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志东：美国抗疫不力背后的四大文化原因

　　美国的疫情从今年3月开始到现在，已持续半年时间。除早期疫情比较严重的纽约等地生活正在逐渐回归正常之外，其他地方还在等待转机。到本文完成的9月11日，全美已经累计染疫640万人，死亡已近20万人。最近两周数字增速有所下降，但总体疫情仍然起伏不定。

　　作为全球经济实力第一强国，美国抗疫为何如此不力?本文试图讨论这一反常现象背后的文化原因。美国人对戴口罩、社会隔离、案例追踪等防疫措施的抵触甚至拒绝，与美国的政党政治文化、个人主义、反智倾向和隐私文化有很大关系。这些文化因素阻碍了美国抗疫的成功，使其过程被拉长，无辜增加了老百姓的痛苦以及生命的损失。

　　政党政治文化

　　多党制的好处是，老百姓可以选择由谁来执政。在某一个党执政的时候，在野党可以监督它，使其不要太偏离大家认可的社会契约。如果执政党走得太偏，那么下次就会被选下来。不过多党制很难避免的一种恶，是一个党为了能够被选上，可能会不择手段，包括恶意诽谤、蛊惑宣传等等。

　　比如特朗普在这次疫情一开始，就说新冠病毒是民主党设的一个局，目的是不让他再次当选。还有人说新冠肺炎是中共和美国的“深度政府”(deep state，即政府中反对特朗普的势力)设的局。特朗普为了不让经济拖他的后腿，在疫情还在蔓延、没有出台有效的防护措施之前，就要求各州赶快复工复学。这些出于选举考量的决定，让疫情一直得不到有效控制。

　　共和党的州长们也都跟着特朗普的指挥棒转。乔治亚州州长Brian Kemp在7月中甚至将要求大家戴口罩的民主党籍亚特兰大市长Keisha Lance Bottoms告上法庭，说她对开工复学施加的种种限制违反了州长命令(不过二者后来达成共识，州长在8月份撤诉)。俄克拉荷马州的共和党籍州长Kevin Stitt 则说，你不能给人们一些自由而不给他们另外一些自由，自由是不能选择的。

　　结果上行下效，乔治亚州的North Paulding高中在已经有学生和员工染疫的情况下，还要求学生必须到校上课，而且可以不戴口罩，否则留校察看或者开除，师生中任何在媒体上批评该校的人都将面临纪律处分。该县一所学校的一个护士不堪重负——她们需要跟踪染疫者及与其接触过的人，辞职表示抗议。

　　大学刚刚开学，情况也不乐观。根据《纽约时报》的一项统计，到9月10日为止，在他们调查的1600所四年制的公立与私立大学中，已经累积了至少88000个病例。在Tuscaloosa的阿拉巴马大学，从8月中到现在，已经发生了1889个感染案例;衣阿华州立大学，1200多例;Chapel Hill的北卡罗莱纳州大学，900多例。大部分学校的问题是在开学前没有做好防疫准备，有的学生又不拿新冠当回事，得病之后不遵命隔离，还继续开派对。

　　党派政治也是南部共和党执政的佛罗里达和得克萨斯等州疫情大爆发的一个原因。那里的州长们害怕得罪特朗普，需要和他保持一致，对于民主党支持的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抗疫措施，都一律反对。8月初在南达科他州的斯特吉斯市举行的一年一度、历时10天的摩托车集会，有来自美国和世界各地的35万辆车、50万人参加。德国和圣地亚哥加州州立大学的研究机构测算，这次大会有可能导致至少25到26万人感染，成为迄今全世界最大的超级感染源，造成的损失可能高达122亿美元。在美国的党派政治文化中，抗疫被政治化了。

　　个人主义文化

　　美国文化一个重要基石是个人主义，尽管美国文化中也有“集体主义”的精神。美国文化研究的经典著作、Bellah (贝拉)和Madsen (赵文词)等人所著的《心灵的习惯》(Habits of the Heart)集中讨论了个人主义与个人对群体的承诺问题。他们在书的前言中说，托克维尔在1830年代考察美国时，就发现自己对美国的个人主义既羡慕又担心。

