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拉·柴叶斯：塔利班获胜的另一面，阿富汗的腐败——“美国造”

　　2005年，我到坎大哈的一家阿富汗国家银行分行存款。我当时正在筹划一个合作项目，用从当地杏仁和杏核中提取的油，加上从沙漠或城镇北部山中收集的芳香植物提取物，制作护肤产品用来出口。为了向当局登记，并能够合法经营，我们必须在国家银行存款。

　　合作项目的首席财务官是一名阿富汗人，在过去的九个月里，他一直在试图不通过行贿来完成这一手续。我那次同意陪他一块去，因为我知道这样会更容易办理。(我隐瞒他的名字，因为直到几周前，他还是阿富汗政府的一名部长，他的家人现在是塔利班报复的目标。)

　　“明天再来吧，”那个银行职员摇了摇头，厉声说道。就像过去九个月里职员们一直对我的同事说的那样。潜台词很清楚:“明天带着钱回来。”我怒了，一下子坐到那个职员的桌子上，盘腿压住所有的文件和文书。“好吧，”我告诉他。“你想花多长时间都可以。但我会一直呆在这里，直到你填完我们的表格。”那个职员睁大了眼睛，也只得开始为我们办理。

2021年4月，阿富汗喀布尔郊外的阿富汗国民军检查站

　　这就是美国监督下的阿富汗人的生活。几乎每一次与政府官员的互动，包括教师和医生，都涉及敲诈勒索。而且大多数阿富汗人都无法像我那样冒险吵闹。他们会被关进监狱。相反，他们只得给钱——这类事打击了他们的心志。

　　“警察应该维护法律，”几年后另一名合作项目成员抱怨道，他自己也曾是一名警察。“他们才是知法犯法的人。”这些官员(警察和办事员)肆意地敲诈别人，阿富汗人支付的不仅仅是现金，还有更有价值的东西：他们的尊严。

　　随着美军从阿富汗撤出，塔利班迅速重新占领这个国家。随之而来的是混乱的局势、充满血泪的难民潮，美国官员对阿富汗人未能进行奋起反抗感到遗憾。但是美国人怎么能指望阿富汗人冒着生命危险，继续支持一个在华盛顿的允许下滥用权力，肆虐了几十年的政府呢?

　　还有另一个更深层的道理需要理解。阿富汗的灾难不仅仅是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的失败，默许阿富汗政府腐败式治理，这点让阿富汗人深恶痛绝。这也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一种繁荣表面下的长期腐败，同样腐蚀着美国的民主。

　　随之而来的腐败

　　在美国占领的阿富汗，腐败不仅仅体现在诸多街头勒索中，而是一个系统性问题。警察和海关人员不能把所有非法所得都放进自己的口袋。其中一些钱向上流动，涓涓细流汇成一条巨大的腐败现金流。2010年进行的两项调查估计，阿富汗每年行贿的总额在20亿美元到50亿美元之间——这一数额至少相当于该国GDP的13%。接受了贿金，高层官员给下面的人员提供保护伞。

　　阿富汗管理体系是灵活的，内部既有竞争也有联盟。他们跨越了西方人认为的公共部门与所谓的私人商人和当地“非营利组织”领导人之间的一堵不可逾越的墙，正是这些人把大部分国际援助带到了阿富汗。阿富汗这些体系往往像多元化的家族企业一样运作：省长的侄子会得到一份重大的重建合同，省长姐夫的儿子会得到一份不错的美国官员翻译工作，而省长的堂兄会开车运鸦片到伊朗边境。这三个人最终都来自同一“企业”。

　　西方人常常为阿富汗政府机构长期缺乏执政能力感到苦恼。但控制这些机构的复杂网络从不是被设计进行合理治理的。这些网络背后的人的目标是自我获利。在这个方面上，他们取得了惊人的成功。

