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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可以说都是一部国内人口迁移的历史。引发国内人口迁移的因素很多,包括经济发展、技术革新、城镇化、天灾人祸、地理气候变化,等等。人口迁移不仅仅是人口在地理空间上的移动,它也会带来政治空间上的变化,即国内政治力量的重组和消长。这就是政治地理学,它研究的不仅是地理环境(如自然资源和气候)和地理变化(如人口迁移)对政治的影响,还包括政治行为(如恐怖主义)的地理分布。
一、从大西洋到太平洋
具体到美国,其人口的地理变化经历了三个明显的阶段。第一阶段从17世纪初第一批殖民者定居大西洋沿岸到19世纪末美国领土延伸到太平洋海岸,这200多年的美国历史就是人口往西部迁移以及随之而来的领土往西部扩张的历史。这段历史也因此被称为“西进运动”,它催生了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得里克·特纳(Frederick Turner )著名的边疆学说。他认为:“直到今天,美国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大西部殖民的历史。一片自由土地的存在,它的持续萎缩,以及定居点的不断西进,解释了美国的发展进程。”
西进运动对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远影响。没有西进运动,美国的国土也就不会横跨整个北美大陆;没有西进运动,中西部广袤的农业区或许不会成为美国的州,而没有这些农业州对北方的支持,美国内战的结局或许会被改写(或者北方的胜利需要更大的代价);没有西进运动,大湖区也不会成为美国的制造业基地,而没有制造业所雇佣的大量工人,大湖区也不会在罗斯福新政后的半个世纪里一直是民主党的重要票仓。此外,西进运动还加强了美国政治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和政治平等、引发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民粹主义运动、导致了重农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兴起,等等。
二、非洲裔大迁移
西进运动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这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二次人口大迁移,其特点是非洲裔从南方大规模迁移到其他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和东北部的工业中心。非洲裔的大迁移又可以分为1910-1940年和1940-1970年两个阶段。由于20世纪初美国收紧了移民政策,中西部和东北部的工业基地严重缺乏劳动力,因此非洲裔第一阶段大迁移的主要目的地是北方的工业中心,如芝加哥、底特律、纽约和费城。第二次大迁移的主要目的地除了上述传统工业中心,还包括太平洋沿岸的旧金山和洛杉矶。与第一次大迁移相比,推动第二次大迁移的重要因素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北方工业城市的劳动力需求激增、民权运动(包括历史性的《1964年民权法案》的签署),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南方非洲裔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两次大迁移的直接后果是,南方非洲裔人口急剧减少,而北方城市的非洲裔人口急剧增加。有数据显示,1910年有89%的非洲裔居住在南方,然而到了1970年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了53%。1940年非洲裔只占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市总人口的10.6%,然而30年之后这个比例已经激增到54.2%。同样,1930年住在加州主要城市的非洲裔只有5万多一点,到了1950年已经增加到25万。大量非洲裔离开南方导致居住在中西部和东北部大城市的达到投票年龄的非洲裔人口激增。根据一项估算,1940年芝加哥和纽约达到投票年龄的非洲裔人口分别约为20万和30万,而30年之后分别是近60万和超过90万。由于绝大多数非洲裔支持民主党,再加上他们聚居在大城市,因此这些城市长期以来一直是民主党的堡垒。
三、空调与人口南迁
第三次人口大迁移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与第二次大迁移不同,这一次的主体是白人,并且迁移的方向正好相反,从北方寒冷地区到南方阳光地带。与前两次迁移相比,引发第三次迁移的重要因素是空调的发明。因此,这一次大迁移也可被称为空调政治学,是技术影响人口迁移和政治发展的一个典型例子。
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属于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天漫长寒冷;而南方一些州(尤其是邻近墨西哥湾的州)则属于亚热带气候,夏天漫长酷热。因此很多北方人愿意到南方过冬,但不愿意在南方常住。然而空调的发明改变了这一季节性人口迁移模式,因为人造凉风把酷暑挡在了窗外,使得南方变得四季宜居,于是越来越多的北方居民开始永久性迁移到阳光充足的南方。
家用窗式空调于1951年进入美国市场,到1955年,平均每22个家庭就有1个安装了空调,而在南方每10个家庭就有1个安装了空调。还有数据显示,1960年整个南方的空调普及率为12.4%,到了1980年已经达到55%。佛罗里达是南方各州中常年温度最高的,它在1960年的空调普及率已经达到18.3%,20年之后激增到84%,位居南方各州之首。