　　像托克维尔那样，这些作者们也担心，美国个人主义潜在的破坏性具有无法被家庭、宗教、社区政治参与所节制的危险，这种危险会使他们变成一个个孤立的个人，进而破坏自由赖以实现的条件。的确，个人主义所倡导的个人的价值、个人的独立、自助、自力更生、进取、向上等等精神，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价值观，但是人又是社会的人，个人离开群体便无法生活，也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很多问题是单个的人所无法解决的。所以我们需要对自己的邻居、同事、同一个城市的人、同一个国家的人、同一个世界的人负有一种责任，怀有一种忠诚，需要在考虑自己利益的同时，考虑群体的共同利益。

　　正如北美殖民地总督温斯洛普(John Winthrop) 1630年在登岸马萨诸塞州之前的布道里所讲，我们相互之间必须有一种兄弟的情谊，愿意拿出一些自己富裕的东西来资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以别人的快乐为快乐，以别人的痛苦为痛苦，共同劳作，共同承担灾难，作为群体的一员，永远将自己的社区放在心里。若非如此，正如林肯在1858年6月16日的著名演讲中所说的，“一个充满内讧的家庭是无法维系的”。

　　显然，从建国前后的温斯洛普、托克维尔、林肯这样的宗教领袖、学者、政治家，到当代的Bellah等研究者，都对个人主义可能对群体造成的伤害有着深刻认识。他们都担心，美国的民主和自由会被极端的个人主义所破坏。

　　而他们担心的事情，在这次疫情中切实发生了。很多美国人太以自我为中心，太强调个人主义、个人利益，从而使得疫情延续，造成更大的危害。比如在戴口罩问题上，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很多美国男人认为戴口罩是一种“软弱”的表现，而完全不顾假如自己是无症状感染者，会将病毒传染给别人。特朗普长期以来拒绝戴口罩，也是这种思维的表现。

　　在这种思维的背后，是一种极端自私的心态。尽管这些人是少数(盖洛普的一个调查发现，72%的美国成年人经常戴口罩，只有18%的人很少或者不戴)，但是和东亚社会的绝大部分人(香港是97%)都戴口罩相比，确实是惊人的不负责任。这在南部共和党人执政的保守地区(如俄克拉荷马、阿拉巴马、乔治亚、得克萨斯等地)尤其严重。白宫的新闻秘书Kayleigh McEnany说，戴不戴口罩是“个人选择”，这当然是错误的，是过于强调个人利益而忽视群体利益、强调个人责任而忽视政府为了集体利益而进行必要监管的责任。

　　也正是这种个人主义的心态，使得很多美国人走向街头，抗议政府关闭商店、酒吧、餐馆、学校的决定。比如4月中在密西根首府Lansing和4月底威斯康星首府Madison，各有几千人在州议会所在地抗议集会，有的甚至扛着长枪，抗议民主党籍州长那些关于抗疫的决定。一个妇女喊道：“开放游乐场!我的小孩们要去玩!”一个老人说他参加过越战，“那个时候各种虫子比这里多多了”。还有人在汽车上挂着“别踩我”(即别在我头上拉屎)的旗子，这是支持共和党的右翼组织“茶党”的口号。俄克拉荷马的抗议者举的牌子上，写着“强制戴口罩是专制行为”。所有这些人的理念都是：“你必须反抗”政府(You have to disobey)。

　　正如一个美国朋友在电邮中和我讲的，美国人倾向于和政府对抗。你让我做什么，我偏不做什么。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对自我的肯定，一种以自我为中心、“无法无天”的个人主义。他们认为美国是“自由之地”(the land of the free)，在自由世界里要求人们戴口罩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7月，白宫的新闻秘书居然将科学和开学对立起来，说“科学不能影响开学”。佛罗里达的一个州法官竟然判决称，当地的一个市长没有权力要求市民戴口罩。阿拉巴马负责选举的州务卿告诉地方官员，不得要求大家在投票时一定要戴口罩。一些共和党州长执政的地方，如亚利桑那、佛罗里达、得克萨斯等都忙着开放商业运作，不严格执行戴口罩等防疫措施。这和他们唯特朗普之命是从有关，与当地民众的个人主义思维也有关。