　　让这种政府得以掌权的错误可以追溯到美国领导的干预行动刚开始的时候，当时，美军武装了衣衫褴褛的代理民兵，充当对抗塔利班的地面部队。民兵获得了崭新的军装和自动步枪，但没有接受任何训练或监督。最近几周，塔利班武装分子在喀布尔机场挥舞警棍对付绝望人群的照片震惊了全世界。但在2002年夏天，类似的场景同样出现过，美国支持的民兵在坎大哈周围设立检查站，并对拒绝行贿的普通阿富汗人进行殴打，卡车司机、去参加婚礼的家庭，甚至骑自行车的孩子都能尝到过这种警棍的滋味。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军事情报官员可以掌握小规模塔利班指挥官的社交网络。但他们从未调查过地方官员与参与竞标美国资助合同的建筑或物流公司负责人之间的联系。没有人将所用原材料的实际质量与预算中被削减的部分进行比较。美国人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在跟谁打交道。

　　另一方面，普通阿富汗人可以看到谁在变得富有。他们注意到哪些村庄得到了最慷慨的开发项目。西方文职和军事官员通过与腐败的阿富汗官员进行高调和无条件的合作，巩固了他们的地位。他们在剪彩时站在他们身边，向他们咨询军事战术。然后，这些阿富汗官员可以令人信服地让美国对任何越界的人发动突袭或空袭。

　　腐败透顶

　　到2007年，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紧急警告美国和欧洲的高级官员，这种做法正在破坏重建阿富汗的努力。2009年，作为驻阿富汗国际部队指挥官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将军的特别顾问，我帮助在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总部筹建一个反腐败特别工作组。(麦克里斯特尔的继任者戴维·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扩大了这个工作组，并将其更名为沙法菲亚特特别工作组。)最初的小组制定了在全国范围内解决腐败问题的详细计划。

　　后来，我帮助制定了一种更系统的方法，使反腐败成为整个北约行动的核心要务。情报部门会掌握部长和州长的社交网络和他们的关系。在喀布尔的国际军事和文职官员将对腐败的阿富汗官员实施一系列渐进的制裁，他们的腐败行为严重地破坏了北约行动和阿富汗人对其政府的信心

　　如果阿富汗军事指挥官被发现偷窃物资或克扣部队的薪资，美国将取消对他们的支持。后来，在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上将迈克·马伦的特别助理时，我提出了一系列特别针对阿富汗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的措施，卡尔扎伊曾保护受到审查的腐败官员，他的兄弟们把偷来的数百万美元储存在迪拜——我们怀疑其中一部分是给卡尔扎伊本人的。

　　这些计划都没有实施。我一次又一次地请求彼得雷乌斯处理，直到我意识到他无意按照我的建议行事;只是得过且过而已。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包括所有内阁级外交政策和安全官员——同意考虑一个替代方案，但我们提交的方案在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詹姆斯·琼斯和汤姆·多尼隆的办公室里夭折了。沙法菲亚特特别工作组仍在继续运作，但它本质上只是用来装点门面，以便在国会议员到访时展示，证明美国确实在努力解决阿富汗的腐败问题。

　　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和美国驻喀布尔大使馆还成立了一个更专业的工作组，即阿富汗威胁财务小组(Afghan Threat Finance Cell)，以进行财务调查。2010年，它启动了第一次重大反腐调查。线索指向了卡尔扎伊的核心圈子，警方拘留了卡尔扎伊的高级助手穆罕默德·齐亚·萨利希。

　　然而，卡尔扎伊只给反腐官员打了一个电话，嫌疑人就被释放了。卡尔扎伊随后将阿富汗政府的所有反腐检察官降职，其中一些人曾协助阿富汗威胁财务小组的调查，他们的薪水被削减了80%，并禁止他们接受美国司法部官员的指导。华盛顿方面没有提出抗议。“蟑螂都跑到角落里去了，”阿富汗威胁财务小组的一名领导这样描述。

　　五角大楼、美国国务院和情报机构的文职官员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在美国的阿富汗任务中，腐败是一个常态化的存在。许多人相信腐败已经成为阿富汗文化的一部分——好像就有人愿意接受被政府官员羞辱和抢劫一样。在十多年的揭露和打击阿富汗腐败的工作中，从来没有一个阿富汗人告诉我，“我们并不真的介意腐败;这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这些关于阿富汗的看法总是来自西方人。其他美国官员则认为，轻微的腐败如此普遍，以至于阿富汗人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高层腐败的政治色彩太过强烈，难以应对。对阿富汗人来说，解释更简单。“美国肯定想要这样的腐败，”我记得我的合作项目首席财务官曾这样说。