空调所带来的人口迁移以及相应的政治效应在佛罗里达体现得最为明显。冬天有阳光和沙滩,夏天有凉爽的室内,佛罗里达因此成为北方人口南迁最受欢迎的目的地之一。有研究显示,早在1950年佛罗里达27.1%的居民出生在南方之外的其他州,这个比例远远高于南方其他10个州,而到了1990年,这个比例已经攀升至50.1%,也就是两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出生在南方之外。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想迁移到佛罗里达。佛罗里达州政府的统计数据显示,按照年龄段分类,该州人口增长最快的是65岁以上的老人,从1960年的55万猛增到2010年的320多万。对绝大多数人来说,65岁意味着退休,因此在迁移上有更大的自由,而阳光、沙滩、空调则让佛罗里达成为老人(尤其是原来住在北方寒冷地区的老人)南迁的首选目的地。
老年人在意识形态上一般来说更加保守,因此这么多的老年人迁移到佛罗里达的直接后果就是该州选民在意识形态上更加保守,在选举中更支持共和党。老年人还有一个特点,他们的投票率高于年轻人。最后一点,按照美国的选举制度,一个州的人口越多,它的众议员就越多;而众议员越多,则意味着该州在选举人团的人数越多(选举人团总人数等于每个州在联邦国会的众议员和参议员的人数总和,而每个州的参议员人数是固定的两名)。现在佛罗里达的选举人票是29张,与纽约州并列,仅次加州的55票和得克萨斯的38票。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佛罗里达就成了共和党特别重视的关键州。特朗普能够在2016年大选获胜,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就是他赢得了佛罗里达的29张选举人票。
四、结束语
空调在南方迅速普及并吸引大量北方老人南迁的同时,另一场人口迁移也开始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石油危机、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欧洲和亚洲的制造业兴起,曾经是美国工业化中心的中西部开始走向衰落,变成了所谓的“铁锈地带”。与此同时,南部和西部地区在航天、信息技术以及石油化工等产业的带动下成为美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在此背景下,中西部铁锈地带(由于冬季寒冷也被称为“风雪地带”)的人口开始逐渐往南部和西部地区(也被称为阳光地带)迁移。产业工人曾经是民主党最稳固的票仓之一,而他们的人口迅速减少则意味着民主党在这些工业城市以及它们所在州的选举力量显著减弱,其结果是密歇根、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威斯康星等州成了摇摆州。
与此同时,受党内极端自由派的影响,民主党逐渐淡化其传统支持者所关注的经济和社会福利问题,转而强调同性恋权利、性别平等、种族平等、政治正确等身份政治议题。民主党在身份政治上的“左倾冒进”不仅疏远了其传统支持者,而且给了共和党可乘之机:后者以传统价值观守卫者自居,吸引了大量中下层白人的支持。这也是特朗普能够在2016年击败希拉里的最重要因素。
总之,人口的地理移动给美国政治带来了深远影响。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个领域却没有受到国内学界的足够重视。除了美国外交和中美关系,希望有更多学者投身到美国的政治地理学研究,真正理解美国政治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可以说都是一部国内人口迁移的历史。引发国内人口迁移的因素很多,包括经济发展、技术革新、城镇化、天灾人祸、地理气候变化,等等。人口迁移不仅仅是人口在地理空间上的移动,它也会带来政治空间上的变化,即国内政治力量的重组和消长。这就是政治地理学,它研究的不仅是地理环境(如自然资源和气候)和地理变化(如人口迁移)对政治的影响,还包括政治行为(如恐怖主义)的地理分布。
一、从大西洋到太平洋
具体到美国,其人口的地理变化经历了三个明显的阶段。第一阶段从17世纪初第一批殖民者定居大西洋沿岸到19世纪末美国领土延伸到太平洋海岸,这200多年的美国历史就是人口往西部迁移以及随之而来的领土往西部扩张的历史。这段历史也因此被称为“西进运动”,它催生了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得里克·特纳(Frederick Turner )著名的边疆学说。他认为:“直到今天,美国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大西部殖民的历史。一片自由土地的存在,它的持续萎缩,以及定居点的不断西进,解释了美国的发展进程。”
西进运动对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远影响。没有西进运动,美国的国土也就不会横跨整个北美大陆;没有西进运动,中西部广袤的农业区或许不会成为美国的州,而没有这些农业州对北方的支持,美国内战的结局或许会被改写(或者北方的胜利需要更大的代价);没有西进运动,大湖区也不会成为美国的制造业基地,而没有制造业所雇佣的大量工人,大湖区也不会在罗斯福新政后的半个世纪里一直是民主党的重要票仓。此外,西进运动还加强了美国政治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和政治平等、引发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民粹主义运动、导致了重农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兴起,等等。
二、非洲裔大迁移