　　反智倾向

　　关于美国人的反智文化，最有名的论断或许来自Richard Hofstadter的名著《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他认为美国人的反智传统，即对知识、理智以及代表这些东西的知识分子、精英的反感与质疑，对生活中朴素常识的更多重视，其产生早于美国人国家认同的产生。Hofstadter举了当代的很多例子，包括右翼势力对大学的攻击，这个问题到现在依然存在。不过，新冠疫情中的例子就更多了。

　　反智的问题从上到下都存在。特朗普的反智主义已经达到极致。他在8月份任命神经科医生、保守主义智库专家、传染病外行阿特拉斯加入白宫的防疫小组，因为后者在公共政策(比如已经在全世界都被抛弃的“群体免疫”)和经济问题上的看法和特朗普吻合。而真正的传染病专家伯克斯和福奇却被边缘化。福奇是美国最被信任的流行病学专家，但是他到主流电视台去做抗疫防疫的科普却受到政府限制，通常只能到社交媒体上发声。

　　在此之前的4月份，特朗普还建议医学界研究向人体注射消毒剂来消灭新冠病毒，或者用紫外线照射病人身体达到治疗效果。后来他又竭力推荐疗效未经证实、后来被世卫组织要求停用的羟氯喹。在更早的时候，他说新冠肺炎就是一种感冒，病毒很快就会消失。

　　特朗普迫使自己的政府机构跟着他的指挥棒转。结果联邦食品与药物监管局提出要用新冠病人的血浆作为治疗手段，并且疗效达到35%，结果被专家指出这些数据没有根据。特朗普为了减少新冠病例，指使疾控中心提出一项指导原则，即如无症状，可不检测。这样一来，总的病例数目确实会降下来，但是实际病例并没有减少(中国早期计算病例时，也没有包括无症状感染者)。他的逻辑就是，不检测就没有病例，没有病例就没有病毒。无知无畏。当然这一点，也很快遭到人们的抵制。

　　一个共和党的谋士公开说，戴口罩不是防病，而是那些精英人士想表明自己比别人更聪明、更理性、更高人一等。8月28日到9月3日的一个调查显示，五个人中有一个人认为戴口罩对健康有害。

　　哈佛大学的伦理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在最近的一个访谈中提到，美国抗疫失败的原因，除了个人主义之外，还有就是对科学权威的反感与抵制、对科学的不信任。

　　隐私文化

　　上述反智文化和个人主义密切相关，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掉群体的利益。隐私文化则比较复杂，一方面和个人主义有关系，即尊重个人的空间、个人的私领域，另一方面也和美国人口结构的复杂性有关。

　　以病例追踪为例。病例追踪是指由专人给已经发现被感染的人及与其接触过的人打电话，让他们隔离14天，以防感染别人。在大陆中国，这个工作是由社区(比如居委会和村委会，中国最低一级政府机构)来做的。在台湾，这是由里长(最低一级政府机构)及其下属来做的。但美国没有这一层政府机构，只能由该市或县雇佣专人来打电话追踪。

　　这个工作在美国做得非常不成功，是导致疫情蔓延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当然和检测手段不够、所需时间太长(有时候要长达两周)有关，但是和人们不愿意配合也有很大关系。

　　人们为什么不愿意配合?一个原因是他们不信任这些专人。如前所述，美国人对政府、对权威有一种自然的抵抗情绪。像中国那样用健康码(包括各种身份证信息以及脸部识别功能)来追踪每一个人，或者其他亚洲国家地区那样靠手环、手机GPS来追踪病人，在美国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所以美国的电话专员们总要靠一些办法，比如先问食物是否充足、是否有失业救济、是否需要婴儿尿布等等，来先取得对方信任。

　　尽管如此，病例追踪还是困难重重。比如新移民、无证件(非法)移民，就非常担心自己的信息被洩露，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些人又通常是在做一些不可或缺的工作，比如在农场、超市从事劳务或服务工作，染疫的可能性比其他人更高。《纽约时报》的一个报导发现，在7月份的某一周，洛杉矶的跟踪调查发现，有三分之一强的患者不接电话，有一半的人拒绝透露他们和谁有过接触。

　　如何做到既能保护公共健康又能保护个人隐私，的确是一个难题。美国对个人隐私的尊重、对政府的不信任，是构成抗疫困难的原因之一，尽管和其他原因相比，它并非最重要的、也是有可能克服的一个问题。

　　中国可以从美国经验中获得什么教训?