　　卡尔扎伊免于惩罚的先例是在2009年阿富汗总统大选之后确立的。卡尔扎伊明目张胆地窃取了选票，他宣布一些塔利班出没的地区可以安全地投票，然后与塔利班谈判，允许投票箱进出，但不允许选民自由进入投票站。结果是空的投票箱被塞满了。阿富汗朋友向我描述了他们在农村观察到的投票工作人员在给喀布尔官员打电话时向空中开枪的情景。“我们在这里很艰难，”选举官员会对着电话大喊。“你能再给我们几天时间把箱子给你吗?”然后他们就会回去填写伪造的选票。

　　在某些情况下，联合国调查人员打开密封的盒子时，会发现里面有完好无损的选票簿，都是用同一种墨水填写的。但华盛顿拒绝要求举行新的选举。相反，奥巴马政府派出了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参议员、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主席约翰•克里(John Kerry)，试图与卡尔扎伊讲道理。最终，大选结果是从谈判中得出：卡尔扎伊仍将获胜，但以更少的票数获胜。最终，这就是美国人在阿富汗培育的民主：在那里，规则被那些拥有最多金钱和权力的人随时改写，选举不是在投票箱里进行，而是由那些已经掌权的人来决定。

　　2005年，我到坎大哈的一家阿富汗国家银行分行存款。我当时正在筹划一个合作项目，用从当地杏仁和杏核中提取的油，加上从沙漠或城镇北部山中收集的芳香植物提取物，制作护肤产品用来出口。为了向当局登记，并能够合法经营，我们必须在国家银行存款。

　　合作项目的首席财务官是一名阿富汗人，在过去的九个月里，他一直在试图不通过行贿来完成这一手续。我那次同意陪他一块去，因为我知道这样会更容易办理。(我隐瞒他的名字，因为直到几周前，他还是阿富汗政府的一名部长，他的家人现在是塔利班报复的目标。)

　　“明天再来吧，”那个银行职员摇了摇头，厉声说道。就像过去九个月里职员们一直对我的同事说的那样。潜台词很清楚:“明天带着钱回来。”我怒了，一下子坐到那个职员的桌子上，盘腿压住所有的文件和文书。“好吧，”我告诉他。“你想花多长时间都可以。但我会一直呆在这里，直到你填完我们的表格。”那个职员睁大了眼睛，也只得开始为我们办理。

2021年4月，阿富汗喀布尔郊外的阿富汗国民军检查站

　　这就是美国监督下的阿富汗人的生活。几乎每一次与政府官员的互动，包括教师和医生，都涉及敲诈勒索。而且大多数阿富汗人都无法像我那样冒险吵闹。他们会被关进监狱。相反，他们只得给钱——这类事打击了他们的心志。

　　“警察应该维护法律，”几年后另一名合作项目成员抱怨道，他自己也曾是一名警察。“他们才是知法犯法的人。”这些官员(警察和办事员)肆意地敲诈别人，阿富汗人支付的不仅仅是现金，还有更有价值的东西：他们的尊严。

　　随着美军从阿富汗撤出，塔利班迅速重新占领这个国家。随之而来的是混乱的局势、充满血泪的难民潮，美国官员对阿富汗人未能进行奋起反抗感到遗憾。但是美国人怎么能指望阿富汗人冒着生命危险，继续支持一个在华盛顿的允许下滥用权力，肆虐了几十年的政府呢?