西进运动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这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二次人口大迁移,其特点是非洲裔从南方大规模迁移到其他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和东北部的工业中心。非洲裔的大迁移又可以分为1910-1940年和1940-1970年两个阶段。由于20世纪初美国收紧了移民政策,中西部和东北部的工业基地严重缺乏劳动力,因此非洲裔第一阶段大迁移的主要目的地是北方的工业中心,如芝加哥、底特律、纽约和费城。第二次大迁移的主要目的地除了上述传统工业中心,还包括太平洋沿岸的旧金山和洛杉矶。与第一次大迁移相比,推动第二次大迁移的重要因素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北方工业城市的劳动力需求激增、民权运动(包括历史性的《1964年民权法案》的签署),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南方非洲裔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两次大迁移的直接后果是,南方非洲裔人口急剧减少,而北方城市的非洲裔人口急剧增加。有数据显示,1910年有89%的非洲裔居住在南方,然而到了1970年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了53%。1940年非洲裔只占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市总人口的10.6%,然而30年之后这个比例已经激增到54.2%。同样,1930年住在加州主要城市的非洲裔只有5万多一点,到了1950年已经增加到25万。大量非洲裔离开南方导致居住在中西部和东北部大城市的达到投票年龄的非洲裔人口激增。根据一项估算,1940年芝加哥和纽约达到投票年龄的非洲裔人口分别约为20万和30万,而30年之后分别是近60万和超过90万。由于绝大多数非洲裔支持民主党,再加上他们聚居在大城市,因此这些城市长期以来一直是民主党的堡垒。
三、空调与人口南迁
第三次人口大迁移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与第二次大迁移不同,这一次的主体是白人,并且迁移的方向正好相反,从北方寒冷地区到南方阳光地带。与前两次迁移相比,引发第三次迁移的重要因素是空调的发明。因此,这一次大迁移也可被称为空调政治学,是技术影响人口迁移和政治发展的一个典型例子。
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属于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天漫长寒冷;而南方一些州(尤其是邻近墨西哥湾的州)则属于亚热带气候,夏天漫长酷热。因此很多北方人愿意到南方过冬,但不愿意在南方常住。然而空调的发明改变了这一季节性人口迁移模式,因为人造凉风把酷暑挡在了窗外,使得南方变得四季宜居,于是越来越多的北方居民开始永久性迁移到阳光充足的南方。
家用窗式空调于1951年进入美国市场,到1955年,平均每22个家庭就有1个安装了空调,而在南方每10个家庭就有1个安装了空调。还有数据显示,1960年整个南方的空调普及率为12.4%,到了1980年已经达到55%。佛罗里达是南方各州中常年温度最高的,它在1960年的空调普及率已经达到18.3%,20年之后激增到84%,位居南方各州之首。
空调所带来的人口迁移以及相应的政治效应在佛罗里达体现得最为明显。冬天有阳光和沙滩,夏天有凉爽的室内,佛罗里达因此成为北方人口南迁最受欢迎的目的地之一。有研究显示,早在1950年佛罗里达27.1%的居民出生在南方之外的其他州,这个比例远远高于南方其他10个州,而到了1990年,这个比例已经攀升至50.1%,也就是两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出生在南方之外。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想迁移到佛罗里达。佛罗里达州政府的统计数据显示,按照年龄段分类,该州人口增长最快的是65岁以上的老人,从1960年的55万猛增到2010年的320多万。对绝大多数人来说,65岁意味着退休,因此在迁移上有更大的自由,而阳光、沙滩、空调则让佛罗里达成为老人(尤其是原来住在北方寒冷地区的老人)南迁的首选目的地。
老年人在意识形态上一般来说更加保守,因此这么多的老年人迁移到佛罗里达的直接后果就是该州选民在意识形态上更加保守,在选举中更支持共和党。老年人还有一个特点,他们的投票率高于年轻人。最后一点,按照美国的选举制度,一个州的人口越多,它的众议员就越多;而众议员越多,则意味着该州在选举人团的人数越多(选举人团总人数等于每个州在联邦国会的众议员和参议员的人数总和,而每个州的参议员人数是固定的两名)。现在佛罗里达的选举人票是29张,与纽约州并列,仅次加州的55票和得克萨斯的38票。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佛罗里达就成了共和党特别重视的关键州。特朗普能够在2016年大选获胜,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就是他赢得了佛罗里达的29张选举人票。
四、结束语
空调在南方迅速普及并吸引大量北方老人南迁的同时,另一场人口迁移也开始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石油危机、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欧洲和亚洲的制造业兴起,曾经是美国工业化中心的中西部开始走向衰落,变成了所谓的“铁锈地带”。与此同时,南部和西部地区在航天、信息技术以及石油化工等产业的带动下成为美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在此背景下,中西部铁锈地带(由于冬季寒冷也被称为“风雪地带”)的人口开始逐渐往南部和西部地区(也被称为阳光地带)迁移。产业工人曾经是民主党最稳固的票仓之一,而他们的人口迅速减少则意味着民主党在这些工业城市以及它们所在州的选举力量显著减弱,其结果是密歇根、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威斯康星等州成了摇摆州。
与此同时,受党内极端自由派的影响,民主党逐渐淡化其传统支持者所关注的经济和社会福利问题,转而强调同性恋权利、性别平等、种族平等、政治正确等身份政治议题。民主党在身份政治上的“左倾冒进”不仅疏远了其传统支持者,而且给了共和党可乘之机:后者以传统价值观守卫者自居,吸引了大量中下层白人的支持。这也是特朗普能够在2016年击败希拉里的最重要因素。
总之,人口的地理移动给美国政治带来了深远影响。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个领域却没有受到国内学界的足够重视。除了美国外交和中美关系,希望有更多学者投身到美国的政治地理学研究,真正理解美国政治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