　　美国的政党政治文化使得两党可以相互监督，减少重大政治错误或者灾难发生的可能性。这是中国可以学习的。但是美国的政党政治文化，使得防疫被政治化，延误了对新冠病毒的遏制，造成了更多人的苦难与死亡，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教训。美国两党都需要反省，尤其是共和党需要自问，是否自此就要被特朗普绑架走上不归之路。最近三次共和党赢得选举，两次都没有拿到多数的普通选票，而是靠选举人票当选总统。

　　美国建国理念之一是个人主义、个人权利的神圣性。这本来是非常重要的普世价值，也是中国人需要学习的。但这次在美国,强制戴口罩却被不少人认为是对这种神圣性的一种侵犯。他们以自由为借口，逃避自己对社群的责任。美国的社会团结到了非常脆弱的一个地步，这就使得抗疫举步维艰，和东方社会如日本、香港、台湾、韩国等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为这样的自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反智主义问题上，美国不相信科学与权威的人其实不是很多。6月份《纽约时报》/Siena College的一个民调发现，84%的选民说他们相信医学专家能够提供可靠的信息，但其余那小部分人已经可以造成很大的伤害。中国这方面的问题小一些，但盲目服从权威(比如推崇一些疗效未经证实的中药的专家)、盲目相信政府，也会导致生命的损失。

　　隐私文化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隐私是美国抗疫的短板，但是，一个没有隐私的社会或许更可怕。中国抗疫过程中，大量个人信息被泄露，一些政府部门和商业公司强制收集个人信息、甚至是和抗疫无关的信息，多地还出现了封门封小区等强制措施，也有过度侵犯人权的势头。毕竟瘟疫是百年一遇的事情，个人权益的保护却是大家每天都必须面临的问题。如何在公共健康和个人隐私方面达到平衡，是世界性的问题。德国等一些国家在使用手机软件跟踪病例方面已经有了比较成功的经验，是可以努力的方向。

　　总之，在政党政治文化、个人主义、反智倾向、隐私问题上，都需要在公共利益、政党利益、个人利益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无论美国还是中国都是如此。否则，人类社会很难逃脱下一个灾难。

　　作者系澳门大学社会学系荣休教授

　　美国的疫情从今年3月开始到现在，已持续半年时间。除早期疫情比较严重的纽约等地生活正在逐渐回归正常之外，其他地方还在等待转机。到本文完成的9月11日，全美已经累计染疫640万人，死亡已近20万人。最近两周数字增速有所下降，但总体疫情仍然起伏不定。

　　作为全球经济实力第一强国，美国抗疫为何如此不力?本文试图讨论这一反常现象背后的文化原因。美国人对戴口罩、社会隔离、案例追踪等防疫措施的抵触甚至拒绝，与美国的政党政治文化、个人主义、反智倾向和隐私文化有很大关系。这些文化因素阻碍了美国抗疫的成功，使其过程被拉长，无辜增加了老百姓的痛苦以及生命的损失。

　　政党政治文化

　　多党制的好处是，老百姓可以选择由谁来执政。在某一个党执政的时候，在野党可以监督它，使其不要太偏离大家认可的社会契约。如果执政党走得太偏，那么下次就会被选下来。不过多党制很难避免的一种恶，是一个党为了能够被选上，可能会不择手段，包括恶意诽谤、蛊惑宣传等等。

　　比如特朗普在这次疫情一开始，就说新冠病毒是民主党设的一个局，目的是不让他再次当选。还有人说新冠肺炎是中共和美国的“深度政府”(deep state，即政府中反对特朗普的势力)设的局。特朗普为了不让经济拖他的后腿，在疫情还在蔓延、没有出台有效的防护措施之前，就要求各州赶快复工复学。这些出于选举考量的决定，让疫情一直得不到有效控制。

　　共和党的州长们也都跟着特朗普的指挥棒转。乔治亚州州长Brian Kemp在7月中甚至将要求大家戴口罩的民主党籍亚特兰大市长Keisha Lance Bottoms告上法庭，说她对开工复学施加的种种限制违反了州长命令(不过二者后来达成共识，州长在8月份撤诉)。俄克拉荷马州的共和党籍州长Kevin Stitt 则说，你不能给人们一些自由而不给他们另外一些自由，自由是不能选择的。