　　还有另一个更深层的道理需要理解。阿富汗的灾难不仅仅是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的失败，默许阿富汗政府腐败式治理，这点让阿富汗人深恶痛绝。这也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一种繁荣表面下的长期腐败，同样腐蚀着美国的民主。

　　随之而来的腐败

　　在美国占领的阿富汗，腐败不仅仅体现在诸多街头勒索中，而是一个系统性问题。警察和海关人员不能把所有非法所得都放进自己的口袋。其中一些钱向上流动，涓涓细流汇成一条巨大的腐败现金流。2010年进行的两项调查估计，阿富汗每年行贿的总额在20亿美元到50亿美元之间——这一数额至少相当于该国GDP的13%。接受了贿金，高层官员给下面的人员提供保护伞。

　　阿富汗管理体系是灵活的，内部既有竞争也有联盟。他们跨越了西方人认为的公共部门与所谓的私人商人和当地“非营利组织”领导人之间的一堵不可逾越的墙，正是这些人把大部分国际援助带到了阿富汗。阿富汗这些体系往往像多元化的家族企业一样运作：省长的侄子会得到一份重大的重建合同，省长姐夫的儿子会得到一份不错的美国官员翻译工作，而省长的堂兄会开车运鸦片到伊朗边境。这三个人最终都来自同一“企业”。

　　西方人常常为阿富汗政府机构长期缺乏执政能力感到苦恼。但控制这些机构的复杂网络从不是被设计进行合理治理的。这些网络背后的人的目标是自我获利。在这个方面上，他们取得了惊人的成功。

　　让这种政府得以掌权的错误可以追溯到美国领导的干预行动刚开始的时候，当时，美军武装了衣衫褴褛的代理民兵，充当对抗塔利班的地面部队。民兵获得了崭新的军装和自动步枪，但没有接受任何训练或监督。最近几周，塔利班武装分子在喀布尔机场挥舞警棍对付绝望人群的照片震惊了全世界。但在2002年夏天，类似的场景同样出现过，美国支持的民兵在坎大哈周围设立检查站，并对拒绝行贿的普通阿富汗人进行殴打，卡车司机、去参加婚礼的家庭，甚至骑自行车的孩子都能尝到过这种警棍的滋味。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军事情报官员可以掌握小规模塔利班指挥官的社交网络。但他们从未调查过地方官员与参与竞标美国资助合同的建筑或物流公司负责人之间的联系。没有人将所用原材料的实际质量与预算中被削减的部分进行比较。美国人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在跟谁打交道。

　　另一方面，普通阿富汗人可以看到谁在变得富有。他们注意到哪些村庄得到了最慷慨的开发项目。西方文职和军事官员通过与腐败的阿富汗官员进行高调和无条件的合作，巩固了他们的地位。他们在剪彩时站在他们身边，向他们咨询军事战术。然后，这些阿富汗官员可以令人信服地让美国对任何越界的人发动突袭或空袭。

　　腐败透顶

　　到2007年，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紧急警告美国和欧洲的高级官员，这种做法正在破坏重建阿富汗的努力。2009年，作为驻阿富汗国际部队指挥官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将军的特别顾问，我帮助在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总部筹建一个反腐败特别工作组。(麦克里斯特尔的继任者戴维·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扩大了这个工作组，并将其更名为沙法菲亚特特别工作组。)最初的小组制定了在全国范围内解决腐败问题的详细计划。

　　后来，我帮助制定了一种更系统的方法，使反腐败成为整个北约行动的核心要务。情报部门会掌握部长和州长的社交网络和他们的关系。在喀布尔的国际军事和文职官员将对腐败的阿富汗官员实施一系列渐进的制裁，他们的腐败行为严重地破坏了北约行动和阿富汗人对其政府的信心

　　如果阿富汗军事指挥官被发现偷窃物资或克扣部队的薪资，美国将取消对他们的支持。后来，在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上将迈克·马伦的特别助理时，我提出了一系列特别针对阿富汗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的措施，卡尔扎伊曾保护受到审查的腐败官员，他的兄弟们把偷来的数百万美元储存在迪拜——我们怀疑其中一部分是给卡尔扎伊本人的。

