需要利用民众热情完成战争目标和经济发展，而且试图避免权力当局向中间市民让步之时，民主化便制造了民族主义。对那些精英来说，民族主义实在是个方便的学说，可以满足一部分民主的形式，其中精英们以民族的名义实行统治却无需为人民负责。在部分民主化的条件下，精英经常能够通过他们对政府、经济和大众媒体等层面的控制来推广民族主义观念，从而设置争论的议程。精英努力说服人民接受其分裂的民族主义观念，民族主义冲突正是以这种副产品形式出现的。

　　上述两种观点哪一种才正确?这关乎我们可为避免民族主义冲突开出何种药方。如果“民众—对立”的观点是对的，那么优先的解决方案应当是实行分区民主化，族群则应纳入分隔的国家，即使这意味着迁徙人口。在20世纪，大部分东欧已经经历了“非混居人民”，大部分都是两次大战期间或战后作为种族灭绝和强迫移民的结果。按这种观点，为什么不早在战事爆发前而非战后才迁徙呢?如果在一个多族群国家实行分区不够实际的话，那么至少可以采取一个最接近的替代方案：在大部分自治的民族间分享权力。这种图式，有时也称“协和式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人民不只拥有个人权利而且具有作为一个民族或族群成员的权利，以管理其内部事务并在官僚和立法机构拥有团体的比例代表权。当然，如果“精英—说服”的观点是对的，这种分隔措施只能锁定分裂的民族认同，毫无必要地抬升了族群间的互不信任。这个时候，更好的解决之道是在民主化的形成阶段利用民族认同的流动性来促进包容的公民认同和跨族群的政治联盟。

　　我会首先概括并评估“民众—对立”的观点，部分因为对于多数美国读者而言，它看上去相当可疑。接着，我会简述自己的“精英—说服”论，并在第二章进行更充分的说明。

　　前民主的民众对立：一个简单但是错误的解释

　　关于民主化和民族冲突两者关系的一个很简单的解释，即将民族主义看作深植于远早于民主化的民众态度。如果属于不同文化的人民都想拥有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且，如果他们恰巧都生活在同一个疆域，那么，投票只能不可避免地把他们变成一群糊涂虫。原则上，这些相互冲突的目标就会引发冲突，即使对立集体之间在前民主的历史中并没有过暴力相向。然而，如果文化相异的人民已经从长期对抗中互相憎恨或者不信任，那么这种文化对立只能更糟糕：民主过程将表达出根深蒂固的民众仇恨。

　　以“民众—对立”的观点，当民主化让有真正民族主义偏好的普通选民发出声音后，那里的民族斗争就会招致帝国和威权政权的镇压。选举变成一个共识而非审议的过程。民主化将产生多数的暴政，或者在各自追求竞争性国家建设目标的对立民族之间爆发激战。如果一个新民主化的民族国家谋求夺取它的族群兄弟所居住的外国领土，据此观点，民主化就会演化成国际冲突。

　　很多美国人，沉浸于伍德罗·威尔逊的民族自决教条中，想当然地认为人类被划分为不同的人民，他们各自都有天然的愿望按照自己的方式统治自己。例如，当苏联崩溃后，很多有着威尔逊主义本能的美国人都觉得很自然，苏联的15个民族加盟共和国理当享有自决的民主权利。这看上去再合适不过了，因为对那些被美国冷战卫士所称的“俘虏民族”而言，有着长期被苏联镇压的历史：对分布在西伯利亚到中亚的非俄罗斯民族实行大规模迁徙，对其他非俄罗斯民族施加系统恐怖或大饥荒，莫斯科对所有帝国边缘地区的主体民族的专制统治。出于这段历史，那些之前被俘虏的民族有充分理由追求自治而不是莫斯科的统治。

　　但是，当不同族群在城镇和地区比邻而居，一个族群想要在自己的国家实行自治的愿望肯定跟其他族群无法兼容。除了亚美尼亚，每个苏联的继承国家境内都有可观的少数族群，包括在各个非俄罗斯民族的加盟共和国的城市和工业企业里人口众多的俄罗斯人。这种境况下，如果每个族群都想建立一个单一公民权的国家，其中语言和经济政策服务于优势族群，那么，族群的民主自决权就会变成导致冲突的一张配方。因为很少有国家，无论前苏联帝国还是发展中世界，是族群同质的，威尔逊主义者不必对许多新兴民主国家同时也是动荡之地感到惊讶。