　　结果上行下效，乔治亚州的North Paulding高中在已经有学生和员工染疫的情况下，还要求学生必须到校上课，而且可以不戴口罩，否则留校察看或者开除，师生中任何在媒体上批评该校的人都将面临纪律处分。该县一所学校的一个护士不堪重负——她们需要跟踪染疫者及与其接触过的人，辞职表示抗议。

　　大学刚刚开学，情况也不乐观。根据《纽约时报》的一项统计，到9月10日为止，在他们调查的1600所四年制的公立与私立大学中，已经累积了至少88000个病例。在Tuscaloosa的阿拉巴马大学，从8月中到现在，已经发生了1889个感染案例;衣阿华州立大学，1200多例;Chapel Hill的北卡罗莱纳州大学，900多例。大部分学校的问题是在开学前没有做好防疫准备，有的学生又不拿新冠当回事，得病之后不遵命隔离，还继续开派对。

　　党派政治也是南部共和党执政的佛罗里达和得克萨斯等州疫情大爆发的一个原因。那里的州长们害怕得罪特朗普，需要和他保持一致，对于民主党支持的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抗疫措施，都一律反对。8月初在南达科他州的斯特吉斯市举行的一年一度、历时10天的摩托车集会，有来自美国和世界各地的35万辆车、50万人参加。德国和圣地亚哥加州州立大学的研究机构测算，这次大会有可能导致至少25到26万人感染，成为迄今全世界最大的超级感染源，造成的损失可能高达122亿美元。在美国的党派政治文化中，抗疫被政治化了。

　　个人主义文化

　　美国文化一个重要基石是个人主义，尽管美国文化中也有“集体主义”的精神。美国文化研究的经典著作、Bellah (贝拉)和Madsen (赵文词)等人所著的《心灵的习惯》(Habits of the Heart)集中讨论了个人主义与个人对群体的承诺问题。他们在书的前言中说，托克维尔在1830年代考察美国时，就发现自己对美国的个人主义既羡慕又担心。

　　像托克维尔那样，这些作者们也担心，美国个人主义潜在的破坏性具有无法被家庭、宗教、社区政治参与所节制的危险，这种危险会使他们变成一个个孤立的个人，进而破坏自由赖以实现的条件。的确，个人主义所倡导的个人的价值、个人的独立、自助、自力更生、进取、向上等等精神，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价值观，但是人又是社会的人，个人离开群体便无法生活，也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很多问题是单个的人所无法解决的。所以我们需要对自己的邻居、同事、同一个城市的人、同一个国家的人、同一个世界的人负有一种责任，怀有一种忠诚，需要在考虑自己利益的同时，考虑群体的共同利益。

　　正如北美殖民地总督温斯洛普(John Winthrop) 1630年在登岸马萨诸塞州之前的布道里所讲，我们相互之间必须有一种兄弟的情谊，愿意拿出一些自己富裕的东西来资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以别人的快乐为快乐，以别人的痛苦为痛苦，共同劳作，共同承担灾难，作为群体的一员，永远将自己的社区放在心里。若非如此，正如林肯在1858年6月16日的著名演讲中所说的，“一个充满内讧的家庭是无法维系的”。

　　显然，从建国前后的温斯洛普、托克维尔、林肯这样的宗教领袖、学者、政治家，到当代的Bellah等研究者，都对个人主义可能对群体造成的伤害有着深刻认识。他们都担心，美国的民主和自由会被极端的个人主义所破坏。

　　而他们担心的事情，在这次疫情中切实发生了。很多美国人太以自我为中心，太强调个人主义、个人利益，从而使得疫情延续，造成更大的危害。比如在戴口罩问题上，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很多美国男人认为戴口罩是一种“软弱”的表现，而完全不顾假如自己是无症状感染者，会将病毒传染给别人。特朗普长期以来拒绝戴口罩，也是这种思维的表现。

　　在这种思维的背后，是一种极端自私的心态。尽管这些人是少数(盖洛普的一个调查发现，72%的美国成年人经常戴口罩，只有18%的人很少或者不戴)，但是和东亚社会的绝大部分人(香港是97%)都戴口罩相比，确实是惊人的不负责任。这在南部共和党人执政的保守地区(如俄克拉荷马、阿拉巴马、乔治亚、得克萨斯等地)尤其严重。白宫的新闻秘书Kayleigh McEnany说，戴不戴口罩是“个人选择”，这当然是错误的，是过于强调个人利益而忽视群体利益、强调个人责任而忽视政府为了集体利益而进行必要监管的责任。