　　这些计划都没有实施。我一次又一次地请求彼得雷乌斯处理，直到我意识到他无意按照我的建议行事;只是得过且过而已。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包括所有内阁级外交政策和安全官员——同意考虑一个替代方案，但我们提交的方案在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詹姆斯·琼斯和汤姆·多尼隆的办公室里夭折了。沙法菲亚特特别工作组仍在继续运作，但它本质上只是用来装点门面，以便在国会议员到访时展示，证明美国确实在努力解决阿富汗的腐败问题。

　　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和美国驻喀布尔大使馆还成立了一个更专业的工作组，即阿富汗威胁财务小组(Afghan Threat Finance Cell)，以进行财务调查。2010年，它启动了第一次重大反腐调查。线索指向了卡尔扎伊的核心圈子，警方拘留了卡尔扎伊的高级助手穆罕默德·齐亚·萨利希。

　　然而，卡尔扎伊只给反腐官员打了一个电话，嫌疑人就被释放了。卡尔扎伊随后将阿富汗政府的所有反腐检察官降职，其中一些人曾协助阿富汗威胁财务小组的调查，他们的薪水被削减了80%，并禁止他们接受美国司法部官员的指导。华盛顿方面没有提出抗议。“蟑螂都跑到角落里去了，”阿富汗威胁财务小组的一名领导这样描述。

　　五角大楼、美国国务院和情报机构的文职官员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在美国的阿富汗任务中，腐败是一个常态化的存在。许多人相信腐败已经成为阿富汗文化的一部分——好像就有人愿意接受被政府官员羞辱和抢劫一样。在十多年的揭露和打击阿富汗腐败的工作中，从来没有一个阿富汗人告诉我，“我们并不真的介意腐败;这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这些关于阿富汗的看法总是来自西方人。其他美国官员则认为，轻微的腐败如此普遍，以至于阿富汗人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高层腐败的政治色彩太过强烈，难以应对。对阿富汗人来说，解释更简单。“美国肯定想要这样的腐败，”我记得我的合作项目首席财务官曾这样说。

　　卡尔扎伊免于惩罚的先例是在2009年阿富汗总统大选之后确立的。卡尔扎伊明目张胆地窃取了选票，他宣布一些塔利班出没的地区可以安全地投票，然后与塔利班谈判，允许投票箱进出，但不允许选民自由进入投票站。结果是空的投票箱被塞满了。阿富汗朋友向我描述了他们在农村观察到的投票工作人员在给喀布尔官员打电话时向空中开枪的情景。“我们在这里很艰难，”选举官员会对着电话大喊。“你能再给我们几天时间把箱子给你吗?”然后他们就会回去填写伪造的选票。

　　在某些情况下，联合国调查人员打开密封的盒子时，会发现里面有完好无损的选票簿，都是用同一种墨水填写的。但华盛顿拒绝要求举行新的选举。相反，奥巴马政府派出了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参议员、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主席约翰•克里(John Kerry)，试图与卡尔扎伊讲道理。最终，大选结果是从谈判中得出：卡尔扎伊仍将获胜，但以更少的票数获胜。最终，这就是美国人在阿富汗培育的民主：在那里，规则被那些拥有最多金钱和权力的人随时改写，选举不是在投票箱里进行，而是由那些已经掌权的人来决定。

　　有没有更好的做法

　　四届政府的美国官员怎么会在阿富汗问题上犯如此大的错误?和任何复杂的现象一样，许多因素都起了作用。

　　首先，尽管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美国的战争总是三心二意。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的高级顾问们仍专注于伊拉克;只有当无可辩驳的情报表明袭击是基地组织所为时，他们才不情愿地把目光投向阿富汗。基地组织当时的总部设在阿富汗，奥萨马·本·拉登与当地圣战分子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然而，在塔利班政权垮台后的几个月里，美国外交官和军方高层接到了转往伊拉克的命令。美国把自己置于一个不可能同时发动两场复杂战争的境地。

　　到了奥巴马，他对阿富汗任务总是表现出矛盾的态度。当时作为副总统，乔·拜登直言不讳地反对干预。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监督了谈判，迫使阿富汗政府对塔利班做出一次又一次的让步，以便美国军队能够离开，并为塔利班的闪电胜利建立基础。到拜登回到白宫担任总统，终于实现了12年前他想要的撤军。但今天已不是12年前。