　　且不管这种“民众—对立”观点背后的清晰逻辑，我认为在大部分案例中，事实恰好相反。民主化之前，大众民族主义鲜有良好发育的。更普遍地，它是在民主化的最初阶段崛起的。在大多数人口得以成为政治生活中一个积极部分之前，人们的民族归属感通常较弱。典型的是，尽管他们意识到各族群在文化、语言、宗教和地区的差异，但是他们只是间断性地将这些差异附上政治含义。在这一社会发展的阶段，政治是精英们的事。如果说在威权主义政权中基于民族的文化遗产或者行政安排有利于后来的民族主义的某种形式，倒也不错，因为有更多人变得政治活跃起来。即使这样，大多数例子中，只有当人们按民族划分公开谈论或者形成政治组织时，这种意识才会开始结晶。

　　比如说，19世纪初为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争取自治的塞尔维亚战争，若当作古老的大众民族主义感情的表现，就大错特错了。就像我将要在第四章展示的，那场战争实际上更接近由一条多民族的生猪贸易链发动的商业冒险而不是一场民族主义战争。塞尔维亚的民族意识是在19世纪60年代到1914年期间逐渐形成的，让人惊讶的是，当时塞尔维亚有一个民主却失序的政治体制，包括近乎普选的选举、竞争性政党，还有一家自由媒体。倒是那段时间的战争和仇恨对民族意识产生了持久的影响，部分源于公众已经在政治生活中扮演了某种角色。而对大部分欧洲国家来说，根据历史学家米罗斯拉夫·罗赫(MiroslavHroch)的研究，“只有当民族主义运动获得大众支持后，民族形成过程才具备了不可逆转的特征”。

　　精英—说服：在民主化国家推销民族主义

　　民主化催生民族主义，因为它服务于一个民族内部权势集团的利益，后者寻求利用人民的热情进行战争和经济发展而无需让政治当局向普通选民低头。在前民主化社会，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精英的统治倾向于避开唤起大众的民族主义感情而引发的风险。但是，在18、19世纪，当国民军、商业资本主义和廉价印刷兴起之后，能够吸引人民的活跃支持的统治者，会得到与其他国家或者本国内部精英对手相抗衡的有价值的竞争优势。在越来越多的国家，老一代精英们放开了一些改革，或者在新精英们的压力下开始这些改革。除了民主化压力，老一代和新一代的精英们都很不情愿允诺全部民主权利，因为这可能威胁到他们狭隘的经济利益和他们在社会中的权力地位。民族主义，以人民名义进行统治但并非必然民治的原则，为精英们提供了一条受欢迎的且无需彻底民主的道路。

　　运用民族主义教义是一个遏止大众民主化压力的有效工具，可将所谓民族的敌人排除在享有民主权利之外。民族主义精英们通常说少数族群、工人阶级、对立精英，或者其他政治反对派们都应该被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经常指控这些群体缺乏适当的民族资格且和外部势力勾结。这种策略不仅有助于限制那些“内部敌人”的民主权利，其重要性还在于，对所有公民的表达自由有着喝倒彩的效果。

　　精英努力进行民族主义说服的前景则部分依赖于民主化进程，这一进程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发展有关。如果民主化国家太穷，当它的公民缺乏成功进行民主政治参与所需的技巧时，当它的代表制度、政党和新闻专业主义等在民主化早期尚在襁褓之中，排外的民族主义多半会占上风。这些条件下，民族主义精英更能够绑架公共讨论。甚而，在这样一个荒凉无信的政治景观里，一个充分民主的政权能否在他们让渡权力后可靠地保证他们的利益，惊恐的精英们对此实在缺乏自信。而相反，如此情形下，在民族主义浪潮正值波峰且权柄在握的时刻赌一把，看上去颇有吸引力。反之，排外性民族主义不太可能在一些国家——比如19世纪的英国或者现代南非——兴旺起来，在那些地方，有了必需的经济资源、公民素质或者政治制度之后，民主化才开始启动。

　　上述结果取决于精英们推广民族主义学说的动机和机会。而精英的动机强度则决定于其利益如何因应更民主的设定而调整。对全盘民主的到来越恐慌，精英的激励就越强，要使用民族主义煽动来预防此结果。精英推销其排外民族主义的机会则很大程度上依民主转型国家政治制度的特质而定。例如，如果国家官僚过强，而民主参与和公共争论的制度太弱的话，那么国家精英就会在民主化早期利用行政杠杆推进民族主义。相反，如果代表制和新闻制度在民主化早期已经充分发展起来了，民族主义观点就可能经由开放的公共讨论进行有效的审议。

　　精英利益的调整和这个国家在早期民主化期间政治制度的力量这两个因素，决定了民主转型国家的民族主义的强度以及这一民族主义将可能采取何种排外方式。若用简化图式代表可能结果，可有四种民族主义：反革命的、革命的、族群的和公民的。其中三种严重排外的民族主义都有可能导致激烈的民族主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