　　也正是这种个人主义的心态，使得很多美国人走向街头，抗议政府关闭商店、酒吧、餐馆、学校的决定。比如4月中在密西根首府Lansing和4月底威斯康星首府Madison，各有几千人在州议会所在地抗议集会，有的甚至扛着长枪，抗议民主党籍州长那些关于抗疫的决定。一个妇女喊道：“开放游乐场!我的小孩们要去玩!”一个老人说他参加过越战，“那个时候各种虫子比这里多多了”。还有人在汽车上挂着“别踩我”(即别在我头上拉屎)的旗子，这是支持共和党的右翼组织“茶党”的口号。俄克拉荷马的抗议者举的牌子上，写着“强制戴口罩是专制行为”。所有这些人的理念都是：“你必须反抗”政府(You have to disobey)。

　　正如一个美国朋友在电邮中和我讲的，美国人倾向于和政府对抗。你让我做什么，我偏不做什么。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对自我的肯定，一种以自我为中心、“无法无天”的个人主义。他们认为美国是“自由之地”(the land of the free)，在自由世界里要求人们戴口罩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7月，白宫的新闻秘书居然将科学和开学对立起来，说“科学不能影响开学”。佛罗里达的一个州法官竟然判决称，当地的一个市长没有权力要求市民戴口罩。阿拉巴马负责选举的州务卿告诉地方官员，不得要求大家在投票时一定要戴口罩。一些共和党州长执政的地方，如亚利桑那、佛罗里达、得克萨斯等都忙着开放商业运作，不严格执行戴口罩等防疫措施。这和他们唯特朗普之命是从有关，与当地民众的个人主义思维也有关。

　　反智倾向

　　关于美国人的反智文化，最有名的论断或许来自Richard Hofstadter的名著《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他认为美国人的反智传统，即对知识、理智以及代表这些东西的知识分子、精英的反感与质疑，对生活中朴素常识的更多重视，其产生早于美国人国家认同的产生。Hofstadter举了当代的很多例子，包括右翼势力对大学的攻击，这个问题到现在依然存在。不过，新冠疫情中的例子就更多了。

　　反智的问题从上到下都存在。特朗普的反智主义已经达到极致。他在8月份任命神经科医生、保守主义智库专家、传染病外行阿特拉斯加入白宫的防疫小组，因为后者在公共政策(比如已经在全世界都被抛弃的“群体免疫”)和经济问题上的看法和特朗普吻合。而真正的传染病专家伯克斯和福奇却被边缘化。福奇是美国最被信任的流行病学专家，但是他到主流电视台去做抗疫防疫的科普却受到政府限制，通常只能到社交媒体上发声。

　　在此之前的4月份，特朗普还建议医学界研究向人体注射消毒剂来消灭新冠病毒，或者用紫外线照射病人身体达到治疗效果。后来他又竭力推荐疗效未经证实、后来被世卫组织要求停用的羟氯喹。在更早的时候，他说新冠肺炎就是一种感冒，病毒很快就会消失。

　　特朗普迫使自己的政府机构跟着他的指挥棒转。结果联邦食品与药物监管局提出要用新冠病人的血浆作为治疗手段，并且疗效达到35%，结果被专家指出这些数据没有根据。特朗普为了减少新冠病例，指使疾控中心提出一项指导原则，即如无症状，可不检测。这样一来，总的病例数目确实会降下来，但是实际病例并没有减少(中国早期计算病例时，也没有包括无症状感染者)。他的逻辑就是，不检测就没有病例，没有病例就没有病毒。无知无畏。当然这一点，也很快遭到人们的抵制。

　　一个共和党的谋士公开说，戴口罩不是防病，而是那些精英人士想表明自己比别人更聪明、更理性、更高人一等。8月28日到9月3日的一个调查显示，五个人中有一个人认为戴口罩对健康有害。

　　哈佛大学的伦理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在最近的一个访谈中提到，美国抗疫失败的原因，除了个人主义之外，还有就是对科学权威的反感与抵制、对科学的不信任。