　　在所有四届政府中，美国官员从未在让普通阿富汗民众感到可以在自由的环境中与他们会面畅谈。因此，美国人从未接收对阿富汗人来说显而易见的重要信息，比如腐败的盛行及其引发的厌恶。与此同时，卡尔扎伊知道如何让阿富汗成为头条新闻——这是四位监督战争的总统都不希望看到的。即使不在卸下职位，卡尔扎伊似乎也能智胜白宫：他通过与地区强人和巴基斯坦官员(或他们的代理人)谈判，为塔利班的接管铺平了道路，为美国战争的耻辱结局铺平了道路。

　　美国本可以也应该采取不同的方法。面对卡尔扎伊的暴怒，它应该坚定立场，基于阿富汗领导人对华盛顿的需要远远超过华盛顿对他们的需要这一事实。它应该让美国提供的民事和军事援助，以接受支持的官员的正直诚信为条件。

　　美国本应向阿富汗市长和卫生部门负责人提供与阿富汗国民军上校和上尉同样多的导师。它应该确保阿富汗公务员和安全部队的入门级工资足以支持他们家人的衣食住行，这样公务员和警察就不能以低工资为借口，使他们的腐败行为心安理得。

　　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和西方大使馆本可以设立举报热线和监察委员会，就像塔利班在坎大哈省所做的那样，这样公民就可以提出投诉，这些投诉也可以得到调查。美国军方和民间机构本应更多地培训自己的普什图语和达里语特使，以减少对翻译的依赖，这些翻译总是与阿富汗网络紧密相连，而且往往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我无法证明采用这种方法是否会成功，但美国甚至没有尝试这样做。卷入这场战争的四届政府，没有一届考虑采纳这样的议程。

　　当然，阿富汗领导人难辞其咎——不仅是卡尔扎伊，还有阿什拉夫•加尼，后者在卡尔扎伊之后担任总统，在塔利班逼近总统府时逃离了阿富汗。今年早些时候，当我合作项目的前首席财务官在加尼政府任职时，我们经常交谈。“你想象不到，”一天，他对我说，声音苍白。“这个部门的人只关心个人利益”。尽管经历了这么多，在上任后的几周内，他还是感到很震惊。“我走进办公室，什么也没发现。没有战略计划;没人知道该做的任务是什么。”

　　遥远的镜鉴

　　阿富汗很可能很快就会从美国的新闻头条中消失，即使那里的局势每况愈下。政客和专家会指责;学者和分析人士将从中汲取教训。许多人会关注美国人没有理解阿富汗的事实。这当然是对的，但这个问题不如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不了解更严重。

　　从表面上看，阿富汗和美国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然而，在允许唯利是图的商人影响政策、允许腐败和自私自利的领导人削弱国家、激怒国民方面，两国有很多共同点。

　　考虑到是管理不善和腐败掏空了阿富汗政府，想想这个问题：近几十年来，美国领导人又治理得多好?他们发动并输掉了两场战争，把自由市场变成了一个不受约束的金融业，而金融业几乎拖垮了全球经济，他们串通卷入了一场迅速发展的阿片类药物危机，还搞砸了应对全球大流行的行动。他们颁布的政策加速了环境灾难的发生，引发了地球还能让人类居住多久的问题。

　　而这些灾难的缔造者和他们的亲信又做了些什么呢?没有没他们所得到的更好的了。想想化石燃料和制药行业高管、投资银行家、国防承包商以及为他们提供高端服务的律师和其他专业人士的收入和资产飙升吧。他们惊人的财富和免受惩处的舒适保护层证明了他们的成功。当然不是领导力的成功。但也许领导力并不是他们的目标。可能就像他们的阿富汗同行一样，他们的主要目标只是赚钱。

　　作者莎拉·柴叶斯(Sarah Chayes)《论美国的腐败——以及利害关系》一书;曾担任驻阿富汗国际军事部队两名指挥官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特别助理。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民主与法治计划的前高级研究员。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