　　隐私文化

　　上述反智文化和个人主义密切相关，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掉群体的利益。隐私文化则比较复杂，一方面和个人主义有关系，即尊重个人的空间、个人的私领域，另一方面也和美国人口结构的复杂性有关。

　　以病例追踪为例。病例追踪是指由专人给已经发现被感染的人及与其接触过的人打电话，让他们隔离14天，以防感染别人。在大陆中国，这个工作是由社区(比如居委会和村委会，中国最低一级政府机构)来做的。在台湾，这是由里长(最低一级政府机构)及其下属来做的。但美国没有这一层政府机构，只能由该市或县雇佣专人来打电话追踪。

　　这个工作在美国做得非常不成功，是导致疫情蔓延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当然和检测手段不够、所需时间太长(有时候要长达两周)有关，但是和人们不愿意配合也有很大关系。

　　人们为什么不愿意配合?一个原因是他们不信任这些专人。如前所述，美国人对政府、对权威有一种自然的抵抗情绪。像中国那样用健康码(包括各种身份证信息以及脸部识别功能)来追踪每一个人，或者其他亚洲国家地区那样靠手环、手机GPS来追踪病人，在美国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所以美国的电话专员们总要靠一些办法，比如先问食物是否充足、是否有失业救济、是否需要婴儿尿布等等，来先取得对方信任。

　　尽管如此，病例追踪还是困难重重。比如新移民、无证件(非法)移民，就非常担心自己的信息被洩露，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些人又通常是在做一些不可或缺的工作，比如在农场、超市从事劳务或服务工作，染疫的可能性比其他人更高。《纽约时报》的一个报导发现，在7月份的某一周，洛杉矶的跟踪调查发现，有三分之一强的患者不接电话，有一半的人拒绝透露他们和谁有过接触。

　　如何做到既能保护公共健康又能保护个人隐私，的确是一个难题。美国对个人隐私的尊重、对政府的不信任，是构成抗疫困难的原因之一，尽管和其他原因相比，它并非最重要的、也是有可能克服的一个问题。

　　中国可以从美国经验中获得什么教训?

　　美国的政党政治文化使得两党可以相互监督，减少重大政治错误或者灾难发生的可能性。这是中国可以学习的。但是美国的政党政治文化，使得防疫被政治化，延误了对新冠病毒的遏制，造成了更多人的苦难与死亡，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教训。美国两党都需要反省，尤其是共和党需要自问，是否自此就要被特朗普绑架走上不归之路。最近三次共和党赢得选举，两次都没有拿到多数的普通选票，而是靠选举人票当选总统。

　　美国建国理念之一是个人主义、个人权利的神圣性。这本来是非常重要的普世价值，也是中国人需要学习的。但这次在美国,强制戴口罩却被不少人认为是对这种神圣性的一种侵犯。他们以自由为借口，逃避自己对社群的责任。美国的社会团结到了非常脆弱的一个地步，这就使得抗疫举步维艰，和东方社会如日本、香港、台湾、韩国等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为这样的自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反智主义问题上，美国不相信科学与权威的人其实不是很多。6月份《纽约时报》/Siena College的一个民调发现，84%的选民说他们相信医学专家能够提供可靠的信息，但其余那小部分人已经可以造成很大的伤害。中国这方面的问题小一些，但盲目服从权威(比如推崇一些疗效未经证实的中药的专家)、盲目相信政府，也会导致生命的损失。

　　隐私文化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隐私是美国抗疫的短板，但是，一个没有隐私的社会或许更可怕。中国抗疫过程中，大量个人信息被泄露，一些政府部门和商业公司强制收集个人信息、甚至是和抗疫无关的信息，多地还出现了封门封小区等强制措施，也有过度侵犯人权的势头。毕竟瘟疫是百年一遇的事情，个人权益的保护却是大家每天都必须面临的问题。如何在公共健康和个人隐私方面达到平衡，是世界性的问题。德国等一些国家在使用手机软件跟踪病例方面已经有了比较成功的经验，是可以努力的方向。

　　总之，在政党政治文化、个人主义、反智倾向、隐私问题上，都需要在公共利益、政党利益、个人利益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无论美国还是中国都是如此。否则，人类社会很难逃脱下一个灾难。

　　作者系澳门大学社会学系荣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